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这个名字，许多人是在有关遵义会议的记述中知道的。至于以前和以后，凯丰的活动经历大家了解得并不多。许多党史著作和辞书，对他或是没有记述，或是寥寥数语。笔者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几十种书报刊，终于看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凯丰。
遵义会议上挖苦毛泽东
凯丰,本名何克全（“凯丰”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06年2月2日生于江西萍乡老关乡，和张国焘是一个地方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年的10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召开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凯丰代表政府在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教育政策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排斥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文化教育建设，允许私人办学等。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有力地促进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极力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又提起遵义会议上凯丰对他的挖苦，说：“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不服气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知错改错，仍然受到重用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两个月后，通过革命斗争实践，他看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超人的政治才干，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老乡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策划了一系列对凯丰的“反击”活动。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也许是因为凯丰写了那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他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也许是因为这些情况，后来有些人（包括张国焘）误以为凯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到达陕北后，决定凯丰担任“少共”中央书记。11月间，他又受命筹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担任书记（秘书长是*）并兼任中央团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凯丰还兼任粮食部部长。在1936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红军过黄河东征计划，凯丰随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出征，参加地方委员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东征后的宣传群众的任务。5月间，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凯丰是重要成员之一，肩负着指导党的报刊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0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保安召开，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凯丰作了报告和结论，要求对新发展地区分类进行工作，灵活运用政治工作原则。
1936年11月22日，凯丰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了毛泽东命名的陕北第一个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为主任）的成立大会，并讲话祝贺。这成为陕北和延安革命文艺的“壮举和开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事发仓促，震动中外。在保安的毛泽东得悉后，急召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和凯丰等到他的窑洞开会，分析形势，商讨对策，确定了正确的应对方针。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迁到延安，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规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凯丰则为抗大写了校歌。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后来，由吕骥谱成歌曲，在抗大，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传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子孙……”
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拥护毛泽东
1937年是一个风云激变的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政治、军事、政党、阶级关系及国际形势，都处在一种调整和激变状态。
这年，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党的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制订重大方针政策。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决定凯丰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3月间召开了党的“延安会议”，最后三天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凯丰首先做《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报告，系统揭发和批判了张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4月，《解放》杂志创刊，凯丰参与编辑工作。5月初，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凯丰被选入由19人组成的主席团。会议听取和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8月，凯丰出席了“洛川会议”，参与制订指导全国抗战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他在会上积极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提出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的方针政策。此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937年8月21日，毛泽东直接关心支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为主任。毛泽东为该团讲“大众化问题”，并要凯丰去讲“统一战线问题”，作为西战团出发前的培训课。毛泽东和凯丰多次找丁玲谈话，对西战团的工作方针作出具体指示。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凯丰等13人出席，主要讨论抗战以来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会上斗争激烈，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一度得势。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凯丰站在毛泽 东一边。13日，政治局作出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七大委员会”，凯丰是成员之一。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七大”延至1945年4月才召开。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被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
由于批张扩大化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30多人，因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泽 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当年6月9日的《新中华报》对此事件作了披露）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团结进步文化名人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七大”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又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急，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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