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商学院:为何官员热衷公款嫖娼

    所谓公款嫖娼，指的是拿国家的钱，为自己寻欢作乐买单。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逛夜总会，找三陪小姐，却不用自己花钱，既然天下有这般好事，有点私心的男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这倒也符合“食色性也”的人之常情。可惜，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享受到“公款嫖娼”的待遇，待遇是有差别的，就如同坐车，有的男人坐的是宝马奔驰，而有的男人却只配坐坐公汽。待遇是个好东东，它是特权的标志，是级别的孪生兄弟，自然引得众人趋之若骛。但待遇的大小是和每个人位子的大小成正比的，位子越高的人，享受的待遇便越高，反之，待遇便越低，而没有位子的人，便享受不到“革命工作”的待遇。如此看来，公款嫖娼是有门槛的，即要有能支配金钱的权力。其含义概括为三个层面：一，他必须是国家公务人员。既然是公款，那只有公务人员动用的份，普通市民，即便他再怎么垂涎三尺，那也只有干看的份。二，他必须是某个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掌握一定的权力。一般的公务员只怕连钞票的影子还没见到，便早已锒铛下狱了。三，他必须有调动金钱的机会。有的领导虽然也有一定的权力，但财权旁落，即便他有那个贼心，也没有下手的机会。看来，公款嫖娼也像进入重点大学一样，是要严格把关的。

　  公款嫖娼的原因很多，我们往往将其归咎于“道德败坏”或“思想意识不强”，但这样的解释不过是隔靴搔痒，没有落到实处。事实上，公款嫖娼的来源很复杂，是生理层面、精神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复合体。从生理层面来说，每个男人内心都有占有多个女性的欲望，这是男性生理因素的正常反应，只不过，大部分男人都会将这一欲望隐藏，以免遭遇道德的谴责与法律的惩罚。但是，这一欲望并没消失，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它便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如原海南省某副局长，不但长期嫖娼，据说达236人，而且专以未成年女孩为目标，甚至还拍下现场录像，并记了95本日记。现在看来，这位局长的行为多少有点变态，但他在法庭上仍然大言不惭地叫嚣着：“人是自然人。”以生理欲望为嫖娼的托辞，此人的无耻与自然中的“野兽”没有什么两样。

    从精神的层面来说，公款嫖娼的人内心都有强烈的占有意识。这当然拜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赐。因为在中国古代，一个权力很大的男人便会占有很多的女人，因为那是衡量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说得明白些，便是“摆谱”。如古代的达官贵人在冬天的时候，往往让他的姬妾在身后围站一圈，美其名曰：“肉屏风”。但其中又有多少御寒的成份？主要目的，恐怕还是炫耀自己的成功与富有吧。又如明代就专门规定：“亲王妾媵十人，一次选；世子郡王妾媵四人，二十五岁无子具二人，有子即止，三十无子始具四人；将军三十无子具二人，三十五无人具三人；中尉三十无子娶一妾，三十五无子具二人；庶人四十以上无子者，许娶一妾。”看来，男人地位的高低与占有女人的多寡成正比。而作为男人中的“男人”的皇帝那更是不得了，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带三千佳丽，可以夜夜做新郎了。中国男人的内心多少都有点皇帝意识，梦想体验一下坐拥三千佳丽的滋味。现如今影视剧中那么多皇帝戏，则正好迎合了那些做皇帝春梦的男人的心理需要。所以，对于一个有点权力的男人来说，包二奶，养情人，甚至公款嫖娼，并不光是利比多太强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他可以在占有女人的过程中满足他的占有欲、成功感。

    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公款嫖娼的盛行源自社会风气的堕落。在文明社会里，人们的道德良知与法律意识，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工具。但近些年来，诸如“笑贫不笑娼”的观念意识甚嚣尘上，直接造成人们的罪恶感的淡化，有的人甚至将“廉耻”忘到九宵云外。康有为云：“人之所以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则无事不可为矣。”一个无耻的人，比禽兽都不如，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事实上，人性的堕落必然造成社会的腐败，而腐败又是培育嫖娼卖淫的温床。如此肥沃的土壤，又怎么不长出公款嫖娼的毒草呢？

    从主客体来说，公款嫖娼与性贿赂不同。公款嫖娼是嫖娼者的主动行为，是拿国家的钱去寻欢，其中涉及到金钱关系。从嫖金来源来说，公款嫖娼与个人嫖娼不同。个人嫖娼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嫖金由自己支付，而公款嫖娼的人是国家公务人员，而且往往是领导干部，嫖娼由国家买单。从时间长短来说，公款嫖娼是短期合同，而包二奶与养情人则是长期合同。这些，都使得公款嫖娼具有不同于一般嫖娼的特点：

