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h3c交换机的配置命令:中国传统文化常识集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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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
起春秋、历秦汉、及辽金、迄元明，上下两千多年。有多少将帅元戎、戍卒吏丞、百工黔首，费尽移山心力，修筑此伟大工程。坚强毅力、聪明智慧、血汗辛勤，为中华留下丰碑国宝。
跨峻岭、穿荒原、横翰海、经绝壁，纵横一万余里。望不断长龙雉堞、雄关隘口、亭障烽堠，有如玉带明珠，点缀成江山锦绣。起伏奔腾、飞舞盘旋、月宫遥见，给世界增添壮丽奇观。
（注：对联中的“黔首”指秦朝百姓；“雉堞”指城墙；“月宫遥见”，据美首次等上月球的宇航员报道，从空中回望地球，长城是地球上人工建筑物中最为明显的标志之一。）
长城
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14个省、市、自治区。
沿革长城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起来的 。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诸侯争霸，相互兼并，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它们彼此之间为了防御，利用原来的大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联系起来，构成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约公元前7世纪 ，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6～前4世纪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并灭六国 ，建立起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为防御匈奴侵扰，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后，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辽、金、明各代，均大规模修筑或增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其修筑规模之宏大，防御组织之完备，所用建筑材料之坚固，都大大超越以前各个朝代。
长城
The Great Wall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自秦朝开始，修筑长城一直是一项大工程。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可以想象，没有大量的人群进行艰苦的劳动，是无法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收“易守难攻”之效。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2001年06月25日，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长城全长约12600里。
[特殊关口的名称---门]
在万里长城上有许多关口。这些地方多以“关”、“口”命名。而在张家口的长城处，却以“门”命名，谓之“大境门”。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还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关”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折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而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它东起河北省渤海湾的山海关，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七个省、市、自治区，全长约6700公里，约13300里，在世上有“万里长城”之誉。
它东西南北交错，绵延起伏于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的沙漠，奔向苍茫的大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3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现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就达3万多里。
战国长城
战国时期的长城是诸侯国家互防长城，规模较小，互不连贯。
①楚国长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当时称作“方城”。据史料推测，其位置当从今河南泌阳北到叶县，经内乡东北而达湖北竹山县境内。地处楚国都城的西北和东北面，用于防御邻国的进攻。
②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
③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筑于赵成侯六年（ 前369 ）。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④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⑤韩国长城。韩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⑥秦国长城。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在七国中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优势，但秦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和楼烦，经常南下骚扰 ，因而秦在其北部边界修起长城作为防御。其位置，自今甘肃岷县（临洮）起，沿六盘山北走，止于黄河边。
⑦燕国长城。燕为防止北方东胡、林胡、楼烦等小国的侵扰和防备南方齐国的报复 ，修筑了北长城和易水长城两道长城 。公元前290年，燕国沿燕山山脉修筑了北长城。约自今河北张家口东北，渡辽河到达古襄平（今辽阳）。这是战国时最后出现的一条长城。易水长城是对易水的堤防进行扩建而筑成的，用来防齐、赵，保卫燕国下都——易水城。大致自今河北易县的西南，达于文安之南。⑧赵国长城。赵筑有南、北两道长城 。其中南长城又称漳滏长城，在赵国南境。主要为御魏而建 。漳、滏两水在今河北临漳、磁县境内，可见这段长城在漳水北岸，临漳、磁县一带。
秦始皇万里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一方面拆除各国原有的长城，铲除了人为的障碍；另一方面为抵御北方匈奴的侵犯，派大将蒙恬驻守北方边境，并把秦、燕、赵长城连为一体，建成万里长城。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向东到陕西绥德黄河边，与从河套高阙西来的赵国北长城连在一起，渡黄河到山西、河北北境，再利用燕国北长城，抵达辽东。长城的修建从始皇三十年（ 前217 ）开始，约到三 十七年结束。
汉代长城
汉长城的修筑，除军事上的防御之外，西部长城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①西汉长城。汉武帝时，北方匈奴经常发兵进犯。为抵御匈奴首先修缮秦始皇时期的长城并沿河西走廊新筑长城。元狩二年( 前121 )，开始建筑河西长城，通称“边墙”。前后约历时20年。西汉河西长城东自今甘肃永登，西到新疆罗布泊。在“边墙”沿线，建筑亭障和烽燧。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有“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的规定。
②东汉长城。光武帝刘秀为防御匈奴侵扰，保卫国都洛阳，于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在河西长城以南地区修筑了四条长城：其一位于今山西离石县至陕西咸阳东南之间；其二位于今陕西高陵县东至山西安邑县之间；其三位于今山西太原至河北井陉县之间；其四位于今河北定州市南至临漳县之间。
南北朝长城
①北魏长城。北魏为防御北部的柔然和契丹南下扰掠，修筑了长城。据《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明元帝泰常八年（ 423 ）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延袤1000千米以上。又在太平真君七年（ 446 ），筑“畿上塞围”。所谓塞围，是比长城低薄些的土墙，用以补长城之不足。它东起今山西广灵西面上谷，直达黄河东岸，环绕于首都大同，有保卫首都之意。
②东魏长城 。公元549年 ，东魏东迁于邺后，也修筑了一段长城。西起今山西静乐县，东至今山西原平 。
③北齐长城。北齐为了巩固北方边防和防御西部北周，先后几次大筑长城，其规模稍次于秦长城。北齐天保三年（552）在西北境修筑长城，南起今山西离石县西北黄栌岭，北至山西朔州西。天保六年 ，皇帝下诏 ，征发180万人修筑长城 ，自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西至今山西大同。天保七年，又大规模修筑长城，除天保三、六年所修筑的两处长城外，又向东新筑长城，至今山海关海边止。天保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今山西偏关以东老营附近起，东经雁门关、平型关，到达山西下关附近。为防御北周 ，公元563年 ，齐武成帝修筑了今山西、河北交界处沿太行山走向的南北向长城，即今阜平之间的长城。天统元年（ 565 ），对天保八年所筑内长城进行修葺，并增筑新城，自下关附近起，东达居庸关与外长城相接合。齐前后修筑长城达1500千米，约30千米设一戍，并在险要地方设置州镇25所，用以驻兵防守。
④北周长城。为防御北方突厥、契丹犯边 ，周静帝于公元579年 ，对原北齐长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筑，西自雁门，东至碣石。
隋代长城
为了防御突厥骚扰，隋王朝7次修筑长城。主要是对原有长城进行修缮，新增修筑不多。唐取代隋后，国威强盛，在北方大破突厥，边界远在长城以外，长城已失去了作用，无需修筑或增筑。宋朝虽统一了中原，但北部有辽、金的对峙，所辖范围已在原来秦、汉、北朝长城的南面，长城南北许多地方均被辽、金两国占领。后宋王朝势力又退到长江以南，更谈不到修筑长城。辽代对长城的修筑，仅清宁四年在鸭子河与混同江之间修筑了一段，规模不大。
金代长城
公元1115年金王朝建立后，为防御西北边陲的蒙古人进攻，修筑了明昌旧城和明昌新城两道长城。明昌旧城旧称兀术长城或金源边堡。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呼伦县北，根河之南，有城东端起乌兰哈达之北，沿海拉图山脉，北折而西，至暖水河而尽。明昌新城在明昌旧城之南 ，又称金内长城、金壕堑、边堡等。西起今黄河河套陕西段 ，东达今黑龙江省松花江。元代，蒙古族统治整个中国，版图地跨欧亚，长城对他们意义不大。但为了防止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起兵反抗，检查过往客商，也对原来长城的许多关隘险要处加以修缮，设兵把守。
明代长城
明灭元朝以后，为防止蒙古族再次南下，200多年中从未中断对长城的修筑。大多是沿着北齐、北魏所筑的旧长城进行修筑。今人看到的长城，绝大部分是明弘治时期所修。明长城自居庸关以西，分南北两道，到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相合，被称为内、外长城或里、外长城。里长城从居庸关西南出，经今河北进入山西至老营。外长城自居庸关西北，进入山西，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往南达于偏关、河曲。长城关隘、险口很多，其中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靠近当时首都北京，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称外三关。内外三关是保卫京师的重要关口，常派重兵把守。清朝灭明以后，由于政治、军事的发展，改变了统治策略，采取“怀柔”政策，利用宗教信仰拉拢蒙、藏各族上层王公贵族，用思想统治代替了军事防御，不大修筑长城 。
纵观长城的历史，自春秋以来，除汉族各王朝的统治集团修筑长城外，中国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朝代也都修过长城。就是蒙古民族统治的元朝也曾对一些长城的关隘、烽火台进行维修利用。长城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丰碑。
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表现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此外，以长城作为历史标尺，可为研究长城沿线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和自然事件提供参考。长城工程浩大，规模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古老的长城经过修整，许多区段成为游览胜地。山海关 、八达岭和嘉峪关3处长城区段 于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2006年将长城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发表于 2009-11-27 20:56 | 只看该作者 不到长城非好汉，俺现在还不是涅，先了解一下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yuandama”的新作《去天津之—品尝天津味儿！》已被围观高达2076 次，刚刚“yuandama”又去顶帖啦。
发表于 2009-12-1 12:56 | 只看该作者 酒的别称
欢伯、杯中物、金波、秬鬯、白堕、冻醪、壶觞、壶中物、酌、酤、醑、醍醐、黄封、清酌、昔酒、缥酒、青州从事、平原督邮、曲生、曲秀才、曲道士、曲居士、曲蘖、春、茅柴、香蚁、浮蚁、绿蚁、碧蚁、天禄、椒浆、忘忧物、扫愁帚、钓诗钩、狂药、酒兵、般若汤、清圣、浊贤
我国酿酒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自产生之日开始，就受到先民欢迎。人们在饮酒赞酒的时候，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等而定。酒的很多绰号在民间流传甚广，所以文在诗词、小说中常被用作酒的代名词。这也是中国酒俗文化的一个特色。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 “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据《诗经。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传〕：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因此，后人便以
