中财网2017做微商还能赚钱吗:看，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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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171·262定价：O．26元
制作者：XiaoWen/2006年09月20日
毛主席语录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目录
1 苏修经济困难重重
2 苏联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3 苏修工业陷入严重混乱状态
4 苏修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恶果
5 苏修大搞利润挂帅阻碍新技术的采用
6 苏联的集体农庄已经蜕化变质
7 勃列日涅夫农业政策破产的十年
8 吹牛吹不出粮食
9 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10苏联国营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11商品化的苏联社会
12苏联劳动人民遭受残酷压榨生活日益贫困
13苏修的法西斯专政激起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
14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
15“泰罗制”的复活
16剖析苏修所谓“民族接近”政策
17新沙皇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人
18苏修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19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
20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21为复辟资本主义推波助澜的苏修文艺
22苏修《按劳分配》的实质
23苏修社会的腐朽面貌
24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25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
26苏联超级大国也是超级剥削者
1 苏修经济困难重重
秉军
当前，苏修的经济已日趋衰落，各种矛盾更加尖锐。
计划落空经济混乱
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在内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它的国民经济中重新发生作用。尽管他们继续制订计划，规定发展比例，但结果是，计划落空，比例失调，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目前正在执行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它的一些重要计划指标显然已无法完成。比如，五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每年应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八，但是头三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点三，去年更低，增长了百分之五，今年的计划也只规定增长百分之六点五。轻工业、食品工业的增长指标，连苏修计划机构的头目也承认“不可能达到”。另一些指标，年年调整，年年压缩，以便制造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的假象。以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五年计划前四年规定应增长百分之二十九，而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显然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可是，苏修把这四年中的一九七四年的计划压低到百分之六，最近据宣布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于是就作为“超额完成”而大吹大擂。苏修就是采用这种欺骗手法来掩盖他们计划破产的丑态。
为了适应苏修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它的重工业，主要是军火工业不断膨胀，而民用工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从一九五三到一九七三年，消费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百分之三十点八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点五。苏修领导集团为缓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曾一再许愿要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可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并没有改变过去的情况，今年干脆规定生产资料的增长为百分之七，而消费品的增长为百分之六。问题的本质是：大炮挤掉了牛油。勃列日涅夫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许诺也成了泡影。
苏修头目最近不得不供认，在完成计划当中，还存在“困难和缺点”。苏修报刊接着透露：在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时期里，“并非所有部门都能保持计划规定的速度”，部分企业没有完成“计划”。比如，钢铁企业连年完不成主要钢材的生产计划，一九七三年，低合金轧钢材的生产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六。钢铁、机械、化工、轻工等部门的许多企业由于追求利润、奖金，经常不顾协作单位的订货而破坏供货合同，造成工业生产中的极大混乱。多年来，苏修主要靠增加投资来维持工业的增长率。投资虽多，但效率很低。苏联自己的调查材料表明，有半数新企业没能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设计能力。乌伐洛夫化工厂是苏联最大的几家化工厂之一，它一九六八年投产的设备，到一九七四年底发挥效能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苏联工业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劳动生产率很低，浪费大得惊人。据报道，苏联在开采石油时，每年大约要损失二百亿立方米共生石油瓦斯。消费品质量的低劣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苏修承认，大约有半数消费品达不到质量标准。
农业歉收粮食进口
苏联的农业情况更是一团糟。农业政策屡遭失败，曾使赫鲁晓夫时期的六个农业部长先后被撤职，它最后成了赫鲁晓夫本人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一上台，曾拍着胸脯担保要把农业“引上不断高涨的道路”。可是，曾几何时，勃列日涅夫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哀叹，农业这个部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经济中一个最复杂而又最困难的部门。在他执政的十年期间就有六年粮食减产。据苏修公布，去年粮食生产比前年减产百分之十二，比计划少收一千万吨。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粮食每年都有出口。而自从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苏联的农业生产每况愈下，以致常常要在国外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才能弥补国内的粮食短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仅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共进口粮食三千九百四十万吨，除去出口的数额，净进口二千九百九十万吨。去年又继续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数百万吨。今天，苏联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
由于粮食短缺，畜牧业的情况也很不景气。生猪的存栏头数一九六三年以来大幅度下降，直到一九七四年还未达到一九六三年的水平。绵羊和山羊每年的存栏总头数也比一九六三年为低。由于畜牧业落后，造成肉类、奶类供应紧张。最近几年苏联一直从国外进口肉类、奶类、鸡蛋、蔬菜、食糖等。
资金匮乏大借外债
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疯狂扩军备战，使苏修的财政状况极为紧张。苏修自称其国民收入为美国的三分之二，而军费开支却同美国不相上下。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军火工业，造成资金严重不足，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近年来苏修经常吹嘘的几项较大的工程，如生产小轿车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生产卡车的卡马汽车制造厂、开发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一些工程等，无一不是靠西方的贷款搞起来的。苏修御用文人恬不知耻地说，苏联今天如果要“办一件重要事情”，特别是要实现一项“大规模计划”，“没有贷款是办不到的”。据不完全统计，苏修近十年来向西方国家借贷款项总额已达八十五亿美元，一九七○年以后借的占百分之八十。事实证明，苏修已经到了没有西方贷款就过不了日子的地步。
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苏修还在“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迫使“经互会”成员国向它提供资金、设备。据报道，单是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九六○至一九七○年就向苏联提供了约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在“协调”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计划时，苏修又向东德等五国索取长期“专用贷款”十多亿卢布。由此可见，苏修对它那个“大家庭”成员的盘剥也愈来愈厉害了。
苏修还在本国劳动人民的头上打主意。他们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榨取人民更多的血汗。仅居民税一项，就从一九六○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十四年内增加了两倍。国内发行的公债，到期的已达二百五十八亿卢布，苏修宣布去年年底前偿还十亿卢布，其余的则采取变相赖账的办法，推迟到一九九○年还清。
苏修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是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
(载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2 苏联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苏联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了一九七四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执行结果。尽管这个材料中的许多数字是经过苏修当局精心粉饰的，但是，人们只要对这个材料进行一些分析，就不难看出，一九七四年苏联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工业中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的项目所占比重之大，远远超过这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农业又一次大幅度减产。
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大力推行以利润为中心的“新经济体制”，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苏修所制定的历次五年计划都是以大部分主要指标未完成而告终。
对比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一九七四年生产“成就”和苏修过去公布的计划指标，在那些可供比较的项目中，工业方面约有五分之四的项目没有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标。未完成计划的项目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铁、钢、黑色金属轧材、合成树脂和塑料、化学纤维、涡轮机等许多重要产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去年年底透露：“苏联钢铁工业企业牟年都完不成最有用品种的金属产品的生产计划。”苏联《真理报》去年年底承认，由于“燃料工业某些企业没有完成任务”，“随着寒冷的来临，这就可能对满足国民经济和居民的需要产生影响”。
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也没有完成计划。海洋、汽车货运以及铁路、公共汽车、航空客运等都没有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标。基本建设的情况更加严重。苏联中央统计局供认，“在基本建设中继续存在着严重缺点：国民经济和工业一系列部门没有完成增加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的计划”，“未完成的建筑工程量在这一年有所增加”。煤矿基建计划仅完成百分之七十，炼铁——百分之七十，炼钢——百分之四十三，成品轧材甚至仅完成百分之三十八。
在经济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仍然坚持“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方针，结果使那些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部门——农业、消费品工业等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这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曾经再三许诺：“在工业中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向市场充分供应消费品”等等。然而，这个五年计划头四年执行情况证明，四年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没有任何一年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一九七四年消费品生产增长率仍然是大大落后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率。
在生产资料生产中，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项目，如轻工业设备、食品、肉奶、鱼品工业设备等，一九七四年的产量连一九七三年的指标都没有达到。向农业提供拖拉机、谷物联合收获机和化肥等方面的指标也没有达到。一九七四年向农业提供的谷物联合收获机甚至少于一九六六年。在消费品生产方面，问题更加严重得多。从苏修自日公布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棉布、毛料、绸缎、亚麻布、针织品、缝纫品、皮鞋、甜菜砂糖等，在这个五年计划的头四年中没有一年完成计划指标，一九七四年针织品和皮鞋的产量只分别达到指标的百分之八十四和八十六。甜菜砂糖比计划少生产一百多万吨。这一年棉布和针织品产量仅相当于一九七一年计划产量，而皮鞋产量甚至比一九七一年指标还要低。苏联《真理报》去年十二月承认，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日用器具制造业等部门的企业，“经常完不成日用品的生产计划”。至于产品质量，那就更谈不上了。苏联《消息报》供认：“在轻工业方面，优质产品仅占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给农业带来的恶果尤其显著，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间，粮食就出现了六次减产。据苏联中央统计局材料，苏联粮食产量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减少约二千七百万吨。其他主要农产品，如甜菜、葵花子、土豆、蔬菜等，也普遍减产。甜菜、土豆的产量远远低于一九六八年的水平，比一九七三年分别减产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二十五。奶、肉、羊毛的产量等都未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标。
消费品生产连年完不成计划，“向市场充分供应消费品”的诺言又怎么能兑现呢?为了给商店撑门面，苏联一九七三年在西方市场上抢购了两千万吨粮食，大量的肉类、黄油、砂糖等，一九七四年继续在西方市场上抢购这类商品。苏修还从它的“兄弟国家”榨取了大量畜产品、水果、蔬菜、皮鞋之类消费品。正象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所嘲讽的：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为使苏联人“能在西方的面包上再涂上西方的黄油”而辛苦奔波。尽管如此，消费品还是不能“充分供应”。苏联中央统计局在这项公报中谈到苏联消费品供应时也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认。“居民对其中某些(消费品)的需求还不能充分满足。”
经济情况尽管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集团仍然要打肿脸充胖子，千方百计吹嘘所谓的“成就”。方法之一是玩弄数字游戏。苏联粮食在一九七四年又一次大幅度减产，在苏联中央统计局的公报中却拿一九七四年产量同曾经有过两次大减产的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三年的年平均产量比较，这样一来似乎一九七四年就有所“增产”了。方法之二是一再压低指标。在公报中纸浆造纸工业是“超额完成”计划的。但是，实际上这一部门的主要产品纸浆、纸张和纸板不仅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原订指标，而且也没有完成曾在一九七三年年底大大压缩过的一九七四年度修订指标，也许所谓“超额完成”的只不过是一九七四年在执行过程中又一次压缩的指标而已。方法之三是干脆把失败吹成“成就”。农业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亲自抓的部门，就是这个部门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年间出现了六次大减产，实在不好交代。而《真理报》今年一月的社论竟硬着头皮说，苏联农业由于“始终不渝地实现”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政策，“已经可靠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高度发达的部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拙劣的伎俩并不能变成现实的物资，也掩盖不了苏联经济的严重困境。
(载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3 苏修工业陷入严重混乱状态
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工业部门普遍推行利润挂帅的所谓“新经济体制”，苏联的工业生产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的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
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支配下，把持着苏联企业大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多得奖金，就拚命生产利润高的产品，而不愿生产获利少的产品，从而使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混乱状态大为加剧。例如，据苏联《经济报》报道，萨拉托夫搪瓷制品厂原计划一年生产十四万九千个居民需用的小锅，但由于这种产品利少，只生产了四万七千二百个。与此同时，这个厂却超额完成了费工少获利大的大锅生产。结果，居民所需要的小锅便很难买到。据《经济报》一九七四年透露，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企业按计划应生产一至八毫米的钢板十九万八千吨，而实际只生产了三万二千六百吨，却大批地生产获利多的一点九至三点九毫制的厚钢板来顶替薄钢板供应给用户。这家刊物承认，“任何一个经济工作者不用费力就可以举出几十个这样的例子”。
由于对赚钱多的商品竞相生产，又造成某些商品大量积压。苏修中央在一九七四年四月的一项决议中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轻工业中的工厂企业“没有对其产品在居民中的需求给予应有的考虑”，致使“在商业系统积压了大量的无销路的商品”。据透露，一九七三年十月份，在苏联批发和零售商业网中积压的无销路的非食品商品价值达四十五亿卢布。乌克兰日用品批发站顿涅茨克货站，一九七四年向某厂订购了八千只不锈钢餐勺，仅上半年就给它运去了三万三千只。与此同时，货站还积压着“五金工人”联合公司制造的四十万只铝铸餐勺和餐叉。据透露，大量无销路的产品堵塞了商业网，使几十亿卢布的资金不能周转，而且为保存这些商品，每年就得花几千万卢布。
“新体制”推行后，企业为了追逐利润，不顾产品质量，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还经常把废品、次品冒充“合格”产品投入市场。阿塞拜疆石油工业机器制造联合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的产品占苏联采油机器产品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它生产的设备中没有一种符合质量标准。白俄罗斯生产的工业品只有百分之六十合格。爱沙尼亚党的第一书记承认，这个共和国的工厂、企业“废品和次品造成的损耗仍然很大”，“机器制造和仪器制造业合格产品的比重下降”；在格鲁吉亚，在四百家企业中就有二百多家破坏规定的质量标准。苏联轻工业部所属企业生产的产品中，符合国家标准的只有百分之一点四。
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支配下，“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的现象日益增多。每当采用新技术影响苏联资产阶级的利润和奖金收入时，他们就拒绝采用新技术、拒绝试制新产品。据苏联报刊公布的材料，苏联每年全国注册的新技术项目大约有三分之二得不到采用，技术创造和发明得不到运用和推广。例如，化学和石油机器制造部的新技术项目一九七三年只采用了百分之十二，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都同年只采用了百分之二十一。机床制造部和工具工业部一九七三年采用新技术的计划比一九七二年减少了六分之五，汽车工业部减少了十分之九。
为了不减少利润的提成，许多企业根本不去考虑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和改进生产，谁这样做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而造成原材料的巨大浪费。据统计，苏联一九七○年在工业和建筑业需要的六千五百八十万吨金属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万吨变成废料。在机器制造业中平均有百分之三十的金属变成废料。有些企业的金属浪费竟达用料的一半。黑色冶金业连年达不到降低轧钢消耗定额计划，仅此一项一年就超额消耗钢锭二百万吨。据苏联《计划经济》杂志一九七四年解释，。目前黑色冶金部门并不关心降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金属用量的消耗”，“力争轧制重量大而不是节省材料的型材，因为这样容易完成吨位计划”。
在“新体制”的支配下，苏联工业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生产计划指标，不充分利用生产设备能力，以便不费力气地“超额完成”计划，领取超额奖励。据报道，在苏联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企业生产设备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工资委员会主席说，“许多企业设备的利用为其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计划经济》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透露，在一万四千个生产基本工业产品的企业中，有一万零五百个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被充分利用。
苏联工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带来的损害，是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反映。它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必将日益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和危机之中。
(载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4 苏修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恶果
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理论小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和适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实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进一步加快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一九六五年九月，苏修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全面推广“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简称“新经济体制”)，使“改革”进入了所谓的“新阶段”。目前，苏修主要经济部门已几乎全部改行“新经济体制”了。
多年来，从苏修领导集团到他们的御用文人，都喋喋不休地宣扬“新经济体制”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强大手段”。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报告中再次声称：推行“新经济体制”是苏修经济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因而--要“贯彻”下去。
让我们来看看所谓“新经济体制”究竟是什么货色。根据苏修企业《条例》，“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是：鼓励企业追逐利润，利用价格、利润、奖金、信贷等“经济杠杆”对企业进行“经济刺激”，并给予企业一系列“经营机动自由”，如：企业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其财产，有权编制和自行批准生产财务计划，有权招收和解雇职工，规定职工工资和支配奖金等等。企业《条例》还赋予经理、厂长一系列特权。由此可见，所谓“新经济体制”原来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剥去画皮，撕去伪装，不外乎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是苏修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追逐最大限度利润、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
推行“新经济体制”，就是把追逐利润作为企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以便进一步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掠夺。
推行“新经济体制”，就是使工人重新沦为受雇佣的奴隶，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推行“新经济体制”，就是以小恩小惠对劳动人民进行腐蚀，使他们忘记阶级斗争，好让苏修统治集团为所欲为。
总之，苏修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根本不是什么“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强大手段”，而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加强法西斯统治、榨取工人血汗的大棒和皮鞭。
这个以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实行“新经济体制”以后，各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多得奖金，就竞相生产利润率高的产品，而不愿生产利润率低的产品，使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例如：钢铁、机械、化工、轻工等部门的许多企业由于追求利润、奖金，经常不顾协作单位的订货而破坏供货合同，造成生产中的极大混乱。缝纫工业部门的企业，竞相生产利润率高的成年服装，不愿生产利润率低的童装。这种情况反映在市场上，是一部分产品奇缺，一部分产品滞销。一九七三年，苏联缝纫工业部门生产的一些服装只及订货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又有不少服装滞销。据苏联报道的材料，一九七三年苏联滞销的非食品消费品的价值，高达四十多亿卢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积压了五年以上。由于这种原因和其他原因，苏修的所谓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十分不妙。
苏修新型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成了科学技术进步的一大障碍。“新经济体制”的推行，使科学技术发展更加缓慢。由于试验新技术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不利于当年利润指标的完成，不少企业就抱着陈旧设备不放。据苏修报刊透露：苏联．每年注册的新技术项目，有三分之二得不到采用。苏联机器制造业中，陈旧设备约占百分之三十六，冶金部门的不少设备是三十多年前安装的。石油化学工业中六百多种标准工艺流程和蓝图都是二十到三十年前的过时货。由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加上企业的唯利是图，造成许多产品质量低劣。例如，轻工业产品质量之差，已激起了广大消费者的强烈不满。据报道，一九七一年苏联消费者向轻工业部门提出的抗议书所涉及的产品有七百六十万双鞋，一百五十万双袜子，一百七十万顶羊毛帽子，七十五万件衣服。
由于苏修领导集团推行“新经济体制”，使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更加严重了。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十点三，降为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七点一和七十年代以来的百分之五点二；工业生产的增长率，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十一点八，降为六十年代的百分之八点五和七十年代以来的百分之七点一。
