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excel表格信息合并:读图时代论读书-----光明博客

    读图时代有了一个新词语叫“轻阅读”，意思是轻松的阅读，轻快的阅读，轻灵的阅读，这是很吸引人的特点，在人心浮躁的年代，文以载道，试图以书籍影响人生的阅读和想法已渐行渐远，大多数人的阅读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舒缓一下工作的压力，填补一下空虚的心灵，或者是提高自身在现实社会的竞争能力（这些人多读专业书），所以大家喜欢的也多是境界不必十分崇高，但一定要有创新。快捷迅速的阅读渠道使人追求眼界的开阔，而不是意境的深远，那么没有新意的东西往往很容易导致审美疲劳，让人厌倦，进而更加的浮躁和空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几十套电视台的节目也会让人感觉没有什么好节目可看，一年拍摄几万部电影也觉得没有多少好电影的重要原因，因为制作创新比起阅读接收来说，不但过程漫长，而且难度也大许多。二十年前的《上海滩》、《西游记》等可以让人奉为经典、缅怀至今，现在来看的话并不是它就真的有那么经典，那时侯影视少、观看难才是主要原因，仔细回想一下，那时侯的“狗皮广告”不也有人看得津津有味吗？

    读图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人的知识面迅速拓宽，视野迅速开阔，万事万物也知其然，但要问个所以然来就相形见绌了，譬如眼下一些大量热播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剧干扰着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如果我们仅仅看看电视剧，不去读书了解历史的真相，就算不把这种歪曲了的故事当成历史事实，日久天长也会逐渐认同它的真实性。读图中我们亲近了世界，但又在图像中疏离了本真的现实，这也许算是读图时代的文化悖论。所以读图时代我们更需要适当的读书，知识面仅仅“广”是显然不行，没有一定的深度，只会养成浅尝辄止的浮躁心态。读书的好处在于它指向性相对较为明确，书中深厚的人文精髓会逐渐渗进大脑，改变人们的认知与行为，形成坚实的文化根基，构建其独特魅力的精神家园。

    不论图书市场如何眼花缭乱，我们坚持去妥善的挑选，一样有许多合适的书籍，在花样年华的年轻时代，我们也需要穿过影像，在阅读中有以文字方式拥有的世界。

    认为“我们走进了读图时代”的理由可能很多，但一个重要方面是图画书正在走进儿童的阅读生活，无字书、绘本、现代动漫、儿童漫画和有着中国传统元素的连环画等，构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图画书大军。也深深地影响着成人的阅读天地，在这里“孩子读故事，年轻人读情感，老年人读思想”。

    一般来说，图画书是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最初见到的书，并成为童年的宠物。尽管图画书只是人们一生可能拥有的多种阅读方式中的一种，但却能获得十分丰厚的精神和心智上的沉淀，而成为一生的美好记忆。鲁迅曾深情地回忆，他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艰涩难懂的《鉴略》。然而，他对图画书却是情有独钟，“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目的是找图画看……”

    （《随便翻翻》）。在塾师周玉田家里他最喜欢读的是《花镜》，因为上面有很多图，他便对着书上的图，在周玉田家院子里，一一对照栽种的花卉，塾师也经常指着图给他讲解。他很想自己有一本《花镜》，便拿出了所有积蓄的零用钱，花了200文才买到了这本图画书。当他听周玉田说曾经有过一本绘图的《山海经》时，便十分向往那书里的图画，那些长翅膀的人、人面的兽、三脚的鸟、九头的蛇……以后，他就拿着积蓄起来的压岁钱去买《山海经》，但一直没有买到。一次，长妈妈探家回来，高兴地把一迭用粗纸包着的4本书递给鲁迅，说：我把你想要的“三哼经”买来了。这使鲁迅喜出望外，马上翻开来看，越看越爱看。这以后，小鲁迅竟改变了对长妈妈“并不怎么喜欢她”的看法。直至数十年后，鲁迅还怀着深深的感情写道：“这4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阿长与山海经》）后来，鲁迅终于买到了一部新的《山海经》，是石印的，每卷都有图，图上还题着诗或文，这图的线条还是绿色的，这就更精彩，鲁迅更爱不释手了。

    在鲁迅对童年的温暖记忆里，莫过于那些图画。他经常用节省下来的压岁钱去买图画书，于是就有了很多画谱，如《海山画谱》、《海上名人画谱》、《椒石画谱》、《阜长画谱》，等等。这些书买来之后，他都精心保存，不使上面沾上一点污迹。晚上，做完作业后，便常常在母亲房里的八仙桌上，把画册摊开，一张一张地细看。鲁迅的父亲是个仕途失意的秀才，加上鲁迅祖父入狱的打击，总是郁郁寡欢，不苟言笑，显得十分严肃，但对鲁迅喜欢买《山海经》一类的“闲书”却从不干涉，而且有时也去翻翻，似乎颇感兴趣。这使鲁迅的童年一直享有图画书陪伴的快乐。就是这些现在看来不免太粗糙、太简单的图画书却抓住了他幼小的微妙而真挚的读书心思，不仅开始获得某些心灵的力量，也从此播下了一生好读的种子。

