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f a b c:李大同

.NoUser { } .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E: 16pt; TEXT-ALIGN: center } .Sub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E: 12pt; TEXT-ALIGN: center } .Intro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E: 12pt; TEXT-ALIGN: center } .SmallTitl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E: 10pt; TEXT-ALIGN: center } .Author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E: 10pt; TEXT-ALIGN: right } .Source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 .Abstract { BACKGROUND-COLOR: #ffffff;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Arial; FONT-SIZE: 9pt; TEXT-ALIGN: left }     标题难做。学学Ｌ（本报驻某省记者）。

    昨天，谢湘转来Ｌ写给我的信——电脑打印、电脑传输——现代技术手段好生了得！

    看完信，我感到此事不宜再拖下去了。看来，某种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猜测和传闻正在蔓延——出于道听途说，也可能出于误听、误读或误解。哪有那样复杂！

    事情发端于一个多月前的午饭饭桌上。这是众编辑例行的每日狂聊碰头会。

    谢湘说Ｌ来了一封“信”，对他前不久写的“沂蒙六记”组稿被“枪毙”提出不同意见。我这才知道，这组迟迟没有见报的稿子原来被枪毙了。不过，我仍然感到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我也看过这组稿件。我对这封信说了些什么没有发生兴趣。

     谢湘紧接着的一句话却吊起了我的胃口。她说，Ｌ在信中说,“北京最后的粪桶”一文他连“一行”都没看！

    我觉得这倒很有意思。此时距“粪桶”刊发已近两个月。大量读者、新闻界人士，也包括许多本报地方记者的反馈都已听到，我不好说对《冰点》的这篇开山之作作了“极高评价”，总归反映是“很好”。猛然间出了个“一行都不看”的并非等闲之辈的人，于我顿时构成了新闻。此事与我本人直接有关，我很想听听不同意见。于是嘱咐谢湘将Ｌ信送我一阅。

    读完Ｌ的信，感觉很复杂。一方面我很不适应他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感性的、个案的、把玩个人经历和体验的、调侃的乃至某种程度宣泄情绪的。从直觉上，我也不赞同他在文中明确表达的或行文中所隐含的观点（完全不赞同、不尽赞同、理解却不赞同）。

    在讨论任何严肃的问题时，我确信正确的方式应当是：理性的、宏观的、归纳个案而不是诉诸个案的、排除情绪干扰和个人成见的；以及只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前提下，有限使用个人经历和体验。毫无疑问，只有在承认一个共同的规则和遵循同一种逻辑、使用同等内涵的术语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讨论”。

    尽管如此，在另一方面，我却莫名其妙地被这封“抗诉信”所感动，因为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溢着真诚——既有对自己职业的，也有对家乡父老的。这年头儿，这已是千金难买的稀罕物了！谁还有心思和别人正儿八经地讨论业务呀？何况是和对稿件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编辑们。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给自己添乱吗——我听说不少记者如此劝诫Ｌ。

    但Ｌ当然是对的——有话说在明处。留下文字。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报社改版时的那次讨论。当时我旁听了所有竞选各特刊主编的答辩会，不大满意。不是对人，而是对这种随口说说的方式。讨论内容我也觉得过于就事论事，缺乏一种宏观、长远的反省和展望。我认为这样的口头讨论往往如过眼烟云，难免成为“气泡讨论”，留不下多少真正的思考成果。

    为了挑起一场“真正的”讨论，我在其后不久写了篇万把字的长文，力图对本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作出一个多少接近于实际的把握，以及提出一个可以作为讨论基础的整体设计。我当时特别希望这篇文字能有人呼应；尤其希望能引出新一代报人的办报思想，并且全部形诸文字——这样，即便不能按讨论的结果去实践，也总算向后人作了一个不象样的交待——我们毕竟“思考”过。

    文章在《青年报人》上刊载后，的确在报社内部引起了反响。后来，这篇现在看起来还大可挑剔的文字又忝列《青年报刊界》的头条文章公开发表，似乎在全国青年报刊界也引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反响。

    这就是说，一件事如果真正投入地思考一回（必须形诸文字），总会有点用；总有一些同样以思考为乐趣的人想看看。算是“信息共享”吧！这应了萧伯纳的名言：“你有一只苹果，我也有一只苹果，我们交换后手里还是一只苹果；而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交换后就各有了两种思想。”何况两种思想碰撞之后，往往还会产生第三种思想。

    遗憾的是，尽管我觉得写此文时似乎已动用了我的全部积累，在报社内部仍没有能引发出进一步的讨论——这不免令人沮丧，因为任何讨论如没有经过真刀实枪的“对练”，就必定是不完整的、跛足的。除了逐渐被遗忘，再也不会结出什么实践果实。

    将心比心，我感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Ｌ的真诚重蹈我的覆辙。尽管回复Ｌ的信真正应该是周志春（本报常务副总编辑兼任新闻中心主任）的事儿，但经常看到他忙得两眼黯淡无光，不忍心。于是自告奋勇，对谢湘说我来作一个回应。再动员建伟等人也参加一下。这样就可能首次围绕一个问题在报社内部形成“意见市场”。没准有点用。

    今天坐在家里，重读Ｌ的两封来信（第一封是给编辑部的，第二封是给我的），方注意到其实第一封信中所谈的，至少有三处与我密切相关。

    一是“沂蒙六记”，我是毙它的第一个编辑（仅从《冰点》的需要出发）。

    二是“民工潮”报道是否为新闻的问题（编辑部内,唯有我写过文字评论）。Ｌ信中说，“报社内好多同志对这组报道的指责，我不都同意。”他强调了“民工潮”报道的新闻性质。事实上，我从未听到过编辑部内有谁说过那不是新闻。我本人的文字评论是从剖析传播效果方面展开的。但有可能误读罢！

    三是关于《粪桶》。Ｌ在信中说，因为“我没当过知青，更没住过大杂院、四合院，所以也不会为北京最后几位背粪桶的知青的命运激动。《冰点》这篇开山之作，我连一行都没看……我相信，没几个农村读者愿看这篇通讯，除非他们想到城里的环卫系统去打工。”——话是说得尖刻了一点，但想法是实实在在的。

    除了以上与我有关的三点以外，还有两处比较醒目：一是所谓“主体新闻观”；二是信中关于“共同阅读兴趣”的一些说法。前者据我所知，是部分记者对建伟新闻实践的一种“命名”；后者则是建伟在最近的一篇论“特写”的文章里强调但未真正加以展开的观点（我极为赞同）。因此，关于这两点的回应，可以由建伟本人来承担。当然，由于我本人曾在编辑的岗位上与建伟有过密切的合作，新闻观多有相近之处，故在下面文字中需涉及这两点时也会顺便敲敲边鼓，但不作为主要论题展开。

