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春秋笔法”研究述评

百年“春秋笔法”研究述评

“春秋笔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指孔子修订《春秋》诸如“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为褒贬”（杜预《春秋左传序》）、“直书”、“微言”等相关书写原则，广义上指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它亦可称为“春秋书法”，“书例”、“义例”、“凡例”、“义法”等。自孔子修订《春秋》以来，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等义例之探讨，代不乏人。随着传统经学的解体和新学术体制的建立，“春秋笔法”研究开始了自己新的历程，它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艰难地掘进，在建国后周振甫、钱钟书那里形成过渡，最后在新时期跨学科研究中获得了新生，而台湾地区的研究自承《春秋》经传研究之血脉，从而形成了贯穿百年的“春秋笔法”研究。

一 、传统经学解体下今古文经学的“春秋笔法”研究

在近代以前对“春秋笔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春秋》基本义例的探讨上，但是这种研究状况在19世纪末随着传统经学的逐渐解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先师”上，并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去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从而表达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法的政治理想，实现了经学向现实的逻辑转换。

康有为的“春秋笔法”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春秋董氏学》最初由康氏弟子编于1896年，1897年由康广仁在上海同译书局刻印出版。全书除“自序”之外，一共分为8卷，其中1-6卷为康有为摘编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突破从文字音韵进行训诂解经的范例，按照同类合并的原则分门别类摘编组合，并加上相关按语对此进行重新阐释，从而推导出新的结论。在这6卷中，《春秋●第一》中“天子诸侯等杀”、“立君书不书”、“诛细恶以止乱”、“战有恶有善”“讳大恶”、“不畏强暴”分别指向“春秋笔法”中的直书、惩恶劝善等书法原则；而《春秋例第二》中“五始”、“时月”、“王鲁”、“内外”、“贵贱”、“屈伸详略”、“微辞婉辞温辞”等则是对具体书法体例的探讨；《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上、下）则是对“春秋笔法”所体现的“大义”的抉发。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十一卷据作者自述完成于1901年，作为《万木草堂丛书》的一种，最早刊行于1917年。全书同《春秋董氏学》的编撰体例相似，除了前面的《序言》和《发凡》之外，共十一卷，全书先列不修《春秋》，然后为孔子笔削之迹，接下来为已修《春秋》，并参录《公羊传》、《谷梁传》、《春秋繁露》等书进行相关佐证，最后还加上自己的相关按语进行阐述研究。康氏突破了以往将“春秋笔法”仅仅局限在“书法凡例”、“微言大义”等方面的束缚，而更重视“春秋笔法”本身所产生的功用上，即把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作为表达政治理想和改变社会的工具，并采用现代西方的知识观念运用到编撰体例上。康有为说：“春秋之义不在事，传孔子《春秋》之义在口说而不在文。”并对此进一步阐释说：“（孔子）因恐无所寄托，乃笔削鲁史，改定其年月日时、爵号氏名诸文，或增或删，或改或削，以为记号。如算术之有天元，代数之有甲乙子丑，皆以一字代一式，使弟子后学得以省识其大义微言之所托。”康氏对《春秋》“大义”而非“大事”的重视表明了以往依靠文字训诂繁琐考证等方式来阐释《春秋》“大义”的终结，在同现实紧密联系的基础上而代之以对“大义”的充分阐发和挖掘。其在编撰体例上分门别类，把“春秋笔法”包含的诸种会盟、朝聘、征伐、弑君、避讳等看作代数的“符号”、“电报密码”，通过代数的运算和置换，运用所谓孔子公理化的原则来进行相关推导，得出一定的“笔法”原则，则为“春秋笔法”的研究树立了新的研究模式。

