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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蒋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蒋纬国非常浓厚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底，国民党大溃败前夕，蒋纬国生父戴季陶故世于戎马倥偬之际，蒋纬国未能随侍在侧，且因戴季陶身逝，使蒋纬国失去政治支柱。故而，蒋介石迁台后，冷落了蒋纬国，并限制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情分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怀。宋美龄对蒋纬国更是爱护有加的，她一直将蒋纬国“视如己出”。
至此可知，蒋纬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这是确定无疑了。但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过继之后随养父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姓氏本身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他终于为历史补白，一了宿愿，道出他的身世之谜，因此揭开了往年神秘的面纱。下面是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片断，这是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整理而成的，为了保持本来面目，这里截取部分精彩内容:
民国肇始，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民国元年1月14日，“中华民国”成立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光复军司令陶成章于凌晨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所住的病房内，被枪杀身亡。枪杀陶成章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那年他26岁，是沪军第五团团长，他刺杀陶成章，主要是认为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蒋介石先是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避难日本，但不到一年就回国，此时刺陶风头已过，他暂时回溪口老家。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7月发动，蒋介石也参加了革命，不过革命在8月13日彻底失败。他先和陈其美匿迹上海租界，随后因为袁世凯政府追捕甚急，民国三年又逃亡出国，于9月1日抵达日本。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他和留日学法政的学生戴季陶共租一屋。戴季陶当时已与钮有恒成婚，并且得子安国。蒋中正这次在日本停留两年。民国四年秋天，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蒋介石也参与战事，但仍然失败，他随即又潜匿上海，这回就没有再避难东瀛。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民国五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蒋纬国的生母，外界一直传言是名为津渊美智子的日本女子，其实不是，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蒋纬国正如外界所知，几乎是生下来就成为蒋介石的儿子。当初何以如此，据了解，主要是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所幸虽然同在日本，这段露水姻缘总算保密到家，钮有恒始终不知道有重松金子这么个女子。戴季陶很容易地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好，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1953年，蒋纬国原配石静宜过世，他的心情极为低落，父亲派他赴美进修。据了解，途经日本时，蒋纬国在东京找到山田纯太郎，终于知道生母的最后去处。当年把他抱到中国的日本老人告诉他，其生母死后下葬在东京近郊的青山公墓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京遭到了大轰炸，原有的坟墓已经被美机炸掉。山田没有陪蒋纬国到墓园，不过青山公墓很好找，因为东京市区战后发展迅速，现在公墓周围已成市区。这位装甲兵少将司令很容易地见了生母埋身之处。只是，墓址犹在，却无任何生母遗迹，原址已改葬他人。生母生时无缘见面，死后连尸骨都无处可寻，对于蒋纬国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他只能在这处曾经葬过生母的墓园里，哀思这位今生无缘让他尽孝的异国亲生母亲，然后怅然离去。以后，每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青山公墓便成为他必然造访之处。对于自己的身世，蒋纬国一直不愿证实些什么。身为敏感的蒋氏家族一员，再加上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他不得不在1989年1月参加戴季陶百年冥诞纪念会之后，在一次演讲中以73岁之高龄，对外“征求真相”，以解他的身世之谜。然而当外界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后，他仍然沉默。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及宋美龄待他犹如亲子，他感念此恩之故。
由山田纯太郎带到中国的胖娃一入蒋家，对于做父亲的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取个好名字。当年蒋介石为经、纬两子取名字时，有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有趣经过。蒋纬国还没有向蒋家“报到”之前，蒋介石为长子取的名字不叫“经国”，而是“国金”，这是因为当时乡下地方，取名并不讲究。从日本来的娃儿一到，蒋介石就要再为取名字伤脑筋了。就家谱来讲，这一代是“国”字辈，既然老大是“国金”，那么老二当然得是“国银”了。可是蒋介石当时已经不比昔日，虽然年纪尚轻，才30出头，但是已成为革命党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见识亦广，“国金”、“国银”未免太俗气，是显而易见的。他先是想到把两子的名字配为和“金银”同音的“经营”，也就是长子名改为“国经”；次子名为“国营”。但是“国营”显然不大对劲，几经考虑之下，他就想到“经纬”两字，这两个字气势很好，如此长子是“国经”，次子就是“国纬”。不过念着念着总觉得“国纬”太静态，最后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子的名字都倒过来，“经纬”两字放中间，“国”字放在后面，这样“经纬”成为动词，“经国”、“纬国”两个气度恢弘的名字于是出炉。
1917年，才1岁左右的蒋纬国在这年8月生了一场重病，小命差点不保。那时，蒋介石与姚冶诚带着幼子住在上海陈果夫家的阁楼上。有个晚上，一阵穿堂风刮过来，几扇窗子突然关闭。此时蒋纬国开始哭闹不休，并有发烧现象。起初，蒋、姚两人以为是受到惊吓造成的急惊风，但还是请来当时在上海挺有名气的日本医师看看。这位医师诊断，蒋纬国得的是脑膜炎，传染源可能是蟑螂，不过医师没能把病治好，病情看来似乎愈来愈严重，两人一筹莫展。陈果夫的妻子眼见蒋介石及姚冶诚整天在阁楼上抱着孩子，就对他说:“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小孩，抱得活吗?孩子交给我，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没法子，只好听天由命。”蒋、姚听从吩咐，将儿子交给她。“我母亲日后告诉我，那时我几乎是奄奄一息，果夫夫人认为父母亲只懂革命不懂孩子，把他俩‘赶’出去之后，就自己去想办法，”蒋纬国谈到这段童年往事，不禁莞尔，“果夫夫人也是个三脚猫土郎中，她到隔壁中药房抓了服‘金老鼠屎’，这种药和普通的‘老鼠屎’药都因为外观是米粒状，有些像老鼠屎而得名，‘金老鼠屎’的药量多了一倍，并且用金纸包起来，通常这种药是解毒用的。”蒋纬国病重，果夫夫人死马当活马医，以成人用量的两倍喂孩子吃，第二天症状就减轻多了，并且停止哭闹，非常有效。再服了几天正常剂量，病就完全好了。不过，日本医师继续为蒋纬国看病，并且投以西药。医师特别嘱咐，孩子以后求学，凡是与计算或思索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可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可超过两个钟头。读完高中以后，因为脑子完全长成，就没问题了。遵从指示，对于蒋纬国而言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师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日后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场大病而使脑子受损。
