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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学习参考资料
目录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结构和学习的意义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
一、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二、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
三、《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陈筠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一、确定逻辑起点的方法
二、科学抽象的方法
三、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
四、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
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六、辨证的叙述方法
劳动价值论
杨圣明（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一、当前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三、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价值理论的主要区别
《资本论》中的货币金融理论
李扬（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一、货币的本质
二、价值形式的发展
三、货币的职能
四、货币流通
五、借贷资本
六、虚拟资本
七、资本主义信用
八、国家信用
九、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
十、利息和利息率
十一、世界货币
剩余价值理论
裴小革（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一、剩余价值论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二、剩余价值论发展的依据
三、剩余价值论与对我国现实的新认识
资本积累理论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
一、第21章：简单再生产
二、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三、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四、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
工资理论
杨秋宝（中共中央党校）
一、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地位和意义
二、工资理论的结构
三、工资的实质
四、计时工资
五、计件工资
六、工资的国民差异
七、有关《资本论》第六篇工资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
八、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研究和主要观点
九、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意义
十、深化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若干方面
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理论
孙开镛（中央财经大学）
第一节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运用的方法
第二节资本循环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核心问题
第三节资本周转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四节探索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的实用性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经济学手稿》
顾海良（武汉大学）
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程
二、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概貌
三、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意义
利润平均化和生产价格理论
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一、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基本原理
二、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争论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平均利润率规律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四、对深化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几点体会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理论
岳福斌
《资本论》第五篇的研究对象和整体框架
一、生息资本是一种派生的资本形态
二、利息和利息率
三、信用和信用制度
四、股份资本
地租理论
蔡继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导论
一、马克思级差地租地租理论及其矛盾
二、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及其存在的矛盾
三、地租新论
四、新的地租理论的启示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理论
鲁从明（中央党校）
一、《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原理
二、由商业资本理论引发的几点问题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总结
李成勋（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一、《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
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论》的理论框架
三、如何评价和运用《资本论》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结构和学习的意义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
2002年3月6日
一、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当前，在一些高等学校或在一些理论研究单位，有很多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由于受到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上也出现了《资本论》过时论。有些人还认为，《资本论》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破坏旧世界的一种革命的学说，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必要去学习和研究它。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学习《资本论》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加以说明。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整个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有几个地方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比如，他说“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批判旧世界的革命的强大武器，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在另一个地方，江泽民总书记又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当然，也要强调不能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能脱离实际。”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一部。它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哲学的著作。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特别是学习经济理论的同志、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如果没有读过《资本论》，对其基本内容和方法不了解，盲若无知，是不行的。不要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西方国家，比如在日本，它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都在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长期以来，在日本的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著名的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而我们国家的一些高等学校的经济学科的本科生、硕士生反而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有的博士生专门研究《资本论》，有些高等学校的导师专门招收研究《资本论》的博士生。西方国家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的人非常多，特别是日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要多、研究得比我们深，且非常系统。
当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究竟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理论对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有没有用？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也似乎处于一种低潮。我们国内贬低、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潮不断地出现。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反差，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政治界对马克思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看法却在不少方面更实事求是一些。大家知道，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英国曾经先后两次推选千年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千年的风云人物，其中马克思名列前茅。英国的广播公司的评选工作是通过网上的民意测验，根据得票率的高低确定了前四名。其中，20世纪一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中马克思高居榜首。英国路透社又从世界各国邀请政界、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专家来进行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结果马克思仅仅以一分之差位居爱因斯坦之后而居第二位。第一次的评选，有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也有平民，所以比第二次要客观一些。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第一次提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对全球和经济思想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些表明，西方各界是肯定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的意义、作用和影响的。在迎接新千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英国为反修纪念马克思图书馆而花费了不小数目的钱。作为这一图书馆的长期会员之一的英国工党的一名议员发表演说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将在21世纪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我们有很多学者并没有系统地、认真地学习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却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评论。我认为，我们无论是坚持、发展，还是怀疑、否定、批评，首先应该对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对他的《资本论》有个深刻的认识。只有按马克思的原意理解和把握它，才能谈得上坚持和发展，进行否定也才会有根据。否则，没有搞清它的原意，坚持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不懂马列而发展马列者有之，不懂马列，而否定、批判马列者也有之。有很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有的人还没有读过马列原著而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西方的一些实事求是的学者却有很多是说公平话的。比如，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说，大多数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一个小时，长的达到一个时代就完全淹没无闻了。有些却不，伟大这一词无疑适应于马克思的道理。对马克思的诽谤，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损毁它，而只起了显示这一理论的力量的作用。还有，罗宾逊夫人批评西方的正统派拒绝向马克思学习，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荒唐可笑。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模式，为研究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平均生产和消费品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方法。
有人认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资本论》当中就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资本论》更过时了。但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如日本的一位教授山口勇在东京的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哲学思想”，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就会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矛盾，为了科学地分析和克服这些矛盾，就要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而且还是逻辑学，是劳动者阶级自己的哲学。这位学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位叫堤清二的大资本家、大企业家，他写了《消费社会批判》一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而且也进行了自我批判。他在这本书中实际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后产业社会的出现，也许意味着现行社会体制，即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末期的来临。这本书中，他特别赞扬了马克思的理论，当然包括《资本论》。
我们最近讨论劳动价值论问题，有一位学者出书、写论文否定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适应于最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他的商品劳动价值论没有讲供求关系。我认为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解。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既适应于简单商品经济，也适应于资本主义，适应于社会主义。只要有商品生产，他的基础理论都是适应的。他讲了货币、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也讲了供求关系，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系统地讲了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价格运动的规律。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能够完美地认识供给和需求的理论和方法，为经济理论提供了强有力并有说服力的论证，令人信服地将供给和需求理论纳入到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之中。而建立在供求论基础上的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却是理论贫乏、形式烦琐。这些都表明，西方的一些学者、政治家、老百姓对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和《资本论》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的一些学者更为公正、更为客观。
当然，我们学习《资本论》时不能教条主义地、本本主义地去学习。而是要运用它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研究我国的改革开放。
二、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
由于这一问题的范围很广，所以这里只能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我们重点要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我建议大家认真地读一遍《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的、客观的、必然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很多深刻的思想没有很好地掌握，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有人认为我们的“左”的错误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观点完全错误。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曾长期搞唯成分论，让子孙后代为其上辈的经济关系负责。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没有这种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过不要让地主、资本家个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负责。他们一方面主张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不要让地主、资本家个人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负责。因为，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必然的发展过程，不是某一个资本家、某一个地主在主观上犯了错误、道义上出了问题而出现了剥削关系。所以，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为了澄清一些理论是非，避免产生一些误解，指出：“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以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恩格斯也曾为《资本论》写书评时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谩骂资本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却没有谩骂资本家，没有侮辱资本家。马克思清楚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既然是历史的必然，就不能让资本家个人负责，即使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就已足够，而对资本家进行改造就足已。所以，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种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拔”中的很多地方论述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资本论》。过去犯超越阶段、人民公社化等“左”的错误，就是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脱离了现实的国情。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正是从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的。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我们学习《资本论》，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讲到了商品生产的理论。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就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这是错误的。第一章关于商品价值理论仅仅是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初步的劳动价值理论。在随着《资本论》以后其它章节的研究的展开，劳动价值理论也逐步地拓宽，而且在马恩的其它著作中对商品价值理论也得到了很多补充。但是，仅从第一卷第一章的商品价值理论来看，它的很多基本理论对我们研究当前的商品经济，也有重要意义。过去，由于我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很多论述没有很好地掌握，因此出现了很多误解。比如，我们曾经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看待。在我们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有的人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商品经济。要么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否定，要么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我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是片面的，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资本论》在许多地方讲过，商品本身并不具备特定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说，不论商品是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还是农民的商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或小市民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就是说，商品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下生产出来，不管在什么制度下生产商品，它本身的性质不会改变，商品的客观性质就是商品本身的性质，不存在哪种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就具有哪种制度的性质的问题。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更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商品关系根本不能说明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更不能说明它的本质。把商品经济划分为姓“社”姓“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在国内，有的学者一讲产权理论，就想到西方学者，如，科斯定理等。其实，马克思比科斯早100多年前就创立了系统的产权理论，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没有认真地研究和系统地分析，从而产生了误解。反而在这方面有所认识的是西方的一些学者。西方一位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翻开《资本论》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很多地方分析论述了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说法不正确。
在讲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时，涉及到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问题。对怎样理解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以及它与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关系，到现在为止，理论界都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有些混乱现象。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这非常正确。而有些学者却简单地认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对集约经营、粗放经营等问题，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家都已经讲过，资本主义经济也有集约和粗放的问题。说市场经济只有集约经营，计划经济只有粗放经营，这完全是信口开河。而且，在阐述再生产理论时，对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等问题有误解。《资本论》当中对这些问题讲的很清楚，但有些人却都搞乱了，应该对其原意进行考察。
我们过去长时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确实，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过商品短缺的现象。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改变了，由卖方市场基本转向了买方市场。马克思曾经讲过，未来的社会也会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但他这里讲的生产过剩与上述是两回事。马克思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但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须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无论是生产资料、机器设备，还是生活资料、原材料，都需要储备。不能需要多少，就正好生产出多少，不存在供给和需求完全一致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引起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而是社会所需要的、作为后备的生产过剩。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搞不好也可能产生像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的生产过剩。所以，我们说买方市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消费需要。当然，这种生产过剩应该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讲述社会主义的特点，但是他在许多地方零零碎碎地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特点。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四节中讲商品拜物教时，专门涉及到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按劳分配、公有制、计划调节等等特点。《资本论》中还讲到了新社会的重要特点——“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说，在代替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社会形态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的特点时不提这一点，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特点，但现在已经有改变。