1907年，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刊行，全书分为五卷，在由56篇小论文组成的《春秋通论》中皮锡瑞首先肯定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存在，他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从其“改立法制”的言语可知，其“春秋笔法”研究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经世致用的强烈功用目的。随后他分别对《春秋》诸种“借事明义”、“尊王攘夷”、“书灾异，不书祥瑞”、“日月时正变例”、“一字褒贬”等“笔法”及前代研究“春秋笔法”诸如杜预、赵匡、啖助、赵●、黄泽等诸家学说进行了一一考辨。其提出的“《春秋》非史”说对后来《春秋》的定性产生了重大影响，贯穿在其中的《春秋》有“大义微言”——《春秋》“有例”——《春秋》之各项“笔法”的逻辑推断方法，为后来学者的“春秋笔法”研究打下了学理上的基础。

1907年，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序录》（原名《〈后证〉砭》）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在此之前，其已撰述了《〈左氏春秋考证〉砭》、《驳〈箴膏肓评〉》等著作，这三部著作直接针对刘逢禄而作，加上其于1896年作的《春秋左传读》一同构成了章太炎早期的《春秋左传》学研究。其研究主要以《左传》为基础，围绕《春秋》与左传的关系，间中涉及“春秋笔法”，而其本义在于剔除依附在《左传》上的诸类“书法凡例”，而还“《左氏》之本真”。其采取了“一事一例”、“一列”、“一评”、“一驳”、“一阐”的研究方式，即先列《春秋》经文，然后列出前代对其的评说，再进行相关例证驳斥前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研究方式无疑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其另有《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1930年），全书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写作，总共69个问题，其中涉及诸多内讳和直书的矛盾、赴告不书、特书、“王月”书法、弑君书法、正名书法、征伐书法、属辞比事等问题，其从问答的角度来对《春秋》的义例进行相关探讨则颇多新意和可取之处。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刘师培撰成《读左●记》，1910年其发表《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1912年写成《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3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6年作成《春秋左氏传例略》，刘师培还有《春秋古经笺》（仅存三卷）、《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等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刘师培从古文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左传》同《春秋》之间的密切联系，突显了《春秋》作为“史”的重要意义，他在《左集?古春秋记事成法考》中说：“孔子所修鲁史，以‘春秋'为名，则记事之法必符史官所记。”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左传》不仅“传”（解释）《春秋》，而且其对《春秋》的解释比《公》、《》二传更加详细，他指出：“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这些都成为刘师培从《左传》的角度来研究“春秋笔法”的基本立论点。考察刘师培对《左传》凡例的具体研究则必须把以上诸种著述结合起来，以《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为例，在该书中，一共考察了诸如“元年例”、“春三月书王例”、“空书时月及时月不具例”、“晦朔例”、“闰月例”、“盟例”、“会遇例”、“崩薨例”、“崩薨卒例”等二十五例书法凡例。朱冠华在对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中38条问答“遍考贾、服旧注、杜注孔疏、以至唐宋以来诸家之论，排比诠次，考●异同”之后作出结论说：

综观刘氏于《春秋左氏传》之研究，特点有三：1.强调圣人笔削行权，以为《春秋》有微显阐幽、拨乱反正、赏罚进退当世诸侯、为君亲者讳诸义；2.信守旧礼，申明当中所隐涵之人伦彝●等种种精神；3.刘氏于义例，致力尤勤，可补其先祖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囿于章句训诂，忽视义理”之不足。

朱冠华的结论是在其对《春秋左氏传答问》中38条问答进行充分翔实考察的基础上作出的，当是真知之论，其三条结论也同时符合了刘氏所说的对《左传》探究的“三端”，这亦是对后世研究《左传》基本范围的精辟概括。

康有为对“春秋大义”的阐发开启了后来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阐释的先河；贯穿在皮锡瑞的《春秋通论》中的逻辑推断方法，即《春秋》有“大义微言”——《春秋》“有例”——《春秋》之各项“笔法”，为后来学者的“春秋笔法”研究打下了学理上的基础；章太炎和刘师培沉浸《左传》，从左传凡例的具体研究出发，采用“一事一例”及问答的方式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虽然他们的研究还不可避免地带着传统经学的特点，但是新的西学观念已经开始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采用西学观念来展开“春秋笔法”的研究在后来亦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引导下经学逐渐过渡到史学。

