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h3c ac2560: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5:04:56
转自：乌有之乡
陈学明
【内容提要】J．B．福斯特通过对布什政府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生态帝国主义者”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尽量转移到第三世界的行径的揭露旨在说明：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那么即使制定出了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不可能加以付诸实施的；人类真正要完成阻止温室气体排放、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急迫任务，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像布什政府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身上，而且还应把维护生态环境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最近几年不断出版著作和撰写论文说明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是正确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才能指引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他这一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不仅从正面深入阐述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而且还从反面，即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来加以说明。这里，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如何通过剖析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如何通过观察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几次“全球峰会”的波折，如何通过抨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让第三世界吃下污染”的主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他通过对布什政府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生态帝国主义者”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尽量转移到第三世界的行径的揭露旨在说明：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就不能真正构建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一
国际社会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成果。该公约含有各签署国自愿制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紧接着，未能完成减排目标的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最终导致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出台。J.B．福斯特对《京都议定书》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因为该协定书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从2008年至2012年，所有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按照协定，欧盟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按照先前在气候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即所谓“柏林授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也是协定签署国，但在初级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J.B.福斯特在对《京都议定书》表示肯定的同时，又向人们指出，“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方面”，这份协定书“即使是它最初的创意也仅仅代表了十分温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一小步”。协议的目的原本是将工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基准以下5％的水平，“这与世界气候科学家竭力坚持的为延缓全球变暖必须大幅减排的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 J.B．福斯特紧接着就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京都议定书》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所跨出的“十分温和的”、“更多的是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小步”，但也无情地招致了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布什政府的反对和阻挠。虽然为了使美国能够接受这一议定书，随后的谈判已经使该议定书的内容变得面目皆非，特别是抛弃了该议定书区别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内容，即设立减排的法律约束，然而美国还是拒不接受。J．B．福斯特这样说道，“仅美国一个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总量的114，作为气候公约的签署国”，它拒不接受即使是修改过的《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该议定书“最令人瞠目的失败”。 J.B.福斯特为了说明美国布什政府在阻挠实施《京都议定书》方面完全是一意孤行、逞性妄为的，特别回顾了2001年6月11日布什总统发表那个表示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的演讲的前后行径。在发表那个演讲之前，布什原先想借助于美国科学院的声音来为自己寻找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依据。“布什政府为寻找科学根据，证明其阻挠全球变暖的国际协议的那种横蛮的态度具有某种合理性，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他给国家科学院下达指示说：“本届政府正在审查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需要气候变化的科学领域提供帮助以确定在哪些方面已获得了最大确定性，哪些方面还存在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就政府间协作小组的研究报告及其概要之间有何实质性区别，希望倾听你们的意见，回复为盼。”J.B.福斯特解读布什的这一指示说，布什是要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以“科学”的名义，来说明实际上目前关于气候变暖的许多说法“还不具有确定性”，而《京都议定书》的许多签署国，特别是“联合国政府间协作小组”之所以要美国减排温室气体，是企图从“气候变化中得出某些政治结论”，这是“政治站污了科学”。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出于白己对“科学”的忠诚，没有按照布什的“暗示”立做。就在布什2001年6月11日发表演讲的前几天，国家科学院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气候变化科学：若干关键问题分析》的报告，报告坚定地确认了“联合国政府间协作小组”在数份研究报告中已明确的结论：人类活动使地球变暖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对生物圈的稳定性和我们所知晓的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该报告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宣称：“由于人类的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的大气层中累积，造成表面空气温度和海洋水下温度上升。根据以往数十年的观察数据，这些变化很可能是人类活动带来的，但我们也不排除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自然变异的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海平面上升，将持续整个21世纪。从计算机模拟和基础物理推导可知道这种变化将产生的副作用，其中包括降雨频率的增加和半干旱地区彻底干旱可能性的增加。这些变化的影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气候变暖的程度以及发生的频率。”J.B.福斯特认为，这份报告使布什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面对这份报告，“布什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否则就是完全漠视科学”。对此只要看一下布什在2001年6月11日的演讲就可知道，在这一演讲中，布什也承认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导致“全球变暖”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并且认可了“国家科学院关于排放增加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的判断。关键在于，布什政府有没有从承认这一事实出发进一步去接受《京都议定书》呢？并没有。布什在2001年6月11日的演讲中，尽管认可了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导致“全球变暖”这一事实，但是进而却说，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预测和努力，以及为减少大气层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技术展望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他还公然指责《京都议定书》本身存在着两个缺陷：其一，由于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二，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于是，布什依然强硬地宣布美国绝不返回《京都议定书》。 J.B.福斯特指出，通过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布什政府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是建立在无视科学研究所得出结论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布什政府明明知道它这样做是违反科学的，它也在所不惜。当它无法以“科学”的名义来拒绝《京都议定书》之后，就亮出了其庐山真面目。美国布什政府被迫道出了拒绝的真实原因，这就是在它看来，“美国经济为减排付出的代价，特别是为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减排时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负担”。在J.B.福斯特看来，布什总统2001年6月11日的演讲清楚地表明，“《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 对于《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与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相冲突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国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赖程度就非常明白了。美国目前是年人均2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国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国的一半，法国由于主要依靠核能，人均排放量1.8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七国集团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8吨，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世界其他国家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有0．7吨。而全世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1吨。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差不多是全世界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倍。