    我准备展开讨论的话题，是从Ｌ两封信的感性表达中抽象出来的——这绝非强加于人，它被Ｌ的文学笔法刻划得淋漓尽致。这个论题是：

    一个新闻从业者的个人经历（包括出身、养成环境和发展）及个人体验，与他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连带下来是这样一个子问题：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与新闻的行业规范或准则（去年记者会上，还曾使用过“职业操作”这个概念，大体同旨）之间有无矛盾之处？如果有，应何去何从？

    请看Ｌ的这段文字：“我有个小‘情结’：每当我操作一个大豆腐块或小豆腐块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些个眼睛在盯着我：我的爷爷、爸爸、老师、同学、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监督舆论’，看Ｌ是不是胡说八道了。我不能胡说八道，也不能在写作时把感情剔除净尽。”

    真正的美文！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紧接着认为：“这个问题与新闻业务探讨无关，在此就不多检讨了。”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感觉与新闻业务太有关了，太值得检讨一番了！

    毋宁说，Ｌ现在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上面这种感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他。这只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他对自己出生、长大的那片土地的依恋及情感；是哺育了他长大的农村父老乡亲。毫无疑问，这是人生中最值得珍视的美好情感，也是我对他由此而产生的新闻观虽不赞同，却十分理解的原因。

    前面提到过“民工潮”那组报道。实在讲，Ｌ在那组报道里的表现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许是因为相当牵强地尝试使用所谓“社会学调查”的路数所致。尽管Ｌ在信中称之为“前所未有的细密的方法”，实在对不起，我却认为用社会学标准来衡量，那是相当粗陋的，并且与新闻传播的特性格格不入（在有关评论中已说过，恕不赘述）。使用这种注定不会成功的武器的结果，是使“民工潮”报道的五位记者，难免黯然失色，幸亏最后一篇（《第三次解放》）还找补回来一点东西。

    失望之余，我当时极其渴望看到他们五人在报纸报道之后联手推出的报告文学。我想那将不会如那组报道那样诘屈聱牙。果不其然，当跃刚（卢跃刚，本报新闻中心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界的高手）送我那期刊有他们五人大作的《中国作家》后，我当晚便一口气读完。其中跃刚披露的事实和Ｌ讲的故事（并由此发自骨子里的喟叹）令我没齿难忘！

    也许，正是在这篇报告文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Ｌ。在这篇文字中，他真实地披露了自己的家世，也铺述了一个与他同住一室的省委某年轻处长的家世（同是一个令人泪下的山东老乡闯关东的故事）。这位处长在东北已经是第三代了，不再是农民的儿子，而是工人的后代了。处长本人上过大学，又在省府工作，该是地道的城里人了吧！可Ｌ却在交谈结束时，问了那位处长一个“Ｌ式”的闭合型问题：“……当你面对从七台河矿井底下爬出来的一个个家乡流浪来的煤黑子时，你心里会有一个城里人的优越感和侥幸感吗？如果你没有，那么说明你仍然是主流社会的一个异类，一个异己分子。”那位年轻处长沉默半晌之后，承认：“可能你说得不错，遗传是不可战胜的。”

    Ｌ在自己的感受得到共鸣之后，跟着发出更深沉的喟叹：“我和小张（处长）这一代，将走不出父辈历史阴影的笼罩，我们的再下一代也不能。牺牲三代人才能供养出一代贵族——我特别相信这句话。”

    这是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对自己身世的判断和感受！读后真令我震撼不已。

    虽然Ｌ没有写出也没有与我谈过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我也能够想像出，那一定是个历经坎坷、充满绝望和希望、一步一步全靠自己奋斗、一个一个台阶地从社会最底层上升到今天这个高度的。我想像，随着他的每一步“高升”，家乡人民对他的期望值、从他身上感到的骄傲也在与日俱增；我还想像，尽管已身为大报记者、省会市民，但Ｌ在感到某种自足的同时，也许仍然找不到一如城市土著的那种感觉，有时难免会有些“自卑”；也许如他所说，必须得过“三代”才行吧？这种想像也有些根据，不久前，Ｌ来京时和我聊天时谈道：“我在省城基本足不出户，只在家里呆着。只有下到那些穷山沟里时我才能找着感觉。”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到这里，我想就不难理解那个“小小的情结”，为什么会死死缠住Ｌ；为什么他写作时总会感到亲人、朋友的眼睛在盯着他。Ｌ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也从不打算回避这些目光，而是力图坚持用同样的目光来观察、记录他眼前的世界。事实上，如Ｌ一样的经历，却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想方设法地摆出一副“城里人”、“大人物”架式的大有人在。作为一个人，甚至作为一个个体文化劳动者（如作家），Ｌ的这种与社会底层人民、与家乡土地的割不断的“定力”，都是弥足珍贵、令人称道的！

    问题在于，当你身处一架巨大的新闻机器之中——每一个齿轮的运转都必须服从于一个规定的速率时，单个零件的质地如何就变得次要了——如果不合适，可能导致整部机器停转的话，那么，除了换掉它，别无他途。我本人前些年的经历，或可为一例证。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特殊经历与个人体验（无论这些在某个角度看是多么合理），与一种特定历史时期内集体运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发生冲突时，个人体验必须服从行业规范（这里当然有灵活变通的空间，但总有限度）！

    可以反诘的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没有生命的物件儿，人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怎么可能淹没在一个什么从无成文可比照的“职业规则”里呢？

    回答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明确的职业意识，则这种“规则”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个人经历、体验完全不同的人们，完全可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合作，并且取得行业内公认的最高成就。不承认这种不成文的规则实际存在着，一味按照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超时空、超行业地去行事，必定会受到挫折；受到职业规则的反冲。（在西方许多经过上百年煅造的新闻机构里，大量的行业规则都是成文的，有的大报内甚至规定了导语所限用的单词数。我们没有成文的规则，表明还未成熟到那个程度。而这是一家新闻机构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新闻风格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在1979年当了本报驻内蒙的记者。在草原上生活了11年之久，刚当记者时的感觉和Ｌ完全一样。在呼和浩特,我怎么都找不着感觉，觉得这个城市不伦不类，吃的东西也远比我在草原上差（天天在食堂吃一种叫“钢丝面”的玉米制品）。因此，我在呼市也同样足不出户，只做大量阅读。一想出去，必奔草原而去。内蒙从东到西8800多里长，我几乎走了个遍。那时，从个人经历和体验出发，我觉得我的“最高使命”就是让蒙古族牧民在本报上露脸，别的有什么意思！