学习《资本论》，真正掌握其基础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判断有关的理论是非。例如，我们的政策中，把雇8个人以下的叫做个体经济，把雇8个人以上的叫做私营经济。这本来是个政策的现象，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理论界或实际部门长期以来好像认为雇8个工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有剥削；雇8个人以下就没有剥削，是个体经济，而且好像认为这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来划分的。如果真正读了《资本论》，就可以知道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资本论》中讲过关于雇佣8个人的问题，但那是假定条件下的假定例子。马克思决没有把是否雇佣8个人以下或以上作为划分有没有剥削、是否是资本家还是个体经济的标准。再例如，只有读过《资本论》我们才能知道马克思是不是认为经营管理者、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价值论，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认为马克思没有讲过经营管理者、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劳动创造价值，所以现在提出这一问题是对理论的重大发展。另外一种观点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包括脑力劳动，所以不能把经营管理、科技工作的劳动纳入到劳动价值论中，它们是另外的生产要素。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都明确肯定了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马克思甚至承认连资本家的管理都有二重性，它既有生产性的一面，也有创造价值的一面。过去我们把资本家的收入统统看作是由剥削而来的，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资本家的管理劳动也创造了价值，尽管他为剥削而管理。
总之，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资本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过时了或对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没有用了。我这里仅仅是提出了几个例子，如果要从整个《资本论》来讲，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资本论》并没有过时，它仍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指导作用。
三、《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在国内多年来一直有争论，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这一段话的理解上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对揭示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很多不同意见。这一序言中马克思还说：“本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就涉及到很多学术问题。《资本论》中大量地运用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究竟“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我们过去社会科学所理解的作为基本概念的“生产方式”并不完全一致。《资本论》所讲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它是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既包括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包括生产的社会方式。所谓生产的技术方式，就是生产力方面的方式，所谓生产的社会方式，就是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方面的方式。《资本论》中，有时候仅仅是从技术方面来讲“生产方式”，有时候却是从社会方式方面讲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用法。我认为，从整个《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与一定的所有制相联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我们一般讲，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这在某种意义正确。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讲经济上的所有制，而是特别重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把所有制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介入方式统一起来，把它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
当然，我们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一般地也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在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应该注意马克思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统一与区别。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理论，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资本论》要阐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理论武器，让工人阶级起来摆脱剥削、摆脱压迫，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这一角度来讲，《资本论》确实是革命的经济理论。但《资本论》不是仅仅限于这些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他的研究对象的侧重点确实是生产关系，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经济学也要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我们的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仅仅限于研究、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当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任务不同。马克思没有必要研究资本主义怎样更好地发展、经济怎样更好地增长。而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怎样更好地增长，怎样更好地发展。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应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而不能仅仅限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拓广自己的研究对象。《资本论》的任务是给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而不是给资本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方案，所以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不是撇开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所谓他研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作为一个最终的、一切服从于其它方面的研究，都服从于最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实际上，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不能不涉及到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但是他不是作为目的来研究生产力，而是为了更好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十一、十二、十三章中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过程。
还有一些认为，只有西方学者有经济体制理论，而马克思没有这方面的论述。《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用“经济体制”等词，但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不能不客观上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来揭示它的经济关系。比如，马克思讲竞争、供求、价格运动，实际上就讲了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运动的机制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马克思讲很多问题时，都涉及到了经济运行机制。
马克思在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说他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没有讲分配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马克思不重视分配呢？很多西方学者的著作都是讲分配问题的，而《资本论》为什么不讲分配呢？好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讲清楚这一问题。《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不是从分配的角度讲的。比如，工资问题是分配问题，但马克思不是从分配的角度讲的，而是从生产和交换的角度讲的。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讲分配问题，但包含了分配问题，不能说他的理论中没有分配问题，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述了分配问题。
我们现在的三卷《资本论》仅仅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庞大著作的一部分。《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说明了三卷的对象和结构。他说，第一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它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既研究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又研究了作为再生产过程媒介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和说明了作为整体考察时资本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的形式。
《资本论》体系结构是：第一卷阐明了马克思的三个重要理论，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第一篇是研究商品和货币，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商品和货币理论在以后的篇章中又逐步地展开和拓广。第二篇到第六篇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七篇阐述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就是建立资本积累理论。第二卷第一篇、第二篇研究的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主要阐述了单个资本流通的形式。第三篇是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形式以及出现的条件。所以，第二卷既研究了单个资本的流通，也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流通。第三卷第一篇到第三篇是研究利润和利润率的问题，第四篇到第六篇是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农业资本等等，并研究了剩余价值在各种资本具体形式下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陈筠泉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2002年3月13日
“方法论”这一词的含义，是指一门科学里面的方法的综合，也指关于专门论述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问也叫“方法论”。这里讲的《资本论》的方法论包括这两方面的含义。今天，我首先从总体方面讲述《资本论》的方法论，然后再侧重讲其中的六种方法。
我们学习《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涉及运用的辨证方法。有人说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运用的就是辩证法。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在1858年给恩格斯写的一封信中讲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这说明马克思从事《资本论》研究时，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得到了很多帮助。列宁也曾很有感触地谈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所以，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后，学习《资本论》就容易的多，反过来，掌握了《资本论》中的辨证方法后，再去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同样容易得多。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运用的辨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根本的差别。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专门作了说明，阐明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中之一。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使辩证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外壳，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可以说，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分不开。
马克思本想在研究完《资本论》后，把他的研究方法开阔出来，写一篇专门论述辩证法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引子中了解到这一点。马克思在1858年1月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谈到：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十年后，在1868年马克思给一个工人企业家的信中说：一旦我卸下了经济重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这些足以就表明马克思想写一部辩证法著作的意愿。但是，马克思一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所以他的这种想法也未能实现。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列宁这里讲的“逻辑”不是一般的“逻辑”，而是指与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即辩证逻辑。从哲学史上看，逻辑一词有很多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是指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即事物的逻辑；在认识论上使用，就是指认识真理的思维规律、思维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在逻辑学的研究当中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要遵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做到把思维规律、思维形式与事物规律相一致起来，达到互相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这样做的，他用概念的、范畴的体系来再现出了客观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在哲学的方法论上讲，就是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主观辩证法反映和体现客观辩证法。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是统一的，一致的。所以，列宁说在《资本论》当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的成果。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和局限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马克思要写《资本论》时他首先必须对古典经济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而且特别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剖析。《资本论》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也在于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单单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它还包括对庸俗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这些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可以学到丰富的辨证方法，体会到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下面从六个方面来考察《资本论》中的方法。但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只有这些方法，它的方法很多，这里重点考察其中的六个方面。
一、确定逻辑起点的方法
这一方法非常重要。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从方法论上讲它总有一个逻辑起点。要寻找和确定这一逻辑起点，对于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找不到逻辑起点，就不能形成一门科学体系。因为，只有从正确的逻辑起点出发，才能使内容更加有序地展开，不然，千头万绪无从说起。
马克思《资本论》这一巨著，篇幅非常之多，但其逻辑从头到尾有条不紊，从不混乱，就是因为它确立了科学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就是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头就开宗明义阐明了这一点。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在这一段话中表明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选择了事物的细胞形态的概念作为逻辑起点，就是要从事物的细胞形态的分析当中，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一切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列宁在《哲学笔记》评论这一方法时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而这一分析从最简单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界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细胞当中发现矛盾，而且分析这些矛盾与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关系，再分析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
我们要从辨证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事物的元素形式和细胞形态。它不是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任意找到的一个部分和因素，它与整个事物的联系也不是一般的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结构的关系，而是包含着一切矛盾胚芽的一个辨证概念。马克思把商品当作逻辑起点，是因为他看到商品当中隐藏着的那些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将变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从商品当中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矛盾发展使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道路。所以，把它当作了逻辑起点。
我们强调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必须要找到其逻辑起点，但刚开始做研究工作时确定逻辑起点往往非常困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讲的很清楚，他说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程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程序恰恰相反。这就是说，逻辑起点的确定在一开始时是非常困难的。有的是在研究当中，有的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能确定逻辑起点。所以，不能研究一开始就随便拿一个东西当作逻辑起点。马克思刚开始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时不是把商品当作逻辑起点，而是中间经历了一段弯路，最后回过头来确定了商品这一逻辑起点。马克思首先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找到这一逻辑起点。确定逻辑起点，是与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历史观与方法论密切相关。亚当?斯密是把分工当作其《国富论》的逻辑起点。其原因是：第一，他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人都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产品进行交换的天性，包括竞争等都是天性。第二，他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这种唯心史观使他不容易找到那个起点，所以他把分工当作了逻辑起点。马克思正是剖析他的这个问题，逐步地明确了要从唯物史观和辨证方法上批判古典经济学，然后确定了商品这一逻辑起点。其次，马克思是在建立完善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商品这一逻辑起点。马克思说，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表现为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马克思刚开始研究剩余价值时是想从“资本”这一范畴出发。但后来才认识到只有从商品这一范畴出发，才能够弄清商品怎么转换为货币，货币怎么转化为资本，只有弄清整个这一辨证过程，才能区别开简单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同。
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总体上有它的逻辑起点，而且其中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部分也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资本论》的总体逻辑起点是商品，而它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系统地理解《资本论》的概念、范畴、体系、逻辑结构以及整个理论体系。
二、科学抽象的方法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所以其方法也不同。过去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的每一种概念都必须要达到像自然科学这样的严密程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方法要向自然科学学习。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社会科学也有其独特的方法，不仅社会科学要向自然科学学习方法，而且自然科学也应当向社会科学学习方法。马克思在讲到科学抽象的方法时首先就讲清楚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当中就讲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比如，价值这一概念，用显微镜，用化学试剂都是不能分辨的，只有运用抽象力才能理解它。价值既是可感觉的，又是超感觉的。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要用抽象力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在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的经济规律，而经济学理论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经过实验而得出结论。它只有运用人类特有的抽象能力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才能把握本质，把握规律。
科学抽象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得出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看不到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如，萨伊就认为，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科学，一类是实验科学。叙述科学告诉我们关于物体的性质的知识，而实验科学阐明了事件是怎样发生。他把经济学放到实验科学领域中，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事件怎样发生的学说，所以它成为实验科学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运用抽象能力还不够，而且运用的不准确。抽象不是一般，不是思辨，要科学地抽象。古典经济学中有的抽象就是思辨，是空洞的抽象。而马克思讲的是科学的抽象。科学抽象是指思维中抛开客体的非本质方面而抽取其本质方面的过程。科学抽象就是达到思维的具体，即在思维中从整体上再现客体的必经阶段。关于科学抽象的认识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加深刻、更加正确、更加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点，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辨证途径。
理论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可靠、完整地把握客观现实，更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科学的抽象有助于我们克服表象的局限，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在实际生活当中现象与本质是不一致的。马克思说如果本质和现象完全一致的话，科学是多余的。现实当中，现象和本质不仅不一致，而且也有颠倒的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外在的表现不相符合，现象表现为转化的、歪曲的本质的形式，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所以，马克思指出，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有这些现象的本质，必须克服这种着了魔一样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必须消除这种颠倒的现象和假象。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颠倒现象非常突出。对此，恩格斯也有过论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是靠科学抽象的方法才达到了这一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十分强调要从事物和过程的纯粹的形态上来研究和考察它们，而在实际经济生活当中不存这样的纯粹的形态。这就需要正确地运用抽象能力，撇开各种次要的因素和条件，以便把事物和过程纯粹化起来，使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显露出来。这就是科学抽象的方法。
