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路由重分布到rip:商代的车、船制作与地学

远古先民最初并不知道用舟车代步，更没有将车用于运输或战斗。我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制造并利用舟车，这是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目前提供的考古资料说明，商代晚期的车、船制作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平了。
　　目前发现的商代的车已有数十辆。它们的形制比较进步，结构也相当复杂，说明我国古代制作车辆的历史，在商代以前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只是由于这些车辆是木质的，数千年间使它们朽蚀已尽，很难被人们发现。商代车的发现为继续寻找更早的车辆提供了经验。
　　已经腐朽的木车怎么会被发现呢？原来，迄今发现的远古车辆，大多是王室、大贵族享用的。商王和大贵族死后，除了挖掘一个墓穴来埋放尸体外，还在墓道内或墓穴的一侧挖一个坑，专门埋放车、马。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陪葬坑”或“车马坑”。这种葬俗反映了死者生前的富贵，可能也包含了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的意识。考古学家认识到这种情况后，便在发掘这些车马坑时仔细辨认木车朽蚀后的痕迹。凭借这种朽痕与埋放时回填土的硬度、颜色的差异，将车辆的各个部件仔细地剔剥出来，从而使今天的人们能看到完整的商代车辆的遗迹。
　　商代的车马坑中，一般埋放一车二马。这种车由辕、衡、舆、轮、轴等几部分组成，形状和甲骨文与金文中的车字一样：后有双轮，独辕前伸。辕前端有衡，与辕十字形相交。衡的两侧有轭，是架马的用具。马匹置于车辕的两侧，就像日常生活中使用车辆时二马架辕的情形一样。辕通长为 ２．５６—２．９２ 米，两轮间的轨距为 ２．２３—２．４ 米，车轴长 ３．０９ 米，轮径 １．４—１．５ 米。在两轮之间，车轴之上设有车箱，这是载人的地方。车箱平面为长方形，长１．３—１．５ 米，宽 ０．７—１ 米，四周有栏杆，在车箱后部中央有缺口，供乘车者上、下之用。车轮是用粗细均匀、排列有序的 １８ 根辐条制作的，已脱离了用整块木板制作的原始阶段。车轮的制作，从整块木板到用轮辐制成，是制车技术的一大进步。它使车辆趋于轻便，速度加快。制作这种结构合理的车轮要求工匠们对木料的选择及各部件的连结技术有更高的水平。迄今发现的商代马车都很完整，形制也相似，说明当时车辆制作的技术已很熟练，车子规格比较统一，似有一定的车制。
　　从车马埋放的情况看，有些车箱的底部曾经出过矢箙。箙作圆筒形，内装铜镞 １０ 枚，镞锋朝下。不少车马坑中，在车箱的后边都埋放一具成人的骨架和铜戈等兵器。因此，这种车的用途可能主要用于战事，是一种兵车。它是贵族们在战争、田猎或出行时的工具。
　　商代晚期使用的马车，除了河南安阳殷墟以外，在山东益都苏埠屯、陕西西安的老牛坡等地均有发现，其形制与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这种兵车的制作已相当规范。发掘时，很多车和马头上还有青铜铸造的饰件，表明这种车在使用时，可能相当威武。同时，在不同地点都发现这种车的史实，表明车的使用，虽然限于身份较高的贵族，但是作为交通工具，它的使用已经有了较广的地域。
　　商代先民使用的车并非仅此一种。１９８７ 年在安阳殷墟小屯村南花园庄的发掘中，发现当时的路土面上留下有 １０ 余条车辙。所谓车辙，是车辆在泥土地上行走时，车轮在路面上留下的轨迹。其中有两条长 １９．３ 米，宽 １．５ 米（即两轮间距 １．５ 米左右）。这与上面介绍的商代马车两轮间的轮距为 ２．２３—２．４米不合，应是比上述马车的规格稍小的另一种车在此多次走动时遗留下的轨迹。在这里发现的十几条车辙中，除了这两条是平行的以外，其余的车辙的走向并无规律，显得杂乱，发掘者提出很可能是另一种独轮车的车辙。可惜这两种车辆尚未被发掘出土，因此，对它的形制、结构还无法知道。但这一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商代工匠制作的车辆至少有两、三种之多。前一种马车应是官吏、贵族所用，后两种则是民间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工具。因为从车辙旁边堆放的大量兽骨看，可能与运输这些废料有关。
　　商代水上交通工具“舟”的实物尚未见到，但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已有“舟”字，也有舟字旁的字，如有的字写成人肩荷货贝立于舟中的形状。从舟字的形状可以看出，它比独木舟要进步。这说明人们已将舟这种水上交通工具用于扩大与外界往来联系的活动当中了。
　　我国发现最早的地图虽是周秦之际，但地学知识的出现则有很久远的历史。民族学材料证明，一些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已经能画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路线一类的图形，所以商代是否已有地图而未被发现或不易保存而已失传，今天已很难说清。但商人的地学知识相当丰富，并在战争、田猎或出巡等活动中充分运用地学知识是确凿无疑的。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到，当时记录的地名就有 ５００ 余处。《尚书?序》曰：“自契至於成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尚书?盘庚》上有“不常厥邑，於今五邦”的记录，这是说，商王成汤之前曾迁徙 ８ 次，成汤至盘庚时期又迁了 ５ 次，前后共迁都 １３ 次。关于这些迁徙的具体地点及其原因等等，这里不想讨论，但是商人“不常厥邑”，一再迁徙是不假的。这些地方，商人在其活动中不仅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迁徙以前必然对所迁地点有许多了解，才会采取行动。这里包含有地学方面的知识。
　　卜辞中所记，既有商人活动的地域及其名称，也有商的数十个方国分布在商的不同方向。其中许多方国，自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征伐不断。从卜辞内容可知，它们所在的方位，邻近哪些方国，从什么方向入侵，甚至征伐的来回路线，都记得很清楚。因此，有的学者根据卜辞所记的事由、内容、方位或方向及涉及的地点与时间等进行编排，推算出来回的路线。这说明商王对他直接控制的地区及四方、四土和各方国的地理方位等都有很明确的概念。另外，卜辞中还有不少山水之名、泉名及“丘”、“阜”等不同的名称，说明当时商人对地形、地貌也有相当的知识。
　　地学知识对频繁从事战争的商王室来说是很重要的。据卜辞记载，商人在征伐邛方时曾一次动用 ５０００ 人；另外的一次动用了 ３０００ 人。在征伐土方时，一次动用 ５０００ 人。妇好在征伐羌方时，有一次用兵 １３０００ 人。商王室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征战行动时，如果对有关路线及战场的地形、地貌缺乏必要的知识，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尽管我们今天难以说清楚当时在地学知识方面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但商人对地学知识的认识可能是相当深刻的。例如《殷墟书契菁华》中有这样一片卜辞：“癸已卜，■贞，旬亡囚（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嬉（■）。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嬉（■）自西。沚■告曰：土方正（征）我东鄙，■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田。”说的是癸巳这一天，贞人■进行占卜，卜问一旬（十天）内是否有灾祸。商王说有灾祸。到了第五天，果然从西方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个名叫沚■的报告说，土方征伐我的东鄙，有二个邑受到灾祸、损失，邛方也攻我西鄙田。从这篇卜辞所记的内容可知，商王室中虽然十分迷信，但所记土方、邛方侵扰商王国领土的事，有时间、有地点，且方位明确，足见当时在地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