    但是，新闻自有其本身的规律。你不可能想让什么成为新闻就可以办到。那时写一个消息的“导语”是最让我头痛的事儿——哪儿有什么“最重要的事实”？甚至连五个Ｗ都找不全。草原上一年里能有个灾，就算是“新闻”了。

    事实上，我在当记者两年多之后，才开始认真琢磨什么是新闻，逐渐有些心得。后来当机动记者，在全国跑了一些地方，写出几篇较有质量的大稿子，又调回来再当编辑，新闻感觉才逐渐丰富和明晰起来。到1985年，与建伟联手搞出那组“非驴非马”的系列报道之后，新闻观开始有了系统，受众需求和反应在我脑中开始可触可感，这时方确立自己的职业追求——6年的盲人摸象！我想，这大概也是类似我的经历的一代报人的必经之途吧！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是：大都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业务上也无人教诲（当然有些教诲我们也大不以为然），主要靠自己从零开始。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刚当记者时，看第一本关于新闻基础的小册子，发现新闻首先要写五个Ｗ俱全的“导语”时（我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不禁大为困惑：导语写了“最重要的新闻事实”，下面还罗唆个什么？

    就个人经历和体验而言，很明显，我和Ｌ是大相径庭。Ｌ正规大学毕业，入本报时对新闻已是轻车熟路，崭露头角也颇为迅速。也许，这种快，既有顺理成章的有利之处，亦可能缺乏“慢”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因此，Ｌ写信提出许多新闻的基本问题，恰逢其时——我们这代报人，尚能饭矣，还有兴趣来做这种以经历对经历，以个人体验对个人体验的业务对话。尽管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但我深信，我们肯定能经过讨论，在一个共同承认的、现时空的职业规范下愉快地合作（我在本文中凡强调“时空”这个概念时，均系指新闻业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亦是指“限制”）。

    现在让我们回到讨论中去。

    在Ｌ的两封信中，多处段落中都流露出这样一种判断：编辑部地处北京，编辑多是城市背景出身，因此既对农村、农民不了解，也对农村报道不重视。而这正是他这组稿件遭到挫折的根本原因。

    这观点绝非强加于Ｌ。还是拿“粪桶”说事儿吧。除了前面引述的第一封信中的话之外，Ｌ在给我的信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它（粪桶）和我的沂蒙系列是一回事，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为什么报社很容易认可《粪桶》而不认同《沂蒙系列》？因为胡同到报社的直线距离较近，山沟离报社较远的缘故。”

    这仍是感性表述，但意思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很明显，Ｌ对编辑部的择稿标准存在很大的误解或误读。在他看来，编辑部是根据题材类型来选择稿件的——而编辑部地处城市，天然地忽视农村题材。在“沂蒙六记”的问题上，Ｌ不恰当地把编辑部对一篇特定稿件的“技术”上的评判，上升为“类型”评判来看。事实远非如此。

    即便从Ｌ自己在信中提供的事实来看，他的被“枪毙”的稿子也是很少的，其概率，恐怕还远低于其他（城市背景）记者，无非是对刊发位置、同仁评论不大满意就是了。而这时我才知道，Ｌ竟还有相当多的稿子在“隐去”人名、地名的情形下得以发表，这已经是一种“特别待遇”了吧！这表明编辑部全体人员当中，还没能完全形成按职业规则取舍和编辑稿件的一些严格标准。我设想，如果这些既无人名又无地名的稿件遇上我，又不能提出不可抗拒的理由（如人道主义方面的理由），那就决不会允许在新闻版上刊登——这不是新闻，而是聊斋，即便如Ｌ在信中所声明的那样，“不是编的”，山东某地区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也罢。

    再也没有比Ｌ的“沂蒙六记”在编辑部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很少有记者的稿件能有如此的殊遇。因此，这篇稿子的历程可以集中反映编辑部的“不成文”的取舍标准，有必要详加介绍。

    在Ｌ稿子到达的当晚，已经快下班了，谢湘走进来，随口说了一句“Ｌ的沂蒙六记到了，有七八千字，给一二版的”。我连片刻的犹豫都没有就高喊：“打劫，打劫，上冰点！”于是谢湘（真够意思）立刻就把稿子拿上来。我一看不清楚，又立即让打出第二份来。还没看稿子我们就觉得是“好货”，于是催谢湘马上找乔建宾去要照片。这时建伟、琮琮（本报新闻中心编辑）都在场。建伟只瞄了一行就叫道：“行！肯定行！”当时大家都快乐无比，因为此时正是冰点创刊后最焦头烂额的时期——总算又可以挺过一期了！

    这是编辑部内的一个典型场景：即如果一个记者已经在编辑部建立起了良好的职业信誉，那么他所写的东西，编辑根本不会去做什么“类型题材”上的取舍。通常只会先验地相信其中必有新闻价值（这里特指一般、普遍新闻要素）。

    就我本人而言，说来惭愧，尽管沂蒙山为老根据地耳熟能详，但我从来都没搞清楚过这座“山”的确切位置。对沂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及至写本文时才想起有必要打开地图看一下。结果令我大为赧颜，原来沂蒙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山东中部西起泰山、东至沂山；北起鲁山，南至蒙山，地理上称为鲁中南低山丘陵的一大片地区。压根儿就没有一座“沂蒙山”。

    我与Ｌ的个人经历是如此不同，再加上我对沂蒙如此的无知，按照Ｌ的思维逻辑，因为我当过知青，住过四合院，而“胡同离报社直线距离较沂蒙山近得多”才对“粪桶” 之类的题材感兴趣， 这时岂不是一听“沂蒙”二字就笃定会枪毙它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对编辑来说，什么地方、什么题材的稿件基本构不成取舍标准，只有在某一方面的事已报得够多的情况下，“类型”才会影响编辑。

    对一个成熟的、够格的编辑来说，稿件评判的第一标准是审核新闻价值——由普遍意义、共同兴趣、反常、变动、剧烈程度、潜信息隐含、影响人群的广度及深度、实际效用、发生地和时间以及发表后的政治风险程度如何等等复杂要素集合而成。一篇稿子通常至少要具备其中一至两个才会被采用。

    取舍稿件的第二标准是价值表达的完美程度——由客观、明晰、简洁、易懂、平衡、新颖、必要背景、人情味儿等等要素构成。这将由稿件长短和新闻类别来决定。通常长新闻比短新闻、非事件性新闻比事件性新闻的写作要求要高，甚至高很多。

    也许最后，作为一个相当次要的因素，编辑自己的个人喜恶会有限地起作用。这通常只体现在稿件刊发的时间和版面安排上，尚不至于有眼无珠地无理枪毙掉什么。

    事实上，就本报现状而言，因为版面骤然增加很多，记者却在减少，所以现在大体是记者写来什么编辑部就发什么，还有哪个编辑有许多待发稿放在那儿，特别有时间和兴趣和记者来回切磋的？这种“锅里有食”就行的状态，对一家大报编辑、记者职业素质的提高，是有害无益的。但目前毫无办法，只能将就。