科学抽象就它抽象思维形式来说是主观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科学的抽象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的提出现实。但同时必须要指出，要形成科学的抽象，仅仅靠参加实践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才能从日常的实践中把它们抽象出来。
三、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
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运用的又一个重要的辨证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客观事物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为对象。所谓分析，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当中把研究对象的整体区分为各个部分、各个因素，对它们分别地加以研究和考察。所谓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对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因素的认识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所以，为了达到整体的认识，就必须要把它分解。但不能只停留在部分上，必须上升到综合，分析和综合是相互统一的。
为了分析的比较细、比较准确，各种分析的方法都可以应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应用比较多的就是数学分析法。数学方法对研究经济学非常重要，现在应用于经济学当中的数学方法也很多，这些方法也很有成效。现在经济学对数学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物理学。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必须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综合地加以运用，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数量的方法越是在微观领域就越比较准确的，越是到宏观领域就越不准确。所以，在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时，要把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应当指出的是，各种数量分析方法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并不拘泥于这些方法，只要有利于所研究的分析和综合，各种方法都可以运用。
《资本论》中的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方法，有其特殊的含义。马克思说，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是要把分析的精确性与综合的整体性相统一。这是《资本论》中的一个特点，与一般的分析和综合不同。唯物辩证法以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考察客观世界，它关于分析与综合的理论比形式逻辑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观点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在于辩证分析的目的不是一般地把它整体分解成部分，而在于认识事物的内在矛盾，揭示由于内部矛盾而引起的事物的自身运动或自己运动。辨证的综合并不是在思维中把已经认识到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机械地相加，而是研究事物的矛盾如何在运动中得到发展和解决。
方法论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每门科学都有其独特的方法。第二，比专门科学的方法更高一层的方法，即数学的方法，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够用到它。第三，哲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辨证的分析方法来揭示矛盾自己的运动，这种分析方法的重要特点是着力于对事物的二重性的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原创的思想，也就是劳动二重性理论。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结构是：第一节论述了商品的二重性，第二节论述了劳动的二重性。这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了。辨证的分析方法不仅要求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要求分析本质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了第二步后才能真正理解本质。所以，第三节分析了价值的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从扩大的到一般的形式，再从一般的形式到货币。只有了解货币以后，才能回过头来认识到价值的本质。然后到第四节商品拜物教，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现象往往要掩盖本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颠倒的现象呢？商品拜物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就彻底搞清了本质。辨证的分析方法，不仅要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还要求分析本质何以为有这样的表现形式。科学的价值概念的形成，必须从其完成了的价值形式的分析出发，寻跟求源，最后才能概括和综合为科学的价值概念。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点，就是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这是古典经济学不能形成科学的价值概念的重要原因。
从纯粹形态上来看，分析和综合是截然不同的，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考过程。但是在人们的实际思维过程当中，分析当中有综合，综合当中有分析，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资本论》第一卷是讲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以分析为基础，但在分析当中有综合。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资本流通过程为主，但分析中又有综合。第三卷把第一、二卷综合起来，不仅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综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同时也揭示和说明了把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以综合为主。
四、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
关于这一方法，可以参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
一般来说，在研究工作中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个是历史的方法，另一个是逻辑的方法，就是史学家的方法和思想家的方法。在研究当中不能单纯地使用历史的方法。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的、曲折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为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所以，必须要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相统一（统一是本质上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最简单、最单纯的概念作为某个问题的逻辑起点，然后在进一步的逻辑思维中用逻辑的形式再现出了复杂的整体。马克思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进程，必须符合现在的历史进程。恩格斯在上述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就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不是源源本本的反映，原原本本反映就不是逻辑。那么，怎么来修正的呢？是按照现在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来进行修正。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认为只有解剖人体，才能弄清猿体的结构。
怎样主导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马克思把经济学的范畴都看成现在关系的抽象，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资本论》中的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作为现在关系反映而表现出来的。二是，概念和范畴的纯粹的、机械的堆积，并不能反映互相制约、转化的现在关系的全部复杂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握运用概念的艺术，即研究概念、范畴的运动及其它们的互相转化，通过概念、范畴的运动、转化来反映现在关系的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关系。只有通过范畴的体系，才能使复杂的现在关系完整地再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的范畴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的逻辑再现（对历史进行科学抽象的产物，即对于该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这就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用过的概念、范畴。但是，马克思用的这些概念、范畴与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范畴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把这些范畴概念看成是现在关系的反映，他们也不善于把握范畴之间的运动和互相转化。马克思从历史观点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充分揭示它的历史特征，即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劳动产品的价格形式成为社会生产的最一般的形式，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商品与商品的关系而颠倒地反映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头几章通过对商品的分析的逻辑展开，阐明了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的具体历史条件，因而揭示了资本这一范畴的真实的历史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逻辑思维的进程必须在本质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过程。反过来，历史的过程也只有在逻辑思维的进程中才能再现出来。应用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要求撇开一些不必要的，反而使历史过程模糊的偶然因素和次要成分，而且在概念范畴的顺序安排上，也不必完全按照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进行安排，而是要按照事物的内在结构来决定其先后的次序。只有这样，才能在逻辑范畴体系中再现历史过程的本质。总而言之，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既不是简单的等同，又必须在本质上一致。这就是马克思运用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的基本要求。 （思维进程和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本质上相统一）
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这一方法是《资本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马克思在构造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从抽象上升的具体的方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一复杂的整体能够在思维当中复制或再现出来。由于这一方法是一个核心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大篇幅的逻辑，但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中作了一些说明。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的行程，不应该从实在的具体开始，而应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原因是，具体之所以为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当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觉和表象的起点。感性的具体是我们最初的认识对象，而思维的具体是感性具体的理论再现。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抽象上升到具体，已经进入到理论层次上。由于思维具体是许多规定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过程中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起点。马克思曾举例说，研究经济学就不能从人口开始，因为还没有分析人的群分、各种各样的特征、各种阶级之前，就不能从人口出发而推出经济学的原理。最后这种研究只能得到整体的一种混沌的表象。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都有这种缺点。马克思说，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就是把抽象的规定当作起点，在思维的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时，我们得到的已经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已经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这一角度看，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思维掌握具体，把它当作思维中的具体而再现出来的一种方法。
那么，既然要从抽象的规定出发，怎么样才能发现和把握作为思想形成起点的抽象规定呢？这就是要把作为感性具体的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加工成抽象的规定。我们知道，不是从任何一个抽象规定都能够上升到具体。只有作为科学分析的结果的抽象规定，才是思维形成的起点。只有商品的内在矛盾在潜在的形式上包含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才能作为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逻辑起点。比如，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最主要的、中心的范畴就是资本。但是，资本又不能作为逻辑形成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经过了一个思维过程。资本之所以不能作为起点，是因为资本这一具体（思维的具体）当中包含着各种规定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没有事先对它们进行分析论证而从资本这一大的范畴出发，那么逻辑线索就会混乱。马克思说，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资本就什么也不是。这就是说，如果不搞清楚上述范畴，资本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具体。因此，要界定资本这一具有许多规定的范畴，科学上的正确方法是按照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逻辑行程，从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才能在后来的上升过程中把构成资本总体的各个环节、内部结构复制、再现出来。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的过程，必须要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来进行，而且要通过一环扣一环的逻辑中介逐步上升。比如，从商品到货币的逻辑中介就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从分析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从扩大的价值形式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产生了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的逻辑中介是劳动力的买卖。只有劳动力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在市场上交换之后，才能产生资本。逻辑中介环节就是起到这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果缺少这种中介环节，就会在上升过程中犯逻辑跳跃的错误，体系就会缺乏严密性。
要正确地应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必须在科学抽象的基础上，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出发，在思维的行程中逐步上升，把一些具体的规定性按照次序加入进来，最后综合为思维当中的具体，并且在思维当中把具体完整地再现出来。这就是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当前，在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当中，有些人认为专门论述劳动价值论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其中分析的是原始的、物物交换的简单商品价值论，而现在商品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所以这种价值论已经过时。还有一些人认为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都讲过劳动价值论，而且第三卷写得比较好一些。这些观点在方法论上都不懂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资本论》第一卷需要把劳动创造价值放到非常纯粹的形态（纯粹并不意味着简单）里，撇开各种（偶然的、次要的）因素进行抽象，再从这一抽象逐步上升到具体，到第三卷时就揭示出了生产价格、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转变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变为利润率等等。所以，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行程。应该说整个《资本论》都是讲了劳动价值论，只有第一卷或第一卷侧重讲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不准确。
六、辨证的叙述方法
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不同，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谈到这一问题是由下面的事情引起。1872年俄国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发表了一篇专门评论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即是唯物主义的方法，但他的叙述方法则不幸是德国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拔中，向广大读者阐明了他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联系和区别。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一致，都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但在形式上有区别。马克思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里，马克思说明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形式上的区别，阐明了叙述方法的形成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是叙述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的辨证发展过程。这种抽象的理论叙述由于在形式上似乎是一个先验的结构，所以有些人便认为这是思辨的结果，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西方有很多人认为《资本论》有很多思辨的东西，显然他们不懂得这一方法。为了消除这种误解，马克思说，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够把它辨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到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概念上，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就是说，用概念的范畴体系表达研究以后发现的事物本身的转化的关系与用哪一个逻辑体系去套，这不是一回事。要把一门科学辨证地叙述出来，并不是简单地套用一种现成的逻辑公式就可以做到。一门科学的辨证叙述必须以一系列的研究和批判的成果作为前提（立足于客观现实并有客观内容），而且这种叙述的逻辑体系在思维当中也不是一次被构造出来，而是经过思维过程的不断的反复、修正、补充而逐步形成。
辨证方法有许多，这里不能全部叙述。最后，我用恩格斯的一段话结束这一讲：“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不仅科学地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而且还科学地制定了供研究使用的辨证方法。我们要善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辨证方法，应用这一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
杨圣明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2002年3月20日
我今天从《资本论》的角度来给大家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总题目下，讲四个问题：
一、当前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当前，我国理论界在热烈讨论着劳动价值论问题。那么，当前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要由穷变富，由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富国。什么叫富？就这一个字，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说，必须弄清五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富，什么叫财富，或者什么叫价值；第二，财富的源泉在何处，也就是说谁创造财富；第三，怎样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方式是什么；第四，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均为商品，如桌椅、房子、电器、吃穿的都是商品，商品是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就是庞大的商品堆积，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第五，社会财富价值归谁所有？即财富的所有权问题。研究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这五个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劳动价值论，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前四个问题，当然第五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讲了产权问题，但是主要是解决前面四个问题。什么叫财富，财富源泉在哪儿，谁来创造财富，怎么样来创造财富，这些问题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时，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在实践中不走弯路。
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的经济学大约讨论了350年。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直到马克思，前后大约经历350年时间，主要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重农主义认为农产品就是财富，除农产品以外的都不是财富，也就是说只有农业生产是生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所有的社会生产创造的东西都是财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第一句话就是回答财富问题，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也说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就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句话是经过300多年争论的。对这一争论，亚当?斯密做了一个结尾。他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国家如何富强，怎么样富强，也就是对刚才我所说的那四个问题，他都做了回答。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应该说都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建成的。特别是英国，英国的强大和英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同时进行的。就是说一面形成了《国富论》，一面又形成了一个富裕强大的英国。就是它的经济学是为它的实践服务的，它的实践是靠这一理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300多年的历史和英国、美国的历史都是同步的，它们就是在这种经济学的指导下发展强大的。
在中国，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就是建设富强的、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关键是一个“富”字，要富强，要由穷变富。我们过去是很穷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穷二白”。现在要建设成富强的国家，那么怎么由穷变富呢？我们需要中国人，中国的经济学界重新写一个《国富论》，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的《国富论》，阐明中国如何由贫穷变成富强。这是中国的《国富论》，不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要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包括西方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的成果，也包括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所探讨的成果，还要借鉴前人的实践经验，就是美、英等国建设富强的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学习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在这方面有全面的论述。在学习的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正是因为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了解什么叫财富，怎么样创造财富，财富的源泉在什么地方。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或什么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内容（至少有这十个方面）：
