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Rolo Calendar:伪造“总理遗言”悬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2:36:06
伪造“总理遗言”悬疑
作者：愚笨到底 文章来源：主人公 点击数： 436 更新时间：2007-6-12
伪造“总理遗言”悬疑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不久，在社会上就秘密流传了手抄的《总理遗言》，这个手抄件，当时从内容上无法判断它的真伪。很快公安部门就把它作为反动传单进行追查和搜缴。
1976年2月10日，刚刚进杭州汽轮机厂不久的二十三岁小工人李君旭，把事先想好的杜撰编造的《总理遗言》悄悄地书写起来：
《总理遗言》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春桥同志，要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注：另一版本，此处如是。）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会）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主席同我谈话，）（此处文字原件不清）
……
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周恩来
1975.12.29
草稿很快写成，他马上在两张十六开记录纸上抄一遍，然后将底稿烧掉。
1976年2月11日，即第二天晚上，李君旭又将“遗言”看了一遍。他觉得毛主席同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是不能乱编的，也编不出来，于是灵机一动，加上一个括号：“此处文字原件不清”，这样就更象一个辗转传抄的消息。李君旭为自己这一发明颇有几分沾沾自喜。他又将全文重抄一遍，放到棉袄的内侧口袋里，紧贴着心口。
此刻，他感到自己象一个打完了一场大仗的将军那样平静了。他摊开自己的绿皮红花塑料面日记本，写上了这样一行字：“二月十一日，星期三，阴。这两天住在厂里……”
这个所谓的有人杜撰伪造的《总理遗言》的一个版本，就这样在周总理去世一个月之后，在一个年轻人的笔下绘声绘色地悄然地出笼了。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说出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这样一个伪造的《总理遗言》。
1976年2月17日，李君旭把“遗言”借给厂里的电工小陈一天。
1976年2月18日，几个朋友到他家，李君旭又出示了“遗言”，几个人当场要了纸抄起来。
“遗言”就这样传开了。
李君旭，男，汉族，身高一米八四（其妈妈是山东人），浙江缙云县人。1953年12月生于杭州，1970年去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3年回杭后当搬运工等小工。父亲第一医院院长，母亲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象还没有被剥夺。（李君旭刚从浙西林场回来，在一家肥皂厂当搬运工）。1976年2月5 日，二月五日，李君旭的一个刚从建设兵团的农村抽调回城。1976年进杭州汽轮机厂做工。1976年5月5日，曾以“现行反革命”被捕，江青集团垮台后，继续关押审查，1977年11月3日，获释。1979年12月7日，平反恢复名誉。约在1982年，他仍在汽轮机厂厂部，当经营副厂长的助手。他自己则刚被选为工厂的共青团团委书记。1983年到《浙江日报》当记者，现在是《东方青年》杂志总编辑。
1976年2月24日，也即2月17日仅过了几天，李君旭的父亲、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李容兴致勃勃地拿了一份油印的传单回家，老头子做梦也想象不到那竟是自己小儿子的杰作——《总理遗言》。《总理遗言》已经在整个浙江省城杭州及全国开始传播。
《总理遗言》炮制看起来这时已经填依无缝了。且把其当成是一干部子弟的所开的小小的历史玩笑吧。
那么，周总理到底有没有遗言呢？
特别是在1976年2月8日之前，有没有其他的“总理遗言”的说法呢？
在《朱德传》中有这样一段追忆1976年1月9日：“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向总理遗体告别时（注：76年1月10日上午9时，告别仪式开始），父亲（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参见：《朱德传》）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参见：力平著《周恩来传》）
1976年1月7日，“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及“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 “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参见《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但是，据邬吉成的说法，1976年1月2日下午1点被总理召见，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这样从反面证明，所谓周总理的这最后一句话，如果曾经说过，那也至少要在1976年1月2日下午1点之前了。
所以姑且认为周总理的确说过“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一完美的结语吧。
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总理的魂魄由此永远撒满人间。