    现在闪回，把刚才的故事再讲下去——

    我刚刚读了“六记”中的两篇就已经作出判断：太遗憾了，这不适于在《冰点》上发表。因为《冰点》是整块文章，如果开头的一千字不能使人产生“阅读惯性”、“阅读悬念”，就通篇都完蛋了。为了验证感觉，我未加评议让建伟再看。他看完两篇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这是在说什么？”我于是又看第二遍。隐隐约约感到点什么，但又不能肯定。一时大为窘迫，因为这是我“打劫”来的。此时又该以什么理由奉还？

    正在这时，谢湘的电话上来了，说是小梁（梁长春，时任新闻中心副主任）闻讯来找Ｌ的稿子，听说被《冰点》打劫，大为光火，“这是我们约来的，怎么让冰点拿走？”我们闻此话大松了一口气，让谢湘赶紧奉还小梁。

    这又很有趣——不幸梁长春也是城市背景，军人出身。按Ｌ之思维，也不应当对沂蒙山有什么兴趣，偏偏他也如此快捷地杀了过来。看来农村题材对他这个成熟编辑来说，亦丝毫没有距北京的远近之分。

    更有趣的是，我原以为既然是约来的，当飞快在一二版陆续见报。隔了两日却不见动静。后来长春见到我说：“Ｌ不知怎么搞的，这东西写得不明不白，不是我们要的。”我方知在他这儿也碰上了问题。

    后来跃刚告我他动手编了一次，删掉其中一篇。还没发。又有一天中午吃饭，志春问我，“Ｌ的稿子你看过？什么意见？”原来又让志春定夺去了。再后来听说又送老徐（徐祝庆，本报总编辑）亲自看过，还没发。最后退回记者部去。

    Ｌ为此稿申诉的信到达之后，我专门问了一下老徐，究竟是什么看法。老徐想了一下，叹口气：“唉，怪里怪气的。”（笑）

    至此为止，“沂蒙六记”终于到了终点，历经我、建伟、长春、跃刚、志春和老徐。我不知道还有哪位记者的稿子受到过如此隆重的认真对待。如果我是Ｌ，定会感到“虽败犹荣”，值了！但Ｌ毕竟是Ｌ，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写来这么长一篇颇为动情的“申诉”。

    我之所以把“沂蒙”旅行记的过程写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它罕见地经过了每一道“生杀关口”，而最后经手编辑的感受大体一致。

    也就是说，尽管还没有什么成文的小册子，但编辑部内由种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评判稿件的标准，实际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接近的共同标准。这种“标准感”不可能在大学里学到，只能在实际操作中经过三至五年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本人悟性还得达标。

    我今天又读了一遍“沂蒙六记”。以我看来，在目前本报用稿无暇精选、相当“浑沌”的状态下，Ｌ这组稿子经过改写还是可以登的。我甚至认为原样登出去也未尝不可，只是距新闻精品之远不可以道里计罢了。不过现在也不错，我已郑重把这组稿子推荐给本报青年编辑记者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届时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出笼。这就会成为本报的共同财富。

    写到这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还是在围绕着一篇稿子讨论取舍。其实问题根本不在谁的某一篇稿件怎么样。以中国青年报之大，以每日需刊发的新闻之多，以本报向来珍视编辑记者个人创造性的传统之深，少数记者个别一点又何足论哉！不要说一个Ｌ，就是再有三个Ｌ也不会显山露水。一家大报的胸怀,完全能够也应该容纳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问题的实质在于：Ｌ并不准备就稿件论稿件，而是毫不犹豫地把本来只属于一组稿件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强行提升、扩展到整个新闻业的价值观层面来讨论——请看看他这封信的标题：“怎样？到底怎样？——关于一组稿子，关于记者，关于新闻。”于是，技术问题开始从属于理论：如果Ｌ信中所阐述的新闻观得以默认，那就是在报社内确立了一个新的新闻取舍标准。逻辑的三段论就要发生作用了。（这组稿件的主要缺陷，在于主题与材料之间游离。Ｌ在信中说明了主题何在，但他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对材料的组合，远不能鲜明、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得猜半天。）

    尽管我们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是应该回应，即便是不够完整、不够深刻、不能字斟句酌、无从顾及文章结构也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原本属于可以宽容的仅属于Ｌ个人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将会带着一轮近乎悲壮的光环在无形中蔓延。只要估计一下前景就不难明白：如果我们这张全国性大报，大量刊登各地记者写来的隐去人名、地名的故事；刊登只有某一省、某一地区、某一县甚至某个村儿的人“一看就能猜出是谁”、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报道，那会怎么样？——那么本报就成了一座喜好在一张张桌子旁交头结耳、窃窃私语然后心领神会的人们聚会的大茶馆儿！

    因此——申明职业标准是实际存在的；这个标准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必须遵守；个人经历和体验与标准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是极其必要的。我希望我已尽力讲清了这个问题。

    余下的问题是：关于全国性报纸的驻省记者的角色意识。

    关于新闻的“共同兴趣”。

    关于新闻是否应当或能够“平等地看待每一片地皮”。

    关于新闻的“最高使命”是不是应为“记录历史”。

    必须声明，在下面的文字中，举凡提到Ｌ名字的地方，都已不是指他本人（如前面已指出过的那样，Ｌ在两封信中提出的关于新闻的一些基本问题,与他本人新闻实践的总的出发点和命运，并不是一回事儿），而只是作为一种观点的代名词，一个符号——为了方便。

    一家全国性、综合性大报的驻地记者,与一家行业报、省报、地区报、县报的记者之间，在角色意识上，究竟有没有区别，应不应当有区别呢？

    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有，甚至有很大的区别。在不少方面，可以认定还有本质的区别。

    这是因为，一家地处首都的全国性大报（发行量总要在50万份之上才称得上是大报），它的受众是全方位的。就拿我们这张所谓的“青年报”来说，它的读者又何止是青年！

    先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大概人手一份吧！老徐曾讲过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对他说喜欢看本报的事。荣毅仁的秘书怕他太累今年没给他订本报，被他发现后立即嘱补订。前些年，第一个“教师节”时贺延光（本报摄影部主任）拍了一张赵紫阳在主席台上的照片。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打电话来要求加洗，告之总理很喜欢这张照片。我在学校部时曾写过一篇《不许发布新闻的新闻发布会》的评论，批评当时国家教委在开全国性会议时对新闻界的陈腐作法，但未直接点名。原来以为教委肯定对号入座，一准儿又会打上门来，结果却迟迟不见动静。正在奇怪之时方听到，赵紫阳在看完评论后指示：“是哪家部委，查一查。”一时间，当时开全国性会议的好多家部委，纷纷打电话到报社来问是不是批评他们，其中还有个老同志声称他是受某部领导委托来问的。