（一）价值实体。价值实体，是指商品中消耗的人类的抽象劳动。马克思曾经说过，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和物化的劳动，对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是说价值这个东西指的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二重性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使用价值。与商品二重性相对应的人类的财富有二重性，或者两种状态。一种是自然性的状态或实物性状态，如桌子，它的形状是四四方方，有四个脚、一个面，这是它的自然物体，它的效用就是供人们在它上面摆东西。所谓使用价值，一是指其商品体，一是指其效用，这个是自然属性。物质财富的另外一个形态，就是从商品的价值来说，就是这个制造这一桌子时所消耗的人类无差别的劳动。
价值就是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这个“人类劳动”有几个含义：第一，它必须是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有千千万万种，每个劳动都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是把这个具体劳动抽象后的劳动。第二，它是凝结的劳动，而不是流动的劳动和潜在的劳动。劳动有三个状态：潜在的；流动的；凝结的。作为价值的人类劳动，必须是凝结状态的而不是流动状态的和潜在状态的劳动。第三，它必须是简单劳动。把复杂劳动折合以后的简单劳动，把复杂劳动作为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劳动。第四，它是社会劳动，而不是个别的劳动。
这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发明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就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理论。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枢纽点，不懂得劳动二重性就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必须要对它有个深入的了解。从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只有理解劳动的二重性，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在西方，对价值实体起码有四种解释：一，劳动价值论，即价值实体是劳动，这是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二，供求价值论，即价值实体是供求，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汇点就是价值的所在。以马歇尔为代表；三，要素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三个要素共同决定的，即劳动、土地、资本。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四，效用价值论，即价值的实体是效用，或者叫做边际效用，效用和边际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主张这一观点的是以门格尔、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国学派。关于这四派，在第四个问题中还将提到，这里不再展开。
（二）价值量。就是指价值的大小、价值多少的问题。商品价值的数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用社会中等的劳动强度生产一个使用价值所需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宏观和微观双重含义，微观含义是指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含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的。宏观含义，是指社会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总量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宏观上的社会必要时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讲述了这一含义。
衡量价值量大小有三个尺度：内在的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外在尺度是货币。如一个桌子值一百块钱人民币，这时人民币就起到衡量价值大小的作用；衡量国际价值要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为基础。
（三）价值的形式。价值的形式，就是指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比例。比如一个桌子和一个茶杯进行交换，一个桌子等于四个茶杯，即1：4，这就是桌子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有四种形式：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的价值形式。货币是最高的价值形式，也是最完整的价值形式。用货币表现商品价值叫做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就是一种交换价值，是一种最高形态的交换价值。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三个词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混淆。所有西方经济学至今为止仍然都不区分这三个概念，都混同使用。这在现实当中会造成很多混乱。
（四）价值的实质。价值的实质就是商品中所能体现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和人的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就是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就是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是物和物的关系。反过来说，物和物进行交换时所体现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经济学表面上是研究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商品背后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既见物又见人，认识到了商品流动背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都是见物不见人的，他们不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讲商品和商品的关系，即物和物的关系。马克思说经济关系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必须通过物而看到人。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既见物又见人，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只看见商品、货币、资本，而不看见人，这就会产生商品拜物教。
（五）价值的结构。价值结构，就是指价值内部的构成部分。价值由Ｃ、Ｖ、Ｍ三部分组成。Ｃ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就是不变资本；Ｖ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各种福利，马克思称其为可变资本；Ｍ是剩余价值，就是劳动者为社会，也包括为资本家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分应该说也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微观含义是指一种商品的价值构成是由Ｃ+Ｖ+Ｍ组成。从宏观含义上来说，是指整个国家的商品总量，也就这三部分组成。另外，还必须了解这三者的比例关系，Ｃ和Ｖ之比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Ｃ+Ｖ叫做商品的经济学成本，Ｖ+Ｍ是新增价值，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按这一点来计算增值税。
（六）价值的转型，即生产价格。价值是在《资本论》一卷中讲的，而讲价值转型问题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价值为什么转换成生产价格呢？一句话，就是由于利润转化成平均利润。那么为什么利润要转化成平均利润呢？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一个矛盾所决定。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是所有资本的本质要求。反过来，等量资本在现实当中又难以带来等量利润。马克思说这归根到底由资本的有机构成所决定。因为生产价值的Ｖ在各个成本中的比重不一样，也就是有机构成不一样，所以等量资本不可能马上生产出等量利润。这样，必然发生部门之间的资本竞争，通过竞争进行转移，由低利润的部门转到高利润的部门。转移的结果是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一旦形成，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值。用公式表示，价值构成是C+V+M，生产价格的构成是C+V+。资本主义社会在高级阶段是按照平均利润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按价值。
（七）国际价值。国际价值就是指商品的价值超越国界而走向世界，在世界上的交换是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国际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都有论述，最早是在《资本论》一卷中论述“工资的国民差异”时提出来的。国际价值是由国际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也就是国际上的抽象劳动。世界各国消耗的劳动都作为个别劳动来看待，因此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劳动熟悉程度高的国家的劳动，就是所谓复杂的高级劳动；穷国的，科学水平低的国家的劳动，在国内来说就是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量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情况下不尽相同。
（八）价值的载体。价值的载体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体，或自然物体，是指的商品的效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存在于商品体的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它通过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载体而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矛盾对立统一体，二者互相依存，互相转化。
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种商品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一个是货币，另一个是劳动力。货币这个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它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也就是价值表现的材料。劳动力这种商品也是特殊的，它的特殊使用价值是劳动，它能够创造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它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相同之处，它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相互连接起来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创造的价值大于它自身价值的那一块。
（九）价值的余留。恩格斯曾经说过，在决定商品生产时上述对于效用和劳动划分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余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和价值都要消亡，但是价值还有余留，就是效用和费用的比较，换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合算。经济合算就是把劳动消耗量和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劳动的付出和劳动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合不合算。每一个企业家不管做什么生意都必须要对投入的资金和最后取得的成果之间进行比较。只能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成果，即所谓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作用。这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导30多年的所谓“孙冶方红线”，孙冶方的“价值规律万岁”也是指这一点。
（十）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指价值决定和价值运行的规律。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以等价交换运行。所以，有人把等价交换说成是价值规律，这也可以，但它不包括价值决定，单单说它是等价交换规律不够全面。应该说，价值规律由两个方面来表示，就是价值决定和价值运行。这样，既包括了生产领域，又包括了流通领域。
以上是我讲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容，至少有这十个方面。如果再研究，还有价值的流通，价值的补偿和价值实现，价值的分配等等内容。这十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密切，不是互相孤立的，它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一体系总体称为劳动价值论。所以，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说成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它是一个至少包含以上十个方面内容的体系。马克思曾批评过某些人片面的理解他的价值学说，或者对价值学说理解不全面。如，他批评过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而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价值形式，这些都是片面的。所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必须从这十几个方面来理解，从一、两个方面入手是不够的，也不全面。
三、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为什么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时代在发展，现今世界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诞生，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现在已经有135年的历史了，在这135年里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归纳了五个方面：第一，高科技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科技，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变化。第二，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工业和农业两个产业在社会生活中是大产业，第三产业还很微弱。而现在，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上升为主导的产业。美国农业产值仅占3%—5%，工业产值只占20％不到，服务产业占75％到76％，美国的财富3／4是来自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指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电信、商贸、旅游、教育、医疗等等，都是第三产业。香港没有第一产业，它的制造业占15%，第三产业已占到85％。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67％以上（都搞三产，倩谁人，供取吃喝穿用？）。从产业构成来说，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第三，经济管理作用日益加强。不管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经济管理都在加强。没有宏观管理，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微观管理，企业也就无法正常运行。由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管理就相应地日益重要起来了。第四，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五，在我们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以前所讲的市场经济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讲的市场经济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些变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很多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一）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的范围应该扩大。过去马克思也曾讲过服务产业、服务劳动，但是讲的范围很小。现在服务劳动的范围扩展很大，而且成为主导产业。金融、电讯、商贸、旅游、文化教育等在马克思的眼里都是不创造价值的，现在我们看这个产业，我认为是创造价值的。比如说金融，它是个很大的产业，它是创造价值的（操。。。。。。）。这些产业现在来看都应该列入创造价值的范围内。但是，服务产业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是不创造价值的呢？有。不创造价值的比如说有黄色的东西、毒品等。那么究竟哪些行业是创造价值，哪些行业不创造价值呢？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服务行业11大类143个部门，哪一个创造价值，哪一个不创造价值要具体研究。我提倡大家研究这一问题。
（二）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的范围应该扩大。马克思讲的管理劳动创造价值是限在工厂之内，一个企业之内的管理劳动创造价值。现在的管理劳动的范围大大扩展了。首先，出现了行业中介组织的管理劳动。比如说机电协会、进出口商会等等。其次，出现了政府的管理部门，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如管理钢铁行业的冶金部，过去管理石油行业的石油部，当然现在是石油局，等等。政府部门经济管理创造价值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它限定为行业中介组织肯定是属于创造价值，政府部门中一部分经济管理部门，即真正的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应纳入创造价值的范围。不能管理经济的不能算在内。到底把管理创造价值的劳动扩展到哪一个地方，是扩展到行业中介组织，还是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里头又扩展到哪一个层次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的范围应该扩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讲的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是企业范围内的科技人员的劳动，企业范围以外的不创造价值。现在看来这个范围也小了，应该扩大。我觉得应该扩展到社会，首先应该扩展到应用科技领域。科技有两种，一个应用性的，一个理论性的，理论是基础理论。不管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凡是应用科学都应该列为创造价值，因为它与生产是紧密相关的。而反过来，理论经济学就不能列入创造价值。对这一问题可能有异议，可以进一步探讨。到底哪些应该列入，哪些不应该列入，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现在按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基础。把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基础，这是经济全球化要求的一种新趋势。市场价格的基础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价值为基础。从商品生产诞生到资本主义的初期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生产），就是说从奴隶社会的商品生产、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初期，都是以价值为基础。这在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第二阶段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开始到资本和劳动力自由转移而形成平均利润的阶段，经历了150年左右。也就是从上个世纪马克思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的这个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以国际生产价格为基础。这是指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平均利润，市场价格要以国际生产价格为基础。在国际上，必须以国际社会的必要劳动（注意：这是国际价值，不是国际生产价格）为基础规定市场价格。
（五）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许多劳动的具体特点，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私营企业主的问题。有人说私营企业主的劳动是剥削，有人说是创造价值。我认为，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应该是具有创造价值和剥削劳动的二重性。
以上是我提出的需要发展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希望我们共同研究和探讨。
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价值理论的主要区别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区别。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指的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们的主要区别有四点：
第一，古典学派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说不清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为什么要创造价值。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他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之所以转化成价值，是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点决定。每个人生产的商品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那么这个商品怎么交换呢？每种商品都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它们的使用价值，商品不可能按效率来比较。具体劳动也不可比较。只有抽象劳动才能作为商品交换时的比较的基础。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值是人和人发生关系时必须使用的一个范畴，没有它，任何市场经济都不可能进行。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是抽象劳动，只有按抽象劳动才能进行商品交换。所以，马克思说创造价值的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古典经济学不区分这二者，没有说清什么劳动创造价值。
亚当?斯密由于不懂劳动二重性，所以得出了一个“斯密教条”。“斯密教条”就是把产品中的Ｃ去掉了，产品的价值实际上变成Ｖ+Ｍ两部分。为什么要去掉了呢？原因就一句话，即同一语的反复。
第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不懂的价值的实质，不能通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价值的实质是人和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包括现在的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讲人和人的关系。而马克思的理论既讲物又讲人，既讲概念符号，又讲价值背后所隐藏的人和人的关系、社会与经济的关系。
第三，古典经济学不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学派对交换价值或者对于价值形式不做任何的分析，因此它也不懂得货币是怎么来的，价格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不区分价值和价格。马克思对交换价值进行过充分的分析。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专门讲述了价值形式，可以说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前无古人。因此，他揭开了价值形式的谜，认识到了货币的起源和价格的起源，货币是怎么来的，价格又是怎么来的，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做过，也是不打算做的事情。
第四，不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都混在一起。就是说，他们从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找出自然的物质原子，从价值中找使用价值的物质成分。这是针对效用经济学而说。效用经济学派的特点是，他们把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起来，把价值说成为使用价值。当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他们也对这一点区分不清楚，有时区分，有时不区分。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的区别。要素价值论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9世纪的初叶，就是在1800年到1815年间提出。他认为三个要素生成价值，即劳动生出工资，土地生出地租，资本生出利润。这就是他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显然，萨伊把物化劳动或资本（不变资本），也就是把机器、厂房，设备，原材料当作创造价值的源泉，起码是它要创造一部分。就是说，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价值，这是它的核心观点。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物化劳动是不能创造价值的，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折旧、耗损），即把原材料的价值、机器设备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的产品中。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一元价值论，不是二元价值论或三元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那么，物化劳动为什么不能创造价值呢？第一，物化劳动是活劳动转化而来的，它的本源是活劳动。机器、厂房、原材料、设备等等都是从活劳动转化而来的，没有活劳动就没有这些东西。第二，物化劳动是靠活劳动进行推动才能有经济的生命。机器厂房、原材料不过是一堆死物，只有用活劳动进行推动，它才能发挥经济效用。第三，价值是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劳动者进行活动，才能体现人和人的关系，死物不可能体现出人和人的关系。
