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告诫秘书：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

　　钱嘉东是个会多国外语的才子，这使得原本学理科的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事工作者。他第一次进西花厅不久恰赶上精简，10个月后又重返这所院落。从此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驻守西花厅12年。钱嘉东随着周恩来出访过几十个国家，亲眼目睹了为人称道的周恩来外交风采，并且在以后的外交官生涯中受益匪浅。

　　钱嘉东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足矣！”

　　钱嘉东是最后四个秘书中唯一两进西花厅的一个，他1964年从外交部调至总理办公室，但还没等全部熟悉西花厅的一切，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年，据说是由于某位领导的秘书一次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钱嘉东兴高采烈地来，莫明其妙地走。

　　第一次离开西花厅的情景钱嘉东还记得。那是1965年的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在前厅请办公室的所有同志吃午饭。那天的饭很简单，依旧是四菜一汤，其中一道是周总理最喜欢吃的狮子头，每人一个。吃完饭，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主动同大家一起合影，而后，“大家就散伙了”，钱嘉东被调到国务院外办。

　　恰是那一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周总理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特别多。秋冬之际，领导找原在西花厅工作的钱嘉东和马列谈话，言简意赅，只有两句：“马列留下，钱嘉东你回去。”

　　这次回来，钱嘉东成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也让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的勤政精神。在钱嘉东眼里，周恩来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他一天除了有六七个小时睡眠外，其他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周恩来通常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就寝，中午时分起床，起来后一睁眼就要把秘书叫到身边——这时他最需要了解的是在他睡眠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边穿着衣服边开始听秘书的汇报；边刮着胡子边在脑海里调整好当天日程；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他开始交办需要处理的事宜；吃着“早饭”他静心听秘书念当日参考……西花厅的秘书们把周恩来的卧室称为“一办”，把厕所称为“二办”，而他真正的办公室却委屈地成了“三办”。

　　除了“三个办公室”，车上和飞机上也是周恩来经常办公的地方，钱嘉东不管是陪着他接见外宾还是出访，总是要在车上读电报、谈事情或者给他讲解外国风俗礼仪。跟了周恩来12年，钱嘉东去的国家不少，但是有很多国家他都是随着总理谈完事就走，连那些城市的街道建筑都没看清。

　　周恩来勤政的表现之一是他在工作上的创新，让钱嘉东特别难忘的是乒乓外交时周总理处理难题时的睿智。那一次，为了打开中美封闭多年的大门，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但是来华的乒乓球队并非美国一支，单请他们不请别国代表团肯定会引起国外舆论喧嚣，怎么能和美国代表团畅所欲言，又让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代表团满意，这成了让中国外交家们伤脑筋的大事。后来，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圆圈排位方式——他让各个代表团围成一个大圆圈落座，在每个代表团团长前空出一个座位。然后周恩来就沿着圆圈到各个代表团跟前坐一坐，谈一谈，而唯有到美国代表团跟前他停留的时间最长……

　　随着创新的圆圈排位，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橄榄枝递到美国乒乓球队手中，从此打通了大洋两岸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通道。而周恩来的勤政与创新，也成为钱嘉东外交生涯中永远的楷模。

　　钱嘉东在周恩来的最后四位秘书中年龄最大，1976年离开西花厅时已经56岁。根据邓颖超“哪里来的就回哪儿吧”的建议，他重返离开多年的外交部，而后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如今，84岁高龄的钱嘉东因眼疾已经难以辨人，但是周恩来的形象却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自律得以体现的，勇于自我批评是伟人的伟大之巅。周恩来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从不允许家属和身边干部走“后门”。

　　纪东1961年从西安当兵进“8341”部队，7年后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连职副指导员。一次，他因为五分钟的精彩讲演被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相中，从此调入西花厅，一干就是8年。纪东陪着周恩来度过了“9.11事件”后难忘的6小时，亲眼见到林彪坠机后共和国总理从眉头紧皱到神情舒展。他还目睹了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见证了动荡之后新国务院成立的历史画面。

　　纪东说：“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无需走下圣坛，他本来就在我们中间，在人民中间。”

　　论年龄，纪东在四人中最年轻；论资历，他是西花厅的小字辈儿。但是因为他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8年中留下了不少令人震撼的回忆。

　　纪东原名纪相才，但是到了西花厅后好几次打电话时别人都误认为这里是“气象台”。因为怕因为误会耽误工作，纪东向领导打报告后改了名字，却没有及时告诉周恩来。有一天，纪东在给总理的电话记录上署了自己的新名，结果很快被周恩来唤进办公室。

　　“你原来那个名字挺好的，何必改呢？”周恩来认真地说。虽然纪东改名令他流露出一些不解，可是并没有对此多说。大概在周恩来看来，改名字是属于“个人问题”，没必要干涉。但是，因为周恩来那句真挚的话，令纪东对改名字的事一直后悔，现在想起来，甚至会激起心里的阵阵隐痛。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纪东对总理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1970年，周恩来批准过一个试验项目，但是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对此事的态度，国防科委准备关停这个项目。可是，碍于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国防科委的同志在汇报时绕来绕去也不明确说出停止的意见。后来，还是纪东揣摩出了那几位的矛盾心理，他凑在周恩来耳边悄悄地说：“那个试验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周恩来一听，明白了汇报者的意思，他马上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我批准的，不对也可以改嘛。”一个令国防科委领导为难的问题就这样简单解决了，周恩来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行为令大家都很受教育。

　　“文革”期间，一些外国专家受到不公平、不礼貌的待遇，他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些想法。纪东清楚地记得，1973年他陪周总理参加庆祝“三八”招待会，周恩来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场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随后还向在场的一些专家个别道歉，其情真意切的话语温暖了外国专家们受伤的心，令他们十分感动。

　　周恩来的平易待人有口皆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偶有发脾气的时候，而这种发脾气往往是对手下人严格要求的一种形式。抗美援越期间，有一次纪东接到一个电话后写成记录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没想到周恩来起床后到了“三办”马上把他叫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他指着电话记录问纪东。

　　“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周恩来继续斥责纪东，手都有点颤抖。批评了纪东一通，周恩来缓和下来，“跟你们这些没打过仗的人共事真难！”而后他低声嘀咕着。

　　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周恩来为人的一个宗旨。他要求值班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毛泽东办公室来了电话，哪怕是刚刚睡着都要叫醒他，绝不能误事。

　　周恩来对秘书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更不要认为在这里工作就高人一等，也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压人。”

　　离开西花厅的时候纪东只有33岁，他先是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8年后因工作需要再次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数年后又被调到武警总部。纪东最后的职务是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警衔为少将。2002年纪东退休，现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