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电影论坛:西方文明的特质是如何形成的？

人类文明探源系列之二

西方文明涵盖的区域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北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关于西方文明问题，几乎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大系中的一个分支，其独特性的一面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是，构造西方文明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如何最终成为西方文明区别于人类创造的其他一切文明形式的基因？以及这些文明基因在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关键作用？

西方文明是一种多元文明、复合文明，它建立在古希腊的理性文明和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基督教文明基础之上，并始终受到族群文明至关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西方文明的特质具有民族性、普世性与功利性。当然，仅从这三个方面来定性西方文明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大系中唯一一支能够冲破宗教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文明，它像明灯一样照亮了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形式不得不因为它的存在而发生剧烈的动荡。直到今天，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持续发生的震荡。伴随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历史性飞跃，人类文明走到了她未必能够把握住的未知方向上。人们一边享受着汹涌而至的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一边又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西方文明的特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文明的价值与意义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走向西方文明深处——

多元文明

与中国式大一统文明完全不同的是，欧洲在其文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都较好地保存着部落与种族的文明成果。我们可以把一切由部落、部落联盟、种族以及各类具有同质化的人群所创造的不同文明，统称为族群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正在于各自对于部落文明、族群文明的处理方式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文明对于部落文明的彻底征服与西方文明对于族群文明的历史传承是造成它们之间差异的根源。

回望西方文明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正是族群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和主体。欧洲的历史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始终是一个战乱纷飞的历史，仿佛一直处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由族群、国家间无休止的冲突与合作，是形成西方文明特质的根本原因。与中国部落文明被彻底征服不同，西方文明构建在一个个别具特色的“饱满”的族群文明实体之上，避免了中国式那种大一统专制社会千年不变的基本风貌和构成社会基础单元的每个个体人“千人一面”的模式化。

这种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生存问题是远古时期人类各民族文明的核心，生存权之争亦是不同民族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古代人类诸民族并不是固定不变地生活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而是经常性发生大规模的迁徙，而这种迁徙的过程往往伴生着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由于欧洲地处温带，大部分地区都四通八达。欧洲的地形、疆域的特点决定了欧洲是个不平静的地方。除了原住民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冲突外，还有从亚洲蜂拥而来的入侵者。对于亚欧大陆中部大草原较为贫穷的游牧民族来说，相对富饶的亚欧大陆南方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其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入侵的游牧民族促成的。”（《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4页）这些不断加入的“肉食者”——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匈奴人、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等，有的定居下来，与当地居民融合，其他的人则回到东方。

这样，欧洲历史上出现了由不同部落、种族组成的丰富多彩的族群社会风俗与多样性的语言。欧洲自古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和昙花一现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中心王朝，也没有一个中心民族。即使是罗马帝国时代，族群文明也没有遭到毁灭的命运。古代欧洲是希腊人、罗马人和北部凯尔特人并立的三个世界。以后，凯尔特人向西进入高卢，再向西登上英伦三岛。再有日尔曼人进入欧洲北部，又分为三支：有的其中还包括不同的小民族，分布在莱茵河地区、高卢、勃艮第、意大利半岛北部的隆巴第定居下来；另一支消灭了西罗马帝国；还有一支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葡萄牙）。由中亚台地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的各民族的来龙去脉，欧洲古代史学者也不能意见一致，不少问题还在研究中。如果从语言来分，可以大体分出拉丁、条顿（日耳曼各族）、斯拉夫语系的文化圈；在斯拉夫各族地区和西欧各族之间，还有一种混合东西欧文化的所谓“多瑙河文化”，以波罗的海和巴尔干之间的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一线为代表。

族群文明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又是一个个无法逾越的屏障，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语言、信仰、习俗等，很难被别的族群文明所同化。因而，欧洲历史上，各族群之间不可能实现实质上的大一统式的融合。谁也不能在欧洲建立统一的铁板一块的专制政权，分裂、冲突与合作似乎是永恒不变的。

族群文明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秘密，就在于除非将整个族群彻底地从肉体上消灭，否则谁也不能改变一个族群数以千年来形成的文明习俗。在这一点上，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族群文明的存在就很有典型性。无数灾难的降临也不能消灭它的存在，甚至不能阻止它的成长壮大。