使用价值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不一样。使用价值或者现在叫做物质财富，它的源泉是多元化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引用了威廉?配第的话，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就是说，生产使用价值的时候必须要有土地和劳动两个要素。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认为，使用价值的源泉除了劳动以外，还必须要有生产资料。就是说，使用价值的源泉包括劳动、土地、资本，还有自然条件。而价值的源泉只有活劳动。我们在理论上应该区别使用价值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不能把它们混淆，现在有人就把使用价值的源泉当作价值的源泉而论述问题，从而引起很多混乱。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区别。供求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就是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会之点决定商品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值论的主要区别是：供求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流通领域决定的，而马克思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领域，而流通领域是实现价值。供求可分为长期供求和短期供求，长期供求影响价值形成，短期供求影响价格的形成。但它不是决定价值，决定价值的仍然是在生产领域。在价值的实现领域产生三种情况：严重供不应求；严重供过于求；供求基本平衡。这三种状态对价值形成都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决定因素。
（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效用价值论是在19世纪的7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在马歇尔的供求论出来之前流行的理论。这个学派认为效用决定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大小是以商品的效用，特别是主观效用、边际效用所决定。如面包，它有没有价值、价值有多大，是由它的效用而定。对于非常饥饿的人来说吃第一个面包的效用最大，第二个面包的效用就低，第三个面包效用更低，第四个面包对他而言就没有效用了，甚至有反作用。所以，第一个面包的价值最大，第四个面包就没有价值了。效用决定价值的大小，这是效用价值论的基础原则。这实际上是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值，把价值与使用价值混在一起。使用价值不能决定价值，决不能用使用价值作为社会的尺度，衡量社会经济关系。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都不能代替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载体，并不是使用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
《资本论》中的货币金融理论
李扬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2002年3月27日
在《资本论》中，论述货币金融问题很散，比较集中论述是在第一卷的前几章和第三卷的几章中。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关于货币金融学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货币的产生。这是马克思对自己提出的一个任务，因为当时对货币的产生问题有很多的误解，需要澄清；第二，货币的属性；第三，货币的职能；第四，在简单商品流通条件下的货币的流通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在谈的是关于第一卷的货币流通问题。《资本论》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庞大的体系，有很多问题马克思都讨论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讨论，第二次是把流通因素加进来，把生产和流通作为一个统一体讨论，第三次是在现象形式上加以讨论。所以，讨论一个问题，比如讨论货币问题，它在第一卷中有个定义，第二卷中有个定义，第三卷中又有个定义，因而经常让人引起误解。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阐述，对于解释、说明现实中的货币现象常常是不适用的。所以，在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应该特别注意这一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了解其方法和结构，就是他的三段式，之后再去考虑马克思是在哪一个层次上讲这一问题的，这样才能避免误解。西方一些人攻击《资本论》，说马克思对一些问题的定义、概念不严谨，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三种解释，而且这些定义互相之间又不是协调一致。这显然是不懂得马克思的方法。
以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货币金融问题的简单的线索。沿着这一线索，我概括出了十一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在谈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到产品为什么成为商品，商品有什么矛盾，这一矛盾又怎么展开。在讨论这些基本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货币问题。因为，货币事实上是商品的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展开和解决（当然是外在的解决，没有最终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了解货币的起源，理解货币的本质，应当从理解商品产生开始。商品生产是产生于分工和私有制，两者缺一不可。有了分工就有了交换，这种交换可以是商品性的交换，也可以是产品性的交换。分工是一个没有社会属性的技术性的条件，可以说分工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之一。从分工只是产生了交换，并不必然导致商品生产。只有分工的各个主体都是私有者的时候，产品交换才会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出现。商品交换一出现，人们就要斤斤计较，这样就要有价格，就要衡量它的价值。由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要处理越来越多的这种价值的比较、价格高低的衡量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东西作为衡量的标准，这就是货币。货币产生的线索大体上是这样的。但这是外在的。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谈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指出了这种交换过程的矛盾导致货币产生，实际上是解决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关系、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把这一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更深的社会人文的层面。
那么，这么思辨地讲这些问题的意义何在呢？我认为，经济学的变化可以在现象形态上进行，西方经济学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变化发展的。但是，革命性变化、里程碑式的变化必须要和社会经济形态和人的活动等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很大魅力，是因为它对人们熟知的一些东西进行了一些新的概括和解释，而这种概括是很有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加入这一过程，从而联想到其它一些问题。但它是一朵非常鲜艳的，却不结果的花。应当说，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贡献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更多，他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其庞大的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到现在为止被公认为是最有魅力的体系，具有巨大活力的体系。
二、价值形式的发展
在把握了货币的本质之后，马克思用相当多的篇幅分析这样一种本质的展开过程，研究了这一本质怎么通过一种物质的形式、一种商品的形式来展开。马克思认为，价值形式有四个阶段：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马克思对每一个阶段都做了非常细腻的分析。
（一）简单价值形式上，需要强调以下四点：首先，简单价值形式的公式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种形式是存在于物物交换时期，它的本质就是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其次，这时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开始展开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开始展开了。就是说本来内在于商品之中的矛盾，物化为两个商品之间的关系。第三，在这一时期的交换是偶然的，商品还没有出现，就是说生产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商品。所以，价值量的确定非常不科学。最后，在这样的简单价值形式下，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交换物的价值通过彼此的使用价值量来体现)。
（二）扩大的价值形式的公式是：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这个时候，价值形式在扩展。一种商品的价值，如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的其他商品上。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交换已经变为经常性，而且有一部分商品有意为交换而生产。这时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是还没有商品生产（在物物交换的时候连商品都没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就是这种有商品交换而无商品生产的情况，人们只是把剩余的东西拿去交换，而完全为交换而生产的东西的比重很小（？）。
（三）一般的价值形式的公式是：
20码麻布
这个时候，商品价值的表现：首先是简单的，因为所有商品的价值都体现在唯一的商品上。这一等式变化的背后是个社会的过程，涉及到许多变化、反复的争夺、反复的争斗。其次，它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马克思用这一段话非常经典地概括了从扩大的价值形态向一般价值形式形态转换的过程。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金融问题，其中一些人认为金融问题在数学上表达非常简单。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在数学上表达很简单，但在经济上却是不简单的。第三，这个时候，一切商品不仅在质上是相同的，而且在量上也可以进行比较。
（四）货币形式阶段的公式是：
2盎斯金
这里有一句著名的话：金银天然非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在一般价值形式的阶段，全社会的各种商品的价值都用统一的一个商品来表现。接着，就要找一个最方便的表现，这一表现就是金银。所以，货币天然是金银。但是金银天然非货币，在金银成为货币之前要经过一系列的寻找过程，如，绵羊、茶叶、上衣等等，最后，人们才自然地认为金银最合适。因为：1.金银是同质的；2.纯金银容易分割；3.体积小而价值量大；4.不易损坏。
马克思谈过这些很抽象的但决非空谈（非思辨的）的价值形式变化之后，很快过渡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纸币。马克思清楚地指出，纸币是从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中产生。因此，纸币只是流通手段的代表，纸币是货币的说法不正确。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欧洲的情况。在欧洲，是国家发行纸币，而银行券之类的东西是由银行来发行，是私人发行。所以，这对没有这种情况的中国人来说，不太好理解。那么，怎样从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中产生纸币呢？这一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铸币的伪造。货币天然是金银，而金银一般都是散的，每一次交易时都要称其重量，所以非常麻烦。于是人们就开始铸币，标明这一铸币含有多少金银。铸币方便了流通，但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铸币上标明了其价值，但它又作为商品是否是值这一标明的价值就很难说。完整的铸币应该是在其上面标明的价值和作为商品去卖时的价值应该一样。但是，它一旦流通就不一样了，人们对其实际包含的价值并不太关心，逐渐这种铸币作为价值代表和它本身的价值相脱离。第二阶段，就是辅币的发行。辅币索性就用不足值的金属来充当货币，它的表面价值、代表的价值与它本身的价值不一致。辅币的发行也使得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抽象化，于是人们就想到了用更不值钱的东西来代替它。这样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纸币出现。纸币有四种属性：1.它是强制流通的；2.它是基于财政需要发行的货币；3.缺乏保证回流；4.纸币只有在流通中才有价值。纸币所以能够流通，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它当作交换手段。人们关心的是它的交换能力，而不是关心它是否有内在价值。
另一个是信用货币。马克思当时是从广义上讲信用货币，有汇票、支票和银行券。现在讲的信用货币主要是银行券。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信用货币有双重特征：一是，体现债权债务关系；二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符号。这一定义，今天依然有用。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在货币发行、货币流通活动中出现了金融。笼统地说货币和金融差不多，但如果仔细研究问题，就可以发现它们的不同。在信用货币中，货币和金融是合一的。第二，它用金融过程来完成货币供应。在西方，最早把货币问题当作金融问题来讨论的是金融学说。因为，那时货币是金银，没有什么创造问题，私人、国家都不能创造货币，而只有金银的借贷问题，即金融。然后，随着银行的出现、银行券、汇票、支票之后，人们才开始研究货币，才有了货币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凯恩斯之所以著名，不是因为他写了《通论》，创造了宏观经济学，而是因为他当时写了关于货币问题的两本书。信用货币有三种属性：首先，它是一种兑现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可兑现的，或者是它能够变成实际的商品和劳务。其次，它是一种债务货币。最后，它是一种可调控的货币。
三、货币的职能
马克思认为货币有五种职能，这五种职能在流通中展开。首先，货币是价值尺度。其次，货币是流通手段。整个商品流通由于货币的介入而分为买和卖的两个过程，同时，出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这个时候，流通手段的职能就发挥作用。就是说，买和卖分开了，人们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过去在没有货币的时候，买和卖必须同时存在。第三，价值贮藏的职能。由于流通手段把交易过程分为买和卖两个过程，货币就具备了价值贮藏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不必把当期的所有收入都消费掉，于是就有了储蓄，或者说它使得储蓄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如果没有货币，储蓄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储蓄的规模是非常小的。货币贮藏职能的出现，也冲破了个人的投资和储蓄的硬性的关联。第四，支付手段的职能。就是说可以借贷，可以赊账。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使得储蓄和投资越过了实物的形式，而支付手段使投资和储蓄的行为可以越过个人的约束。第五，世界货币的职能。在世界范围内它的所有这些功能都将发挥作用。
四、货币流通
马克思讨论了三种货币流通：金属货币的流通、信用货币的流通、纸币的流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讨论了混合流通。
关于金属货币的流通问题，要注意四点：第一，金属货币流通是一个非常分散化的运动，它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这是金属货币流通的一个突出特征。所谓从无数不同的出发，是指人们取得货币材料、取得金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进行这种分配后，把这些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到流通，这完全是个无组织的活动。同样，交易结束后，金银也同样回到无数不同的点上。所以，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不存在货币调控的问题。第二，金属货币的流通本质上就是商品流通。这是它不同于纸币流通、信用货币流通的最主要的差别。第三，贵金属的贮藏具有蓄水池的作用。第四，贵金属能够如此，是因为贵金属的价值不变。而且，只有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时候，才能有前面三条。在金属货币时期，上述四点缺一不可。
信用货币流通的发行条件就包含着回笼的条件。它所形成的是以银行为中心，以商品世界为圆周的辐射和反射的运动。信用货币流通时，其整个货币的发出和回收都是以银行为中心，而且货币的发出用贴现方式或抵押的方式。在当时，信用货币流通是有双重保证的：第一，它背后有真实的活动、真实的物品作为整个货币发行的基础。这是它的信用保证。第二，它同时承诺随时持这一券或币到银行换回黄金。这是它的所谓金属保证。
纸币的流通中应注意四个问题：第一，纸币的流通是一个无限分散的运动。纸币一旦离开它的原始点即政府，就会立即分散。第二，从起源来说，纸币流通是国家强制占有社会财富。它不像金属货币，它投入流通时没有一个卖的过程。第三，纸币一旦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离开流通，纸币就会失去其价值。第四，纸币流通有通货膨胀的倾向。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三卷中对通货膨胀没有足够的重视，因为当时通货紧缩好像是一个主要趋势。当时虽有纸币流通，但不占主导作用，金属货币流通占主导作用。但是，他阐述的这个原理，可以用来解释通货膨胀。
把三种货币流通放到一起，就是混合流通。马克思作研究的时代，就是混合流通的时代。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之所以对货币有这么多的不正确的看法，就是因为人们没看清它是一个混合流通时期，就是容易把一种规律与另外一种规律混淆起来。当时货币制度比较混乱，因此对货币的理解也比较混乱。混乱的原因，就是把金属货币流通规律、信用货币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谈到了这三种货币流通混合的同时分别执行的职能。他认为，在混合流通时期，金属货币更多的是发挥价值贮藏的作用。无论是个人的价值贮藏，还是银行作为它的准备的，还是国家作为的财富，都是把黄金作为价值贮藏的；信用货币更多的是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纸币更多的是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三种货币有不同的转换。在马克思的时代，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全社会都会去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即黄金，于是就会出现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
尽管是混合流通，它依然是个简单货币流通，是一种消极性的货币流通。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流通都是消极的。因此，就没有货币当局用货币流通手段来干预经济的问题。它之所以是一种消极流通是因为：一，它仅仅是商品流通的产物，自己没有独立的品格。二，金属货币的流通决定了这种货币流通的性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还讨论了资本主义货币流通。虽然篇幅很多，但从货币、金融学的角度讲内容不多。马克思用很多篇幅讨论了货币、货币资本、作为收入的货币、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等等。所有这些货币，只是流通中的货币的一个部分，无非是执行的功能不同而已。
五、借贷资本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讲了关于借贷资本的问题。这里谈到的是资本作为商品出现，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借贷资本是所有权的资本，借贷资本家据此而索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借贷资本是最明显的商品拜物教，它掩盖了剩余价值产生的一切痕迹。
在谈借贷资本时，马克思下了很大工夫谈了比较早期的借贷资本，即高利贷资本。首先，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小手工业相适应的，今天依然如此。其次，高利贷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经济现象，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马克思说，如果说高利贷资本有积极的作用的话，那就是它的破坏作用。它破坏了小生产的基础，破坏了自耕农和小手工业的基础。而现在，在一些先进的国家高利贷资本仍然存在。所以，高利贷资本可能有了与过去不同的作用。对此怎么解释呢？按照马克思的方法，高利贷资本如果依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它就会发挥小农经济时的作用。如果它依附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它的性质就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所以，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利贷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而且现在的高利贷也不像以前那种压榨的、敲骨吸髓的高利贷。第三，资本主义的现代银行制度是高利贷资本的对立物，所以，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高利贷资本逐渐失去了垄断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可以说高利贷资本是生息资本的主要形式，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银行建立，它只能在边边角角进行活动。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高利贷资本为主，而到资本主义时期后，就有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信用资本。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商业信用为基础的。就是说，它是以实实在在的生产、交换活动为基础。第二，银行信用是这种信用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的信用必须服从于生产和交换，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信用所取得的收益只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可能像高利贷资本那样特别高。因为，没有产业资本，就没有它的收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前是高利贷资本主导生产，而现在是生产主导信用。
这里，马克思还谈了很多关于借贷资本积累问题的问题，论述得很分散，但是非常宝贵，现在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因为中国现在正好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再生产过程停滞下的借贷资本的积累问题，也可以说是游资的出现和积累问题。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就被从现实生产中抽出来，这时候的资本供应是过剩的。可以说，每一次以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都会使得一部分资本排挤出来，变成过剩资本，变成游资。中国在过去如果说出现经济周期的话，都是以短缺为特征，不可能有资本被排挤出来，在什么时候资本都是稀缺。只有在以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周期时期，才会有货币被排挤出来，出现游资。在国际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有了过剩资本，它们到处寻找投资机会。对中国来说，据我的研究，从20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过剩，1996年之后过剩已非常明显。这种过剩是由过剩为特征的经济衰退造成的。另外，在现实中还可以通过纯粹技术手段来实现资本的积累，产生过剩资本。
第二，从现实的生产中不断地排挤出来的一种与现实资本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积累。在现实中，有一些间歇性的资本会闲置。比如，产业资本家预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没有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过剩资本放到银行或贷给别人。还有，用于个人消费的积累，由于不会马上用完，它也会形成一定的积累。但是，与现实生产相联系的这些借贷资本的规模是有限的，一般不会形成游资。形成游资的是，在再生产周期过程中不断被排挤出来的资本，这些资本又由于金融技术手段的发展，会兴风作浪。
现实资本积累和借贷资本积累总是有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借贷资本方面，而不是在于现实资本方面。这种差别有消费性积累、补偿性积累、被生产过程排挤出来的积累。借贷资本的供求和现实资本供求之间的也有差别。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是对现实资本的需求加上其他需求，就是纯粹的金融方面的需求。
六、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定期收益的一种资本。虚拟资本形成的前提是收入的资本化。马克思说，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的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一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一收入资本化了。
股票、债券等等是虚拟资本的主要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讲虚拟资本时，一直是分开两部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公司债券非常少，所以它研究的也非常少。我们知道，公司债券是股份公司相当发达的时期才会产生，而当时是刚刚建立股份公司的时期。因此，马克思研究的虚拟资本，主要是围绕股票和国债券进行。马克思讲虚拟资本，主要是从两种含义上使用的：一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泡沫、虚拟，也就是说它的规模超出了这一资本的基数。另一种含义就是虽然持有它却不能支配它赖以产生的基础。马克思更多地是从这一意义上去讲虚拟的含义。现在所说的虚拟一般是指泡沫，马克思当时所说的虚拟大致上说的是它不代表真实的东西，不支配那个资本，有股票但不一定会掌握股份公司。
马克思对国债券基本上没有肯定的评论，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了。马克思是非常讲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别，他认为生产性的是好的，非生产性的不好。他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肯定它的生产，因为它能增加财富。而他最痛恨的非生产，把钱投入到奢侈性消费。而当时在欧洲，发国债都是为了消费，是为了打仗，所以马克思非常痛恨它。
对虚拟资本的运动，马克思也作了一些阐述。首先，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发生变化。其次，价格的涨落与利息率成反比。第三，借贷资本的积累通常会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虚拟资本，是考察它是否代表真实的东西，它赖以形成的财富在还是不在的问题，而不是现在所说的把一个东西吹成一百倍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运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分析现代的股市泡沫问题时应该特别注意。