“白堕”作为酒的代称。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传】：春酒，冻醪也。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据《文选·左思<魏都赋>》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传」：酤，酒。
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从事”、“督邮”，原为官名。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 ’……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天眼摄郎”的新作《【原创】节日西单不夜城》已被围观高达1945 次，刚刚“水云阁”又去顶帖啦。
发表于 2009-12-1 12:58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历史上最牛气的十大豪言壮语
1、秦始皇南巡，仪仗万千威风凛凛，刘邦道：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之。比较是人类心理的共性，相信当时还有许多人有类似的想法或许也说过类似的牛气话，但只有这两句流下来了，因为他俩这样去作了，并且作到了，这就是豪言壮语和吹牛皮的区别。
2、大泽乡，雨夜，陈胜吴广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声呐喊鼓舞了千百年来无数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向权利颠峰发起永不停歇的冲击，奴隶石勒，赌徒刘裕，盐贩黄巢，乞丐朱元璋最有资格对这个问题做否定回答。
3、霍去病：“胡奴未灭，何以为家？”破敌十万，封狼居胥，二十岁的冠军侯，皇帝的外甥，将两瓶御酒洒在河中与将士共享的浪漫将军在皇帝舅舅给他安家时不屑的迸出了这几个字，爱慕英雄和白马王子的美女们失望之余难免尖叫：“帅呆了，酷毕了！”
4、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写在他给汉帝的汇报中的，随同汇报一起递向长安的是北匈奴单于的首级。911后小布十在国会上罗嗦半天哪比的上这几个字有力！今昔对比，何日华人方能重吐此豪言壮语？
5、冉闵——冉闵战败被俘，慕容后斥责他：“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冉闵勇力堪比霸王，为阶下囚仍气势逼人，然为异姓夷狄将兼假子二十余年，期间所杀汉人非少，其后弑君篡位，尽屠羯族，反称夷狄为禽兽，若云卧薪尝胆，敌营二十年未免太长。与吴三桂到是绝配。其言不配其行。
6、王安石：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真正的改革家需要的勇气并不比沙场上的猛士少，深渊地雷阵之语表明今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愿今人有王总之志之能，无王总之果。
7、完颜亮：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虽是胡儿，偏爱风骚，联想到他爷爷爸爸还是文盲和后来的满族同化之快，女真对汉文化吸收之快是有遗传的。评价是典型志大才疏。
8、成吉思汗：“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到处追杀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财富，听着他们的妻儿哭泣。”侵略者内心血淋淋几近变态的独白，令人不寒而栗，最恐怖的是他的确做到了。
9、汪精卫：同样是“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有文化的人谈吐就是不同，听：“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汪精卫在刺杀满清亲王被捕后说的，人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类似的还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因有人说这两句是康有为改过的，故不入选。
10、彭德怀：“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国家地位的承认往往是在一场大战之后被确定下来的，志愿军的鲜血染成了彭总在朝鲜战争后的总结。本想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句，但总觉的这更象是政治宣言，况且不够拽，不具文采故不选。 “捕风捉影”的新作《【原创】北京举行首轮购车摇号外场亲历记》已被围观高达1893 次，刚刚“spsx”又去顶帖啦。
发表于 2009-12-2 00:08 | 只看该作者 3、霍去病：“胡奴未灭，何以为家？”破敌十万，封狼居胥，二十岁的冠军侯，皇帝的外甥，将两瓶御酒洒在河中与将士共享的浪漫将军在皇帝舅舅给他安家时不屑的迸出了这几个字，爱慕英雄和白马王子的美女们失望之余难免尖叫：“帅呆了，酷毕了！”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李秋雨”的新作《剪纸村里品年味》已被围观高达1518 次，刚刚“yuan780302”又去顶帖啦。
发表于 2009-12-2 08:40 | 只看该作者 槛儿看上霍去病了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下岗职工苦呀”的新作《超火爆机枪扫射》已被围观高达1477 次，刚刚“净月坛”又去顶帖啦。
发表于 2009-12-2 22:50 | 只看该作者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发表于 2009-12-3 08:53 | 只看该作者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发表于 2009-12-3 13:19 | 只看该作者 四书、五经的英文译本
英国对汉学的研究比法国、德国和俄国都要晚。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这个大汉学家，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爵士大概在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汉语，阅读了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译的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从此，他对儒家学说和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读完《大学》后，还写了一篇议论教育的文章，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的大纲。琼斯通过阅读这些儒家经典，加强了自身道德教育的信念，开拓了思想的领域。同时，《大学》中引用的《诗经》中的若干诗篇也使他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琼斯曾经将《卫风·淇奥》中的一节分别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译成拉丁文，与其通信的波兰梵文学者瑞微兹基（Rivicski）看到他的译文后，十分赞赏，称其十分高雅和不同寻常。大约在1785年和1788年之间，琼斯担任亚洲学会的会长，发表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选有琼斯根据《大学》翻译的三节《诗经》中的诗，它们分别是：《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翻译时他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译文比之前的珀西的译本准确多了。[1]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736年和1738年曾分别由布鲁克斯（R. Brookes）和凯夫（E. Cave）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和《书经》。“1829年，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 F. 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2]
第一部英译本的《论语》的翻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1928）。”[3]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79），精通中文，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观念》、《孔子的学说和生平》、《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比较》等汉学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很有影响。1843年，他随英华书院来到香港。1861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中国经典》第1卷和第2卷。
19世纪的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极为流行，随后，中国本土的翻译家、学者辜鸿铭（1857—1928）也翻译出版了他的《论语》译本。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因其独特的译风在西方也广为流传。
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以通行的《四书集注》为底本，他对《论语》的理解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正统思想的影响。为了让说英语的人也能充分地了解东方的哲学思想和灿烂文化，他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能够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所以其翻译可说是学者型的，十分忠实于原著，并且附有详尽的注解，例如，他对书名《论语》的含义、书名的译法、各篇的内容结构和归类方法都作了详细的注解。在解释各章的内容时，他“对各章所作的注释涉及面广，种类繁杂，大体包括：
（1）概括说明该章内容；
（2）分析和理解关键词语；
（3）提供背景知识；
（4）对孔子的言论发表看法等四方面内容”。[4]
有人总结其译风为“如实、冗长、呆板”，较少文学色彩。虽然为了追求准确性，希望尽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原著，但过于直译，读来十分吃力。不过因为他力求忠实于原著，后出的译本终究无法完全取代他的译文。
清末的“怪才”辜鸿铭，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并深深浸染了西方文化。但他也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并且具有极高的造诣。他也是孔孟学说的坚定的卫道士。辜鸿铭在中国儒家经典西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仔细阅读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虽然这一英译版本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但是辜鸿铭并不满意，他说：“从理雅各先生开始翻译《中国经书》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不管是谁，也不管他对汉语会不会熟悉，只要花点时间去翻翻理雅各先生的译著，他就会感到不满意。”并且他还说：“十年前，我们在广州时，由于我们对理雅各所译的《易经》不满意，我们曾经鼓励阿查利爵士（Sir Chaloner Alabaster）着手翻译《易经》。”[5]由于外国汉学家在翻译时时常出现的歪曲儒家经典原义的现象，辜鸿铭便担负起了将儒家思想更好地介绍给外国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责任。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1898）和《中庸》（1906）。1915年，他还翻译了《春秋大义》，名为《中华民族之精神》。辜鸿铭的翻译用词优美而准确，富有哲理性，和理雅各的译文相比，他的翻译不是忠实地翻译，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他将自身对儒家哲学的理解渗透进译文之中，同时引用西方著名作家的言语，或者略显生硬地搬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原文中的一些概念，但他这样的意译都是为了能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哲学。“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 [6]，所以他的“译文的篇章结构形式则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辜鸿铭的译文整个语段更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他的译文的结构“完全采用的是英文中‘概括——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即以一个语言成分为主干，带有若干个附属成分，主干与附属成分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相连。这样能使英语本族人的思维在读译文时沿着段落模式体会其内在的层次关系。辜鸿铭的翻译由于他的西化的语言特色而备受英语本族人的欢迎。”[7]下文引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文，这样更能说明两者在翻译《论语》上的不同之处。
《论语·学而》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pleasant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r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然而，辜鸿铭的译文是：
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an.”