    想得起来的例子，还有《命运备忘录》、“愚人节”版，都有总理批示。我处理的石家友（本报驻湖南记者）批评湖南怀化市副市长,为其子庇护的稿件一经刊登，立即得到李铁映的批示，不久又被中纪委立为大案。最终这个市长被撤职处理。这些我们自己都曾感同身受的事都说明，全国性大报与国家政治高层是有密切关系、直接受到关注的。

    国际影响：本报在八十年代，曾被国外新闻媒介称为是“中国激进改革派的喉舌”（这当然不准确）。我相信，每一家驻华国外新闻机构，都一定订有本报。就拿《冰点》这三个月的实践来说吧。“中美复关谈判破裂真相”一稿（原准备在《冰点》刊发，晚上为抢时间，临时决定供一版用）刊发翌日，香港《文汇报》即分两次转载。不日又被美国《侨》报全文转载。“别问我挣多少钱”一文，近日听说被美国的某杂志全文转载，还猜测为什么“当时没有发表”（这当然是编辑有病）。“冰点文章”《到哪儿去做真学问》一经发表，作者竟首先接到香港一家著名杂志主编的约稿电话。等等。

    军队：除《解放军报》外，我相信本报在军队的订阅数最大，至少订到连；资金充裕的，甚至订到排和班。最近海军一位少校告诉我，因军报必须上报订阅数，是任务，则海军很多单位都把订阅本报的数额“冒充”军报订数上报。原因说来也很有意思：干部、战士都反映唯有本报不能不订、不看。

    新闻界：我认为，首都各大新闻机构的总编们，肯定人手一份。机构内各部门，至少有一份。全国性行业报、各省市日报、晚报社；全部文摘类刊物、报社，大体如是。各地市县、大企业报社，均定有不下五份乃至十份（最近一段时间，我接到不少地区级新闻单位给《冰点》报线索的电话，我答复完都不知道这“××日报”在哪个省）。去年，我在《中国记者》上看到一个调查报告，问首都好多家大新闻机构的编辑记者日常读哪些报刊。回复真是令人高兴：在每一个人的回答中，本报均居必读报之列。相比之下，人民日报却不见踪影。本报在新闻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普通受众：本报多少年来都没做过一次象样的读者调查，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有把握地回答。但通过此次《冰点》的小型品牌调查或可一窥端倪：在我们列出的所有职业、身份和年龄段项目中，没有一项是空白，包括不少离退休人员。地区更是覆盖全国，连新疆阿克苏那么遥远的地方都有读者来参加调查。其中不少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在附信中都提到，本报在学生中是每班必有一份；而教师是人手一份。

    把本报的传播范围大致列出来，或许就可以体会到：一个对自己服务的这家报社的性质有着敏锐感受的编辑或记者，当他在着手准备制作一篇新闻时,“盯着我的那些个眼睛”,又岂止是“爷爷、爸爸、朋友、熟人”——那是数百万双眼睛在盯着你（ 在《冰点》调查中， 每份报纸读者为“1人”的极少；普遍为“3—5”人；而学校和军队的问卷皆为“10人以上”，实际为50人左右）！

    这时，理解这样一个道理就不困难了罢？——一家全国性大报的驻省记者，决不可能也决不应当是——受那个省（更遑论地区或县了）的同乡父老们委派，驻北京一家大报的代表——专事在这家报纸上写只有那个省的人（更别说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村了）才看得懂，才有兴趣的事儿！

    恰恰相反，一家大报驻省记者的角色意识，应当，也只能是：受这家报社总编辑的委派——专事搜集和研究这个省的具有全国性意义和普遍兴趣的新闻事件（自然也包括这个省的人民），并向全国加以传播。

    自然，“全国性意义”与“普遍兴趣”都有程度上的差别，这是新闻的题中之义。但这家报纸的每一个编辑记者在着手探访、写作一条新闻时，都必须首先要这样问自己：这件事儿虽发生在此地，有没有别的地方的人对它感兴趣？如果从某一角度不感兴趣，那么从另一角度会不会感兴趣？——全国性报纸的新闻出发点，全在于此，岂有他哉！

    不容否认，地方记者因长年呆在一处，与报纸受众的整体联系较弱，不易如编辑部一样经常产生在新闻价值判断上的“全国意义感”及“普遍兴趣感”；编辑部也有可能不大了解基层的情况，缺乏“现实感”。但应当改进的是缺陷而不是标准——全国性大报成员的角色意识。如同新编辑正在轮流下省驻站一样，地方记者也应当经常作跨省采访及定期到编辑部当编辑。这是一家全国性大报编采队伍提高素质的必经之途——遗憾的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应在制度上作严格规定。或许，另一补救措施似可办一份定期的“编采往来”，适时刊登对同一稿件记者和编辑的交流，包括采写、编辑两方面内容。这样也许会有效地部分消除地方记者与编辑部之间的隔离感。这亦可做制度上的规定。

    关于“新闻的共同兴趣”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主要由建伟加以展开，我仅在这儿敲几声边鼓。

    Ｌ在两封来信中，都强调了“绝对的共同兴趣是没有的”。显然，他认为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因此，根本就没有对这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作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他看来没有想讨论这个“天经地义”的问题，我于是也就没有明显的“靶子”，只能按Ｌ全文中所隐含着的意思来谈自己的观点。失当或可能并非Ｌ原意之处，在所难免。

    首先要强调的是，一个新闻从业者，绝不应当把这个概念当做一般概念来使用——即认为新闻从业者和老百姓都是在同一个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事实上只能从新闻行业实际运作过程来考察并把握这个概念。如果如Ｌ所言，“总有一部分城市读者从不看农村报道”，以及“北京毕竟离沂蒙山太远了”等等的话语内涵为新闻业“共同兴趣”的标准，那就意味着“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意味着有多少层面、地区、职业的读者，就有多少种阅读兴趣；意味着有多少种受众阅读兴趣就有多少种新闻选择标准。如果我们傻乎乎地按照这种“泛地域化”和“泛行业化”的概念去行事的话，新闻业顷刻之间就会无所适从、土崩瓦解。

    在受众阅读兴趣与新闻界职业兴趣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但不能决定后者——按新闻业职业兴趣标准确定的新闻，不管某部分受众有没有兴趣均在必发之列。职业标准本身是自足的。这是一个新闻从业者在初级经验层面上即应明了的问题。