二 、古史辨思潮下的“春秋笔法”研究

1919年2月胡适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书中胡适从“正名主义”的角度专门探讨了“春秋笔法”问题。胡适首先认为“正名主义”其实就是孔子哲学的核心问题，而《春秋》则是孔子实现其“正名”的工具，他说：“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春秋》这部书，一定是有深意‘大义'的。”据此，《春秋》“微言大义”的存在就成为胡适论孔子“正名”思想的先要条件。胡适认为，《春秋》的正名分为三个层次：1、正名字，这是属于文法学言语学的范围；2、定名分，其目的是为了“辨上下”，并举诸侯之君如吴楚称“子”、齐晋称“侯”以及“天王狩于河阳”、“春王正月”等为例进行说明；3、寓褒贬，其重要性在于把褒贬蕴含在记事之中，并以《春秋》中著名的八例“弑君”书法，如州吁弑其君定、卫人杀州吁于濮、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等为例进行了一一考察，然后认为这些蕴含褒贬的“书法”要是能在书中始终保持一致性的话是很有价值的，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这些“书法”本身存在的矛盾之处，这样就显然降低了这种褒贬“书法”自身的批判价值。最后胡适还指出了孔子这种“正名主义”对后代的影响：语言文字上的影响；名学上的影响；历史上的影响。

由此可知，其对《春秋》的重视主要在于《春秋》的“大义”，认为《春秋》是“经”而不是“史”，“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其研究方法为逻辑之归纳，贯穿在其中的是《春秋》有“大义”——《春秋》正名分三层（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正名主义对后来的影响（语言文字、名学、史书写作）这样一种逻辑归纳的线索；其对“春秋笔法”的研究无疑具有现代性的意义，点出了其本质在于文字的运用和其对后世的影响，疑古却并非全盘否定儒家之学说。胡适把“春秋笔法”的第一层含义界定在语言文字的层面上以及认为“春秋笔法”对后来有训诂学上的意义影响，无疑启示了后来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春秋笔法”。其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春秋笔法”亦同样展示了“春秋笔法”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他把孔子并列于先秦诸子的同等地位，从另一角度宣布了“孔子”地位的降低，表示孔子已经从神坛上走向了民间，从而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1919年后以胡适为滥觞的古史辨运动其正式兴起以1923年《读书杂志》第九期和第十期分别发表顾颉刚、钱玄同两人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答顾颉刚先生书》为标志，以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为高潮，以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的出版为尾声，前后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成为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之一，其对“春秋笔法”研究的巨大影响在于《春秋》性质的界定，其同“春秋笔法”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于从否定孔子作《春秋》开始，既然孔子未作《春秋》，那么所谓的“微言大义”自然无从谈起，而“微言大义”则是“春秋笔法”存在的前提，钱玄同说：“‘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从否定“微言大义”开始，钱氏进而否定了《春秋》之“例”，亦即从根本上否定了“春秋笔法”的存在。但是顾颉刚显然没有钱氏那么激进，他虽然否定孔子作《春秋》，但是对于《春秋》之“例”和“春秋笔法”却未加全盘否定，这可以从1988年根据其于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讲授课程《春秋三传研究》的讲课笔记为基础出版的《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得到证明，在该书中，顾颉刚虽然从7个方面来论证了《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是他却同时从《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了《左传》中诸多“书法凡例”条目。