两段译文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理雅各在翻译时也遵循着汉语语句的独特特点。汉文化的传统是重意念和领悟，而忽略其形式，所以其语句只要在语义上能搭配，在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而不受语句形态的影响。理雅各翻译时也严格遵守这一理念，所以译成了三个独立的句子。然而，辜鸿铭译文的篇章结构则采用了典型的英文模式，因此他的译文十分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追求动宾之间搭配，从而形成严谨、稳定的空间框架，所以他的这段译文和原文就有很大不同。[8]
又如《论语·学而》之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 “I dia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 whether,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辜鸿铭的译文是：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 ... First,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 Secondly,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 worthiness; 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的翻译十分忠于原语语段的结构模式，然而辜鸿铭的译文更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9]
考察理雅各和辜鸿铭的翻译，我们发现两人在原文的“忠实性”上各有千秋。“如果就反映在对原文的文字和结构上的忠实方面来说，理雅各的译本稍胜一筹，通过阅读他所译的《论语》，译文读者能够更大程度上了解原作的真实面貌。但亚历山大·泰特勒在就文化上的冲突对翻译的影响方面认为，对忠实性的理解应为文化上的忠实，应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泰特勒还指出忠实与否不能根据词语是否在形式上与原文排列一致来判断，而只能从功能上看译文是否为预期的读者所接受。从这一点上来说，辜鸿铭的翻译亦可谓忠实，因为他的印文让英语本族读者不仅能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能克服文化上的障碍，把一种文本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能避免文化冲突导致的各种形式的误解。”[10]
比较两人的译文，辜鸿铭的更为流利和通顺，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意思。而理雅各的译文更忠实于原貌，从而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东方文化的真实面貌。
在20世纪，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也译过《论语》。韦利的《论语》译本也很流行，其译文的特点是：“第一，除个别情况外，文字比较简练，接近原文风格；第二，原文多连环语表达法，译者亦力争重现这种写作上的特点。”[11]他的译文比较通俗易懂。
1867年，美国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30—1882）便接触到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册，爱默生对这部书非常喜欢。在此之前，爱默生便早已不断接触到有关的儒家著作。1836 年，爱默生读到了乔舒亚·马什曼（Joshua Marshman）翻译的《孔子的著作》这本在1809年出版的书，爱默生后来在1843年4月号的《日晷》杂志上选登了孔子的21段语录，题为《孔子语录》。由此可见他对孔子学说的喜爱程度。爱默生还在1935年读到过一位无名氏编辑出版的《凤凰：古代奇文拾遗集》，在这本书中也有关于孔子的一章：“中国哲学家孔子遗训”，并被列为第一章。那时，在爱默生的心中，孔子已经被列为四位伟人中的第二位。1843年，爱默生又读到了由大卫·科利（David Collie）翻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这本于1828年出版的书，该书目录中有关于孔子的学说，并介绍了孟子，爱默生非常感兴趣。在他与梭罗共同编辑的《日晷》杂志1843年10月号上，刊登了四书语录42条，多数出自《孟子》。[12]这样一来，爱默生充分接触到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爱默生在关于‘超灵’的存在和天人合一的观点上与孔子思想有着极其相似之处。”[13]而且，爱默生也接受了孟子的人性本善的思想。爱默生所崇尚的道德准则都包括了“尚志；义重于利；自立与反省；和谐宁静”[14]。两人都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都选择了大自然作为阐述其哲学思想的手段和途径。爱默生关于在两极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也得自孔子的“中庸之道”。爱默生对孔子的思想有选择又有舍弃，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思想体系“对于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传统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15]。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深受爱默生思想的影响，他是爱默生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他接触儒家学说的方式和爱默生大体相同，也读过乔舒亚·马什曼和大卫·科利的译作，此外，他还读过法国汉学家博迪耶（M. G. Pauthier）翻译的法文本的《孔子和孟子——中国道德与政治的四部书》。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充分体现在他的著作《瓦尔登湖》中。在该书中，梭罗引用的儒家哲学语录有10处。“很显然，他从孔子的语录中找到了生存方式——如何做一个君子，如何保持坚强的意志，如何忍受清贫的生活。孔子的学说给了他的生活以力量，也给了他的理论以支持。”[16]
理雅各计划将儒家经典全部译成英文，出版28卷的《中国经典》。所幸，他邀请到避难香港的王韬，来帮助他翻译五经。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江苏苏州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政论家。他因“黄畹上书”事件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于1862年10月4日逃到香港。到港后，他和理雅各合作翻译五经。王韬悉心研究儒家经典。他首先写成了24卷的《皇清经解札记》，供理雅各参考，使其于1865年翻译完成《书经》，此为《中国经典》第3卷，在港印行。接着，王涛写成了30卷的《毛诗集释》，提供参考。19世纪60年代，理雅各便完成了《诗经》初稿，但直到1871年才出版，此为《中国经典》第4卷。然后，王韬又协助理雅各翻译《春秋》，王韬写成了60卷的《春秋左氏传集释》、3卷的《春秋朔闰考》，以及《春秋日食辨正》和《春秋至朔表》各一卷，为理雅各的翻译提供了详尽的资料。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于1872年出版，是为《中国经典》第5卷。王韬还著有《周易集释》供理雅各参考，《易经》翻译完成以后以《中国经典》第6卷出版。最后，王韬助译了《礼记》，他写了《礼记集释》作为其参考，1882年英译本《礼记》出版，此为《中国经典》第7 卷。王韬和理雅各的合作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真可谓“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17]理雅各曾说：“抑译者亦不能不感谢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通博中国典籍矣。”[18]理雅各的《中国经典》陆续出版，使西方世界得以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之根本，而且一百多年来，他的译本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典的标准译本。
《诗经》有多种英译本，理雅各就译有散体译本和诗体译本，而且他的译本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全译本。之后，英国又出现了传教士詹宁斯（M. A. William. Jennings）的《〈诗经〉翻译》和阿连壁（Clement F. R. Allen, 1848—1920）的《诗经：中国的诗集》，而且《诗经》的这两个英译本都是在1891年出版的。这两个译本均采用了韵译的方法，詹宁斯的译诗“采用民谣体的形式，隔行押韵，颇有英语传统诗歌古色古香的韵味”。而阿连壁的译诗“对原文改动颇大，有增有删，近乎于改写”。[19]
19世纪后期，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les, 1845—1935）因为喜爱中国文学并精通汉语，所以长期从事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事业。他翻译过《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和《尔雅》，而且于 1898年在伦敦出版了《中诗英韵》，其中选译了部分《诗经》。1901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用英语写就的《中国文学史》，在该书中，他专门论述了《诗经》，翟理思聪文学和文化角度对《诗经》的解读，“在当时较有影响”[20]。
20世纪，《诗经》的英译全本就更多了，其中有190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L. Cranmer-Byng的译本Books of Odes，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也在1915年出版了他翻译的《诗经》（Shih-ching），韦利（Au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在1937年也出版了他翻译的《诗经》（Tht Book of Songs），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于1950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诗经》的英译本。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参与翻译了《诗经》，例如许渊冲在1993年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Book of Poetry。有学者将《诗经》的这些全译本作了分类，第一类是“学者型：以James Legge的散体译文为代表”。第二类是“半形似体（韵体）：William Jennings的译本可以作为《诗经》韵体译文的代表”，“他努力保持汉语原诗的外在形式，特别是用韵”。第三类是“神似体（自由体）：以Ezra Pound的译文为代表”，“他的诗歌理论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他在翻译《诗经》的时候却又像在创作自己的诗歌”。“他的译诗跟原文不太贴切，但旨趣离原文不远，且又符合当时英美读者的口味，自成一家体系。”第四类是“半形似型（无韵体）：以Arthur Waley的译本可以作为这种‘无韵体’的代表”。第五类是“形神皆似型：……许渊冲先生所译的《诗经》在神形皆似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是全译《诗经》中的佼佼者”。[21]
下文拟就各家对《诗经·小雅·采薇》第六章的翻译来比较各自翻译上的不同之处。其原文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理雅各的译文是：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詹宁斯的译文如下：
At first, when we started on our track,
The willows green were growing,
And now, when we think of the journey back,
Tis raining fast and snowing.