美国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赖程度之高可见一斑。美国实际上是以碳耗为基础的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增长，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美国布什政府知道，面对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仅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是无法遏制其增长步伐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利用效率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耗能，却导致了总能耗需求的增加。当然，对矿物燃料居高不下的需求还受到该领域高额利润的驱动。基于这样一种态势，美国布什政府怎么可能接受《京都议定书》呢？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布什政府在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同时，又大力提倡发展以煤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以解决加州的能源危机，甚至抛出了再建1300个以煤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的计划。J．B．福斯特指出，当年的克林顿政府由于美国经济是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从而未能阻止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长，而如今的布什政府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有所作为。 J.B.福斯特还揭露说，布什政府经常宣扬美国之所以拒绝实施《京都议定书》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是为了维护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实际上布什政府维护的是美国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布什政府在要不要接受《京都议定书》这一问题上是完全受美国的大的企业集团控制的。《京都议定书》推出后不久，美国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如美国的某些大石油公司马上跳出未对这样温和的协议表示坚决反对。布什政府代表的是垄断资本的利益，它不可能置这些大的企业集团的这种强烈的反对态度于不顾，只能忠诚地跟在它们后面亦步亦趋。资本在本质上是与生态相对立的，面对人类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的种种努力，哪怕这些努力是那么的无济于事，资本的维护者和代表者也会马上做出激烈的反应，竭力阻挠。这些大的企业集团是资本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它们如此反对《京都议定书》完全可以理解，而布什政府则是这些大的企业集团的总代表，支撑它的也正是强大的资本利益，它如此反对《京都议定书》也在情理之中。J.B.福斯特指出，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布什政府由于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而招致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谴责之时，这些大的企业集团马上又站出来提出种种方案力图使布什政府摆脱困境。J.B.福斯特指的是，美国的某些大石油公司提出要进行“对碳吸收技术”的研究，通过实施低碳经济来解决环境问题。这些大的企业集团刚发出一种声音，布什政府就心有灵犀一点通，紧接着大做文章，布什总统公开宣称：“我们相信，技术终将会给我们带来减排的希望，尤其是在碳收集、储存和吸收方面的技术的突破。”在J.B.福斯特看来，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与资本逻辑相抗衡，企图借助于技术的突破推行低碳经济，来解决环境问题完全是一种幻想，他把美国一些大的企业集团以及布什政府所提出的“碳吸收技术”研究称为“近乎天方夜谭的研究。” J.B.福斯特还提出，不仅仅布什政府由于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所以必然会按照资本的逻辑行事，从而也必然会对一切维护生态环境的努力持消极态度，而且美国的历届政府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必然如此。克林顿在执政期间，也曾面对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而无可奈何，无法通过任何一个有关气候的协议。由此看来，布什政府在反对《京都议定书》上的强硬态度，只是“更加明确了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已十分明确的立场——面对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所有试图让美国通过气候协议的行为都是枉然的”。 J.B.福斯特的下述一段话可以视为他通过考察布什政府反对《京都议定书》的整个过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无论阻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急速增加以拯救地球上所有生灵的任务是多么的紧迫，《京都议定书》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这就是说，它是不可能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同样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汽车行业的大型企业主要是通过消耗矿物燃料和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来获取利润的，这一点就决定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考虑什么全球变暖问题的，哪怕近在几代人之后它们对地球产生的损害就会显而易见。” J.B.福斯特的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下面几层意思：其一，温室气体向大气层的排放正在急剧增加，而这必然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带来威胁，从而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最紧迫的任务；其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主要是由消耗矿物燃料的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带来的；其三，这些大型企业是受利润原则支配的，只要它们存在着，它们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就必然这样去做；其四，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是这些企业集团的利益，它不可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改变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不可能使自己原先的发展道路产生逆转；其五，布什政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和总执行者，它反对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也是无可非议的；其五，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那么即使制定出了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不可能加以付诸实施的；其六，人类真正要完成阻止温室气体排放、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急迫任务，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像布什政府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身上，而且还应把维护生态环境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J.B.福斯特认为，说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反对人类为消除生态危机所做出的努力，有一问题必须加以说明。这就是：在对待《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上，显然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愿意接受，并确实为了能使《京都议定书》得以实施做了大量工作。当然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支配这些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资本积累原则。那么，现在美国对《京都议定书》表示不反对，而这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则愿意接受，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只是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政府出于一种特殊品质的结果，而并不说明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痼疾的反应”？J.B.福斯特当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必须得了解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燃烧矿物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的记录。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宣布，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到2000年美国将把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可实际情况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烧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了12％，从1990年的13．55亿公吨碳当量上升到了1995年的15．2亿公吨。同期，日本烧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了14％，从2．69亿公吨增至3.07亿公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国家却只提高了1个百分点，从9.04亿公吨上升为9．13亿吨（不包括卢森堡在内）。欧盟国家能够保持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原因是德国和英国从消耗高碳的煤转为使用其他能源，导致这两个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急剧减少。J.B.福斯特指出，美国与日本碳排放量的剧增，以及相应的欧盟国家碳排放量增加缓慢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现实”，就《京都议定书》而言，1990年是个“基准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准上减少若干，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利益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对欧盟国家的资本利益则相应的影响较小。由此说来，一些欧盟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京都议定书》，并不是由于在这些国家资本与生态之间不存在尖锐的冲突，更不是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已使其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逆转。实际情况是，一旦提出其他的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只要这些途径和方法与这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益相冲突，这些国家也马上会强烈地加以阻挠和反对。所以，这些欧盟资本主义国家对《京都议定书》所注重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接受，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消除生态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能够加以赞同。J．B．福斯特所要强调的是：“华盛顿拒绝批准控制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标志。”布什总统反对《京都议定书》，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这一届美国政府而是每届美国政府，代表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政府而是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他的行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象征。