古史辨运动时期，涉及到对“春秋笔法”研究的大多散见诸多经学著作中，如顾荩臣《国学研究》（北京中国书店据1930年世界书局影印，改名为《经史子集概要》，1990年版），钱穆《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范文澜《群经概论》（北平朴社1933年版），周予同于1935年出版的《群经概论》（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春秋经传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版），陈●《左氏春秋义例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论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杨向奎《略论“五十凡”》及《论〈左传〉及其与〈国语〉之关系》（《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杨向奎的两文中，杨氏对《左传》的书法、凡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把《左传》之凡概括为三类：史法、书法、礼经，其结论为：“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为传《经》之书。”蒋伯潜的《十三经?春秋经传概论》则认为《春秋》之“例”即是属辞比事，三传皆有“例”，“例”由学者归纳而得，从而体现出一种全面归纳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古史辨运动时期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一方面通过讨论对孔子作《春秋》进行否定，破除前人对《春秋》“凡例”的传统观念，从而达到反封建的目的，是为“破”；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关证据的找寻来支持自己新的结论，是为“立”。其关于《春秋》性质的讨论直接导致了将《春秋》视为史学著作的结果，这样，随着经学的终结，关于《春秋》的研究就自然被划入了史学的范围，这点无疑对其进行学科性质的定位至关重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春秋笔法”向外扩展的空间。尽管如此，古史辨运动时期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向现今诸多学科渗透的倾向。

三 、建国后到80年前的“春秋笔法”研究

随着古史辨运动的结束，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暂时进入了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但是关于孔子是否作《春秋》的讨论依然在史学界继续。

1961年，周振甫分别在《新闻业务》第10期和第11期发表了《春秋笔法》（上、下），由此揭开了建国后大陆对“春秋笔法”研究的序幕。林帆此后在1961年《新闻业务》第12期上发表了《读〈春秋笔法〉所想到的》一文作为对周振甫《春秋笔法》一文的回应。

周振甫在《春秋笔法（上）》中对五例书法一一进行阐释之后指出：从记事的角度来看，《春秋》笔法可供我们借鉴的有以下各点：（1）直书其事，不加讳饰，这就是五例中的第四例。（2）在记事中进行褒贬，就是五例中的第一“微而显”和第五的“惩恶而劝善”，怎样来实现记事的褒贬又分为四种手法：运用不同的叙述来表示褒贬；从称谓中透露作者的用意；在动词的运用上表示含意；在词序上表示含意。（3）用词极严格，给它规定了特定的含义。（4）极严格地反应生活真实。从对《春秋》的笔法出发，周振甫还对其他史书继承《春秋》的笔法进行了探讨，比如标目、映衬、陪衬、详略、引用、细节描写、比喻等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氏所主要注重的还是“春秋笔法”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和修辞特色，其特别还从现实的角度来强调了“春秋笔法”对新闻标题的重大意义。

徐中舒于1963年写作的论文《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继承了古史辨关于孔子未作《春秋》的观念，在该文中他从十个方面来论述了《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和成书的问题，他认为《春秋》本是“朝报邸钞一类的原始记录”，“春秋书法”本是太史的职守，并点出了“春秋笔法”是同修辞结合在一起的特点。

1979年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杜预序》也对《春秋左传》的笔法进行了专门研究：第一、针对杜预等对孔子修订《春秋》笔法的高度评价“无传而著”，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钱钟书认为《经》与《传》相比较，《经》就像今天报纸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可以从标题中读出词语语气的“惩劝”，但是却不能从中得知记事报道的“尽”与“晦”以及“微”而“婉”。在批评唐宋之际的陆淳、孙复等人舍弃对《传》的研究而仅仅研究《经》的行为实际就是过于相信董仲舒的“无传而著”的说法后，钱钟书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盖‘五例'者，实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第二、对杜预得出的五例“笔法”作出了自己的阐释。（1）他认为五例中前四例笔法揭示了史家写作史书的基本体例，而第五例却揭示出笔法的功用。就历史记述的主要功用来说，这五例“笔法”不仅具有纪事传人的作用，还有劝善惩恶的功用，但是还没揭示出历史演变的规律。（2）从意思相近和相反的角度来考察了“微”、“晦”、“不●”、“显”、“志”、“成章”、“尽”等几个基本的笔法关键词语，认为“微”、“晦”、“不●”它们的意思接近，这点同“显”、“志”、“成章”、“尽”等意思的接近是一样的。但是“微”与“显”、“志”与“晦”、“婉”与“成章”虽然意思相反而不同，但是却能相辅相成，不同而能和，从而体现出辩证的研究模式。（3）针对古人如刘知己赞美《春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史通?叙事》），韩愈《进学解》赞美“谨严”等着力强调“省文”的情况，钱钟书认为“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而”。因为先秦时代使用的全是竹简，书写极为费事，所以不得不采取省文的方式。第三、论及了“笔法”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1）“晦”与“隐秀”。针对刘知己《史通?叙事》对“晦”与“微”的发挥，他认为其间的“晦”其实正是《文心雕龙?隐秀》中所谓的“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因为运用的不同所以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2）对后世小说对话独白的影响。其认为《左传》中许多本来属于两人私下的对话其实都并非是真实言谈的记录，而是代言，就像后代的小说、剧本中的对话独白。“《左传》记言而实乃拟答、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3）对文学虚构性的影响。其点出了历史类题材的小说、剧本和一般题材的小说、剧本之间的区别，虽然都需要进行虚构，但是历史类题材却需要遵循基本的史实，然后设身处地来进行虚构，从而达到合情合理。在《管锥编》中他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春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公羊》、《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微词'，实吾国修词学最古之发凡起例。”