And tedious and slow he march will be,
And food and drink will fail uw.
Ah, hard to bear is the misery!
None knows what grief assail us.
庞德的译文是：
Willows were green when we set out,
it’s blowin’ an’ snowin’ as we go
down this road, muddy and slow,
hungry and thirsty and blue a doubt
(no one feels half of what we know)
韦利的译文是：
Long ago, when we started,
The willow spread their shade.
Now that we turn back
The march before us is long,
We are thirsty and hungry,
Our hearts are stricken with sorrow,
But no one listens to our plaint.
许渊冲的译文如下：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Long, long the way;
Hard, hard the day.
Hunger and thirst
Press me the worst.
My grief o’erflows.
Who knows? Who knows?[22]
比较各个译家的译文，可以看出，理雅各的翻译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其翻译是逐字逐句的。詹宁斯的翻译虽然忠实地体现了原诗的用韵，但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趁韵、颠倒词语以求协律、增删及更易原诗意义等毛病，但是，他的译诗确实体现了原诗的音韵美。庞德的翻译更像是一种创作，虽然“有所失于‘信与切’”，“却有所得于‘妙与雅’”[23]。
韦利的翻译不追求押韵，而是“采用散译的发式，以抑扬格为基础，不使用韵脚，每个诗行的音步也不尽一致，但读起来却颇具诗歌的节奏感。由于他追求一字一句的直译，在传达原诗旨意的精确程度上要超过以往的译家”[24]。
许渊冲的“这段译诗在保持原诗的形象、意思、旨趣方面无懈可击；每行四个音节，与汉语的原诗相同；双行押韵，读来琅琅上口，声美形美”[25]。
[注释]
[1]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95页。
[2]包延新、孟伟：《〈诗经〉英译概述》，载《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第36页。
[3]程钢：《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载《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页。
[4]张春亮：《理雅各翻译的〈论语〉》，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6页。
[5]转引自李道振：《辜鸿铭与东学西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2月，第102页。
[6]张小波：《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载《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39页。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 张小波：《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第40页。
[11] 刘重德：《〈论语〉韦利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英译本》，载《山东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总第83期），第17页。
[12] 详见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3] 同上书，第25页。
[14] 同上书，第28页。
[15] 同上书，第53页。
[16] 同上书，第77页。
[17] 郭汉民：《王韬与香港》，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2页。
[18] 转引自李志铭：《避难香港期间的王韬》，载《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6期，第73页。
[19] 包延新、孟伟：《〈诗经〉英译概述》，第36页。
[20] 同上书，第37页。
[21] 汪榕培：《漫谈〈诗经〉的英译本》，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40—42页。
[22] 同上。
[23] 金百林：《庞德英译〈诗经〉小议》，载《外语研究》，1995年第2期，第46页。
[24] 包延新、孟伟：《〈诗经〉英译概述》，第37页。
[25] 汪榕培：《漫谈〈诗经〉的英译本》，第42页。 
发表于 2009-12-3 14:43 | 只看该作者 长支持了，谢谢 发表于 2009-12-3 14:51 | 只看该作者 难为人家了，俺看着中文都困难，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发表于 2009-12-3 16:35 | 只看该作者 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都没了那种韵味，何况翻译成外文？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发表于 2009-12-17 14:11 | 只看该作者 看看这些价值连城但是你却念不出名字的家伙
礼器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权力。礼器可由玉、青铜、木等制成，其中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又称彝器。
玉器礼器的种类有璧、琮、圭、璋等。青铜器礼器数量更多，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也有将乐器和礼器并列的）。炊器为做饭之用，包括鼎、甗等，食器为饮食之用，包括豆、簋等，酒器包括爵、尊、壶等，水器包括盘、匜等，乐器有钟、铙等。秦汉以后，青铜礼器的使用逐渐减少。
《礼记》中有“礼器篇”。
炊器： 鼎 | 鬲 | 甑 | 甗
食器： 簋 | 簠 | 盨 | 敦 | 豆
酒器： 爵 | 斝 | 觚 | 觯 | 觥 | 尊 | 卣 | 壶 | 罍 | 瓿
水器： 盘 | 盉 | 匜 | 鉴
乐器： 铙 | 鐘 | 镈 | 鼓
玉器： 璧 | 琮 | 圭 | 璋
以上这些物品都是随便找一个都是价值连城，您要是弄到一个不管怎么样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卖出去自然是发财，抓进去自然是吃公家饭，反正都不愁吃饭了。呵呵，玩笑了。但是这些物品您不查一下的话念得出几个名字？ 发表于 2009-12-17 14:24 | 只看该作者 认识20个，有一个是蒙对的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发表于 2009-12-18 08:30 | 只看该作者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发表于 2010-1-19 12:23 | 只看该作者 中华民俗文化:鸡为何是五德之禽？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
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是信德。民间更将鸡视为
吉祥物，说它可以避邪，还可以吃掉各种毒虫，为人类除害。所以，开年第一天民间以红纸剪鸡作窗花，
而且把这天定为“鸡日”。
这种风俗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
株巨大无比的桃树，树根向周围伸展，足足有三千里方圆，树顶有一只金鸡，日出报晓。它一啼，天下的
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元旦所剪的鸡，其实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
要插几根公鸡毛象征天鸡，后来桃符演变成春联后，插鸡毛的风俗就变成剪鸡贴在窗上作装饰的风俗了。
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即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
俗在南北朝时就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一千五百年以上。
古代，每年正月初七日以前是为“说畜日”，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
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六畜排完了，才轮到初七是“人日”。
为什么这么个排法呢？古代典籍里找不到出处。但旧时民间《农家杂事》一书，说此种排法有三：一
说是按人类驯服六畜的次序排，鸡最先驯养成家畜，狗次之，其它依次类推。二说是按六畜的大小排列，
鸡、狗体积较小，排在前面，牛、马体积较大，排在后面。三说是按六畜和人的远近排列，俗说，没有鸡
狗不成家。老人们认为鸡、狗可以捡食家中撒掉的粮食，为主人消灾免罪，所以鸡、狗都养在屋里，接近
于人，猪、羊次之，牛、马则另有栏和厩，离居室最远，所以排在最后。看来，后一说似乎有些道理，古
代神仙故事里说，汉朝的淮南王刘安成了神仙（其实他是因谋反被迫自杀的），飞升到天上去了，连家里
的鸡狗都一起带到了云中，俗语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没说过猪羊牛马跟着主人升天的故事。
为什么牲畜反而排在前面，人倒排在六畜之后呢？这问题古书上也没提到过。中国创世神话老早就湮
没了。像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泥团造人这类创世神话都是直到后来才出现的，而且说的也很简单。但是
能创造工具，有思想的高等动物的人类要比低一等的动物出现得晚，是合乎生物进化论的原理的。设若世
界上要是没有植物和动物，那么人类怎能生活呢？所以这些动植物必须产生在人出世之前，这大概是人日
排在六畜日之后的缘故。
六畜日虽算不上是节日，但旧时农家重视六畜，正月初，头几天按六日向猪圈、羊栏、牛棚贴红纸条
、点香的风俗还是到处风行的。还有的以天气的阴晴来占卜牲畜的兴衰，认为鸡日天气晴和，是年鸡旺，
阴晦则鸡有灾病；狗日天气晴和，是年狗旺，阴则狗有灾病。余者类推。当然，这种卜算，未必科学，仅
是当年农民的一种说法而已。
起春秋、历秦汉、及辽金、迄元明，上下两千多年。有多少将帅元戎、戍卒吏丞、百工黔首，费尽移山心力，修筑此伟大工程。坚强毅力、聪明智慧、血汗辛勤，为中华留下丰碑国宝。
跨峻岭、穿荒原、横翰海、经绝壁，纵横一万余里。望不断长龙雉堞、雄关隘口、亭障烽堠，有如玉带明珠，点缀成江山锦绣。起伏奔腾、飞舞盘旋、月宫遥见，给世界增添壮丽奇观。
（注：对联中的“黔首”指秦朝百姓；“雉堞”指城墙；“月宫遥见”，据美首次等上月球的宇航员报道，从空中回望地球，长城是地球上人工建筑物中最为明显的标志之一。）
长城
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14个省、市、自治区。
沿革长城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起来的 。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诸侯争霸，相互兼并，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它们彼此之间为了防御，利用原来的大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联系起来，构成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约公元前7世纪 ，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6～前4世纪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并灭六国 ，建立起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为防御匈奴侵扰，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后，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辽、金、明各代，均大规模修筑或增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其修筑规模之宏大，防御组织之完备，所用建筑材料之坚固，都大大超越以前各个朝代。
长城
The Great Wall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自秦朝开始，修筑长城一直是一项大工程。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可以想象，没有大量的人群进行艰苦的劳动，是无法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收“易守难攻”之效。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2001年06月25日，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长城全长约12600里。
[特殊关口的名称---门]