二
为了进一步论证当今世界主要是资本的利益在阻碍着人类消除生态危机，J.B.福斯特还分析了两次“地球峰会”的背景，作为他对“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回答的进一步佐证。他所说的两次“地球峰会”是指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及2002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次会议希望人类能够超越国界走到一起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生态危机终于开始进入公众意识中。人类发现正在面对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日益灭绝等这些与人类生存有密切关系的可怕的现实，而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破坏我们行星生态环境的结果。一个新的世界一统的意识形态主导着里约热内卢峰会。蒙特利尔草案限制臭化学产品的生产，似乎证明了世界经济大国完全可以步调一致地解决环境问题。而这样一个“地球峰会”选择的地点，即巴西，亚马逊河的故乡，意味着这一峰会要挽救世界生物的多样性。至于这一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即著名的21世纪议程，就是要让21世纪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纪。J.B.福斯特指出，事实证明，里约热内卢峰会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完全是盲目的，而之所以会如此盲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组织没有认真考虑与它们相对立的经济力量，也没有想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环境恶化的加快有多么大的影响”。而实际上，就是在里约热内卢峰会上，当大多数与会者以积极的态度希望会议取得成功之时，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却已在会上唱起了反调，他发出的声音与整个会议的基调是那么的不协调。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同等认真地对待环境和发展这两个字眼是十分重要的。我就同等看重这两个问题”，“我决心保护环境，我也决心保护美国的纳税人。开空头支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能分割开来”，“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在J.B.福斯特看来，乔治·布什在这次会上所讲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其谋连任的策略，也是美国在环境成本与环境控制问题上孰先孰后的表态”。他已经鲜明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任何危害美国资本利益的环境措施都不得实施。他所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先就意味着“任何环境指标都可以解读为对发展的阻碍，所以必须加以阻止”。也就在里约热内卢峰会召开的同时，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这一谈判的结果是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J.B.福斯特看来，这是“一个实际上集中了很多国际经济决策并预示着全球性环境规则将要落空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机构，十分清楚，这些机构都把“以社会或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增长”作为其“第一要务”。这说明，正当人们在为消除生态危机做出种种努力之时，国际资本主义也没有“闲着”，它也正加快了不惜牺牲环境来谋取资本积累的步伐。J.B.福斯特指出，从里约热内卢峰会召开后的10年时间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新自由主义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迅速扩张，而正是这种扩张破坏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改革的可能性”。 到2002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再次召开“地球峰会”。J.B.福斯特指出，和第一次“地球峰会’”相比，这次“地球峰会”的基调已大不一样，“里约热内卢的希望让路给了约翰内斯堡的沮丧”。在他看来，参加会议的人如此的沮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人们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普遍感受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一直在退让，任何达成的协议都无法付诸实施。事实上，也的确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人们盼来的不是“10年的改善，而是10年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来自约翰内斯堡的悲观情绪确实在某些方面是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的一种更现实的反映。”他所说“问题的本质”是指什么呢？就是只要资本逻辑仍然无情地统领这个世界，那么人们所期盼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变成“不顾任何生态成本的可持续资本积累”。想在“不伤害”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来实施生态保护只能是缘木求鱼，指望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来带领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好比是与虎谋皮。这只要看一看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约翰内斯堡会议的态度就昭然若揭了。乔治·布什根本不理睬这一会议，他拒绝出席会议。当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正为世界的生态未来展开激烈的辩论时，乔治·布什政府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次战争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控制石油。出席约翰内斯堡会议的生态学家当时就已认识到乔治·布什攻打伊拉克的目的之所在。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这些生态学家在约翰内斯堡正为减少和合理使用能源出谋划策，而与此同时，以乔治·布什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总代理人却在华盛顿为更疯狂地控制和使用能源谋划战争。对这些生态学家来说，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J．B．福斯特强调，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的10年己经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垄断资本转化为全球垄断资本，世界经济已经见证了保罗·斯威齐所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胜利”。到了21世纪初，“资本主义比以前更加贪婪地掠夺”。资本主义正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空前地去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环境。面对这样一种态势，一切真正想保护我们的地球的人应当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哪里！ J．B．福斯特认为，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以后的生态破坏情况，要比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的10年还要严重。他这样说道，约翰内斯堡的第二“地球峰会”又过去了几年时间，“要把对地球本身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和帝国主义战争分开已经日益困难了。当美国为了控制最富有石油的地区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时，地球的生态正在经历着快速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地球日益变暖。与此同时，建立在新垄断资本统治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福利，而且在某些地区也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例如清新的空气、可饮用的水和充足的食物。”他甚至做出判断，我们的星球实际上正在毁灭，“我们现在知道要完全逆转全球灾难已经太晚了，我们能够做的无非是尽量地减弱灾难的程度”。全部的关键在于，世界上“有许多机制正在引发糟糕的连锁反应”。人类越来越迷恋于物质享受和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越来越依赖于对地球的能源和资源的无度地开发和利用。人类对财富、对资本的依恋度的增加与对地球的破坏度的增加是成正比的。这样，人们一方面对“关于全球变暖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程度的危机”这一点不再有任何争论，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为了资本的积累加剧这一变暖的过程。人们想消灭“结果”，却又不想在消除“原因”方面有所作为。他对世界的现状和未来做出这样的估计：“地球上的每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都遭到破坏。环境正义的话题正成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这个事实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积累没有任何限制。在这种致命的冲击下，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社会统治的手段。从而资本强行实施毁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这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资本无法无天，只会一意孤行地进行指数式扩张。” J.B.福斯特做出预言，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毕竟是每一个“地球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由于“环境正义的话题正成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所以人们还会召开第2次、第3次“地球峰会”，但由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积累没有任何限制”，由于资本还是那么无法无天，还是“一意孤行地进行指数式扩张”，所以即使这样的“地球峰会”再次召开了，也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如果说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是对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倒退，那么今后召开的“地球峰会”很有可能在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的基础上还要做出更大的倒退。以后事态的发展不幸被J．B．福斯特言中，2009年12月举世瞩目的世界气候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了，这次会议未能达成具有实际操作价值和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仅由美国、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5国签署了一份未获大会全面通过的所谓备忘录。这种不了了之的结果起码对J．B．福斯特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他一定会根据西方政要在会前会后、会内会外的各种表现，展开新一轮的评说，其主题肯定还是论证生态与资本的对立，还是说明“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摆脱生态危机”这样一个道理。随着事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以美国领导人为首的资本主义政要阻挠人类消除生态危机的努力的面目越来越暴露无遗，这种说明和论证会愈加深刻。我们期待着。
三