    图画书不等于浅阅读

    以为读图画书是少儿读物一味走“浅”的看法是不确切的。首先，阅读的深度来自读者对读物内容的解读程度，而不是由读物的表达形式决定一切的。好的图画书一样可以承载富有思想的内涵和发人深思的力量，从而深度开发读者睿智，触动丰富的情感世界。鲁迅童年对所接触的图画书也不是一概接受，而是引发着他对读物内容亲疏好恶的强烈情感。他对《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玉历钞传》那些图画书就十分反感。有一次，一位长辈送给他一本《二十四孝图》，起初他很高兴，因为里面有许多画，而且鬼少人多。但翻看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对有些内容，如对“哭竹生笋”，他表示不相信。对“卧冰求鲤”，更觉得有生命危险，不可一试。尤其是对“郭巨埋儿”，更认为是残无人道，为了省出食物来给祖母吃，竟把3岁的儿子埋了。当时的小鲁迅甚至想到了自家“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正是我么？”（《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由此可知儿童有着自己的阅读视角和审美诉求，读图画书一样会激荡他们的情感世界，只是与成人的功利阅读没有任何联系而已。一本不健康的图画书，会肆意践踏他们幼小的心灵。而一本好的图画书却可以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一方绿洲。图画书又怎么就注定会是“浅阅读”呢？

    当然，我们强调读各类形式的图画书重要，只是因为在当下它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和排斥，而并不否定图画书只是一种读本的形态。画本与文章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阅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们不仅不矛盾，而且在营造书香人生中有着良好的互动效应。由于幼童时期的生理心理特征，“阅读”自然会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会对“读文”发生兴趣。幼时的鲁迅虽然酷爱图画书，但由此引发的阅读兴趣却使他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各种文字，而为他以后成为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跟周玉田塾师读的第一本书是《鉴略》，其中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十分丰富，鲁迅读得很用功，也很开心。周玉田还把自己写的100首《鉴湖竹枝词》讲给鲁迅听，指导鲁迅读，如同把鲁迅带到了风景如画的鉴湖之滨，绍兴水乡的美丽风光历历在目。13岁那年，因家庭遭遇变故，他寄住在小皋埠大舅父家。大舅父家里有很多藏书，尤其是石印和铅印的小说几乎完备，他便常常一个人躲到楼上去看书。在这里，少年鲁迅第一次读到了《红楼梦》以及许多在私塾里看不到的随笔、野史和杂记，给他增长了许多在三味书屋里所未曾接触过的知识，为他以后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讲“中国小说史”打下了最早的基础。

    鲁迅的童年时代不仅爱读小说、诗歌，也爱读散文。这方面的书比较难找，他就用平日积蓄的钱去买新书，如《池北偶谈》、《容斋随笔》、《酉阳杂俎》等。他还买了一部心爱的《徐霞客游记》读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

    加拿大的培利·诺得曼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中认为：“严格说来，所有的图画书都是拼图。图的细节要我们注意其意涵；静止的画面则需要我们解开所代表之行动与动作的迷惑”。图画书的乐趣不仅在于所述说的故事与暗示的故事谜底之间的关联性，更在于表述这个故事的形象和意境所传达的立体的美，满足和发展了儿童的审美诉求。图画书这种审美情怀往往会对人的一辈子产生强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力。

    鲁迅童年对图画书的喜爱，就带动了他对美术的特别爱好。他对自己用积蓄的压岁钱、零用钱好不容易买到的图画书、画谱爱不释手，不仅经常翻读，而且想把它画下来。他读图画书总是会特别琢磨这些画的特点，看完之后，就用毛笔照着影描或摹拟，画到手脖子都疼了，还不肯休息。他读《西游记》，竟整整描了一大本《西游记》中的绣像。他在《朝花夕拾·狗、猫、鼠》一文中，对儿时两张贴在他床前的花纸，印象极其深刻：“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嘴细腿，象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见闻的丰富，他仍如童年爱好图画书那样不断地搜集着各国的画本和名画。他先后搜集了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瑞典、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苏联的许多名画和名册。他还编印过《死魂灵百图》、《士敏土之图》、《比亚兹莱画选》、《蕗谷虹儿画选》、《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等许多画集。他积极倡导木刻运动，热情关心和指导青年木刻家，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作序，认为木刻“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他十分重视书籍装帧的艺术性，并为自己所著之《野草》、《热风》、《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中国小说史略》和多种译作、刊物，设计了各显异彩的封面，具有单纯、明快、朴实、大方的民族特色。……鲁迅在文学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伟大而广泛的成就，不能不认为与童年阅读图画书所养育的审美情怀有着内在的血脉联系。

    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人们必然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帅哥、美女因此大张旗鼓、轻而易举地淹没了对内涵的重视。这种狂躁的迷恋，正如萧伯纳第一次看到百老汇和42街的霓虹灯时说的：“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很多人越来越看不下带很多字的书，只喜欢看图画。这不仅是一个出版业的问题，实际上也极大地弱化了我们的思考能力。

    我们其实可以把图象与文字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作是不同文本间的“对话”，它们彼此互为“语境”，互相不断地改写着对方的“意义”。美国学者戴安娜·兰克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中指出：“在这种语境下，内容被呈现这一事实本身改变了一个人、一个事件或一份文献的原初意义……如《蒙娜·丽莎》或玛莉莲·梦露的照片，每被复制一次，其形象根据它们是出现在广告中、海报中、T恤衫上，还是出现在有关艺术史的著作中，会投射出新的或改变了的意义。”这一点直到今天也还往往不为人知——无论生产者（作者、编辑）还是消费者（读者），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图象中把握住“意义”、找寻到“真实”的话，那就太过天真了。

    实际上，有些问题已超出了单纯的符号学范围，而应在面对“消费社会”这一更大的视场中来加以考虑。启蒙话语的淡出与消费话语的中心化尤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今天，一本好书，往往就是指一本好卖的书，“好”这个词的语义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此语境中，图象（照片）则也无异于“眼球经济”中构建出的一种海市蜃楼了。对此，作为一个严肃的出版人，是不可以不察的。（鸣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