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定增审核进度表:我在小岗村的见闻（组图）

明天就要去小岗村调研了，晚上各组开始就明天的调研作大体的规划：我被分到了一个三人小组。分组结束后，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怵的，因为对调研的对象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对调研内容的设置就缺乏针对性，而且对调研方法的掌握也比较欠缺。虽说我是个新人，但年龄却算是比较大的了，和诸多九零后在一起多少显得有些老气，可是却没有表现出与年龄相符的持稳，在作为一个师兄该承担组织责任的时候，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我的小组长是法依冉，一个很活跃的大姑娘，开朗又讨人喜欢，有艺术家的气质，无拘无束，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表面强硬的她，实际上心肠很软，特别容易被打动，像个侠骨柔肠的女侠客。另外一个组员是辛良良，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师弟，他有张飞的面相，又有孔明的心思，胆大心细，脑子里面的东西多着呢，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热情。晚上大组里面讨论了调研的具体细节和问题提纲，解决了大家的一些疑问。就这样，我们怀着对小岗村满心的疑惑和好奇，伴随着第二天初生的太阳，开始了安徽实践中的第一次调研。
　　
　　在去小岗村的公交车上，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唱红歌，每次唱起那些被埋藏在网络流行歌之下，暗暗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红歌，都会使我心潮澎湃，血脉贲张，伴随着歌曲激昂的旋律，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战士，踏着先辈们的足迹，迈向了一片理想的领地。
　　
　　一小时的车程后，公交车开进了小岗村的大门：一条笔直的大路就在眼前，可要是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条外村援助修建的（而非小岗人以自己之力修建的）规整的大路非常肮脏，各种家禽牲畜的粪便随处可见，哪怕是我那不通气的鼻子，也能隐隐的嗅出一丝丝的恶臭，所以这个村庄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垃圾粪便不难使人感到：这里的村民缺乏主人翁意识，或者说对这个村集体缺乏归属感。
　　
　　最后，车停在了大包干纪念馆的岔路口，大家陆续下车了，面前的就是我们的第一站，一个展示小岗村整体形象与历史的地方——大包干纪念馆，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小岗村有个大致的了解。纪念馆建成于小岗村前任书记沈浩执政期间，说是纪念馆，其实也就仅仅是个大一些，亮堂一些的平房，进入正门，有一堵门墙，上面很显眼地贴着那著名的十八个血手印的放大图片。我们几十个学生跟着老师，随着导游从左边进入走廊，走廊的墙上贴着小岗村各时期的重要事件和农民们劳动的图片，其中还有中央与地方的重要文件的放大图片，导游说话麻利，头头是道。就这样，我们游走了一圈，出了纪念馆。
　　
　　根据导游的说辞，小岗村是一个英雄的村庄，在全国农村出现危机的时候，创造性的发明了大包干，为那个时期的全国农村指明了一条希望之路，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将走近真正的农民，听听他们如何描述自己心中的小岗村，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我们兵分多路，以三人小组为单位，开始了调研。一路上我和良良开开玩笑，并亲切地把我们的小组长叫头儿。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走在路上，可是我们发现这里有个很怪的现象很少见到村子里的人互相交谈，他们似乎每家都生活在一个牢房里，没有交流，没有欢笑，除了偶尔奔跑的孩子，一切都是死寂的。
　　
　　在路边，我们遇到了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这位男子个子高高的，显得有些消瘦，上身穿着一件灰的蓝色羽绒服，下面一条很老式的牛仔裤，一双与他年龄不符的运动鞋，他的这身打扮让我感觉很亲切，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条件不太好的农民一般很少给自己买衣服，而往往将子女们穿旧了而舍不得扔的衣服，自己穿起来。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似乎让他们的穿着与年龄开着玩笑。这位男子很好客，刚说了两句就把我们仨请进了他家，单看这家硬件条件还不错，几间像样的平房，可是墙面没有粉刷，只是抹了一层水泥，家具很少，更谈不上装修了。我们走进的是偏房：一张很普通的双人床，一个大木箱子，一台普通的电视机，地上连一个像样的板凳也没有，不过还算干净。
　　
