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分类语言的标记符号:王容芬印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3:12:45
王容芬老人在张志新烈士画像前
王容芬白描
1966年，在最高统帅屡次接见红卫兵时，王容芬也曾是广场上“万岁”红色狂潮中的一员。文革、个人迷信像流感病毒一样，肆虐全中国，击伤着无数善良正直而毫无知觉的人，其来势之猛，非有特殊抗体基本上无法免疫。但是，她毕竟是王容芬，一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和秉性而又那么纯朴、对真知无比执着的勇敢的王容芬——她对于文革之“流感”免疫了，她不能眼看着国家和人民陷于灾难中，她要以她微弱的力量为阻止文革狂潮的泛滥掀起一点浪花——她行动了，她以真名实姓给毛泽东等首脑机关写了信，同时她也写了绝命书，然后毅然服毒自戕，欲以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与思考！但不幸的是，她被救了，身上的绝命书使她住进了公安的医院——笔者想到，什么叫“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大概可算注脚之一。
于是，她成了一名政治犯，以“现行反*革命”罪名于1966年9月锒铛入狱，10年以后的1976年1月正式宣判，获刑：无期徒刑。又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批获得“改正”，无罪释放。王容芬，入狱时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狱时三十三岁——一九七九年三月，王容芬的母亲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她的服刑地。他们是来给王容芬“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王容芬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呵，这就是王容芬，求真的王容芬，认死理“一根筋”的王容芬……计算起来，今年（2009年）王容芬应该是66岁了吧……她仍然执着于自己的研究，并拖着被折磨得虚弱多病的身躯继续工作着，关注着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启迪着所有有头脑、有良知的善良的人们……
学业优异的王容芬面对文革狂潮……
王容芬从小学业优异。十岁时，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勤工俭学一暑假，终于买了段布料做了条长裤衩，穿上了记事以来最好的衣服进了中学。高中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因为她喜欢外语。16岁（1962年）因成绩优异保送大学——但衣服的派头不行使她常常发窘，她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是不能见人的，还好上衣长，能遮住。（她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
文革开始以后，王容芬的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文革时，任何人的家只要认为“涉嫌”什么，造反派某组织就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前来“抄家”）。她的妈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名目是：销毁“特工器材”。
王容芬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她没当“造反派”。因为刚进大学的时候，她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似乎在重演。当时她们的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王容芬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王容芬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一系列的文革乱象不断撞击着19岁的王容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无法不驱使她运用她的知识和良知进行深深的思考——没办法，思想者往往就是痛苦的代名词——
北外学院党委书记是革命时期的“红小鬼”，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王容芬的老师。有一次王容芬病了，就是她把王容芬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但她竟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王容芬至今还说：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王容芬还亲眼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逼她喊：“我是黑帮……”
而我们熟知的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也是被人全身刷上浆糊贴上大字报？……最终忍无可忍，也是为了保存起码的人格尊严不受粗暴的践踏和蹂躏,马思聪只得“叛逃”香港，转而去了美国，但他并未寻求“政治庇护”，直至去世才“魂归故里”……
著名的1966年“8·18”最高统帅接见红卫兵，学校也让王容芬参加了。但现在我们知道，王容芬是学德文、研究德国文化的——王容芬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彪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 （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致
敬礼！
王容芬现在
回忆当时的心态，显得异常平静，无怨无悔：“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在公安医院里，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当文明遭遇野蛮和愚昧，当是非再也无标准可言
王容芬毫无悬念地坐牢了，在狱中，她更清楚地看到了野蛮和愚昧，看到是非怎样地被活生生地颠倒——一如一群活跃在聚光灯下的各类演员，上演着人类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丑剧、悲剧和正剧。而这些恰恰坚定了王容芬原先的思想和对文革的解读。可那些典型的黑暗剧目已不是一篇小文可以包容得了的了，这里我们只能摘取某些场景，略窥一斑。
在犯人中，有最虔诚最具舍己为人精神的基督徒（好像雷锋精神主要就是舍己为人吧），他们的那种精神简直感人至深，今人难以忘怀，而他们的罪名是宣传外国的宗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除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还能宣传什么别的思想吗？这就是反动透顶，甚至有特务之嫌……至于《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在这里已经毫无任何意义。在犯人中也有曾经是革命战争中的前辈，但后来患有精神病，只因其在发病乱喊乱叫时常常喊出某些当时为大不敬的话语，最终也不管什么精神病，也不管他曾经为革命立过什么功，作为“现反”抓进来。
看出文革问题来的也并非王容芬一人。犯人中有一位曾经是新四军战士的，她的罪名也是“现反”——她竟然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林彪为《毛泽东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王容芬后来回忆说：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而在换了羁押地以后的某一天，他竟被另一个为了躲避批斗的犯人推到了斗争的前台，狱警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而一些其实并没有罪的“政治犯”，往往成了真正的罪犯欺侮的对象，也有被那些真正的罪犯弄死的……是非在这里真的活生生颠倒了……
“认死理、一根筋”的王容芬 VS 愚昧、野蛮的“专政”者
王容芬的主要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彪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因为当时的“九大”是所谓“举国欢庆”的不得了的大事，为何如此说？熟悉文革历史的朋友都会理解的。王容芬真的从被送进“学习班”了，当时她以为没几天可能就自由了。可是由于王容芬在“最新指示”发布时常常有意戴上口罩不跟着喊那些狂热的宣扬个人迷信颂扬林彪的口号等莫须有的罪名，再加上某些缺德犯人的“揭发”，她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用王容芬自己的话说：“说真的，我呼不出来。”
其实，王容芬自己都说：“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出来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这就是“认死理、一根筋”的王容芬！
