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普通法與大陸法

　一直以來，香港法學者對普通法與大陸法系誰優誰劣爭論不休。由於香港自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一直實行普通法，對大陸法認識不多。更有不少人認為，普通法較大陸法優勝，一些人更誤以為大陸法即是「中國大陸的法律」。其實兩個法系各有特色，各有優劣，不能一概而論。為了消除社會各界在這問題上的誤會，遂撰此文淺談一下兩個法系的異同之處。

　內地現在實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又稱羅馬法或民法。而香港則根據《基本法》第八條，繼續保留原有的普通法，又稱海洋法。我們在比較兩個法系時，有必要先認識清楚，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基本法理及歷史由來。

認清法理及由來

　縱使普通法與大陸法同時注重公義、民主和自由等價值，但在法理及實行上，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大陸法的源頭，是拜占庭帝國（ByzantineEmpire，即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IustinianusI）重新彙編古羅馬法，於公元529年頒布一部名為《民法大全》的法典。把法律系統地集結，重新編製成法典，這個過程稱為法典化（Codification）。法典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令法源（Sources of Law）更加明確清晰，這亦是大陸法的最大特色。

　普通法的雛形則成於12世紀。當時英國亨利二世（Henry II）統一法院，把法院案例定為正式法源，確立遵循先例（StareDecisis）原則。為方便引述案例，主要法院的判例會筆錄於案例錄編（LawReport），訴訟律師亦會引用當中案例作為辯論根據。普通法也有法典化的條文，即成文法（Statute）。經國會通過的成文法可以推翻任何判例，這又稱為「國會至上原則」（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在普通法，若主要事實相同，下級法院必須跟從上級法院判例。最高法院的判例可以約束其他任何法院，它可以推翻下級法院判決，也可以推翻自己以往的判決。法院若不想遵循判例，往往會花大量文章判別（Distinguish）案情，使其不依判例合理化。大陸法則沒有遵循判例原則，認為遵循案例違反了法官只釋法不立法的三權分立原則。判例只具參考性，沒有約束力。可是，為了令法律更加明確，人民更易適從，法官判案有時仍會引述有關案例，作出相同的判決。

不同法律解釋權

　兩個法系對法院的法律解釋權也有不同的見解。在普通法，由於判例對以後同類訴訟有約束力，所以解釋法律的本質等同立法。法學家哈特（H. L.A. Hart），於其著作《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Law）指出，在普通法下，「解釋」法律就是運用司法酌情權（JudicialDiscretion）透過判例訂立法律，所立的法律就是判例法（CaseLaw）。因此，法官會按需要對法律條文，在其判詞中作出大量解釋。在大陸法，法官則依照立法原意，應用法律（Applying theLaw）判案，所作的解釋並無法律約束力，法官亦沒有「發展」法律的角色。

　由於大陸法法官對法律的解釋，只是應用原則而非訂立新法，所以更符合三權分立原則。他們在判案時，也比普通法法官更加重視立法機關的立法原意。當大陸法的法律條文有含糊時，釐清的責任落於立法機關而非法院。大陸法的判詞只會陳列有關條例、事實概要及判決，而不會作大量的法律解釋，所以判詞比普通法的相對較短。

法官角色亦不同

　除此之外，普通法跟大陸法對法官的角色看法亦有不同。普通法實行對抗進路（AdversarialApproach），即法官的責任只是確保公平審訊，衡量雙方理證據，從而作出判決。因此，不少法學者比喻法官的角色為中立裁判（Referee），因為他的角色比較被動，審訊內容主要由律師帶動。然而，大陸法採用偵訊進路（InquisitorialApproach），法官會對案件作出具體調查，審判的目的是找出真相（Truth），法官不會扮演旁聽角色，而會主動地審問證人及審查證物。

　綜合來說，普通法與大陸法各有特色。普通法的法官因擁有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因此法官的權力和影響力亦相對較大；大陸法則更符合三權分立原則，法源亦比較清楚。歸根究柢，一個地區應該採用怎樣的政制法制，應該視乎歷史因素和實際國情。隨覑內地與香港的經貿更加頻繁，港人將有很多機會到內地營商及工作，我們實在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兩個法制的不同，而不應預設前提，認為普通法必定比大陸法好。這樣，我們會避免不少不必要的衝突，也有利於消除彼此的分歧。 香港法律系研究生 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