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v 2016 paperlist:白先勇:姹紫嫣红看遍

　　“那他是不是还挺忌贤的？”

　　白先勇连连点头，“非常！他的心胸……”他紧紧眉头，没再多说。

　　白家父子，白崇禧名字书卷气，曾是叱咤一时的“战神”；白先勇名字英武，却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文人。

　　白先勇幼年很少见到父亲，倒是白崇禧晚年，父子二人在台湾相处了11年，交流颇多。“他小时候念古文，我们就讨论韩愈、三苏的文章，他喜欢苏洵的东西。”白先勇回忆：“历史方面，他跟我讲他一生的战役，特别是1946年四平街战役，林彪大败，我父亲主张乘胜追击，蒋介石没听，那时候长春城里埋伏了不少苏联红军，蒋介石顾虑，怕打后变成国际事件。我父亲不以为然，他们在中国是非法的，让联合国去调停好了，他在长春机场一直坚持。蒋介石一定要我父亲回南京当国防部长，单面停战后，林彪就喘了口气。父亲晚年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事，如果当年东北打下来的话，战事可能就不一样。”

　　宋庆龄是国母，宋美龄是第一夫人

　　幼年时，白先勇在公开集会中见过蒋介石，“但跟他没交往，反倒是跟蒋夫人有过接触。”

　　——“您有篇《秋思》，写到老南京，很短，但很有意味。”

　　“其实和南京很有关系，花开花落，在呈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盛衰，在隐喻这个。写这个东西，是一个试验，完全没什么故事，一个片断的感觉。秋思，女主角的年华老去，菊花也残掉了，背后有象征，民国时代的起落，企图蛮大的。”

　　——“里头那位华夫人有些宋美龄的影子吗？”

　　“啊哈哈，倒不是。”

　　——“里面有个片断我印象蛮深，女主人公挽着丈夫走进南京城，觉得那像蒋介石。”

　　“哈哈，你也可以这么讲，可我写的时候没这么想。”他说，“不过我在南京去过宋美龄家，去过她的Party。她真是第一夫人风范啊，撇开一切、不讲政治那些，宋美龄不是说简单的美，她有一种高贵，出来的风度、修养，其他人所不及，没有的！我大概9、10岁，那时候在美龄宫，我们玩游戏抢座位，还有糖果啊，圣诞老人，马歇尔也跟我们小朋友混在一起玩。那时候我也不懂，后来看了照片才知道。”

　　“宋美龄开那个派对，表面上好像是请一些官家的夫人和孩子们去过ChristmasParty，其实背后有政治意味。马歇尔那时候在调停国共，向国民党施压组织联合政府，组织不了，在中国很有挫败感，宋美龄开这个派对，其实是安抚他，不让他一个人在南京过Christmas嘛。”

　　——“您见过宋美龄几回？和她有过接触吗？”

　　“有，有！我跟她下跳棋，3盘跳棋，我赢了两盘，她输了，我想她是故意让我的啦，她就送我这么大一盒Chocolate，装饰得好漂亮，蓝色缎子面子的。

　　“我见过宋美龄3次，南京一次，上海两次。在上海，我们到她家去过两次，一次是复活节，我们小孩子都去找鸡蛋。那天很特别，她们三姐妹都在，宋氏三姐妹我都看到哈！我们还跟她们玩游戏，官兵捉强盗，你捉我我捉你这样子，宋庆龄被捉到了，她也只好手绑起来这样子。”

　　——“宋庆龄和宋霭龄怎样？”

　　“宋庆龄也漂亮，这么说吧，宋庆龄是国母，宋美龄是第一夫人，还有不同的。国母是母仪天下的这种，第一夫人是能代表国家的。宋霭龄呢，是Du A Jia(沪语：大阿姐)，大姐派头，虽然那两个第一夫人和国母，在家里，你感觉她才是大姐头。

　　“那时候孙夫人(宋庆龄)穿了一条宝蓝色的天鹅绒的旗袍，真的也很美很漂亮的，她有种威仪，国母嘛！宋美龄穿的是黑的、也是一种丝绒的长旗袍，她喜欢穿黑的。”