    对一张全国性大报来说，随意用某地区、某部分受众的兴趣标准来取代新闻业的职业标准，更无疑是灭顶之灾！Ｌ本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小豆腐块“拥有一小批忠实读者，一小批鼓励我的同行”，“山东的一些基层干部能一段段地背诵”，便已“很满足”并“心情舒畅”吗！我认为，这种对新闻的认识和感觉是狭隘的，要不得的，必须超越！    我在评论“民工潮”那组报道的文章里曾明确讲过：追求最大程度的传播，乃是新闻业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亦是说，你制作的新闻越是传播得广，其行业价值就越大，记者的职业成就也越高。——这可以认作是全国性大报记者职业追求的天条！

    我们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必须遵守讨论的规则，即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它应处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否则就全是在痴人说梦。我认为——如果用新闻业职业标准来衡量，那么，不仅“相对共同兴趣”是大量存在的；“绝对共同兴趣”也同样无所不在！
还是先讲个故事吧。

    1969年7月下旬，那时我们到内蒙古草原上插队已经半年多时间了。每日轮流放着一群羊，从早到晚在野外坐着，真正的百无聊赖。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全靠那架高级收音机（临下乡时，考虑到草原的与世隔绝态，我们买了这架当时北京市场上最为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价格为130多元。收音机的质量也真是好，听“美国之音”比中央台都清晰）。

    那天轮到我放羊，早上七点多把羊群赶出去，跟在后面牵着马溜达。约莫10点钟左右，只见一个伙伴儿从我们蒙古包方向骑马飞奔而来，当我看清他那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时，我还以为蒙古包着火了。离我20多米远时他狂喊了一声“快回去，美国佬儿正在登月！”说完拨转马头就往回跑。

    当时我就象听见一声炸雷般地浑身颤抖起来（17岁嘛），什么也顾不上想，翻身上马就往回跑，羊群会不会来狼也顾不得了。冲进蒙古包，收音机正开着最大音量，“美国之音”正在直播阿波罗登月实况。因为是同声传译，播音员的声音不免有些结巴。当那句名言“我跨出的是一小步，而人类跨出的是一大步”响起来时，我们全都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无可置疑！好久我们都处于亢奋般的激动中。于是又杀羊，又买酒，晚上对着记得已经不圆的月亮和宇航员干杯。我们当时对人类的感受，突然起了质的变化。

    很多年之后，也许在我已经当记者之后，我才从书中和杂志中知道，在宇航员登月球的那一刻，全世界76个国家的总统、国王或首相向登月舱拍去了致贺电报。月球上，在一面美国国旗旁边，存放了一块不锈钢的蚀版，上面刻着如下文字：“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登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他们并没说是“美国人”来到这里。）在同一时间，整个美国的所有城市和众多的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轮船、火车汽笛长鸣，汽车驾驶人久久地按响喇叭。

    也是在这时我才知道，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没有报道此事。这四个国家是：中国、北越、北朝鲜和红色柬埔寨。在中国，新华社的负责人向当时主管新闻的中央负责人（记得是姚文元）请示是否播发这条重大新闻时，得到的答复竟是：“地球上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管什么月球的事儿！”——中国新闻界，不幸由此又背上了一具永不可能卸除的耻辱的十字架！

    这样一个新闻界显然具有绝对兴趣的重大新闻，如果按“距离远近论”、“某部分人从来就不读某类报道论”来衡量、取舍，那会怎么样呢？我相信，沂蒙山区的深处，肯定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人类已经登月，并且可能更喜欢嫦娥和吴刚住在月亮上。但这能决定这条新闻的价值吗？

    再比如说，Ｌ固然可以像他信中所说的那样，因沂蒙山离北京较远而对“粪桶”一文一行也不看，据此推论，新疆离沂蒙山更远得不着边际，那么，刘冰（本报驻新疆记者）关于克拉玛依那场大火的连续报道（我相信也没有几个沂蒙山的农民会有兴趣），Ｌ恐怕连一个字都不会看了！

    事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Ｌ聪明过人，我也不特别傻。只有傻子才会相信Ｌ“一行都没看”，他必定读了全文（不大喜欢倒可能是真的）。费这么多唇舌是想说明：任何个案都不能不加限制地提升为一般，“真理，哪怕是往相同的方向再迈出一小步，那就必定会变成荒谬绝伦的。”

    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按新闻业的行业标准来衡量，“中国爆炸原子弹”、“里根总统遇刺”、“非洲大饥荒”、“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火灾”、“四川、安徽大水”、“希望工程”、“海湾战争”、“英阿马岛之战”、“挑战者号升空爆炸”、“亚洲2号发射失败”、“中美将开贸易制裁”、“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等等，等等，对新闻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一个不属于具有“绝对共同兴趣”之列！遑可以说“不存在”呢？

    从另一方面讲，“相对共同兴趣“与“绝对共同兴趣”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转折契机。是否能够实现这种转折，完全取决于新闻界的认识和手段。这是一个不以受众的意志为转移的“定律”。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八十年代初，美国德克萨斯州某农场，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儿不慎掉进一口几十米深的钢管井内（这能算是多大的新闻？至多对那个农场的人有新闻价值罢了）。当发现这个小女孩还活着、有可能被救出来时，全美三大电视网立即出动，在营救现场建立起基地，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作营救直播。这导致当时任副总统的布什也立即赶到现场，代表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表示关注。其后，全美著名工程专家都开始为营救出谋划策，大量现代化施工机械开到现场。这条新闻迅即传遍全世界。一时间，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为这个小女孩祈祷（当然不包括中国人民，因离得“太远”，中国媒介不认为这是新闻）。当小女孩最终被救出来后，听说她喜欢玩具熊，结果，从全世界给她寄来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熊，竟塞满了当地邮局的九大间房子！

    可以与之媲美的新闻事件，是不久前在北京发生的救助杨小霞的活动。这个山东农村的小姑娘得了一种怪病，许多医院都拒治，包括北京首屈一指专治骨科的积水潭医院。谁会对这样一件事儿有兴趣呢？和小霞一样不幸甚至更为不幸的孩子又何止千百。但在首都新闻界集团式的报道下，一场大规模的带有部分国际性的救治开始了。为小霞诊治的首都第一流的中西医各科专家达上百名之多，恐怕任何一位中央顶级首长的医疗待遇都难以望其项背。社会各界捐款最后竟达81万元之巨。这一时成为千家万户的重要话题。

