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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2 08:09:53
大型电视纪录片《西湖》解说词之导演语
天造人设的美
《西湖》总导演 夏燕平
西湖不是纯自然的美景。
她不像黄山、九寨沟，西湖是千百年来人类治理疏浚、依势造景的山水之湖泊；她不像漓江、张家界，西湖是千百年来人们感怀世事、寄托情绪的精神之湖泊。因此说，西湖的美是天造人设的，《西湖》纪录片亦复如此。
许多第一次来到西湖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西湖之于中国人，太熟识了。
因为熟识，后来便不大有人愿意说西湖，也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怎么也说不好西湖。近代以来，西湖没有足以背诵的文，没有足以传唱的歌，没有足以传世的画，当然也没有足以把玩的影像作品。
影像作品，有出息的影像作品，是挑战观众的视觉经验，你得给人以陌生的东西。西湖，人们还陌生吗？
当我们离开西湖的景致，蜷缩在看不见风景的房间，把西湖这盘千年长度的磁带，往回倒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湖，其实人们还是陌生的，陌生正是在于人们的熟识：“熟视无睹”。
西湖是沧海桑田。从海水浸蚀的瀉湖，到可灌溉之湖，鱼虾之湖，饮用之湖，直至审美之湖。是经过几千年的自然造化和巧夺天工。远的不考，拜苏东坡之大名，我们都知道苏堤。其实还有与其比肩的杨公堤、稍逊风骚的赵公堤、早己隐入十万人家的白公堤……仅苏东坡治下的那次疏浚，就动用了二十万民工。
西湖是“户盈罗绮”。南宋在偏安的同时，却也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明。南宋后期，临安加上流动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万。城内店铺林立，买卖昼夜不绝。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大城市伦敦，人口不过三万四千。难怪元初马可·波罗惊叹杭州是“天堂之城”。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贾克·谢和耐说：“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艺
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这个“现代化”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程度，因此，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西湖是东南佛国。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除了庙宇林立、高僧大德云集之外，更重要的是，佛家义理通过日常生活渗入杭州人的饮食起居，一年一度，历时三个月的声势浩大的“香市”便是足证。不仅东南大地，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皆“认祖归宗”。道家在西湖有著名的“葛洪炼丹处”等十多处道观。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们先后来到杭州，于是杭州有了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二十多座。伊斯兰教在杭州也有相当的传播，建有约五座清真寺。
西湖是唐诗宋词。许多人初来乍到却似曾相识，是因为他们早就熟悉了文学的西湖：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柳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文传千古的还有：李清照、林和靖、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姜夔、梅尧臣、范成大、朱熹、岳飞、文天祥、吴文英……元明清时的马可·波罗、于谦、袁宏道、张岱、袁枚、郑板桥、康有为、陈曾寿……近当代的名人孙中山、张静江、蒋介石、司徒雷登、鲁迅、周作人、戴望舒、郁达夫、李叔同、夏衍、毛泽东、周恩来……
西湖是“勾栏瓦舍”。中国的戏曲艺术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样式，肇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戏和文自此合璧，南方人谓之“戏文”。汤显祖、关汉卿、李笠翁、洪异等都在西湖这个舞台上有过充分的表演。中国有四大民间故事，其中两个故事的发生地传说在西湖：《白蛇传》和《梁祝》。《白蛇传》被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所演绎，《梁祝》更借以西湖的音乐——越剧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誉满世界。西湖还有《红梅记》（李慧娘）和《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都成了戏。
西湖是“壮怀激烈”。西湖不乏秀美，西湖也有壮美，悲壮之美。旷日持久的宋金、宋元战争中，产生了一代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宗泽、刘铸、吴价、吴磷、岳飞、辛弃疾、陆游、韩世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除了“忠骨岳坟”，西湖还有安葬了后来的民族英雄于谦、张苍水，世称“西湖三杰”。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鉴湖女侠秋瑾“面对故国湖山，埋骨西泠”。徐锡麟墓、章太炎墓、陶成章墓、浙军攻克南京阵亡将士墓、史量才墓、蒋百里墓……您还觉得西湖仅仅是秀美吗？
中国两千年的文明演进，我们都可以在西湖这个舞台上，找到她的发端、发祥和发展。这或许是许多惊艳西湖的人们被《西湖》惊艳的缘故，也是我们创作团队最初的奢望。
大型电视纪录片《西湖》解说词
第一集 西湖云水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传统医药的站位上，来划分我们的文化版图。黄河流域，是针灸文化圈，长江流域，是本草文化圈，江南一带，则是汤药文化圈。这种汤药文化圈的概括，真是挖到了江南文化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它与”针灸”“本草”不同的是，”汤药”的”汤”字盖指液体，二两个读作”商”音的”汤”字便可以用来形容横无际涯的水势，因此这汤药文化圈的说法，是直截了当地扑向了水的主题。
一代代前人，有的以风水谈玄，有的为《水经》做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关于水的文化遗产。不过，在今天我们再去追溯西湖的来历，已经不必求索于《周易》问诸于阴阳了。
这是侏罗纪末期至白垩纪时期的西湖地区，此时这个地方正处在强烈的火山喷发期，炙热的岩浆不停地从岩缝中喷涌而出，就这样，岩浆不停地流淌着，燃烧着，终于有一天，外流的大量岩浆造成了地壳的塌陷，于是火山口成了洼地，而这洼地便成了以后西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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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学者）：西湖是一个浅浅的海湾，是海水，后来由于潮汐带来的泥沙和长江带来的泥沙，使它和大海的通路封住了，它就变成了内湖。
接下来的沧海桑田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是这片洼地的轮回，却从没有因为岁月的缘由，而停下它的脚步，直到一万两千年前后，海潮的出没使它变成了澙湖，后来，海水终于退去，于是一个被后人称作西湖的胡泊，便出现在了东南大地。
＞＞访谈
余秋雨（学者）：西湖有一个奇迹般的问号，也就是说它怎么会这样美丽，它为什么变成奇迹呢？就是它不是天造地设的美景，它不是黄山，它不是张家界，它不是长白山天池，这些都是天造地设的美景，西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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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学者）：第一个，西湖的水一年比一年清澈。西湖的面积一年比一年加大，这怎么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人家只有缩小啦。
＞＞访谈
余秋雨（学者）：但是请注意这样的一个内湖，显而易见，它一定是年年蒸发天天蒸发，那么杂草丛生，然后会越来越变成一个盐碱地，然后什么也不是。到如果西湖变成一个盐碱地的时候，周围的生态也就完全变化了，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湖文明、杭州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了，一个荒凉的海滩而已。那么比较早的时候，这一带的人就想保护住已经开始出现的内湖生态。
2002年，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在仅与西湖有一江之隔的萧山，发现了已有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它比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还要提早1000年，在跨湖桥文化遗址中，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物，这便是这件同样经历了8000年岁月的独木舟。可以说这一次被称作当时的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的重大发现，是对中国水文化的最为形象的注解，8000年以前所打造的船只虽然搁浅，但是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先民们所生活过的东南大地，却留下了无尽的连天水网。
网，是岁月的脉络。
船，是泽畔的图腾。
古老的《诗经》是先民的歌唱，站在水边的先民们，曾经这样唱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这个”杭”字，与代表水上行舟的”航”字，原本就是一个字，但是当舟船文化随着海潮的退落渐渐远去，文明却在大地上扎下了深根，于是便有了杭州的出现，出现在水的家乡。
＞＞访谈
余秋雨（学者）：那么特别是在公元7世纪的前期，隋炀帝挖运河的时候把杭州作为一个运河的终点，那个时候大家就认真来对待了，就是努力地希望能够用堤坝把湖和海隔开来。其实这件事情很早就做了，钱塘，就是当时的一个堤坝，把它隔开来。接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用运河的水来冲这个水，让它变淡，越来越淡，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淡了的湖呢，做了6个井，所谓六井，通向人口聚居的杭州。
在所有表达乡情的词汇里，有一个人们常常会用的到的成语”离乡背井”。井，并不仅是生活的符号，而且是家乡的象征。李白的名句”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字，其实并不是”床榻”的”床”，而是”井床”的”床”，他是看见了洒满井床的月光，才写下了那首家传户颂的怀乡之作。
不过，杭州人对于井的情感，还来自于一种更为特殊的缘由。
正因为杭州的出现是缘于海潮的起落，所以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饮用之水都带着海潮的咸苦，因此城中居民对生活用水的依赖，便唯有储满淡水的西湖，可是全城的居民如果都去西湖取水，其间是怎样的奔波劳苦，可想而知。
直到唐代宗时期李泌来任杭州刺史，这道苦涩的难题才得到了解决。不过这李泌却又是离乡背井，因为他的家乡是在那一片遥远的八百里秦川。
按照史料的记载，李泌的做法是”开凿六井”，然而，这六口水井说是水井，实际上却是水池，池中的水道又径与西湖相通。自六井开凿以后，西湖之水才在真正意义上注入杭州古城，滋润了千家万户。
正因为这六井依然存在的缘故，今天当我们扒着井栏向井中探头而望的时候，便一眼望见了唐朝。但是，我们望见的却不仅是李泌的恩泽，而且还望见了另一位杭州刺史的功德。
这真是上善若水呀。
白居易来到杭州做刺史，距离李泌开凿六井已经四十年，由于这时的西湖还没有得到根本治理，所以每逢旱天，西湖便变得很浅，而且一逢雨季，湖水又溢满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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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学者）：在9世纪的20年代，来了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叫白居易。白居易来到杭州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有问题的西湖，你想，西湖从原始的开掘一直到隋炀帝的时候经过一点整治，但是整治的力量也是不够的。白居易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西湖呢？就是杂草雍塞，水量越来越少，周边的土地有待于它来灌溉，海水不能灌溉，只能用淡水灌溉，但是它本身已经很少的水了。白居易面对这个西湖的时候，他是行政长官，他一定要做事。
为了整治西湖，白居易便主持了一项为时三年的水利工程，并在自西湖北岸到武林门一带，修造了一道长长的堤坝，这道堤坝经过古城的变迁，早已隐入了”参差十万人家”而不复存在，但是杭州的历史却永远不会忘记它，这道理非常的简单，杭州，已经是西湖的化身。
断桥所在的这道白堤原本叫做白沙堤，自打被称作白堤之后，它便具有了人赋品格，一个”白”字，既是一种巧合，又是一种忆念，杭州的百姓曾在这里迎接过流浪于仕途的江州司马，却又希望这位理水的诗人不要”抛得杭州”，而在美丽的白堤之上作千载勾留。
＞＞访谈
余秋雨（学者）：白居易这个大诗人，他把自己最辉煌的年月执行在这个水利工程师所要做的事情上，让杭州的人忘记了他是一个诗人，更忘记了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诗人。我说他故意把诗藏在石块间，藏在水草丛中，故意的。不过他如果真的在那写很多诗的话，后代杭州的诗人就不敢写诗了，因为他太伟大啦。所以在这个里边，文本文化和民众的生态文化产生了很明显的比较，白居易选择的是民众的生态文化。
当西湖的垂柳飘去了唐诗的雪絮，水畔的枝条就开出了宋词的杏花，开着开着，就开成了那一行优美的佳句”花退残红青杏小”。
苏东坡第二次久住西湖，是在出任杭州太守的那三年时间里，不过苏东坡初来任上便遇上了大旱之年，遇到了河床袒露，遇到了井水干涸，然而到了第二年，杭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带却又是洪涝成灾。于是一项浚治运河、浚治六井、浚治西湖的水利工程便在这位诗人太守的任内，铺开了浩大的场面。
20万众民工的汗水从骄阳似火的盛夏一直洒到了阴霾冷冽的寒冬。
据《杭州府志》记载，浚治西湖的时候，由于苏东坡的决意而为与百般筹措，工程进展尚称顺利。但是剩下的唯一困扰，就是这满湖的淤泥杂草无处安置。这，恰恰又为西湖美景中十分独到的苏堤的出现不仅安置了悬念而且埋下了伏笔。西湖的淤泥杂草最终被派上了最佳的用场。世间许多所谓的弃物，最终的去向往往如此。”非是不堪为器用，都因良将未留心。”
＞＞访谈
余秋雨（学者）：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说他曾经吧西湖比成是西子变成一个美女，面对这个美女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不愿意做诗人，他愿意做一个真正男人来治理她，苏东坡当时就做了一个真正的治理美人的男人，治理她。
治理得好不好？治理得很好。很好的标准就是，由于他治理的杭州已经有可能成为国都，所以南宋就把它变成了国都。南宋成为国都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当然和军事形势有关。但这军事形势当中，我要选择它，一定它是美丽的，繁华的，这跟苏东坡的治理有直接关系。
苏堤的出现不但让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不再环湖绕远，而且为空阔的水面平添了一道贯通两岸的六桥风光。可以说苏堤的形成，在整个西湖风光的演变中乃是一次创造性的完善。
苏东坡的创造力在无数的文化前贤中，可谓拔山扛鼎，但是凡属于东坡创造却又能独具心裁，他创造了紫砂中的东坡提梁，创造了美食中的无上妙品，更创造了宋词中大江东去式的豪放之风。如果说那些创造都还属于生活与艺术的创造，那么这一道充满诗情画意的苏堤，便是他所创造的政绩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对于同一题材的描写，能够让所有后人全部落入重复的陷阱，同样是一种创造。正由于这种缘故，他那首仅仅28个字的晴雨之歌，才会成为永久流传的西湖绝唱。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感谢先民们把这一片水网密集的地方为一代代后人们选作了安身立命之所，因为这里西通水系，东濒沧海，南枕钱江，北贯长河。而我们的西湖之水，恰好位于一个水的交叉点，让经济源流一体，让文化四通八达。
水，又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钱”字与“泉”字本就是互相通用的。西湖，最先也曾叫做钱塘湖，既寓本地的水泉之多，又寓杭州的经济富庶。经济学家曾经断言，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在江河的下游。因此，若用今天的话说是占尽了区位的优势，杭州才有了“钱塘自古繁华”之说。
不过，秦代的“大泉五十”，虽然直接表明了它的币值，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它在艺术上的优美程度却远逊于有着瘦金书字样的“崇宁通宝”之类的宋钱。其中的缘由是它在最初铸造的时候，便融进了艺术的基因。
这掌心的铜钱虽然只是一枚，可它却有着一个王朝的经历，当初成于北地最后流落南方。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一联非常经典的词句，以鲜明的形象勾画出了东方美学中豪放与婉约的最为主要的特征。而“杏花春雨”一词，本身就挟带者湿湿漉漉的水的意蕴。可以说水，作为世间一种十分独特的物体，在其千变万化的形态中，从来就具备着从好放到婉约的全部特点。豪放时，它可以风生水起，狂澜万丈；婉约时，它又可以风定无波，静水平流。而我们的西湖之水，更多的时候则属于后者，代表着婉约主体呈现出温和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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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西湖塑造了中国城市的山水观念，这个观念超越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园林”。它把真山真水聚拢在一起，它把风月和丽日邀约在一起，和一城的人共度春夏秋冬。
西晋末年，中原崩乱，北方的大量流民开始一路向南迁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史称“永嘉丧乱”。祝贺词南迁的人口大约有九十万，其中就包括了一大批士族阶层，像产生过一代书圣王羲之的王氏家族，产生过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谢氏家族，即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所指的“王谢”二家便是其中的代表。
这种家族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将自己的艺术灵性与江南的青山丽水相融合，再次为江南文化的空灵秀美铺上了一层浓浓的底色。
但是当莽荡的烽烟再起，历史的旧剧又不得不再次上演。
公元1127年，徽钦二宗被金兵俘获，眼看着金兵就要兵临城下，北北宋君臣们便匆匆卷起了曾经在《清明上河图》展现过的繁华旧梦，慌不择路的开始了千里流亡。自此，宋氏南迁的长长队伍，便沿着历史的纪年走过了北宋与南宋的分野。
＞＞访谈
田涛（历史学家）：举朝南迁，举国都南迁，把这样的一个南迁，我们从表面上看来他把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黄河之滨的河南省的开封一下子迁到了钱塘江畔去了。临安，临安这个词汇，顾名思义，临安临安者，临时安顿而已，实际上他心里所想的还是有朝一日要光复当时的大宋江山，即所谓的王师北定中原之日。遗憾的是他这种期盼始终没有得到实现。不过当政治中心从北方黄河流域南迁之后，和政治中心一起跨过长江的却有当时源自于黄河流域的各种文明。
对于艺术的迷醉以致痴心不改，赵宋天子们实在是历史上的典型。宋室南迁之后，恢复了设置皇家画院的传统。一些供职于皇家画院的画家也一改北宋时期的画家们所擅长描写的北地山水的面目。
山水是宋代画家最为擅长的题材，而画家们终日面对着西湖的山光水色便自然成了她们描摹的对象。按照北宋的传统，画家笔下的山水都要有一个富有诗意的题名，而这些题名通常又要求文字简洁一语中的并让人过目不忘。因此，在马远等人的画卷上，便出现了“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双峰插云”与“苏堤春晓”这样的排列整齐的点题之句。
这便是“西湖十景”的由来。由于西湖十景的名字起得十分恰切，终于越叫越响，最后叫成了最具文采的独家景点，并让天下所有的人们都记住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与山水实景高度融合的优秀范例。
在这里，用“水墨丹青”作为中国绘画的又一称谓，似乎更为富于东方色彩。色彩，因水而渗透，笔墨，因水而润泽。有了水的十分神奇的功用，人们的那些奇思妙想才得以在这一片深青浅黛的湖山胜处电翠飞花，并表达出了以灵秀为宗的关于水的主题。
花港观鱼的“港”是水，柳浪闻莺的“浪”是水，平湖秋月的“湖”也是水，三潭印月的“潭”，自然还是水。水，漾泳着晨雾夕阳涵纳着云影天光。
水，涌动时有光芒之美，这光芒竟然是千姿百态；
水，平静时有倒影之美，这倒影竟让人浮想联翩。
缓缓驶去，那是苏小小乘坐的油壁香车；
翩翩而至，那是李慧娘眼中的美哉少年。
几道疏帘绿柳堆烟，那是西湖佳话仍然在断桥之侧搬演游湖借伞；
一把破扇遮风避雨，那是绝代疯僧要回到净慈古寺参加蒲团打坐。
西湖之水把东方的画卷浓涂重抹，让千年的岁月情醉湖山。
西湖之美把独家的美妙推向极点，让所有的模仿不敢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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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作家）：我觉得西湖的精神应该是”雅”，就是中国文化里的那种文人的精神，非常典型的文人精神。因为中国文化精神层面还是很多的，它有平民百姓的，也有商贾的也有侠客的，当然也有像于谦，他也是杭州人，他是高官了。西湖很重要的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士大夫的精神，尤其是更加偏重于文化艺术这一面。因为中国文化人学了文化以后是要考官的，之后就变成了士大夫。但是西湖的精神更偏重于文化艺术没有附属于政治的那种纯粹的审美的精神。
明代崇祯年间出自浙江东阳的进士张国维曾在一部水利全书式的著述中说道：为政一方，说先要考虑江河之害，不能治水，便不能治政，不能治政，便不能治国。
其实这一关于治水的观点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管子曾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
事实上，一切有所作为的官吏，对于治水的问题都总是魂牵梦绕，就像白居易，就像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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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学者）：西湖是一个人造的美景，是人为了自然生态自我奋斗的结果。这美景有两种，一个就是它天造地设鬼斧神工，让人们享受让人们糟蹋；另外一种像西湖，它本来没有美景，不是美景，它很可能成为很丑陋的地方，但是就靠人类的，它和自然的一种对话，一种艰难的对话，一代代的延续下来，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到现在为止都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个话题。在马可波罗时代，当外国人都睁开眼睛要惊叹的这么一个美景。
所以我觉得西湖这个奇迹，是非常能够符合当代有关人和自然对话的这么一个中心课题的。
2000年开始的宏大的西湖西进工程，不仅拓展了西湖的面积，而且更是焕发了西湖的美丽。但是热爱西湖的人们，面对这一片葱翠的湖山，并没有忘记它从远古走向今天的无尽沧桑，它从形成澙湖到人工浚治的重大变迁，以及它在从实用功能转化为审美功能的长期过程中，所凝聚的代代辛劳。
