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登录用户权限:毛泽东与诸葛亮谋略比较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鲁迅先生批《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受《三国演义》之深远影响，民间对诸葛亮奉若神灵，认为诸葛亮是古今第一的军事天才，并纷纷为其最终的失败找来“不得其时”等等借口。军事造诣颇深的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对诸葛亮的屯田、兵器革新、民族和戎等历史功绩是肯定的，但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基本持否定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熟谙历史与军事的毛泽东分析事物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让人无法不佩服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功力，总是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他曾多次指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严重过失，认为诸葛亮的最终之败怨不得天时，失败的根源在于其军事战略与实践的屡屡失误。

毛泽东先后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三大失误。

一是选错将帅。

1948年5月中旬，西柏坡。一天上午，李银桥正在花山村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收拾，从外边散步回来的毛泽东像个孩子似的蹑手蹑脚地走到李银桥的身后，猛然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突然间，李银桥一个转身动作，双手急出抱住了毛泽东的双臂。毛泽东挣开双臂，笑道，“你这个卫士组长，我没有选错哩！”

李银桥说：“主席什么时候选错过人啊。”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

李银桥不解地问：“诸葛亮怎么错用关羽了？”毛泽东回答：“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棋呢！关羽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李银桥点点头：“我只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害得诸葛亮用了空城计。”“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毛泽东回答。

荆州，《三国志》说“北据汉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由于诸葛亮用了骄傲且拒不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的关羽，才有了后来的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悲剧。荆州失守，孙刘反目，蜀汉的局势便从此无可逆转。错用关羽守荆州，诸葛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连很少评说历史的小平同志也说“诸葛亮用人是讲手段的，但对关羽就非常迁就甚至不讲原则，助长了关羽的骄傲情绪，故后来铸成大错”。

用错马谡导致街亭之失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正如毛宗岗在评三国时所说的：“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于是南安不得不弃，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撒，西城之饷不得不收。遂使向之擒夏侯、斩崔谅、杀杨陵、取上邽、袭冀县、骂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乌有。悲夫！”总之，它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形势发生逆转，蜀军除了撤退之外，已别无他途。夸夸其谈的马谡失败的原因，毛宗岗对此也有比较恰当的评论：“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二是不懂关键时刻主帅应亲自临阵调度以策应战事。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又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者要随时把握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克敌致胜。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后来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又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明帝青龙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藉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纵观毛泽东的这两个评价：司马懿的军事智慧在曹操与诸葛亮之上。

三是军事战略的失误。

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赞誉有加，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很有卓见。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亮的这三大失误，使蜀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历来认为他是伟大军事家的错误舆论在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在《三国演义》小说中，将诸葛亮演义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1953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尽管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但对其别的方面的才华很欣赏。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很欣赏诸葛亮在实践中革新。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认为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其执行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他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毛泽东的确很爱看《三国演义》，但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早已经超过了魏蜀吴三国中的任何一位军事家，更不消说那个失败的诸葛亮了。

毛泽东从诸葛亮那里得到的大多是反面教训，所以他采用的是和诸葛亮全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以下是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的比较：

比较之一：群众基础不同

毛泽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把军队建成是人民的子弟兵。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敌人则总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争相推车挑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捐助人民志愿军。这一切都说明，“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军事胜利的保障。

而诸葛亮只注重刘氏政权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匡复汉室”，不惜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所以他无法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魏属领地的群众并不因为蜀军代表汉室利益就夹道欢迎诸葛亮，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要远远强于对恢复汉室的幻想。在司马懿坚壁清野的策略面下，诸葛亮无法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每因粮草不济而败退汉中。多年征战造成蜀国国力严重衰退，在诸葛亮死后不久，蜀国便从此一蹶不振了。

比较之二：决策机制不同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结晶。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这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思维的缺陷。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决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生涯中，则是很好地执行了民主集中制。

1947年冬季，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他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次整军运动到1948年夏季结束。在具体的军事战役中，毛泽东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作出最后的决策。1948年1月，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即3个纵队3月下旬渡过长江进行发展。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粟裕认识到3月下旬渡江并不是最好的行动，于是他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仍在内线作战，以争取战局之最有利发展。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急召陈毅、粟裕到中央，并于4月30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方案。会议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的任务目前不是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这次对重大抉择做出的变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对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比较至三：军事原则不同

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是以效率为核心的，而诸葛亮的作战方案往往追求表面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是以谨慎、高效为核心的。这样可以保证解放军的每一次战役都建立在有针对性的目标之上，而且还有助于军队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