　　——“您觉得电影《宋氏三姐妹》拍得怎样？”

　　“那个不行，那3个一个也不像，差远了，不像不像，没那个范儿！”

　　“白家哥哥”与三毛

　　1949年以前，白先勇在大陆“不自觉地过着贵族的生活”，1949年南渡台湾后，“父亲政治地位跟整个社会、整个国民党，突然间有一种转换”。所谓“新亭对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遇，都曾对他的认同感产生冲击。

　　现在回到台湾和大陆，他也抱怨：“台北城是丑的，建筑啊那些都不规矩，破破烂烂，但再观察一下，很有人文气息。这里的问题就是——太快了！啪啦啪啦，丢丢丢丢丢光，重新搞过。“文革”那10年，伤得那么凶，现在是疗伤恢复期，没那么快啦！”

　　在香港上过两年教会学校后，白先勇到台湾进入建国中学，那时的他“孤僻得厉害”，很少和同学往来，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饱读诗赋词曲，然后便写东西。

　　白先勇曾发过给长江三峡修水坝的宏愿，读了阵工科，后来还是重考台大外文系。班里爱耍笔杆的同学，数一数，竟有十多个：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林耀福……很快，白先勇和他们结成“死党”，并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崭露头角。

　　大二下学期，夏济安赴美，编者易人。这伙文艺青年开始筹钱、写稿、跑印刷厂，决定“自己办刊”，“创立新传统”——“我们那时很讨厌‘五四’文艺腔，他们开拓的精神我们很欣赏，但我们也在反‘五四’传统，竭力避免那种陈腔滥调。”

　　白先勇说，自己遗传了母亲的热情与活泼，“能适应社会，领袖欲蛮强，办杂志也是头。”1960年春，《现代文学》创刊，白先勇是发行人。发刊词里，杂志强调将系统介绍西方近代作品，第一期，他们推出当时鲜为人知的卡夫卡，及几篇新文学创作，包括白先勇的《月梦》和《玉卿嫂》。

　　“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的，还有三毛，“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小学一年级，三毛已念到邻居这位白家哥哥的《玉卿嫂》。那时，她就有点“怕”他，“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多年后，这个怪怪的、不去念中学而在家学画的敏感女孩的文章，也上了《现代文学》。白先勇最早发现三毛的才华，看她的小说《珍尼的画像》，年纪轻轻，却冒出来一种很不同的气息。“她那时才16岁，挺有才华，题材挺特殊，写了个很浪漫的人鬼恋的故事。”

　　小说登了以后，三毛抱着杂志大哭，跟父母说，她好像找到另外一条路了。30年后她还在追忆：“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后来有次《现代文学》同仁聚会，大家跳舞、打桥牌，内向的三毛姗姗来迟，躲在角落里。白先勇记得，她穿“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

　　“我比贾宝玉实在一点”

　　“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地飘荡在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那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凄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白氏小说里有着浓浓的“张腔”。

　　白先勇却曾透露，自己喜欢张的作品，但他与张的人生观大不同，“张爱玲的爱情可以像《半生缘》、《倾城之恋》那样拖拖拉拉，我对爱情的态度是《玉卿嫂》里那种一刀杀人。我推崇‘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而张爱玲绝对不会。”

　　1960年代，张爱玲“重访边城”，读过《现代文学》的她，在台北和这些“小朋友”见了面，这是白与张惟一一次会面。

　　聚餐安排在西门町附近的苏州菜馆“石家”。张爱玲身穿素淡旗袍，带一件暗紫绸缎棉质外套，颇为显眼。

　　那晚，大家有说有笑，闲聊生活琐屑。白先勇回忆：“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

　　白先勇曾多次坦承，他和张爱玲共同处是“血液里都有曹雪芹的文学基因”，推崇“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的”那种深刻性——自小学五年级读《红楼梦》，直到今天，他床头仍摆着这部小说。