上述林林总总，可以基本断定周总理的确有过有关其死后丧事的遗言本意：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掉，灰入大地。
而中共中央遵照周总理生前遗嘱“不保留骨灰”，将遗体火化，骨灰撒掉。这说明除了坚持搞了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之外，“不保留骨灰”是严格照办了的。
况且，周总理遗体火化和骨灰撒掉，是是人皆知的事实，也是被公开报道了的。
那么，至少在76年1月9日就可以有“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样一说了。
也就是说，“总理遗言”从追悼会之后，就应当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雏形存在了。而尽管这时人们未必开始为其添油加醋，但是，在文革时期善于编造小道消息者和乐意编写手抄本者是大有人在的。
既然中共中央也承认周总理生前有“遗嘱”，那怕仅仅是一句“不保留骨灰”，那么必然就会促使一些人产生除此之外，总理还留下了什么遗言或遗嘱。后来就曾经有人传说，当总理病重时，毛主席就问总理，“要不要解放台湾?”，总理未回答。可见当时人们也把“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当成是周总理的一件未了结的重大心愿来看待的，如果周总理一说要解放台湾，那么毛主席很可能为了这位老战友，而不惜一战拼死也要一举就要拿下台湾了。
75年3月20日，“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参见《毛泽东传》）
这里提到了两点，都与以后的总理遗言有关：1、“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2、“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1975年5月3日，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再来对照伪造的《总理遗言》：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
对比75年3月20日周总理的亲笔信：“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
这里一个是一个是“报告主席”，另一个是“向主席……汇报”，一个是“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心实不安”，另一个是“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
先不考虑两者在语气上是否雷同，仅仅要说伪造总理遗言的人，是否知道75年3月20日周总理亲自给毛泽东写过信这件事情，如果知道那么这个人起码也不一般。也就是说其能够获得这个信息，至少难以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毛泽东和周总理身边警卫及服务工作的人员这个基本范围。当然他们的亲属也必然由此包括在内。
1976年5月9日，同案犯被捕。即袁敏的哥哥被捕（母亲，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姨夫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1976年2月5日，李君旭日记：“今天开始上班，得知中央1号文件消息。晚上建树请客，中伟、建人、建新、小路、辰光都到席。畅谈，畅吃，畅饮。看来，我们的一些打算应提上日程。人、路兄明离杭返湖，那边是一个有奔头的好地方，我对此寄予极大希望。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紧紧握手，简短地话别。朋友，不。同志！我们将不会忘记，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新起点，这是在总理逝世后的悲痛日子里。
二月五日”
1976年3月28日，三月底，当时的中央就以公安部名义发了紧急文件，追查这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李君旭）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
1976年5月5日，五月五日，李君旭被抓。
1976年5月8日，即李君旭被抓之后第3天，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袁敏的哥哥）袁XX。
1976年5月9日，同案犯即袁敏的哥哥被捕（母亲，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姨夫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
1976年5月10日，即，被抓五天之后，李君旭承认了自己就是“遗言”的制造者。我（李君旭）向你们承认，“遗言”是我写的，日期记不准了，是二月初的一天，我的日记本上有记载。地点在我厂宿舍，原稿我已销毁。我保证：第一，我在写“遗言”前没与任何人商量；第二，我在写“遗言”时，没任何人参与；第三，写完之后，没经任何人修改。
1976年5月25日，即，被抓二十天之后，中吉普换成了上海牌小轿车。车门打开了，面前是几股并行的铁轨。李君旭恍然大悟：自己被押到了杭卅车站。但奇怪的是站台上除了公安人员，空无一人。这列福州开来的车破例地在杭州站停靠了一个小时，李君旭后来才明白，这是等待和他同案的其他六名“重大政治犯”上车，又不让他们彼此看到。李君旭及他的同学小伟、小燕、建新、他们的父亲，一共七个被秘密押送北京
1976年5月26日，李君旭等七名案犯被押送到北京。即，李君旭及他的同学小伟、小燕、建新、他们的父亲，一共七个被秘密押送到北京。
1976年5月28日，即李君旭被押到北京之后第2天，李君旭已经听出了小燕嚷嚷着抗议的尖嗓门。