　　看着这位农民大哥很好客，我们也就放下了自己初来乍道的紧张心情，组长和良良便与他开始了交流，先说些无关痛痒的问题，然后慢慢深入。据他说，小岗村的村民关系都不太好，都各自为营，劳作方面自不必说，自从分田单干后，自家只管自家的两亩三分地，而且生活方面也很少来往，邻里之间很少走动。这样冷漠的村庄我还是很少见到的，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它居然能被树立成中国农村的典型，并且被大肆标榜与吹捧，难道他们就希望中国的农村都变成这样的吗？
　　
　　当我们问及在大包干纪念馆所了解到的近年来被外界广为称道的所谓“发展成果”——蘑菇大棚时，这位中年男子随口否认，随即便激动地向我们描述其中的玄机，真真的让我们咋舌。他口中的蘑菇大棚，并非如宣传中所讲的那样是来到小岗工作的大学生们自主创业的项目，而是官员们为了糊弄上级视察而专门搞出来的一个面子工程，因此它的生命周期也自然就会随着上级们的离开而终止，受益的也仅仅是与干部们关系好的一些人。
　　
　　当我问起哪些人与干部们的关系好，这位朴实的农民居然给我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地上明明跑着一只鸡，当官的偏偏说是鸭子，然后跟着说“是鸭子”的就可以得到好处，坚持说“是鸡”的就得不到任何好处。当课本上的指鹿为马硬生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也只有心灵上的刺痛。
　　
　　这位农民大哥说村上的贫富差距很大，小岗村的人本就是懒，而且自私，因为村子是个名村，国家扶持的也多，很多机构都投资或者捐赠东西，而能够得到这些好处的大多是那些说鸭的人。
　　
　　后来又问到沈浩的死，他的说法让我们始料未及，完全是颠覆性的说法，究竟谁是谁非，我想时间会澄清一切的。
　　
　　最后这位大哥要留我们吃饭，我们推辞了，出了他的家门，我们顺着那条主干道走着，道路一旁有成片的葡萄园，据说也是村上组织搞起来的，可是经济效益如何，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葡萄园的深处，有一个小山包，山包上有一个极其简陋的小矮房，发红的墙体与破落的屋顶使它显得格外的寒酸。我们打算过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在翻过新世纪十个年头的今天，如此的房屋还会有什么样的人在里面居住。通往小屋的道路很狭窄，也就仅仅能够通过一个人，要是下雨天，泥泞可够人受得了。走到房屋前，墙体的高度几乎还不到我的身高，面积也就七八平方的样子，屋顶还有塑料布捂着，估计是用来防水的。因为房屋的门口还有新鲜的鸡粪，不远处有跑动的几只鸡，烟囱似乎还有隐隐的炊烟，所以不难判断：这里无疑是有人居住的。可是不论我们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无奈之下组长只好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们就离开了。离开前我回头看了看堆积在墙根底下的柴禾和一些塑料垃圾，眼前不由地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一位年迈的老奶奶，佝偻着病弱的身躯，在阴暗狭小的空间里缓慢艰难地移动着，在子女和邻居的冷漠疏离中寂寞无助地打发着残余的人生……在当下的中国，当我们看到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大都市的高楼林立时，可曾想过这所谓的繁华亮丽是以广大农村怎样的贫穷破败为代价？在繁荣富庶的幌子底下，财富的集中转移恐怕才是真正的玄机所在吧！
　　
　　后来，我们又去了当年按下血手印的“十八户之一，我们采访的是那家的儿媳妇。她常年在外打工，膝下有儿有女，可就是懒得管教，家中很是脏乱，作为一个主妇，她似乎认为这一切与自己无关。她说她受够了这个村子，受够了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当她说到沈浩的三个情妇的时候，神情是那样的自然，语气是那样的平和，似乎这是个再也正常不过得事情了。哪个官不贪？这是她觉着最是真理的一句话。我没有太多的兴趣了，也就走了。
　　
　　小岗村的村民们也许永远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但是永远不会知道怎么去得到。各自为营的群体，不知道如何去利用集体的力量，哪怕儿子和父亲都不能合作，这样要是能得到美好的生活，那我们倡导的艰苦奋斗岂不是成为笑谈了？
　　
　　虽然对小岗村的调研只进行了大半天的时间，但这其中的所见所闻却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与主流的话语叙述完全不同的世界，并且也足够引起我们这样的反思：作为“包产到户”的典型，小岗村多年来始终享受着全国任何其它农村根本无法想见的特殊优厚的财政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却依然是一朝过了温饱线，三十年跨不进致富门，这是不是对“一包就灵”神话的一个最为有力的驳斥？而那些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等）的村庄，是不是为我们反思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分田单干”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华西村图片