世间的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当它们的实用功能一旦走到极致，便往往会与审美功能欣然而遇。这，已经为众多的文化遗产所证明。正因为它们与西湖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当我们站在西湖水畔的高峰，去了望万里江山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了连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看到了横亘大漠的丝绸之路，看到了两千年前的地下军阵，看到了绵延北国的万里长城。
西湖，湖水虽浅却深不可测；
西湖，面积不大，却云水无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彩，高雅如西湖的诗词，通俗如断桥的传说，以及雅俗共赏的林林总总，正是自西湖云水而来。
此时，当我们飞行，在掠过长堤的时候，在掠过三岛的时候，在掠过名重东南的六和塔的时候，在掠过水网纠结的西溪湿地的时候，我们又完全可以说，只要西湖不干，便是活的遗产。
ps：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平湖秋月 曲院风荷——断桥残雪 柳岸闻莺——花港观鱼
双峰插云——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南屏晚钟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宋/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第二集 临安的记忆
情景再现的创作手法，现在，已经被一些电视纪录片普遍使用，《西湖》的创作，也同样进行了情景再现的拍摄。
为了展现西湖历史并弥补影像的缺失，再现的场景一共拍摄了数十场，但仔细算下来还是以南宋的情景为多。
是的，对于西湖而言，南宋的内容，尤其是临安的内容，是无法绕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南宋的人物，南宋的民俗，乃至南宋的饮食，其实都是关于临安的记忆。
公元1127年5月，康王赵构登基，改号建炎史称南宋。同年十月金人大举入侵，南宋王朝形势危急。
高宗赵构否定了礼部侍郎张浚的“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走上了漫漫南逃之路，先渡过长江，后经镇江，再经苏州，一路逃往杭州。可以说，当时的高宗赵构，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应该在哪里立足，即便是到了杭州，最初的打算也只是暂时歇脚而已。然而，当他第一眼看到西溪时，便立刻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并说出了那句“西溪且留下”。自此，南宋王朝便留在了杭州，并将杭州升为临安府。
临安，最初的含义只是高宗皇帝在昭告天下，我们是临时在这儿定都的，因此又被称为“行在”。当然“临安”一词还有别的意味，那就是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一歇便永远的歇了下来。就如同那一句“北定中原”的誓言，喊着喊着便融化在了这一片江南烟雨当中。
是西溪让高宗留了下来，但南宋的皇城却没有建在西溪。
这座凤凰山上的石碑已经非常斑驳，“忠实”二字传说是宋高宗赵构的亲笔。这里便是当年皇城的遗址之一。
当年皇城的范围，其实是相当阔大的，南至苕帚湾西至凤凰山，东至中河北至万松岭，都属于皇家的“大内”。从中国传统的风水上说，凤凰山肯定要比留下更胜一筹。其西南为秦望山、玉皇山，西北为八盘岭、万松岭，钱塘江则环绕在凤凰山的东南方。
这里，不仅是隋朝府治、唐代州治的所在地，而且，当年的钱鏐，也曾经在此修建王宫。南宋的皇帝看中这里，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因缘。
当年凤凰山麓的龙楼凤阁，今天自然早就不见了，但是如果是认真寻觅皇城的旧踪，人们就会发现，这里，依然存在着昔日的皇家格局。——仅这片当年开拓的八卦田，便是十分独特的临安的记忆。
八卦田是南宋年间开辟的以供皇家耕种的“籍田”。它共有八丘田地，种着八种庄稼，八丘组合，形同八卦。皇家耕种，自然只取象征之意。我们所说的是一片土地尚且这样讲究，至于皇宫的精致，可想而知。
久居杭州的傅伯星先生，数十年研究南宋与杭州的地方史志，并长期专注南宋皇城绘制了大量的专题图稿。这一张张图稿中的皇城建筑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临安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的缩图，与汉唐的长安无法相比，但这个“苟安”的王朝却也存在了152年。宋王朝长达319年，是中国古代历史最长的王朝。
历史有时会给一个地方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年吴越王“纳土归宋”，不会想到大宋王朝会把临安作为临时的都城。而作为当时的杭州人来说，也不会想到杭州会成为南宋的国都。而一旦作了都城，那就是中国的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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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涛（历史学者）：北宋南迁在历史上形成了南北两宋这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继承了北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民族的习惯，和他们所有的包括饮食、服装所有的一切生活，和他们紧密相关的那些文化艺术，它们一起传播到了南方，后来又经过元朝直至明清时期，他为中国明清两朝的大一统的江山奠定了基础。
因为南宋定都临安的缘故，杭州，从此发生了格局上的重大变化。不仅杭州的城市规模得到发展，而且带着皇家色彩的北方风俗也融入了杭州，成为了杭州的一种“老底子”。
南宋定都以后，杭州的人口逐渐增加，包括属县在内一度达到了一百万人。这使的“临安”，已经不是“临时安顿”的地方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它早已取代了开封的地位。
如果说傅伯星先生的图稿表现的只是皇城，那么西湖边上的这幅特别的地图，展现的便是整个杭城。它的依据，虽然来自明清，但是我们没有忘记，钟毓龙先生在《说杭州》里说，“杭州的路名称坊称巷，当自南宋始。这些坊巷于宋时命名者，约百分之四十”。
一个城市是否繁华，只要看它的市井风情就知道了。正因如此，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才把众多的人物、众多的情节，安排在北宋市井的长巷里。
杭州的不少地方用的都是城门的名字，如武林门、涌金门、艮山门，等等。看到《清明上河图》里面的城门，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了古代的杭州。连接着城门与城门的便是坊巷，便是市井，由于同为宋代，南宋的临安市井，当与汴河两岸有着相似的风貌。
描述古代杭州的市井有一首杭州歌谣十分精彩：
武林门外鱼担儿，
坝子门外丝篮儿，
凤山门外跑马儿，
清泰门外盐担儿，
望江门外菜担儿，
候潮门外酒坛儿，
清波门外柴担儿，
涌金门外划船儿，
钱塘门外香篮儿，
庆春门外粪担儿。
这也是另一种活灵活现的《清明上河图》啊。
南宋的历史有时很奇怪。北方在连年作战，南方竟歌舞升平。临安，临安，临安竟也能安居乐业。钱塘人吴自牧，南宋灭亡后追忆钱塘盛事的《梦梁录》中，将南宋临安的一年十二个月，从正月一直到除夕，一一列出。在这些记录中，南宋的临安人，似乎天天都在过节。
至于到了元宵这样的节日那更是热闹非凡，因为闹元宵的习俗，在南宋是非常盛行的，从初一到十五，只有过了元宵，才算过了新年。
有些节日，直至今天，还仍然为杭州人所重视。
现在，我国的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已经被确认为国家法定假日，应当说，这是对数千年文化的一种十分珍重的姿态。
对于繁荣的都市来说，它生活的优裕，还往往体现在日常的餐饮之中。而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正是在两宋时期，才出现了完备的形态。
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六中说，“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由东京南迁的店铺，到达临安之后，依旧是大显身手，最为有名的，还是钱塘门外宋嫂的鱼羹。
在周密的《武林旧事》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某日，高宗赵构登舟游湖，来至钱塘门外，时有卖鱼羹人宋五嫂对高宗自称，东京人氏，随驾到此。高宗特宣上船，念其年老，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仍令后苑供应泛索。
这个故事，关键不在宋嫂的手艺，而在高宗的心理。宋嫂自称东京人氏，是随高宗一起来到这个“临时安顿”的地方。这自然勾起了高宗的心事，所以，这里奖励的，不止是宋嫂的手艺，而且还有故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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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作家）：它本身就是在国破家亡，的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诞生出来的一道名菜。她本身就是从北宋的时候逃亡过来的，她是北宋流亡的一个子民。这样一个姓宋的宋嫂，她到了江南，到了西湖边，在断桥边上卖这样一种鱼羹。因为她是从北方过来的，所以这样一种鱼羹，它里面有酱油，有醋，它比较浓，它不像我们江南的菜比较淡，所以赵构皇帝喝了这道汤以后，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宋嫂鱼羹”，这是那个时代给他烙下的乡愁。几百年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宋嫂鱼羹当时的历史背景渐渐模糊了，但是它是我们中国的味道，它是我们杭州的味道。
除了传说中的宋嫂鱼羹，临安城里，那道著名的美味——东坡肉，也在香气四溢。
北宋时期，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宋哲宗元佑四年，苏东坡下令疏浚西湖，使西湖出现了新的面貌。参与疏浚西湖的百姓们，早就听说这位太守最喜欢吃猪肉，为了感谢苏东坡，于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抬着猪肉和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是一位很懂饮食艺术的人，于是，他便指点家人，将肉块烹饪得红酥酥的，然后又回赠给疏浚西湖的百姓，这，便是东坡肉的由来。
在苏东坡活着的时候，杭州的百姓就为他建起了生祠，甚至用苏堤的名字来纪念他为杭州所做的贡献。但是，没有哪一种记忆，能和东坡肉的记忆相媲美。
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宋嫂鱼羹，杭州其他一些食品，也都和当年的临安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杭州有一种糕点因糕点上有“定胜”二字而称为定胜糕。传说这是杭州的百姓，为了鼓舞岳家军出征的将士而特制的。
公元1141年，岳家军果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克金兵占领的许昌、郑州、洛阳等地。但由于秦桧的谗言，在前方作战的岳飞竟被高宗一十二道金牌招回，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于大理寺，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也同时遇害。百姓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就又把一种糕点叫做“油炸桧儿”，期望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方式把秦桧“油炸”了。
如果说北方人大多崇奉的是关帝庙，那么在南方，人们更多地崇奉的是岳王庙。一个“帝”字，一个“王”字，道尽了百姓对他们的尊崇。关帝全凭一个“义”字，岳飞全凭一个“忠”字。从小读过《说岳》的人，精忠报国，不仅是岳母刺在岳飞背上的字，而是刺在了全天下男儿的心里。
如今岳庙已经是杭州的著名景点。来到岳庙的游人，正是怀着当年杭州百姓一样的心情，在这里寻访着临安的记忆。
说过杭州的美食，现在，该说到杭州的茶了。
这些南宋的绘画，便展现着关于饮茶的“临安的记忆”。这是一幅南宋的《茗园赌市图》，系宋代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刻画了宋代街头茶市，画中的茶贩，有的正在注水点茶，有的正在提壶举杯，形象非常生动。
这是一幅《撵茶图》，也是刘松年的作品。如果说《茗园赌市图》表现的是平民生活，那么，这幅作品表现的则是贵族官宦之家品茶的场面。在这里我们几乎看到了从磨茶、烹茶再到点茶的全过程。
杭州人喝茶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早在宋代就已经盛行着饮茶的风气，每年新茶上市都有“试新”的说法。除此之外，在士大夫文人休闲的活动里，还流行一种斗茶、分茶的游戏。
宋代的茶馆，更是讲究，吴自牧的《梦梁录》中称宋代的临安茶肆，是“插四时之花，挂名人字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可见临安的茶肆里，一年四季都是一派兴隆的景象。
明清时代，杭州茶馆的特点，则是饮茶与戏曲曲艺相结合，可以在喝茶的同时欣赏到表演。清末民国初年，由于杭州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茶馆又演变为各行各业聚会，或是洽谈生意的地方，也还有一些手工艺者，特地来茶馆找雇主。
不过有人将龙井茶上溯到宋代的小龙茶，却是一种误传。西湖的龙井茶，应该始于明代，因为当时这里最有名的，不是龙井茶，而是龙井寺。直至到了清代，准确的说，是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题写“龙井八景“，并在龙井御封了十八棵茶树，龙井茶才真正有了名气。
杭州茶馆的真正繁盛，还要数最近的二三十年间。现在，每有闲暇，约朋邀友去中意的茶馆喝茶，已经是杭州的风气。这喝茶的地方，若是在西湖一带的茶馆，面对窗外的湖山，则更能体会杭州的美好，西湖的美妙。
在日常的文案工作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词，“宋体”或“仿宋体”。“宋体”或“仿宋体”的含义，自然都和宋代有关，也和杭州有关。有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宋代的印刷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毕昇就是杭州人。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活字印刷的工艺流程：印书时，在一块铁板上敷以松脂，再在铁板上放一铁框，把活字排在框内，这样就可以用来印书了。
两宋时期，印刷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书坊刻书遍布全国，而杭州的书坊最为集中，最为有名，世称“武林书肆”。南宋定都之后，杭州的书坊，更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时有“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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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涛（历史学者）：历史上杭州有很多个名字，比如也曾经叫过武林，后来在中国的图书出版业中呢，就把这个称之为“武林书肆”。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必要条件。
这一带都是我国著名的毛竹的产地，竹子是当时最好的造纸材料，洁白如玉，而且非常笔挺。而新安江有一种特殊的木头叫梓木，这个木头又是雕版印刷最好的物料，不崩不裂，润而不发，吃墨上水。
所谓的临安印刷风行一时，成了直至今日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精品，直至后人难以超越。
印刷术的发展，对于宋代的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400年后的欧洲，直至1439年才在德国的古登堡发明了用金属做的活字印刷。
在这些用传统方式印制的图书，我们想到了两宋时代那些坊刻的上品。所谓的宋版书，大都是善本、孤本，往往就是著名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宋代刻书业的兴盛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包括皇家的重视。宋徽宗对文化的崇尚有口皆碑，他的瘦金体，连初学书法的人也一认便知。其后的高宗赵构，虽经南渡，却依旧延续了对于文化的痴迷。杭州碑林里今天还完好保存的碑刻中，赵构所书写的四书五经，便能体现他极深的造诣。
临安刻书的盛行，助长了读书的风气。据记载，两宋时期的书院，总共三百九十七所，百分之八十则建于南宋。除了书院之外，还涌现出了大量的官办的学校和民间的私塾。而在南宋临安的里巷中，到处都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
这琅琅的读书声，也许是用杭州官话来读的。确实杭州话是一种官话，和周边萧山等地很不一样。当年临安城内人人以能说官话为荣，流传下来，杭州官话就成了吴语区内的语言孤岛，宋室南渡的活的明证。
宋代的青瓷，达到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最高峰，所谓“炉火纯青”指的就是青瓷达到的境界。
这些晶莹剔透的器物，就是来自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官窑的杰作。
官窑是由官府直接营建的，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但都是专制宫廷用瓷，所以，这些釉面温润、色泽典雅的官窑瓷器，表现了宋代帝王特有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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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蕊宇（考古工作者）：作为南宋官窑的器物都很有特点。当时古文献像《博古要论》上有记载，说它是紫口铁足。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多次上釉，追求色彩纯净，清一色的都是青瓷，没有其他混杂的花花的颜色。
北宋官窑，在靖康战火中毁灭了；宋室南渡后，在临安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南宋营建的官窑共有两处：一是修内司官窑，亦称“内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说修内司官窑的地点在杭州凤凰山下，但确切的窑址至今尚未发现。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郊坛，是皇帝每年春天郊祀神农的地方，在这里设窑，烧出来的瓷器，就具有礼器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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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蕊宇（考古工作者）：这么多的礼器它并不一定都用于祭祀。作为祭祀，它只能有一套，那是很神圣的。它不可能烧了毁，毁了再烧。它有很多东西后来都转为平常的物件，士大夫把这些东西都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作为陈设。宋代文人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审美意境，在青瓷上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乌龟山发掘了南宋官窑窑址，发现了龙窑和许多瓷片。1985年，临安城考古队在乌龟山清理出一座龙窑和作坊遗址，又出土大批珍贵的实物标本。1998年5月和1999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万松岭附近的老虎洞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可以修复的官窑瓷器。许多专家认定老虎洞窑址就是当年的修内司官窑。
陈列于南宋官窑博物馆的这些不朽之作，真是有着道不出的精美，即便是那些官窑的残片，也有着说不尽的奥妙。因为它们既凝结着宋代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凝结着临安的记忆啊。
西湖边上，有一座名叫“楼外楼”的酒楼，它背靠孤山面对三岛，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游人。
但是，更多的游人来到这里，还是要想起宋代诗人林升的诗句：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的诗句虽然也赞美了西湖的美景，但他的用意，却是讥讽当年南渡的人们，只把临安当做了偏安一隅之地。
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常常耐人寻味，南宋王朝的确是偏安一隅，但临安却因为当时的定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华局面，这已是无需争议的事实。
这些临安街巷的绘画对照现在的杭州地图，让我们看到了杭州城池、杭州街巷的沿革与变化。
面对傅伯星先生所绘制的南宋街景，面对为了拍摄西湖而再现的临安街景，我们想到了杭州的河坊街。尽管这条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街道属于仿古的性质，但是，人们仍然相信，除去现代的内容，前人所写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情景于今天河坊街的繁华，当是十分一致的。
拥有西湖的杭州，不管历史多么悠久，临安时代，总是时时让人回望的一个点，因此，我们面前的景象，便是关于临安的活的记忆。
第三集 西湖旧影
旧日的影像是昨天的记忆，未必完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收集，然后拼贴。
1929年6月6日，首届西湖博览会开幕，四架飞机飞临西湖上空助兴。
2008年9月8日，中国杭州郊外距离西湖十公里。由浙江广电集团组织，西湖历史上第一次高清航拍正式开始。
1929年6月6日，一架名为“金马号”的飞机上有一位乘客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一张西湖全景照。
这是人类第一次全景俯瞰西湖。
有文字记录的西湖两千年，有绘画记录的西湖一千年，有影像记录的西湖也就一百多年。
一个城市有它的等高线。过去的杭州，还没有那么多的高层建筑，但要看清杭州还是要到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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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杭育（作家）：杭州话说：“城隍山上看火烧”，这句老话中包含着杭州这个城市的一个结构特征，城隍山是杭州一个制高点，老杭州的制高点，在这个城隍山上可以对杭州一览无遗。
当年的城隍山是杭州城的消防瞭望塔。从城隍山俯瞰杭州和西湖，便可以看出杭州这座城市原来的基本形态，所以，最初的摄影者，都选择了在这个制高点拍摄杭州，拍摄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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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飞（收藏家）：我现在最早的一张照片，应该说是1865年左右的拍，整个照片看不到一个人，那么相对来说是比较萧条的那时候，所以说从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从最早的照片来看，西湖和杭州都是萧索荒凉的，原因在于清末战祸不断，从1860年至1864年，杭州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战场，西湖水面曾经展开过万人水战。
这场灾难之后，杭州城的人口从八十一万减少到七万，西湖一带木结构的古建筑几乎破坏殆尽，第一批西湖旧影记录下的就是那个岁月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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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飞（收藏家）：西湖老照片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艺术效果上来说都是一流的。这也可以从世界范围来说，因为从民国的时候就在讲，西湖是世界第一风景、第一名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最早到杭州来摄影的，应该是一批探险家，外国的，肯定是外国的。接下来一批是传教士，这一批留下的基本上是最早期的西湖摄影。从民国开始，我们有自己的照相馆，每个照相馆的角度基本上也差不多，相对来说，当时拍西湖基本上都是西湖十景，基本上是固定的。