蒋介石年轻时看待经纬两儿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国幼时木讷畏缩，甚难讨父亲喜悦；纬国则是聪明伶俐，而且自懂事起，就能自我约束———“调皮不捣蛋”，所以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戎马倥偬之际，蒋介石每当心情烦闷时，见着次子，逗乐耍闹几番，总能一解其忧。蒋纬国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时，常让他骑在脖子上，口中“囝囝，囝囝”亲昵地叫个不停。日后对中国现代史有着根本影响的蒋家，大概在这个时刻最接近一般寻常人家了。如今迈入80岁，也历经几番人生风雨的蒋纬国，仍然觉得“调皮不捣蛋”就是他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
1920年，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母子回到溪口。王采玉有严重的气喘病，蒋介石要姚冶诚侍奉母亲。浙江溪口是个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筑，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于此。而蒋家住在下街，经纬兄弟幼时的名字，一为“建丰”，一为“建镐”，此屋也就名为“丰镐房”。当年的溪口镇上街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肇聪过世时，名为“周泰”的次子蒋介石仅9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蒋周康虽然过继给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亲王采玉厚道善良，仍然决定把遗产分一份给他。
在蒋纬国的印象里，姚夫人回到溪口后与毛夫人相处并不融洽。毛福梅虽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但是并没有就此离开蒋家，因为王采玉也需要服侍，就让她住在丰镐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母亲带我回溪口家里之后，祖母当时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亲便把毛夫人接到家里住，没想到她反而要我们母子住到柴房里去!”蒋纬国回想当时情景:“柴房不大，一个角落养了几头猪，另一个角落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他说，稻草里有许多跳蚤，他和母亲被咬得浑身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抵受得住，他则没多久就病了。换个环境成为必要的考虑。蒋周康家条件很好，不过，蒋介石把母子俩从上海带回溪口，临走前曾经吩咐姚冶诚:“不管家里再怎么苦，你们不可搬到大伯那里去!”蒋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为大伯家里富有，他虽穷，但仍不想依赖哥哥。不过蒋纬国病得不轻，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坚持下，蒋纬国终于住到蒋周康家里，并且在上海就医。
1922年，姚冶诚带着稚子搬到宁波。和溪口比较，宁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俩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墙弄引仙桥，租到一栋相当大的楼房。这栋楼房是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但是那时蒋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进去。
对于哥哥，蒋纬国的心情可以用“敬畏”两字形容———既敬且畏。蒋纬国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且颇具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握了政治网，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时，几十年来与哥哥相处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但经纬兄弟之间的个性又实在差异太大。蒋经国的领导及识人能力很强、深具正义感而嫉恶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内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过世之后，从亲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传出来的。而蒋纬国则是外向、爽朗、幽默、易与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异，应该和幼年的际遇及青年时期出国进修的环境有关。蒋经国并未受到蒋介石的疼爱，有时甚至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怕得发抖；而蒋纬国则自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成为蒋介石忧烦之时的安慰。
蒋经国随后于16岁赴俄留学，在俄国的12年间，物质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蒋纬国则赴德留学，在德国获得正统的普鲁式军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习得欧洲优雅的风度。两人的际遇不同，日后的表现自然也就分道扬镳，连生活态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蒋经国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时，常常是夹克配西裤；饮食方面，外出时经常是路边摊，在家则是几样百吃不厌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则下顿再吃。而蒋纬国则是重视仪表，懂吃会喝，十分欧化。蒋经国在留学期间养成吃苦及节俭的习惯，再加上曾经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对于财产方面的看法及处理上就有所影响。他自己不置产，也厌恶别人置产，认为这与品德操守良莠有关，特别是高级官员，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因为购置了较为宽敞的房舍，结果因此去职。而蒋纬国的生活态度则是，只要能力负担得起，他宁愿享受较佳的生活品质。所以在台几十年来，他几次换房子，房子愈换愈大，最后在台北市溪山里至善路盖了栋不小的房子。据蒋经国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员指出，蒋经国对弟弟这栋房子曾表示“不以为然”。
兄弟的个性差距如此的大，也就成为亲情上的另一种障碍。“其实我和哥哥基本的人生观就有很大的不同。”蒋纬国叙述他们兄弟之间，在处世态度上就有根本的差异，“哥哥认为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而我则是‘为生活而工作’。”蒋纬国在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谈过如此观念。有人因此来问他，指出他这个观念，和他哥哥所言完全不同。蒋纬国回答，他相信哥哥“为工作而生活”的观念，应该是自我勉励，以激发斗志，但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而言，应该是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须工作。
1988年1月13日中午，前一天还正常上班的蒋经国突然在家中大量吐血，医师抢救无效，就此离开人世。由于事出突然，没有一个亲人随侍在侧。蒋纬国是哀伤的，这辈子除了父亲，受哥哥影响最大，他始终以服从之心以待，却未曾受到哥哥信赖。但终究相处了几十年，即使哥哥防他，亲情仍在。如今霎时天人永隔，面对已无气息的遗体，他突然为哥哥感到难过，因为哥哥生前在山之巅，难以觅得可以分忧的知己；死时，走得又是那么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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