七、资本主义信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信用问题阐述比较多。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资本主义信用有均衡全社会利润率的作用。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迅速拉平全社会的利润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实是在讲资源配置的问题。第二，资本主义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因为，信用货币会使得现实货币流通量减少，会节约与金属货币相关的各种劳动和资源消耗，提高流通速度。这一点，使我们又一次感觉到马克思的伟大。最近两年，我们的货币当局在推动商业票据以及相关的票据贴现、转贴现、再贴现，大量地减少了现实货币。这对节约与金属货币相关的各种劳动和资源的消耗，从而提高流通速度，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今年有所变化。第三，加速再生产过程，促成危机。所有关于促成危机的作用，都是基于买和卖分离。信用的产生，使买和卖有了更大规模的分离。第四，它促进了股份公司的建立，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了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分离。西方所谓的经理革命和我国最近几年才开始追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问题，马克思很早以前都已经说过，而且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对很多问题马克思都已看到，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而没有展开研究。马克思认为，因为股份公司的建立，资本扬弃了它的私有性质，变成了社会资本。就是说，股份化不是私有化，而是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了（赤裸裸的歪曲）。对这一问题有很多争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八、国家信用
马克思对国家信用根本就不看好，是否定的。但这里马克思讲了一个事情，非常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例证来研究。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建立的时候，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也就是说，它买进了一笔政府债券，放出一笔英格兰银行的债券，资产面是一笔公债，负债面是一笔钞票或现金。英格兰银行有了这批公债后，基于此它不断地通过存贷活动展开了商业银行的活动。马克思对这一事情虽然引证的特别多，但评价很少，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这一问题，值得我们作为例证来研究。
马克思还认为，国债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在国家信用方面马克思提醒我们的一个要点，需要注意。
九、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
在信用制度下，就有了货币流通问题。内容很多，这里不再细说。在流通问题中，有两个到现在依然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需要关注：一是通货主义的主张，一个是银行主义的主张。马克思对这两派的观点没有特别多的结论性的意见，但是有大量的引证和评价。
当时由于中央银行制度刚刚形成，因此对中央银行的活动有很多争论。通货主义学派有三种主张：一，发行钞票都必须是百分之百的要有黄金准备。这显然显示了当时金属货币在流通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二，发行权应当集中在英格兰银行。这是强调了中央银行的功能。三，英格兰银行应当划分为发行部和银行部两部。这里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因为当时英格兰银行把发行货币和经营货币都放到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中央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放到一起。通货主义学派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争论中，通货学派的主张占了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银行法。所以，通货学派的高明之处，一是提出了第一部银行法，二是主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而它的失败之处是把货币供应非常严格地束缚在金属之上。也就是说，它使得中央银行无法有货币政策，没有调控。所以，马克思说：“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时又限制它的供给，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却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把两次危机都克服了。”这里，马克思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货币政策问题。
与货币主义学派对立的是银行主义学派。银行主义学派认为，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完全取决于社会需要量，银行不能左右它。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说：“银行券若无需要，银行决难发行。金币与纸币通常作为支付手段流入市场，银行券则以贴现贷款的方式发出，到贷款期满后所发出的银行券又依然流回于银行。所以，银行券决无限于过多以至泛滥于市场之理。”货币学派认为用黄金来调控货币，而银行主义学派却认为调控货币不需要与黄金连在一起，社会需要多少就发行多少，而且用贴现的方式保证它回流。马克思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现在，美国的联邦储备法基本上是以银行主义的理论为基础。
银行主义学派虽然脱离了硬邦邦的金属的束缚，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危机时期由于真实票据减少，货币供应还是会大幅度减少，从而加剧危机。所以，应该找到一个新的基础，不受黄金的约束，也不受社会需要量的约束，只受政府的自由意志的调控，这个基础就是公开市场的操作。公开市场的主要操作对象是国债。银行最早是买卖黄金，然后是买卖票据，也就是贴现。但这些都要受到束缚，都满足不了中央银行的逆风向调节的要求。而在国债上中央银行找到了完全地摆脱这些束缚的出路。这时，就出现了货币理论。因为，黄金和商业票据是自动或基本上是自动调节货币，只有在自主调节货币时，货币理论的产生才有可能。
十、利息和利息率
马克思对有几个问题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他认为利息率的高低应该有界限，即零和平均利润。其次，他不认为有自然利息率存在，但认为存在平均的利息率，而且这个利息率有下降的趋势。下降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倾向是过剩，也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产会过剩、商品也会过剩，其结果是物价下跌，利率下降。当然，利息率在经济周期中有变动，马克思对此也进行了论述。
十一、世界货币
对这一问题，马克思讲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他谈到汇率的调节作用。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货币是黄金，整个的调节是以黄金本位为基础的。不能把这种调节完全搬到现在的无黄金准备的货币制度上，但马克思的思路非常清楚。
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对现在的问题做出现成的答案，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他的方法上，马克思的方法是永存的。（读书非为求答案，而是求方法。）
剩余价值理论
裴小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2002年4月3日
我所分担的这一讲是剩余价值论。广义地来讲，整个《资本论》讲的都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狭义地来讲，主要是阐明剩余价值概念的这几章、这几篇，就是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它的内容是包括《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篇到第五篇，也就是第四章到第十六章，一共四篇十二章。从篇幅上来看，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一半。这些内容与《资本论》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共同构成了《资本论》的基础，也可以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这个部分是确立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部分。在这几篇当中，马克思采取先研究货币再研究资本的方法，确立了剩余价值的概念，指出了出现于市场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修正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通篇揭示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本质规律。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作为一种结合生产关系解释分配关系的学说，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和作用都做出了非常科学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问题，为科学地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阶层的实际作用和应得利益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学说在当前是非常有用的，其他的学说是无法替代的。
在马克思这个学说提出以前，按照一般人的认识、根据社会表面现象进行的分析，认为在封建社会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因为他们有钱有地，处在一种支配的地位。虽然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承认了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价值的作用，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虽然价值、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按照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这是自然的，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也是对生产、经济发展有利的。只有马克思的理论揭示了这种“自然秩序”有（任何事物，如果它是“自然的”，它就必定是“历史的”，也即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的，而不是永恒的、绝对不变的。它做为事物，或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存在，既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合理性导致了它的必然产生和发展，不合理性预示了它的必然灭亡）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方面，有局限性。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如果这种状态持续进行，两极分化持续，当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是不能维持的。
指出了劳动者的利益所在和他们的利益扩大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是马克思的一个功绩。其他的理论没有揭示，马克思把这个道理讲了。我觉得这个道理在当前也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剩余价值理论在目前、在中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一些人试图借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否定剩余价值论的学术成就，认为价值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剩余价值就更不能成立。剩余价值论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成果，只不过是一个道德宣传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种挑战，是把剩余价值论看成是不需要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自然科学理论，就是说，马克思当时怎么说的，现在不管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还要怎么说。这个恐怕也很成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是依据社会的环境、经济的关系而提出来的，不象自然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是根据自然的变化、自然的条件而提出来的，社会条件不管怎么样变化，只要自然条件没有变，则这个理论还能成立。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分析社会关系得出来的，社会关系变化了，理论怎么能还是不变呢？不发展怎么行呢？拿过去的理论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关系下还说一样的话，肯定不能对新的社会关系做出解释。这样也就窒息了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的路径，只能把剩余价值理论束之高阁，没办法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对这两种挑战做出回应，剩余价值理论就很难在中国、在当代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对剥削的错误解释、到处传播，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实际作用和应得利益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定位，就会导致人心涣散和经济停滞。因此，针对上述挑战做出回应、深化对剩余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有关剥削的问题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协调我国各阶层人们的利益关系，推动我国生产力的更快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具体如何深化对剩余价值论的认识，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剩余价值论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现在研究剩余价值论不是去研究一百多年以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也不是研究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主要是为了探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并运用这个理论推动我国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有以下几个和我国的现实联系非常紧密的基本理论问题特别需要澄清：
第一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含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首创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整个过程的分析，提出了价值、使用价值、劳动力、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否存在内在矛盾、是否是完全合理的理论，在论述它的合理性同时重点要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和问题。这种学说虽然是以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但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存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这些其它机制的一种纯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即单一市场交换机制存在的市场经济的科学抽象分析。
要理解剩余价值，首先就必须要理解价值。对于价值的定义很多，比如效用价值论，有用就是价值；价格价值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就是价值，这也是一种说法。还有哲学方面的一种信仰，也把它叫做价值。日常生活中说的价格的平均，平均价格就是价值。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这样的一种定义是不是也有道理呢？我觉得也有道理。在马克思的范式里，效用也有它的位置，那就是使用价值。但是马克思分析的是商品社会、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一定有价值？这恐怕不一定，在商品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大部分并不是为自己进行的，而是要对别人有用，才具有价值。商品生产时存在分工，分工就存在交换。生产一件东西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也不是为了自己有用，而是要为别人有用。如果一种东西生产出来了要对别人有用，那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要能卖得出去。存在交换的情况下就有交换价值。为什么要把它定义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在马克思的分析里可以看出，人们对生产的贡献真正对他自己切身的花费就是劳动的花费。人们在市场中的交换，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的交换，确实也有物在里面，但是物的贡献、物的交换和人的交换已经不是一码事情了。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就是为了把物的作用撇开，纯粹地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拥有一百亩土地的地主，他对生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对生产的贡献就是出让这一百亩土地，让别人去耕种所操的心。土地和自然可以长庄稼，这是它的边际生产力，是对社会的贡献。但这个贡献并不是地主的贡献，而是自然和土地的贡献。如果在生产中如果还要利用某些资本，那么不从事经营管理的资本所有者对生产的贡献就是把资本这种物出让出来让别人去使用所操的心。机器厂房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他本人的贡献。有人说企业家才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有贡献。如果一个人他很有企业家才能，但是他不去从事任何经营管理的话，那么他对财富的生产还是不可能有任何贡献。所以，地主所操的心、资本所有者所操的心、还有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才是和劳动者的劳动可比的、他们对生产的实际贡献，也就是生产中他们本人实际花费的。所以马克思把价值抽象为用劳动来说明，体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道理的。按照他的说法，商品交换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的实质就是通过商品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价值只能附着于商品之中，也就是必须附着在使用价值中，价值的载体是使用价值，但是不能把价值理解为物，理解为使用价值。价值仅仅是一般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有二重性。在商品交换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要素创造价值论，是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是要素创造财富，也就是使用价值论。有些学者提出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论点，是混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关系。这些论点都是把劳动力等同于一般生产要素，把劳动力拟物化，而且把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过程等同于创造价值的过程，也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剥削和雇佣劳动的本质。和上述这些理论不同，剩余价值理论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了人和人的关系，他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除了偶然的巧合，物不会按照人的愿望自动地为人类提供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对财富的创造没有贡献。现在有些学者不敢讲财富，一说劳动者的作用就说是创造价值，好像只能解释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能解释现实。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剩余价值论都是为了解释现实的。马克思也反对过拉萨尔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说自然也是财富的源泉，而且他引用过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主要是从否定自然、物的作用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是说物和人、劳动是等同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恰恰要说明的是物和人除了有相同的作用之外还有不同的作用，人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新的价值，而物除了偶然的巧合能自然地变化、偶尔也可能满足人的一些愿望，但是不会自动地为人类提供财富，而且物本身不参与分配。
人类社会从几万年以前处在原始状态，自然环境到现在有多少变化？研究环境的专家讲没有什么，还有些恶化。但人类文明有多少的进展？没有人的劳动，这些文明怎么会创造出来？创造不出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就是表明了这些事实。这一理论就突出了劳动和劳动者不同于物和物的作用的那些作用。这才提出了超过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个概念。这样也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它是客观存在，不是强加的。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剩余价值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和剩余价值概念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剥削。马克思用剥削这个词特指是剥削劳动，也就是在阶级社会（在分工基础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统治的那种社会）赖以存在的统治阶级——阶级社会的特点就是统治阶级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使被统治阶级必须用部分劳动时间为统治阶级生产必需品。阶级社会内的分工必须以榨取剩余劳动（也就是超过劳动阶级本身生产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为中心。正是被统治阶级在为统治阶级的再生产而劳动着，从而也就是为最终实现他们被统治的再生产条件而劳动。所以，作为对剩余劳动榨取意义上的剥削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上述的一般属性。它是一种阶级社会，其中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建立在对大量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完全剥夺，他们一无所有，不得不依靠为资本家阶级劳动而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特点。它的剥削关系几乎完全被商品交换关系的表象所掩盖，工人的剩余劳动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乍看起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完全公平的。前者出卖劳动力，后者付给一定的工资，双方同意后成交。但是这个阶段完成以后，看到的就不是自由和公平，而是进入了生产的秘密角落。这就是马克思揭示的在当时资本家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政府为资本家阶级单方控制的情况下，资本家可以强制地迫使工人为他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种关系。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就是指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剩余产品，这是一般的。但这种产品由于整个社会环境、经济关系不一样，和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在性质上、组成上、结构上都有不同。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它称作新增价值，以区别于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我看也有一定的道理。这种新增价值是在扣除物质成本c，个人应得（这不是马克思讲的v，而是包括一部分人力资本投资、生活改善等），以及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的那一部分，仍然是剩余劳动的结果。但是已经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当时讲的剩余价值m。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要不要剩余劳动、剩余产品，而在于它的占有和分配原则：是不是被少数人无偿占有，多数人都得不到。剩余劳动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基本经济根源。没有扣除消费的剩余和积累，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一切生产劳动和商品经济的共同经济规律。没有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生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剩余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新增。如果用新增价值来说明生产的目的，人类生产的手段之一就是努力新增和使新增不断扩大。新增是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存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整个过程，一切人类劳动都要有新增价值。运用剩余价值论可以说明新增价值、新增价值的来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论也是有适用性的。
第三是雇佣八个工人的问题。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因为这一直是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341页到343页）举了一个雇佣八个人的例子。这个例子过去就成为我们划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一个依据，雇佣七个工人是小业主，雇佣八个工人就把他定为资本家。这个问题现在引起很多的争议。
我先把马克思这个例子的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假定一个工人自己干活养活自己需要每天劳动8小时。后来他有了一些积蓄，花了一些资本雇了两个工人，让他们每人各干12小时，这样两个工人一共干了24小时，两个雇工每人各用8小时自己养活自己，剩下的8小时是原来的雇主过和雇工一样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雇主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还不是增加财富，他自己也可以与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他只是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物、小业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目的是要增殖价值，而且资本家的生活要比工人好。这样他才能把全部的时间用于剥削活动。为了进行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上面提到的雇主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本，他的生活水平才可能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于是，他最少就要有可以雇8个人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必须足以推动下面过程的进行。用8个工人，一个工人干12小时，一共96小时，其中64小时用于8个工人自己养活自己，已经成为资本家的雇主就得到了96-64=32小时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其中的一半，16小时的剩余劳动，使资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其中的另一半，用于投资再转化为资本去追求更多的财富。