“新经济体制”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加剧了苏联社会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时曾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今天的苏联社会，也早已呈现出这种景象。一方面是新型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穷奢极欲。他们根据“新经济体制”的规定，利用职权，巧立名目，获取巨额工资和奖金，收入比一般工人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全苏城乡每月收入低于官方承认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达数千万之多。不仅如此，苏修还通过抬高物价的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实行“新经济体制”以后，由于企业有权抬高某些产品的价格，就使广大人民群众用微薄的货币收入所能买到的消费品的数量越来越少。对苏修六十多种日用消费品价格的综合计算表明，一九七二年与一九六○年相比，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左右。据西方报刊报道，近六年来，苏联最普通的厨房用桌的价格上了八点三四卢布，碗柜价格上涨了五点七六卢布，儿童爱吃的糖果价格在这两年内也上涨了百分之十一点二。还要指出的是，实行“新经济体制”以后，由于企业经理可任意解雇职工，使大批工人失业。苏修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苏联劳动人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种种现象，在今天的苏联又重新出现。
苏联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曾建立了光荣的业绩。然而，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全面复辟。今日的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造成累累恶果。这是苏联经济受资本主义规律支配的具体表现，是不可避免的，无法解脱的。只有彻底埋葬社会帝国主义制度，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铲除这个制度造成的一切祸害。
(载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
5 苏修大搞利润挂帅阻碍新技术的采用
苏联一些工业生产部门由于推行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新技术的采用受到了阻碍，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技术停滞。苏联《真理报》今年一月在一篇社论中不得不承认，“许多单位年复一年地完不成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完不成生产(特别是辅助工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计划”。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曾经透露，苏联有些企业领导人象魔鬼害怕正神一样害怕(技术)创新。这是苏联目前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的突出表现之一。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指出：“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苏修叛徒集团把苏联国营企业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根本不关心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他们利用垄断地位，通过垄断价格，就可以攫取到最大限度利润，因而对新技术不感兴趣。苏联《货币与信用》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一九六九年苏联工业实际赢利率比正常水平高百分之四十，而仪表制造业甚至高一点九倍，电机工业高一点六倍。这样高的赢利率“破坏企业集体对产品更新的兴趣”。苏联(《真理报》)说：“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因而“工厂大门象大坝一样堵住车间，不让新技术进去。”据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今年四月底刊载的全苏设计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文章透露，这个研究所在过去十五年中“设计了几十种新机器、仪表和器械的试验样品”，但是“我们举不出一种仪表或机器是得到成批生产的许可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之一。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苏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有大量的家庭按人口平均收入低于“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这样的家庭至少“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由于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宁愿使用这种廉价劳动力，不愿改进技术。正象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所承认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的发展，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看来，采用手工劳动比使用替换手工劳动的机器更合算。”目前，苏联工业中，手工劳动占一半以上。苏联《劳动报》今年四月透露，在西伯利亚最大的秋明毛纺联合企业中，“手工劳动也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几乎所有车间内的运输工作、许多装卸工作以及其他操作至今没有机械化”。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透露，在号称“‘最年轻的’一家基本上已经高度机械化的黑色冶金企业”——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企业中，“几乎有一半工人是从事手工操作的”。
苏联机器制造部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任意提高新设备的价格，往往比原来同类设备的价格高出好几倍。这也严重地妨碍了新技术的推广。据苏联《货币与信用》杂志报道，苏联新生产的一种自动钻探机比目前生产中广泛使用的钻探机，实际生产效率只提高一倍，但价格却高九倍。另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报道，苏联毛纺工业的新旧机床相比，新机床价格的增长超过生产效率增长的三倍左右。使用单位购买这类设备之后，企业赢利率大幅度下降。苏联《货币与信用》杂志透露，根据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一百多家机器制造厂的情况分析，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百分之十时，赢利率为百分之三十，但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比重占百分之五十时，赢利率却降低为百分之八到十。这样，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和高奖金，当然不愿意购买和使用新技术。
在今天的苏联，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的阻碍，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政府决议汇编》透露，苏联“每年国内注册的发明只有约三分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据苏联《经济报》透露，在采用业已注册的新技术方面，一九七三年化学和石油机器制造部只采用了百分之十二，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只采用了百分之二十一，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只完成引进新技术计划的百分之十六。苏联《真理报》承认，一九七四年，动力、黑色冶金、煤炭和建筑材料等主要工业部门都没有完成推广新技术计划。
由于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苏联工业企业中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成为苏联国民经济中一个严重问题。根据苏联报刊公布的材料计算，一九七一年，苏联百分之三十四的金属切削机床、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纺织机器都是早已过时多年的老产品，黑色冶金工业中的压延设备甚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沙皇时代的。为了维修这些陈旧机器，每年占用一百多万台机床，即相当于机床总数的三分之一，占用三百万工人，需要开支一百二十亿卢布。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实现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特别重视发展军火工业，拚着老命在武器上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数量和技术优势，但这个“打扮成军事巨人的叫化子”在军火工业之外却日益陷入技术停滞的局面。因此，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技术停滞趋向深感不安，一再哀叹“与实际实现科学成就以及把它们运用于成批生产中去的有关环节是最薄弱的”。苏联的技术停滞趋向是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所决定的，不管勃列日涅夫集团采取多少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随着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种腐朽现象必将越发变得严重和普遍。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6 苏联的集体农庄已经蜕化变质
苏联的集体农庄已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不是任何一种合作制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的性质是同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在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国家政权已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占统治地位的国有经济已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的经济。因此，今日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集体农庄内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也表明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这种蜕变。苏修叛徒集团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国家权力，借口工农干部“受教育程度很低”，农庄应当由“受过专门教育”的“专家”来领导，撤换了原来的农庄领导干部，把苏修的代理人大批派到农庄，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他们成了农庄的统治者，按照苏修炮制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和《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有权自行制定生产计划，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生产资料和自由出卖农畜产品，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公用的土地，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以及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处罚庄员等等。这些农村新资产阶级分子垄断了农庄的全部生产、物资、财务、分配和人事大权，全面推行苏修叛徒集团在农庄中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集体农庄原来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针完全被篡改，而遵循一条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路线。赚钱变成了农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而物质刺激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由赫鲁晓夫开始推行，而为勃列日涅夫大大加强和发展。在被吹捧为“制定了苏共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原则基础”的苏修党中央一九六五年三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大讲什么“盈利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提出要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广泛利用“经济刺激”，鼓吹“各项经济刺激措施”将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克服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苏修为贯彻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曾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动用一切“经济杠杆”刺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从而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能够榨取更多的农牧产品。
今天的苏联，农庄的生产安排取决于各种农畜产品的利润大小，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起着调节生产的作用。农庄领导人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和奖金，尽量发展和扩大那些收入多、盈利大的部门，缩小甚至放弃那些收入少、盈利小的部门。如畜牧业之所以长期成为农业中的最落后的部门，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生产畜产品费工多、成本高，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这就使得农业内部各部门，如耕作业和畜牧业之间彼此脱节，互不协调，一片混乱。“经济改革”把集体农庄的生产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
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变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方式，也随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掌握集体农庄领导权的人和广大农庄庄员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是雇佣和被雇佣、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广大农庄庄员完全处于无权地位，《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表面上虽然也写有集体农庄由管理委员会“实现对集体农庄全部组织，生产和财务、文化生活和教育活动的领导”，写有农庄主席由“庄员大会选举产生”，实际上，农庄主席大都是由上面圈定，他们在上级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谁也奈何他不得。管委会也只是徒具虚名。农庄主席是管委会的当然主席，大权独揽，不但在管委会内部由他说了算，他甚至可以“造成排除全体庄员对管委会进行社会监督的局面”。农庄当权者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给予庄员处罚的条令。苏联报刊曾经透露，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主席在一年内就颁布过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庄员中就有一个受到处罚。如果庄员批评了主席，“就要冒着没有过冬用的劈柴，没有奶牛吃的干草的危险”，“一个家庭如果同农庄主席的私人关系没有搞好，就有可能被开除出农庄。
从分配方式方面来看，在今天的苏联集体农庄，又重新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经被破坏。农庄庄员所得的劳动报酬，只不过是他们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转化形态，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以“国家”名义，通过所得税、银行贷款利息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途径，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攫取，另一部分则通过高工资、高奖金等“合法形式”以及其他各种非法的途径，被农庄的当权者占有。沦为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庄庄员，他们从事的是最艰苦繁重的劳动，劳动时间最长，但所得却最低。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庄员中，从农庄得到的收入加上自己副业收入仍然低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数额者，也还有近三千万人，占农村人口近百分之三十。
把持农庄领导权的人，仅职务工资一项，他们和广****员收入的差距，有的就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二三十倍。此外，他们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报酬和奖金。其中由物质鼓励基金支付的利润奖和用国家资金支付的超售奖，最高可达年职务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垦荒区可达百分之七十。把持农庄大权的人为了骗取奖金，还使用压低计划指标，谎报交售数量等种种卑劣伎俩，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大把大把的卢布捞进腰包。
工资和奖金是农庄领导人按照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等途径取得的大宗非法收入，还不包括在内。他们用这些“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贪婪地榨取农庄庄员的血汗，农村中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苏修在农业领域推行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不仅改变了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性质，而且也使农村私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如今，苏联私有经济在国家商品流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九七二年苏联报刊供认，个人副业提供的商品，占全部商品农产品的百分之十三(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据西方估计，约占四分之一左右)，有些农牧产品私有经济提供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上。在今日的苏联农村，投机倒把猖獗，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和地下农场主、牧场主不断滋生出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到处泛滥，实际上已经合法化。而勃列日涅夫集团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给农业生产力带来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正是苏修统治下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
(载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7 勃列日涅夫农业政策破产的十年
日益严重的苏联农业状况，早已是举世共知的，也是克里姆林宫内部争斗的一个焦点。但是，勃列日涅夫总是千方百计加以掩饰，甚至无耻吹嘘。最近，勃列日涅夫指令苏联报刊为他上台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十周年发表文章，宣传这次全会是苏联农业的一个“转折点”，开创了“新阶段”，而勃列日涅夫在发展农业方面“作出重大的个人贡献”云云。
苏联报刊的这些言不由衷的吹捧，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苏联的农业这十年来出现了怎样的“转折”，勃列日涅夫又作出了什么“重大的个人贡献”。
在这十年里，苏联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极不稳定。十年中有六年粮食减产。而在目前正在执行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粮食就减产三次。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粮食比原订计划少生产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吨。去年产量比前年少二千七百万吨。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作为制糖和榨油主要原料的甜菜和向日葵子，以及居民生活中消费量很大的土豆，第九个五年计划前四年的平均产量，全都低于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产量。一九七三年，甜菜、向日葵、土豆、蔬菜的收购计划都未完成。一九七四年，这些作物又比一九七三年有大幅度的减产。
畜牧业的状况更为严重。早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畜牧业就是苏联农业中最落后的部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情况仍然很糟糕。十年来，猪的存栏头数多次大幅度下降。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两年内就减少九百万头。一九七三年初比一九七二年初减少四百八十万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间，只有三个年头达到或略微超过一九六三年的水平。这十一年间，猪每年的平均存栏头数比一州六三)年减少约八百七十万头。奶牛和羊的存栏头数近十年来始终徘徊不前，一些年度也大幅度减少。第九个五年计划前四年，肉、奶、羊毛生产都没有完成原订计划指标。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瓦申科最近承认。“在发展饲料基地，提高牲畜产品率和牲畜繁殖方面的落后现象阻碍了畜产品生产的扩大。”
面对粮食歉收和其他农产品严重不足的局面，勃列日涅夫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购买粮食，加紧盘剥其“大家庭”的“兄弟”，以求摆脱市场供应紧张的困境。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倒真是作出了“重大的个人贡献”，开创了“新阶段”。近十年来，苏联共进口粮食七千多万吨，比这以前的十年间增加了十倍。一九七三年是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创纪录的一年，达二千三百九十万吨。苏联除长期从古巴进口食糖外，还从巴西等国抢购食糖。它的蔬菜、水果、肉、奶等，也需仰赖于东欧。苏联商业部长供认，从这些国家进口的蔬菜、水果和果品蔬菜罐头“对我国这些产品的销售量的增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一再吹嘘的“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增长，从而近几年内即可不断扩大和改善居民的食品供应和工业原料的供应”的牛皮，实际上早已破产。
苏联农业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局面，是因为在这十年里，勃列日涅夫在执行修正主义的农业路线和政策方面，比他的前任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权以后，使苏联原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蜕化变质，农业劳动者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奴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制订了《土地立法原则》、公开废除三十年代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而代之以新的章程，从立法上肯定了农业中的业已复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果，农村中两极分化更加尖锐，劳动人民备受剥削压迫，丧失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农民不堪受剥削与压迫，纷纷流出农村。据苏联《记者》杂志透露，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每年平均有一百五十万人流出农村，近年来，每年达二百万人。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全会和以后的一些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一伙多次表示要“坚决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给农业提供大量机械、化肥和电力，并把这说成是实现农业发展纲领的“保证”，是解决农业问题的“途径”。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在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方面比赫鲁晓夫更加疯狂，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扩军备战，这方面的许诺大都落了空。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向农业提供的拖拉机、载重汽车和谷物联合收割机等主要设备和物资，都没有完成原订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前四年，向农业提供拖拉机的计划年年完不成，谷物收割机除一九七一年达到原订指标外，其余三年也都没有完成计划。根据苏联官方的材料计算，现有农业机械装备比需要量少三分之二，动力装备少五分之四到六分之五，农业用电量比需要量少三分之二，化肥少百分之七十一至七十五。
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企业中大力推行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工业企业不愿生产盈利少的农业机械及其零备件，这也是为农业提供物质技术设备计划连年完不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这些企业生产的为数不多的农业机械，还都是粗制滥造的，质量极差。某些机器花费在保养和维修上的费用“超过机器原价数倍”，本来规定的使用期为八、九年的机器，实际三、四年就报废了。据苏联报刊透露，目前农业中使用的机械有百分之六十一到六十五已经磨损需要更换，而由于缺乏零备件，“一些大的农业区……农机修理工作很落后”，“许多地区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农业机器不能使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曾经多次表示要实行“广泛的土壤改良计划”，十年过去了，苏联农田基本建设仍然十分落后。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大量土地荒芜和被盐碱风沙侵蚀的现象继续严重存在。水利建设速度缓慢，常常不能按时完工。有些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已不能再用。改良过的土地使用效率也很低。苏联《经济报》透露：“在非黑土地带、远东、乌克兰的波列西耶地区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地区，(土壤改良)工作情况是十分落后的。”到目前为止，苏联水浇地在耕地面积中仅占百分之五左右。在谷物种植面积中只占百分之二左右。农业抗灾能力差，勃列日涅夫许下的“缩小农业对自然力的依赖”诺言落了空。
但是，勃列日涅夫从不承认自己农业政策的失败，而且总是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在一九七二年农业大减产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撤了职。当水利工作进展缓慢而受到各方面责难时，勃列日涅夫集团则以党中央名义作出决议，把责任推给土壤改良和水利部。再不然，就把减产归咎于“天气不好”。
在农业一再减产的情况下，苏修统治集团在农业政策上的争吵进一步激化。去年苏修中央十二月全会前后，勃列日涅夫亲自主管的、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作出重大的个人贡献”的农业工作，受到指责。去年十一月，柯西金在吉尔吉斯的讲话中，抱怨农业落后“影呵了其他经济部门”。十二月全会之后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指出，由于“缺少农业产品”，影响了消费品工业计划的完成。联盟院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瓦申科批评农业工作存在“重大缺点”。从十一月下旬开始，《消息报》连续发表大谈一九七四年农业“教训”的文章，指责农业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批评了“尽管天气不好，收成还不坏”的说法。
事实表明，过去的十年，是勃列日涅夫农业政策破产的十年。在这种情况下，还大谈什么“转折点”和勃列日涅夫“重大的个人贡献”，不仅是可笑的，简直是可悲的。
(载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8
吹牛吹不出粮食
隆林青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修统治集团大伤脑筋的严重问题。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拍着胸脯发誓要把农业“引上不断高涨的道路”。今年初，苏修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举行的讨论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十周年大搞“庆祝”活动，肉麻地吹捧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农业“作出重大的个人贡献”，使苏联农业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六月十三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选民大会上，还大吹大擂地宣称苏联农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话音未落，戏未唱完，却从西方报刊传出苏修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的消息。这对勃列日涅夫是一次无情的嘲讽。
苏修叛徒集团一方面急需向国外购买粮食，一方面又不愿声张出去，企图“使这件事保密”，办法是“通过第三方”“悄悄地租了足够的船只”。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是非常可笑的。实际上他们正四处奔走，又是进行谈判，又是签订合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看来，苏联今年的农业生产，又将是一个十分不妙的年头。对此，苏修报刊陆续有所透露，说什么今年夏天的天气给农民带来了“困难和预想不到的问题”，承认“今年的收成并不象在收割之前估计得那么好”。这对本来就困难重重的苏联经济，真好比是火上浇油，当头一棒。面对这种情况，苏修当然坐立不安，派出大员，抢购粮食，以度难关。