真的，至今还有人说王容芬也就是“认死理、一根筋”，此说何等浅薄！因为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认死理、一根筋”——那些彪炳史册的人物，不论是布鲁诺还是伽利略，不论是夏明翰、陈然还是张志新、林昭，他们有几个不是认死理的“一根筋”走到底而宁死不屈的呢？
以下内容摘选自戴晴、洛恪写的《女政治犯王容芬》，是以王容芬口述的语气写的，而王容芬越是平淡地叙述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蹂躏，我们却愈加可以感受到当人治×治代替了法治，公民将如何沦为刀俎上的鱼肉；我们更可以感受到外表柔弱的王容芬面对法西斯般的刑讯折磨是何等坚韧、执着，视死如归，可歌可泣，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1969年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实在是非常经典的政治笑话——本站）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喷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据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用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功文明史……”有问题吗？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后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炕，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在被关押10年后即1976年1月8日宣判的——无期徒刑——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上诉自然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耍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妈妈的头发全白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经历如此九死一生炼狱般的磨难，王容芬还是王容芬！
——阅读了这些资料、文献，笔者似乎已经能勾画出一个很清晰的王容芬了——然而，“王容芬印象”决不是到此为止的，因为只有了解了王容芬获得“改正、无罪释放”以后的所做、所想、所说，我们才能完成对“王容芬印象”的完整建构……
以下仍摘选自戴晴、洛恪的《女政治犯王容芬》——
我终于无罪释放(1979年3月)。妈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拒绝经济接济/不要上户口 但我总得吃饭。
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国语学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1小时2.5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吵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无单位敢要我当时，外国语学院不接受我。我已经33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手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13年牢狱德文并没丢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毋庸讳言，有很多人经过反右运动的整肃，经过文革的磨难，已经精疲力竭，原来的“棱角”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粉碎“四人帮”,许多冤案得以“改正”或平反,他们重获新生，赢得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但是，原来知识分子的那种善于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锐气消失或消失了很多，更不用说什么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创新,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许多人开始躲进小楼成一统,养花养鸟——当然,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并无法对此有任何微词,人非圣贤,岂能都为豪杰?
然而，也还有许多人秉性难改，他们不仅无法盲从于某种自己不认可的思想观点，而且也不避讳正大光明的表达出来，继续履行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似乎越是经历过炼狱般磨难的越容易如此，这又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对此我们还是可以历数出一些人的，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王容芬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她以行动向我们展示出来的——
据一位叫方心田的网友在他的博客中的记述：1981年，她被古道热肠的的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她成为著名的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为中国知识分子开阔眼界，在方法上提供着启迪思想的武器。学者傅国涌就曾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容芬译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只有《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两篇讲演，而我常常把其中的一些话当作格言，抄在日记本上。”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迄今依然勤奋著述。
再次上书“最高层” 文革之初，19岁的王容芬上书最高领袖和国家首脑机关，并抱着视死如归以唤起社会关注与思索的决心，因而换来无期徒刑即实际13年的牢狱之灾。方心田08年9月8日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人，包括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已经忘记或陌生了那段历史，但王容芬从来没有忘记。谁能否认——文革依旧是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的一个大结，如何彻底清算它，予历史与国人尤其是所有遇难者和受迫害者一个公正的交代，这是全体国人的庄严使命。英雄，真正的英雄，在任何时候都有英雄的壮举。令我们无限感佩的是，现旅居德国的王容芬女士，前不久给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说：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方心田不无感慨地写道：“我明白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倾轧争斗而终没有消亡，就是因为有以大无畏的勇气戳穿‘皇帝的新衣’,敢于为民请命的王容芬们，就是因为有为追求真理而不惜殒命的秋瑾、林昭、遇罗克、史云峰、张志新、李九莲……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至此，我们对“王容芬印象”的构建应当基本完成了，而且我们一定也可以完成对真正有良知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印象的构建，那就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他们是一群“认死理”、“一根筋”的人，是一群在某些人印象中的“傻子”、“书呆子”、“冥顽不化者”……
然而我们要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大容易被“忽悠”，有清醒、客观的思维和视角，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情怀。这里，除了王容芬，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予以佐证,她就是全国屈指可数“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林希翎：她写信给某位最高领导人，要求永远保留她的“右派”帽子，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1957年的思想言论有什么错误之处，她将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但同时,她拒绝当时台湾当局想要授予的“民主斗士”称号,她同样支持并参与台湾争取民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