    一，就嫖娼主体而言，嫖娼者大多是国家领导干部，而且是掌握财政大权的干部，如市长镇长、厂长经理之类。究其实，在于他们往往是单位的一二把手，有动用公款并能及时报销的权力。而报销的名目五花八门，有招待费，公关费，医药费，购置办公用品费等等，而且做得“干净”，查帐很难查出。当然，小喽罗也不是没有公款嫖娼的机会，这就要看他是否有搞到公款的机会，譬如银行职员、出纳会计之类。这类人天天和钱打交道，但级别较低，很难有多余的钱去嫖娼，而一旦私欲膨胀之后，便很难管束住自己。如辽宁青年许某，在一银行做出纳，为满足自己夜夜做新郎的“理想”，他经常以每夜500元的代价去嫖妓，而他微薄的工资怎么能应付这样的高消费呢？最后，他想到了利用做假帐的方法，用公款为自己嫖娼买单。

    二，就“从众心理”来说，许多公款嫖娼具有集体性。这其实也容易理解，一个喜欢寻欢问柳的领导，又怎会带出一帮洁身自好的下属来呢？对领导来说，拉下属下水，既能联络感情，又能结成“攻守同盟”，形成保护自己的坚强防线，何乐而不为呢？据报载，江苏省通州市某镇土管所、建管所、城监中队14名职工中的12人，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频频出入营业性歌舞厅，嫖娼宿妓、包养情妇、吃喝玩乐，挥霍公款26万元。最多时，他们一个月去营业性歌舞厅“活动”二十多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年多时间内，这些单位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城监队长竟然年年被评为“先进党员”与“先进个人”。看来，正是因为公款嫖娼的集体性，大家集体组织应付检察的“攻守同盟”，才得以在三年多里逍遥法外。

    三，从嫖娼者的欲望心理来说，他们大多是嫖娼与包二奶两不误。公款嫖娼者在嫖娼中能“领略”不同的女人，满足他的疯狂的性欲与好奇心，但这还不够，因为妓女是“公共厕所”，什么人都可以上，而养情人包二奶是自己一个人享用，这对一个希望单独占用女人的男人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反正他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嫖娼之外再包养几个情妇又算得了什么呢？

    四，就危害性来说，公款嫖娼的危害极大。这不仅体现在公款嫖娼行为中嫖金数额的巨大，而且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由于不是花自己的钱，公款嫖娼者大多一掷千金，竞相摆阔，甚至令那些亿万富豪都瞠目结舌。曾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的毕某，因为在洗脚城享受一次女服务员的按摩服务，竟然一下甩出20万现金。曾任宣汉县医保局局长的王某，为买下年仅16岁的漂亮少女的初夜权，一次便拿出1万元现金还带一部高级手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为了赢得美人的欢心，更为了维持自己的脸面，公款嫖娼者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疯狂地用公款去寻欢问柳，其欲望的膨胀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也可看出，公款嫖娼者大多患有施虐狂症和视女人为玩物的变态心理。

    从危害性来说，它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与道德沦丧。人们形容现在的干部是“吃喝基本不动，穿戴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尽管语带调侃，有夸张的成份，但它确实活生生地描画出一部分贪官的丑恶嘴脸。

    不过，尽管公款嫖娼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程”，让嫖娼者享受到免费嫖娼的愉悦。但它毕竟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程”，因为它不仅于道德伦理不合，更于党纪国法所不许，故而公款嫖娼者在享受愉悦时，都怀着犯罪的心理，不免紧张焦虑，胆颤心惊，时刻担心阴谋暴露，身陷囹囫。这是公款嫖娼者所承担的精神风险。

    此外，他们还要承担被敲诈的物质风险。由于公款嫖娼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为，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故而那些用公款嫖娼的官员，大多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加上嫖娼者在嫖娼的过程中，一时兴起，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如有的官员，一边观看电视里自己的“三讲”报告，一边在“小姐”面前顾盼自雄，大肆吹嘘：“瞧，我多威风！”殊不知，这恰恰成为妓女敲诈勒索的对象。如在某国营企业担任财务科长的唐某，因为在嫖娼时不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遭到妓女的不断勒索。先是5万，再是10万，再是20万，妓女的贪婪最终迫使唐某投案自首。通常情况是，有些官员，公款嫖娼后，因身份暴露，被妓女或其同伙以告到纪委或单位为名敲诈，而这一点对于那些拥有光明“前途”的官员来说，他们也会掂量掂量丑行公开的后果。如湖北某市的一名副区长，便是因为三陪小姐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告到纪委而丢掉乌纱帽的。因而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满足敲诈者的要求。然而欲壑难填，敲诈者不会因一次的满足而放弃敲诈，在一次次得寸进尺的较量中，这些官员便只有将黑手一次次伸向公款，从而一步步坠入罪恶的深渊。

    然而，虽然公款嫖娼的风险很大，但很多官员依然乐此不彼，并时常在餐桌明目张胆地讨论“吃豆腐文化”。所谓“吃豆腐”，玩女人也！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公款嫖娼等丑恶行为，但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关键原因，还在于缺乏严厉的惩罚与严格科学的监督机制。从惩罚来说，公款嫖娼，当事人往往只是受党纪处分，而很少受法律制裁，从一点来说，公款嫖娼的处罚过轻也是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另外，我们必须制定严格科学的监督机制，让官员的一言一行放在如来佛的照妖镜下，严格监督。试想想，对于一个执掌一方大权的土皇帝来说，其他人又如何敢对他说三道四，当权力缺乏监督之时，便是权力放纵之时，这样的例子，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