苏修在国际市场上抢购粮食，早已不是偶见寡闻，而是赫赫有名，首届一指。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的十年，苏联共进口粮食七千多万吨，开创了苏联粮食进口的空前纪录，使一个历史上的粮食出口国沦为经常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国家。特别是最近几年，苏修不惜抛出黄金，动用外汇，进口大批粮食。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度，苏修进口粮食近三千万吨，造成世界粮价猛涨近两倍，使第三世界进口粮食的国家深受其害，因而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苏联大批进口粮食，说明了苏联农业搞得越来越糟。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一再大吹牛皮，百般粉饰，同时玩弄数字游戏，把大量的水分和杂质都计算在“收成”之内，借以夸大产量，蒙骗人民，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农业政策的破产。苏联农村，大片农田荒芜，土地肥力下降，粮田面积缩减，产量极不稳定，粮食短缺情况日益严重。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当中，就有六年减产，其中四年下降幅度在百分之七至二十以上。仅仅去年一年比前年就少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苏修今年的粮食产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同样难逃减产的厄运。这样，苏修大吹大擂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粮食指标，是落空无疑了。
苏联农业搞得一塌糊涂的真正原因，苏修一直竭力回避。他们一遇歉收，就怨天尤人，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是挖空心思，编造种种荒诞的理由。一九七二年那次大歉收以后，苏修当时的农业部长被撤职罢官，当了统治集团的替罪羊。去年粮食又再减产，勃列日涅夫之流立即指令御用文人，炮制文章，为其开脱，大谈什么“气候条件相当复杂”，无非怪老天爷不帮忙；还出来指责农业科研部门没有提供“准确及时的预报”。甚至制造舆论，竟然把“卫国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都拉来说成是今天农业落后的一个原因。这真是罕见的奇谈怪论！其实，苏联农业落后的真正原因并不难找。这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并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今天的苏联农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名称未变，但实质早已变了。它们不再属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而属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富农所有，领导权落到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手中。他们在农业中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全国农场大力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大搞“经济刺激”，把追逐超额利润当作生产的最高目的。苏联农村中的新资产者把农场工人和农庄庄员当成雇佣劳动者，建立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迫使劳动人民提高劳动强度，竭力榨取剩余价值。在他们的百般压榨下，广大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目前，在农村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农庄庄员，竟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而农场场长、农庄主席通过各种途径捞取的收入却比一般群众高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完全丧失了劳动积极性。据报道，许多农庄经常有百分之六十的劳力不参加农庄集体劳动。同时，大批农村人口背井离乡，纷纷外流，近年来每年达二百万人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青年，特别是农机手，造成农村劳动力十分紧张。苏联农业所以搞得一团糟，原因就在这里。
苏修近年来在农业中大搞农庄兼并，大力发展联合企业和农业工业综合体，以提高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这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强控制农业的一种手段。据报道，到一九七三年初，苏联已建立了五千多农庄、农场合办企业、联合公司和联合组织。即使这样，也没能帮助苏修摆脱农业的困境。同时，苏修的农业政策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自由经营的迅速膨胀，自留地面积扩大，个人副业发展。据西方估计，苏联目前私人经营农业的生产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据苏修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个人副业提供的农畜产品占全部农畜产品的百分之十二。个人副业花费的劳动占全部农业消耗的总劳动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庄员的全部收入中，个人副业的收入要占一半左右，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七十。在农场工人的全部收入中，个人副业的收入也要占到百分之二十一左右。
农业投资不足是苏修农业搞得一团糟的另一个原因。苏修为了同美帝争霸世界，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扩军备战，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军备竞赛。而农业所需要的投资长期得不到保证。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国家农业投资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六。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农业投资计划也经常落空。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农田基本建设长期停滞。苏修吹嘘什么推行“广泛的土壤改良计划”，使“农业稳定地走上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资金缺乏，机械不足，“八五”计划规定的灌溉地、排干地指标全部落空。一九七三年灌溉地仅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多一点，粮食作物灌溉面积仅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所有这些，既是苏修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必然后果，又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勃列日涅夫之流向来打肿脸充胖子，尽管苏联农业政策-一再破产，但是他们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列宁指出：“各个国家里，总有一些叛徒，而在这些叛徒中，总有一些讲漂亮话的能手”。(《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苏修叛徒们就是这样一些“能手”，在农业问题上他们不知说了多少“漂亮话”。可惜的是，靠吹牛是吹不出粮食来的，靠在世界上抢购粮食，也是无法填补他们那个早已破产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粮食指标的。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9
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后，已把苏联国营商业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利润服务的资本主义商业。
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无论经营工业或经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即赚钱发财。苏联今日的商业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篡权以后就极力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把“赢利”多寡做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指标”，为商业部门规定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原则。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了赫鲁晓茨这条资本主义方针，提出“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的口号。为了便于追逐最大利润，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商业部门推行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新体制”。
一九六五年三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在商业中推行“新体制”的决议。“新体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推行“计划工作新制度”。“新制度”规定，以“商品流转额和利润”作为企业的“主要指标”，用“利润指标”来“反映商业企业和商业机构经济活动成果”。为了使商业部门的资产阶级分子能放手地攫取利润，“新制度”还规定，“授予商业机构和企业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这个“新制度”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初在苏联各个商业部门普遍实行。在这以后，开始进入“新体制”的第二阶段，实行所谓“经济刺激新办法”。其“特点”是，“利润和工资基金都成了职工的物质鼓励来源”，由于商业部门物质鼓励基金“直接依赖”“所获利润的数量”，这就驱使商业部门“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想方设法“发掘提高赢利率的一切潜力”。因此，“新体制”的第二阶段是“大大提高了利润的作用”。据《苏联财政》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报道，到一九七四年初，在国营零售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中实行“经济刺激新办法”的已占这些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其零售商品流转额占百分之四十七，利润占百分之六十七。
在这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经营商业的最高目的的方针下，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商业活动攫取的利润越来越多，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据苏联《商业管理的经济方法》一书透露，实行“新体制”后，利润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流转额的增长速度。根据在约一万个国营商业企业试验的结果，一九七○年比一九六七年，商品流转额只扩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而利润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这些利润绝大部分都由苏修统治集团所攫取。至于由利润提成建立的企业内部“刺激基金”，很大一部分落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腰包，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据《苏维埃商业》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报道，奖金支付办法是由各企业自行规定的。莫斯科土希斯克区第二食品商店正副经理一九七三年得到的奖金占其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七。“莫斯科”百货商店的奖励条例规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在同时完成商品流转计划和利润计划时可获得相当于工资百分之三十的奖金，每超额百分之一，还可多得百分之四的奖金。这就使得地位愈高、工资愈多的人得到的奖金也愈多。
有些商店经理除通过领取“奖金”等“合法”手段捞到卢布外，还利用职权通过“非法”手段大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大发横财。苏联《劳动报》一九七五年一月报道，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直截了当地”对出纳主任说，必须“从进货中捞点‘油水’，或用欺骗的手法降低单据上注明的商品质量，或是采取收买国家商品质量检验员的方法。”就是这位经理通过高价转卖丝绸和大搞外汇洋货做黑市买卖，共贪污盗窃二百万卢布和四十公斤黄金等贵重物品。
苏修推行这种方针，使苏联商业与工业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日益剧烈。工业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对商业订货置之不理，利润低的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利润高的则极力多生产。商业部门抱怨工业企业产品陈旧，质量低劣，不合市场需要，甚至拒绝采购。据苏联《经济报》一九七四年三月报道，塔什干第二制鞋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最近一年内，商业部门退回三万六千双鞋重新加工，二万八千双鞋降低了等级”。莫斯科“女布尔什维克”缝纫厂为了多得利润，不顾商业订货，对高利润的服装超额完成商业订货百分之二十一，低利润服装比商业订货原计划少生产百分之十一。苏联商业部长透露，一九七二年批发交易会上的商品，大约有价值三十亿卢布的商品因质次价高，商业部门拒绝采购，其中轻工业品二十三亿卢布，文化生活用品七亿卢布。在商业内部，例如批发和零售之间瓜分利润的斗争也日益加剧。
对商业职工的剥削日益加重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复辟，把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商业的所有制性质。今天苏联国营商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广大商业职工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奴隶。
苏联商业部部务委员斯科沃罗达在一篇文章中供认，按照苏修当局的规定，商业企业领导人有权出售“多余”和“不用”的设备、用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有权自行规定流通费用、商品流转构成、商品储备和财务计划等指标，有权自行规定各类职工人数、招收和解雇职工，“决定采用任何一种现行工资制度”，规定职工的奖励办法及支付奖金数额，“剥夺奖金，或减少奖金额”。这就是说，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商业企业的管理大权，商业部门广大职工的雇佣和解雇、工资制度和奖金的确定、工作时间制度等等，都操纵在苏修当局任命的商业企业领导人手中。
苏修宣传什么“新体制”可以使商业职工多得“奖金”，实际上“新体制”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篡窃的权力加强剥削商业职工的一种手段。苏修以“奖金”为诱饵，迫使商业职工“接受和完成紧张的商品流转计划”。为了完成这种紧张的计划，商业职工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劳动，大大加强劳动强度。苏修还推行在商业部门中“减少工人总数”、促进“兼职”等手段，以便他们更多地占有商业职工在实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所付出的剩余劳动。苏联《文学报》透露，苏联冷饮供应站“一般说来，应该有四个仓库管理员，规定两个人一班，但是除了大的供应站以外，几乎所有供应站上第四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都被裁减了”。留下的仓库管理员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天”，“没有节日”。而苏修支付给职工的奖金远远抵付不了职工提供的更多的剩余劳动。正象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职工受剥削时所说的：“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的量，不保持任何必然的比率。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所益于资本家的，是不同的量”。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物质鼓励”的妙用时，情不自禁地供认，用于“物质鼓励”的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作风到处泛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之一是进行欺骗。商业资本家除了参与瓜分剩余价值外，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还用抬高物价、掺杂作假、克扣分量、以次顶好等种种欺骗手段来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又一层剥削。今天的苏联商业也同样用这些手段来“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
苏联报刊透露，为了获得额外利润，苏联不少商业企业“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苏联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三十六个家具企业通过任意提价等手段一年内“获得额外利润近五百万卢布”。《东方曙光报》报道，加里市一商店“把棉布的价格从每米二卢布六十戈比提高到三卢布二十戈比”。在有的商店中，由于货价标签是任意提价的“障碍”，干脆“没有一件商品有货价标签”。
为了追逐利润，根本不顾人民需要。据苏修报刊报道，有的地区一些赢利小的商品，如食盐、小锅、火柴、肥皂、煤油等顾客经常买不到。《苏维埃俄罗斯报》透露，“能赚钱的商品”商店工作人员“既热心又麻利”，烈性酒利大就开“绿灯”，“而对火柴就不是那种态度，因为它体积大，而价钱只有几个戈比”。有些赚钱少的小商品，即使商店有存货，也“没有能从仓库拿出来”，因为费工而不赚钱。《真理报》承认，该报“收到不少信件，抱怨在商店里买不到器皿、餐刀、餐又、毛巾、小五金和其他大量需求的商品”。
自由市场上的中间商——“商业服务站”还以贱买贵卖的卑劣手段剥削农民。苏修报刊供认，“商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可以亲自到偏僻的集体农庄去，直接在农村中收购剩余产品，自然，是按相当低的价格收购……。”苏联《劳动报》透露，为了赢利，莫斯科一自动售货商店“出售白兰地酒时，在每公升中注上半公斤普通酒”，出售的啤酒是“啤酒泡沫加水……”。这家商店每月靠欺骗顾客诈取近一千卢布。列宁纳巴德五十六号门市部卖糖果、酥油一次几克几克的克扣，这样一点一滴地从顾客身上榨取。有的商店“即使称五克货物，也必然要少称些，以欺骗顾客”。
为了保证“完成流转额指标”和多得“奖金”，商业企业欺骗顾客预先付款。苏联《劳动报》报道，“科斯特罗马百货公司经理部向预购冰箱的公民发出通知，说请你们来拿冰箱。”科斯特罗马人急忙赶到商店，付款二百卢布。顾客要取货时，售货员则回答说：“等着吧!”“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常来看看吧”，预先付款主要是“为了完成计划”。这家报纸供认；“顾客受骗了。这就是为了以假冒完成计划而领取奖金。”
上述事例在今天的苏联商业企业中不胜枚举。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载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10 苏联国营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苏联现在的国营企业依然打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但是透过这块招牌、分析一下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归谁所有，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原来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修统治集团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从夺取领导权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新老资产阶级代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国家性质变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很懂得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上台以后，便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从中央到地方，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工农干部打下去，把他们的代理人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占有整个社会财富。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各级领导权，打着列宁党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各种决议、条例，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针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变质。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在工业部门进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废除适应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经营、管理方针，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针，把利润原则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使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嚷“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强调要“加强物质刺激形式”，对经济工作进行“卢布监督”，“提高赢利率…应当成为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要“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苏联《真理报》抛出了苏联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两篇鼓吹“利润挂帅”的文章，鼓吹利润应当成为衡量企业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加以肯定和推广。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继承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衣钵，予一九六五年明令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并制定了具体贯彻“新体制。的《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和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从立法上进一步肯定了在工业中业已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既保证了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各企业实行严密控制，同时，又赋予苏修集团任命的企业经理在企业中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广泛权力。从而使苏联的国营企业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企业领导人同广大工人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苏联工人阶级原来是企业的主人，今日变成了奴隶，劳动力重新变为商品，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苏修的“企业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经理、厂长等对企业“负全部责任”，可“不经委托即以企业名义办事”，对企业职工发布“命令”；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有权买卖生产资料；有权确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任意生产利润高的产品；有权自行招收、解雇和处罚工人，自行确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等等。总之，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运用连同分配、人事大权完全操纵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在企业的代理人手中，广大工人群众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苏修的一位经理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事实正是如此。把持企业的特权阶层，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经理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这类现象，仅从苏联报刊上透露出来的，便已十分怵目惊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车修理厂的经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下子就解雇了该厂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罗涅日汽车联合企业的经理，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就解雇了五百三十人，“实际上更换了全部工作人员”。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连苏修报刊也供认不讳。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的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有的还是由苏修领导集团明文规定并在全国推广的。臭名昭著的“谢基诺经验”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实行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加强对在职工人的剥削和增加劳动强度，在几年内就解雇了一千三百名工人。裁减工人后“节约”下的工资基金，大部分落到经理、厂长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实行“谢基诺经验”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止，就已经解雇了七万人。正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离失所之际，“谢基诺经验”的创始人，从化学工业部部长到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却获得了巨额的国家奖金和勋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垄断着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苏修当局除了以上缴利润形式攫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外，还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大搞“物质刺激”，竭力扩大特权阶层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公开宣称，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建立了高工资，高奖金和兼职兼薪、特定工资等分配制度，并规定了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贪婪地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苏修口头上侈谈“按劳分配”，实际上实行的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原则。
“物质刺激”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驱使工人为他们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是资本家加紧对工人剥削制度的翻版。实行“物质刺激”的结果，使工人遭受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在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工人每得到一个卢布的奖金，就要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创造十六卢布六十戈比的剩余价值。根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二年，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七。而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首先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等形式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国家的名义所攫取。据苏修自己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苏联工业部门的赢利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两倍多，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比二十世纪初沙俄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高一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被用来维持苏联的法西斯国家机器、用作为侵略扩张服务的军费、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至于留给企业的利润，大部分通过高工资、高奖金等形式，被那些特权阶层无偿占有。
高工资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侵占工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除了领取职务工资外，还可以领取学位津贴、兼职工资、特定工资等‰这些工资加起来高达几百卢布甚至上千卢布。