马克思为什么提出8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主要参照西欧行会制提出来的。根据史料记载，西欧行会制对每个行会会员的数目和每个会员作坊的雇工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会员作坊除了行东以外，一般规定可以雇帮工1-2人，学徒2-3人，可以雇3-5人，这是一般的规定。行东师傅对雇佣人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剥削。这种制度产生在欧洲经济停滞的12-13世纪。对内，行会严防自由竞争，限制劳动力扩张，禁止业主任意增加资本。为了使会员有平等的营业机会，禁止私卖廉价商品争取顾客，监督会员不得使用欺诈行为以确保商品质量，谋取全体利益。对外，行会要求绝对独占，为维持对外特权，限制外地人在本地经商，或者其他非会员从事手工业，设监守官监督会员的非法交易。虽然行会制对于保证产品质量和经营信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严重地限制了个人之间的竞争和企业的扩张，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行会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在16-19世纪之间都逐渐解体了。
在过去，人们对马克思8个人的例子的理解是描述小业主到资本家要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倒也可以读出这样的意思来。但这不是主要的。马克思用这个例子主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要成为资本家是很难的。工人要变成资本家，在当时资本主义初期的情况下，他必须使用的工人人数从而必须掌握的货币额必须远远超过中世纪行会老板所受到的限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货币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资本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成资本家”。就是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做老板所需要的最低资本额很大，普通工人独立生产的难度也加大了，他们更难逃出受剥削的境地。从8个人的例子讲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来，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后一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主要论述的是工人对资本家的形式隶属，就是说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虽然工人在给资本家干活了，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他还有能力独立生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存在着越来越细的分工，工人的地位就进一步下降了——已经提出最低资本额的问题了。到了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工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成为一个局部工人，没有能力做一个完整的产品，只能是做一部分事情，向实际隶属于资本迈了一步，而且资本额又增加了。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工人的地位更加下降，成为机器的一个附件，要求的最低资本额也越来越大。在马克思当时确实有这个趋势。在资本积累理论里的描述与历史的描述完全一样，随着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发展，资本越来越走向垄断，垄断势力越来越大，很多小企业家都纷纷破产，变成工人，无产者队伍越来越庞大。
但是后来的情况不太一样，随着工人反抗的增加、危机的出现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促成了工人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白领蓝领、有技术工人、有的进入了经理阶层等，很多不是雇主的人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来看，各国的最低资本额实际上不大，没有进一步增大而是减少了。
第四是剩余价值论的学术价值问题。从表面上一看，人和物在财富的生产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或者有时候物的作用上还更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有地有钱不必出力，工人用劳动和他们换钱是很合理的。剩余价值论单提劳动创造价值，把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占有说成剥削，表面上是没有看到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某些人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有政治意义或道德说教上的意义，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其实，只要和西方主流分配理论比较一下，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学术价值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假设为生产函数的企业的基础上的。假设为“黑箱”的企业使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来制造产品，并且按照计算出来的对总产品所增加的贡献，也就是边际产品向每一个要素付酬。如果一切正常，则企业付出的酬金总数则刚好等于企业实际所获得的净收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归资本好了，为什么要给资本家呢？以下的地租亦当如此。），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这些收益都是他们提供的服务的报酬，各种生产要素谁也没有剥削谁。利润、工资和地租是由供需比例来决定的。比如说资本和土地的数量大大多于利用他们所需要的劳动的数量，工资率就会提高。
这种理论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把要素的贡献和人的贡献等同起来，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从剩余价值论的角度却可以看到，就劳动者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来说，他的收入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力的价格和生产时间的函数，所得到的收入可以说是来自他的贡献；但是对资本和土地所有者来说，他们利用其财产得到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他们本人的贡献。这里指的是利用财产所有权得到的收入，不是指经营，经营可以归入工资、归入劳动收入。这个收入不是来自他本人的贡献而是来自这些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贡献。如果这些资本和土地是人的话，按照对生产或者社会的贡献得到它们的收入当然是合理的，但是这些物并不是人，本身是没有权利获得收入的，有权利获得收入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占有它们的人。
因此，谈论利用这些物取得收入是否合理，只研究这些物对生产的贡献是不够的，还要研究人们对这些物的占有和利用是否合理。在这些方面，西方主流理论恰恰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由于人们在生前无法选择家庭、个人天赋存在差异、市场外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市场有多方面的影响，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人们对物的占有和利用也会有存在很多的不合理。如果有这种不合理性的存在，又怎么能够把物的贡献和人的贡献等同起来？何况完全竞争只是理论的抽象，在现实中不完全竞争才是常态，在这种竞争中人们的财产权和收入就会有更多的不合理。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只按照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不考虑他们的实际劳动贡献，不引进他们之间的平等协商机制，完全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分配产出成果，是不可能使得对生产力发展贡献最大的人得到的奖励最多的。这样就必然使社会出现过多的食利者阶层，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剩余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劳动，用劳动说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做法是反映现实的，有客观根据的。
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所推行的利润分享机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保护劳工立法机制、累进式的所得税机制、遗产税和土地税机制、社会福利补贴机制、政府干预机制等，表明这些国家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虽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但是都没有完全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而是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着向劳动贡献大的人倾斜的机制。如果完全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一个明显的现象就解释不了，各国的存款利息率应该和各国的平均利润率一样高，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的关系在各国都是利息率要低于平均利润率。可见在现实中单凭财产的所有权是不可能按照物的边际生产力得到收入的。
在农作物的收成方面，如果把土地具有的自然力和农民具有的劳动力相比，恐怕在很多情况下，土地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农民的贡献，恐怕90%是自然、土地的贡献，农民的贡献有10%就不错了。但农民与地主的收入比不是这样的。比如国民党到台湾以前，台湾地租差不多是收割量的50-60%，这已经是很高的。国民党到了以后实行了375减租，强制把地租减到主要农作物产量的37.5%，这种做法显然就没有遵循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但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是台湾经济能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再如美国，舒尔茨对美国的收入分配有一个描述，到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是雇员报酬，剩下的1/4则归为所有者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以及公司利润等。人们在自我雇佣的工作中和管理自己资产的过程中花费的生产性劳动所得、所取得的规模相当大的收入也归入四类资产收入之中。有一种保守的估计，认为与人力相关总收入在1970年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4/5，这些收入包括雇员报酬加上自我雇佣收入再加上市场部门内部对资产管理所产生的收入。所以总的来说，单凭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得不到太多的收入。美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在上升，资本所占份额在下降，地租的收入份额从1900-1909年的9%大幅下降到1970年的3%，与土地原始所有权相对应的农田地租现在已是美国国民收入中极小的一部分。（引自《报酬递增的源泉》第83-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这些现象说明剩余价值论并不是解释不了现实，而是很好解释现实。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反而解释不了现实。因为现实里的收入分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而不是物与物或人与物之间的收入分配。同时也说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及剥削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生产力发展的途径。发展生产力就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享，不能总让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生产力必须遵循这一方向才有真正的发展，否则，即使有所发展，必然也是片面的、畸形的，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这种理论可以看出为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纯市场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从中亦可看出，所谓市场机制就是资本主义机制，按生产要素分配实际上满足的是资本家的要求）需要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等其它机制做补充。
二、剩余价值论发展的依据
马克思以19世纪的英国为对象运用剩余价值论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工人、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都作为人，用对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研究为每个劳动者的贡献和应得利益定位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把物的贡献和人的贡献混淆起来，将工人等同于物，将工人的作用等同于物的作用，不能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这种理论只适用于分析可以把人等同于物的资源配置问题，却不适用于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分配关系，不适应于揭示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和路径。正因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分配关系的社会科学，所以必然要随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当代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分配关系变化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劳动者地位上升、纯食利者地位下降。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普遍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享。
下面把可以作为发展剩余价值论依据的劳动者地位变化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享现象分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来做一概述。
在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作为主要研究典型的19世纪的英国，工人象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得一无所有”。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企业采取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工人物质财产很少，人力资本也很少，非常容易替代。工人离开资本家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政府由资产阶级单方控制。工人政党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英国第一个工人政党、苏格兰共产党1888年才成立）。不象现在工党是执政党，工会会员是集体会员，所以布莱尔，包括撒切尔掌权时候在英国推行一些损害工人利益的事情都要遇到很大的阻力。但那时候不行，工会力量很弱，劳资之间的力量的差距极为悬殊。所以不可能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享的。
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本国的工人运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完成了从早期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主要特征是：在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成果进入家庭，工业文明的观念融入生活，民主政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高技术生产方式、现代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当然，这种现代的工业社会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相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而且现代工业社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这期间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经济危机中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干预的混合市场经济，欧洲建立了福利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在实行这类市场经济的国家，收入分配可以分为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层次完成的，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是通过雇主、工会、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来决定的，其中有集体谈判、政府干预等；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对个人和企业收入的调节，通过经济政策、各种税收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税、遗产税等和社会保险福利机制等来实现。20世纪初期到中期，企业利润基本还是按照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来分配，明确实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享的不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相当多的企业，作为全部收入分配基础的企业收入分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有关研究表明，四个制度变化非常突出，已经成为分析生产分配关系不能不重视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利润分享制，指企业所有者和企业职工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企业收入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的特点就是企业职工参加企业利润的分享但是不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根据赢利状况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享、利润分享的比例和分配方法，有利润的时候可以进行利润分享，没有利润的时候可以不进行利润分享。 （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过程，不享有工作场所的民主权利，怎么能精确地知道企业有没有利润？）
在20世纪70-80年代，利润分享制在美国和法国等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法国，1974年有1万个利润分享计划，参加人数达到475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2.5%，符合规定的上市公司中大约有2/3的企业实行了利润分享制。1990年法国参加利润分享的人数达到1400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60%。在美国，1974年利润分享计划达到18.6万个，80年代的中期达到43万个，80年代末有15%的公司实行了利润分享制，参加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2%。英国政府1978年制定了利润分享法规，1980年参加利润分享的职工达51万人，1988年利润分享计划756个，90年代全国96%的职工参加了利润分享制。当然这些都是指正规的利润分享，非正规的利润分享要比这些数字反映出来的大得多，很多利润分享是以奖金、高工资等其它形式来体现的。把并不是明确规定的非正规的利润分享算上要远远大于这样的一个描述。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做过调查，美国普通司机在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的同样劳动，工资有很大的差异。香港教授张五常说香港除了大学教授的工资合同是固定工资合同以外，香港的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和他的单位的效益挂钩有浮动的，没有固定工资合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事实上的那种利润分享。
第二就是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价值指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总值。企业价值分享制的特点就是企业授予职工本公司的股票，企业职工和其他股东一起分享公司市场价值增加，同时也承担股票价格下降的风险。持股职工关注的重点是股票增值的收入，而不是公司所有权。价值分享制兼有利润分享和所有权分享的特点。相对于利润分享制，参加分享的职工要承担企业股票价格的风险，参加分享的企业可以减少现金支出，职工和企业的利益可以结合得更加紧密。相对于所有权分享制来说，价值分享制参加的职工比较少考虑公司的所有权，一般不承担公司的亏损或者债务，参加分享的企业可以减少管理成本。企业价值分享制适用于已经上市的公司和计划上市的公司。
美国国家职工所有权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80年代末以来企业价值分享制扩散很快。美国分享数据公司对电子工业企业的调查发现，1992年授予全部职工股票期权的企业只有30%，到1994年达到54%。在大型上市公司中，价值分享制的扩散也在加快。1995年《财富》杂志评选的1000家大公司当中，只有13%的公司授予公司60%以上的职工以公司股票期权，1997年1100家上市公司中，有53%的公司授予全部职工以股票期权。80年代英国政府制定了鼓励企业授予职工股票期权的税收优惠法规，到1988年6月约有3600多家企业授予职工股票期权。
第三是企业所有权分享制，指企业职工通过持有一定份额或全部股份，同时以职工身份参加企业一般收入分配和以股东身份参加企业利润收入分配的一种企业分配模式。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的特点就是职工既是企业的员工也是企业的股东，持股职工和企业其他所有者一起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分享经营收入。职工股份一般只能在企业内部进行买卖，有些企业的持股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有些企业的持股职工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职工持股有三种情况，一是职工资本股权，指职工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获得企业股权；二是职工知识股权，指职工创造的知识产权转化为企业股权；三是职工人力资本股权，指职工通过利润分享、工作奖励等获得企业的股权。有人说，企业的持股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把企业的危机、风险转嫁给职工了，一些职工在企业里面也没什么权利。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分析，在其它一切条件不变时，有了这份财产和没有这份财产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比没有好。有了以后通过集体谈判，职工的股份合起来可能就比较大了，在企业经营事务中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职工对整个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没有发言权，一切都没用。被收编和招安者的下场，水浒传里面就有很好的记载。）
根据美国国家职工所有权中心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的主要形式是职工持股计划和401（K）退休计划，都有了很大的发展。401（K）退休计划的内容是参加这个计划的企业可以选择将现金或公司股票存入职工退休账户，如果职工和企业都选择存入现金就与企业利润分享制相同；如果存入或匹配公司股票，就是企业所有权分享。美国劳动部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1993年全国有114667个公司参加401（K）退休计划，1998年全国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的企业中实行401（K）的企业有54500个，比1994年的28623个增长了92.5%，占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的企业总数的71.5%，1998年美国利润分享理事会对660个公司的调查发现，大约52%的实行401（K）计划的公司匹配了公司股权；实行401（K）计划的上市公司中，大约有60%的公司匹配公司股权。
第四是企业管理权分享制，指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又叫职工参与制。由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必然就会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改善劳资关系。根据现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企业投资者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包括资产权、管理权、利润（或者叫剩余索取权）等。如果职工不是企业股东就没有企业所有权，也没有管理权，没有管理权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就是企业所有者与职工分享企业管理权。
管理权的分享制与所谓的经理革命是不一样的，经理革命是指在股份公司里，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没有企业所有权的经理成为企业管理权的实际控制者的现象。在大的股份公司里，众多的小股东实际上没有管理权，他们只能通过“用脚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来影响公司的管理决策。随着机构法人持股比例的增加，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趋于合一。股份公司里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部分分离，职业经理的管理权是来自于董事会的授权，而不是职业经理和企业所有者分享管理权，职业经理可以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必须先满足股东的利益，否则就可能被公司董事会解雇。职业经理并不代表全体职工的利益。管理权分享制是指职工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参与企业管理，代表全体职工利益。职工管理权来自法规、习惯和惯例的力量，不是来自企业所有权或企业所有权的授权，而是来自职工本身的力量以及政府里职工利益代表者的支持。
德国是实行企业管理权分享制的典型。职工参与管理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选派职工代表进入公司领导机构如监事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董事会）和理事会（公司的日常管理机构）；二是通过职工委员会来参与管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职工参与制的法律。例如1951年颁布的《煤钢行业参与决定法》规定职工在1000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和理事会要有职工代表，监事会由11人组成，包括劳资双方各出四名代表，各推荐一名外部代表和联合提名一名中立者。1952年颁布的《企业组织法》规定，职工在5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设立企业职工委员会；职工在500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成员的1/3必须由职工代表担任。1976年颁布的《参与决定法》规定，职工在2000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由劳资双方的代表组成，比例为各占50%，职工代表由工人、职员和高级职员根据其在职工人数中的比例选出，在职工代表选举中，工会的作用很大。职工委员会是按工人和职员的比例选举产生的，每3年选举一次，凡年满18岁的职工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职工委员会参与决定权包括监督关于职工利益的法律和劳资协议的执行情况，在工资和福利问题上享有与资方对等的参与决定权，享有企业经营知情权和咨询权。目前德国有职工2200多万人，实行职工参与制的一共有职工186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85%。参与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的发达国家也存在。