人们对西湖的了解，最早可能是从西湖十景开始的，西湖的老照片，大多也是这十景的照片。
经典的西湖十景中后来唯独少了一个雷峰塔，所以现在杭州重建了雷峰塔，这样西湖十景也真正地团圆而十全十美了。
雷峰塔，正是西湖旧日影像中最多变的一面。
如今的“雷峰夕照”这四个字已经几次更改了它的本义。在有关西湖的影像里，雷峰塔的身姿几次发生改变，甚至消失。
公元975年，五代吴越国初建雷峰塔，塔高7层。
南宋遭火灾后改为5层。
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杭州纵火焚塔，留下残塔。
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了。
雷峰塔在西湖边站立了九百四十九年之后，杭州人亲手将它挖到了。
据称，五代的吴越王在雷锋塔内埋藏了八万四千卷《陀罗尼经》，民间传说这经文有辟邪祈子的作用，杭州以及周边的人们以得到这样的佛经为荣。乱世来临，盗挖事件不断，终于将这座古塔挖塌。
听说雷峰塔倒掉的消息，杭州的市民更是蜂拥而至，争抢塔砖。于是，在次日的杭州和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也正是看了这样一张照片，远在北京的鲁迅写下了《论雷锋塔的倒掉》，虽然他的笔锋并不是朝向杭州市民的，但是，面对废墟之上哄抢塔砖的照片，杭州人有理由感到羞耻和愤怒。曾经最令杭州人自豪的“雷峰夕照”，在1924年的九月之后成了杭州人悲欣交集的集体记忆。
2002年10月25日，雷峰塔重建。
2008年年末，《西湖》摄制组经过多番努力，搜集到了一批与西湖相关最早的纪录影片资料，其中包括这一段珍贵的影片——从这个男子还留着长辫子的形象来看，它至少拍摄于清代晚期。尽管他闯入镜头后，又突然转身离去，却已被历史定格，成了西湖的另类风景。
其实这个人是无意进入镜头的，但是当他想退出镜头时，他已经成了西湖旧影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能是因为风景照片的原因吧，我们在阅读西湖老照片和老影像资料时，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人在照片中始终是缺失的。可能传统的文人和艺术家都认为，人如果站在风景中会破坏风景之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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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弘（浙江大学教授）：外国人拍中国的老照片，在中国的摄影史上应该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外国人跟中国人拍照片的角度不一样，他们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有些东西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认为太普通了，不入他们的法眼，根本就不会想到去拍，但是外国人看了非常新奇，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拍下来了。
这是一次名为“西湖旧影”的摄影展，作为西湖边常有的展览之一，这次摄影展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兴趣。然而，在这里展出的照片，却是西湖边的杭州人所从未见过的。
不久以前，这些照片，刚从大洋彼岸运送到中国。
这些照片的摄影这是一个名叫费佩德的美国人，在清末的西湖摄影史上，费佩德的名字曾经中外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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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弘（浙江大学教授）：那时候我还在北大，因为当时北大图书馆请我去帮他们整理那些外国人写中国的一些西文善本书，然后就看到了大量的外国人拍中国的老照片。因为我是杭州人，所以我对杭州的老照片就特别敏感，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有关杭州的老照片是一个叫费佩德的这个外国人拍的，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感兴趣，开始调查他的背景，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之江大学的校长，而且他的父亲费启鸿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是《教务杂志》的一个主编。这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费佩德的老照片。
费佩德的外孙（摄影师）：他（费佩德）出生在中国但是在美国念的大学，在美国结婚后，在1898年来到了杭州。
从1905年开始，费佩德在杭州生活了近四十年，作为当时浙江大学的创建者之一，他的住所被浙江巡抚安置在西湖附近一所三层小楼内，这几乎是当年杭州城里的最高层住宅了。费佩德推开自家的窗户，就可以看见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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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佩德的外孙（摄影师）：他（费佩德）为了筹集资金在杭州办学，专门应教会的要求回了趟美国向他们解释在杭州的工作情况。当他回到美国，教会听取了他的陈述之后，他们对他的办学计划是否可行还持有怀疑态度，她们不确定是否值得教会去赞助，所以他一年后从纽约回到杭州的时候特地带了台相机，他开始在中国拍摄各地的风土人情。
费佩德的女儿珍妮特就出生在西湖边，这个金发碧眼的异乡女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要成为一个西子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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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佩德的外孙（摄影师）：我妈妈因为出生在杭州，所以她也会说一些杭州话。事实上，我妈妈几乎是出生在船上的，当时我外祖母一家人在一艘船上，幸运的是他们及时下船去了医院。所以我妈妈是在中国长大的，说中文的时间远远多于说英文的时间。
沈弘（浙江大学教授）：费佩德在他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把她送到西冷印社去学画、学书法，所以他女儿后来成了一个比较知名的女画家。他女儿跟宋美龄是好朋友，宋美龄在美国用英语曾经写过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然后她专门请他的女儿，叫珍妮特吧，给她画插图，她（宋美龄）的自传里边有两张插图就是他女儿年轻时候的画。这个画内容呢也是直接跟西湖有关的，其中一张画的主题是苏小小，还有一张画的是王安石跟苏东坡。
在去世前的美国岁月中，珍妮特还经常会讲起杭州话，虽然家中已经没有人能听懂了。
还有一些景致，或许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了。像著名的白云庵、月下老人祠、秋社等，我们只能从老照片和前人的记述中读到了。在那个流血和风月并行、爱情和革命共进的时代里，多少轰轰烈烈、多少可歌可泣，都与这些景致有关联。
杭州人后来之所以要塑陈英士的塑像，就是跟陈英士在白云庵的革命活动有关的。
浙江湖州籍的陈英士，是同盟会主要骨干之一，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曾多次到杭州，策动杭州起义，即当时光复杭州城的战役。辛亥革命后曾任沪军都督。1912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陈英士奋起讨袁，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远赴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又在上海组织反袁武装暴动。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
从民国到抗日战争，多少壮怀激烈的仁人志士就是以白云庵为密谋和隐身之所，直到被日本侵略军烧毁。
但是历史是烧不掉的，历史的记忆又是通过光影留传了下来。
在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年代里，这一个秋社的画面，自然是跟女侠秋瑾有关系了。正是有了这样一批西湖边的革命志士，西湖便也多了一些侠气，无边的风月就和革命的潮流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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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杭育（作家）：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里，我每回去总添一度伤：，雷锋也羞跑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哈德在湖心里造房子，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工厂的烟替代了出岫的霞，大世界以及什么舞台的锣鼓充当了湖上的啼莺……连楼外楼都变了面目，地址不曾移动，但翻造了三层楼带屋顶的洋式门面，新漆亮光光的刺眼，在湖中就望见楼上的电扇的疾旋。
这是徐志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西湖一些很时尚的变化的一种讽刺和批评。
徐志摩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西湖确实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中。辛亥革命之后，杭州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用后来人的语言，那是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上百座西式的楼房和亭子在西湖边建起，在湖边出现了娱乐城，西洋电影和中国戏文在里边同声高唱，上世纪20年代的西湖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喧哗景象。
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喜欢用“摩登时代”这个词来形容这段时间。于是，清丽的西子也开始卸去古典妆容，迎接这个“摩登时代”。
沪杭铁路、沪杭公路的通车让更多的外乡人品尝到了楼外楼的美食，与雷峰塔隔湖相望长达千年的保俶塔也被灌入了混凝土，全国的富商名流开始在西湖边寻找合适盖房的地皮——西湖和时代一起发生变化。
就算是满腹牢骚的徐志摩，还是应该感谢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否则他就没有机会陪同自己的文学偶像到此游览了。1924年，现代交通的便利促成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西湖之行，徐志摩担当翻译，陪在边上的还有林徽因。
拍摄于1935年的电影《船家女》中，可看出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西湖边真实的社会景况。
一百分钟长度的电影《船家女》，湖上风景和湖滨的景观占了大约六分之一的长度，在中国电影史上这不是第一部以西湖为背景的电影，但却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为详尽的一部西湖风光故事片。
《船家女》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初西湖船家女子的悲剧故事，但是，西湖的故事却并不总是这样的残忍，同样在那个年代，船家女在西湖上的邂逅也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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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静谷（康有为最小的女儿）：那时候我的娘是住在岳坟的栖霞岭，她们的房子不是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娘很年轻的，我娘十九岁的时候，康有为到了杭州，从日本到了杭州。他到杭州之后，看中了丁家山，造了一个康庄。
1919年暮春，六十一岁的康有为在西湖泛舟。此时，距离戊戌变法失败已经二十多个年头，劫后余生的南海先生在这一片湖光山色中，看见了这位名叫阿彩的女子，而吸引康有为视线的，却是阿彩的一双脚。在那个风行裹脚的年代里，出身农家的阿彩有着一双不受约束的大脚。
＞＞访谈
康静谷（康有为最小的女儿）：康有为就看中了她，这姑娘是好的，为什么要看中了她，因为他需要这种人，这是他要解放裹脚的时候。
1919年盛夏，康有为到西湖边的栖霞岭下的阿彩家求亲。他亲自登门，梁启超也一起去了。
维新失败的康有为，念着“唯新是图”的晚年计划，用西湖边的这一方小院对抗多年政治生涯带来的“历久生厌”。1921年，康庄完工，南海先生拥着他19岁的小妻子开始了别样的生活。
康有为亲自教这个一字不认的少女读书，在康有为的推动下，西湖边栖霞岭一带的女子纷纷放弃了裹脚的陋习，也算是领了风气之先。
作为康有为的第六位夫人，“阿彩”有了自己的名字：张光，取字明漪。
1927年，七十岁的康有为在青岛去世，康庄在抗日战争中被毁，年仅三十岁的张光因康有为留存的字画被窃伤心而逝。
1919年，中国第一部风光片《西湖风景》由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摄制完成。
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炸，1919年版《西湖风景》毁于战火。
＞＞访谈
孙建三（著名摄影师孙明经之子）：《西湖风景》它不是故事片，它是纪录片。
民国时期的著名摄影师，有中国电影教育之父之称的孙明经，曾经拍过一部名叫《西湖风景》的纪录片。这部现存的最早关于西湖的无声影片诞生于非常时期，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虽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寇的威胁让西子湖也不再平静。
＞＞访谈
孙建三（著名摄影师孙明经之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人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救亡，救亡就要唤醒民众，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是文盲，出书，办报纸，写文章，没有用。这个时候，蔡元培让他的弟子郭有守起草《国难时期教育方案》。这个《国难时期教育方案》里边就提出来了，要促进电影教育。电影你不需要认字你就可以看，文盲看电影，电影上有什么他都看得懂。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这个金陵大学，就是我爸所在的大学，联合成立了一个教育电影摄制推广委员会，他们就让我爸爸做了副主任。
1932年，蔡元培先生组织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并出任第一届主席。1935年，蔡元培聘请当时只有24岁的孙明经为该协会的唯一一名摄影师。同一年，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成立。
1936年，孙明经完成了这部《西湖风景》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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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三（著名摄影师孙明经之子）：1935年中国和日本签定了《何梅协定》，《何梅协定》规定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说写印唱“抗日”两字。电影可以，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唤醒民众。我们祖国这么可爱，日本人来抢我们祖国的土地，不需要讲“抗日”两字，老百姓就会看得见。当时制定了五条首款，其中就有中华民族光荣的传统。你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陈英士，这是个革命传统。中华民族有抗击外寇的传统。它都是没有说我们要救亡，没有说要抗日，当时日本人正在抢占我们土地，屠戮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效仿先贤，老百姓有抗击外寇这样一种精神的诉求。
而在更为珍贵的一段影片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游西湖的情景，这恐怕是六十年来大陆第一次披露蒋宋游西湖的镜头。
这一段经过剪辑的影片资料，来自一部叫《蒋介石还乡记》的纪录片。
蒋介石和西湖的情缘，实际上可追溯得更远——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受陈英士的指派，在辛亥革命攻打杭州府的战斗中，担任一支百人敢死队的队长，并率先攻入巡抚衙门。所以蒋介石对杭州和西湖的感情，自然是远在携美眷赏美景之上的。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岁月里，蒋氏夫妇参观钱王祠、凭吊岳坟，想必还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吧。
1949年蒋氏匆匆离开大陆去台湾时，也是途经杭州西湖的，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他怕是再也没有心情游湖了。
21世纪一个春天的早晨，摄影记者傅拥军照例拿着相机来到了西湖边，来拍摄这一棵桃树。要是不出差，傅拥军都会来这里拍照片。桃树只是背景。他拍的是西湖边的人，已经拍了八年。
2009年2月13日，第五十二届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揭晓，《都市快报》记者傅拥军的作品《西湖边的一棵树》获得自然类组照二等奖，这是浙江摄影记者首次获得世界新闻摄影的最高奖项。
《西湖边的一棵树》，是历届荷赛中国获奖作品中，第一次非常自然平淡地反映普通人生活常态的作品。这也是一向以大题材和突发事件为主要评选标准的荷赛，首次把奖项颁给了一个反映中国城市人文生态自然和谐的作品。
第四集 湖山晴雨
2008年的春节刚刚过去，当西湖正期待春天的时候，久久阴沉的天上，却不知不觉地下起雪来。最后，竟形成了一场在西湖的历史上罕见的大雪。由于大雪下得持久，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是，对于一个以审美著称的湖泊，这场大雪在世人眼中，却呈现了久违的容颜。
西湖十景里，有一个美丽的景点便是以雪景来点题的，这天下闻名的“断桥残雪”，假如没有瑞雪的装点，那么，它的审美意境的含量便会大打折扣。难怪在大雪纷扬的时辰，前来赏雪的人们仍然熙来攘往。
西湖之美既因于山容水态，又因于不断变化的四时天光，正是有了这二者完美的融合，西湖才显现出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当然，其他一些中国的名胜，也有类似的特征，但是，仅就二者的关系而言，西湖，实在是一个公认的典型。
从毛笔书写的时代，到钢笔书写的时代，再到键盘书写的时代，人们留下的礼赞西湖的作品，已经浩如烟海。但是，如果我们悉心地爬梳，便会发现，这些文字其实大多都没离开一个共同的视点，这便是——湖山的季节。
节令的变迁，使西湖的景色更为多彩；文字的季节，使西湖的内容更为丰富。高清摄影的航拍图像，让我们异常真切地看到了西湖周边的形貌，这些形貌如果配上“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句子，显然也十分吻合。
不过，作为婉约派的词人，柳永的笔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还不是这首《望海潮》，而是《雨霖铃》。那里面，有着最为典型的柳永式的佳句“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处的“杨柳”一词，杨为虚，柳为实，实指柳树。柳永本人恰巧又是这个姓。
在江南景色里，在古代诗词中，柳树随处可见，但只有在美丽的西湖，人们才会领略到它的百面殊同与多姿多彩。
如果把白居易的“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的情感，移用与出生在杭州的夏衍先生，那也十分贴切。因为夏衍在青年时代离开故乡之后，一直到临终之时，故乡的风物，西湖的山水，都始终让他魂牵梦萦。夏衍先生到了晚年，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将毕其一生的收藏，捐献给浙江博物馆；一是在自己百年之后，魂归故里。夏衍先生的亲人曾经回忆道，他的最后遗言，便是：“我要回杭州去了。”
一生都眷恋西湖的夏衍先生，曾经为一部名为《西湖旧踪》的画册，写过一篇深情的序文。在序文中，他非常关心西湖的树木，并特别强调了，种树要考虑到西湖本身的特色，而多姿多彩的柳树，便正是属于西湖特色的品类之一。
研究西湖，不能不拜读一番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与高廉的《西湖四时幽赏录》。富有意味的是，这两位杭州籍的明代文士，都把西湖的柳树划进了春天的栏目。
的确，看到湖边如此之多的游人，我们不能不由衷的感叹，在春寒料峭的时节便最早发芽的柳树，真是游春的信使，踏青的标志。
美丽的西湖，遗迹太多，故事太多。密得就像水畔的柳帘，多的就像绽开的柳花。只要随便摘一朵都是西湖的掌故。
白居易早就这样描写过西湖的柳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苏小小的故事自然有着柳丝一般的缠绵悱恻，但梁祝的传说不也透现着柳树的身影么。因为梁祝的话本在改编成戏曲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柳荫记》。
惟其如此，西湖的所有的柳树，都将自己的枝条垂向了如绫的水面。这种一如感恩的姿势，既像是诉说着西湖故事的滋润，又像是诉说着自己生命的由来。每一位热爱西湖的人，都会对西湖的柳树怀有深深地情感。而久居西湖的杭州人，竟然已经把他们所熟悉的一棵棵西湖之柳，当做了自己的至爱亲朋。
不要看每天在这里漫步，每天在这里晨练的人们是这般的轻松自若，其实，他们中间的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是曾经心怀隐痛的。那是曾经失去西湖柳树的隐痛。
1988年，超强台风突袭华东，连风带雨，掠过杭城。杭州城里，数百年的树木被连根拔起，白苏二堤上，由于湖面的开阔更是一片狼藉。
台风刚刚过去，人们便纷纷自发地来到他们无比牵记的西湖。这时，那些古老的柳树已经倒成一片，看到这样的情景，许多人顿时失声痛哭。是的，西湖不能没有柳树啊。
今天，假如我们向水畔的情侣、堤上的游人作一次试问，问我们的西湖，若是没有那一棵棵千姿百态的柳树，西湖将是怎样的面目。人们的回答可想而知。
湖边的千花万朵，固然能衬现出西湖的美妙，但是，即便在万花纷谢的时候，柳树，也还在环护着一湖烟水。柳树，无论是浅绿还是深青，都是西湖的底色。
对于什么是江南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回答：有人说江南是丘陵，有人说江南是方言，有人说江南是财赋，而有人则说江南是梅雨。
到了初夏前后，江南地区就会进入它特定的梅雨季节，这季节有长有短，但雨是非下不可的。不过，这雨要是下个不停，天日兼旬不开，便成了周作人所说的“苦雨”。
这种情况，杭州自然不例外，然而，对于观赏西湖的人来说，雨中游湖却是另一番别有的况味。游湖的心情，天光的造化，都在西湖的雨里得到了融和。这是今天的“黄梅时节家家雨”，这也是古人的“斜风细雨不须归”。
西湖的雨，像一种无声的信号，只要是在雨天，西湖便变作了一个伞的世界。不过，在西湖水畔，面对五颜六色的雨伞，最能让我们回味的，还是一种带有古老风格的油纸伞。这是因为，我们所熟悉的西湖人物、西湖故事，就是撑着这种油纸伞的。
从白娘子游湖借伞的码头，一直撑到了戴望舒那条迷离的雨巷。这雨巷是那样的悠长，长到连接着遥远的宋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杭城的雨水，打湿了多少感动过中国诗人的卖花之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苏东坡居杭时期的大量诗作中，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实在是堪称杰作，因为他的确把西湖的晴雨之妙写绝了。后人的吟咏西湖的作品之所以只能望其项背，不仅是这二十八个字道出了西湖的美学本质，而且它还从此给西湖赋予了“西子”这一被后来广为使用的别称。
西湖的山水与文人的情怀一旦融渗，便是这样的水乳交融。这，正是西子的底蕴，湖山的特征。