除工资外，奖金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劳动果实进行巧取豪夺的又一种形式。在苏联企业里有五花八门的奖金制度，有的企业，奖金达一百多种，而奖金的分配又是按地位高低和工资的多少来分配的，因此，奖金的绝大部分落到了少数高薪的特权阶层分子的腰包。据第一批推行“新体制”的七百零四个企业的统计，在利润中作为日常奖励的款项中，工人分配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一，而百分之八十一点九为企业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有。奖金在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差距也很大。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经过粉饰的材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据苏联报刊透露，戈米尔玻璃厂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为他们工资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然而却没有规定从物质奖励基金中拨出奖励工人的款项。企业领导人还巧立名目弄虚作假，多捞奖金。梁赞农机厂厂长在新调该厂的头十个月中，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就得到一千五百五十七卢布的奖金。利佩茨克一家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一个月内就七次获得奖金，总额达一千四百卢布。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五年透露，俄罗斯联邦一个建筑公司所属十七个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虚报计划完成情况等手段，多领了五万六千五百卢布的奖金，其中企业领导人分到一万五千三百卢布。由此可见，苏联新资产阶级吸血鬼是何等的贪婪。
苏联企业中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实际收入比一般工人的收入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第一次大战前沙俄的资产阶级专家与粗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二十倍。现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与苏联工人的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
此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还利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大量收入。营私舞弊，贪污盗窃，化公为私，收受贿赂等，更是他们的一大财源。“不少人在短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据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八月透露，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了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贪污受贿获得数百万卢布。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上述“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与此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却收入微薄，生活日益贫困，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生活和工作都没有保障。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在现今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种种手段无偿地占有广大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果实。地位愈高，掌握的权力愈大，攫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愈多，这那里还有什么“按劳分配”的影子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苏修统治下的苏联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依然挂着，但实际上已经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企业。不管勃列日涅夫之流怎样辩解，也是难以掩盖的。
（载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11 商品化的苏联社会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根本不是如他们所吹嘘的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地地道道的商品化社会。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苏联原先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和每个细胞，整个苏联社会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伟大的列宁鉴于在社会主义一定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一客观事实，曾反复强调，苏维埃政权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从这里孳生和泛滥起来。为此，列宁一九二一年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强调：“工人国家”必须使“资本主义关系只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要“控制这种关系”，“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适当(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方法。”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公开背叛列宁的教导，鼓吹无限制地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赫鲁晓夫带头鼓吹要把“产品自由买卖的原则逐渐扩大到一切经济部门”。勃列日涅夫集团开始推行所谓“经济改革”以后，苏联经济学界进一步大造全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舆论，大肆鼓吹卢布是“火车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杠杆”等等。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口头上这样讲，而且行动上正是这样干的。多年来，他们通过一系列决议、条例，取消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种种限制，无限度地扩大商品交易的范围。这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上。早在一九五五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决定取消一九五一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不用的设备和材料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开始推行产销单位的直接售购制度。一九五九年苏联又决定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汽车、拖拉机、电机设备等实行自由出售，取消这些物品的统一调拨分配制度。一九六五年，苏联《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设备。目前在苏联各地都有生产资料自由市场，买卖的产品从机床、起重机、发电机、汽油、无缝钢管、仪表直到火车头，应有尽有。至于在农村，苏联一九六九年颁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而一九六八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土地立法原则》甚至规定集体农庄有权转让或变相出租农庄使用的所谓“国有”的土地。《苏联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规定。“对市场价格不采取任何限制与调整”，“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取自产证”，公然支持投机倒把活动。
由于苏修取消了对自由市场的一切限制，使苏联农村的私人“副业”大肆泛滥，城乡自由市场空前“繁荣”。苏修报刊上偶尔也刊登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假惺惺地表示苏修当局是在反对和制止这些现象。其实，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地下工厂主、农场主、牧场主等新资产阶级分子正是苏修当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勃列日涅夫集团既是苏联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一切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
商品货币关系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和润挂帅”、“物质刺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曾经带头鼓吹“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赢利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重要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苏修报刊也跟着说：“经济核算企业的直接的特殊目的，是取得最大利润”，“取得最大利润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则之一”，等等。所有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能赚钱就是一切。正如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时所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
苏修叛徒集团把“物质刺激”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推动下，把持苏修企业领导大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根本不关心企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利润原则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向和数量。就连苏联《消息报》也不得不承认：“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市场的需要，停止生产居民非常需要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赢利率低”。随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升高，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残酷。据统计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较之一九○八年沙皇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出一倍之多。
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今天苏联社会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重要标志。曾经是企业和农庄主人的工人和农庄庄员，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再度沦为雇佣奴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下是商品”。
目前在苏联各地有所谓“居民情况和就业局”，通俗些说就是劳动力交易所。劳动人民要出卖劳动力到那里登记}官僚资产阶级要雇佣工人到那里挂号。它作为中间人负责搭桥拉线，促其成交。据苏联《苏维埃立陶宛报》今年六月透露，这个共和国的五个大城市和两个发展中的区域中心有“居民情况和就业局”，它们去年为一千多个企业和组织以及数万名居民找到了工人或雇主。又据苏联《塔吉克共产党人报》今年五月透露，杜尚别的“居民情况和就业局”自从一九六九年开业到现在，就有五万八千多人到那里登记待雇，其中四万三千人已被“企业和组织”招雇走。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家的做法，经常在报纸上刊登招雇职工的广告；有的要教授科长，有的要工人技师，有的只要“单身工人”，有的则以“保证舒适的住宅”为诱饵等等。工人被雇佣到工厂以后，唯一的任务，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说法，就是“多劳动，多多劳动!”把持企业大权啦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在今天的苏联，不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化，而且由于货币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就连官爵、学位、文凭也都变成了商品。在苏联，卖官鬻爵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就连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党的全会也不得不承认：“营私舞弊、收买、贿赂……等现象渗透到干部政策中”，“一些诡计多端、贪污行贿、敲诈勒索分子往往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窃取到领导职务”，“‘订购’部长宝座”。在一些“党、国家和经济机关充斥着野心家、贪污犯和受贿者”。近几年在苏联出现一些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据苏联《消息报》透露，一个拥有五一六个成员的专们制俺苏联贸易学院、商业学院、造船学院、西北工学院等高等学型文凭的“工厂”，仅在二年内，就卖出了数百张“文凭”，每张售价上千卢布。苏联《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三期供认，苏联雅库特国立大学经济学联合委员会就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
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被当作商品的腐朽现象在苏联又重新出现。卖淫现象日趋严重，买卖婚姻，一夫多妻在全国许多地区颇为盛行。据苏联《消息报》透露，在莫斯科竟然出现“出租丈夫”和“出租妻子”的“行业”。由于家庭关系不稳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苏联《文学报》一九六九年援引的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苏联当年登记结婚和登记离婚的比例是：一九五○年一百比三，一九六○年一百比十，一九六七年一百比三十；苏联《经济问题》杂志透露，一九七二年的比例则为一百比三十三点三，成了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总之，在当今的苏联，金钱是“万能法宝”，一切都成了商品，“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12 苏联劳动人民遭受残酷压榨生活日益贫困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生活困苦。他们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不满和反抗正日益加强。
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后，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联的国民收入，包括用于积累和用于消费的部分，都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而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今天，苏联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加强法西斯统治，搞扩军备，供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扩大追加资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日苏联企业盈利的本质，同沙俄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是完全相同的。而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又远远超过了沙俄资本家。据统计，一九○八年，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约为百分之百，而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三月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工人必须“坚持不懈和紧张地劳动”。近年来，苏修为了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在工业部门中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并推广所谓“谢基诺经验”等。
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内容，正象列宁当年揭露资本家为加紧剥削工人而推行的“科学制度”时所指出的：“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介绍了一项“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苏修当局把工人在生产时手的动作拍摄成电影，找出“手的动作停歇的次数”，然后制定“工人手的动作图表”，使工人的手一秒钟也不休息地紧张地动作，从而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家杂志透露，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间在工业部门就实现了一百多万项“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使苏修当局“节约”了大量的“工资基金”。在用这些所谓“科学”办法榨取血汗的制度下，大量工人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工伤事故大大增加。
所谓“谢基诺经验”，就是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裁减工人、提高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经验。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与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由于合并工种、扩大工作范围、推广兼职等等，苏修从一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比过去提高了数倍，而给工人补加的工资却寥寥无几。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期透露，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一卢布可以收回来十六卢布六十戈比”。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苏联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后，接着还以居民税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又一层剥削。据苏修自己公布的材料，苏联居民税近十几年来不断增加。一九六○年居民税总额为五十六亿卢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即增加近两倍。《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透露，一九七三年，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纳的居民税竟相当于每个工人家庭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列宁指出：“失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就连苏联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居民就业已成为问题”。在库尔干州“涌现出了大量劳动后备”，这些人由于在本州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州外去”寻找职业。
在今天的苏联，由于企业领导人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形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工人在流动期间，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一九七三年报道，一九七二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即近六百五十万人。按每个职工每流动一次等于二十八天不工作计算，就相当于七十八万人全年没有工作。如果再把建筑业和其他部门职工流动数字加以统计，则情况更严重得多。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下，苏联劳动人民生活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苏修头目和报刊都不得不承认，苏联今天存在着相当大数量的“经济困难家庭”。所谓“经济困难家庭”，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的解释，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塔斯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一条消息中透露，这种“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塔斯社所宣布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据苏联报刊材料计算，在苏联城市里，这种“经济困难家庭”约占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大量“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比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据苏修出版物透露的材料计算，苏联“集体农庄”中，使用畜力和进行手工劳动的大田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都远远低于苏修自己宣布的“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仅这一部分人就占农庄庄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单纯靠优抚金生活的年老、残废和失去赡养的人中，也有几百万人所领的优抚金数额远远低于苏修自己规定的“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给收入低微的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困难。仅据苏联历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显然大大缩小的数字，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国营商店肉和禽类零售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九，动物油上涨百分之二十八，蔬菜上涨百分之二十三。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国营商店里，面粉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八，牛肉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洋白菜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还有许多商品变相涨价。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不得不承认：一些企业通过“改变产品样式”和在某些借口下，“把低价商品提高为高价商品”，影响了“低收入的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更多。一九六○年自由市场食品零售价格比国营零售价格高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七二年则高百分之六十三。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低。据《一九七三年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一书透露，苏联绝大多数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都比俄罗斯联邦低。其中，白俄罗斯低百分之十六，格鲁吉亚低百分之二十，摩尔达维亚低百分之二十一。在消费品供应、住房建融化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方面，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也同样受到歧视。据《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材料，一九七三年，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按人口平均零售商品流转额甚至还达不到俄罗斯联邦的百分之六十。每一万居民所拥有的医生数目，中亚各共和国比俄罗斯联邦要少三分之一。
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从阶级压迫的严酷的现实中日益感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并认清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面目。一位苏联工人说：“我们这里的领导人和普通人是两个阶级”。另一位苏联人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是今天苏联人民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
苏联工人和农民正以各种形式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榨进行反抗。近些年来，工人旷工和怠工遍及苏联全国各地。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一九七三年，仅在俄罗斯联邦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由于工人旷工和停工就损失了约五千万个工作日，相当于二十一万人全年不工作。摩尔达维亚农村建筑部许多承包建筑单位，一九七三年旷工的人数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六十六。近些年来，群众罢工、示威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的深化和苏修对人民压迫的加强，人民的反抗斗争必将进一步发展。
(载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13 苏修的法西斯专政激起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
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加紧镇压人民。而苏联各族人民反抗苏修反动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越来越激烈。今天的苏联社会，远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描绘的什么“稳定”与“和谐”，而是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新沙皇正是坐在这样一座火山上。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断鼓吹加强所谓“法制和秩序”，叫嚷“加强法纪矛暖法制是一项全国性的、全党的任务”，要“加强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秩序”。一九六五年以来，勃列日涅夫集团炮制了一系列反动法令、条例和决议，诸如什么“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警措施的决议”、“关于民警机关对刑满释放的人实行行政监督的条例”、“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原则”、“预押条例”、“关于没收武器的法令”和“劳动法原则”，等等。这些法令和条例都是为了加紧迫害人民群众的。一九六九年七月颁布的“预押条例”就规定，可以任意以“嫌疑者”的罪名拘留和审讯要加以迫害的人，对他们长期羁押，如有反抗就使用镣铐、“紧身衣”，直至开枪。这些法令和条例，特别是针对反抗苏修黑暗统治的“政治犯”和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一九六九年七月颁布的“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就强调镇压所谓“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群众性骚动”和“谋害民警”等。
一九六五年以来，勃列日涅夫集团大大扩充了原有的法西斯专政机器，并增设了许多新的机构，特别是增强警察和特务组织。他们把苏修中央直接操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在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的体系，对广大群众和干部实行严密监视。一九六六年成立了所谓“社会治安部”，一九六八年又改为内务部，并加以扩充。同年，又扩大了警察局的权限，大量增加警察的人数，增设“专业化保卫局”、“夜间民警局”和摩托化民警部队，并装备最新式的侦察、电讯和镇压工具。一九七○年重建了曾被撤销的司法部，并扩充法院和增设法庭。自一九六五年把“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为所谓“人民监督委员会”以来，从中央到基层单位形成一个广泛的监视网。
若干年来，苏修除增设监狱外，并增加许多迫害革命群众的“劳动营”。“劳动营”分普通、强化、严厉和特别四种，“政治犯”通常是被关在“严厉劳动营”和“特别劳动营”里。据报道，全国有这种“劳动营”一千多个，关押“犯人”一百多万。
勃列日涅夫集团还利用所谓“精神病院”来摧残反抗苏修黑暗统治的人。只要是对苏修的法西斯统治表示不满和反抗的人，苏修就可随意宣布是“疯子”、“精神失常”、“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患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控制的。据报道，有的“精神病院”关押着数千人。在“精神病院”里，对被关押的人任意拷打，并使用各种烈性药物和毒品，强迫他们改变政治观点。有的人身心受到摧残，永远无法治愈。
苏修叛徒集团还经常调动军警部队、坦克、装甲车、甚至伞兵，对群起反抗的苏联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但是，反动的法令并不能制止人民的不满，而残酷的镇压只能激起更大的反抗。目前，苏联人民反抗苏修统治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怠工、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成立地下革命组织、散发传单、发表斗争呼吁书、举行暴动等等。各地反抗的怒潮彼伏此起。