    上述事例证明，公众对新闻的相对兴趣与绝对兴趣之间，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动的界限或标准。对于一张全国性的大报而言，新闻传播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满足受众对这个世界具有的一般兴趣，而是要使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由不显著到显著；使公众由不大有兴趣到有兴趣甚至到很有兴趣。换句话说，大报的功能决不应是被动、消极地满足公众对新闻的一般兴趣，而是不断地向公众“指定”哪些人和事应当感兴趣；大报的主要职能和最高使命，也不是寻找到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新闻，而是使某件、某种新闻重要起来！（在左倾路线下的类似作法，因其在根本上背离民心和大众传播的生命线——真实，使假新闻“重要起来”虽也曾不遗余力，但最终也没用。如林肯所说：“你可能在某个时间欺骗某部分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个案，现在也未能绝迹。这与新闻基本规律无关。故不在论列。）

   《冰点》三个月来的实践，也许恰恰证明了这个“定律”。就《冰点》所报道的题材而论，几乎没有哪一个公众具有天然的兴趣。经过职业手段精心操作后的结果表明，已经刊发的报道，无一例外引发了公众很大的兴趣。99％以上的问卷几乎全在“很感兴趣”、“每期必读”项上打勾，不分地区、职业、文化程度。原来按专业标准，我们以为某几篇的票数会排在前面，问卷表明公众兴趣平均分布在各篇上，几乎没有哪一篇始终位居后列。我原先心中排列在最后位置上的一篇报道，竟也被相当一部分读者排在前五名之内！因此，我们“想当然”预计的读者阅读兴趣，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关于“共同阅读兴趣”的观察，Ｌ并没有全错，不容否认，的确存在“一部分人从来不看某一类报道”的情况。但这仍需要从全国性报纸的地位和功能出发去分析。

    一般而言，决定受众新闻阅读兴趣的要素，大体有三个：一、阅读者受教育的程度。二、居住地。三、职业所需信息量。

    毫无疑问，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远比文化程度较低、居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从事简单劳动的人，阅读兴趣要深广得多。这既是生存环境所迫，发展自身所需，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较高的文化水准，将使人产生悬浮于实际生存所需之上的许多“形而上”的兴趣。这种“形而上”的兴趣的标志为，人们不再功利地只关注自己眼皮下面的、可触可及的人和事物，相反，越是离他远、越是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他反倒可能越有兴趣。一个随手拈来的例子是：不管首都各大报纸如何改进新闻的制作，报道国际新闻的《参考消息》却稳坐钓鱼台，发行量似乎永远高踞全国所有类型报纸的首位——连家家必备的《电视节目报》也赶不上它。而普遍兴趣的存在，是一切“文摘”类报刊生存的前提条件。

    另外，随着信息业电子手段的日新月异，这个地球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人们开始叫它“地球村”。各个不同国家的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早已开始认识到：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存状态根本与己无关。最近，超级大国美国，与东亚边缘绿豆大点的北朝鲜关于核设施的谈判，始终成为国际要闻之一。这是为什么？因为如果北朝鲜掌握了核武器技术又开始制造核弹时，整个国际和平的均势就要被打破了。再比如说，在海湾战争期间，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首都多家电台每次新闻的头条均系这场战争的最新报道；北京一家电台更是24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播放战争动态；街头上那些日子为先睹为快买晚报的人罕见地排起了长队。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潜意识里暗忖：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会怎么样？中国军队能打赢吗？

    以上是从对抗的角度看。事实上，人类合作的趋势才是越来越强。在古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也。现在却不行了。贸易、生态、环境保护、饥荒、难民、资源开发和利用，等等，等等，像一根根锁链一样把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各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交流的空前规模，确确实实导致了这样一幅生动的图景：“一个在荷兰侨居的南斯拉夫工人，在一家用英国贷款、西德的技术和用澳大利亚矿石炼出来的卢森堡钢铁作原料的工厂里，生产销售到非洲和东南亚的机床，领到工资以后，在一家西班牙餐馆里喝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吃法国的牛排和意大利的通心粉，回到家后再从日本的电视机里看美国卫星转播的正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里上演的中国杂技。”这种情景早已不是痴人说梦了！

    人类也早已认识到，尽管芸芸几十亿众生都生活在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度里，自然环境、生活状态、贫富程度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但人类的心灵却是息息相通的。

    举几个离我们近一点的例子来说吧。去年本报曾以图片新闻方式报道了贵州某地人民因污染而生的一种大骨节畸形病。其后不久，香港市民即开始为救治当地患者募捐，短短的时间内就募集了一百四十万港元（惜乎那个省的父母官认为这丢了他们的面子，竟然拒收。气煞人）。“希望工程”的诞生亦是如此，看到那么多穷苦的农村儿童上不了学，有多少城市居民为之泪下，慷慨解囊相助。在这次《冰点》读者调查中，众多的农村读者在来信中，都提到是看了“粪桶”一文后为之深深感动，才喜欢上这个专题版的。自然，他们也喜欢“哪儿是我的家”、“202路有轨电车”，甚至“洋浦承诺”！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先验地以“某部分人从来就不看这类报道”为由来囿闭我们的视野和选题范围。我相信，只要采访功夫下到，表现到位，一个看似与“某部分人”毫无关系的题材，也同样能引起广泛的共同兴趣，而不论它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
    不少读者在来信中，都从不同角度对《冰点》短短三个月的实践给予了远比我们自己高明的评论：“你们是在反映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你们抓的是小人物、大问题”；“世界是由平凡构成的。你们赢得了平凡，就赢得了世界”。
    信哉斯言！以炒作为能事的街头小报们，常常使本来不平凡的新闻变得俗滥不堪；而大报的使命，的确是有责任在平凡之中发现非凡之处。因为两类报纸的职业规范完全不同！
    好了，这个边鼓敲的时间不短了。打住。

    下面的问题是，关于新闻是否能够“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

    Ｌ在信中说：“我的一位邻居、作家张炜说，他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我想，新闻如果关注人民生存状态的话，位居沂蒙山区深处的轿车山村和北京王府井，就是完全等值的；轿车山村的小土地庙和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是完全等值的。”

    从这个带有些哲学味道的观点出发，Ｌ就“沂蒙六记”这组稿子问道：“我们能够知道政治标语已刷到了崎岖难行的轿车山顶、知道这些标语对于居住在山顶上的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能够知道他们修复了‘姜太公在此’的石碑、知道石碑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响吗？能够知道他们怎样看待山外的世界、知道山外世界的变化与他们生活的关联程度吗？如果不知道，那么我们把它报道出来，到底算不算是新闻呢？”