J.B.福斯特对布什等资产阶级政要反对《京都议定书》等行径的抨击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布什政府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等行径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听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日益增加，听任一切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人类行为肆意进行。当然，凡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都会遭受这种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所带未的后果。资本家及其各种形式的代理人不惜损害生态环境来维护资本的积累，而他们也“自食其果”，即也难于逃脱自然界对他们的惩罚。他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地球变暖这些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所带来的恶果所威胁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他们。J.B.福斯特揭露说，布什等资产阶级政要、资本家及其各种形式的代理人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表现出了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本性。他们一方面制造了污染，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让穷人，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吃下污染”，即尽量把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从他们那里“转移”出去。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生态的对抗，是与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对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 J.B.福斯特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向他的几位同事递送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提出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反映出了资本积累的逻辑”，其部分内容于1992年2月8日刊载于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刊登时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让他们吃下污染”。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广大穷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这份备忘录明确地提出：“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理应勇于面对”，“所有与反对向欠发达国家输送更多污染建议的观点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逆转的”。J.B.福斯特提出，萨默斯的语言“令人厌恶”，但出于资本逻辑所演绎出来的观点却“很难反驳”。他经过对这份备忘录的“综合梳理”，挖掘出“它所蕴含的”三层“微言大义”：其一，第三世界的个体的生命是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的，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欠发达国家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由此说来，倘若把人类生命的所有经济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给予最大化的话，那么低收入的国家就应成为处理全球有害废料的合适之地；其二，第三世界在广大范围内还处在“欠污染”状态，这就是说，第二世界地区的空气的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其三，清洁环境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在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健康标准。所以，如果污染企业由世界体系中心转向外围，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也会下降。J.B.福斯特归纳的萨默斯的备忘录的上述三点“微言大义”，实际上是陈述了“让穷困地区人民吃下污染”的三点主要理由：他们因为工资水平低，从而生命价值比起富人来说来得低，既然他们的生命价值低于那些富人，让他们首先吃下污染也是理所当然的；穷人聚居的第三世界地区，由于工业还未充分发展起来，所以污染的程度与工业发达国家地区相比还是处于低水平的，既然第三世界的大地区还处于“欠污染”状态，那么当今的污染首先向那些地区倾斜也在情理之中；现在只有富裕地区才适合讲究什么审美和健康标准，如果在这些富裕地区发展污染企业，必然为了审美和健康而竭力去消除污染，这就带来了高成本，而倘若把这些污染企业转移到贫困地区，尽管也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但由于这些地区还谈不上什么审美与健康，从而也无需花成本去消除污染。J.B.福斯特指出，基于上述理由，萨默斯的最后结论是，“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对那些反对这种“世界废料贸易”观点的所谓人道主义“完全可以不加理睬”，因为这些反对意见实际上与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如出一辙”。 在揭示了萨默斯的备忘录的实质内容以后，J．B．福斯特进一步分析说，尽管这份备忘录对世界穷国公开表现出的那种掠夺态度是那么的“骇人听闻”，但这决非是萨默斯“心智失常”的反应，“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反映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了”。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使命就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特别是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是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允许成为实现这一执著目的的障碍。”萨默斯所维护的正是资本积累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铁的法则，从这一法则出发，他要求第三世界的穷人吃下污染，当然他提出这一主张时不会顾及什么“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以及“地球的生态命运”。也正因为萨默斯的备忘录说到底旨在“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所以他的这一备忘录一提出，马上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喝彩，尽管也有些人埋怨萨默斯的个别表述太露骨、太愚蠢，例如对第三世界穷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估。 J.B.福斯特指出，萨默斯在其各忘录中所提出的“让他们吃下污染”的主张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实施。他引用巴里·康芒纳对此所做出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人的生命价值应当建立在他的赚钱的能力上。这样一来，女人的生命价值就远低于男人，而黑人的生命价值则远低于白人。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倘若受威胁的是穷的，那么损害的代价就相对小。人们可以利用这一观点来证明：把严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贫穷邻居那里去是正当合理的。事实上，这正是当今政府司空见惯的做法。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倾倒有毒废料的地方大都在贫穷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居住区附近。” J.B.福斯特还通过另一项统计资料来佐证巴里·康芒纳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所提供的资料：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只占到20％，但3／4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社区附近。在J.B.福斯特看来，“萨默斯把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的主张，只不过是号召将美国国内正在实施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尚未落实的政策和做法推广到全球范围而已”。 J.B.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权贵们企图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尽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尽量让第三世界来承受全球资本不断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成本，不仅仅见之于如何处理废料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如何面对气候变暖和日益干旱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经济是必须要发展的，我们的资本是必须要增殖的，至于所带来的地球变暖、气候干旱等后果由你们第三世界去解决吧”，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权贵们的基本态度。于是就有了“让他们建造防海堤或研发抗旱植物”等种种说法。J.B.福斯特认为，对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权贵们来说，“资本积累过程和由此产生的世界文明要适应已经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变暖以及它所造成的大多显而易见的严重后果，这是不可预期的”，任何阻止灾难发生的企图，“都将是对资本统治的干涉，因而必须放弃”。对他们来说，既要维护资本的统治，又要尽可能地使自己尽量少承受由于竭力维护资本的统治所带来的代价，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代价转移到第三世界去。J.B斯特坚定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占据统治地位，只要资本逻辑还是那么的畅行无阻，那么我们总会看到“让他们吃下污染”，“让他们建造防海堤或研发抗旱植物”之类人心无尽、胆大妄为的主张。他这样说道：“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的进程究竟能否持续下去，不是取决于目前的这种可怕的趋势能否放缓，而是取决于能否将这种趋势发生逆转。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自身内部，不可能找到一种力量能够承担此任，而且恰恰相反，倘若放任这种制度的自然发展，那么它必将走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明确阐述的‘让他们吃下污染’的地步。”无论是从美国布什政府竭力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还是从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要的恶劣表现，还是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公然提出“让他们吃下污染”的主张，都清楚地表明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生态与资本的严重对立。应当说，J.B.福斯特对此的论述是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他得出下述这一基本结论时也是完全信服的：“由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已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命运，而且所有与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所以，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仅仅依靠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之类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这类问题提出得越多，就越加鲜明地表明资本主义在生产、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必须取而代之。”面对J.B.福斯特这一明确的结论；解决环境问颗的最终出路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即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难道我们一点也不触动并深思一些什么吗？