近几年，苏联工人群众性的反压迫和反剥削斗争连续不断。虽然勃列日涅夫集团严密封锁，但是斗争的消息还是一再流传出来。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六七年奇姆肯特市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暴斗争外，同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数千名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一九六八年以来，苏联的一些革命组织一再发表文章和传单，号召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打倒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五月，基辅水电站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一九七二年九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
苏联各少数民族反对苏修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近几年来更不断增多，规模迅速扩大，斗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久。一九七二年，从乌克兰到中亚，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高加索山区，各少数民族的斗争互相呼应，持续不停：立陶宛考纳斯市的数千人走上大街，高呼着“给立陶宛自由”的口号游行示威，冲击市党委和警察局，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和伞兵搏斗；拉脱维亚的十七名老党员向国内外发出长篇信件，揭露苏修背叛马列主义和强行同化少数民族；爱沙尼亚塔林市的大学生举行示威；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一万多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砸了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厦，撕毁勃列日涅夫等人的画像；在高加索和中亚一带也不断出现抗议活动。
苏联知识分子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也强烈不满。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谴责统治集团搞白色恐怖和疯狂扩军备战。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其他一些城市的青年学生，近几年不断举行抗议活动。
苏联广大群众还不断抵制和反对勃列日涅夫集团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苏联有的革命组织曾发表文章和传单，强烈谴责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华罪行。一九六八年八月，当苏修当局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出现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一九七○年十二月，当波兰工人阶级掀起革命风暴时，在加里宁格勒、利沃夫和白俄罗斯的一些地方，爆发了声援波兰工人的罢工。
苏修头目们是很忌讳别人说天下大乱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天下说成是如何太平和风平浪静。但是大乱还是“稳定”，并不以苏修头目的意志为转移。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压迫愈甚，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苏联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必将更加猛烈地冲击和震撼社会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
(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14 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
在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工农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
苏联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他们操纵着党政大权和生产资料，榨取高额利润，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材料来看，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已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泛滥成风。这些苏联报刊自己透露，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领域里，“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就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牟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尽管这些报道远远不能反映苏联阶级分化的全貌，但也多少暴露了某些真实情况，对于苏修牌号的“社会主义”是无情的讽刺。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在格鲁吉亚地方工业部里“发现了近几年偷盗数百万卢布的大盗窃案……党和经济领导人受黑市商人支配，并成了他们的忠顺奴仆”。“在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居民生活供应部等一系列部门中发现了大量盗窃物资、贪污和勒索事件。”
阿塞拜疆“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运输业，农业，商业以及生活服务部门都存在着盗窃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南奥塞梯州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等，将拨给州里的“相当稀缺的建筑材料”“在居民中变卖”进行盘剥或转给私人使用，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已通过这种办法出售了百分之四十的木材，百分之二十八的水泥，百分之十九的板岩和百分之四十八的胶合板”。
黑海沿岸地区的土地、“宅旁园地、住房和别墅，变成了猖狂进行投机倒把的目标”，参与这种“牟取暴利和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人当中”有“党、苏维埃、农业和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人”，市军事委员和警察局局长，区审判员和总建筑师，农庄主席和农场场长等。
巴库的格奥克柴果汁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和生产主任等，伪造采购和运输水果的单据，不用水果，而用自来水、沙糖加柠檬酸冒充“水果汁”，“三年内就贪污近一百万卢布”，这个经理在银行里有着大量的私人存款。
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到黑市推销，“很短时期内”就捞到一百七十万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
莫斯科一个有色金属铸件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经常采用谎报的“应急措施”来“完成”计划，仅一个季度就骗取“物质奖励”一万八千二百卢布。
梁赞市附近的扎哈罗夫斯卡娅养鸡场的负责人同商店互相串通，把本来是精选的上等母鸡在提货单上写成是等外的瘦鸡，实际上却按最高价格出售，仅这一项就巧取四万多卢布。他们还把大量的鸡蛋在账本上列为“自然耗损”，实际上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以饱私囊。人们称之为“母鸡能够生出金蛋来”。
列宁格勒的国际旅行社社长同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偷盗了六万卢布的东西，其中，还包括许多外国旅客的财物。
许多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则搞招生受贿、勒索，卖考题，卖论文，卖毕业证件，等等。“对居民的医疗服务方面，也存在着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
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实际上是受到司法机关人员的纵容和庇护的。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分赃，许多检查人员“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在卡斯皮区的工业联合企业里，当地方工业部的检查员开始进行调查之后的一个月里，就发现又缺少了为数达三万四千多卢布的商品材料。”
苏联的资产阶级肆意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热衷于展开“活动能力竞赛——看谁能建造一所十分新颖的好房子”。“许多房屋建造者，特别是那些身居负责岗位的人，还利用职权，把各种建筑材料、机械、运输工具，以及所属企业和机关的工人派去建造这些房屋和别墅。”豪华的私邸和别墅，“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一些私邸和私人别墅，除有华丽的客厅，还有“弹子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有的甚至有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楼梯和洗澡间”，有人用五十多万卢布来建造只供四个人住的私邸，等等。在莫斯科的郊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起各种类型的别墅，有的设有“游泳池、网球场、体育设备和带有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店的俱乐部”。在黑海沿岸的私邸和别墅“很快就拥挤不堪了”，仅苏呼米就有四千一百五十八个房产主，他们还分别占有六百平方米到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其中大多数人拥有柑桔林以及培养花草和早熟蔬菜的温室”。亚美尼亚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的劳动，给自己建了一所三层楼的私人别墅，仅房屋建筑面积就达六百一十六平方米。
一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可以在一种专设的特殊商店里每月先支付几十卢布，然后就可以随意去选取精美食品，在这种商店里不仅可以拿到“俄国传统的美味食品”，而且“具备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他们还可以到“造价昂贵”的专用高级饭店去大吃大喝，“一餐可以花掉数百卢布”。格鲁吉亚的百万富豪拉基什维里经常在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等城市的饭店大摆每餐价值数千卢布的筵席。卡鲁加州雅库舍夫斯基国营农场的场长和其他负责人勾结一起，把贪污的巨款用来大吃大喝，“清扫女工每星期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弄出几麻袋酒瓶子”。许多地方“每当上级委员会和工作组来调查工作时，随着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豪奢饮宴……由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和企业花钱”。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有的有几辆私人轿车，他们不满足于国产汽车，常常从西方进口。这些人还在专门的服装店定制最时髦的服装，购买“英国的西服、意大利领带和外国香水”等等。
不久前，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头目也说过：如今在苏联“出现了在经济上有特权的分子和集团”，他们手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占统治地位的气氛是如何捞钱，如何发横财”，“这些人过着非常阔气的生活，购买了私人住宅和别墅，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汽车，修了汽车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到种种鼓励，在职务上得到提升”，“被选进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
苏联报刊透露的这些材料大都是地方上的情况，它们显然不可能去触动中央一级的巨头们的黑幕。而勃列日涅夫集团也就口口声声“反对以非法手段”发财致富，把板子往下打，企图以此掩盖他们自己垄断全国财富，把苏联引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与此同时，在新沙皇压迫和剥削下的苏联广大工农群众工作和生活没有保障。按照苏修“经济新体制”的规定，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工厂企业的经理“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从苏修报刊透露的材料来看，苏联每年有大量的职工被解雇。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动强度，在短短几年内就解雇工人一千三百多名，苏修领导集团在全国大肆宣扬和推广这种“谢基诺经验”。莫斯科州波多尔斯克市机械化工程管理处主任经常辱骂工人，“凡是想反驳他或者是表示自己看法的人”都被他解雇，在他任职期间“总共有三百一十八人离职，而编制是三百五十人”。车里雅宾斯克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总数为一百五十人，一年内就有一百二十人被解雇”。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压迫加丽雅等青年女工，加丽雅不顺从就被赶出工厂大门，并且被夺去公民证，这个女工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在另一个城市漂泊了两个月”后就自杀了。斯摩棱斯克一个农庄主席一上任“就开始粗暴地发号施令，罚款纷纷落到庄员头上”，“常贴出这样的布告：某某和某某被罚款几个劳动日定额，或者是十五个卢布，二十卢布，二十五卢布。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你去领钱，而钱却不知为什么被扣除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出现了大量的流动工人。大批农民由于生活困苦也外出寻找生活出路。
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收入微薄，还得交纳各种赋税。据苏修公布的统计材料，仅居民税这一项，就从一九六○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一百五十亿卢布。居民税在国家预算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也都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苏修统治的年代里，消费品供应紧张，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蔬菜、土豆、肉类、动物油、植物油和食糖等价格增长幅度更大。
苏联社会两极分化的鲜明对照，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谓在苏联“不存在剥削阶级”、“不存在经济地位互相对立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谎言！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15 “泰罗制”的复活
辛雨
“泰罗制”，一种美国和欧洲老牌资产阶级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广泛采用的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竟然在今日的苏联复活了。
“泰罗制”是以其创始人美国工程师泰罗而得名。用泰罗本人的话说，这个制度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日来保证“企业主的最大利润”。其主要方法是。挑选出最强壮最灵巧的工人，强迫他们极度紧张地工作，用秒和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记录下每道工序、每个动作的时间，并把一个小电灯泡固定在工人的手臂上，根据灯泡移动的情形把工人的动作拍摄下来，如发现某种动作是“多余的”，就迫使工人避免这些动作。然后，按照测定和研究的结果，规定全体工人的操作规程和生产定额。“泰罗制”实行后，大批工人被解雇，资本的开支减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留下来的工人以四倍的紧张进行劳动，资本家则“以三倍千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正因为如此，革命导师列宁半个多世纪前曾以极大的义愤揭露了“泰罗制”的实质，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
今天，泰罗的幽灵却在苏联再现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近年来起劲推行的所谓“谢基诺方法”，正是“泰罗制”的苏修版。其语言，其手法，其目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谓“谢基诺方法”，是苏联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经理在“人要少，产品要多”的口号下，为追逐高额利润和高额奖金而炮制出来的。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合并工种，扩大工人的工作范围，使一个工人身兼数职，一个人顶两个人、三个人的工作，把大批所谓“多余的工人”裁减出厂；二是实行所谓“科学组织劳动”，把工人生产时手的动作拍摄成电影，测出“手的动作停歇的次数”，“制定工人手的动作图表”，然后迫使工人按照这种“科学”图表分秒不停地紧张工作。为了使劳动者维持长久的紧张状态，他们又用一门“新科学”，即用带强烈刺激性的声音和光线把工人的每根神经都动员起来，使之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之中。在这种“科学组织劳动”的制度下，工人紧张得连“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完全变成了“会说话的机器”，一天工作下来，精疲力竭，身心健康遭到严重损害。
同“泰罗制”受到欧美老资产阶级一致赞美一样，“谢基诺方法”一出笼，就引起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狂喜和喝采。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指挥棒下，苏修报刊和御用经济学家赞不绝口，广造舆论。苏修中央还专门通过一项决议，吹嘘“谢基诺方法”是一项“积极经验”，“具有重要国民经济意义”，甚至还无耻地打出“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招牌，强行在苏联全国推广。但是，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娓娓动听，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当人们剥开它的画皮，便可看到里面装的正是“泰罗制”的幽灵，是绞尽脑汁利用科学上的新技术来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谢基诺方法”的实行和推广，造成苏联工人大批失业。据统计，仅一个谢基诺化工厂，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就解雇工人一千三百多名，占全厂原有工人总数的近百分之二十。据苏修《劳动报》供认，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人。这些因被解雇而失业的工人，生活无着，十分贫困。即使留在厂里的工人，尽管一个人做了本来三个人做的工作量，但拿到的补加工资寥寥无几，而新资产阶级从一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却比过去提高了数倍。据苏修自己供认，有些工厂“作为物质奖励发给工人的每一个卢布可以收回来十六卢布六十戈比”。人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勃列日涅夫为头目的苏联新资产阶级压榨工人血汗的本领，比当年美国和欧洲的老牌资产阶级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列宁在揭露和批判“泰罗制”时曾经断言：“泰罗制(直接违背了它的创始人的本意)准备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这时无产阶级把全部社会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指定工人自己的委员会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全部社会劳动。”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拣起“泰罗制”这个破烂货作为压榨苏联劳动人民的工具，必然也将违背他们的本意，为他们自己的彻底灭亡和苏联人民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了条件。
(载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16 剖析苏修所谓“民族接近”政策
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以“民族接近”为掩护，正在加紧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此同时，他们极力掩饰苏联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说什么“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大量事实表明，所谓“民族接近”，只不过是当年俄国沙皇推行的强制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的黑货，所不同的，仅仅是披上了一层列宁主义的外衣。
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接近”的衣钵是从他的先辈赫鲁晓夫那里承袭下来的。早在一九六一年苏修二十二大时，赫鲁晓夫就提出，在他们统治下的苏联，要执行所谓“各大小民族日益紧密地接近”的政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一再强调要加紧执行“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接近”的政策，并且大反所谓的“民族主义”。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民族接近”的招牌下贩卖的是什么货色，从苏修官方出版物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中宣传什么苏联正在进入各民族“取得完全统一的阶段”，现在已经“有可能比较具体地设想……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的过程”。这家杂志还说：苏联现在“正在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则宣布：苏联正在“通过广泛掌握”俄语来“实现语言的统一”。要在苏联形成一个使用俄语的单一民族，说得多么清楚!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苏修推行的所谓“民族接近”，实际上就是要强制苏联境内所有一百多个非俄罗斯民族和部族俄罗斯化，在苏联国内造成“单一的”俄罗斯族。
“形成单一民族”的提法也许太过于露骨了，因此苏修有时又换成在苏联“形成了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提法，并且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消灭各民族的差别以及忽视民族特点、语言和文化”。但是，这也掩盖不了苏修消灭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实质。《苏联民族学》杂志在谈到“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时说：“民族、部族概念……将愈益让位于苏联人民这个概念。”苏修在这里把“苏联人民”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而勒令后者“让位”。连“民族”这一概念都不许存在，还谈得上什么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点、民族地位！“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提法只不过是强制俄罗斯化的又一块遮羞布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恬不知耻地竭力把他们的所谓“民族接近”说成是什么“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是“沿着列宁制订的途径继续发展”。这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莫大侮辱，是对列宁的教导的粗暴歪曲。
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随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四一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谈到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时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一五页)
在今天的苏联，根本不存在列宁所说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前提条件，根本谈不上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相反，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劳动人民重新陷入受压迫、受剥削的深渊，非俄罗斯民族处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桎梏之下，重新沦为被压迫民族。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重新成为沙皇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苏联各族人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奋起斗争，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争取各民族的完全解放。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加紧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同时，强行推行“民族接近”、“民族融合”，这是纯粹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同老沙皇一脉相承
苏修搞的“民族接近”不仅不是“勋宁型义的民族政策”，不是“沿着列宁制订的途径继续发展”；相友，倒的的确确是老沙皇的民族政策，是沿着老沙皇制订的途径继续发展。因此应当名之日“新沙皇的民族政策”。
沙俄统治者为了统治非俄罗斯民族，一贯推行把它们“融合”到俄罗斯民族中的政策。沙俄统治集团曾说：“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对于“在精神上没有同征服者融合的异族人民”说来，“融合是可能而且最终必须实现的”。他们还叫嚷，在俄国，各个“不同的部族”已经“汇合组成一个单一民族”。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民族接近”、“形成单一民族”、一个，“历史共同体”等等正是老沙皇这些旧货色的新版本。
苏修不仅在俄罗斯化方针上继承了老沙皇衣钵，而且在实现俄罗斯化的具体措施上，同老沙皇也是一脉相承。
列宁曾经把沙俄统治集团提出的“一切民族都应当服从大俄罗嘶人的领导”的说法斥责为“黑帮的论据”。而勃列日涅夫之流今天却公开贩卖这种黑帮论据，说什么俄罗斯民族应当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真诚的尊敬”，俄罗斯是“伟大的母亲”，而非俄罗斯民族则“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的儿子”。
俄国《钟声》杂志在一八六五年时指出，沙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铲平民族的特点”。沙皇叶卡捷琳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曾经下令要使“俄国(各民族)的各种不同风俗”“取得一致”。苏修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千方百计扼杀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文化。苏联《统计通报》一九七二年第七期公然宣布：“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千百万人把俄罗斯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是“多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谴责沙俄统治集团禁止使用非俄罗斯民族语言、强制使用俄语的做法，并指出：“必须取消义务国语”。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却规定非俄罗斯民族“每个居民都应当掌握这种语言(指俄语)”，甚至“学龄前儿童保育机构”都要学习俄语。苏联出版的《世界人口手册》说，在今天的苏联，一批批的人改换了自己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强制学俄语，就是为了强铷改变民族身份，强制俄罗斯化。
勃列日涅夫集团还利用把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大量迁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区，分散到俄罗斯人地区同俄罗斯人混居的手段，来加速非俄罗斯民族的俄罗斯化。苏联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问题》一书也不得不承认：“长期散居在异民族环境中的人们，正在经历着同这一民族环境自然同化的过程。”据苏联官方公布的一九七○年人口调查材料，到一九七○年为止，摩尔达维亚人被迁移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外的达到三十九万多人，占该民族人口百分之十四点六；乌克兰人有五百多万人被迁离乌克兰共和国，占该民族人口百分之十三点四。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做法，同老沙皇当年侵占北高加索后将所谓的“异族”居民大量迁移的做法何其相似!
当年沙皇的民族压迫使得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增长缓慢、日益减少、甚至灭绝，今天苏联的一些非俄罗斯民族在新沙皇的统治下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问题》承认：由于“融合”等原因，一些民族“停止了独立存在”；“随着每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统计到的民族数目不断减少”；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两次人口调查期间，民族数目由一百二十六个减少到一百一十九个。据苏联官方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期间，人口基本停滞不前的民族有拉脱维亚、埃文基、汉提、阿留申、乌德盖等，同期人口下降的有卡累利阿人(减少二万一千人，即十一年间减少近百分之十三)、维普斯人(减少八千八百人，即减少近百分之五十一)、莫尔多瓦人(减少二万二千人)等。达就是苏修一向吹嘘的苏联“每个大小民族全面繁荣”!