在欧洲历史上，即使处于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也没有从组织上彻底征服帝国各族群，各族群无论名为臣服或是联盟，皆各自独立，只由罗马派一省长前来治理，而省长每年都要更换。罗马帝国内的各族群皆服从罗马统治，但帝国内的各族群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因而，当罗马帝国衰弱后，各地仍旧回复到独立状态，希腊仍旧是希腊，高卢仍旧是高卢。罗马帝国时代的经济也是分散的。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还拥有各种工匠，因而愈来愈显得自给自足。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经济上的分散又进一步加剧政治上的分权。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欧没有奴隶制，所实行的采邑制非常有利于技术文明的进步。庄园主与农奴保持着充分的接触，对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10世纪时，西欧已遍布若干封建小国。在城市，当市民们获得权力和财政资源时，他们通常能说服国王向他们颁发皇家特许状，准许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市镇内联合起来。这种市镇有权充当社团，有权用自己的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允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作出规定。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因此，欧洲商人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可以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

如何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是每个族群文明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当一个个自私自利的“肉食者”无肉可食时，就会像狼一样外出寻找猎物。因此，欧洲的族群文明始终是一种以智慧谋取功利的文明形态。

在欧洲的文明史上，不断发生族群的流动与迁徙，不同族群文明碰撞、交融，共同把欧洲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文明大熔炉。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向西方、安纳托利亚、中东殖民。在维京人时代，挪威人侵入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公元1000年时，经过格陵兰到达美洲。丹麦人看中了英格兰，然后又向诺曼底、葡萄牙、普罗旺斯和托斯卡纳进行征伐。瑞典人更加面向东方，他们穿过波罗的海，进入俄罗斯西部，从那里沿着几条河流水陆并进，到达黑海。意大利人是罗马人所说的“我们的海”即地中海的后代，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在公元14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借助他们在大西洋岸边的有利位置，发动海员去发现非洲西海岸、东印度，当然还有美洲。大不列颠从16世纪起发展其海军力量，他们的水手在世界各大海洋航行。法国由于地处西欧的中心，从沿海岸和漫长的陆地疆界获利，既面向欧洲，也面向世界其他地区。德国主要致力于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大陆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新的君主国的崛起，一个个饱满的政治与经济实体不断成长，其“肉食者”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西方人向往东方的财富，新兴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支持航海冒险事业。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海外冒险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欧洲的扩张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是航海事业，中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与西方人的海外扩张相比，就能明显看出了两者间本质上的不同。仅从动机来看，明朝统治者只是为了宣扬中华帝国的中央威权和“皇恩浩荡”，或是别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此不惜花费大量资财，获得的仅仅是诸如长颈鹿之类的“奇珍异宝”。郑和七次下西洋虽然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达到人类航海事业的顶峰，给人类航海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却没有给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带来丝毫的改变。相反，“在促使欧洲人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89页）同样是航海事业，同样是政府主导，为什么却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由于他们有专门技术，有经济实力，有丰富的思想，还有相对抗的君主国之间的竞争，他们的追求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君主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王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外，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正的需要，有强烈的要求，而且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准备起飞；当它起飞时，发现海路是畅通的，遂不可阻挡地扩张到全球各地。”（《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91页）

中国明朝没有持续的人力物力扬帆海外，清朝时期的中国统治者同样缺乏向海外扩张的内在动力。1793年，乾隆皇帝对于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所作的回复就极具代表性：“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中国君主行使的中央集权可以让举国上下只由一个人说了算，全国的人都必须听他的，不管对与错；而西方君主却没有这种权力，他不仅需要代表自己的国家与别国展开竞争，而且面对国内政治家、资本家等社会阶层所代表的多种势力发起的挑战，绝对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权力。

如果人类所创造的诸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与西方文明看作是竞争关系的话，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无疑是大大地胜出了。

如同处于中国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时代一样，西方文明孕育了无数饱满的充满战斗力的实体，它们被一种自私自利的欲望所武装，任何时候都拥有强大的推动力。显然，它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发展机会。

它们就像饿狼一样扑向全球，谁能够阻挡这种由西方人创造并主导的历史大趋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