本次《西湖》的拍摄设计有西湖与戏曲、西湖与文学等诸多分集，若展现西湖与文学的话，那么，在西湖的文学史上，那湖山晴雨，当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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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学者）：东坡这个人，从他少年时代写的诗里边，就表现了他个人的修养和气质。比如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说西湖，这里不但是客观上说起来，晴的时候风景是美丽的，雨的时候风景也是美丽的，其实就象喻了，就透露出了东坡这个人的为人。在他一生中，不管是顺利不管是挫折，他都有一种不变的持守，可以面对一切而不改变。这就是东坡。东坡一直到晚年贬到海南，还是一直有他自己这种持守的风格。我认为这首诗不只是写景，而透过风景见到了东坡这个人的修养。
苏东坡一晴一雨来揭示西湖的特色，委实高明。
雨西湖固然空濛，但西湖之晴也是绝景，尤其在荷花映日，荷叶连天的季节，我们的西湖便“风光不与四时同”。
保俶塔与断桥，从来都是西湖的代表。许多的照片都会把西湖的荷花当成前景，便可见荷花与西湖的关系。
在摄影术没有出现之前，表现荷花的形象，除了笔墨丹青就是诗词歌赋了。可以说，自古以来，描写西湖的文字已经难以确计。在这些咏荷的文字里，杨万里的绝句自然要拔得头筹。但即便如此，若是在西湖赏荷，我们还是要记起另一位诗人的作品。
“于谦”，是与“岳飞”并重的名字。于谦在短暂的一生中，不仅勤勉从政，英勇却敌，而且写下了数以百计的优秀诗篇。但长期以来，于谦的诗名却被他的英名所掩。
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如于谦这样“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著名儒将，笔下的诗句竟比一些纯粹的文人之作，更具有独特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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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煌（学者）：《四库全书》对他（于谦）的诗的评价，是非常好的。它是这样讲，它说于谦的诗啊，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吟咏于求工，但是品格远出于一般文士之上。大家都知道《石灰吟》，对吧？把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在诗中写出来：“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同时他也有一些俗语，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两袖清风”，就是从他的一首诗里出来的。
与杨万里的咏荷相比，于谦的这首咏荷显然并不逊色：
涌金门外柳如烟，
西子湖头水拍天。
玉腕罗裙双荡浆，
鸳鸯飞近采莲船。
因为他所展现的，是与荷花有关的生动细节，展翅的鸳鸯，荡动的船桨，风拂的柳树，起伏的涟漪。这真是灵动的西湖啊。
说到西湖的荷花，一些没有到过西湖的人，总会首先想到曲院风荷。其实，曲院风荷只是赏荷的一个景点。由于西湖的许多水域都种植了大片的荷花，所以，只要是到了炎炎盛夏，我们整个的西湖，便是一个放大的“曲院风荷”。
《四时幽赏录》里，还特别讲到了西湖的月亮，并说“西湖观月，秋爽最宜”。当然，高濂所说的，自是晴朗的日子。夜空越晴，赏月越佳。
在西湖十景里，以“月”字点题的地方就有两个，一是平湖秋月，一是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一个岛。岛南的水面上三尊石塔鼎足而立，塔身中空，中有五孔，造型别致。许多年来，这三尊石塔已经是为人熟知的西湖标志。
赏月亮之于西湖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张岱的《西湖七月半》里就记载有杭州人西湖看月的热闹场景。楼船箫鼓，声光相乱。那简直是西湖的节日。
如今的西湖之夜，依然美丽。因为增添了许多灯彩，使月影、塔影与水影交相辉映，形成了“一湖金水欲溶秋”的西湖奇景。
西湖夜色最佳的时辰乃是明月高悬之际，这时，若有爽风吹来，面对粼粼波光，面对微微细浪，直让人感到“妙处难与君说”。
也许就是在西湖的秋夜，白居易吟诵出了“山寺月中寻桂子”；也许就是在思乡的月下，苏东坡吟诵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
前人的遣词造句实在考究，只在这“月”字前面加上一个“风”字，便成了“风月”。西湖的景色真是风月无边哪。
有人说，在杭州赏月还有一个去处，这就是西溪。不过，西湖的概念，是绝不仅限于湖水景区的。所以，恬静幽深的西溪也还是西湖。
现代作家郁达夫曾经写道，“赏芦花最好的季节是阴历十月，到时芦花全面泛白，若在月光下赏芦花，更为出色。”郁达夫所说的地方，正是钱塘名景之一西溪芦雪。而西溪的芦花，竟也有着月光一样的亮色。
有些初次来到西湖的人，到了这里也往往会有旧梦重温的感觉。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描写西湖的作品里，早就或深或浅的认识了西湖。
相应的审美素养与不同的审美眼光，决定着感受西湖的差异。这也像《西湖七月半》里所写：“许多人都在西湖看月亮，但是，看月的心态又各自不同。”
早在1922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就是日本影片《罗生门》的原著作者，就曾到西湖游历。由于芥川龙之介有着广博的历史文化的储备，西湖的游历就像是完成了一次储备与实地体验的重合。他写道：“眼前的西湖是那么飘渺，那么辽阔，面对眼前的和平景色，有了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心情。石碣村的柳梢沐浴着晚春的日影，阮小二坐在柳树根处一直心无旁骛地钓鱼。阮小五洗完鸡就进屋取菜刀，阮小七还在洗他那件旧褂子。”
当然，这只是东瀛作家的联想，至于我们的鲁迅先生，则是从西湖的风物开笔，写向了更为深刻的主题。两论雷峰塔的倒掉，实在是对于西湖风物的提升。
现代小说《迟桂花》为郁达夫后期所作，郁达夫认为，这篇小说是自己的成熟作品之一。杭州秋天的桂花向来有名，而一个名叫满觉陇的地方，更是桂树成林，香闻十里。《迟桂花》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原不必复述。我们要说的是，小说人物“迟恋”的情节，正是发生在满觉陇。
满觉陇的居民以花为业，桂花糖、桂花茶、桂花酒，都是满觉陇的名品。
桂花有多个品种，丹桂、金桂、银桂，还有四季桂，最迟开放的桂花则叫做迟桂花。然而造物的安排就是这般奇巧，最迟开放的桂花却香得最浓最久。
桂花的香气从文学作品中习习飘来，并不是打从郁达夫开始，早在北宋时期，在本片开头的时候，已经出现过的柳永柳三变，已经写下过全景式的《望海潮》，那里面便特别提到了杭州的“三秋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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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学者）：当年柳永这首词传到北方去了，所以金主亮就有了野心，而且果然带着军队要来攻打南方，可是后来发生了兵变，他被杀死了。可是当年他带兵过来的时候，叫人把西湖的景色图在屏风上。这金主亮写了一首诗：“万里军书尽混同”，他说他要统一天下，“江南岂有别疆封”，江南这个地方，我不允许有另外一个南宋这样的国家存在，所以：“提兵百万……”,我带着百万军队，来到你们西湖的边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我要立马在吴山最高的山峰上，他在他的屏风上了画了西湖的景色，在吴山上画了一个骑马的人，那就是他。所以柳永这个词，影响很大，传唱很远的。
郁达夫写过的满觉陇，如今已经是赏桂的景点，人称“满陇桂雨”。但与郁达夫时代所不同的是，杭州的桂花如今已遍布全城。
有记载说，当年，郁达夫连鲁迅的劝阻都不听，决计定居杭州。并在场官弄置办了自己的风雨茅庐。假如这位描写过迟桂花的先贤有知，那么今天，他一定感到欣慰，因为不管是早桂还是迟桂，都已是杭州的市花。他的风雨茅庐，就隐于杭州的花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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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锦（学者）：桂花跟杭州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我刚才讲，早在清代的时候就有人，有这么一句诗，就是“一路桂花香进城”。后来因为历史的变迁，就不是很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有意识地把桂花作为杭州的一种主要景观来加以培育。在上世纪50、6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期，1958年左右，那个时候搞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当中。据说，场面非常宏大，为了使西湖山上，漫山遍野都能够有桂花树啊，当时的解放军还动用了他们的运输车辆，把这个桂花树苗从满觉陇开始，运往山脚，一路有人种树的地方，他们就把树苗撒下来。
和西湖的柳树一样，现实中的桂花和作品中的桂花，都称得上是西湖历史的见证。
簌簌而下的桂雨如此芬芳，也是因为它就像前人们流下的滴滴汗水啊。
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这种感受乃是无数前人游湖的总结。它道出了西湖雪景的稀见，也道出了西湖雪景的独特和美妙。
的确，如果没有雪的装点，与春天、夏天和秋天的风光相比，冬天的西湖确实少了些层次。唯有银装素裹，才使西湖的景色在四季当中，后来居上。
因此，就电视艺术而言，能赶上2008年初春的大雪，并依靠现代的摄影技术记录大雪的全过程，这真是本片的幸运。
雪中的西湖，确实难得一见。再好的表述，此时也属多余。但是，我们依然钦佩无数的古人，他们在严寒的冬日，研匀冷墨之后，用手中的毛笔，纪录了一次次西湖的大雪，并让后人可以随时体历。
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仅有一百多个字，篇幅虽然短，优美却是到家了：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崇祯五年的大雪，靠了文学的魅力才经久不化。这，既是西湖的雪景，也是西湖的财富。
因为凌冰厉雪的梅花有着优雅的意态，杭州人自古就有赏梅的传统。西湖的周边有许多赏梅的去处。如较远的超山，较近的西溪，都是梅花的香雪海。
但是在人们心中，孤山的梅花却有着更高的地位。
林和靖的墓就在孤山的山麓。春节刚刚过去，这里的梅花便已经早早地绽放了。此时的孤山是一派清寂的影调，墓碑的后面埋着梅花的故事。
据说在这里，林和靖一共种梅三百六十五棵，花既可观，实亦可售。他把每一棵梅树的收入，都包进一个小包，总共三百六十五包，全都放进瓦罐里，每天取一包以供当日之需，加起来便是一年之用。
从花蕾如豆到梅子成熟，林和靖终年与梅花为伴，就是在一簇簇花丛中，他写下了一篇篇吟咏梅花的诗篇，其中最为著名的句子便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孤山的梅花，侍僧的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其中便包括诗人毛泽东。
自1953年至1975年，毛泽东一共来过杭州四十次。毛泽东不仅熟悉杭州的梅花，而且，孤山的林和靖，也是他极为欣赏的人。在杭期间，毛泽东还曾专往孤山，寻访林和靖的旧迹。
1961年11月6日，在杭居住的毛泽东写下字条，要秘书田家英帮他借阅林和靖的诗集。田家英很快托好友史莽找到了两个版本，毛泽东翻阅了一下，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于是，又两次写了字条，交给田家英。一张字条是这样写的：“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诗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最好。何人何时写的，记不起来了，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后来很快查出，那首七律，是明代诗人高启的作品。
毛泽东在杭期间，为什么一个上午要三找咏梅诗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查阅大量的咏梅诗，正是为了创作新词做准备。
1961年11月，毛泽东的新词公开发表。这，便是那首著名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这是每一位喜爱诗词的人，都能背诵的咏梅词。
是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随着梅花的引领，西湖的柳树，便又爆开了迎春的嫩芽。
湖面上，春风吹拂，波光照眼，与中国的节气相同步，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湖山晴雨。
第五集 香市
当生命的浆汁在摇曳的丝条上，暴出娇嫩的柳花，西湖，便涂满了人们对于春天的向往。不过，在这个季节，人们最为向往的色彩，还不是那些红红紫紫，而是掩映于湖山深处浅浅的橙黄。
香烟缭绕的名山古刹，拂面而来的紫陌红尘，在这里，构成了西湖的另一道独特的景观。正是它，西湖的香市。
近年来，前来上香的人，不是数万、数十万，而是数百万计。这些善男信女，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南一带的妇女。旧时江南的乡村女子，从十几岁嫁人算起，一生都要给某一个菩萨烧香。因为她们大多是来自鱼米之乡的桑娘蚕妇，所以，杭州人便给了她们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蚕花娘子。
每到春天，蚕花娘子们便早早地聚集在了一起，开始了进香的旅程。这时，我们心中或许会有一丝不解与疑惑，但转瞬间却又释然了。如果说真正的佛门义理远非在俗之人的浅尝辄止便能够探得幽微，那么，我们从这些蚕花娘子身上，看到的则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寄托。
江南一带居民到杭州进香的历史，从钱鏐时期的吴越国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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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锦（学者）：
这么长的历史，它积淀下来的丈化心理，是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所以只要政策允许，他们愿意来烧香，首先也是放松一下自己，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来旅游一下。第二，能够寄托一点希望。刚好是春天嘛，一年的农事刚开始，养蚕也刚开始，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好前景。
香市，又称香汛。而一个“汛”字，几乎把香市点活了。看着那些熙来攘往、潮水一般上香的人，无数只香袋尽管不再如此前的方正平贴，但人群中的点点橙黄、支支香烛，却随着那袅袅升起的香烟，融化在了这一片春的香市中。
张岱在《陶庵梦忆·西湖香市》一则中说到，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花朝，即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百花生日。自花朝至端午，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香市的起止时间如此宽裕，前来进香的人们，便可以非常从容地遍游西湖的名刹了。
灵隐寺，既是杭州的主刹，也是香客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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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泉法师（杭州灵隐寺监院）：
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年间，距今已经有将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了。在灵隐寺的历史上，出过许多高僧大德。枕是在民国时期也出过一些高借，像弘一法师鱿是在灵隐寺受的戒，觉截法师也住持过灵隐寺，还有济公。
虽然早在正月初一，灵隐寺就已经开始进香，然而，那还不算是真正的香市。再说，那时的气候，总还是有些萧条索寞。而现在，不仅大殿的窗权透射着缕缕春光，而且连轻轻拂动的这垂天之帐，都显得十分温软。
恰恰就是在这高大的殿宇之下，传说一千三百多年前一个月明星稀之夜，唐代的诗僧骆宾王与宋之问联成了对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西湖，让周边的水系同来汇聚，也让各种文化多元合流。在这里，虽然道家的落脚要远
比佛教早得多，但是历史的选择却往往出人意料。我们可以历数出著名的道家遗迹，说说葛
岭，说说黄龙洞。但是，当道家的粒粒金丹只是变作了线装经典的颗颗字迹的时候，佛教的
要义，却云水一般地渗入了这片秀美的湖山。
然而道家与佛教却又能够比邻而居，相处千年。西湖是宽厚的，东土是宽厚的，所以，
它以儒家的仁爱之心怀抱起道家的南华秋水，同时也构筑了创自天竺的般若之门。
自印度僧人慧理创建灵隐寺，至今近一千七百年。在这漫长的荣衰兴废的年月里，西湖一带究竟有过多少寺院实在难以确计。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曾说，西湖的寺院有两千余所。这个数字，当有着弘一法师一样的严谨。
古时称杭州为东南佛国，这一点，从现在杭州的这些佛教遗留就能看出。即使在今天，当我们的目光投放于城中之景或是景中之城，还仍然会屡屡发现佛教的踪影。即使在街区闹市，一些寺院只是留下了仅供后人追溯的地名与路标，但是也不难想见，在当年，这些地方有着怎样的坊巷佛墙。如果说寺院的分布已然与杭州的城市格局融为一体的话，似乎也毫不为过。
看到了这些景象，我们就会一清二楚，为什么这种叫做香市的传统，会独独出现在被称作天堂的杭州。
唐朝之后各方割据，形成五代十国。当时兵祸频仍，烽烟遍地。而恰恰与中原兵祸形成对比的是，钱鏐治下的吴山越水，却一片安定样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奇迹，正是缘于一位西湖的高僧。
可以说，当时的杭州正是佛教兴盛的时期。上到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时常到寺院参禅礼佛。这其中就包括了钱王钱弘俶。据史料记载，钱氏三代五王都与西湖的高僧们过从甚密，当赵匡胤统一北方意指江南的消息传至杭州，正是钱弘俶与永明延寿一番秉烛夜谈后，定下了“舍别归总，纳土归宋”的主张，终于使杭州地区幸免了战乱的创伤，也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今天，当人们再次提起永明延寿的时候，更多的则是想起了钱塘四塔。因为这四塔就是永明延寿督建的。
在中国，有许多的历史古城都是以佛塔来作为地标形象的，而杭州的六和塔尤其具有代表性。
六和塔的名字取佛教中的和合之意，所以也称六合塔。但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它都蕴藉了天地人和的意思。
天地四方，上青为天，中黄为地，下绿为人。如果真能够实现天地人和的至高境界，让吉祥涵山纳海，让亲和包容万物，那么六和塔下这一束束点燃的长香便不负那位高僧的祈盼与这些香客的虔诚了。
在中国，没有一座佛塔如雷峰塔一般被历朝数代的人们所牵记。1924年的某个清晨，这座在民间传说中栩栩如生的古塔发出了一声巨响。面对它的倒掉，人们怀有复杂的情绪—既庆幸白娘子终于从塔底钻了出来，又惋惜这千年古迹毁于一旦。
此时一个叫陈曾寿的晚清进士，亲历了西湖边发生的这一场变故，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他的心中别有一番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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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学者）：
清朝统治有三百年之久，那么那些人也别无选择，当然在清朝就做了官了。他经人介绍，做了溥仪的皇后婉容的师傅。
与清代朝廷关系密切的陈曾寿，面对国民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热血口号，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他既痛苦又矛盾，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对时局深感无力的陈曹寿来到西湖，隐居在雷峰塔的旁边。把雷峰塔当做精神支柱的陈曾寿，在亲眼目睹雷峰塔倒掉之后，提笔写下一首《皖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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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学者）：
“修到南屏数晚钟，目成朝幕一雷峰。”我真是几生才修到，在这种痛苦的扰攘的人世间，居然能够安闲地住在西湖边上，每天听到南屏的晚钟，不仅仅是南屏晚钟的声音感动了我，他说雷峰塔“纁黄深浅画难工”。
中国历经多少兴亡，多少盛衰，雷峰塔见证上边的苍天、底下的碧水，千古苍凉天水碧。他自己，陈曾寿，一生所缱绻的就是雷峰塔背后那“纁黄深浅画难工”的夕阳的景色。
而他，陈曾寿，为什么留恋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为什么留恋一个鞑虏的衰败的王朝，面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夕阳而如此留恋？
这是我晚年唯一的感情寄托，可是现在雷峰塔倒了，“为谁粉碎到虚空”！
七十余年后，夕照时分，陈曾寿所惦念的南屏之钟恢复了对仗，一座按照古雷峰塔原貌重建的新塔在西湖南岸还原。来到净慈寺烧香的人们，一回头就能看见。
有人说，西湖具有文气，具有灵气，具有秀气，这自然十分确切。但实际上，西湖还有一种“气”，那便是“僧气”。正是有了这种僧气的存在，才让红翠沾衣的西湖之美，有了一种异样的色彩。
佛教文化对于杭州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深邃的宫门与寻常的巷陌。因为被人们心口相传的诗人与僧人的深情厚谊，也是西湖佳话中十分重要的篇章。
记忆是从前尘影事中滗出来的最终的，也是最深的印象。但一个人真正要以“最忆”二字来形容，则说明那印象对他来说一定是铭心刻骨的。
在回忆杭州的时候，白居易便是这样。因为他在北方的洛阳写下过“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不过他回忆杭州的时候，首先忆到的不是别处，而是杭州的“山寺”，是“山寺月中寻桂子”。
唐朝以来，去山寺中访僧问道一直是文人的时尚。在这幅梁楷的名作《高僧图》里，那位向林下高僧躬身下拜的高士，正是香山白居易。不过真正能够深层理解白居易为何与西湖的僧人如此交好的，还要算他的后任苏东坡。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每逢政务之暇，他总会去寻访他所熟识的那些诗人僧侣，并在那种既投缘又投契的僧窗茶话中谈诗论道，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梵钟入耳、月上山林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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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锦（学者）：
他在杭州当太守，他去看辩才老法师，到龙井去。辩才当时已经八十岁了，一般来说，任何客人他都不送出门。但是跟苏轼谈着谈着，过了龙井下面这条澳，上面他的童子就叫了，已经过了。后来就因为这个传说，就留了个亭子，叫过溪亭。
白居易与苏东坡给西湖留下的这两道长堤，早已为世人所熟悉，人们漫步长堤的时候，也许以为这只是他们居杭时期的实实在在的业绩。从宏观的视野看来，这也正是他们崇禅尚道的别一种形象的体现，因为济世利民的从政思想与救济苍生的佛教宗旨在本义上都是相通的。而这两位曾经主政杭州的诗人，只是把这二者在西湖的山水之间进行了诗意的综合。
二百五十多年之后，苏东坡仅仅用了两行诗句便道出了自己的心得：“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缘深。”共同的居士身份，共同的杭城眷恋，共同的参禅履历，使他们的作品也具有了极其相似的特点—既有红尘的千般事物，又有淡远的一片禅心。
与白居易相比，苏东坡居杭时期的佛教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经过吴越国三代五王对于佛教的弘扬，西湖一带己然有了更多的僧众与庙宇，这就为苏东坡与僧人交往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范围。
在通判杭州与出任太守的五年时光里，苏东坡共创作诗篇四百七十四首，而与僧人有关的作品，就多达一半以上。从通判到太守，这自然是官职上的提升，但实际上真正提升的还是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他能够进一步疏解在仕途上的苦闷，使自己更为达观潇洒，并让自己从另外的视角体察浮生世相。这正得益于与众多的西湖高僧的过从。