李宗侗于1953年由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辟一节专门论述了“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认为后代史官多尊崇“书法”的褒贬大义和劝惩作用，这点在宋代显得尤为突出，并认为“惩劝作用”是中国史学的特点，影响了史书的真实性，这也成为了中国史学的弊端。

此时期的“春秋笔法”研究实际上正逐渐走出世纪之初对“春秋笔法”义例本质上探索的局限，其研究范围已经从经学、史学走向了多重的研究领域，比如文学、新闻学，对“春秋笔法”的研究在他们的开拓下，正逐渐变得丰富起来。

四 、新时期以来的“春秋笔法”研究

百年“春秋笔法”研究经过世纪之初传统经学的没落和终结、古史辨的疑古、向多重学科的渗透等历程，到新时期即80年代以后，其研究领域和范围都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景象。史学范围内的研究仍然是“春秋笔法”研究的重镇。

（一）史学领域对“春秋笔法”研究的继续

（1）80年代以后，在一些史学史著作中，穿插着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和见解。史学史著作从把《春秋》当作史学著作的角度出发，其着重点大多在“春秋笔法”之“义例”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上。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从“史书体例”、“笔削昭著”、“微而显。志而晦”、“属辞比事”、“布之民间”、“循环论”、“称天言命”等7个方面论及了“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此外在诸多史学著作中都涉及到“春秋笔法”的论述，如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李炳泉、邸富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而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和（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1989年版）则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来论及了“春秋笔法”，体现了融通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野。

（2）从“史笔”的角度把“春秋笔法”提升到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的高度。瞿林东的《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把“春秋笔法”纳入“史法”（即“书法”）和“史意”（即原初的“褒贬大义”）的范围，通过对其历史衍变的考察，认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他指出《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表现为“属辞比事”和“用例的思想”，这种意识通过历史的沿传逐渐对后世的史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中国史书所独特的史学传统（如“书法无隐”、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学批评标准（如事实、褒贬、文采、“直道”与“名教”等）和史学批评方法论（尚简、实录、史家之评论等），瞿林东的研究真正体现了“春秋笔法”在后来作为“史笔”的具体呈现和其对史学理论的重大意义。

（3）史学中对“春秋笔法”本质和基本义例的研究。苏渊雷在《读〈春秋〉及三传散记》一文中具体列举了“春秋笔法”的表现，如诸侯国君称呼的不同，把“天王狩于河阳”定为“婉而成章”，弑君有书“杀”、书“弑”、书“及”的不同，“异内外”等，并把它们作为《春秋》正名的“微旨”所在，体现了对名言概念的厘定和语言文字逻辑性的重视，通过这些例子的列举，苏渊雷认为《春秋》的“属辞比事”“可供我们临文述史乃至作新闻记者标题理论时的参考”，这里同样点出了“春秋笔法”对于史书和新闻写作的巨大意义。另有王晓天《“春秋笔法”是曲笔吗?》、谭光武《“春秋笔法”试解》、王贵民《〈春秋〉“●君考”》（《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等论文对“春秋笔法”的本质和弑君笔法进行了探讨。