我们华西村的旷世发明：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

　在我的家乡华西村，只要吴仁宝在家，每天上午10点半吴仁宝总是会在村子里的大礼堂给前来参观学习的朋友们做15分钟的简短的报告，由于语言不通，因此还有一个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的女翻译，这个女翻译水平不低，同步翻译相当妙，你能听懂吴仁宝的话，就直接听吴仁宝的讲过话，听不通就听翻译的。几乎同步但是互不干扰。　

吴仁宝的这个报告短小精干，而且幽默风趣，通篇没有废话，用一句话说就是“实事求是”。

　　吴仁宝在报告中讲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上面有五级，各级领导到华西来检查工作说的话都是对的，为什么？没有哪一级领导说的话是不相让华西发展的，不过有许多话是针对全国说的，华西能不能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吴仁宝说：“我也搞形式主义，建设公园有位领导说，要建洋的，我就建了世纪公园。有领导说要建土的，我就建了农民公园。我是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 “从外面看不洋，从里面看不土；从外面看不大，从里面看不小。”“不土不洋”正是我们华西村的特色。

　　吴仁宝说他自己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村官”，他把自己的人生阶段概括为5个字：五十年代“听”，上面说啥就做啥；六十年代“顶”，发现明顶要吃亏，就改为暗顶；七十年代“拼”，拼命大干，有对有错；八十年代“醒”，实事求是，加快发展；九十年代“警”：警惕脑子不清爽说错话。

　　显然“形式”与“形式主义”不是一回事，凡事总会有一定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主义”就不同了，形式主义往往是有形式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即便有也是非常空洞的。

　　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中央提出来之后，各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在形式上做的文章多了一点，实际的内容空泛了一些，因此到华西学习参观把华西的别墅洋房、家家有汽车作为新农村的标志。吴仁宝对此非常不满意，因此他说：“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吴仁宝认为各地的情况差别这么大，怎么能够“一刀切”，搞一个模式？因此他主张“我们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

　　关于我们华西村的标本意义，华西村是不是有示范作用，能不能复制已经有了许多许多发言。我也看了人民网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读者都认为华西村的模式不能复制，那么你们学习华西村不又成为一个形式主义了吗？

　　如果说学习华西的经验进行复制，毋庸置疑一定是形式主义，一定不会成功。吴仁宝在自己非常简短的报告中说：“改革开放，后来的转制，我们也听中央的，因为中央是两个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那我们坚持发展了公有制经济。”

　　“我们也听中央的，因为中央是两个毫不动摇”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国内已经发展起来的新农村有许多典型，各式各样，几乎不能类比。但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

　　吴仁宝说自己也搞形式主义，并且说他是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这句话说到要害上了，吴仁宝五十年代“听”，那时候没有自己的东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并发现“明顶要吃亏，就改为暗顶”，吴仁宝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就是这时候创造的。

　　每天到我们华西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听吴仁宝作报考的人经常是爆满，但是能不能把吴仁宝“我们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学到手就非常关键了。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形式主义非常盛行的国家，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是一大发明，也造就了华西的奇迹。那么更多的朋友到华西学习，能不能做到“学习的经验，走自己的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其实我们说到华西村的时候，大家更多的还是关注华西村的物质富裕，而真正了解华西村的人都知道，其实华西村最大的财富，在于它精神层面这种团结和凝聚力。

　或许是凭借着这种凝聚力，1988年，华西村三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1999年，“中国农村第一股”华西村股票在深圳上市，创“村庄上市”的先例。而到了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销售收入4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8亿元。30年过去，现在的华西村已摇身变为富甲全国的天下第一村，村民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华西村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国内外媒体、考察华西村的学者、团体先后从不同角度寻找华西村成功的原因。有的把功劳归为吴仁宝，说华西村是能人经济。有的说华西村是偶然现象，不符合规律。当了解华两村改革发展的实践以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制度、机制和与时俱进的创新，使华西村长盛不衰。吴仁宝在全国农村小康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概括了行之有效的“八要诀”：

一是政治上要安定。着力解决分配不公、用人不公、发展缓慢问题。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始终做到名利少得，加强团结，无私奉献。

二是用人要人尽其才。华西致富一靠经济，二靠人才。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用人少疑，疑人少用；小才大用，基本有用；大才小用，基本没用；外才我用，关键在用。要做华西的干部，就要看你为集体创造了多少财富。进村党委班子，坚持一视同仁，不分内外，。只要有真才实学，在华西就会有用武之地。

三是作计划要切实可行。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计划都能完成。从“世情、国情、村情”出发，既同中央和地方保持一致，又不违背老百姓意愿，实事求是。