（《环球视野》2010年9月6日第308期，摘自2010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告总是放大了，别人才会看得更仔细。
陈学明
【内容提要】J．B．福斯特通过对布什政府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生态帝国主义者”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尽量转移到第三世界的行径的揭露旨在说明：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那么即使制定出了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不可能加以付诸实施的；人类真正要完成阻止温室气体排放、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急迫任务，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像布什政府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身上，而且还应把维护生态环境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最近几年不断出版著作和撰写论文说明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是正确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才能指引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他这一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不仅从正面深入阐述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而且还从反面，即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来加以说明。这里，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如何通过剖析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如何通过观察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几次“全球峰会”的波折，如何通过抨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让第三世界吃下污染”的主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他通过对布什政府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生态帝国主义者”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尽量转移到第三世界的行径的揭露旨在说明：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就不能真正构建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一
国际社会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成果。该公约含有各签署国自愿制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紧接着，未能完成减排目标的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最终导致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出台。J.B．福斯特对《京都议定书》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因为该协定书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从2008年至2012年，所有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按照协定，欧盟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按照先前在气候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即所谓“柏林授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也是协定签署国，但在初级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J.B.福斯特在对《京都议定书》表示肯定的同时，又向人们指出，“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方面”，这份协定书“即使是它最初的创意也仅仅代表了十分温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一小步”。协议的目的原本是将工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基准以下5％的水平，“这与世界气候科学家竭力坚持的为延缓全球变暖必须大幅减排的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 J.B．福斯特紧接着就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京都议定书》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所跨出的“十分温和的”、“更多的是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小步”，但也无情地招致了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布什政府的反对和阻挠。虽然为了使美国能够接受这一议定书，随后的谈判已经使该议定书的内容变得面目皆非，特别是抛弃了该议定书区别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内容，即设立减排的法律约束，然而美国还是拒不接受。J．B．福斯特这样说道，“仅美国一个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总量的114，作为气候公约的签署国”，它拒不接受即使是修改过的《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该议定书“最令人瞠目的失败”。 J.B.福斯特为了说明美国布什政府在阻挠实施《京都议定书》方面完全是一意孤行、逞性妄为的，特别回顾了2001年6月11日布什总统发表那个表示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的演讲的前后行径。在发表那个演讲之前，布什原先想借助于美国科学院的声音来为自己寻找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依据。“布什政府为寻找科学根据，证明其阻挠全球变暖的国际协议的那种横蛮的态度具有某种合理性，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他给国家科学院下达指示说：“本届政府正在审查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需要气候变化的科学领域提供帮助以确定在哪些方面已获得了最大确定性，哪些方面还存在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就政府间协作小组的研究报告及其概要之间有何实质性区别，希望倾听你们的意见，回复为盼。”J.B.福斯特解读布什的这一指示说，布什是要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以“科学”的名义，来说明实际上目前关于气候变暖的许多说法“还不具有确定性”，而《京都议定书》的许多签署国，特别是“联合国政府间协作小组”之所以要美国减排温室气体，是企图从“气候变化中得出某些政治结论”，这是“政治站污了科学”。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出于白己对“科学”的忠诚，没有按照布什的“暗示”立做。就在布什2001年6月11日发表演讲的前几天，国家科学院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气候变化科学：若干关键问题分析》的报告，报告坚定地确认了“联合国政府间协作小组”在数份研究报告中已明确的结论：人类活动使地球变暖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对生物圈的稳定性和我们所知晓的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该报告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宣称：“由于人类的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的大气层中累积，造成表面空气温度和海洋水下温度上升。根据以往数十年的观察数据，这些变化很可能是人类活动带来的，但我们也不排除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自然变异的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海平面上升，将持续整个21世纪。从计算机模拟和基础物理推导可知道这种变化将产生的副作用，其中包括降雨频率的增加和半干旱地区彻底干旱可能性的增加。这些变化的影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气候变暖的程度以及发生的频率。”J.B.福斯特认为，这份报告使布什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面对这份报告，“布什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否则就是完全漠视科学”。对此只要看一下布什在2001年6月11日的演讲就可知道，在这一演讲中，布什也承认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导致“全球变暖”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并且认可了“国家科学院关于排放增加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的判断。关键在于，布什政府有没有从承认这一事实出发进一步去接受《京都议定书》呢？并没有。布什在2001年6月11日的演讲中，尽管认可了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导致“全球变暖”这一事实，但是进而却说，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预测和努力，以及为减少大气层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技术展望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他还公然指责《京都议定书》本身存在着两个缺陷：其一，由于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二，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于是，布什依然强硬地宣布美国绝不返回《京都议定书》。 J.B.福斯特指出，通过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布什政府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是建立在无视科学研究所得出结论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布什政府明明知道它这样做是违反科学的，它也在所不惜。当它无法以“科学”的名义来拒绝《京都议定书》之后，就亮出了其庐山真面目。美国布什政府被迫道出了拒绝的真实原因，这就是在它看来，“美国经济为减排付出的代价，特别是为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减排时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负担”。在J.B.福斯特看来，布什总统2001年6月11日的演讲清楚地表明，“《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 对于《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与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相冲突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国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赖程度就非常明白了。美国目前是年人均2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国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国的一半，法国由于主要依靠核能，人均排放量1.8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七国集团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8吨，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世界其他国家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有0．7吨。而全世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1吨。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差不多是全世界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倍。美国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赖程度之高可见一斑。