在万里长城上有许多关口。这些地方多以“关”、“口”命名。而在张家口的长城处，却以“门”命名，谓之“大境门”。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还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关”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折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而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它东起河北省渤海湾的山海关，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七个省、市、自治区，全长约6700公里，约13300里，在世上有“万里长城”之誉。
它东西南北交错，绵延起伏于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的沙漠，奔向苍茫的大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3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现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就达3万多里。
战国长城
战国时期的长城是诸侯国家互防长城，规模较小，互不连贯。
①楚国长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当时称作“方城”。据史料推测，其位置当从今河南泌阳北到叶县，经内乡东北而达湖北竹山县境内。地处楚国都城的西北和东北面，用于防御邻国的进攻。
②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
③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筑于赵成侯六年（ 前369 ）。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④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⑤韩国长城。韩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⑥秦国长城。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在七国中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优势，但秦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和楼烦，经常南下骚扰 ，因而秦在其北部边界修起长城作为防御。其位置，自今甘肃岷县（临洮）起，沿六盘山北走，止于黄河边。
⑦燕国长城。燕为防止北方东胡、林胡、楼烦等小国的侵扰和防备南方齐国的报复 ，修筑了北长城和易水长城两道长城 。公元前290年，燕国沿燕山山脉修筑了北长城。约自今河北张家口东北，渡辽河到达古襄平（今辽阳）。这是战国时最后出现的一条长城。易水长城是对易水的堤防进行扩建而筑成的，用来防齐、赵，保卫燕国下都——易水城。大致自今河北易县的西南，达于文安之南。⑧赵国长城。赵筑有南、北两道长城 。其中南长城又称漳滏长城，在赵国南境。主要为御魏而建 。漳、滏两水在今河北临漳、磁县境内，可见这段长城在漳水北岸，临漳、磁县一带。
秦始皇万里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一方面拆除各国原有的长城，铲除了人为的障碍；另一方面为抵御北方匈奴的侵犯，派大将蒙恬驻守北方边境，并把秦、燕、赵长城连为一体，建成万里长城。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向东到陕西绥德黄河边，与从河套高阙西来的赵国北长城连在一起，渡黄河到山西、河北北境，再利用燕国北长城，抵达辽东。长城的修建从始皇三十年（ 前217 ）开始，约到三 十七年结束。
汉代长城
汉长城的修筑，除军事上的防御之外，西部长城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①西汉长城。汉武帝时，北方匈奴经常发兵进犯。为抵御匈奴首先修缮秦始皇时期的长城并沿河西走廊新筑长城。元狩二年( 前121 )，开始建筑河西长城，通称“边墙”。前后约历时20年。西汉河西长城东自今甘肃永登，西到新疆罗布泊。在“边墙”沿线，建筑亭障和烽燧。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有“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的规定。
②东汉长城。光武帝刘秀为防御匈奴侵扰，保卫国都洛阳，于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在河西长城以南地区修筑了四条长城：其一位于今山西离石县至陕西咸阳东南之间；其二位于今陕西高陵县东至山西安邑县之间；其三位于今山西太原至河北井陉县之间；其四位于今河北定州市南至临漳县之间。
南北朝长城
①北魏长城。北魏为防御北部的柔然和契丹南下扰掠，修筑了长城。据《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明元帝泰常八年（ 423 ）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延袤1000千米以上。又在太平真君七年（ 446 ），筑“畿上塞围”。所谓塞围，是比长城低薄些的土墙，用以补长城之不足。它东起今山西广灵西面上谷，直达黄河东岸，环绕于首都大同，有保卫首都之意。
②东魏长城 。公元549年 ，东魏东迁于邺后，也修筑了一段长城。西起今山西静乐县，东至今山西原平 。
③北齐长城。北齐为了巩固北方边防和防御西部北周，先后几次大筑长城，其规模稍次于秦长城。北齐天保三年（552）在西北境修筑长城，南起今山西离石县西北黄栌岭，北至山西朔州西。天保六年 ，皇帝下诏 ，征发180万人修筑长城 ，自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西至今山西大同。天保七年，又大规模修筑长城，除天保三、六年所修筑的两处长城外，又向东新筑长城，至今山海关海边止。天保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今山西偏关以东老营附近起，东经雁门关、平型关，到达山西下关附近。为防御北周 ，公元563年 ，齐武成帝修筑了今山西、河北交界处沿太行山走向的南北向长城，即今阜平之间的长城。天统元年（ 565 ），对天保八年所筑内长城进行修葺，并增筑新城，自下关附近起，东达居庸关与外长城相接合。齐前后修筑长城达1500千米，约30千米设一戍，并在险要地方设置州镇25所，用以驻兵防守。
④北周长城。为防御北方突厥、契丹犯边 ，周静帝于公元579年 ，对原北齐长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筑，西自雁门，东至碣石。
隋代长城
为了防御突厥骚扰，隋王朝7次修筑长城。主要是对原有长城进行修缮，新增修筑不多。唐取代隋后，国威强盛，在北方大破突厥，边界远在长城以外，长城已失去了作用，无需修筑或增筑。宋朝虽统一了中原，但北部有辽、金的对峙，所辖范围已在原来秦、汉、北朝长城的南面，长城南北许多地方均被辽、金两国占领。后宋王朝势力又退到长江以南，更谈不到修筑长城。辽代对长城的修筑，仅清宁四年在鸭子河与混同江之间修筑了一段，规模不大。
金代长城
公元1115年金王朝建立后，为防御西北边陲的蒙古人进攻，修筑了明昌旧城和明昌新城两道长城。明昌旧城旧称兀术长城或金源边堡。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呼伦县北，根河之南，有城东端起乌兰哈达之北，沿海拉图山脉，北折而西，至暖水河而尽。明昌新城在明昌旧城之南 ，又称金内长城、金壕堑、边堡等。西起今黄河河套陕西段 ，东达今黑龙江省松花江。元代，蒙古族统治整个中国，版图地跨欧亚，长城对他们意义不大。但为了防止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起兵反抗，检查过往客商，也对原来长城的许多关隘险要处加以修缮，设兵把守。
明代长城
明灭元朝以后，为防止蒙古族再次南下，200多年中从未中断对长城的修筑。大多是沿着北齐、北魏所筑的旧长城进行修筑。今人看到的长城，绝大部分是明弘治时期所修。明长城自居庸关以西，分南北两道，到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相合，被称为内、外长城或里、外长城。里长城从居庸关西南出，经今河北进入山西至老营。外长城自居庸关西北，进入山西，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往南达于偏关、河曲。长城关隘、险口很多，其中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靠近当时首都北京，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称外三关。内外三关是保卫京师的重要关口，常派重兵把守。清朝灭明以后，由于政治、军事的发展，改变了统治策略，采取“怀柔”政策，利用宗教信仰拉拢蒙、藏各族上层王公贵族，用思想统治代替了军事防御，不大修筑长城 。
纵观长城的历史，自春秋以来，除汉族各王朝的统治集团修筑长城外，中国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朝代也都修过长城。就是蒙古民族统治的元朝也曾对一些长城的关隘、烽火台进行维修利用。长城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丰碑。
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表现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此外，以长城作为历史标尺，可为研究长城沿线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和自然事件提供参考。长城工程浩大，规模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古老的长城经过修整，许多区段成为游览胜地。山海关 、八达岭和嘉峪关3处长城区段 于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2006年将长城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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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7 20:56 | 只看该作者 不到长城非好汉，俺现在还不是涅，先了解一下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yuandama”的新作《去天津之—品尝天津味儿！》已被围观高达2076 次，刚刚“yuandama”又去顶帖啦。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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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 12:56 | 只看该作者 酒的别称 欢伯、杯中物、金波、秬鬯、白堕、冻醪、壶觞、壶中物、酌、酤、醑、醍醐、黄封、清酌、昔酒、缥酒、青州从事、平原督邮、曲生、曲秀才、曲道士、曲居士、曲蘖、春、茅柴、香蚁、浮蚁、绿蚁、碧蚁、天禄、椒浆、忘忧物、扫愁帚、钓诗钩、狂药、酒兵、般若汤、清圣、浊贤
我国酿酒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自产生之日开始，就受到先民欢迎。人们在饮酒赞酒的时候，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等而定。酒的很多绰号在民间流传甚广，所以文在诗词、小说中常被用作酒的代名词。这也是中国酒俗文化的一个特色。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 “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据《诗经。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传〕：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因此，后人便以
“白堕”作为酒的代称。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传】：春酒，冻醪也。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据《文选·左思<魏都赋>》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传」：酤，酒。
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从事”、“督邮”，原为官名。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 ’……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天眼摄郎”的新作《【原创】节日西单不夜城》已被围观高达1945 次，刚刚“水云阁”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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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 12:58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历史上最牛气的十大豪言壮语 1、秦始皇南巡，仪仗万千威风凛凛，刘邦道：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之。比较是人类心理的共性，相信当时还有许多人有类似的想法或许也说过类似的牛气话，但只有这两句流下来了，因为他俩这样去作了，并且作到了，这就是豪言壮语和吹牛皮的区别。
2、大泽乡，雨夜，陈胜吴广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声呐喊鼓舞了千百年来无数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向权利颠峰发起永不停歇的冲击，奴隶石勒，赌徒刘裕，盐贩黄巢，乞丐朱元璋最有资格对这个问题做否定回答。
3、霍去病：“胡奴未灭，何以为家？”破敌十万，封狼居胥，二十岁的冠军侯，皇帝的外甥，将两瓶御酒洒在河中与将士共享的浪漫将军在皇帝舅舅给他安家时不屑的迸出了这几个字，爱慕英雄和白马王子的美女们失望之余难免尖叫：“帅呆了，酷毕了！”