苏联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苏修领导集团在“民族接近”幌子下强制俄罗斯化，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遭到了苏联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据报道，乌克兰一批群众曾经写信公开表示“反对破坏和摧残乌克兰语言”，指出苏联当局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这种政策同曾经占领乌克兰的列强的政策毫无区别”。一九七二年五月，立陶宛一位共青团员为抗议苏修民族压迫而自焚，随后数千名学生和工人高呼“给立陶宛以自由!”的口号举行了连续两天的示威。同年六月和九月，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先后发生了一万多人的群众示威和大规模罢工。去年，在白俄罗斯的维切布斯克一家最大的工厂里也发生了全厂大罢工。象这样的示威和罢工，近几年在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每年都曾发生。有些非俄罗斯民族还建立了反抗苏修的组织，出版地下报刊和书籍，揭露苏修的民族压迫。
沙俄一位高级官吏当年曾经说过，非俄罗斯民族中“只要有人不肯完全接受同化”，“对他们所属的国家的各种精神融合的措施公开地或秘密地表示反对”，政府就“必须把权力建立在巩固的军事设施上”。勃列日涅夫之流也在乞灵于这个手段。他们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正在加强特务统治，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加紧思想控制，并进行大清洗、大逮捕。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塔吉克、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的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被撤换，而他们的主要罪名中几乎都有镇压“民族主义”不力这一条。
新沙皇效法老沙皇，妄图以加紧暴力镇压来克服民族矛盾。但是，加紧暴力镇压、以暴力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只会使苏联各族人民更清楚地识破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列宁主义”伪装，认清其新沙皇的本质，从而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民族压迫和反动统治的斗争。
(载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17 新沙皇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人
近年来，格鲁吉亚人民反抗苏修民族压迫的斗争日趋强烈，惶恐不安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在整个格鲁吉亚“大规模地进行整顿和清理”，加紧法西斯镇压。
一九七二年三月，勃列日涅夫集团抛出一项专门决议，大肆攻击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此后，紧锣密鼓，在“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表现”和“加强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的幌子下，强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野蛮镇压反抗新沙皇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和反抗的人，被扣上“民族主义抬头”、“民族偏见”、“良蘸狭隘性”和“强调民族发展的独特道路”等等帽子，横遭打击和迫害。近几年格鲁吉亚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透露了对老沙皇侵略、并吞周围少数民族和新沙皇民族歧视政策不利的一些事实，勃列日涅夫集团就攻击说“许多学术著作对格鲁吉亚历史上很多问题阐述不正确”，“甚至对象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这种……重大历史事件作可疑的论述”。他们叫嚷“这是生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命令要按照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旨意去“修改”过去的历史以及近二十年来新沙皇统治的历史。
格鲁吉亚人民抵制新沙皇强行移民和派遣大批俄罗斯干部去控制非俄罗斯民族的作法，被攻击是“民族主义的病态欲望”。
格鲁吉亚人民对新沙皇强制推行俄语和歧视非俄罗斯民族语言表示不满，苏修就攻击这是“民族局限性”。苏修指责格鲁吉亚的学校“在教授和学习俄语方面存在严重的疏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俄语教学工作”。他们鼓吹什么俄语“是世界上最受赞扬的一种语言”，强制格鲁吉亚的“每个居民都必须掌握这种语言”。
近几年来，随着勃列日涅夫集团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和剥削，广大劳动者采取怠工、罢工和抗议等各种形式不断进行反抗。勃列日涅夫集团大肆叫嚷要同违犯苏修法西斯“法律秩序”的人、“社会的反对者”、“造谣诽谤者”、。居心险恶分子。和“咒骂一切神圣东西”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们在工厂，农村、建筑工地、交通部门、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召集“整顿社会秩序”大会，迫害敢于反抗苏修统治和剥削的群众，强迫工人和农民驯服地去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劳动和创造高额利润。据透露，在格鲁吉亚大批的工人被解雇，还有不少人被逮捕和监禁。苏修在知识分子中也大搞清洗。
苏修新沙皇在这次大规模的整顿和清理中，还大规模地撤换和“惩办”贯彻执行苏修反动政策不够得力的干部。从勃列日涅夫集团一九七二年九月解除了姆日阿瓦纳泽担任的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起，在格鲁吉亚各系统自上而下展开全面清洗。仅据《东方曙光报》所报道的材料来看，迄今格鲁吉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成员和各部部长中已有一半人被撤职，地方区级以上的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大部分被撤换，基层单位调动的就更多了。在公检法系统、意识形态部门和经济部门，也有不少官员被革职和处分。苏修指责这些干部“放任和讨好民族主义分子”、“软弱无能”和“采取消极态度”。
苏修新沙皇的镇压，并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近来，新上台奉命进行残暴镇压的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无可奈何地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大大震动了我们的社会”，涉及到社会上“最广泛的阶层”，“问题极为复杂”，“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正出现错综复杂的过程”。他承认，如果认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反抗斗争已经“消失”，“那就大错特错了”。他透露，收到“劳动人民发出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和上诉书”，对苏修的镇压提出“异议”，而且这种信件“越来越多”。他哀叹虽然撤换了大批干部，但许多干部对“整顿”采取“袖手旁观”，有的“丝毫也不感兴趣”，“谁都不发挥主动精神”，“到什么地方去找完全合乎条件的替换人呢?要知道，已没有干部后备力量”。
格鲁吉亚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在历史上曾英勇反抗沙皇俄国的压迫和奴役，并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同苏联各族人民一起推翻了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当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一伙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大肆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格鲁吉亚人民曾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给苏修叛徒集团以沉重的打击。多年来，格鲁吉亚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苏修新沙皇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勃列日涅夫集团进一步加强镇压，只能激起格鲁吉亚人民更剧烈的反抗。格鲁吉亚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近几年来，苏联各少数民族反抗新沙皇黑暗统治的斗争彼伏此起，不断深入发展。总有一天，格鲁吉亚人民会同苏联各族人民一起彻底粉碎苏修新沙皇所统治的“各族人民的监狱”。
(载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18 苏修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衣钵，对乌克兰人民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乌克兰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乌克兰民族是苏联最大的一个非俄罗斯民族，目前有人口四千多万人，约占全苏联人口的六分之一。十七世纪中叶，沙俄通过彼列雅斯拉夫条约吞并乌克兰以后，对乌克兰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地主一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民族平等的苏维埃国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利于乌克兰民族发展的措施。但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权以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民族政策，把苏联重新变成了沙俄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苏联各族人民，包括乌克兰人民，又重新处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之下。
沙俄统治集团曾经说过：“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为此，必须使“异族人民”“同征服者融合”。勃列日涅夫之流在乌克兰正是按照老沙皇这一原则办事的。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紧强制同化乌克兰人民。
新沙皇肆意歪曲历史，把老沙皇吞并乌克兰的殖民主义史实说成是老沙皇“援助”乌克兰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乌克兰人民“自愿归并”沙俄。当乌克兰某些历史学家和作家指出老沙皇对乌克兰的殖民兼并和统治时，他们就被加上“民族主义”、把历史“同现代对立起来”等等罪名，受到新沙皇的野蛮迫害。
勃列日涅夫集团公开宣扬，俄罗斯民族理所当然地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真诚尊敬”；非俄罗斯民族“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的儿子”，乌克兰民族无论在沙俄时期，或是在现在都只是“在伟大俄罗斯民族领导下”的民族。在乌克兰，谁要是对这种赤裸裸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就会被新沙皇扣上“民族傲慢”、“妄自尊大”等帽子。
据揭露，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速消灭乌克兰民族的民族特点，一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乌克兰文化”。新沙皇在乌克兰强行推广俄语来取代当地的民族语言。目前，在乌克兰共和国，“官场生活和公务联系，除罕有的例子外，都是用俄语进行的”，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到处都用俄语”；甚至予“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完全‘是用俄语的’”。“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在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乌克兰共和国出版的乌克兰文书籍和期刊的种数不断下降，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间就分别下降了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乌克兰的剧团也“不传播乌克兰的艺术”。
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报告中竟然把这种强制同化非俄罗斯民族、消灭其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做法，说成是什么“全部生活的国际主义化”，大叫大嚷这种做法“好，好得很！”暴露出一副十足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嘴脸。
在经济上，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出发，不许乌克兰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而要搞什么“区域分工”、“专业化”，实际上是摘殖民地式的畸形经济。苏修公然规定，乌克兰要保持“历史形成的(也就是沙俄时期形成的)极重要的全苏采煤一冶金基地和主要甜菜生产区的意义”。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乌克兰许多经济部门得不到发展。《苏维埃乌克兰经济》透露说，在乌克兰共和国，有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化学左业、轻工业、机器制造业，一直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而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微不足道”。今年七月苏修在一项党中央决定中也不得不供认，乌克兰消费品的生产存在严重的问题。乌克兰利沃夫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们在谈到乌克兰西部只有矿藏的开采有所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发展很差时指出。“那个地区的工业好似一个怪物，脚大得出奇，头小得惊人，躯干先天不足。”今年九月举行的乌克兰党中央全会承认，乌克兰许多农庄、农场畜牧业发展速度“缓慢得不能令人容许”。在乌克兰，不愿老老实实接受新沙皇的殖民化经济和剥削的人，就被谴责为搞“经济自给自足”，“挑起民族局限性”等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乌克兰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日益增长的抵制。
乌克兰两位矿工公开写信给苏联《真理报》，责问苏修当局，他们是否认为“使乌克兰人最后俄罗斯化的时刻已经来到”；“乌克兰语究竟是要发展呢，还是让它消失呢?”基辅两个观众在一封给苏联中央电视台的信中愤怒地指出，在乌克兰“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乌克兰十七名妇女联名写信给苏修当局指出，苏联现领导实行的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这种政策同曾经占领乌克兰的列强政策毫无差别”。她们还指出，苏联现领导在乌克兰采取的教育方法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动的”。乌克兰一个地下组织一九七二年底散发的一份传单指出，勃列日涅夫一伙已经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传单说：苏联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变成新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并作为殖民地而受到莫斯科当政者的统治”。传单强烈谴责了勃列日涅夫一伙对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采取的“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许多乌克兰教师、学生、文化界人士写了小册子在群众中散发，谴责勃列日涅夫集团摧残乌克兰文化。、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斗争近几年来不断发展。早在一九六六年，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敖德萨、伊凡一弗兰科夫斯克等城市就爆发过群众示威，抗议苏修当局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几千名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九六九年五月，基辅水电站六百名工人联名写信给苏修当局，抗议恶劣的生活条件。一九七O年，刻赤造船厂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九七二年九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抗议苏修当局的民族压迫。同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还发生了大批群众奋起砸烂州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厦的事件。
近几年在乌克兰还不断出现反抗苏修统治的地下组织。它们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组织群众斗争。
乌克兰人民斗争的发展，使苏修统治集团惶惶不安。近几年来，勃列日涅夫集团一再指责乌克兰的党政头目在“克服民族主义残余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本事”，“缺乏进攻性”等等。一九七二年五月苏修解除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职务。苏修在乌克兰还撤换了一大批其他负责官员。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集团加紧了对乌克兰人民的镇压。苏联《消息报》报道说，苏修当局正在乌克兰加紧进行“内务机关的补充工作”并推行所谓“模范公共秩序运动”。据透露，近年来在乌克兰有大批人遭到搜查、逮捕和秘密审讯。《乌克兰真理报》承认，乌克兰各高等学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一年竟达到七千名。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只能引起愤怒。”苏修加紧对乌克兰人民的镇压和迫害，只能使乌克兰人民进一步认清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新沙皇嘴脸，激起乌克兰人民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载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19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
焦平
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一文中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遗训，他们使教育为培植精神贵族和巩固苏修的反动统治服务，使学校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高喊“普及教育”，追逐最大利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喋喋不休地高喊要“加快普及教育的步伐”，并且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统计数字，吹嘘教育“发达”的程度。这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早在五十年代，凯洛夫之流就已经给苏联学校贴上了利润原则的标记，提出“培养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代，这就是新学校的任务”。他们公然说什么“工人为掌握职业即使从初等教育中所获得的东西，也比在车床旁从事同样长时间的实际工作获得的东西多”。到了七十年代，他们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资部门”，要把经济效果作为考察学校的标准。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办学校不仅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它“比建筑道路、水坝、发电站等方面的投资的回收要快”。恩格斯说过：“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恩格斯当年揭露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给工人后代也受一点教育的这句话，用来分析苏修“普及教育”的反动本质是十分恰当的。
大搞“天才”教育，资产阶级霸占学校
赫鲁晓夫上台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苏修叛徒集团如此为“天才”教育大造舆论，目的就是要让官僚资产阶级垄断教育，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他们大搞“天才”教育，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在一些大城市，把经他们选中的所谓“天才生”集中起来，开设了多种类型的特殊中学，如数学中学、物理中学、外语中学等等。在这些学校里有优越的师资配备和实验室，还有其他许多专门教学设备。这些“天才生”可以用科技活动代替生产劳动。其次，在一些重点中学里，他们又为所谓的“天才生”，设立扩大教学内容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科的特别班，增加学习时间，配置专门教师指导，加以破格培养。另外，还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要优先录取这些“天才生”。近年来，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大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大会”，在大学生中寻求“天才”人物，这种“奥林匹克竞赛大会”中的优胜者可以戴上“象征着荣誉与胜利”的“月桂帽”，荒诞到了极点。苏修大搞这一套“天才”教育，完全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也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指出，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借助卢布刺激学生，培植新的精神贵族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在今日的苏联，苏修头目公然宣称“知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竭力向学生灌输“知识越多，身价越高”的陈腐观念，在学校里，大搞卢布刺激。学生的奖学金仿照工资制度，分为“基本奖学金”和“个人奖学金”两种。“个人奖学金”相当于工资制度中的“个人津贴”，是专门发给那些学业成绩特别“出色”的学生。一九七二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采取了一项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奖学金的新措施。这个新措施，以“注重学业成绩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来决定奖学金的获取。对所谓“成绩优秀，在社会和科技工作上表现良好的学生”，可以除发给奖学金的规定数额外，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另外，校长“有权在已批准的学生奖学金的总数额内，对那些学业成绩优良，在社会工作和科技工作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再增发百分之十五的奖学金”；同时校长也有权对“几门学科考试不及格，和考期过后而补考及格的学生，不发给奖学金”。苏修在学校中以搞这一套卢布刺激为诱饵，驱使学生拚命把自己培养成符合苏修统治集团需要的新的精神贵族。
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绑上争霸世界的战车
为了适应争霸世界的反革命需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还大大加强了学校的军国主义教育。苏修教育部门的一个头目宣称，“对青年学生的初等军事训练，将从九年级开始进行，共一百四十小时，包括三十五小时学习公民国防原理。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学习初等军事训练学科的时间，十年级每周为二小时，九年级每周为一小时”。
他们对苏联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肆渲染火箭一核武器的所谓威力，妄想用这种唯武器论训练学生，给自己壮胆打气。苏修报刊无耻地吹嘘什么“苏+联武装力量拥有火箭一核武器，这本身就是加强我国军队的精神潜力的强大因素的源泉”。
苏修在学校中把反动的军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门“基本课”，要“考试”和“记分”，规定军训课不及格者则不予毕业。他们要求“每一个教师应当善于从教育上论证所教学科跟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联系”。同时，还由国防部向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派遣了大批军官，直接控制这些学校的军事训练。到一九七四年，全国四万七千七百所中学已经全部配备了军事教官，许多学校还拥有自动枪、卡宾枪等武器。苏修大搞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为它对外侵略扩张，妄图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服务的。
推行“专家治校”，维护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苏修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校长被捧到极高的地位。这些校长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学校中的代表。他有权决定干部的选择和使用，有权对学校课内外一切活动进行安排，直到决定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在校长控制下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和教师教学法协会，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对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苏联高等学校中，从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到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上上下下都为教授、专家所霸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结果就是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教育。在这样的学校里，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女越来越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高等学校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子弟只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其他都是职员和知识分子子弟。另据苏修报刊透露，一九六三年在新西伯利亚州，农民子女在读完中学后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上大学，但只有百分之十能如愿以偿。此外，苏修学校还通过种种卑鄙的手法为一小撮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苏修各级党政头目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子女进高等学校开假证件。西阿赫麦塔市苏维埃前副主席给自己女儿写了一份假鉴定，证明她是市苏维埃代表，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高等学府。这就使苏联的学校完全变成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解放日报》)
20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北京变压器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 岩文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地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把苏联教育蜕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和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来的党政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货色，为在苏联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窃据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劳动人民却根本无权过问教育事业。教育这块阵地成了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今日苏修之教育，实质上也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赋予教育以双重目的：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训练供其驱使的奴仆，另一方面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为此，苏修对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任务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有的学校的任务确定为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养大批能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而有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任务则是培养“明天的生产指挥者”和所谓“有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们去压榨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
苏修在《教育法令纲要》中标榜，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然而，苏联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在享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阶级对立。在今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深重的苏联社会里，人人有权升入高等学校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苏修公然胡说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手工业者”，甚至污蔑劳动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寥寥数语，已把这伙叛徒敌视和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苏修当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学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读几年普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
可是，对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高等学校，苏修统治集团却关怀备至，在经费上和师资上都是优先照顾。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据苏修自己的调查称，在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专家”，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可见，苏修的教育实际上成了维护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相世袭的一种手段。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领地