美国实际上是以碳耗为基础的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增长，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美国布什政府知道，面对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仅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是无法遏制其增长步伐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利用效率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耗能，却导致了总能耗需求的增加。当然，对矿物燃料居高不下的需求还受到该领域高额利润的驱动。基于这样一种态势，美国布什政府怎么可能接受《京都议定书》呢？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布什政府在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同时，又大力提倡发展以煤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以解决加州的能源危机，甚至抛出了再建1300个以煤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的计划。J．B．福斯特指出，当年的克林顿政府由于美国经济是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从而未能阻止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长，而如今的布什政府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有所作为。 J.B.福斯特还揭露说，布什政府经常宣扬美国之所以拒绝实施《京都议定书》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是为了维护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实际上布什政府维护的是美国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布什政府在要不要接受《京都议定书》这一问题上是完全受美国的大的企业集团控制的。《京都议定书》推出后不久，美国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如美国的某些大石油公司马上跳出未对这样温和的协议表示坚决反对。布什政府代表的是垄断资本的利益，它不可能置这些大的企业集团的这种强烈的反对态度于不顾，只能忠诚地跟在它们后面亦步亦趋。资本在本质上是与生态相对立的，面对人类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的种种努力，哪怕这些努力是那么的无济于事，资本的维护者和代表者也会马上做出激烈的反应，竭力阻挠。这些大的企业集团是资本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它们如此反对《京都议定书》完全可以理解，而布什政府则是这些大的企业集团的总代表，支撑它的也正是强大的资本利益，它如此反对《京都议定书》也在情理之中。J.B.福斯特指出，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布什政府由于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而招致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谴责之时，这些大的企业集团马上又站出来提出种种方案力图使布什政府摆脱困境。J.B.福斯特指的是，美国的某些大石油公司提出要进行“对碳吸收技术”的研究，通过实施低碳经济来解决环境问题。这些大的企业集团刚发出一种声音，布什政府就心有灵犀一点通，紧接着大做文章，布什总统公开宣称：“我们相信，技术终将会给我们带来减排的希望，尤其是在碳收集、储存和吸收方面的技术的突破。”在J.B.福斯特看来，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与资本逻辑相抗衡，企图借助于技术的突破推行低碳经济，来解决环境问题完全是一种幻想，他把美国一些大的企业集团以及布什政府所提出的“碳吸收技术”研究称为“近乎天方夜谭的研究。” J.B.福斯特还提出，不仅仅布什政府由于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所以必然会按照资本的逻辑行事，从而也必然会对一切维护生态环境的努力持消极态度，而且美国的历届政府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必然如此。克林顿在执政期间，也曾面对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而无可奈何，无法通过任何一个有关气候的协议。由此看来，布什政府在反对《京都议定书》上的强硬态度，只是“更加明确了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已十分明确的立场——面对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所有试图让美国通过气候协议的行为都是枉然的”。 J.B.福斯特的下述一段话可以视为他通过考察布什政府反对《京都议定书》的整个过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无论阻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急速增加以拯救地球上所有生灵的任务是多么的紧迫，《京都议定书》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这就是说，它是不可能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同样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汽车行业的大型企业主要是通过消耗矿物燃料和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来获取利润的，这一点就决定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考虑什么全球变暖问题的，哪怕近在几代人之后它们对地球产生的损害就会显而易见。” J.B.福斯特的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下面几层意思：其一，温室气体向大气层的排放正在急剧增加，而这必然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带来威胁，从而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最紧迫的任务；其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主要是由消耗矿物燃料的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带来的；其三，这些大型企业是受利润原则支配的，只要它们存在着，它们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就必然这样去做；其四，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是这些企业集团的利益，它不可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改变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不可能使自己原先的发展道路产生逆转；其五，布什政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和总执行者，它反对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也是无可非议的；其五，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那么即使制定出了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不可能加以付诸实施的；其六，人类真正要完成阻止温室气体排放、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急迫任务，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像布什政府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身上，而且还应把维护生态环境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J.B.福斯特认为，说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反对人类为消除生态危机所做出的努力，有一问题必须加以说明。这就是：在对待《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上，显然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愿意接受，并确实为了能使《京都议定书》得以实施做了大量工作。当然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支配这些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资本积累原则。那么，现在美国对《京都议定书》表示不反对，而这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则愿意接受，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只是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政府出于一种特殊品质的结果，而并不说明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痼疾的反应”？J.B.福斯特当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必须得了解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燃烧矿物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的记录。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宣布，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到2000年美国将把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可实际情况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烧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了12％，从1990年的13．55亿公吨碳当量上升到了1995年的15．2亿公吨。同期，日本烧矿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了14％，从2．69亿公吨增至3.07亿公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国家却只提高了1个百分点，从9.04亿公吨上升为9．13亿吨（不包括卢森堡在内）。欧盟国家能够保持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原因是德国和英国从消耗高碳的煤转为使用其他能源，导致这两个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急剧减少。J.B.福斯特指出，美国与日本碳排放量的剧增，以及相应的欧盟国家碳排放量增加缓慢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现实”，就《京都议定书》而言，1990年是个“基准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准上减少若干，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利益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对欧盟国家的资本利益则相应的影响较小。由此说来，一些欧盟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京都议定书》，并不是由于在这些国家资本与生态之间不存在尖锐的冲突，更不是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已使其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逆转。实际情况是，一旦提出其他的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只要这些途径和方法与这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益相冲突，这些国家也马上会强烈地加以阻挠和反对。所以，这些欧盟资本主义国家对《京都议定书》所注重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接受，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消除生态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能够加以赞同。J．B．福斯特所要强调的是：“华盛顿拒绝批准控制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标志。”布什总统反对《京都议定书》，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这一届美国政府而是每届美国政府，代表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政府而是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他的行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象征。