（4）对专书如《史记》、专人如欧阳修等进行“春秋笔法”的研究。

“春秋笔法”对后世的史书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在一些研究《史记》和欧阳修的专著论文中可见“春秋笔法”的身影，如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在该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史记》书法），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刘德清《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论文方面则有唐全贤《论“太史公曰”的春秋笔法》，常德忠《〈史记〉中的春秋笔法》等，这些论著和论文或从《史记》文本，或从“春秋笔法”的承继等角度对“春秋笔法”在后世史书写作中的实践和影响情况展开了相关探讨，由是可见“春秋笔法”对于中国史书的重大意义。

新时期史学范围的研究完成了从古史辨开始的把《春秋》经学纳入史学的学术使命，其研究范围从最初的对什么是“春秋笔法”的探讨逐渐扩展到其对中国史学诞生的巨大意义和影响方面，并逐步走出了以《春秋》三传为基本研究的研究，进而发展到后世史书对其继承性的研究领域，瞿林东的《史学志》体现了“春秋笔法”从经笔到史笔、史论上的理论提升。

（二）经学领域内的“春秋笔法”研究

经学领域内的“春秋笔法”研究较多的从探讨“春秋笔法”的基本特征和义例出发，在一些关于经学的专著里面则涉及到“春秋笔法”的论述。有从经史关系来探讨“春秋笔法”的，如许凌云的《经史因缘》（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有从探讨“春秋笔法”基本特征和义例出发的，如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从研究三传的关系出发，对“春秋笔法”义例颇多精断之论，姚曼波《〈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试图突破千年《春秋》学的禁区，把孔子修《春秋》定为修《左传》蓝本，自成一家之言；有对公羊学进行总结论及公羊学的“春秋笔法”的，如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有从经学思想的角度来论及“春秋笔法”的，如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有从《春秋》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来论及“春秋笔法”的，如涂文学、周德钧《诸经总归——〈春秋〉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从《春秋》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论及“春秋笔法”的，如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戴维《春秋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从研究董仲舒来论及“春秋笔法”的，如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论文方面对“春秋笔法”本质和义例探讨的则有王天顺《略论〈春秋〉、〈左传〉的褒贬书法》，李颖科、符均《论孔子的“春秋笔法”》，彭学绍《论〈春秋〉三讳》，许子滨《〈左传〉所释〈春秋〉书法考辨三则》，陈恩林《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王春淑《论孔子〈春秋〉笔法》，姚曼波《从〈左传〉〈国语〉考孔子“笔削”〈春秋〉义法》，向熹《略谈〈春秋〉四讳》，（韩国）李佑成《星湖李●之春秋书法论批判及其圣人观》（《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丁川、马勇华《王鸣盛之〈春秋〉笔法观探微》，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等。

由是可见经学范围内的“春秋笔法”研究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已经不仅仅单纯局限在三传内的“春秋笔法”，而是向更广阔的范围如文化、学术史等得到了延伸。

（三）文学新闻领域内的“春秋笔法”研究

文学领域内的“春秋笔法”研究最初是由钱钟书的《管锥编》开拓的，后来敏泽将其延伸至对后世文论的影响上，其论文《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是一篇全面探讨“春秋笔法”和古代文论关系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尚无文章超出其论述。在该文中，敏泽从“诗与史的关系问题”、“尚简用晦”、“修辞与风格”等三方面对“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读来使人深受启发。在文学领域把“春秋笔法”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论文还有程亚林（《“五石六”句探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六辑），曹顺庆《“〈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张毅《论“〈春秋〉笔法”》，过常宝《“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等。