说到底，与苏东坡交往的高僧们其实是一个为数众多的擅长诗文创作的文化僧群，由于这位诗人太守的原因，这一文化僧群的诗文创作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动。那些成千上万的篇什让人读到了空灵萧散的品格、茶禅一味的意蕴。而这些特色恰恰阐释了西湖的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上的文化僧群的存在，同样是西湖的遗产，杭州的财富。
这是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 1912年至1918年，先后六年光景，李叔同便在这里教授图画和音乐。据他的许多学生回忆，李叔同的为人处世既严格又亲和，在当时就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更由于李叔同独特的天赋与出众的才华，一时被惊为天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师生尊敬的人却突然出了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僧人出家又称“剃度”。剃度之后，就如同切下的那一头烦恼丝，俗世的一切过往，便要“往事如烟”了。只有李叔同却是个例外。因为每当人们怀着几分敬意谈起弘一法师的时候，总是忘不了他的故事。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动因，回忆文章已经盈筐累箧。然而作者们谁也未下断言，甚至连弘一法师自己写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也只是说了一种“经过”而不是答案。
不过，弘一法师倒是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西湖。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李叔同出家之后，他的妻子从上海一路寻到杭州，在西湖边找到了他并劝其还俗，可李叔同还是不为所动，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西湖的深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旧山外山。
其实《送别》所描写的物象，都是李叔同眼中的西湖之景。抑或可以说，这样的长亭，这样的古道，这样的晚风拂柳，那种送别的情绪才显得更为婉转低回。
在以后的二十四年里，弘一法师虽只是布衣芒鞋、青灯黄卷，但终以持律甚严、言行一致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道俗公认的律宗高僧。就如同他的书法一般，从容、平静，没有半点张扬。看似平淡却又大义微言。墨虽然是黑的，但字迹里所透现的灵魂，却像是中国的宜纸一般，素净无瑕。
对于西湖的寺院而言，除了春天的香市，这里还有另外的许多节日—佛祖诞辰日、观音得道日等，面对这种僧俗融合的场面，人们共有的一个印象便是：盛大非凡。
节日是传统的接续，是民俗的绵延。对于寺院而言，也是与广大俗众直接交流的最好的契机。然而，因为社会生活的变迁，有些节日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渐渐淡漠，但是由于寺院生活的特殊形态，有的节日却得以相当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在月上松梢、风清露冷的时候，僧人们便早早起来，齐齐整整地开始了腊八粥的制作。
在这里，没有凡俗社会的喧哗，没有普通作坊的嬉笑，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早课一般的专注，只是打坐一般的入神。而这些清香四滋的五谷之粮，这种调和真朴的淡定之味，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别一种生活的仪轨。
形容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使用与僧人相关的一些词汇，比如“僧多粥少”。当然，在物质发达的今天，这“粥”是一点也不少了。但是这种延传至今的语言的渗透，却足以说明了佛教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
当然，要说最能体现佛教文化在江南的群众基础，最终还是这一年一度的西湖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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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锦（学者）：
老百姓对宗教的信仰是实在的，他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前途有所裨益，这样的话他是非常虔诚地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也构成了西湖民俗的一部分。
“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这是明人张岱眼中的香市，虽然年代久远，但通过这幅清人徐扬所绘的 《盛世滋生图》，我们还是能够依稀感受到当年的繁华。
但这繁华一旦遇到社会动荡，却又是一片凋零。
明朝末年，江南地区连续发生了大饥荒，一时间当子乞食、饿殍满路的情景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清兵又南下侵扰，致使江浙地区的百姓饱受了战乱与饥馑的双重苦难。这时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用极其沉重的笔调记述了他在杭州的所见所闻：
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存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杭州，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某种传统一旦融入了民俗，它也就具有了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只要遇到社会环境的安宁之期，这西湖的香市便又如春雨后的竹笋，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
在今天，虽然我们再也看不到偌大的红烛，再也看不到无数的香船，可是已经点缀着时代色彩的香市，以及它所透现的样和、富足和吉庆之意，正在春色无涯的季节，注视着前所未有的西湖。
香市香市，既然是“市”，便一定会有商业贸易的内容，有着庙会一般的热闹。举凡丝绸簪耳、折扇刀剪、香团果饼、泥人玩具，无一不备，当然，进香与礼佛的用品，还是商铺店肆的主要陈列。
自摄影术发明以来，西湖就留下了许多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纯风景的，一类是带人物的。就历史价值而言，后者的画面携带着更多的信息。
在后一类照片中，这一幅僧俗三人的抓拍之作堪称经典。它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个僧人向两个女香客贩卖佛珠的情景。
僧侣如香客一般的质朴，香客如僧侣一般的淡定。一串佛珠联结于僧俗之间，也联结于一种共同的虔诚。
看着这一张张虔诚的面孔，我们猛然发现，尽管岁月更迭、时代变迁，西湖已经变得现代，变得时尚，变得车水马龙，但有一种东西却从未改变。
这是因为，有一种祈望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里本就是一片湖山净土，本就是烟火绵延的千年香市。
第六集 戏文的神采
晚上八点，西湖的游客们会看到一场在西湖水面上的表演。这是以西湖历史人文和自然风光相辉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西湖。
如梦如幻的艺术呈现让现代观众流连忘返。
西湖歌舞，从来都是“钱塘自古繁华”的一个缩影。
瓦舍勾栏，是南宋时对于戏台的普遍称谓。据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曾有瓦舍二十三处、勾栏十三座。这些演艺场所几乎遍布全城的各个角落。
每当夜幕降临，围绕着城中的西子湖，整座临安城就是一个巨大的水边戏台。
今天的杭州，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吸引他们不远万里而来的，是江南古都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城”中的一波春水，还是那些流传在西湖边的传奇故事？我们很想知道，那些真正打动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到过西湖和没到过西湖的人，都知道西湖上有一座断桥。
位于白堤东端的断桥，就是传说中白蛇和许仙相会的地方。
《白蛇传》，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今天，《白蛇传》无疑是被各种艺术形式搬演频率最高的中国故事之一。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也许，携手游览西湖的情侣，走过断桥时，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慷。西子湖的旖旎风光和美丽动人的神话背后，是人类内心对坚贞爱情的永恒期许。
西湖的雨又开始下了。
白娘子和小青在断桥上游湖，也是这样一个雨天。许仙将伞借给白娘子，三人同舟归城。于是，一段千古奇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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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学者》：
西湖非常美丽，人们给了她很多很多的文化话题。这些文化话题，有的是一些文人基客在那里生存，而更多的是民众给她以想象，给了她好多美丽的传说。
在所有美丽的传说中，最杰出的就是《白蛇传》。《白蛇传》以西湖这个环境作为背景，你看有雷峰塔，你看有断桥，都和《白蛇传》的故事紧紧地连在一起。《白蛇传）故事的美好是在哪儿呢？在于她通过西湖歌颂了人间之美。人间为什么那么美好？因为有西湖这样一个地方。西湖，杭州，成为人间之美的最高范本。
流行于杭州地区的民谣《白蛇山歌》这样唱着：
正月梅花开满林，许仙西湖去游春。白娘娘一见中了意，小青作法起乌云。
二月杏花白如银，叫船摇到清波门。白娘娘上岸把伞借，许仙讨伞结成亲。
杭州是一个出伞的地方，最著名的就是西湖绸伞。但到后来，这种伞已经失去实用性，变成了一种装饰品。在民间，有一种说法，伞是不能送的，也是不能借的，因为送伞和借伞意味着分散。
白蛇被法海金钵罩顶，镇在了雷峰塔下。1924年9月25日，西湖边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年久失修的雷峰塔轰然倒塌，百姓们没有感叹古建筑的毁坏，而是欣喜地奔走相告：白娘子从塔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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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康（京剧表演艺术家）：
多少年以来，《白蛇传》屡演不衰，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有许多演员都把《白蛇传》当成自己的保留剧目。而西湖独特的环境又非常贴切地衬托出了白娘子的形象，让白娘子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断桥》是《白蛇传》里的一场重头戏。
在西湖旧影里，断桥是有台阶的。而《白蛇传》戏里的断桥，也是有台阶的，因为许仙在那时可以有一个台阶下。
其实，断桥残雪是指下雪以后，太阳将桥阳面的雪融化，而阴面的雪还在，从宝石山上看下去，桥就像是断了一样。
断桥，是一个悖论。桥要是断了还能称作桥吗？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上演重修旧好的戏，或许是一种隐喻。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始终能够触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另一出由游湖引出的戏文，故事发生在南宋的西湖。
太学生裴舜卿怒斥奸相贾似道专权误国。贾似道的宠姬，一个美貌正直的女子在西湖的船中隔帘赞叹：美哉少年！
李慧娘就这样为一言招来了杀身之祸。
西湖宝石山旁的葛岭，有一个抱朴道院，相传是东晋道士葛洪炼丹的地方。南宋时，这里曾是高宗的御花园。到了咸淳年间，这个叫做集芳园的花园被赐给了一代奸相贾似道。贾似道便依湖山之胜，建造了半闲堂等楼榭亭台，其中，还有一个红梅阁。
怨气冲天三千丈，李慧娘死后，冤魂不散，到红梅阁中救出了被贾似道囚禁的裴舜卿。明代戏曲作家周朝俊便将这个故事演绎成了《红梅记》。
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鲜明、生动而感人。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她身上所体现的“情义”和“侠义”精神对于各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的胡芝风，因少女时代痴迷京剧而下海成为了专业演员。对于李慧娘这个人物，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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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芝风（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慧娘去救裴舜卿并不是为了儿女私情，她是意外地感到肝胆相照，此后才互相从敬慕到爱慕。所以我对李慧娘的理解是：她有一个很纯洁的灵魂，她应该有一个很优美的，心灵情操非常优美的灵魂。
西湖真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古往今来，发生在西湖的故事也许就是这样招引着无数薪火传承的从艺者。那些戏中的角色渐渐走进普通人的内心，融汇成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域的气质。
杭州南宋御街刚刚修复开放。走在这里，我们依旧可以想见当年临安城店铺林立、勾栏遍地的繁盛景象。
距今大约八百年前，一种全新的戏曲样式就在这座江南都市兴起。
从北宋汴梁传来的杂剧和从温州永嘉起源的南戏在南宋都城杂糅交融，看戏文成为当时临安市民在闲暇时最为重要的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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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地《戏曲理论家）：
戏就是扮演，文就是故事。把故事拿来扮演，就叫戏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称。戏文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在南宋以前，中国所有的文艺都是单向的。什么叫单向呢？就是：唱就是唱，诗词就是诗词，舞蹈就是舞蹈，讲故事就是讲故事。现在叫说大书，说小书，那时候叫话文。那么到了戏文，就不一样了，它结合了。把话文、故事、把唱、把表演、把诗词，把这些东西都综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全新的文艺形式。从这个以后，中国的文艺史就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现象。
山河半壁，南宋都城临安却成为中国戏曲的南北荟萃之地。
“随车驾南渡”的宫廷艺人和搜演杂剧的民间艺人为躲避战乱走进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硝烟的临安城是他们上演悲欢离合的最佳舞台。
公元1913年1月，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完稿，它的作者——近代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国维在书中这样写道：“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在他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曲中，这样描绘着他眼中的戏曲圣地。
宋元两代，几乎所有的戏剧名家都到过杭州，并被这里的风物人情深深吸引。
从宋元杂剧到明清传奇，中国戏曲最为辉煌的近千年光阴，随着一座城市中的碧水静静流淌。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刚刚乔迁到杭州吴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在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副楹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带着全家“移入画图中”的正是四十一岁的浙江兰溪人李渔。
李渔，号笠翁，清初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他留下了许多传世的传奇作品：如《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这就是著名的《笠翁十种曲》。其中，《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都是他在杭州吴山书舍完成的作品，而《意中缘》的故事背景则直接发生在西湖。
与其他传奇作家所不同的是，李渔的后半生是在戏曲创作和演出实践中度过的。他在五十岁以后移居金陵，在芥子园写书谱曲；或带着由姬妾家人组成的家班，走遍大江南北，名动一时；李氏家班渐渐成为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有了自己的实验剧团，李渔在戏曲创作、导演和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
清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第二次回到杭州。
晚年的李渔在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每日闲步西湖，自号“湖上笠翁”。
清康熙十九年（1680)的正月十三，一代戏曲大师辞别人世。这一天的西湖，纷飞的大雪掩埋了湖面。
2009年秋天，杭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这样的海报：这是由浙江昆剧团和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联合举办的一个叫做“西溪寻梦”的活动。
昆曲和旅游景点特殊的联姻，缘起三百多年前一个叫做洪昇的杭州人。
杭州西溪的洪钟别业，是洪昇的祖居。
洪昇(1645-1704)，清代著名戏曲大师，《长生殿》作者。
洪昇和山东的孔尚任被世人称为“南洪北孔”。他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清初剧坛璀璨夺目的双璧。不过，完稿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长生殿》，比《桃花扇》早了整整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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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图（戏曲理论家）：
《长生殿》第一稿《沉香亭》，洪昇于杭州。怎么知道是在杭州呢？他自己在《长生殿》例言里面回忆说：有一天坐在皋园，和他的朋友严定隅闲谈。谈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白得到唐明皇的赏识这件事，他深有感触。因为洪昇也希望自己像李白一样，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昇四十三岁。这一年，《长生殿》终于完稿。
在离开故乡钱塘、游学北京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仕途艰辛，一直只是国子监里默默无闻的太学生。
典雅清丽的曲词和绮丽哀婉的剧情使洪昇的《长生殿》声名大振，脱稿后便传唱南北，场面甚盛。有记载说，《长生殿》曾在杭州吴山的东岳庙演出，庞大的戏台和隆重的排场，一时“水陆观者如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一个暑热未消的日子，洪昇在北京的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长生殿》，京城名流多往观看。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值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丧”期。不久，洪昇就被人弹劾，获罪下狱，并被国子监除名。
“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出狱之后，四十五岁的洪昇回到了久别的杭州。
2008年春天的上海，集中了当今各地最优秀的昆曲演员演出的全本《长生殿》，引起了观众的极大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上，除在康乾盛世演出过全本五十折之外，之后近三百年，《长生殿》一直没有以全貌面世。
然而，《长生殿》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一时的盛况，而在于山水之间这优美的回响。
每个星期天，杭州大华曲社都有定期的昆曲曲会。杭州的曲友都会演唱《长生殿·惊变》。
“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亭下，风荷映水翩翻……”如此雅致的曲词，或许只有真正在西湖边细细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出吧！
几管曲笛，一杯清茶，熏着湖边的杨柳风，杭州人的生活和着昆曲的节拍悠然而典雅。
走到这里，依然没有离开《长生殿》的回响，这便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故居—燕南寄庐。
盖叫天（1888-1971），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保定人。十三岁时他在杭州开始用“盖叫天”这个艺名登台。
原来艺名叫做“金豆子”的张英杰本想谦虚地模仿“小叫天”谭鑫培而自称“小小叫天”，却被人讥讽为“不配”。于是，他干脆意气用事地改名为“盖叫天”，最终在京剧舞台上创立了“盖派”表演艺术，成为南派武生泰斗。
在盖老没有任何装饰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六个字：艺人盖叫天墓。
上个世纪30年代，正是盖叫天红遍上海滩的时候，杭州城正刮起一股观看女子绍兴文戏的“杭儿风”。
施银花、姚水娟、王杏花、筱丹桂、袁雪芬、傅全香……几乎所有越剧史上的代表人物都是那个时候扬名杭州的“钱塘红伶”。
在她们的戏文中，断断少不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有关那段在西湖边度过的少女时代的往事，八十六岁高龄的傅全香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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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全香《越剧表演艺术家》：
我自己的恋爱就是在杭州西湖。在船上，我们拍了好多电影和照片。西湖是家喻户晓的，是我家乡最美的地方。
傅全香后来出演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祝英台。《梁祝》凄美动人的情节经常让台下的观众哭泣不止。
《梁祝》故事最早见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此后的各朝各代都有多种的记述。其中元代白仁甫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杂剧，后来我国绝大多数剧种都移植上演。而使《梁祝》故事与万松书院结下关系的是明末清初李渔所创作的《同窗记》。
20世纪50年代，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使《梁祝》的故事走上了国际舞台。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介绍给各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从此，《梁祝》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其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民间故事之最。
今天，《梁祝》的故事又一次在杭州上演：这是正在拍摄的新版越剧电影《梁祝》。扮演梁山伯的是当今中国越剧界最有影响力的演员之一—茅威涛。
每周六的上午，万松书院都会举行相亲大会。有趣的是，“梁祝”不来，前来的大多是“梁祝”们的父母，或是父母的父母。