1976年5月30日，即李君旭被押到北京之后第4天，李君旭从窗户缝中看到小伟也被抓来了。
1976年5月31日，轮到他（李君旭）放风了。他趁哨兵不注意，拣起一块碎砖，在墙上画道：“小伟，真对不起！”毋须说，小伟一两天内就会发现的。（注：此举应当是李君旭出卖小伟而内疚的表白。由于其76年5月8日招供，谎称是从袁敏的哥哥袁小伟那里抄来的，结果袁小伟于5月9日在上海被捕。可见这个李君旭不仅是软骨头，而且实际上不过是一头可耻的出卖朋友的狗熊叛徒罢了。）
1976年6月3日，即李君旭被押到北京之后第8天，李君旭放风时看到他的父亲也被抓来了。
1977年11月3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公安部给李君旭下的结论是：“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对‘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1979年12月7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下达了《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约在1982年，他仍在汽轮机厂厂部，当经营副厂长的助手。他自己则刚被选为工厂的共青团团委书记。
审查伪造《总理遗言》的案子了结了，但是，实际造成的谜团并未终结。
也就是人们到目前为止在公开的报道及出版物中，仍然见不到伪造的《总理遗言》的完整的版本，仍然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神秘地掩盖着的，也就是说，其无非处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不愿意透露，一个是害怕人们深挖一边究根到底，另一个是怕产生不利于先今当政者的统治，由此仍然要故意隐瞒一些什么的。
其实，既然所谓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那么也就不应当害怕公布全部有关《总理遗言》的全部内容和事实真相。
前面已经提到，涉及此案的当事人多数家庭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老革命”或具有官员背景的子女。也只有他们才会别出新彩地会搞出这类所谓的上层密闻。
而另一个方面，总理对自己的后事的确有“不保留骨灰”的遗嘱存在，而在总理逝世之后，这个遗嘱又是从什么渠道向外传播的呢。当然，公开的报道中也已经提供了一点迹象，但是，其根本无法排除某些上层的政治家也在做这种“遗嘱”的文章。老托洛茨基不就是搞过所谓的“列宁遗嘱”事件吗。
由此当然可以进行大胆的置疑，很可能李君旭不过是当局抛出来的一个替罪羊以及对应的小卒子政治英雄的气球而已。
从李君旭期初嫁祸给栽赃给袁小伟的情况看，也许这个《总理遗言》并非李君旭自己所杜撰，而完全可能迫于政治压力以及保护某个自己的亲信的需要而转而违心地承认是自己所伪造，不然，看看是否可以把全部的审讯记录和审查的案综全部抖落出来看看是否经得起全中国人民的审判。
作者：愚笨到底 文章来源：主人公 点击数： 436 更新时间：2007-6-12
伪造“总理遗言”悬疑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不久，在社会上就秘密流传了手抄的《总理遗言》，这个手抄件，当时从内容上无法判断它的真伪。很快公安部门就把它作为反动传单进行追查和搜缴。
1976年2月10日，刚刚进杭州汽轮机厂不久的二十三岁小工人李君旭，把事先想好的杜撰编造的《总理遗言》悄悄地书写起来：
《总理遗言》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春桥同志，要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注：另一版本，此处如是。）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会）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主席同我谈话，）（此处文字原件不清）
……
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周恩来
1975.12.29
草稿很快写成，他马上在两张十六开记录纸上抄一遍，然后将底稿烧掉。
1976年2月11日，即第二天晚上，李君旭又将“遗言”看了一遍。他觉得毛主席同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是不能乱编的，也编不出来，于是灵机一动，加上一个括号：“此处文字原件不清”，这样就更象一个辗转传抄的消息。李君旭为自己这一发明颇有几分沾沾自喜。他又将全文重抄一遍，放到棉袄的内侧口袋里，紧贴着心口。
此刻，他感到自己象一个打完了一场大仗的将军那样平静了。他摊开自己的绿皮红花塑料面日记本，写上了这样一行字：“二月十一日，星期三，阴。这两天住在厂里……”
这个所谓的有人杜撰伪造的《总理遗言》的一个版本，就这样在周总理去世一个月之后，在一个年轻人的笔下绘声绘色地悄然地出笼了。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说出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这样一个伪造的《总理遗言》。
1976年2月17日，李君旭把“遗言”借给厂里的电工小陈一天。
1976年2月18日，几个朋友到他家，李君旭又出示了“遗言”，几个人当场要了纸抄起来。
“遗言”就这样传开了。