    如果不是新闻行家，又没看过Ｌ的原稿，无疑会被这些理直气壮的问题问倒，觉得自己理亏。然而，只要看一下原稿就会明白，Ｌ提出的这些问题，虽然显而易见是重要的新闻主题，但这些主题在他的稿子中却并没有得到表现或表现得很不像样子。表现必须“记录”，而“记录”却不一定就是表现。譬如，“姜太公石碑”一事，Ｌ在稿子中只提了一下立的时间和修复的时间，其它连一个字都没有（标语一事亦如是）。也许Ｌ本人从这两个时间里领悟到了无限多的深刻内涵。但切莫忘了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新闻工作者的大部分工作乃至技巧，都在于把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事实放在必要的背景里，将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什么，发展下去会怎么样等等，解释给其他地方的人们听，让人们一看就懂，而不是去猜测或“体会”（看新闻毕竟不是在读小说）。如果Ｌ在这篇东西里把这块碑为什么会立在这里，为什么会被砸了，为什么、又由何人修复，以及以这块碑为符号的传统心理和行为在当地农民生活中的种种作用详细道来，对其他地区或城市人民来说，就会产生很强的共同阅读兴趣。在技术上，这叫作“材料必须充分说明主题”。这一点可以另文详述——“当思想不明确时，材料的意义也就变得模糊了”。

    我感到兴趣的，恰恰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而是Ｌ又一次将“个别”提升到“一般”的那个准哲学问题——新闻能否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

    乍一看，这个看法具有道义上的悲壮色彩，何况又出于大腕作家张炜之口，更增加了其作为论据的力度。

    但是，这在讨论上却“犯了规” ——在逻辑上有个定理， 叫“异类不比”。同样地，我们在讨论新闻问题时，文学创作的逻辑与出发点亦不能采用——这叫做“偷换概念”。

    我从来不读大学里那些从未搞过新闻的人编撰出来的“新闻理论”，那往往是一派胡言。但我仔细研究过所有能见到的中外新闻史。可以肯定地说，新闻从它以大众媒介的形式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存在“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这个概念。“社会平等”这个理想，从来就不曾在新闻这个领域中实现过。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是这样呢？没有办法，这是新闻诞生时的“基因”所决定的。试想任何地方、任何阶层的人们的任何生活常态，如果都可以因记者一“记录”便成为新闻的话，新闻便已不存在了。

    新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反常、离奇、有用、有趣、预警、普遍关注等等要素的面孔出现，唯独没有“平等”。在新闻数百年的发展史上，逐渐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要素——使新闻界认为重要的某种事物在公众心目中也重要起来（哪怕对很多人并不具有近距离的、倚马可待的重要性），可还是没有发展出“平等”来。

    看一看我们自己报纸的国际新闻吧，几乎被第一世界所占满！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揭晓的最后一天，几乎全世界（也已包括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同步报道计票进程。而“布吉纳法索”的总统是谁，甚至这个国家在哪儿，没准儿告你三遍你立马就又忘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所有欧洲、北美国家及首都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但非洲能记住的国家就寥寥无几，更别提首都或领导人了。我为补上这一课，曾买了数本关于非洲的书硬看，当时仿佛了解了，记住了，没过几天又忘了。

    再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有一条鲸被困在北冰洋了，眼看就要被冰层冻住。为了救这条鲸，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动用了最先进的破冰船去营救，直升飞机尾随其后作电视新闻直播。全部营救行动耗资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纽约街头照例有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和饥饿儿童，更别说非洲仍有数以千万的饥民了。这个行动由此受到了道义上的谴责，有识之士们指责两大国的领导人视一条鲸比穷困的人民还重要。这个谴责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否因出于这样明显的“不平等”，新闻界就不去理会这件事了呢？不行。事实上，营救过程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新闻里。那条鲸通灵般地跟着破冰船缓缓游动的场景，实在（令人惭愧地）激动人心，因为这是纯正而罕见的新闻！

    说说这些,并没有歧视哪一个地方、哪部分人的意思,而是说“平等”从来就不可能是新闻的出发点。 就拿Ｌ信中认为在新闻上“等值” 的“王府井”和“轿车村”来说，那也没有平等可言。王府井百货大楼着火，肯定比轿车村的商店着火（别提了，就连Ｌ所在省城百货大楼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具有更大的新闻价值。沂蒙山区某县的农民到县政府前游行，也肯定没有北京大学学生到中南海门前游行的新闻价值大。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扩展开来讲，大国、大城市、大人物、大事件总是会比小国、小人物、小城市、小事件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因为二者对人群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哪儿能平等？

    因此，我们不应当无中生有地“憋”出一个问题来作无谓的讨论。还是前面简略所讲过的，应当下大力加以改善的，是使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物和人群，真正能够在公众眼里重要起来的职业技术和手段。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俯拾皆是。著名的，如一只白白胖胖的大手掌中放着一只鸡爪子般干枯的小黑手，以及衣衫褴褛却大睁着充满学习渴望的眼睛的农村儿童——仅仅几张新闻照片，前者引发了对非洲饥民大规模的国际救援；后者引发了包括台港澳在内的城市人民的“希望工程”。这的确是新闻职业手段的杰出表现！

    最后一个问题是:记者的“最高使命”,是不是写出一部“微观中国”；“写出在某一段时空，中国人活得怎样，究竟怎样，真正怎样”（Ｌ信中语）。

    这又是一个概念界限不清楚的问题，无法展开来谈。我只是从直觉上体会到，这个说法的潜在的意思，是指新闻的“最高使命”应是“记录事实”，甚至是“记录历史”。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记录”这个词儿（如Ｌ语，“把历史的一个片段、社会的一个片段负责任地记录下来”）。这个词儿看起来不仅消极而被动，面对的是“明天”和“后天”，而且不能回答“为什么”。

    在我看来，新闻的最高使命，决不是“记录”下来一点什么，以后供个把历史学家来作资料。恰恰相反，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前面我已强调过，讨论问题时，决不能游离于这个行业的特点和本质，决不能沿用其他行业的规范和出发点，那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完全是由新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特征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

    我不知道李普曼、索尔兹伯里等名家的新闻作品（并非专著）是否结集出版过（我认为没有，至少他们自己不会做这等事），即便有，那么后人从中所想看的，已是和新闻不搭界的东西。诚然，真实的新闻在它的短暂的生命结束后，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记录”，成为“历史”（甚至假新闻也有同样的功能——谁能说“大跃进”、“反右”、“文革”期间的假大空左新闻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呢）。但新闻决不能为“记录”、为“历史”而存在。有没有一条新闻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为某个记者当时预知了它的历史价值而记录下来的？肯定没有。如果范长江还活着，可以去问问他，他的《中国的西北角》是不是为了“记录中国某个片断”而写的？是写给历史的？肯定不是。《中国的西北角》显然地是为了影响那时的“今天”而作，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在当时即成为新闻名篇。

    反过来看一下倒也十分有趣：“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已是历史哲学的要旨之一。再没有比历史这门学科更不安生的了——它总是在被一代代的历史学家们写了又写，其目的，亦是为了影响当代！

    这个问题点到为止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