焦急的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浪漫传说的发生地为他们的儿女或者儿女的儿女寻找与之相配的梁山伯或祝英台。
西湖，被古老而美丽的传说环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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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作家）：
李慧娘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鬼，是一种超越，代表了精神的一种超越。梁山伯与祝英台化成蝴蝶了。《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从被镇压在雷峰塔里边又飞翔到天空。这种从鬼、神怪变成人，又变成仙的过程，充满着女性的一种渴望，渴望富有精神特质的生活，渴望过上更有人性的生活。这种飞翔的气质，这种浪漫的气质，甚至于先锋的气质，到今天都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西湖边，杭州市民自发组成的戏迷角，热闹的场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停下脚步，融入西湖边这个新的景致。
在戏迷们演唱的曲目中，有一段戏被点唱得尤为频繁。那是一首叫做《西湖山水》的越剧。
现在的西湖，是一片没有高墙阻隔的风景。它是没有门票的风景
名胜区。
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今天，这座城市的现代剧院依旧能够上演那些流传了很久很久的戏文，舞台上演绎的故事就发生在看戏之人的身边。
这也许是一个梦想，或者更是一种信仰。
正如这座城市西面的湖水，静静流淌了千年。到过这里的人和他们留下的故事，已经不计其数。而湖边的桃花依旧年年鲜红，杨柳岁岁葱绿。
西湖真的是一个大戏台，每一个来到这片粉墨湖山的人，都是其中的角色。
第七集 画印西湖
一场有海内外数千人报名参加的西泠印社的入社海选，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所谓最后阶段，就是从十个赛区选拔出来的一百八十名选手中，再次选出五十名。
每一位参赛的选手，都是百倍地投入。西泠印社在百年历史中，仅仅吸收过四百多位社员，历来的篆刻高手，都以进社为荣。
经过文化测试后，被当场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的，是最终决选出来的十五名，其中有三名印人，分别来自日本与韩国。
每一年的春天，同样来自天南海北，前来报考中国美术学院的学子们可谓“蔚为大观”。对于每一位美术青年来说，能够进入这所美术的最高学府，乃是梦寐以求的理想。
决选社员与报考美院的盛大场景，同样出现在西子湖边，是绝非偶然的，因为西湖的印艺与西湖的美术，从来就是同一话题的两条主线。如果说这种提法还比较概念化的话，那么，只要你来到美丽的孤山，尽管不是着意地寻找，也会发现，在我们的西湖文化里，美术与篆刻早就有着不解的因缘。
西泠印社系清代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由浙派金石书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四人发起创建。当时，年龄最长的吴隐才三十七岁，而丁仁只有二十五岁。
从这一年开始，这群有志于印学的年轻人，便各自拿出私产，在孤山营建印社。虽说用私产集资，但创建印社，却并无商业目的。在这张印社同仁的合影上，我们看到了洋溢其中的志同道合的气氛。即便是从摄影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早期的人物摄影的经典。
多年以来，众多的西泠社员或其亲属，曾向印社无偿捐赠珍贵的收藏。王禔—王福庵先生去世后，仅在1964年，王福庵的夫人遵照先生遗志，捐赠国家的文物就多达六百七十五件。这些印章不仅凝结着社员的境界，也凝结着印社的品格。
就在本片拍摄的时候，在杭州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西泠印社社员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一枚象牙印章——“潇湘画楼”，竟以百万元的天价成交，这标志着西泠印社资深社员在当今的身价。
自古以来，杭州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明清时期，金石篆刻更是蔚然成风。本来，明清印学的中心是在皖南一带，但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杭州却后来居上。继丁敬之后，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七位名家先后出现，一时独步印坛，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杭州人，所以被称作“西泠八家”。
虽然浙派影响深远，但印人团体的真正出现，还要数孤山结社。不过，自孤山结社之后，经过了整整九年，至1913年正式举行第一次社员大会，才确立了“西泠印社”的名称。既然是印社，当然要有社长，但是，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这社长的位子，却一直是缺席的。
按理说，在创建印社的四位同仁里，任何一位，都可以担纲此任，然而，他们还是请来了已居上海的吴昌硕。
自古以来，具有谦谦君子之风的人，从来就不乏谦让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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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镰（西泠印社副社长）：
大家一开始是在营造一个图腾。孤山，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大家捐钱，捐地，捐藏品。后来觉得要有社长，当时这四位创始人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们是发起者，虽然大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精力、财力，可是四个人却都很谦让，谁都不来当这个社长。他们做这件事，不问索取，只是奉献，这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一种非常高尚的信念。这时候就想到要请一个人，有社会名望和号召力，不限于杭州这样一个地域，所以就想到请在上海的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在海内外有非常大的影响，又是当时海派绘画的领袖，于是请他到西泠印社当社长。
常来西湖边的人们，对于两位面对西湖的先贤塑像，一定非常熟悉。无论是细雨蒙蒙，还是风和日丽，蔡元培先生与林风眠先生，都在静静地眺望着西湖，先贤的神态，让人景仰。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后就是当年的国立艺术院的所在。
1928年3月，由蔡元培先生倡导，在西湖的孤山之脚，成立了国民政府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艺术院初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个系，首任院长，便是蔡元培早就非常赏识的林风眠。四年之前，蔡元培曾发起过一个在法国举办的展览会，从林风眠送来参展的作品中，蔡元培发现了这位艺术青年十分出众的才华。
国立艺术院开学的时候，正值西湖的春天。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演说。面对春天的西湖，蔡元培深情地讲道：
“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
对于西湖与美术的关系，这位一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学界领袖，几乎是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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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蔡元培先生对艺术大学或者说艺术院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请林风眠先生在江南一带寻找，到底在哪里办这个学校好；最后走了一大圈，他们共同认为在西子湖畔办这个学院最好。为什么呢？第一，杭州交通比较方便，但又远离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喧嚣；第二，西湖边风光优美，自然的环境会对我们的学子产生一种很好的影响；第三，这里有很多寺庙，这些寺庙经过整理，可以为国立艺术院所用。
关于国立艺术院的影像，今天已异常稀见。不过，在这段上个世纪50年代的纪录影片里，我们还是找到了与之关联的内容。
走出美术学府的这些青年学子，不用走得很远，就可以把西湖当做他们最为方便的写生对象。近处的柳树，远处的烟岚，西湖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适宜的题材—生活在西子湖边，其实就是生活在美的课堂。
当然，能在这段影片里留下身影的，毕竟是少数。如果从1928年开学算起，一代代来到西湖，又离开西湖的学子，加起来，那该是多少人哪。
当然，对于每一位学子来说，仅有西湖的景色，还远远不能算作美育的全部。正因如此，那些离开了西湖，毕业于母校的人，总是有着另一层更为深久的怀念。
自1928年建院之初，林风眠就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了美术教育的事业中。也正是林风眠的努力，西子湖边，才集结了一大批教务精英，才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国绘画的摇篮。
在灵隐路三号这个花木扶疏的住所里，林风眠度过了艺术生涯中最为美好的时光。——现在，这里已经是林风眠纪念馆。纪念馆的匾额，为吴冠中先生所题。当年，吴冠中是林风眠最为中意的学生之一。
纪念馆里十分幽静，一如主人还在的安详，因为面对这些林风眠的作品，就像是面对个性鲜明的主人。优雅的仕女，安闲的瓶花，展翅的水鸟，初开的白莲，无一不是独属于林风眠的面目。
的确，虽然身为美术教育家并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作为一位英才早发的画家，林风眠却时时未忘艺术的创造。当然，他并不是仅仅创造了“风眠体”。
林风眠的故居虽然不大，却有着令人难忘的意蕴。这让人想到，所谓人物故居，所谓纪念馆所，本应该属于那些真正值得纪念的人。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渐渐确立了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上海的艺术市场，也吸引了各地的画坛名家云集沪上，并逐渐形成了“海上画派”。虚谷、任熊、任薰、任颐、胡公寿、蒲华等，便都是寓居上海的画家。
我们之所以单独一提吴昌硕，是因为吴昌硕来到上海的时间，虽较任颐即任伯年等人为晚，但是到了后来，吴昌硕却以诗书画印的全面成就，成为了海上画派的中坚。
世间曾传吴昌硕年逾不惑才从任伯年学画，实是大误。吴昌硕的高足王个簃在《吴昌硕先生史实订正》中说道：“任伯年较昌硕先生年长四岁，他们的关系并非师生，一开始就是好友。”在这本《吴昌硕手书早期诗作选》里，鲜明地呈现着这位海派代表早年的全面修养，吴昌硕的画名风行海上，绝非一日之成。
请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当然是最佳人选，因为此时的吴昌硕，不仅影响国内，而且名动扶桑。
20世纪初年，日本高官日下部鸣鹤辞职来到西泠印社，与吴昌硕结为挚友，朝夕相处，谈艺论道，回国之后，日本的书画篆刻界形成了“鸣鹤流”。上个世纪70年代，鸣鹤流的弟子们为了纪念这段佳话，特地组团来访，并将一座印章形的石碑竖在了西泠印社。
说到石碑，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里的三老石室，因为里面的这座石碑的经历曾感动过无数人。
这座汉代的石碑，自打在浙江的余姚出土，人们就发现了它极高的历史价值。不料后来却被人辗转卖到了上海，而且己经和外国人谈好高价，准备成交。消息传来，西泠印社的同仁无不焦急。
为了让石碑免遭外流的厄运，吴昌硕并印社同仁便发起了募捐活动，其中包括他们的作品义卖。最后，西泠印社终于以八千元巨款，将石碑赎回。这，便是这座“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有人说，印章和石碑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把这种说法用在这里，倒真能道出这石碑的意义。
还有人说，昊昌硕开始学画是比较晚的。可在西泠印社编辑的《吴昌硕画集》里，我们却见到了他三十多岁时所作的梅花。梅花，是吴昌硕终生热爱的题材。
吴昌硕有一首题画诗，是这样写的：
十年不到香雪海，
梅花忆我我忆梅。
何处买棹冒雪去，
便向花前倾一杯。
1927年，吴昌硕与世长辞。正是在杭州超山的香雪海，他还原了自己的明月前身。超山的梅花，有着印泥一般的颜色。
在西泠印社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先后有过六位社长，他们依次为：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除了社长的身份之外，他们有的是著名学者，有的是艺术名家，在百年以来文化进程的某一时期，都是最为合适的代表。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印社，直到今天，它才总共吸纳了四百多位社员，而我们能够列举出来的那些现当代名家，又基本上都在社员的名单里。由此不难看出，入社的海选，为何要如此地严格。作为影响深远的学术团体，西泠印社，站在了金石篆刻艺术的最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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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西泠印社副社长）
当时西泠印社不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东西，它非常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没有多少人关注它，也没有多少人觉得一百年后这会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当时没有。等它慢慢地真的坚守了一百年，现在我们再看西泠印社，就发现它的性质和一百年以前的西泠印社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它已经成了文化的一个偶像，一个图腾，一个精神的维系；它甚至还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江南士大夫文化。它是一块仅存的绿洲，这是孤岛的守望。我们想做的就是这个孤岛的守望，就是在所有的学术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还有一个西泠印社，它还是原汁原味的江南士大夫文化，还存在在那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觉得它就是今天的一个图腾。
黄宾虹先生，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位西泠印社的社员，但是，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这一位社员，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黄宾虹的山水浑厚华滋，而他的住所却十分简素，这让人想到，为何一位瘦小的老人，竟具有那般雄强的创造力。
黄宾虹的祖籍是安徽歙县，1865年生于浙江金华，后辗转上海、北京等地，晚岁回到浙江，任教于杭州国立艺专。直至高龄谢世，他一直住在西子湖畔的栖霞岭。黄宾虹先生是和西湖特别有缘的人。
为了真正达到道法自然、发掘内美的境界，七十岁前后的黄宾虹，曾有多次壮游山川的经历。正是在搜尽奇峰的漫游里，他才留下了那些功夺造化的画幅。甚至到了高寿之年，黄宾虹仍然不舍昼夜，追求变法，最后大器终成。
1953年，黄宾虹与齐白石都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一时有“南黄北齐”之誉。这两位人民的艺术家，在各自的晚年都有着像孩童一般的稚气。其实，一些艺术老人最为可贵的，往往就是直到晚年，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顽童。这种境界，曾被吴昌硕刻进了一方印章，印文是：“能婴儿”，语出《老子》。
中国印学博物馆的门前，矗立着一方汉白玉龙钮巨印，高达四米有余。
现在，要想观赏到最全面的印章文物，了解中国治印的历史，到中国印学博物馆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一枚枚战国铜印，秦汉玺印，以及明清两代的经典之印，是印章流变的缩影，也是篆刻艺术的长廊。
篆刻在杭州的兴盛，自然与历史的文脉密不可分，但中国的印学能在杭州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也是和它的自然区位分不开的—篆刻艺术所需要的基本材料，青田花乳石、昌化鸡血石，皆为浙江所出。而出产寿山石的福州，本身就是浙江的近邻，取材也非常便利。但是，这些优良的印材，也只有到了篆刻家的手里，才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印章，还只是西泠印社极少部分的收藏。
打开西泠印社的库房，无疑就是打开了一座金石的宝库。
只要翻开这些藏品由来的记录，面对这些文物存量的巨大数字，任何人都会生出由衷的感慨。一个名社的日积月累，一百余年的集腋成裘，原来是一部可以垂范后人的捐献史。
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泠印社的社员向国家捐献藏品，就不仅仅是王福庵先生的那一次。
1955年，在黄宾虹先生的追悼大会上，其夫人宋若婴女士率子女宣布，遵从黄宾虹的遗愿，将先生遗存的画作五千余幅，及文物、文稿、藏书等五千余件，悉数捐献国家。
1962年，印社社员高络园先生，将多年珍藏的铜印五百余方捐献国家。印章多为汉代所制，形制规整，保存完好。
1962年，印社社员张鲁庵去世，其夫人叶保琴和儿子张永敏等，遵照张鲁庵先生的遗嘱，将其毕生的收藏，全部献给国家。其中，有从明代开始的印谱三百多部，印章一千五百多方，明代大家何震、清代大家邓石如，以及领衔西泠八家的丁敬的印章，均属国家一级文物。
仅是这些例子，就已足够了。一方方印章饱蘸着朱红的印泥，已经让我们看到：为了这些文化财富的汇聚，那些印社的前贤是怎样地呕心沥血。作为电视人，多年以来，我们也曾经采访过诸多的团体，但是，我们还没有见过，在一个团体中，能有这么多的社员，把毕生的收藏捐献国家，当做了代代传承的美德。
就在方介堪的印章拍出天价之后，西泠印社社员的捐献活动，仍然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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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西玲印社副社长）：
这个捐赠，我觉得它从一开始在老辈人的做派里，其实已经成了一个传统。每个人一加入西泠印社，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捐一样东西给它，这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反应。一直到我们加入西泠印社的时候，还是经常能看到那些颤颤巍巍的老先生，拿了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要捐给西泠印社。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一百年。
有很多的捐赠是看不见的。抗战的时候，杭州沦陷，知识分子是很害怕的。因为日本军专杀知识分子，所以这些人都逃到上海的租界去了。杭州的孤山又不能荒废。当时就有叶秋生父子两人在杭州守着西泠印社，守着孤山。王福庵、叶为敏和丁辅之在上海靠自己刻印章、写字，做其他的文化企业赚来的钱，每个月都拿出几十大洋，托专人送到杭州给叶秋生，告诉他只要守住这个地方，等那一天祖国光复了他们还会回来的。
这个捐赠的历史，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可歌可泣的历史。因为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这些人今天是因为西泠印社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把他们当大人物，其实他们在当时就是一介书生，就是平平淡淡、在大街上走着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就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坚守，我们今天说起来叫守望。
在西泠印社百年庆典的时候，日本的著名印人小林斗庵先生，也向印社捐献了珍贵的印章。这方印章的印文是“西泠印社中人”，为吴昌硕所刻。吴昌硕的作品流转多年又回归西泠，也许有着更多的含义，因为远在东邻的小林斗庵，也是“西泠印社中人”啊。
我们经常用到的“印证”二字，最早的意思，乃由印章而生。多少年来，它印证着姓名，印证着归属，印证着官阶，也印证着情怀。
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己经载入史册，但是，人们仍然不会忘记那枚奥运的会标——“中国印”。来自远古的殷墟，化作今天的标识，并成为五千年悠久文明的符号，这是中国篆刻的光荣。
杭州古城的南山路，林荫满地，车来人往，也是西湖的另一道风景。在这道风景里，别具建筑特色的中国美术学院，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便是创建于孤山山麓的国立艺术院，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由浙江美院易名为中国美院，绝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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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西湖也养育了中国美术学院，塑造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一类理想，一类浪漫的理想和品质。这种理想也超越了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个学校的校风，它把育人和大自然山水的萌养联系在一起，它把育人和历史的精神与表情联系在一起，它把育人和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使命联系在一起。
中国美术学院的引人注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建筑的附近，有一座潘天寿先生的纪念馆。
自从1928年到国立艺术院任教，再到1959年出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为中国的美术教育曾经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不仅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画教学的体系，而且还以独到的精神，把我们民族的绘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在纪念馆的展厅里，这一幅幅巨大的作品，就展现着潘天寿先生大气磅礴的现代结构之美。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繁忙的教务，不是因为晚年的罹祸，我们还可以看到先生笔下许多不同的千帆竞渡，许多别样的雁荡烟云。
纪念馆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块醒目的汉白玉，远远看去，就是一方硕大的印章。虽然印章上未着一字，但用来概括潘天寿的一生，真是再好不过了。作为吴昌硕的高足，作为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天寿先生的身上，本身就凝聚着西湖篆刻与西湖美术的双重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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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世世代代营造西湖，都包含看中国人所特有的山水观。它是一代代的中国人把心中的山水，如此这般地嚼透了之后，变成一种文化自然的形态吐出来，塑造了这样一颗文化的珍珠一一西湖。
西湖美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远。
宋高宗政治无能，但对书画的钟爱，却与徽宗无二。他不但挥毫掇墨，描山画水，而且在绍兴年间，恢复了北宋就有的皇家画院。南宋画院集南渡画家和江南画家于一堂，使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便号称“南宋四大家”。