李君旭，男，汉族，身高一米八四（其妈妈是山东人），浙江缙云县人。1953年12月生于杭州，1970年去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3年回杭后当搬运工等小工。父亲第一医院院长，母亲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象还没有被剥夺。（李君旭刚从浙西林场回来，在一家肥皂厂当搬运工）。1976年2月5 日，二月五日，李君旭的一个刚从建设兵团的农村抽调回城。1976年进杭州汽轮机厂做工。1976年5月5日，曾以“现行反革命”被捕，江青集团垮台后，继续关押审查，1977年11月3日，获释。1979年12月7日，平反恢复名誉。约在1982年，他仍在汽轮机厂厂部，当经营副厂长的助手。他自己则刚被选为工厂的共青团团委书记。1983年到《浙江日报》当记者，现在是《东方青年》杂志总编辑。
1976年2月24日，也即2月17日仅过了几天，李君旭的父亲、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李容兴致勃勃地拿了一份油印的传单回家，老头子做梦也想象不到那竟是自己小儿子的杰作——《总理遗言》。《总理遗言》已经在整个浙江省城杭州及全国开始传播。
《总理遗言》炮制看起来这时已经填依无缝了。且把其当成是一干部子弟的所开的小小的历史玩笑吧。
那么，周总理到底有没有遗言呢？
特别是在1976年2月8日之前，有没有其他的“总理遗言”的说法呢？
在《朱德传》中有这样一段追忆1976年1月9日：“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向总理遗体告别时（注：76年1月10日上午9时，告别仪式开始），父亲（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参见：《朱德传》）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参见：力平著《周恩来传》）
1976年1月7日，“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及“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 “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参见《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但是，据邬吉成的说法，1976年1月2日下午1点被总理召见，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这样从反面证明，所谓周总理的这最后一句话，如果曾经说过，那也至少要在1976年1月2日下午1点之前了。
所以姑且认为周总理的确说过“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一完美的结语吧。
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总理的魂魄由此永远撒满人间。
上述林林总总，可以基本断定周总理的确有过有关其死后丧事的遗言本意：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掉，灰入大地。
而中共中央遵照周总理生前遗嘱“不保留骨灰”，将遗体火化，骨灰撒掉。这说明除了坚持搞了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之外，“不保留骨灰”是严格照办了的。
况且，周总理遗体火化和骨灰撒掉，是是人皆知的事实，也是被公开报道了的。
那么，至少在76年1月9日就可以有“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样一说了。
也就是说，“总理遗言”从追悼会之后，就应当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雏形存在了。而尽管这时人们未必开始为其添油加醋，但是，在文革时期善于编造小道消息者和乐意编写手抄本者是大有人在的。
既然中共中央也承认周总理生前有“遗嘱”，那怕仅仅是一句“不保留骨灰”，那么必然就会促使一些人产生除此之外，总理还留下了什么遗言或遗嘱。后来就曾经有人传说，当总理病重时，毛主席就问总理，“要不要解放台湾?”，总理未回答。可见当时人们也把“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当成是周总理的一件未了结的重大心愿来看待的，如果周总理一说要解放台湾，那么毛主席很可能为了这位老战友，而不惜一战拼死也要一举就要拿下台湾了。
75年3月20日，“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参见《毛泽东传》）
这里提到了两点，都与以后的总理遗言有关：1、“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2、“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1975年5月3日，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再来对照伪造的《总理遗言》：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
对比75年3月20日周总理的亲笔信：“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
这里一个是一个是“报告主席”，另一个是“向主席……汇报”，一个是“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心实不安”，另一个是“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
先不考虑两者在语气上是否雷同，仅仅要说伪造总理遗言的人，是否知道75年3月20日周总理亲自给毛泽东写过信这件事情，如果知道那么这个人起码也不一般。也就是说其能够获得这个信息，至少难以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毛泽东和周总理身边警卫及服务工作的人员这个基本范围。当然他们的亲属也必然由此包括在内。