　　“您和贾宝玉该是同类吧？”

　　“啊，哈哈！我想我比贾宝玉实在一点，他整天在做梦。”

　　白先勇大笑，随后便低头陷入沉思，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喜欢贾宝玉的！我有另外的看法，其实曹雪芹写的是一部佛陀传，是写悉达多太子的传记，等于反映在贾宝玉身上，他后来成佛了，是一个菩萨的这种意象。他爱这么多人，心地那么慈悲，他和悉达多太子很像，享尽荣华，看破了生老病死再出家，某方面来说，《红楼梦》是个寓言故事。”

　　“最美的东西还是无常的”

　　“有一次我看见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我觉得那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那是“寂寞的十七岁”的朦胧情愫。

　　涉及同性恋话题，白先勇从不避讳，“一向不认为这是种羞耻”。有次和刘俊(《白先勇传》作者)对谈，他坦言：“可能我比较奇怪，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还觉得是一种骄傲，有不随俗、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

　　《游园惊梦》中，瞎子师娘对蓝田玉说了句“狠”话——“你生错了一根骨头。”

　　白先勇解释，“或许，人的命运不是你能操纵的。”

　　1962年冬，母亲去世。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深感无力。“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母亲下葬后，他按回教仪式守了40天坟，第41天便飞美国了。暮年丧偶的白崇禧为儿子送行，寒风中老泪纵横，那是父子俩最后一次相聚。4年后，白先勇学成归来，父亲已故去。“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体尝了“老尽少年心”的痛楚，回到爱荷华，他写下《芝加哥之死》，像是某种告别，文字的世界，也一篇篇由水仙花少年的自我中心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大千世界。

　　在国外，白先勇说他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而他的《台北人》与《纽约客》也就一篇比一篇地中国起来。

　　关于长篇小说《孽子》，白先勇强调，他写的是“人性”。“《孽子》传达了作者对人的同情。这本书如果有一点成功的地方，我想就在这里。《孽子》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书中并没有什么同性恋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迫的人。中国读者也许是由于经历了过去的动乱，虽然实际情况和问题不同，但感受却一样：一种被压抑、被中心权威束缚、被流放的感觉。”写作时，他求一种“率真”，“痛恨道德上的虚伪，有时候不自觉地嗤之以鼻，所以我的小说没有什么道德判断，不去教训人家。”

　　《孽子》被改编成电视剧播放时，大家看得“哭成一团”；而他纪念亡友王国祥的散文《树犹如此》，将至深痛楚沉淀6年，被称作“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

　　在圣芭芭拉，白先勇喜欢深夜写作。写得不顺手时，就一壶壶茶往肚里灌。心里有话，一时又无法表达妥贴是很痛苦的。他说，回美国后他又要写东西了，“我在写一些短篇小说，我觉得我的《纽约客》还没写完，”那些故事“老早在心里面了，慢慢慢慢酝酿”，“有时候人，有时候事，故事都是我自己东拼西凑想象出来的。”

　　您如何理解时间与爱情的关系？

　　白先勇喃喃道：“时间它是个常数，一直在那里，谁也逃不过，永远都在走，可我们存世的事没一个是永远的，就是佛讲的无常。所以，《牡丹亭》表面上写一段那么美的理想爱情，其实它背面传递的，最美的东西还是无常的。”

　　“世间好物太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时间也是最残酷的，时间毁坏一切，所有的东西，统统抹掉，包括人的记忆，而我们的爱情总想追求永恒，所以是矛盾的。”

　　佛家会不会有点悲观？

　　他淡然道：“释迦牟尼不是悲观，他是悲悯，他了解人世一切苦难，他没有粉饰太平，他看到这个悲苦以后怀大悲之心，所谓‘勇猛精进’，因他要渡世人。”

　　(感谢孙瑞岑、郑新燕、柯华杰联络专访；参考：《白先勇文集》、《情与美白先勇传》、《最后的贵族 白先勇传》、《三看白先勇》、《白先勇与符立中对谈》、《圆梦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