苏修侈谈什么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他们取消了工农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高等学校招生问题上，他们玩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真理报》还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可见苏修鼓吹“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培养精神贵族的场所
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宣扬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得牢固的科学知识”，叫嚷“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说“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是智力劳动”。苏修鼓吹“智育第一”，装出一副只谈知识不谈政治的样子。可是，“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事实上，苏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学校中不断加紧进行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教育，使教育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服务。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拚命宣扬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是说，苏修的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苏修一个头目还宣称：“现在，所有的州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此炫耀苏修“社会主义”的“发达”，其实这正表明他们把高等学校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他们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残酷地欺压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苏修教育在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苏修教育，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修正主义的染缸。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必将奋起斗争，推翻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夺回垄断资产阶级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地，包括教育这块领地，使苏联重新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载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21 为复辟资本主义推波助澜的苏修文艺
复旦大学 江浩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运用政权的力量，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改变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全盘地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今日的苏联文艺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发出凿“旧墙”的反革命叫嚣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全盘地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大造反革命舆论，首先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及其一伙便披挂上阵，煽动作家、艺术家去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使人惴惴不安的问题”，也就是煽动文艺工作者去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阴暗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四年，老右派爱伦堡抛出的小说《解冻》，就是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支毒箭。他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没有“自由”、“温暖”与“公理”的“冻僵了的整个世界”，把无产阶级专政年代污蔑为“冰冻时期”，把赫鲁晓夫上台说成是“春暖解冻”，疯狂地为资本主义的“春天”引幡招魂。苏修评论界把《解冻》的出笼看成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后，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冷酷》、《带星星的火车票》，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山外青山天外天》、《焦尔金游地府》，电影《晴朗的天空》，剧本《暴风雪》、《晚餐之前》等，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竞相出笼。这些毒草尽管光怪陆离，形色各异，但统统都是歪曲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咒骂为“谁也不需要的旧墙”，声称要“凿倒它”，道出了苏修寡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心声。正因为此，它们被苏修统治集团捧为“正确地说明了苏联现实的作品”。
大写霸占生产资料的“当代英雄”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随着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急剧膨胀，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特别贪婪地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苏联人民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在苏修文艺中，那些霸占了生产资料的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被竭力美化为“指明方向”的“当代英雄”。被苏修捧为“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一”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就肆无忌惮地把他主管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称为“普隆恰托夫之国”，把企业中的一切都看成是他的财产。在获得全苏第六届电影节一等奖的电影《要热爱人》(即《城市建设者》)中，编导者介绍萨雷乔夫这个人物时也毫不含糊地说：“他是当地的主人之一——是一个托拉斯的首脑。而这个托拉斯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一切——经济和建筑”。这类现象在今日的苏联是屡见不鲜的，就象苏修一个建筑托拉斯经理说的那样：“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千”。这表明：苏修大大小小的“当代英雄”对生产资料拥有实际上的所有权与支配权。
鼓吹对工人农民的血汗榨取
马克思指出：“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在今日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和支配了生产资料，就必然运用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权力，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象豺狼一般地掠夺广大工农群众。
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苏修叛徒集团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苏修文艺也大肆鼓吹这类血汗制度。剧本《外来人》中被诩为“新型的企业领导人”的切什可夫就提出“应当有按每分钟计算的进度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和纪律”；他动用手中“无限的权力”，疯狂地镇压工人，恶狠狠地叫嚷要“用卢布打他们”。苏修一伙认为切什可夫是“非常积极地执行选定的路线”，即勃列日涅夫路线，因为他“懂得经济，爱钱，也善于计算钱”，懂得用“新的方法”压榨工人，为苏修增加更多的利润。苏修长篇小说《普通的一个月》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一家实现生产自动化管理的工厂设有中心调度室，人们通过这里的电视可以看到全厂各车间、科室的活动情况，借此严密地监视工人群众，强制工人极大地提高劳动强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象列宁指出的那样：“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苏修叛徒集团还大力推广“谢基诺经验”。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中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农庄主席格纳季就经常以“解雇”来威胁群众，他说：“我那里有一桌子的信，都是要求进集体农庄的”。言外之意是：“我”格纳季可以随时解雇你们而不愁没有劳动力。这种情况在苏修得奖剧本《幸运的布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布肯所在的农场分场有四百名农业工人，由于采用矿所谓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将四百人干的活由二十三人包下来，加强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其余的工人统统解雇。剧本中一个“莫斯科来的客人”认为，倘若把布肯的试验推广到全国，就可在几年之内“解放出将近三千五百万个劳动力”，也就是说将有几千万人失业。正因为此，他称赞布肯的试验具有“巨大的国家意义”。
维护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
苏修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垄断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这样，在苏修社会中，贫富鸿沟就越来越深。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普隆恰托夫当上经理以后，也就捞到“高工资”，拥有私人别墅、高级汽艇、汽车、专用司机和厨师等等。苏修长篇小说《现代人》，为了美化所谓理想的“现代人”的谢德罗夫，维护苏修统治，也写了其他一些人物。例如，以洛古金科夫为头子的某农庄的领导集团，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每人都盖了“造价昂贵的独立式的住宅”，另一个农庄的技师则拥有现代化住宅、漂亮的家具、私人汽车等等。而广大人民群众则一贫如洗，无以为生。对于这种极不平等的分配关系，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是极力加以辩护的。他们说，普隆恰托夫一类人物过的“现代化”生活，即腐烂寄生的资产阶级生活，是合于“人性”的。原因呢?因为照他们看来，世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靠智慧的威力来完成自己的公民功勋”的“社会战士”，即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人“无权过不舒适的生活”；另一类则是“靠耗子般地卖死力气”的“生产工具”，也即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苏联劳动人民，是无权过舒适生活的。这是哪个阶级的“人性”?地地道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人性，吸血鬼和寄生虫的人性。
苏联由于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政大权，发生了历史的倒退。但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人民革命的激流必将冲破修正主义统治的冰层，社会主义的春天一定会回到苏联的大地！
(载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22 苏修《按劳分配》的实质
辽宁大学 景彦
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苏联在分配关系方面实行的是劳者不获和获者不劳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可是，苏修叛徒集团却竭力掩盖其真相，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苏联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年六月二十五日，苏修《真理报》还以《按劳分配》为题发表社论，胡说按劳分配原则已经成为苏联“生活不可违背的法则”。苏修在这里玩弄的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招。当年列宁在揭露机会主义时曾经指出：“不骗人就卖不出去，这是他们的格言。”(《“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欺骗，同样是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的格言。他们把按劳分配原则当作欺世惑众的一种招牌，来掩盖他们对苏联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实质。
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
在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也掌握了全国的生产资料，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遭受残酷的剥削。苏修新资产阶级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大量剩余价值，在内部则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据统计，从一九六○年以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除掉用来强化法西斯国家机器、扩军备战和资本积累的那部分，其余部分中的绝大多数被这伙新资产者肆意挥霍，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的需要。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照例是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的，而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苏修却把这种剥削活动称为比工人农民的劳动效用更高的“复杂劳动”，并宣称对这种“更熟练、更紧张、更重要或更负责的工作，要用更多的报酬来刺激”。这就为他们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等途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制造理论根据。
他们给自己规定的名义工资同一般工农的工资相比，差距悬殊。党政军头目的月工资在几百卢布至二、三千卢布之间。担任科研部门领导职务的科学院院士的工资也高达一、二千卢布。他们的工资都比苏修公布的最低工资高几十倍。企业经理、总工程师等人的名义工资为三、四百卢布。但是，照规定，他们的工资要按企业的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确定。比如，规模较大的黑色冶金、煤炭企业和建筑托拉斯的头目就可以拿较高的工资。这就是说，谁掌握的企业规模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的工资就越高。苏联从一九七三年起还在若干重工业部门内对企业领导人和技术人员试行规定“劳动报酬等级”的新指标。其实质是，企业领导如能最经济地使用不变资本，最有效地榨取工人劳动，就能得到最大的“劳动报酬”。这种办法使他们的报酬同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直接联系起来。在农村，集体农庄主席、总农艺师的收入也是很高的，同报酬最低的庄员相比，在不少地区这个差距达二十倍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修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一个侧面。
苏修新资产者的名义工资虽然很高，但他们利用特权取得的种种优厚收入更为可观。苏修党政军头目同时还拿到名目繁多的各种巨额津贴、特定工资、兼职兼薪，等等。为“院士”、“教授”等人，还规定了学位津贴、外语知识津贴等大量外快，带研究生、译书，审稿、作学术报告都有报酬，使他们每月的实际收入达几千卢布以上。作家写书有高稿酬和版税，导演、演员演戏拍电影都有高额酬金和奖金。苏修还用各种奖金的名义将成千上万卢布“奖给”那些“社会名流”。在苏修企业里，企业领导掌握发放奖金的大权，结果使大部分奖金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据苏修报刊透露，在七百零四个实行“新经济体制”的企业中，从利润中抽取的日常奖金的款项，广大工人只得到百分之十八点一，而经理、工程师等却得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九。又据苏修官方材料，一九六九年，全国工业企业中，工人得的奖金为其工资的百分之四，而企业领导人为百分之四十。实际上，不少企业领导人得的奖金为其工资的一两倍，甚至更高。有些奖金，按规定的得奖条件，工人是得不到的，有些则明文规定企业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高于工人，如新技术奖的最高额，前者可达六个月的职务工资，而工人却不得超过三个月的工资。农庄主席也可以任意给自己规定奖金。比如，列宁格勒州“纪念伊里奇”农庄主席，以二十年“有成效的领导”为借口，一下子“奖给”自己两个月的“工资”。这不是明“奖”暗抢又是什么?
苏修新资产阶级还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享有种种特殊待遇。为了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政府开设了各级特殊商店，根据级别和职务的高低提供不同的特殊待遇。在这些商店里，各种高级商品和西方进口的奢侈品应有尽有。在莫斯科郊区、黑海岸边，到处是他们占有的私邸和别墅，还有专供他们游乐、渔猎的场所。有的高级官员可以领到价值三百卢布的免费疗养证，家属随行还可以享受“宽厚的折扣待遇”。有的人利用职权出国旅行休假。他们还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子女送进“名牌”的高等学校，安排在党政军的领导部门工作，从而实际上确立了特权的世袭制。这种种特殊待遇是无法用卢布计算的。
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伙贪得无厌的暴发户，他们占有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串通一气，采取各种手段侵占劳动人民更多的劳动成果。就连不断吹嘘所谓“按劳分配”原则的苏修《真理报》最近也不得不承认，“投机、贿赂、不劳而食”、“追逐暴利”等现象＆经渤盆成灾。苏修报刊还供认，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等领域，“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牟取暴利”。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大肆窃取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使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了“百万富豪”。
苏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大量地侵占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他们的实际收入比一般工农的工资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差距反映的决不是什么“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是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列宁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青年团的任务》)在今天的苏联，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占有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而他们当中，谁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就能占有别人更多的劳动，捞取更多的财富。这才是今天苏联分配制度的实质。
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苏修为了驱使工人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拚命鼓吹“物质刺激”原则。苏修一头目公然宣称，“物质刺激”的“主要精神在于，先好好干，然后根据整个集体挣得的利润数额来分得自己的一份”。显然，要劳动人民“先好好干”，这是真的，而至于可以“分得自己的一份”，那完全是骗人的。
就以被勃列日涅夫吹捧为“完善劳动报酬”典型的“谢基诺经验”为例，它通过裁减人员，让一个工人完成原来要两个或三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但工人们因此而得到的奖金按规定却不得超过原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又如，苏修在建筑部门大力推广的称为“兹洛宾方法”的工作队承包制，名义上要使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直接取决于“工程完成的期限、质量和实际造价”，而实际上，兹洛宾工作队在采用这种方法的头两年中，工人通过增加劳动强度，使“施工期限缩短一半，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但由此创造的利润绝大部分(百分之六十至九十)“上缴国家”，即上缴给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剩下很少一部分才按评定的等级发给工人作“奖金”。因此，苏修越是“彻底地”实行“物质刺激”原则，苏联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也越深重。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新资产阶级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约增加了一点六四倍。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由此可见，随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而相应增加的决不是工人可以分得的那一份劳动报酬，而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难怪勃列日涅夫都情不自禁地供认：“我们必须毫不吝惜地进行物质鼓励，这笔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在一九七三年苏共十二月全会上的发言)一语道破了“物质刺激”的真相，同时也暴露了一副垄断资本家的贪婪嘴脸。
苏修在推行“物质刺激”、采用欺骗一手的同时，还凶相毕露地采用物质惩罚这另一手。他们在企业中制定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稍有违反，即克扣工资和奖金，甚至罚款、开除。因劳动中的“疏忽和缺点”，就可以减少工人基本工资，剥夺其奖、金的全部或一部分。对于完不成生产定额、出废品的，不管其原因如何，都要扣工资、罚款。对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轻则取消奖金或调做报酬低的工作，重则竟给以解雇的处分。农村的情况完全类同。一小撮新农场主对广大农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稍不顺眼，就给以各种经济制裁和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庄员资格”。例如，“共产主义之路”农庄主席一年内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使每四个庄员中就有一人受到处罚。“胜利者”国营农场场长一年内发布了二百二十三项处罚及追究物质责任的命令，迫使百分之四十的职工离开农场。近年来，苏联各地解雇成风，大批职工遭到解雇，同时又有更多的人不堪予苏修资本家的剥削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自愿”离职。苏修把这种现象称作“劳动力流动”。据透露，工业和建筑业每年有一千多万人流动，农民背井离乡者每年有二百万人以上。
苏修采用的“物质刺激”也好，“物质惩罚”也好，手法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加强工人、农民“劳动的紧张程度和强度。，迫使他们创造巨额的剩余价值。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广大工农群众在今天苏联的分配关系中完全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他们所得到的微薄工资只是维持最起码生活的劳动力的价格。他们所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吞噬。在今天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所谓“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外壳而已。
(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23 苏修社会的腐朽面貌
鸣松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苏联，一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各部门的统治地位。在他们的统治下，今日苏联的社会，到处出现腐朽堕落的景象。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社会弊病，象瘟疫一样在苏联各地蔓延。
贪污盗窃成风
苏联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他们通过“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获得了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但是，这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还要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尽量更多地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营私舞弊、贪污盗窃之风，就是这样在苏联盛行起来的。
苏联新型资产阶级分子营私舞弊、贪污盗窃的手段，多种多样，无奇不有。仅据苏修报刊透露的一些情况，看看他们是怎样干的吧：谎报“生产成绩”，骗取“奖金”。例如，莫斯科一个有色金属铸件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等人结成一伙，经常采用谎报的“应急措施”来“完成”计划，仅一个季度就骗取了“物质奖励”一万八千二百卢布。
假造单据，私吞生产费用。例如，巴库一家果汁厂的厂长，同总会计、生产主任等互相勾结，伪造采购和运输水果的单据，不用水果，而用自来水、沙糖加柠檬酸冒充“水果汁”，三年内就贪污了水果费近一百万卢布。
私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格鲁吉亚一个纺织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互相勾结，动用工厂的设备和原料，建立了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在黑市推销，短期内就捞到了一百七十万卢布。
偷窃财物，中饱私囊。例如，在列宁格勒，苏联国际旅行社社长，同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偷盗了六万卢布的东西，其中包括大量外国旅客的财物，如“西德的理发工具、英国的打火机、芬兰的衬衫、西班牙的白兰地酒、苏格兰的威士忌酒和美国香烟”等等。
苏联新型资产阶级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是受到司法机关人员的纵容和支持的。他们官官相护，行贿受贿，合伙分赃。例如，格鲁吉亚的地方工业部监察一检查司，以前司长为首的“几乎全体人员”都贪污受贿，“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
寄生糜烂的生活
各种特殊享受，寄生、奢侈、糜烂，这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生活的主要特征。他们通过这种腐朽的生活，肆意挥霍从苏联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劳动果实。
拿苏修头目来说，他们占有豪华的别墅、专用的猎场，过的完全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豪华的腐朽生活。
苏联新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占有豪华宽敞的住宅和舒适精致的别墅，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住宅和别墅，有的是由政府分配给他们个人享用的，有的则是动用国家物资为他们私人修建的。一些私邸和私人别墅，除有华丽的客厅，还有“弹子房”、“游泳池”，有的甚至有“大理石楼梯和洗澡间”。据透露，文化部长为她女儿在莫斯科附近修建了一座华丽的私人别墅，并且少付了几千卢布的材料费。格鲁吉亚一个中央委员，则盗用公款五十万多卢布修建了一所私邸，比“许多世纪前建立的教堂寺院”还“显得宏伟异常”。目前，随着苏联新型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数、权势和金钱的增长，这种私人别墅，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据西方报道，苏联新型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在国家银行里有一个“不受限制”的账户。他们只要是出于个人的需要，如购买别墅、汽车等，就可以在这个账户内支取他们需要的卢布。在一种特殊商店里，他们每月初先支付几十个卢布，然后愿意拿多少精美食品，就可以拿多少，不再付账。
苏联新型资产阶级分子都有私人买的小汽车，有的人有几辆。他们在专门的服装店定购最时髦的西方服装，穿戴十分讲究。他们经常到专门为他们开设的豪华饭店去吃喝，一顿可以花掉几百个卢布。
青少年遭受腐蚀毒害
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路线，苏联新型资产阶级分子追逐金钱的行径和奢侈、糜烂的生活，对苏联青少年形成了严重的毒害。过去，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联广大青少年曾在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满怀革命豪情，创建了许多丰功伟绩，出现了一批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可是现在，由于受到统治集团的严重腐蚀和毒害，苏联不少青少年却追求名利，贪图享受，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因此走上堕落、犯罪的道路。
苏修报刊供认，苏联一些青年的“理想”是“金钱、美女和舒适的住宅”，他们厌恶“过去的艰苦生活”，认为人生“就是为自己活着”。许多青年为了成名成家，贪图安逸，不愿在农村工作。与此同时，西方的爵士音乐和舞蹈却成了苏联一些青少年“共同的兴奋剂”。西方奇装异服的黑市买卖异常兴隆。西方电影在苏联“卖座率惊人”，使青年“入迷”。
苏联青少年喝酒的现象也很普遍。苏修报刊一九七一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十年级学生中，男生喝酒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女生占百分之九十。一些青少年还吸毒。连苏修官方人士都供认：“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
苏修官方还公开承认，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相当多”，“违法的数字很高”。有些大学生“结伙搞投机倒把，买卖外币”，学生宿舍成了“贩卖洋货的场所”。在萨拉托夫州，“有一个长期活动的青年集团”，他们“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也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