1976年5月9日，同案犯被捕。即袁敏的哥哥被捕（母亲，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姨夫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1976年2月5日，李君旭日记：“今天开始上班，得知中央1号文件消息。晚上建树请客，中伟、建人、建新、小路、辰光都到席。畅谈，畅吃，畅饮。看来，我们的一些打算应提上日程。人、路兄明离杭返湖，那边是一个有奔头的好地方，我对此寄予极大希望。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紧紧握手，简短地话别。朋友，不。同志！我们将不会忘记，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新起点，这是在总理逝世后的悲痛日子里。
二月五日”
1976年3月28日，三月底，当时的中央就以公安部名义发了紧急文件，追查这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李君旭）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
1976年5月5日，五月五日，李君旭被抓。
1976年5月8日，即李君旭被抓之后第3天，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袁敏的哥哥）袁XX。
1976年5月9日，同案犯即袁敏的哥哥被捕（母亲，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姨夫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
1976年5月10日，即，被抓五天之后，李君旭承认了自己就是“遗言”的制造者。我（李君旭）向你们承认，“遗言”是我写的，日期记不准了，是二月初的一天，我的日记本上有记载。地点在我厂宿舍，原稿我已销毁。我保证：第一，我在写“遗言”前没与任何人商量；第二，我在写“遗言”时，没任何人参与；第三，写完之后，没经任何人修改。
1976年5月25日，即，被抓二十天之后，中吉普换成了上海牌小轿车。车门打开了，面前是几股并行的铁轨。李君旭恍然大悟：自己被押到了杭卅车站。但奇怪的是站台上除了公安人员，空无一人。这列福州开来的车破例地在杭州站停靠了一个小时，李君旭后来才明白，这是等待和他同案的其他六名“重大政治犯”上车，又不让他们彼此看到。李君旭及他的同学小伟、小燕、建新、他们的父亲，一共七个被秘密押送北京
1976年5月26日，李君旭等七名案犯被押送到北京。即，李君旭及他的同学小伟、小燕、建新、他们的父亲，一共七个被秘密押送到北京。
1976年5月28日，即李君旭被押到北京之后第2天，李君旭已经听出了小燕嚷嚷着抗议的尖嗓门。
1976年5月30日，即李君旭被押到北京之后第4天，李君旭从窗户缝中看到小伟也被抓来了。
1976年5月31日，轮到他（李君旭）放风了。他趁哨兵不注意，拣起一块碎砖，在墙上画道：“小伟，真对不起！”毋须说，小伟一两天内就会发现的。（注：此举应当是李君旭出卖小伟而内疚的表白。由于其76年5月8日招供，谎称是从袁敏的哥哥袁小伟那里抄来的，结果袁小伟于5月9日在上海被捕。可见这个李君旭不仅是软骨头，而且实际上不过是一头可耻的出卖朋友的狗熊叛徒罢了。）
1976年6月3日，即李君旭被押到北京之后第8天，李君旭放风时看到他的父亲也被抓来了。
1977年11月3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公安部给李君旭下的结论是：“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对‘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1979年12月7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下达了《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约在1982年，他仍在汽轮机厂厂部，当经营副厂长的助手。他自己则刚被选为工厂的共青团团委书记。
审查伪造《总理遗言》的案子了结了，但是，实际造成的谜团并未终结。
也就是人们到目前为止在公开的报道及出版物中，仍然见不到伪造的《总理遗言》的完整的版本，仍然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神秘地掩盖着的，也就是说，其无非处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不愿意透露，一个是害怕人们深挖一边究根到底，另一个是怕产生不利于先今当政者的统治，由此仍然要故意隐瞒一些什么的。
其实，既然所谓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那么也就不应当害怕公布全部有关《总理遗言》的全部内容和事实真相。
前面已经提到，涉及此案的当事人多数家庭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老革命”或具有官员背景的子女。也只有他们才会别出新彩地会搞出这类所谓的上层密闻。
而另一个方面，总理对自己的后事的确有“不保留骨灰”的遗嘱存在，而在总理逝世之后，这个遗嘱又是从什么渠道向外传播的呢。当然，公开的报道中也已经提供了一点迹象，但是，其根本无法排除某些上层的政治家也在做这种“遗嘱”的文章。老托洛茨基不就是搞过所谓的“列宁遗嘱”事件吗。
由此当然可以进行大胆的置疑，很可能李君旭不过是当局抛出来的一个替罪羊以及对应的小卒子政治英雄的气球而已。
从李君旭期初嫁祸给栽赃给袁小伟的情况看，也许这个《总理遗言》并非李君旭自己所杜撰，而完全可能迫于政治压力以及保护某个自己的亲信的需要而转而违心地承认是自己所伪造，不然，看看是否可以把全部的审讯记录和审查的案综全部抖落出来看看是否经得起全中国人民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