二
为了进一步论证当今世界主要是资本的利益在阻碍着人类消除生态危机，J.B.福斯特还分析了两次“地球峰会”的背景，作为他对“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回答的进一步佐证。他所说的两次“地球峰会”是指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及2002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次会议希望人类能够超越国界走到一起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生态危机终于开始进入公众意识中。人类发现正在面对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日益灭绝等这些与人类生存有密切关系的可怕的现实，而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破坏我们行星生态环境的结果。一个新的世界一统的意识形态主导着里约热内卢峰会。蒙特利尔草案限制臭化学产品的生产，似乎证明了世界经济大国完全可以步调一致地解决环境问题。而这样一个“地球峰会”选择的地点，即巴西，亚马逊河的故乡，意味着这一峰会要挽救世界生物的多样性。至于这一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即著名的21世纪议程，就是要让21世纪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纪。J.B.福斯特指出，事实证明，里约热内卢峰会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完全是盲目的，而之所以会如此盲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组织没有认真考虑与它们相对立的经济力量，也没有想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环境恶化的加快有多么大的影响”。而实际上，就是在里约热内卢峰会上，当大多数与会者以积极的态度希望会议取得成功之时，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却已在会上唱起了反调，他发出的声音与整个会议的基调是那么的不协调。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同等认真地对待环境和发展这两个字眼是十分重要的。我就同等看重这两个问题”，“我决心保护环境，我也决心保护美国的纳税人。开空头支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能分割开来”，“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在J.B.福斯特看来，乔治·布什在这次会上所讲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其谋连任的策略，也是美国在环境成本与环境控制问题上孰先孰后的表态”。他已经鲜明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任何危害美国资本利益的环境措施都不得实施。他所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先就意味着“任何环境指标都可以解读为对发展的阻碍，所以必须加以阻止”。也就在里约热内卢峰会召开的同时，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这一谈判的结果是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J.B.福斯特看来，这是“一个实际上集中了很多国际经济决策并预示着全球性环境规则将要落空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机构，十分清楚，这些机构都把“以社会或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增长”作为其“第一要务”。这说明，正当人们在为消除生态危机做出种种努力之时，国际资本主义也没有“闲着”，它也正加快了不惜牺牲环境来谋取资本积累的步伐。J.B.福斯特指出，从里约热内卢峰会召开后的10年时间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新自由主义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迅速扩张，而正是这种扩张破坏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改革的可能性”。 到2002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再次召开“地球峰会”。J.B.福斯特指出，和第一次“地球峰会’”相比，这次“地球峰会”的基调已大不一样，“里约热内卢的希望让路给了约翰内斯堡的沮丧”。在他看来，参加会议的人如此的沮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人们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普遍感受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一直在退让，任何达成的协议都无法付诸实施。事实上，也的确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人们盼来的不是“10年的改善，而是10年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来自约翰内斯堡的悲观情绪确实在某些方面是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的一种更现实的反映。”他所说“问题的本质”是指什么呢？就是只要资本逻辑仍然无情地统领这个世界，那么人们所期盼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变成“不顾任何生态成本的可持续资本积累”。想在“不伤害”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来实施生态保护只能是缘木求鱼，指望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来带领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好比是与虎谋皮。这只要看一看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约翰内斯堡会议的态度就昭然若揭了。乔治·布什根本不理睬这一会议，他拒绝出席会议。当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正为世界的生态未来展开激烈的辩论时，乔治·布什政府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次战争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控制石油。出席约翰内斯堡会议的生态学家当时就已认识到乔治·布什攻打伊拉克的目的之所在。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这些生态学家在约翰内斯堡正为减少和合理使用能源出谋划策，而与此同时，以乔治·布什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总代理人却在华盛顿为更疯狂地控制和使用能源谋划战争。对这些生态学家来说，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J．B．福斯特强调，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的10年己经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垄断资本转化为全球垄断资本，世界经济已经见证了保罗·斯威齐所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胜利”。到了21世纪初，“资本主义比以前更加贪婪地掠夺”。资本主义正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空前地去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环境。面对这样一种态势，一切真正想保护我们的地球的人应当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哪里！ J．B．福斯特认为，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以后的生态破坏情况，要比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的10年还要严重。他这样说道，约翰内斯堡的第二“地球峰会”又过去了几年时间，“要把对地球本身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和帝国主义战争分开已经日益困难了。当美国为了控制最富有石油的地区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时，地球的生态正在经历着快速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地球日益变暖。与此同时，建立在新垄断资本统治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福利，而且在某些地区也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例如清新的空气、可饮用的水和充足的食物。”他甚至做出判断，我们的星球实际上正在毁灭，“我们现在知道要完全逆转全球灾难已经太晚了，我们能够做的无非是尽量地减弱灾难的程度”。全部的关键在于，世界上“有许多机制正在引发糟糕的连锁反应”。人类越来越迷恋于物质享受和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越来越依赖于对地球的能源和资源的无度地开发和利用。人类对财富、对资本的依恋度的增加与对地球的破坏度的增加是成正比的。这样，人们一方面对“关于全球变暖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程度的危机”这一点不再有任何争论，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为了资本的积累加剧这一变暖的过程。人们想消灭“结果”，却又不想在消除“原因”方面有所作为。他对世界的现状和未来做出这样的估计：“地球上的每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都遭到破坏。环境正义的话题正成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这个事实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积累没有任何限制。在这种致命的冲击下，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社会统治的手段。从而资本强行实施毁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这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资本无法无天，只会一意孤行地进行指数式扩张。” J.B.福斯特做出预言，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毕竟是每一个“地球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由于“环境正义的话题正成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所以人们还会召开第2次、第3次“地球峰会”，但由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积累没有任何限制”，由于资本还是那么无法无天，还是“一意孤行地进行指数式扩张”，所以即使这样的“地球峰会”再次召开了，也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如果说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是对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倒退，那么今后召开的“地球峰会”很有可能在约翰内斯堡的“地球峰会”的基础上还要做出更大的倒退。以后事态的发展不幸被J．B．福斯特言中，2009年12月举世瞩目的世界气候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了，这次会议未能达成具有实际操作价值和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仅由美国、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5国签署了一份未获大会全面通过的所谓备忘录。这种不了了之的结果起码对J．B．福斯特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他一定会根据西方政要在会前会后、会内会外的各种表现，展开新一轮的评说，其主题肯定还是论证生态与资本的对立，还是说明“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摆脱生态危机”这样一个道理。随着事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以美国领导人为首的资本主义政要阻挠人类消除生态危机的努力的面目越来越暴露无遗，这种说明和论证会愈加深刻。我们期待着。
三