四是完成计划要坚定信心。否則，会失去群众的信任。遇到困难，适当调整。如遇大的市场变化，要科学决策，求真务实，稳步发展。

五是广开经营门路。华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是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坚持“多元发展，多品取胜”，广开经营门路，提高抗风险能力，驾驭复杂情况。

六是管理形式多样。实行村企分开。坚持华西特色，从实际山发，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宜合作的就合作。现在，有人认为公有什么都不好，最好把公有全部转成私有；也有人认为私有什么都不好，最好把私有全部转成公有。华西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要实现公、私都“富有”。华西的机制，比国有经济活，比个私经济强。内部管理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发展。

七是制度不要多变。国家政策不能多变，华西村制度没有多变。华西与时俱进，~年年在变。变得对国家、对集体、对老百姓更有利，变得更科学、合理、规范。

八是人员要相对稳定。华西能长盛不衰，因为华西坚持把“内部建设好”，使华西建成了一个攻不破的坚强堡垒。

华西的发展道路是创新之路。吴仁宝的切深体会来自实践。我们把媒体吵作、学者研究融入华西的实践，不难看出，华西成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制度和机制是基础，是动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是关健，这包括领路人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作用。用吴仁宝最通俗的一句话概括是“醒得快，起得早，干得稳。”记者和吴仁宝对话时，双方一致的认识是：没有华西村，就没吴仁宝；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没有吴仁宝，华西还会好

　　这里家家户户都住着这样的别墅，每家都有一到三辆的小汽车，我身后的这栋别墅，也是这次我们来华西村住的地方，是钢铁二厂热带厂的厂长屈书记的家里面，而旁边这栋就是他的大儿子的别墅，他们一家不到十口人，就住着这样宽敞的房子。

　在华西，村民吃饭不花钱的，日常消费的油盐柴米也全部是由村里免费提供。不过村里的老书记吴仁宝直到现在，还是住在建造在70年代的老宅中，不愿搬出。屋里摆设朴实，能够看到的是满墙的合影照片倾述着这位老人的辉煌。尽管同时期的明星村有很多，但华西村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健前行。

　　因为华西的共同富裕的这个体制，实际上就是整个贯彻我们华西发展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华西村的实现，但是我们老书记早就说过，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就是我们老书记的理念，也就是我们华西人需要去做的。还有一种就是个人富了不算富，要全村富了才算富，

　　华西共同富裕，他不是建立在平均主义上，是建立在共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有差距的富裕，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家庭的资产、收入，他都不一样，就是一百万的资产到一千万资产，是这么一个概念。实际上共同富裕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说得那个一点，就是奖勤罚懒。

　　对于村里人而言，一直没有改变的还有这声“老书记”的亲切称谓，就算是现任村党委书记，作为吴仁宝儿子的吴协恩也喜欢遵循村里人的习惯。长久以来，吴仁宝都是华西村的灵魂人物。因而到了2003年，吴仁宝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特别是接任职务的人是他儿子吴协恩时，外界对华西村的这种新老交替之际，产生了不少疑问。

　一个相对这个年龄段比较合适一点，你要说我本事，真的没有什么本事，也许老书记看错了，那么我想讲的一条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想，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去行使执行能力，我们有没有号召力，或者怎么样等等，就是老书记干预的我多不多，实际上一句话就是这样，那我要讲一点，首先不要说老书记，就是说我们村的老一辈我都要去尊重他，尊敬他，为啥，这个天是他们打下来的，华西的今天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享受者，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跟老书记去，这个面子上，或者个人的私怨上去比这种你厉害我厉害的，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老书记追求的是一方百姓，不是追求的自己，所以我想我这一方面，我也不想比，我想真正说的跟老书记比的，就是能不能说把华西村，真正地延续下去。

　在吴协恩看来，如何挑起将华西村真正延续的重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能者上，

　　　现在还没出现，因为我脑子来还没考虑过，但是有一条可以说的，能者上。

　　之前我们看到华西村是老书记精神领袖，团结大家一起往前干，那以后是不是当老书记的时代慢慢慢慢过去，老书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靠什么？就靠制度了吗？

　　因为老书记的优势可以这样说，他讲一句话，哪怕说讲错一句话，也有可能大家认为是对的，不光是华西人，可能外面的人也会这样想。那么我呢，讲对了，人家也可能会认为我讲得不一定对，所以我呢一直这样想的，关键是一个团队，我一个人不行，我一个团队来跟老书记比，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说这几年，可能你们了解得相对比较深一点。实际上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能我们这几年做得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