宗教迷信泛滥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腐朽统治，竭力利用宗教迷信来麻醉苏联人民。他们公然宣称，东正教是“改造社会关系的工具”，基督教已成了“共产主义基督教”。他们出版了数以万计的圣经和祈祷书，编纂了供儿童阅读的圣经故事。他们花了数以百万计的卢布，资助教会修复教堂。他们支持教会开办神学院和函授神学，大力培养神职人员。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扶植下，教会活动日益活跃，宗教迷信广为流传。据外电报道，苏联现有各种教徒五千万左右，约占全苏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上。除老年人以外，“青年人又恢复了信仰”，“知识分子又回到教堂里来”，甚至有些党、团员和军人也参加了宗教活动。
现在，苏联婴儿受洗礼的很普遍。一些青年结婚时，到教堂去举行宗教仪式。在莫斯科的一个教堂里，每周参加礼拜的有上万人。在许多大城市里，一到复活节这天，大街上清早就挤满了去教堂的人群，入夜后，教堂灯火辉煌，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
难怪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主教公开表示，他对苏联现状“感到非常满意”，一些教会头目也满口称赞苏修叛徒集团正在“实现上帝的愿望”了。
苏联，原来是列宁、斯大林缔造和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却把苏联弄得如此乌烟瘴气，糟蹋得完全不象样子。这种情况，正在激起苏联广大人民越来越强烈的痛恨和反抗。可以肯定，苏联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无论苏修叛徒集团怎样倒行逆施，他们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载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24 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今日之苏联，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贪污盗窃，已成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苏联报刊承认，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这类事实并不罕见”，“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苏修一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五十多万卢布，约合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资，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常宏伟的住宅；在格鲁吉亚的工、商、文教卫生各界，贪污盗窃也层出不穷，以共和国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勾结在一起，进行特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中央合作社财政局长本人也是盗窃犯的“同谋者”，亚美尼亚邮电部管理局局长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十二万多卢布。
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植和庇护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领导权的人更是上行下效，无所不为。据苏联报刊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
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在这种土壤上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不断地孳生出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或者向外国旅游者买来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大发横财。例如，阿塞拜疆社会赡养部生产企业管理局局长，勾结该局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卖金币、首饰，大作美元、英镑的黑市买卖。在他家存放的黄金和珠宝重达三十二公斤，几年内获利达二十八万多卢布。
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苏联国内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个叫戈尔巴琴科的人，利用伪造资历、舞弊行贿等手法，骗取了苏联国立雅库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当上了教授，并成立了一个学位答辩委员会。
在苏联，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内务部一个官员曾透露，在列宁格勒一次注册登记的娼妓就有一万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大中城市以及疗养地，都设有酒巴间、夜总会和半公开的妓院。由于娼妓越来越多，性病也随之扩大和蔓延。据法国一家杂志援引苏联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卖淫这个“资本主义的脓疮”已经在苏联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广场、共青团广场、白俄罗斯车站和农展馆附近的饭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动。其中一些人“有警察为后台”，受到警察的保护和支持。
苏修上台二十年来，苏联的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苏联的离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离婚的夫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结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结婚不到一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酗酒成灾，已成为苏修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报道，全国酒精产量剧增，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私人酿酒现象也在逐年增多。据统计，苏联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全国每年仅饮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每年有六、七百万人进入“醒酒所”。工人群众由于对苏修统治强烈不满，常因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而“借酒浇愁”。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乌拉尔一工厂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进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厂，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检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时酒意未醒，无法上班。青少年和妇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许多青少年和妇女经常沉醉街头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贩毒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据报道，在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吸毒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学生公开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们吸食麻醉品。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萨克有一个出售吗啡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犯通过奇姆肯特市化学制药厂搞到大批吗啡，分成小包，运到各地出售。另据报道，莫斯科一家制造麦角酸的工厂，有一批科学家私自制造麻醉剂；在高加索有的单位制造海洛英；在中亚地区还种植鸦片。正如西方报刊指出的那样：“毒品已愈来愈深地进入苏联社会”。
在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苏联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相当多”。集体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里，“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青年共产党人》也透露，在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市有一个青年集团，长期作案，“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卡拉干达市一群学生在看了凶杀电影后，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晚上就连续七次作案。
在今日苏联这些社会弊病的恶性发展，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十月革命的事业、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天天的糜烂腐败，这些弊病将更加广为蔓延。苏修当局对此十分不安。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种种“社会弊病”严重，并声称要“同它们作斗争”。近年来，苏修当局还装模作样地作出了些诸如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制定什么反酗酒措施，颁布什么“劳动教养”条例，炮制什么禁止暗娼、限制性病、反对嗜毒的法令等等，显示一番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姿态。然而，这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骗人把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一伙“盗窃国家本身”的大盗贼，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自由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他们是最大的教唆犯。只要苏修的反动统治继续存在，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行动起来，把毒害他们的所有污泥浊水连同苏联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伙窃国大盗和教唆犯也终将“落网归案”，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情审判。
(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
25 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
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走希特勒称霸世界的老路。只要把他们的言论、行动，同希特勒作一对比，人们就会看到他们不仅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上，正在重温希特勒旧梦，而且在为实现这一野心所采取的各种作法，也同希特勒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血腥的法西斯专政以后，公开叫嚷要“使整个世界都为德国人占有”，并且疯狂扩军备战，说什么“只有强者才有权贯彻自己的意志”。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后，也以争夺世界霸权为国策。塔斯社今年五月十九日在一条报道中公开叫嚷要按照苏修的“纲领”“改造国际关系”。苏修头目们还大肆鼓吹，在对外活动方面要“发动广泛的、名副其实的总进攻”；在执行对外政策时“以军事威力为后盾”；“为了争取在力量上占优势”，必须“大规模地组织”火箭核武器生产。他们还摆出一副世界海洋霸主的面孔，叫嚷什么“航行在世界大洋的所有地区”，“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我们祖国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我国人民的世代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苏联舰队的旗帜已经在各个海洋最遥远的角落飘扬。”
希特勒当年在加紧扩军备战和侵略扩张的同时，总是表白自己的“和平”诚意，以麻痹各国人民。今天，勃列日涅夫集团显然也在使用同样伎俩。
希特勒曾经一再表示“无条件保证和平”，高谈裁减军备，特别是强调“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等的限制”，然而同时，他却大量扩军，加紧制造飞机、毒气弹、潜艇等等。勃列日涅夫也喋喋不休地表示“保证世界上世世代代的真正持久和平”，主张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禁止核武器”，另一方面却把军备，特别是核军备，扩充到空前未有的高水平。
希特勒在侵占别国领土时，总是制造各种荒谬的借口。勃列日涅夫集团也是这样。例如，希特勒武装侵占挪威时，说什么这是为了“保证挪威人民的自由”，“防止英法军队企图占领挪威基地”，并且恬不知耻地表白“不论现在和将来，德国都无意采取行动侵犯挪威王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勃列日涅夫集团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说什么这是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使捷克斯洛伐克“免受西德军国主义势力的日益增长的复仇主义野心的侵犯”，并且同样恬不知耻地表白苏修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
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也是大耍“声东击西”的伎俩，多次扬言“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德国愿意“同欧洲所有国家合作”，但他实际上把自己的注意力首先放在西欧，认为只有夺取西欧，依靠西欧的经济实力和资源才有可能进一步征服世界。希特勒利用当时英、法政府首脑害怕打仗的心理和绥靖政策，悍然并吞了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得以坐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首先在德国和英、法之间开始的。现在，勃列日涅夫集团同样多次表示，苏联愿意“保证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同西欧各国“建立睦邻关系和合作”等等，但实际上把欧洲作为它争夺世界霸权的重点，不断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对西欧各国虎视眈眈。它仿效希特勒的作法，利用西方某些人害怕战争和希望和平的心理，得寸进尺。
希特勒为了进行侵略扩张，一上台就大搞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勃列日涅夫集团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在一次讲话中叫嚷，“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苏修公然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方针，“要求苏联人付出不少的物质牺牲”，以便“把极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在国防上”。目前，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已达到空前的高度。据报道，苏联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企业是用于军工生产的。苏联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据各方估计，目前军费开支约占其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同希特勒德国一样，苏联的国民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战争经济的轨道上。苏联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方法问题》一书承认，苏修的方针是“既要从经济上保证使用核杀伤手段的战争，也要从经济上保证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据报道，苏联洲际导弹十年中增加了十四倍，军用飞机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坦克、大炮等常规武器也在迅速增加。苏联《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六期就大肆宣扬，苏联的“摩托化步兵师的大炮、迫击炮发射量战后增加为三十多倍”。目前，苏联还在加紧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制造航空母舰。十多年来，苏修仅用于核武器方面的开支，就达到一千多亿美元。他们生产这么多武器干什么?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他们的目的就象他们自己所供认的，是为了“争夺军事技术优势”，以“军事行动”“有效地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完成进攻性任务”，以至于积极“准备打一场使用任何武器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海军的扩张。苏联海军舰艇吨位十年来增加近一倍，核潜艇四年间增加了四倍半以上。还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一次谈话中就吹嘘，苏联海军能够“在世界海洋任何地区完成进攻性任务”。《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六期公开叫嚷，“苏联海军已经越出近海和内海，熟悉了广阔的海洋”，“拥有一切必要条件在各大洋同时长期进行战斗行动”，“它可以远距离击中海上及陆上目标”，“可以迅速在敌方的领土上登陆”。
希特勒进行侵略战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毒害德国人民的思想，大力散布日耳曼种族优秀论，鼓吹“德意志高于一切”，对德国人民加强军国主义教育。今天，勃列日涅夫集团也在疯狂毒害苏联人民的思想，加紧对苏联人民进行大俄罗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以作曲、“预先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的一个方面。近几年来，勃涅日列夫集团特别热衷于宣传所谓的“万古不变的俄罗斯精神”。他们公开叫嚷“在任何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比它(指俄罗斯民族)更伟大的人类性格”，把历史早已作了结论的侵略者哈巴罗夫之流叫做“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儿子”，为这些侵略者树碑立传，要苏联人继承沙俄时代这些“前辈们的光荣战斗传统”。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今天，勃列日涅夫集团同样也是用“保卫祖国”来粉饰他们的侵略战争的准备。他们说什么“训练青年保卫祖国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足够充分而有效地完成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目前，苏修在普通中学、中专、技校普遍建立了“军事办公室”，设置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苏修当局还指使其御用文人大量创作所谓“军事爱国主义”小说、电影、戏剧、美术作品等来毒害苏联青年心灵。苏修的“军事爱国主义”是什么货色?受到苏修推崇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载于苏修《青春》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八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部小说中被吹捧为青年榜样的主角是一个“一生都在执行命令”的人，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朝着什么方向，造成什么后果”。苏修就是要把青年培养成这种不问“方向”和“后果”、只知“执行命令”的人，希特勒国防军士兵式的人，以便象苏联《红星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社论所说的，派他们“到一切需要的地方去服务，其中包括到遥远的没有人烟的地方去，到国外去”，充当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工具。“基本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训练青年准备打核大战方面”，《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四期上的这句话正是苏修搞“军事爱国主义”的目的的自白。
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要扩张，“就只有牺牲别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使用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作为战败后新恢复的帝国主义国家，力图夺取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地，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德国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美帝国主义霸占了很多地方，它虽然早已从顶峰上跌落下去，但还在拚命想守住既得利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行列，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以后，力图挤进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取而代之。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它们是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由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很大，采取所谓“总进攻”的态势，加紧侵略战争的动员和准备，公然威胁说要“先发制人”，作为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来说，它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主席还指出：“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四十多年前，希特勒这个纸老虎不但未能称霸世界，反而被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烈火烧成了灰烬。今天，世界形势同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个纸老虎重走希特勒的老路，只会落得比希特勒更悲惨的下场！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人民日报》)
26 苏联超级大国也是超级剥削者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超级大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一样，是第三世界的超级剥削者。这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惯用的超经济剥削手段之一是，以经济“援助”为名大放高利贷，通过放债实行商品输出，倾销高价工业品，以不等价交换掠夺受“援”国的原料，在国际贸易中对第三世界各国大肆剥削。
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苏修，实际上是通过放债残酷地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天然剥削者。这个不断伸手向美国、西德乞求贷款和向日本等国打饥荒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尽管一个劲地鼓吹它向第三世界各国的贷款是“无私援助”，是“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的有效方式”(苏《真理报》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实际上它是利用放债进行剥削、掠夺和敲诈勒索。据西方报刊透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发放贷款，名义上是低利息，是特别“优惠发展基金”，但因为附加很多苛刻条件，实际上是变相的高利贷，是套在债务国脖子上的经济枷锁。列宁在形容当年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时说过：“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今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通过贷款却要在“受援国”身上剥下三张皮来：一曰强制推销陈旧而高价的机器设备，二曰强使债务国以低价原料和低价工农业产品抵债，甚至威逼债务国用现汇还债，三曰苛刻的附加条件。
先说利用发放贷款来推销破机器这一条。苏修发放贷款时一般都限定债务国用此款项购买苏联造的机器设备，换句话说，就是用这些破机器放债。世人皆知，苏联机器质量差而价格高，有些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苏修的所谓“贸易信贷”，说穿了只不过是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推销商品的手段，更具掠夺性。至于苏修通过贷款掠夺原料，更是此中老手，因为它的贷款附加条件之一，就是常常以债务国用“传统”商品来抵偿，而抵债的货物价格通常要比国际市场同类商品低百分之十到十五，甚至低百分之三十。国际市场工业品和原料的价格差距，本来就是在帝国主义垄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根本不是等价交换，而苏修则在这个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再来一个不等价。就这样，苏修以低价从发展中国家掠夺了大量物资，诸如有色金属精矿、石油、天然气、长纤维棉花、天然橡胶、皮革、油料，到服装、家具、大米、咖啡、热带水果等，应有尽有。有时，苏修还以债权国的地位，压债务国进行所谓“定向生产”，即指定工厂生产由苏修指名要的产品，然后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给苏修抵债。即使规定以货币形式偿付债务，苏修也是敲诈有术。例如它常以货币贬值为借口，或要债务国增加还款，或要债务国改付外汇，乘机多捞一把。就这样，苏修“得自发展中国家偿还贷款的外汇收入逐年增多，这对苏联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重大贡献”(苏联对外经委主席斯卡奇科夫文章，载《真理报》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通过放债，实行经济渗透、干涉和控制，是苏修的另—重要目的。苏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计划信贷”，标榜的是用来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实际上是要控制受“援”国，并使其依附于苏修。几乎所有由苏修贷款“援建”的企业，从设计、施工、生产到经营管理，都要由它的“援外”专家把持。这些俨若企业主人的专家，享有种种特权，如：拿高薪、住别墅、领津贴、免费旅行、免费医疗，此外，连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回国度假的旅费也要由受“援”国来负担。对于受“援”国来说，供养这批贵族老爷，实在是个沉重的负担。据计算，受“援”国单是这一项开支通常要占苏修“援”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不管“援”建工程效益如何，“援”款的五分之一已经倒流到苏修的口袋里!
不仅如此，苏修还惯会乘人之危，在政治上干涉、控制别国。如遇抵抗，就逼人还债。例如，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期间，苏修为了迫使埃及停火，就曾一手停供武器，一手逼埃及用八千万美元来偿还贷款利息。一九七四年孟加拉国遭受严重水灾，苏修也曾逼孟加拉归还过去所借的二十万吨小麦。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苏修曾违反同印度达成的协议，借口印度卢比贬值，硬要印度归还它的债款时重新计算本息，多还它四十亿卢比的额外债款。
在苏、美两个大债主的盘剥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已“陷入恶性螺旋上升的债务之中”，还本付息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为了还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把最重要的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十，有的竟至百分之三十，忍痛送给债权国。有些国家债台高筑，不得不靠借新债还旧债。有的甚至借新债还不足以还旧债，以致出现向债权国“倒援款”的奇异现象。据印度财政部的资料，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度，苏修对印度“援”款总额一亿三千九百万卢比，而当年印度偿还苏修旧债本息则达五亿六千七百万卢比。印度不得不另外拿钱或物资来抵偿。
从长期痛苦的经历中，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依靠外国的债款，不仅不能摆脱外国经济剥削和控制，相反，债务却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国家进步的阻力。现在，发展中国家正考虑如何摆脱外债这副沉重经济枷锁，它们开始采取多种形式，揭露和批判高利贷剥削。深受苏修高利贷之害的国家，率先开展反逼债和反讹诈的斗争。埃及人民愤而揭发苏修逼债的可耻行径，引起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印度舆论界也开始进行揭露和抨击，连印度国会议员也表示担心借债过多会把印度“抵押给苏联”，“置于从属地位”。
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强烈要求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以减轻在苛刻的条件下欠下的外债重担对发展中国家现在和将来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反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普遍呼声。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相互之间的互助互济，以解决资金困难。它们特别重视通过开源节流，积累扩大再生产资金，依靠自己解决发展资金，以便减少向外国借债。现在，这一正确解决资金问题的途径已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外国高利贷剥削、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开创出广阔和美好前景。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编 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是对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真正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不可忽视苏修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为此，我们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苏修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族人民，在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选编成册，供广大工农兵、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参考。
本书的编选，可能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