国内也有一些情况和马克思时代不一样。马克思时代大部分实行一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企业主在生产分配等一切方面有不受控制的决定权，工人只是被当成机器原料一样的生产要素，只是机器的附件，工资可以被压在非常低的水平。而且英国和其它国家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依靠教会的力量和工人自己组织的共济会等团体来提供社会保障，根本不可能起到社会保障的真正作用。失业以后非常凄惨。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716-718页有很多的描述，一旦失业就进入贫民院，跟进入地狱差不多。《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对这些情况有很多描写。
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英国当时全是私营企业。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呈现出国有经济、混合经济和民营经济三足鼎立的局势。在GDP的构成中，国有经济大约占1/3，混合经济大约占1/3强，民营经济大约占将近1/3。2001年6月底，民政部宣布全国有各类社团超过20万，这些社团的活动显示中介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劳动者可以和多种资本相交换，存在着多种选择，也有机会自办企业，没有象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完全隶属于资本。
第二是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提高。2001年中国绝大部分公众的生活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2000年8月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的调查指出在中国人们的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6%，这表明中国居民所担负的基本生活费用比重在下降，而由于个人和家庭发展的优化生活质量的费用明显提高。2001年5月对10个城市300户居民的调查表明，近5年来，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所提高，有近70%的居民认为比5年前收入增加了，其中24%的认为有所改善。这表明在我国工人也没有象马克思所描述的贫困化趋势，而是收入有所提高的。
第三是中国的财产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也有一定的财产，而不是马克思描述的当时英国工人没有或只有很少财产。到2001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7.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8%，人均储蓄余额由2000年的5082元提高到6000多元。中央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表明55%的居民所拥有的债券、股票、存款、现金等金融资产都比5年前有所增加，其中有17%的居民增长率超过一倍，只有22%的居民和以前持平，还有23%的居民比5年前有所减少，金融财产减少的居民当中，有41%是因为买房而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居民的财产状况有所改善，相当多的人有一定的财产。
第四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在稳步地推进。2001年这方面的改革就集中在完善一系列已经出台的新政策、新措施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领域都有一些新的改革。城市有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度，使得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得到一些保障。在农村，很多居民不象英国那样被剥夺了土地不得不流入城市，而是有土地或一定的生活来源，到城市只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争取更多的收入，而且农村的社会保障网也在建设的过程中。在上述的背景下，中国的各类企业实行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分享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都在不断的探索之中。比如深圳华侨城集团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2000年初，华侨城集团就制定了《华侨城宪章》，明确提出三条，第一条就是内部产权革命，逐步扩大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和高科技专业人员的持股比例；第二条就是新分享经济，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除工资性报酬以外可以分享企业利润；第三条，资产责任人格化，责任人的个人利益与资产的保值增值密切相关。在这类企业制度的框架下，员工享有的权益显然远远大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早期的英国工人。
总之，所有上述这些新情况新变化都为剩余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说明劳动的作用、劳动者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分享劳动剩余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现实基础。
三、剩余价值论与对我国现实的新认识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剩余价值论为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和工具。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关系是不断变化的，这种理论也必须随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认为在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的现实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也是我们的初步认识，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方面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剩余价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增价值是有区别的。这种新增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研究对象的19世纪的英国政府是被资产阶级单方控制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关于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占有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投资者、雇工者、经营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和不同的资本相交换，同时他们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财产和财产收入。企业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已经广泛存在，企业利润被投资者、雇工者、经营管理者独占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更多地看到投资者、雇工者、经营管理者的功能，不能轻率地把他们和19世纪的英国资本家简单地相提并论。同时由于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新增价值，也需要做出很多的扣除，所以我们就应该把剩余价值所影像的剥削内容锁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剥削概念里，应该扣除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是劳动者所得。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劳动所得不应该仅包括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而且还要包括一部分利润，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不应该没有财产。剩余价值理论用财产来说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支配依附关系是正确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早期确实是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工人一无所有而且也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家有很多财产可以雇佣很多的工人，一个工人离开他只会损失很少的收入，而工人离开资本家则全部收入都没有了。所以马克思说工人被一种无形的锁链捆绑在资本家的手里。但是他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问题。如果光是国家有财产、政府有财产，然后雇佣雇员，工人的地位还是不能有很好地改善。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存在工人对政府、对国家的单方依附（但是大规模下岗运动并不是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力和生活改善受到了相当大的局限。我们现在要吸取资本主义早期的经验教训，也吸取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教训。劳动者要有财产，劳动者必须要有机会进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点，如今已被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所带来的“机会”所挤干净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能力，必须有权得到超过其必要生活资料价值的价值。另外，劳动者所得当中，还要包括在社会公积金得到的各种福利和补贴等。这些劳动者所得都不应该视为剩余价值。因为这一部分并没有被无偿占有，而是回归给劳动者了，或者在收入里分享利润了，或者国家先是收回去了又以其他的形式如社会福利基金的形式分配给了劳动者。
第二是为国家和社会生产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他为人民所花费的各项费用，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国家和社会生产是一切劳动者的义务。这部分上缴国家的价值就不应该看作是被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而应该被看作是为社会必需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包括用于国防、卫生、政府、科研等。这部分费用要由社会来扣除，而且对每个人扣除的大小可以不同。
第三，劳动者靠劳动积累而不是靠继承所拥有的资本的再增殖。在劳动人民已经掌握政权当家作主的国家，所有劳动者都要富起来，都可能有一定的财产，要否定的只是不劳而获。社会主义国家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二是要保护劳动者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如果劳动者只有劳动权却没有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劳动就会失去目的，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早期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劳动者失去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大多数人都为别人干活。干活的成果都被别人剥削占有了，得不到劳动所得就没有积极性工作。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家不能随便投资，也不能随便进行劳动，对劳动所得的占有也被否定了，利润完全由集体占有，对个人就没有激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保护劳动者有权享有靠劳动积累而不是靠继承所拥有的资本的再增殖实际上就是保护劳动者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只要这种再增殖不是靠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得到的，就不存在剥削问题。
第四就是投资。投资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投资成功不仅可以使企业家的利益增加也可以使存在利益分享的工人和企业其他人员的利益增加，包括也可以使社会的财产增加。没有投资就没有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投资有可能导致剥削，但主要的是促进社会进步。所以投资要从剩余价值当中扣除。在我国和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很多国家，不管是不是有明确的规定，投资的利润在很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被企业家一个人独占。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利润分享广泛存在。企业家的利润中得自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并且用于自己过奢侈生活的部分才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其他的部分应该从剥削的含义中扣除出来。
第二个方面的认识就是市场制度以及市场制度所必需的如所有制、分配制度最终都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是人为可以消灭的。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甚至在某些地区和企业，一部分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和受教育的权益都还没有得到保障（这一“所有制、分配制度”的现状又是由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呢？）。因此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实现联合国提倡的体面工作、远离剥削、逐步克服各种形式的剥削，甚至使弱势群体也具有充分的理由去抗拒来自其雇主和政客的虐待和剥削，仍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处在中间位置上。中国的基尼系数明显地低于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但是略高于亚洲的一些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中国与人口规模、地域和发展水平大体相近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高4个百分点，从十等份组的收入比例上看，虽然中国的富人不如印度的富人那么富但是中国的穷人要比印度的穷人更穷。（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对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5个城市2500户贫困家庭进行的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贫困家庭在得到政府救助及其它社会支持以后，虽然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避体、无家可归，但也仅仅是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活下去。在健康、教育、社交方面，他们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还远远谈不上生活的质量和做人的尊严。可见，中国的一部分劳动者确实连剩余价值论中所说的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v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得到，即连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最起码的食品和受教育权利都还没有得到保障。（汝信陆学艺《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
这些情况表明，在看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中存在合理因素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克服其中的不合理因素。以下三种剥削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依靠黑恶势力的剥削现象，一些企业主缺少现代文明居民的素质和现代管理的经验，主要依靠组建所谓的“护厂队”等黑恶势力来管理工人，工人一旦进厂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任凭他们依靠黑恶势力随意指挥，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作没有安全保障，劳动报酬极低。
二是依靠行政权利的剥削现象，为了加速完成现代化，中国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显然是必要的。由于转型期的国家还没有建立成熟的市场机制，不仅缺少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而且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为此政府不得不介入和全面干预国民经济和企业组织，并推动市场的形成。在计划经济体制单独存在的时候，依靠行政权利腐败的表现程度是比较轻微的。当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财富剧增，两种体制两种价格并存，权利腐败的表现程度越来越严重。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由于缺少对官员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一些官员就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财产任意支配，依靠公共权力剥削别人，捞取个人好处。比如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就存在这样一种剥削行为。
三是依靠经济实力的剥削现象。由于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在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财产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允许个人投资办厂、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就可能出现有人依靠经济实力强于别人的优势，在流通领域通过自由交换买到别人的劳动力以后在生产领域剥削别人，把别人的剩余劳动成果化为己有，用于奢侈消费。
前两种剥削现象的存在是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应该通过法制建设坚决消除。第三种剥削现象在现阶段往往和允许个人拥有物质生产要素所有权和投资办厂是密不可分的。实践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让人们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也必须允许人们进行投资办厂，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也没有办法得到发展。不能因为有可能出现剥削现象就取消个人拥有物质生产要素所有权和不允许个人投资办厂。对于这种剥削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引进不同利益群体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机制来逐步加以克服。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保持稳定和团结，还必须有政府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都要通过政府调节和所得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高消费税等多项税收相结合。政府用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用法律来解决社会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认识是从当代利益群体相互关系发展的新特点出发，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承认劳动群体和劳动者队伍的扩大，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社会上新形成的各种社会群体予以准确定位和正确评价。从政策上和认识上努力促进新的劳动群体的发育和发展，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扩大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并自觉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此就要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劳动所得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对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及收入也应该予以法律保护，这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以税收和法律调节为主，调节应主要在不劳而获、非劳所得的层次上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利益群体收入状况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以及社会分层加剧。由此也导致了收入差距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扩大，这种扩大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大小相关的，是合理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力求摆脱剥削收入的阴影，但也有很多高收入者的收入中并没有剥削他人劳动的因子，所以因劳动贡献不同引起的收入差距应该强调、要允许存在。因生产要素所有权引起的差距扩大太多会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不利的影响，需要进行调节。比如目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比较高，这里面有的有剥削有的就没有剥削。有剥削的收入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也可以得到调节。
首先谈一下对科技工作者高收入的认识。在现在和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更为剧烈的情况下，科技竞争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自有知识产权的竞争就更显得重要。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自有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让具有高价值创造能力的劳动者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力争尽快使我国拥有更多的高创新度的自有知识产权。这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取得相对优势的关键。高科技人员的劳动知识含量很高，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因此科技劳动者因为科技创新劳动得到的较多的收入并没有对别人的剥削。
再谈一下对管理劳动工作者收入的看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复杂，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管理劳动已经不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而是更高级更复杂的智力劳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要具有专业知识还要掌握现代的信息技术、市场知识、资本营运企业发展战略，尤其要善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成为提高效益增强竞争能力的决定因素。有时甚至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管理工作者因为管理成绩突出而得到的较高的收入也不应看作是剥削收入。
最后谈一下对私营企业主收入的认识。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形式的出现对于扩大城乡就业、繁荣经济、增加出口、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增强国力都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在私营经济中提倡劳资协商、劳资合作和劳资互利，保护它的发展。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进行科学地区分。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经营管理劳动收入和生产要素所有权收入两部分。其中经营管理劳动收入是他们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报酬；生产要素收入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物质生产要素随新价值的创造转移到产品中的旧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c部分；另一部分是雇员剩余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这种收入一般具有剥削成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劳动收入是他们自己劳动创造的，应该主要由他们自己支配。生产要素收入有一部分是转移过去的旧价值，这个旧价值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以前就有剥削存在，那也是一种剥削收入，但如果主要是劳动所得也应该归他自己所有；还有一部分包括他人剩余劳动的价值。
对他的生产要素收入要从两方面考虑问题。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护劳动者运用他的生产要素获得收益的权益，这是市场经济必须承认的。市场经济同样承认的是劳动者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收入的权利也是要保护的。这是马克思说的二律背反，工人出售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租出去的劳动力的一定阶段的使用权，这个劳动力还是归工人所有的。工人也有权通过自己劳动力在一定阶段的出租使用获得自己收入的权利，雇主和工人在这种剩余劳动的取得方面存在着二律背反，都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马克思讲最终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我们现在不是敌对的阶级，是人民内部，要提倡劳资协商合理分享，按照劳动的贡献以及物的必要性，以前的贡献，以及它运用在生产中起的作用。按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来合理协商平等分享，既要保护私营企业主利用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得收益的权益，又要保护工人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支配权，鼓励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合理分享。对于私营企业主的生产要素收入政府应该有专门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私营企业主把这种收入用于投资就要鼓励、保护，如果私营企业主把这种收入用于消费特别是用于高消费则要进行调节，而且后者应该是调节的重点。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