不能说只是西湖的美景为皇家的画师提供了最好的画材，因为他们也真是为后世的西湖作出了画家的贡献，——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湖十景之称，就出自他们在画作上的点题之句。十景的名字这样优美，这样恰当，恰当得无法更改。
尔后，便是历朝历代的画家，痴醉于西湖的日子。直至蔡元培先生在孤山山麓发表开学典礼的演讲，西湖的山水，已经经历了千载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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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西湖养育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得西湖的风气。比方说，当时国立艺术院是有音乐系的，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独唱音乐家的张权，她当时就是这个学校钢琴系的学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他们在那个八角亭练琴，那个八角亭今天还在，今天是游人们喝茶的地方，那时候是她们练钢琴的琴房。她在这样的琴房里，低头一看，是西湖的流水，游船如织；抬头一看，苏堤、白堤，历代的先贤仿佛就在她的身边。所以在这样一个天上人间的环境中，他们感觉到一种湖畔浪漫的精神，感觉到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她是最有代表性地说出了西湖对他们精神的养育。
西湖的神奇就是这样，它让美术得到了丰富，又用美术得到了流传。
人们面对风景之美，往往用“如画”来形容，在《念奴娇》里，疏浚过西湖的东坡太守用过；在《如梦令》里，常住西湖的领袖诗人也用过。
西湖的确如画，如画的风景倒映在西湖的水面，也可以说成“画印西湖”。
近年来，浙江百名画家，签约浙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百幅画卷再现浙江七千年历史。这些重大题材，就包括西泠印社。用油画创作《西泠印社》，其中的意义，尤其耐人寻味。
早在1928年，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先生就提出“要建设大的美术博物馆”。2009年8月9日，一座世界一流的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在西湖边正式对外开放。而在八百年前，与西湖比邻的这个地方正是名家荟萃的南宋宫廷画院。
其实，西湖的景色，小及方寸也是十分动人的。
数年以前，中国邮票总公司曾经发行过一枚《西湖》的小型张，因为它十分精巧地展现了西湖的神采，一经面世，便被人们当做了集邮珍品。
创作这幅画稿的画家，是以擅写江南水乡而著称的杨明义。在谈到创作体会的时候，杨明义曾说，画这幅作品最难的一点，是选择眺望西湖的角度，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选择了孤山。
杨明义先生站在孤山的眺望，与本片叙述西泠印社和国立艺术院的角度，竟有着意外的巧合。孤山不高，却看得很远：孤山不大，却文脉绵长。西泠印社社员的海选，其实就是围绕孤山的雅集；报考美院的长龙，其实就是排自孤山的队伍。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孤山，都是西湖的精华。
第八集 西博往事
1929年6月上旬的一天，四架飞机飞临西湖的上空，作环湖飞行表演。在其中一架名为“金马”号的飞机上，有人拍下了从空中俯瞰西湖的照片，于是人们观看西湖胜景，又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时间，是一种最有效的淡忘剂。今天，许多人已经不会知道那一张著名的航拍照片的来历；湖边的游人，甚至都不会知道，在西湖的边上，曾经有过一次其实是可以让人追怀的壮举。
林荫覆地的北山街，有着鳞次栉比的民国时期的建筑。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建筑，似乎与古典的西湖并不相称，但是，这恰恰是西湖的又一种独特的形象。在欧风东渐的年月，这些建筑的主人，不但饶有资财，可以占有西湖最好的地界，而且也率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时尚。
这是今天的北山街上颇为僻静的一隅，八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里曾经人如潮涌。1929年6月6日，在这座浙江省政府花六万大洋建造的西式大礼堂里，西湖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湖博览会，以国内前所未有的规模，隆重开幕。
这一天，古老的杭州万人空巷，政要与知名富商云集西湖，甚至连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写来了“恢张蠡策”的祝贺条幅。
西湖博览会主会场设在包括断桥、岳庙、葛岭及宝石山麓在内周长数公里的沿湖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西湖的精华。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便是连通孤山与北山街的西博桥。据记载，这座造型独特的桥梁，曾经是盛况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的标志形象之一。令人惋惜的是，在日军占领杭州时期，这座已经为人熟知的桥梁，却毁于一旦。
西湖博览会期间，与各个场馆一样，这座桥梁上，也安装了播放音乐的高音喇叭，并反复播放着经过征集而最终选定的西湖博览会会歌。“熏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南金东箭西湖宝，齐妆缀，锦绣钱塘。喧动六桥车马，欣看万里梯航。”这首以古曲《风入松》为旋律重新填词的会歌，在当时，真可谓音传十里，声遍全湖。
西湖博览会的会歌，由中央大学教授、著名词曲家吴瞿安先生作。据说西湖博览会会长张静江最初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吟咏再三，十分满意，然后大笔一挥，写下了“送稿酬一千元”。西湖博览会的会歌，平均十三元大洋一个字，稿酬如此之高，实为当时仅有。
西湖博览会共设八馆二所，即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特种陈列所与参考陈列所。
在这条弥漫着民国情调的北山街上，工业馆主馆，是1929年西博会所有新建建筑中唯一幸存的。八十年后，它被改建成为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访谈
申俭（西湖博览会博物馆原馆长）：
西湖博览会的这个策划和创意，应该说是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
举办西博会，实际上就是“提倡国货、奖励实业和振兴文化”这三句话。
王旭烽（作家）：
但它也注意到了那些前沿的东西、那些先锋的东西，西门子当时的一些先进电器都到这儿来展出了。
申俭（西湖博览会博物馆原馆长）：
当年西湖博览会期间，还推出了发电报服务，一个字两分钱。当时很多市民都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通过这个新奇的玩意发去电报。
在1929年出版的《西湖博览会指南》上，还刊登着胡庆余堂雪记醒目的广告。此时距胡雪岩死去已经整整五十六年。胡庆余堂虽几经易手，其良好的信誉依旧存在。
而提起近现代浙江经济发展的历史，便不能不说到这位著名的人物。
建于清代末年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以及胡雪岩（1823-1885）居住了十年光景、占地七千多平方米的深院幽庭，便位于南宋皇城根清河坊。
＞＞访谈
曾仕强（教授）：
北方有个同仁堂，胡雪岩总觉得，我们杭州也要有一个能跟同仁堂媲美的。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办一个药厂，然后就把它取名叫“胡庆余堂”。“胡”当然是他本家的性了，“庆余”这两个字啊，其实是他母亲取的。他本来是倒过来的“余庆堂”，他母亲一听就摇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呢？她说那是秦桧用的堂号，你怎么可以取得跟秦桧一样？那你不是要挨骂吗？秦桧在别的地方也许不会引起人家那么反感，在杭州那是最令人反感的，偏偏在这个地方，你取这个名字。所以他很快就把它改过来了，是这样才决定的。
不过，以这座药店和这座园林式的宅院来衡量胡雪岩的资财，那只能算是仅见端倪。据史料记载，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后，储田万亩、储银两千万余两的胡雪岩便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进而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掌控市场，垄断金融，以至自己的钱庄支店遍及大江南北。胡庆余堂，只是胡雪岩在杭州开设的一个药号而已。
中国的民族实业，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着。就在胡雪岩破产的同一年，1883年2月，洋务运动在杭州启动，巡抚刘秉璋筹建杭州机器局，设兵器制造厂。
两个月之后，位于板儿巷的杭州电报局成立。
1892年，杭州商人创设石印局。
1896年，杭州正式对外开埠，杭州海关正式开关。
同年12月，杭州邮政总局在马市街初设。
1897年，浙江的实业家庞元济和丁丙再度联手，在拱宸桥建通益公纱厂，开启了杭州近代纱厂的先河。
1905年，浙江绅商在上海集议拒绝英美借款在中国建造铁路，决定浙江自造铁路，成立铁路公司。
1906年，杭州商会成立。
然而，上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矛盾重重，民族工商业始终找不到真正振兴的机会。此时浙江的经济更是一撅不振。
北山街上，这座同样是建于民国初年的欧式小楼，名为“静逸别墅”，它原来的主人，正是两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名重一时的西湖博览会，正是张静江为复兴浙江经济所采取的多项举措之一。
张静江（1877-1950），出身于浙江南浔的商贾之家，祖辈为当地的丝业巨商。1906年春，张静江在巴黎经商时结识孙中山，并建立友谊。此后，作为同盟会的成员，张静江多次汇赠巨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最多的一次，汇款高达六万元。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静江又捐赠了国民政府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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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
事后孙中山回忆，同盟会成立以后他讲过这段话，就是说，出资最多最勇的就是张静江先生。所以他说张静江先生可以称为革命的圣人。
早年一起追随孙中山的张静江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关系，蒋介石的两次婚姻，都是张静江介绍而成的，这绝不仅仅因为二人同是浙江人。
但是后来，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张静江，与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益的蒋介石，开始了微妙而又深刻的政治分歧。蒋介石的主张，是首先要扑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而抱定“实业救国”这一信念的张静江，则不忘孙中山“革命就要建设”的遗训，主张以经济建设匡扶国运。
1926年，已经成为国民党头号人物的张静江主动请辞，推荐蒋介石继任。从此，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张静江则两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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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
张静江，他一直有一个“东方纽约之梦”，他很想把自己的家乡杭州，能够建设成为像纽约这样繁华的一个都市。
张静江早年投身商海，远赴欧洲，使他有着了解西方文明的眼界，深知西方的博览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自1851年英国伦敦水晶宫博览会发轫，到1926年美国的费城世界博览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世博会已经举办了将近二十次。博览会这种形式，既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中总结，又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和憧憬，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而且起到了向全世界呈现某个国家、某个地域整体形象的巨大作用。
多少年来，西湖，曾以独绝天下的景色，给人留下无穷的眷恋，让人产生无限的向往。借重西湖的盛誉，复兴经济的繁荣，这正是张静江策划西湖博览会独到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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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
1928年10月，张静江正式到浙江任主席，他马上就筹办西博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当时浙江经济还非常困难，整个经济都很萧条，在这种情况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他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发行债券，就是通过这个载体，现在叫以会养会吧。债券，一块钱一张，每一条十块钱，发行三十万条。当时的三百万元当然远远超过现在的三千万，甚至更多。拿出三分之一作为奖励，最高奖设十万，所以这个债券一发行很快就卖完了。这样，整个西博会的经费，基本上就解决了。
从这张绘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湖全图中，我们不仅可看到西湖博览会桥、西湖博览会纪念塔，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湖上空盘旋的螺旋桨飞机。在近一个世纪前的1929年，博览会组织者竟然还请来了中央航空司令部的四架飞机为场面助兴。其中水上飞机“金马”号环飞浙江全省，散发宣传刊物；陆上飞机三架，专门载客遨游天空。
西湖博览会举办期间，参观人数总数多达两千多万，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这无疑是一次经济的狂欢。
那精心筹建的八馆二所，从不同的角度，既展示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也标志着浙江的民族工业正在走向广阔的舞台。
卫生馆就设在著名的西泠印社，其中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化妆品部的陈列室。一位名叫陈蝶仙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他文人的超级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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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群（教授）：
西博会当中展览很多，那么他怎么做广告呢？他当时搞一种“无敌牌”香水、花落水，他就搞一个喷泉。喷泉喷的是什么呢？喷的就是他的香水，“无敌牌”香水。所以当时的杭州西博会，香飘数里。我觉得，这个广告可做大了。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有一类以言情为题材的作品，被称作“鸳鸯蝴蝶派”。这位自号“天虚我生”的陈蝶仙，就是鸳鸯蝴蝶派中与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等人齐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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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群（教授）：
陈蝶仙在鸳鸯蝴蝶派当中，他是个老前辈，1900年就写长篇小说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很高，因为他编辑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申报》是全国的第一大报。第二就是他主编了一份杂志叫《著作林》，也相当有地位。这个《著作林》出了二十多期。还有，他编过《游戏世界》，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份杂志。他可以说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
身为文人的陈蝶仙，既通晓化学原理，又富有经济头脑。有一次去海边，陈蝶仙看到海滩上遍地都是乌贼鱼骨，一时产生了灵感，因为这种鱼骨，是可以制造牙粉的原料。后来陈蝶仙便开始了专事生产牙粉的实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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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群（教授）：
当时日本有两种牌子的牙粉在我们中国是最畅销的：一个叫“金刚牌”，一个叫“狮子
牌”。两个牌子的牙粉每一年中国要花二百万银元进口。因此他从牙粉着手，三个铜板一包牙粉，提倡国货。这个包装上呢，是一个网球拍。这个网球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网打尽日本的“狮子牌”和“金刚牌”。上面还有一只蝴蝶。因此人家就讲，你看，到底是鸳鸯蝴蝶派嘛，用的是蝴蝶，实际上它是“无敌”的谐音，就是要用我们的国货战胜外国倾销的东西。
这种牙粉，即可刷牙，又能搽面，在当时行销极广。有记载这样说：“国民用此牙粉的数字，己十倍于四万万国民人数矣。”后来，陈蝶仙又生产了与牙粉配套的蝶霜和香粉，也是十分畅销。
当然，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具有经济意识与建设情怀的文人，远远不止一个陈蝶仙。在那个连被称作“洋火”的火柴都需要源源不断从国外进口的年代，恰恰是这些民族产业的先行者，擦亮了一支又一支我们自己的火花。
自幼生长在西子湖畔的陈蝶仙，因为西湖的情结，早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在宝石山麓选定了自己的生圹，并种梅百树，名以“蝶巢”。
然而，在日军侵华的时候，陈蝶仙所创办的多家工厂都先后遭到了日寇的轰炸，他本人也四处流徙，最后病殁他乡，只留下了对于西湖的长长牵挂，而陈蝶仙生前选定的蝶巢，经过沧桑岁月，也早已浑化于这一片静静的湖山。
西湖博览会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七十六万件展品，不仅有着巨大的数量，同时也有着众多的品种。因为杭州是浙派古琴所在地，所以，一些十分珍贵的古琴，也出现于西湖博览会的展馆里，而这些古琴，竟全部出自一位名叫汪自新的藏家。
现在说起汪自新，也许很多人对他都是陌生的，但提起西湖边的汪庄，却是无人不知。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数十次来杭，曾经二十七次下榻汪庄。不过，原来的汪庄，现在已改作西子宾馆，而汪庄原来的主人，恰就是那位在首届西湖博览会上贡献古琴的汪自新。
汪自新的父亲，是以经营茶叶而著名的徽商，而且早就用汪裕泰的茶号享誉上海。1915年，汪裕泰精茶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曾获得金奖。至汪自新一代，这汪裕泰茶号已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店，生意更为红火。
上个世纪20年代的茶叶市场，各大商号互为对手，仅杭州一地，竞争便十分激烈。在仔细研究这些茶商的经营状况之后，汪自新认定了“景以西湖为美，茶因龙井而名”的经营宗旨，决计以西湖为依托，以龙井为品牌，充分做足西湖的文章。后来的事实证明，汪自新果然顺风顺水。西子湖畔的汪庄，恰就是在汪自新于茶叶市场上十分得势的时候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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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作家）：
这个庄园跟西湖边其他的庄园特别不一样，它的功能性是很强的。它是一个茶庄，面积达一千二百平方米，里面有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家里人住的地方，同时也有制茶、炒茶的地方，还有卖茶的地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还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就是对外营业的，叫“南屏山灶”。你们可以想象，西湖边的这个庄园和这个西湖很配套，先去买茶，然后你就管自己去玩，玩了以后你就吃饭，吃饭以后你还可以喝自己买的茶，专门有一个品茗室给你喝茶。
事实上，身为茶界巨商的汪自新，还是一位琴学家。由于他的夫人好琴，汪自新便在汪庄建精室数楹，藏唐宋元明清历朝古琴百余张，名为“琴堂”。此外，汪自新还专聘斫琴师，亲自在汪庄制作古琴，名为“汪琴”。
2009年9月，我们在上海的一场拍卖会上，竟然有幸目睹了“汪琴”的真容。这是一对汪自新赠给“报业大王”史量才和秋水夫人的古琴。在这张名为“海涛”的琴上，落款为“蜷翁题于西湖南屏山下倦还琴楼”，而“蜷翁”正是汪自新的号。这张琴是当年汪自新为史量才祝寿时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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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崇建（上海崇源拍卖公司执行总裁）：
史量才对沈秋水有非常深厚的爱慕之情，引琴作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汪自新作为他们的挚友，据说特地用一块材料做了五把琴，其中一把就是现在我们所流传的这把琴。其实史童才的这把琴，并不是汪自新所制，而是汪自新用一把明末清初的古琴装修改制的。
西湖边的这一段风花雪月未能长久。1937年，汪庄成了侵华日军的马厩，汪自新珍爱的古琴也全部付之一炬。
西湖博览会的许多纪念物，己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泛黄，褪色，但是，这些曾经亲历过西博盛会的都锦生的织锦，却依然绚烂。
能将丝绸变为这种流光溢彩的艺术品，不能不说是一种独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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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恒云（都锦生之女）：
我父亲（都锦生）于浙江大学的前身之一—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以后，因为成绩好留校了。他从小就很热爱西湖美丽的风景，那时候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假如说把西湖美丽的风景织成风景片多好呢。他就利用学校优越的条件试制织丝织风景，半年以后他织成了第一张织锦，就是《九溪十八涧》。
这幅织锦虽然只用了黑白两色，然而，九溪十八涧迷离的景色与幽深的意境，却有着无穷的趣味。
1926年，已经拥有近百台织机的都锦生，又以这幅名为《宫妃夜宴图》的作品，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使都锦生织锦的名字饮誉遐迩，也为东方的古国，为锦绣的杭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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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作家）：
都锦生、陈蝶仙、汪自新，他们实际上首先都是文人，都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熏陶，都是救亡图存的一代，所以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怀。
都恒云（都锦生之女）：