4、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写在他给汉帝的汇报中的，随同汇报一起递向长安的是北匈奴单于的首级。911后小布十在国会上罗嗦半天哪比的上这几个字有力！今昔对比，何日华人方能重吐此豪言壮语？
5、冉闵——冉闵战败被俘，慕容后斥责他：“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冉闵勇力堪比霸王，为阶下囚仍气势逼人，然为异姓夷狄将兼假子二十余年，期间所杀汉人非少，其后弑君篡位，尽屠羯族，反称夷狄为禽兽，若云卧薪尝胆，敌营二十年未免太长。与吴三桂到是绝配。其言不配其行。
6、王安石：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真正的改革家需要的勇气并不比沙场上的猛士少，深渊地雷阵之语表明今人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愿今人有王总之志之能，无王总之果。
7、完颜亮：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虽是胡儿，偏爱风骚，联想到他爷爷爸爸还是文盲和后来的满族同化之快，女真对汉文化吸收之快是有遗传的。评价是典型志大才疏。
8、成吉思汗：“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到处追杀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财富，听着他们的妻儿哭泣。”侵略者内心血淋淋几近变态的独白，令人不寒而栗，最恐怖的是他的确做到了。
9、汪精卫：同样是“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有文化的人谈吐就是不同，听：“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汪精卫在刺杀满清亲王被捕后说的，人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类似的还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因有人说这两句是康有为改过的，故不入选。
10、彭德怀：“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国家地位的承认往往是在一场大战之后被确定下来的，志愿军的鲜血染成了彭总在朝鲜战争后的总结。本想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句，但总觉的这更象是政治宣言，况且不够拽，不具文采故不选。 “捕风捉影”的新作《【原创】北京举行首轮购车摇号外场亲历记》已被围观高达1893 次，刚刚“spsx”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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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 00:08 | 只看该作者 3、霍去病：“胡奴未灭，何以为家？”破敌十万，封狼居胥，二十岁的冠军侯，皇帝的外甥，将两瓶御酒洒在河中与将士共享的浪漫将军在皇帝舅舅给他安家时不屑的迸出了这几个字，爱慕英雄和白马王子的美女们失望之余难免尖叫：“帅呆了，酷毕了！”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李秋雨”的新作《剪纸村里品年味》已被围观高达1518 次，刚刚“yuan780302”又去顶帖啦。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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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 08:40 | 只看该作者 槛儿看上霍去病了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下岗职工苦呀”的新作《超火爆机枪扫射》已被围观高达1477 次，刚刚“净月坛”又去顶帖啦。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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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 22:50 | 只看该作者 槛儿看上霍去病了嘿嘿，不过如果真遇上一个这样的，必是个无情无义的，他只爱国不爱她
五色风 发表于 2009-12-2 08:40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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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08:53 | 只看该作者 嘿嘿，不过如果真遇上一个这样的，必是个无情无义的，他只爱国不爱她
槛外人 发表于 2009-12-2 22:50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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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13:19 | 只看该作者 四书、五经的英文译本英国对汉学的研究比法国、德国和俄国都要晚。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这个大汉学家，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爵士大概在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汉语，阅读了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译的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从此，他对儒家学说和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读完《大学》后，还写了一篇议论教育的文章，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的大纲。琼斯通过阅读这些儒家经典，加强了自身道德教育的信念，开拓了思想的领域。同时，《大学》中引用的《诗经》中的若干诗篇也使他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琼斯曾经将《卫风·淇奥》中的一节分别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译成拉丁文，与其通信的波兰梵文学者瑞微兹基（Rivicski）看到他的译文后，十分赞赏，称其十分高雅和不同寻常。大约在1785年和1788年之间，琼斯担任亚洲学会的会长，发表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选有琼斯根据《大学》翻译的三节《诗经》中的诗，它们分别是：《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翻译时他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译文比之前的珀西的译本准确多了。[1]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736年和1738年曾分别由布鲁克斯（R. Brookes）和凯夫（E. Cave）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和《书经》。“1829年，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 F. 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2]
第一部英译本的《论语》的翻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1928）。”[3]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79），精通中文，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观念》、《孔子的学说和生平》、《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比较》等汉学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很有影响。1843年，他随英华书院来到香港。1861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中国经典》第1卷和第2卷。
19世纪的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极为流行，随后，中国本土的翻译家、学者辜鸿铭（1857—1928）也翻译出版了他的《论语》译本。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因其独特的译风在西方也广为流传。
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以通行的《四书集注》为底本，他对《论语》的理解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正统思想的影响。为了让说英语的人也能充分地了解东方的哲学思想和灿烂文化，他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能够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所以其翻译可说是学者型的，十分忠实于原著，并且附有详尽的注解，例如，他对书名《论语》的含义、书名的译法、各篇的内容结构和归类方法都作了详细的注解。在解释各章的内容时，他“对各章所作的注释涉及面广，种类繁杂，大体包括：
（1）概括说明该章内容；
（2）分析和理解关键词语；
（3）提供背景知识；
（4）对孔子的言论发表看法等四方面内容”。[4]
有人总结其译风为“如实、冗长、呆板”，较少文学色彩。虽然为了追求准确性，希望尽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原著，但过于直译，读来十分吃力。不过因为他力求忠实于原著，后出的译本终究无法完全取代他的译文。
清末的“怪才”辜鸿铭，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并深深浸染了西方文化。但他也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并且具有极高的造诣。他也是孔孟学说的坚定的卫道士。辜鸿铭在中国儒家经典西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仔细阅读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虽然这一英译版本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但是辜鸿铭并不满意，他说：“从理雅各先生开始翻译《中国经书》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不管是谁，也不管他对汉语会不会熟悉，只要花点时间去翻翻理雅各先生的译著，他就会感到不满意。”并且他还说：“十年前，我们在广州时，由于我们对理雅各所译的《易经》不满意，我们曾经鼓励阿查利爵士（Sir Chaloner Alabaster）着手翻译《易经》。”[5]由于外国汉学家在翻译时时常出现的歪曲儒家经典原义的现象，辜鸿铭便担负起了将儒家思想更好地介绍给外国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责任。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1898）和《中庸》（1906）。1915年，他还翻译了《春秋大义》，名为《中华民族之精神》。辜鸿铭的翻译用词优美而准确，富有哲理性，和理雅各的译文相比，他的翻译不是忠实地翻译，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他将自身对儒家哲学的理解渗透进译文之中，同时引用西方著名作家的言语，或者略显生硬地搬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原文中的一些概念，但他这样的意译都是为了能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哲学。“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 [6]，所以他的“译文的篇章结构形式则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辜鸿铭的译文整个语段更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他的译文的结构“完全采用的是英文中‘概括——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即以一个语言成分为主干，带有若干个附属成分，主干与附属成分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相连。这样能使英语本族人的思维在读译文时沿着段落模式体会其内在的层次关系。辜鸿铭的翻译由于他的西化的语言特色而备受英语本族人的欢迎。”[7]下文引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文，这样更能说明两者在翻译《论语》上的不同之处。
《论语·学而》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pleasant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r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然而，辜鸿铭的译文是：
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an.”