把“春秋笔法”运用于文学和艺术批评的则有冯树鉴《春秋笔法举隅》，陈敏杰《〈黄将军〉的春秋笔法》，严杰《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邓宇英《试论〈水浒传〉的史传笔法》，何谦卫《〈儒林外史〉中春秋笔法的理解和翻译》，石昌渝《春秋笔法与〈红楼梦〉的叙事方略》等。而从新闻学角度来研究则有赵振军、邱书珍《从〈春秋〉和〈史记〉看新闻的真实性》。

目前所见文学领域内的“春秋笔法”研究相关专著还不存在，显然这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而从新闻学角度来研究“春秋笔法”的自周振甫开拓以来继踵者寥寥无几。

（四）语言学范围内的“春秋笔法”研究

孙良明率先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春秋笔法”，他历经十年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一书，具体对“春秋笔法”的语法规范问题、词序规则、表现句法结构、表现语义、表现虚词、表现修辞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以为《公》《》是古代语法学的萌芽，而这个萌芽给了后世丰富的启迪，并影响了中国古代语法学的发展。申小龙《语文的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它（春秋书法）几乎是对上古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一种句法学解释，其要义是以‘尊尊'为序”。夏先培《左传交际称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从研究左传交际称谓的角度出发，其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爵位、身份、职务、称谥等称谓进行了解释，其研究当可看作“春秋笔法”在语言文化领域内的延伸。

（五）哲学领域中的“春秋笔法”研究

美籍学者陈汉生的《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版）分别从正名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了“春秋笔法”所体现的语言哲学意识。严正的《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齐鲁书社2001年版）从哲学的角度对“春秋笔法”进行研究之后认为：“春秋笔法既是传统士大夫干预现实的方式，又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的途径。所以，春秋笔法作为传统记录历史的方法，并不是孔子的独创，但在孔子这里，笔削《春秋》不仅仅是整理混乱的鲁史，更重要的是运用了一套他自己所总结反省的系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褒贬历史，这就是孔子笔削《春秋》的独特意义所在。”另外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则从阐释学角度对“春秋笔法”进行了相关阐释。

五 、台湾“春秋笔法”研究

通观台湾地区的“春秋笔法”研究其主要探讨的重点在“春秋笔法”之义例，其研究广泛分布在诸多研究《春秋》经传及断代《春秋》之著作或博硕士论文中。

综论义例的有戴君仁《春秋辨例》（台北中华丛书编纂委员会，1964年），该书收入其对三传时月日例辨正的三文（亦可参见《春秋三传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以及张永伯《春秋书卒研究》（1986），陈铭煌《春秋三传性质之研究及其义例方法之商榷》（1991），林秀富《论春秋的属辞比事》（1993），陈传芳《春秋有关战伐书例研究》（1995）等硕士论文。或有论左传之义例及叙事，如张素卿《叙事与解释——〈左传〉解经研究》（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或有论《公羊》义例，如李新霖博士论文《〈春秋公羊传〉要义》（1983）、成玲硕士论文《〈春秋公羊传〉称谓例释》（1989）、林伦安硕士论文《〈春秋公羊传〉会盟析例》（1994）、张惠淑硕士论文《〈公羊传〉称谓七等研究》（1995）等；或有论《梁》之义例，如王熙元博士论文《梁范注发微》（1970），林绍阳硕士论文《〈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例研究》（1995），简逸光硕士论文《〈梁传〉解经方法研究》（2002）等；或探董仲舒解经之方式，如王淑蕙硕士论文《董仲舒〈春秋〉解经方法探究》（1994）；或有究历代《春秋》著作之义例，如叶政欣博士论文《贾逵春秋左传遗说研究》，后该书出版时改名为《汉儒贾逵之春秋左氏学》（台南兴业图书公司1983年版），黄智群硕士论文《张洽〈春秋集注〉研究》（1990），陈逢源硕士论文《毛西河及其〈春秋〉学之研究》（1990），刘德明博士论文《孙觉〈春秋经解〉解经方法探究》（2003）等。而在单篇论文方面均皆着眼一点，或论《左传》之凡例，如陈●《论〈左传〉“凡例”与刘歆之关系》；或论《春秋》之大义，如李曰刚《春秋之大义微言》；或论《左传》之属辞比事，如简宗梧《左传属辞比事的成就——以记晋惠公与晋文公为例》；或论“赴告”之书法，如季旭升《春秋“赴告”研究》；或论“公即位”之书例，如谢德莹《〈春秋〉“公即位”书例》；或论弑君之书法，如黄汉昌《〈左传〉“弑君”凡例试论》、蓝丽春《〈春秋经〉“晋赵盾●其君夷皋”书法探究》；或论三传讳例、讥刺之同异，如奚敏芳《〈春秋〉三传讳例异同研究》，奚敏芳《〈春秋〉三传讥刺例异同初探》；或论灾异之书例，如奚敏芳《〈春秋〉三传灾异例异同研究》；或论“执诸侯”之例，如许秀霞《春秋三传“执诸侯”例试论》；或论会盟之义例，如周何《谷梁会盟释例》（《高仲华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高雄师院国文所1988年），于是各得“春秋笔法”之一端，散见于《民主评论》、《孔孟月刊》、《孔孟学报》及各大学之学报。