J.B.福斯特对布什等资产阶级政要反对《京都议定书》等行径的抨击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布什政府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等行径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听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日益增加，听任一切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人类行为肆意进行。当然，凡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都会遭受这种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所带未的后果。资本家及其各种形式的代理人不惜损害生态环境来维护资本的积累，而他们也“自食其果”，即也难于逃脱自然界对他们的惩罚。他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地球变暖这些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所带来的恶果所威胁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他们。J.B.福斯特揭露说，布什等资产阶级政要、资本家及其各种形式的代理人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表现出了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本性。他们一方面制造了污染，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让穷人，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吃下污染”，即尽量把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从他们那里“转移”出去。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生态的对抗，是与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对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 J.B.福斯特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向他的几位同事递送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提出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反映出了资本积累的逻辑”，其部分内容于1992年2月8日刊载于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刊登时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让他们吃下污染”。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广大穷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这份备忘录明确地提出：“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理应勇于面对”，“所有与反对向欠发达国家输送更多污染建议的观点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逆转的”。J.B.福斯特提出，萨默斯的语言“令人厌恶”，但出于资本逻辑所演绎出来的观点却“很难反驳”。他经过对这份备忘录的“综合梳理”，挖掘出“它所蕴含的”三层“微言大义”：其一，第三世界的个体的生命是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的，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欠发达国家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由此说来，倘若把人类生命的所有经济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给予最大化的话，那么低收入的国家就应成为处理全球有害废料的合适之地；其二，第三世界在广大范围内还处在“欠污染”状态，这就是说，第二世界地区的空气的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其三，清洁环境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在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健康标准。所以，如果污染企业由世界体系中心转向外围，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也会下降。J.B.福斯特归纳的萨默斯的备忘录的上述三点“微言大义”，实际上是陈述了“让穷困地区人民吃下污染”的三点主要理由：他们因为工资水平低，从而生命价值比起富人来说来得低，既然他们的生命价值低于那些富人，让他们首先吃下污染也是理所当然的；穷人聚居的第三世界地区，由于工业还未充分发展起来，所以污染的程度与工业发达国家地区相比还是处于低水平的，既然第三世界的大地区还处于“欠污染”状态，那么当今的污染首先向那些地区倾斜也在情理之中；现在只有富裕地区才适合讲究什么审美和健康标准，如果在这些富裕地区发展污染企业，必然为了审美和健康而竭力去消除污染，这就带来了高成本，而倘若把这些污染企业转移到贫困地区，尽管也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但由于这些地区还谈不上什么审美与健康，从而也无需花成本去消除污染。J.B.福斯特指出，基于上述理由，萨默斯的最后结论是，“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对那些反对这种“世界废料贸易”观点的所谓人道主义“完全可以不加理睬”，因为这些反对意见实际上与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如出一辙”。 在揭示了萨默斯的备忘录的实质内容以后，J．B．福斯特进一步分析说，尽管这份备忘录对世界穷国公开表现出的那种掠夺态度是那么的“骇人听闻”，但这决非是萨默斯“心智失常”的反应，“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反映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了”。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使命就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特别是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是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允许成为实现这一执著目的的障碍。”萨默斯所维护的正是资本积累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铁的法则，从这一法则出发，他要求第三世界的穷人吃下污染，当然他提出这一主张时不会顾及什么“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以及“地球的生态命运”。也正因为萨默斯的备忘录说到底旨在“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所以他的这一备忘录一提出，马上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喝彩，尽管也有些人埋怨萨默斯的个别表述太露骨、太愚蠢，例如对第三世界穷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估。 J.B.福斯特指出，萨默斯在其各忘录中所提出的“让他们吃下污染”的主张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实施。他引用巴里·康芒纳对此所做出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人的生命价值应当建立在他的赚钱的能力上。这样一来，女人的生命价值就远低于男人，而黑人的生命价值则远低于白人。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倘若受威胁的是穷的，那么损害的代价就相对小。人们可以利用这一观点来证明：把严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贫穷邻居那里去是正当合理的。事实上，这正是当今政府司空见惯的做法。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倾倒有毒废料的地方大都在贫穷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居住区附近。” J.B.福斯特还通过另一项统计资料来佐证巴里·康芒纳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所提供的资料：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只占到20％，但3／4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社区附近。在J.B.福斯特看来，“萨默斯把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的主张，只不过是号召将美国国内正在实施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尚未落实的政策和做法推广到全球范围而已”。 J.B.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权贵们企图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尽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尽量让第三世界来承受全球资本不断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成本，不仅仅见之于如何处理废料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如何面对气候变暖和日益干旱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经济是必须要发展的，我们的资本是必须要增殖的，至于所带来的地球变暖、气候干旱等后果由你们第三世界去解决吧”，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权贵们的基本态度。于是就有了“让他们建造防海堤或研发抗旱植物”等种种说法。J.B.福斯特认为，对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权贵们来说，“资本积累过程和由此产生的世界文明要适应已经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变暖以及它所造成的大多显而易见的严重后果，这是不可预期的”，任何阻止灾难发生的企图，“都将是对资本统治的干涉，因而必须放弃”。对他们来说，既要维护资本的统治，又要尽可能地使自己尽量少承受由于竭力维护资本的统治所带来的代价，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代价转移到第三世界去。J.B斯特坚定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占据统治地位，只要资本逻辑还是那么的畅行无阻，那么我们总会看到“让他们吃下污染”，“让他们建造防海堤或研发抗旱植物”之类人心无尽、胆大妄为的主张。他这样说道：“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的进程究竟能否持续下去，不是取决于目前的这种可怕的趋势能否放缓，而是取决于能否将这种趋势发生逆转。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自身内部，不可能找到一种力量能够承担此任，而且恰恰相反，倘若放任这种制度的自然发展，那么它必将走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明确阐述的‘让他们吃下污染’的地步。”无论是从美国布什政府竭力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还是从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要的恶劣表现，还是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公然提出“让他们吃下污染”的主张，都清楚地表明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生态与资本的严重对立。应当说，J.B.福斯特对此的论述是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他得出下述这一基本结论时也是完全信服的：“由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已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命运，而且所有与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所以，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仅仅依靠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之类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这类问题提出得越多，就越加鲜明地表明资本主义在生产、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必须取而代之。”面对J.B.福斯特这一明确的结论；解决环境问颗的最终出路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即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难道我们一点也不触动并深思一些什么吗？
（《环球视野》2010年9月6日第308期，摘自2010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告总是放大了，别人才会看得更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