两段译文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理雅各在翻译时也遵循着汉语语句的独特特点。汉文化的传统是重意念和领悟，而忽略其形式，所以其语句只要在语义上能搭配，在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而不受语句形态的影响。理雅各翻译时也严格遵守这一理念，所以译成了三个独立的句子。然而，辜鸿铭译文的篇章结构则采用了典型的英文模式，因此他的译文十分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追求动宾之间搭配，从而形成严谨、稳定的空间框架，所以他的这段译文和原文就有很大不同。[8]
又如《论语·学而》之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 “I dia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 whether,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辜鸿铭的译文是：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 ... First,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 Secondly,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 worthiness; 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的翻译十分忠于原语语段的结构模式，然而辜鸿铭的译文更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9]
考察理雅各和辜鸿铭的翻译，我们发现两人在原文的“忠实性”上各有千秋。“如果就反映在对原文的文字和结构上的忠实方面来说，理雅各的译本稍胜一筹，通过阅读他所译的《论语》，译文读者能够更大程度上了解原作的真实面貌。但亚历山大·泰特勒在就文化上的冲突对翻译的影响方面认为，对忠实性的理解应为文化上的忠实，应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泰特勒还指出忠实与否不能根据词语是否在形式上与原文排列一致来判断，而只能从功能上看译文是否为预期的读者所接受。从这一点上来说，辜鸿铭的翻译亦可谓忠实，因为他的印文让英语本族读者不仅能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能克服文化上的障碍，把一种文本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能避免文化冲突导致的各种形式的误解。”[10]
比较两人的译文，辜鸿铭的更为流利和通顺，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意思。而理雅各的译文更忠实于原貌，从而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东方文化的真实面貌。
在20世纪，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也译过《论语》。韦利的《论语》译本也很流行，其译文的特点是：“第一，除个别情况外，文字比较简练，接近原文风格；第二，原文多连环语表达法，译者亦力争重现这种写作上的特点。”[11]他的译文比较通俗易懂。
1867年，美国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30—1882）便接触到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册，爱默生对这部书非常喜欢。在此之前，爱默生便早已不断接触到有关的儒家著作。1836 年，爱默生读到了乔舒亚·马什曼（Joshua Marshman）翻译的《孔子的著作》这本在1809年出版的书，爱默生后来在1843年4月号的《日晷》杂志上选登了孔子的21段语录，题为《孔子语录》。由此可见他对孔子学说的喜爱程度。爱默生还在1935年读到过一位无名氏编辑出版的《凤凰：古代奇文拾遗集》，在这本书中也有关于孔子的一章：“中国哲学家孔子遗训”，并被列为第一章。那时，在爱默生的心中，孔子已经被列为四位伟人中的第二位。1843年，爱默生又读到了由大卫·科利（David Collie）翻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这本于1828年出版的书，该书目录中有关于孔子的学说，并介绍了孟子，爱默生非常感兴趣。在他与梭罗共同编辑的《日晷》杂志1843年10月号上，刊登了四书语录42条，多数出自《孟子》。[12]这样一来，爱默生充分接触到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爱默生在关于‘超灵’的存在和天人合一的观点上与孔子思想有着极其相似之处。”[13]而且，爱默生也接受了孟子的人性本善的思想。爱默生所崇尚的道德准则都包括了“尚志；义重于利；自立与反省；和谐宁静”[14]。两人都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都选择了大自然作为阐述其哲学思想的手段和途径。爱默生关于在两极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也得自孔子的“中庸之道”。爱默生对孔子的思想有选择又有舍弃，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思想体系“对于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传统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15]。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深受爱默生思想的影响，他是爱默生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他接触儒家学说的方式和爱默生大体相同，也读过乔舒亚·马什曼和大卫·科利的译作，此外，他还读过法国汉学家博迪耶（M. G. Pauthier）翻译的法文本的《孔子和孟子——中国道德与政治的四部书》。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充分体现在他的著作《瓦尔登湖》中。在该书中，梭罗引用的儒家哲学语录有10处。“很显然，他从孔子的语录中找到了生存方式——如何做一个君子，如何保持坚强的意志，如何忍受清贫的生活。孔子的学说给了他的生活以力量，也给了他的理论以支持。”[16]
理雅各计划将儒家经典全部译成英文，出版28卷的《中国经典》。所幸，他邀请到避难香港的王韬，来帮助他翻译五经。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江苏苏州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政论家。他因“黄畹上书”事件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于1862年10月4日逃到香港。到港后，他和理雅各合作翻译五经。王韬悉心研究儒家经典。他首先写成了24卷的《皇清经解札记》，供理雅各参考，使其于1865年翻译完成《书经》，此为《中国经典》第3卷，在港印行。接着，王涛写成了30卷的《毛诗集释》，提供参考。19世纪60年代，理雅各便完成了《诗经》初稿，但直到1871年才出版，此为《中国经典》第4卷。然后，王韬又协助理雅各翻译《春秋》，王韬写成了60卷的《春秋左氏传集释》、3卷的《春秋朔闰考》，以及《春秋日食辨正》和《春秋至朔表》各一卷，为理雅各的翻译提供了详尽的资料。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于1872年出版，是为《中国经典》第5卷。王韬还著有《周易集释》供理雅各参考，《易经》翻译完成以后以《中国经典》第6卷出版。最后，王韬助译了《礼记》，他写了《礼记集释》作为其参考，1882年英译本《礼记》出版，此为《中国经典》第7 卷。王韬和理雅各的合作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真可谓“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17]理雅各曾说：“抑译者亦不能不感谢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通博中国典籍矣。”[18]理雅各的《中国经典》陆续出版，使西方世界得以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之根本，而且一百多年来，他的译本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典的标准译本。
《诗经》有多种英译本，理雅各就译有散体译本和诗体译本，而且他的译本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全译本。之后，英国又出现了传教士詹宁斯（M. A. William. Jennings）的《〈诗经〉翻译》和阿连壁（Clement F. R. Allen, 1848—1920）的《诗经：中国的诗集》，而且《诗经》的这两个英译本都是在1891年出版的。这两个译本均采用了韵译的方法，詹宁斯的译诗“采用民谣体的形式，隔行押韵，颇有英语传统诗歌古色古香的韵味”。而阿连壁的译诗“对原文改动颇大，有增有删，近乎于改写”。[19]
19世纪后期，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les, 1845—1935）因为喜爱中国文学并精通汉语，所以长期从事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事业。他翻译过《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和《尔雅》，而且于 1898年在伦敦出版了《中诗英韵》，其中选译了部分《诗经》。1901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用英语写就的《中国文学史》，在该书中，他专门论述了《诗经》，翟理思聪文学和文化角度对《诗经》的解读，“在当时较有影响”[20]。
20世纪，《诗经》的英译全本就更多了，其中有190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L. Cranmer-Byng的译本Books of Odes，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也在1915年出版了他翻译的《诗经》（Shih-ching），韦利（Au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在1937年也出版了他翻译的《诗经》（Tht Book of Songs），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于1950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诗经》的英译本。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参与翻译了《诗经》，例如许渊冲在1993年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Book of Poetry。有学者将《诗经》的这些全译本作了分类，第一类是“学者型：以James Legge的散体译文为代表”。第二类是“半形似体（韵体）：William Jennings的译本可以作为《诗经》韵体译文的代表”，“他努力保持汉语原诗的外在形式，特别是用韵”。第三类是“神似体（自由体）：以Ezra Pound的译文为代表”，“他的诗歌理论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他在翻译《诗经》的时候却又像在创作自己的诗歌”。“他的译诗跟原文不太贴切，但旨趣离原文不远，且又符合当时英美读者的口味，自成一家体系。”第四类是“半形似型（无韵体）：以Arthur Waley的译本可以作为这种‘无韵体’的代表”。第五类是“形神皆似型：……许渊冲先生所译的《诗经》在神形皆似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是全译《诗经》中的佼佼者”。[21]
下文拟就各家对《诗经·小雅·采薇》第六章的翻译来比较各自翻译上的不同之处。其原文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理雅各的译文是：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詹宁斯的译文如下：
At first, when we started on our track,
The willows green were growing,
And now, when we think of the journey back,
Tis raining fast and snowing.