2002年台湾学者张高评出版了《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该书主要选录了他自己写作的十篇论文，按照该书的简介之说，该十篇论文，异中求同，大抵分为五个主题：一、《春秋》书法之考察；二、《春秋》学研究法之示例；三、《春秋》、《左传》之影响，接受与效用之发明；四、回归原典，探讨《左传》文本；五、《左传》学之回顾与前瞻。由是可知，“春秋笔法”可供研究之论点众多。但由于是分篇论文，所以还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春秋笔法”的整体研究，此书当为台湾地区“春秋笔法”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如果按照经笔、史笔、文笔来分解“春秋笔法”的话，对于经笔来讲则前人之述备矣，而史笔则以瞿林东《史学志》中对“春秋笔法”的总结为标志，文笔上则以钱钟书、敏泽的研究为标志，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春秋笔法”则以孙良明的研究为代表，也出现了第一部关于“春秋笔法”的专著，这些都成为百年“春秋笔法”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从百年“春秋笔法”研究历程中可以看出其研究的趋势：从以前纯粹经学的研究走向史学的研究，进而走向文学研究、语言学、新闻学、哲学的研究，所以今后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春秋笔法”将是其基本的走向之一；从以前对义例的专门探究、总结走向对其新的阐释，并结合现代学术背景来研究，从某种角度来讲，今日“春秋笔法”研究都是重新阐释之研究；从散点的透视研究，即在研究《春秋》经学的同时论及到“春秋笔法”走向专门集中的研究，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定数量相关著述的出现，而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也将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前景展望：对“春秋笔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趋势不可避免，多学科的结合研究是总的发展趋势，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促进传统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考察先秦时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进而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和学术视野；目前还存在相当多的研究空白，比如“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如一些范畴“虚实”、“褒贬”、文学“功能”等尚需要加强，断代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与诸多文学体裁的关系（如同历史小说的关系），以及同诸多学科如史学、经学、文学、语言学、新闻学、哲学等的结合也是尚待开掘的领域；尚有相当一批古代典籍需要现代学者去发掘，如明代石光霁之《春秋书法钩元》、张溥的《春秋三书》、清代刘曾璇之《春秋书法比义》以及康有为之《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这都将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二，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刘师培：《左集》卷二《古春秋记事成法考》，《读左●记》，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299页。

朱冠华：《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83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76页。

钱玄同：《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页。

顾颉刚讲授、刘起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另外亦可从《顾颉刚笔记》中的诸多条目得到应证，如“《春秋》为‘断烂朝报'已成定谳”（《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元月初版，第295页）、“《春秋》之褒贬”（《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第2571页）、“春秋笔法”（《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卷下，第5606页）。

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见《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见徐中舒：《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166、967页。苏渊雷：《读史举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28页。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