从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国民党的48座县城。算下来解放军净丢失105座城市。如果只看城池的得失，你会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占了便宜，而且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透过城池易手的表面，却是另一种力量变化的对比：这段时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

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顺便把魏地三城的军民赶到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但诸葛亮却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比较之四：对待根据地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重视根据地的发展，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他也会主动放弃根据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1个团发展到1个师两个团，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

在此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毛泽东并没有死守根据地，而是出动出击，深入敌后，攻击敌人其他城镇。在此过程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多次失而复得，而且红军还不断扩大战果，开辟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和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后来，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迎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采用了“诱敌深入”策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就是在毛泽东的军事策略下惨遭失败的。遗憾的是，后来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长征。

毛泽东建立根据地，往往是选择在条件艰苦的山区里。因为山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溃退和国民党政权的瘫痪，毛泽东接连电示八路军，在敌后广大的乡村广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八路军创建晋察冀、晋冀豫、晋冀鲁豫、冀热察、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牵制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的根据地主要建立在大城市，如成都、荆州等地。但诸葛亮对根据地的建设是缺乏力度的。拿荆州来说，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把荆州看作是重要的根据地。后来诸葛亮得到荆州后，并没有依据这个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实力，而是把关羽一个人留在荆州进行防守，简单地交待了关羽“东和孙吴，北拒曹操”八个字。在诸葛亮的八字方针下，关羽只是消极防守，并没有在无强敌来临的时候积极扩张根据地。而当孙曹两家联手进攻荆州时，关羽却听从诸葛亮的命令去贸然出击，攻打樊城，结果樊城未得，荆州倒失。

实际上，如果实力弱的一方只拥有一个根据地，那么最适合打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战争，比如毛泽东在赣西南、闽西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就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大围剿，但当红军改打阵地战的时候，根据地就被敌人攻破了。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他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创建了多个抗日武装根据地，不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原先坚守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立即成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的失败，在于他只拥有一块根据地的弱小一方，试图进攻强大的敌人，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发展过新的根据地。

比较之五：对待组织建设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执行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讨论决定。这种“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措施，有助于部队思想的高度统一。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有利于党的思想在部队的贯彻执行。

在后来的战争中，无论是发展新兵入伍，还是接受国民党起义部队，或是收编地方武装力量，共产党的支部总能渗透在最基层的连队。这使得革命军队在不断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永远保持着思想的高度统一。

诸葛亮在组织建设方面缺乏足够的智慧，往往过于放任新收编的部队。比如攻克荆州后，没有及时对荆州兵团进行思想改造，导致荆州兵没有心思为刘备卖命。倒是偷袭了荆州的吴将吕蒙颇懂得组织建设：他在荆州，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结果荆州将士之家感其恩惠，对蜀汉的忠心便已荡然无存。当那些跟随关羽出征的士兵们得知自己家门无恙，衣食不缺时，根本没有心思再打仗了。后来关羽遭到吕蒙军队的伏击，手下将士渐渐消疏。比及杀到黄昏，关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士兵，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尽变，皆应声而去。关公止喝不住，部从只有三百余人。这便是诸葛亮没有做好组织工作所导致的恶果。

比较之六：面对压力的方式不同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他总是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他写出“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诗句，在长征途中写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这些诗句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排解压力的能力。

诸葛亮面对压力时，只会劳累自己的身体。不仅事必躬亲，而且神经还紧张到极点。关兴、张苞的死亡都曾让诸葛亮晕厥在地，半晌方苏。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毛泽东身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英勇牺牲，毛泽东虽然也落了眼泪，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在毛泽东的精神感召下，志愿军战士最终以百倍的勇气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

前一段时间，管理界出现了一股向古人或向小说人物学管理的热潮。人们提出来的学习对象有诸葛亮、刘备、宋江、孙悟空、唐僧等。这些人物要么是失败的英雄，要么是虚构的艺术形象。看来中国的管理界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情怀，离高效的管理理念还相去甚远。

为什么不去向毛泽东学习管理艺术呢？毕竟毛泽东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而且他才是真正成功的英雄。

与毛泽东相比，诸葛亮的所谓智谋都显得过于稚嫩。诸葛亮只能打败小毛贼，面对司马懿这样的强劲对手，他便失去了主张，七擒孟获看似花样翻新，让人叹为观止，那都只不过是军事上的小伎俩而已。在司马懿面前，诸葛亮不思进取，还想如法炮制，当然会必遭败绩。

毛泽东他不仅能打国民党，也能打日本人，还能打美国人。抗日战争打游击战，解放战争打进攻战，抗美援朝打阵地战。面对不同的敌人，他采用不同的策略，均取得了伟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