And tedious and slow he march will be,
And food and drink will fail uw.
Ah, hard to bear is the misery!
None knows what grief assail us.
庞德的译文是：
Willows were green when we set out,
it’s blowin’ an’ snowin’ as we go
down this road, muddy and slow,
hungry and thirsty and blue a doubt
(no one feels half of what we know)
韦利的译文是：
Long ago, when we started,
The willow spread their shade.
Now that we turn back
The march before us is long,
We are thirsty and hungry,
Our hearts are stricken with sorrow,
But no one listens to our plaint.
许渊冲的译文如下：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Long, long the way;
Hard, hard the day.
Hunger and thirst
Press me the worst.
My grief o’erflows.
Who knows? Who knows?[22]
比较各个译家的译文，可以看出，理雅各的翻译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其翻译是逐字逐句的。詹宁斯的翻译虽然忠实地体现了原诗的用韵，但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趁韵、颠倒词语以求协律、增删及更易原诗意义等毛病，但是，他的译诗确实体现了原诗的音韵美。庞德的翻译更像是一种创作，虽然“有所失于‘信与切’”，“却有所得于‘妙与雅’”[23]。
韦利的翻译不追求押韵，而是“采用散译的发式，以抑扬格为基础，不使用韵脚，每个诗行的音步也不尽一致，但读起来却颇具诗歌的节奏感。由于他追求一字一句的直译，在传达原诗旨意的精确程度上要超过以往的译家”[24]。
许渊冲的“这段译诗在保持原诗的形象、意思、旨趣方面无懈可击；每行四个音节，与汉语的原诗相同；双行押韵，读来琅琅上口，声美形美”[25]。
[注释]
[1]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95页。
[2]包延新、孟伟：《〈诗经〉英译概述》，载《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第36页。
[3]程钢：《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载《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页。
[4]张春亮：《理雅各翻译的〈论语〉》，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6页。
[5]转引自李道振：《辜鸿铭与东学西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2月，第102页。
[6]张小波：《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载《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39页。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 张小波：《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第40页。
[11] 刘重德：《〈论语〉韦利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英译本》，载《山东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总第83期），第17页。
[12] 详见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3] 同上书，第25页。
[14] 同上书，第28页。
[15] 同上书，第53页。
[16] 同上书，第77页。
[17] 郭汉民：《王韬与香港》，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2页。
[18] 转引自李志铭：《避难香港期间的王韬》，载《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6期，第73页。
[19] 包延新、孟伟：《〈诗经〉英译概述》，第36页。
[20] 同上书，第37页。
[21] 汪榕培：《漫谈〈诗经〉的英译本》，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40—42页。
[22] 同上。
[23] 金百林：《庞德英译〈诗经〉小议》，载《外语研究》，1995年第2期，第46页。
[24] 包延新、孟伟：《〈诗经〉英译概述》，第37页。
[25] 汪榕培：《漫谈〈诗经〉的英译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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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14:43 | 只看该作者 长支持了，谢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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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14:51 | 只看该作者 难为人家了，俺看着中文都困难，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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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16:35 | 只看该作者 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都没了那种韵味，何况翻译成外文？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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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7 14:11 | 只看该作者 看看这些价值连城但是你却念不出名字的家伙礼器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权力。礼器可由玉、青铜、木等制成，其中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又称彝器。
玉器礼器的种类有璧、琮、圭、璋等。青铜器礼器数量更多，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也有将乐器和礼器并列的）。炊器为做饭之用，包括鼎、甗等，食器为饮食之用，包括豆、簋等，酒器包括爵、尊、壶等，水器包括盘、匜等，乐器有钟、铙等。秦汉以后，青铜礼器的使用逐渐减少。
《礼记》中有“礼器篇”。
炊器： 鼎 | 鬲 | 甑 | 甗
食器： 簋 | 簠 | 盨 | 敦 | 豆
酒器： 爵 | 斝 | 觚 | 觯 | 觥 | 尊 | 卣 | 壶 | 罍 | 瓿
水器： 盘 | 盉 | 匜 | 鉴
乐器： 铙 | 鐘 | 镈 | 鼓
玉器： 璧 | 琮 | 圭 | 璋
以上这些物品都是随便找一个都是价值连城，您要是弄到一个不管怎么样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卖出去自然是发财，抓进去自然是吃公家饭，反正都不愁吃饭了。呵呵，玩笑了。但是这些物品您不查一下的话念得出几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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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7 14:24 | 只看该作者 认识20个，有一个是蒙对的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TOP
.modact{width:1px;height:1px;overflow:hidden;font-size:1px;color:#FFF;}.modact a:link,.modact a:hover,.modact a:active,.modact a:visited{font-size:1px;color:#FFF;} 槛外人- 发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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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8 08:30 | 只看该作者 认识20个，有一个是蒙对的俺认识不到20个呢
五色风 发表于 2009-12-17 14:24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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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9 12:23 | 只看该作者 中华民俗文化:鸡为何是五德之禽？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
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是信德。民间更将鸡视为
吉祥物，说它可以避邪，还可以吃掉各种毒虫，为人类除害。所以，开年第一天民间以红纸剪鸡作窗花，
而且把这天定为“鸡日”。
这种风俗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
株巨大无比的桃树，树根向周围伸展，足足有三千里方圆，树顶有一只金鸡，日出报晓。它一啼，天下的
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元旦所剪的鸡，其实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
要插几根公鸡毛象征天鸡，后来桃符演变成春联后，插鸡毛的风俗就变成剪鸡贴在窗上作装饰的风俗了。
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即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
俗在南北朝时就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一千五百年以上。
古代，每年正月初七日以前是为“说畜日”，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
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六畜排完了，才轮到初七是“人日”。
为什么这么个排法呢？古代典籍里找不到出处。但旧时民间《农家杂事》一书，说此种排法有三：一
说是按人类驯服六畜的次序排，鸡最先驯养成家畜，狗次之，其它依次类推。二说是按六畜的大小排列，
鸡、狗体积较小，排在前面，牛、马体积较大，排在后面。三说是按六畜和人的远近排列，俗说，没有鸡
狗不成家。老人们认为鸡、狗可以捡食家中撒掉的粮食，为主人消灾免罪，所以鸡、狗都养在屋里，接近
于人，猪、羊次之，牛、马则另有栏和厩，离居室最远，所以排在最后。看来，后一说似乎有些道理，古
代神仙故事里说，汉朝的淮南王刘安成了神仙（其实他是因谋反被迫自杀的），飞升到天上去了，连家里
的鸡狗都一起带到了云中，俗语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没说过猪羊牛马跟着主人升天的故事。
为什么牲畜反而排在前面，人倒排在六畜之后呢？这问题古书上也没提到过。中国创世神话老早就湮
没了。像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泥团造人这类创世神话都是直到后来才出现的，而且说的也很简单。但是
能创造工具，有思想的高等动物的人类要比低一等的动物出现得晚，是合乎生物进化论的原理的。设若世
界上要是没有植物和动物，那么人类怎能生活呢？所以这些动植物必须产生在人出世之前，这大概是人日
排在六畜日之后的缘故。
六畜日虽算不上是节日，但旧时农家重视六畜，正月初，头几天按六日向猪圈、羊栏、牛棚贴红纸条
、点香的风俗还是到处风行的。还有的以天气的阴晴来占卜牲畜的兴衰，认为鸡日天气晴和，是年鸡旺，
阴晦则鸡有灾病；狗日天气晴和，是年狗旺，阴则狗有灾病。余者类推。当然，这种卜算，未必科学，仅
是当年农民的一种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