九一八事变时，我父亲就亲自带领工人上街刷标语，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他宁愿立即在厂里停止购买价廉的日本生丝，宁可购买昂贵的法国、意大利的人造丝。有的朋友就劝他，你可以利用都锦生丝织厂这个名义囤积生丝么，也被他拒绝了。
杭州生产织锦的工厂，本不止都锦生一家，但是，自创始至今的九十来年间，都锦生的织锦却一贯保持了自己的创作特色。这就是：在它的数千个品种当中，不同角度的关于西湖的题材，始终都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无数向往西湖的人，通过都锦生的作品，领略了苏堤春晓的花气袭人，领略了花港观鱼的曲径通幽，领略了雷峰夕照的荒寒之美，领略了平湖秋月的波光如绫。
一组名为《西湖十景》的织锦，在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展出的时候，曾经引起了怎样的赞叹，可想而知。因为不只是都锦生精良的工艺，而且因为它与西湖的内容无比贴题，因为每一幅作品之中，都织进了千丝万缕的西湖情结。
西湖，因一位为锦而生的人，而锦上添花。
1929年10月20日，首届西湖博览会闭幕，历时一百三十七天。
屈指算来，首届西湖博览会已经过去整整八十余年了。在这些西湖旧影里，当时的宝石山上荒疏的植被，还远不似现在的一派苍葱，而专为那次湖山盛会建造的西湖博览会纪念塔——后来曾易名为戚继光纪念塔的这座标志性建筑，也已经不见了踪影。这真让人感叹人生的光阴之逝，时代的今昔之感。西湖博览会的确是名重一时，但是，假如没有真正的政通人和，那么，即便是空前的隆重，那也只能是一时的繁华，因为它毕竟缺少一个时代的支撑。
1939年1月，张静江远渡美国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一片他所眷恋的湖山。离开了杭州的张静江，虽然时时牵挂着他的旧游之地，却再不能复见西湖的水光山色。
当年在这里久久盘旋的“金马”号渐渐远去之后，西湖上空的流云，又迎送了七十多年的晨昏寒暑。
2000年的爽秋，当杭州的“三秋桂子”飘散出浓郁的芬芳之际，新时代的西湖博览会经过周密的准备，在美丽的西子之滨拉开了序幕。当见证了三百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再一次剪向西湖博览会鲜艳的绸花，那漫天的花雨所辉映的，已经是一个盛世的西湖。
当然，新时代的西湖博览会，虽然不是当年的西湖博览会简单的延续，但是，国家的真正富强，经济的真正腾飞，却正是参加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那些民族实业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对于那一代中国的民族实业家来说，历史已经沿用了他们的创意，承接了他们的梦想，并以一个西湖的节日，再一次证实了他们的存在。
对于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民国，也许只是一种照片的背景。现在，抱青别墅已经是杭城最热门的婚纱摄影外景地之一。但是，只要这条北山街还在，张静江的静逸别墅还在，这些鳞次栉比的欧风东渐的产物还在，它们正期待着履迹西湖的人们，来作另一番“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
第九集 伊人在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西湖，这又被称为西子的一湖碧水，自古以来，不知留下了多少名媛、多少才女的身影。
西湖，既是爱情的多发地段，又是传奇的集散之区。
每当“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生长在杭州的朱淑真；每当眺望“藕花深处”，人们也会想起词名远播的李清照；当然，栖身于西湖之畔的江南才女苏小小，更是让后世文人多发临水凭吊之声。那些湖山间的芳魂，从未随桃花流水远去。惟其如此，这湖面的波光，才迷离如伊人的身世；这天边的红霞，才照眼如婚礼的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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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作家）：
当我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西湖女子的时候，我大概觉得能够概括出这么几点：
首先，毫无疑义是很柔美的。第二，西湖女人是有才的。知果我们说第一个字是“美”，第二个字就是“才”，第三个字是“情”，第四个字是“韧”，就是“韧性”的“韧”。
陈端生
柳浪闻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当年是帝王的御花园。不过，一街之隔的杭州才女陈端生或许近水楼台，依稀看见过这起伏的柳浪，隐约听到过那婉转的黄鹂。
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1773年的夏秋之交，二十三岁的杭州女子陈端生正在闺房中迎接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出嫁，夫家姓范。
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伦，是清廷的太仆寺卿，被京师士大夫奉为文章宗匠，在当时颇有名望，父亲陈玉敦官任中书，陈端生可称得上是高官千金。同有些婚姻一样，陈端生面临的是一次家族安排的结合，但是，陈端生却很是期待这即将开始的全新生活。
在陈端生的嫁妆中，有件重要的物品——一部尚未完成的书稿：《再生缘》。
＞＞评弹演唱：
女扮男装易服逃……
《再生缘》主要描写元代才高貌美的昆明女子孟丽君，大胆抗旨拒婚，女扮男装，避难至京城，得中状元并官至宰相的传奇。这是一部六十万言的长篇叙事诗，被后人以评弹、昆曲、京剧等多种文艺形式加以表现。二百多年以来，孟丽君女扮男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后世对《再生缘》的评价，最后经由郭沫若先生一句“南缘北梦”的高度概括，肯定了这部清末弹词小说的文学地位。在郭沫若眼中，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能与《再生缘》相提并论。
＞＞访谈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
1960年12月，郭老在广州看到了香港1954年翻印的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的评价相当高，认为《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她的功力不亚于杜甫。那郭老也就很想了解一下，这部弹词小说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能够使陈寅恪先生这样一位学问深厚的老先生这样首肯这本书。
从十七岁起，陈端生就提笔开卷，到出嫁前，这部七言排律的弹词小说已经完成了十六卷。在众多的陪嫁物品中，这些书稿显得有些不协调，即将嫁作人妇的陈端生也知道，写书的事儿，要放一放了。
十年后，陈端生在自己三十三岁那年再次提起了笔。
这一年，距离她的丈夫范秋塘被发配新疆伊犁已经四年了，丈夫牵涉一桩科考舞弊案。婚后和丈夫一直相濡以沫的陈端生从夫家搬回杭州居住，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们的女儿染病身亡。
“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陈端生面对西湖发出了心底里最悲凉的感叹。
1784年岁末，陈端生的笔再次停了下来，《再生缘》第十七卷已经完成，但是，这不是全篇的结尾。三十三岁的陈端生开始预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做到两件事情——等到丈夫回家团聚和完成这部《再生缘》的写作。
名重一时的陈端生，并没能因为《再生缘》改变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
＞＞访谈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
郭老根据书里三个主要人物的姓破解了一个东西，他认为这里边那个男主人公皇甫少华，打头一个字是“皇”，另一个女主角梁素华，姓“梁”，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女主人会是“孟”，孟丽君。一个姓“皇”，一个姓“梁”，一个姓“孟”，连起来就是是“黄粱梦”。
＞＞评弹演唱：
说一番，悲欢离合新奇语。《再生缘》，三字为名不等闲。
后人对《再生缘》的传诵和续写，对这位独守空房十六载的西湖女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秋瑾
这是往者有幸，这是生者有幸，这是西湖有幸。
＞＞电影同期声：
青山有幸埋忠骨，我们这次分手，万一我……你（徐自华）和（吴）芝瑛，就把我葬在西泠桥边。
青山有幸埋忠骨，面对故国湖山，埋骨西泠，这是秋瑾烈士生前的遗愿。
十九岁的玉姑嫁人了。
丈夫比她小四岁，夫家远在湖南湘潭，是本地首富。玉姑的丈夫，年仅十五岁的王廷钧性格温和，虽然不算才华横溢，但是待人谦和，写得一手秀丽的书法。单从选择夫君的角度考虑，玉姑的丈夫王廷钧算是一个好男人。
但这不是玉姑想要的生活。
眼前的平静生活和窗外动荡危急的国家命运相比，简直就是一种耻辱。
玉姑要摆脱这样的生活。
玉姑本姓秋，名闺瑾，她决定把中间这个柔弱的“闺”字去掉。
从此，她就成了秋瑾。
在湖南湘潭期间，她结识了“六君子”之首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娘。在交往中，秋瑾更多地了解了革命前辈们。一个越来越强的念头出现在秋瑾的脑海中：离开家，离开这种生活。
＞＞情景再现同期声：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
1904年，秋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翌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回国创办《中国女报》，从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后，声明脱离家庭关系。
1907年7月，与徐锡麟共谋在浙江、安徽起义。7月13日，事泄，被捕于绍兴大通学堂。
1907年7月15日凌展4时，秋瑾就义，留下一双儿女。
＞＞访谈
陈文锦（学者）：
她的墓葬迁移过多次，比如湖南她的夫家，绍兴她的娘家。当时首次葬在杭州的地点就是在西泠桥畔。1964年，杭州搞了一次所谓“封资修的大扫除”，一个晚上一些名人的墓葬全部都被搬掉了，秋瑾也没有能够幸免。1978年以后，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首先提出来，秋瑾，人称鉴湖女侠，这样一位对建立共和有重大贡献的人，难道我们还不能够给她应该有的尊敬和应该有的地位吗？
顾志兴（学者）：
秋瑾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叫王灿芝，王灿芝很有她母亲的影子。十五岁的时候她偷偷地去习武，为什么要练武？就是想总有一天要亲手把杀害她母亲的（绍兴知府）贵福杀死，为母亲报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没办法去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她知道贵福死了，但是她一直因为没有亲手把这个贵福杀掉，感到非常遗憾。1938年的时候，她在美国纽约大学的那个航空学校里面学习，所以人们称誉她是“中国女界航空第一人”。
沈秋水
与西湖联袂而憩的秋水山庄，掩映在熙攘纷扰的车来人往中，觉不出它的热烈、缠绵和生死般的轰轰烈烈。秋水，就是沈秋水，原名沈慧芝。
沈慧芝要出嫁了。
因为嫁人，沈慧芝要改名沈秋水。这位曾经的上海滩名妓，用这样的方式向过往的生活告别。“秋水”这个名字，是夫君史量才为她起的。
＞＞访谈
王旭烽（作家）：
她生活在从封建帝国结束到共和国诞生这段时期，那么与之有关系的男性也同时在这个时代的浪涛当中大起大落，她就随着这个男性一起大起大落，因此她是时代的人物。
所有的往事，都在新娘沈秋水的心头翻动，从卖身四马路，到订婚富家公子又悔婚；从被政界军阀强抢入门，到摆脱约束，重获自由身。现在，这一切纷杂的往事过去了，她就是史量才太太了，虽然只是二姨太。
史量才的气度与品格促成其事业发展至巅峰。1932年，《申报》己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大报，日销量达十五万份。九一八事变后，他捐款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继而批判国民党独裁，大力支持民主运动。《申报·自由谈》成了开一代风气的副刊，鲁迅后期的许多重要言论就是在这里发表的。“说《申报》必说史量才，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的说法也在坊间不胫而走。
如果不是史量才又娶了第三房姨太太，那么沈秋水和他之间琴瑟和鸣的故事也许就只属于上海滩了。但是，好景不长，史量才再娶外室，沈秋水伤心欲绝。史量才为补偿这份歉意，特意在杭州西湖的北山街为沈秋水营造了一幢别墅，并亲自题写了匾额：秋水山庄。
从此，沈秋水开始了她的西湖岁月，再也没有离开。
1933年落成的秋水山庄见证了民国奇女子沈秋水和丈夫之间最后的岁月。
一年之后，1934年11月13日午夜，史量才在海宁遭戴笠手下特务枪杀身亡。
当时，与史量才同乘一辆汽车的沈秋水亲眼目睹夫君被杀。
＞＞访谈
王旭烽（作家）：
当时她就在身边，目睹了这样一幕。她不像一般的家庭妇女，目睹了这样一种悲凉的生活，她可以出个家，一辈子就这样完了。我觉得虽然沈秋水后来也是信了佛，她把她的秋水山庄都送给了红十字会，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终其一生，内心是不会平静的。她在西湖边，她不会平静的。
这种女性太美丽，太敏感了，都是绝品的女性！
接下来的故事，西湖边杭州人知道的不多，人们看到的是，秋水山庄被捐给国家，更名尚贤妇孺医院。
再往后，杭州人听说，在西湖北山街的葛岭，沈秋水独自度过了二十二年寂寞的岁月。唯一陪伴着她终老的，是一把古琴。
临终时，沈秋水叮嘱后人，将她独自埋葬。
此时，人们才知道，从当年的共同创业到最后的拒绝合葬，沈秋水给出了这个“琴瑟和鸣”故事的结局，那就是并不原谅。
林徽因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这是诗人徐志摩向林徽因表达的他那束之高阁的爱。1926年后，他和他的爱人天各一方。这诗也是写给西湖的。1931年后，徐志摩在最灿烂的一刻，划过西湖的天空，然后隐匿到自己的宇宙中去了。
1928年春天，加拿大渥太华当地报纸上登出了一张婚礼照片。和人们见惯的白色婚纱不同，新娘穿着的是自己缝制的一套婚服。这套极具东方色彩的婚服表明这是一场在异国举行的中式婚礼。新郎梁思成，新娘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启超一起，携手鼎力推动宪政运动，被称为政坛“研究系”的两大支柱。
杭州陆官巷，林徽因的出生地。在这里，她由大姑母启蒙，六岁时即可代替祖父和自己在外谋职的父亲通信。爱好古典文化的她，甚至还有能力把家中的字画文物整理成册，方便查阅。因此，在离开杭州举家迁往北京时，父亲林长民已经很自豪于长女的才情学识，在友人同僚间频频提及。
于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被父亲安排着，和十四岁的林徽因见了面。
没过多久，林徽因便随父出访欧洲，旅居英国。也就是在那里，她决定了自己从事建筑设计的人生方向。
＞＞访谈
田本相（学者）：
梁思成本来不喜欢建筑的，不想考建筑，他是因为受林徽因的影响就学了建筑。两人一起出去，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建筑系不招收女生，她才去改学舞台美术了。但是当他们一同学成后，可以说她跟梁思成一样都是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莫基者。
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没有人能为林徽因的情感经历列出清晰的时间表，梁思成，徐志摩，在其中交替闪烁，时隐时现。直到1925年父亲猝然离世，梁启超主动承担林徽因留学费用之时，人们才终于明白，深刻的传统教育让林徽因做出了最合乎情理的选择。
但徐志摩的名字并没有从林徽因的人生中消失。1931年11月9日，为了赶到北京听林徽因的学术报告，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撞山坠毁，诗人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将自己永远和林徽因捆绑在了一起。
＞＞情景再现同期声：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摘自林徽因与胡适的通信
1934年10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应浙江省建设厅邀请，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这是林徽因离开陆官巷后，首次以建筑学家的身份回到西湖边。当年乖巧伶俐的小女孩已经三十而立，被胡适称为“一代才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发表了数十篇新诗和散文，擅长舞台设计和建筑设计。但是，比起颇受关注的情感纠葛或者文学才能，她更愿意被记得的是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学家。
＞＞访谈
田本相（学者）
她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五四”的精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科学。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就有人说了，她整个的一生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人生范式。
若干年后的今天，杭州人很是贴心地用一段林徽因谈建筑的文字以及一袭背影，将她留在了西湖。透过这个镂空的纪念碑，每个人都能看到林徽因式的西湖山水，看到这个杭州女子的西湖。
王映霞
1928年2月，出生于杭州城南余官巷的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王映霞二十岁，郁达夫三十二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1908年，人称“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就出生在这条名叫余官巷的小巷中。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她的外公王二南先生系南表社员，琴棋书画俱精。王映霞自幼承欢在外公膝下，春风化雨，受至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在她初小快毕业的时候，随外公易名王旭，号映霞，算是改作了外公王二南的孙女。
在王映霞二十岁那年，已经是一名幼儿园教师的她，随朋友来至了上海，入住尚贤坊四十号，就是这里，成了这位西子美人一生情留的起端。
＞＞情景再现同期声：
1927年1月14日，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却的日子和时刻。
在这一时刻，王映霞结识了同为杭州老乡的郁达夫。在这之前，郁达夫的名字，王映霞依稀记得——他就是学生时代阅读的小说《沉沦》的作者。
＞＞情景再现同期声：
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知道自己不太丑，但绝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未曾想到却会打动了已经成家立业的他的心。
此时的郁达夫已经在家乡结婚，还有两个孩子。
＞＞情景再现同期声：
映霞：
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地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
有了这样的决心，随之而来的举动，对郁达夫来说似乎非常正常：离婚，将著作版权所得送给王映霞，举行盛大婚礼，斥巨资安家西湖边。
＞＞访谈
李杭育（作家）：
王映霞的生活是过得很精致、很完美的，她也很讲究细节。她跟郁达夫生活的时候，在他们两个还很恩爱的时候，王映霞绝对是个贤妻良母。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她做莱做得很好。郁达夫身体是一直不好的呀，王映霞经常，你看有些文幸就可以看到，买个甲鱼炖炖给郁达夫吃，杭州人比较相信吃甲鱼么。
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光，像花一样。
最好的花，凋谢时也是最令人伤感的。
＞＞访谈
李杭育（作家）：
在那个时代，基本上女性还是处在一种弱势地位的。而她的丈夫郁达夫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作家，在那个时代就是个名作家，所以王映霞有很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甚至强烈到我们现在从旁观者看来，有点过分。或者说她的自我意识当中，她是一个新女性。
你要认识王映霞，可以拿王映霞跟郁达夫的前妻孙荃做一个对比。郁达夫的前妻，这个孙荃啊，我给她的定位，她是一个有尊严的受气包。不吭声、受着气，但是她内心是不认同她的命运的。而王映霞根本不做受气包的。
往事终归消逝无终，回忆也并不可靠，谁也没有慧眼可以穿越历史尘埃，看清真相。唯一的事实是：在维系了十二年之后，王映霞和郁达夫协议离婚。
＞＞情景再现同期声：
王映霞离婚启事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
这则启事发表于1940年，郁达夫一家正在新加坡避难。此时的中国，正在承受山河飘摇破碎的考验，而王郁二人家庭的破裂，也只是纷纷落絮中的一片而已，但是，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瞬间离散，至今依旧让西湖边的人们啼嘘感慨。
离开了王映霞的郁达夫，剩余时光并不长，流落南洋，最后被日军秘密杀害。
离开了郁达夫的王映霞，却将面对一段更为漫长的人生。
迁居重庆后，经人介绍，王映霞嫁给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
1984年，钟贤道辞世。已逾古稀之年的王映被开始回忆梳理自己的往日时光，并结集出版《王映霞自传》。
＞＞访谈
王映霞（九十二岁）：
我所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的。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跟他性格不同。
＞＞情景再现同期声：
前一个他，才气横滋，在国内外文坛上享有盛名；后一个他，无名小草，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知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没有后一个他，相互体贴，共同生活四十年，我的后半生也许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字句，是王映霞对自己前后两位丈夫的对比和评价，也是一个女人饱经世事之后的轻声叹息。
从苏东坡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开始，西湖就已经是一名女子了。与西湖有关的女子，是这西湖美景中最美丽的部分。伊人在水，她们因才情而为世人所识；伊人已去，西湖边却尽是她们美丽的踪迹。
＞＞访谈
张抗抗（作家）：
西湖养育了西湖的女子，但是反过来呢，西湖女子又成为我们西湖文化、西湖历史、西湖人文景观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西湖总是不老的；我们老了，但是西湖依然年轻，西湖好像有一种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能力。
第十集 天堂
在今天的西子湖畔，走立着一尊非常特殊的铜像。
说他特殊，是因为西湖边的铜像，几乎都是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先贤，而这一尊，却是一个外国人的形象。他就是数百年前，曾以十分详尽的文字向西方介绍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名字被译成汉字，是以一个“马”字开头的，因此，在象形文字的审美习惯里，这位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旅行家，就好像永远骑着一匹马。直到今天，他似乎依然在倚鞍纵辔，延续着天涯行脚，直至走进互联网覆盖的世界—今天，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关于杭州与西湖的词条，已经多达数千万。
西湖，正是世界的西湖，拥有西湖的杭州，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
公元13世纪，蒙古族大军的铁骑所向披靡，他们打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1271年，忽必烈入主中原，定都北京；1279年，南宋灭亡，尘埃落定。
南宋的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1276年，元军兵临城下之际，并没有发动军事进攻，而是屯驻城北三十里的皋亭山，通过使节往来，寻求不动干戈不屠城的方案。最终，临安被和平占领，未遭战火破坏，而这座城市也得以在元代继续发展，日臻繁荣。
13世纪末，一个真实的杭州、一个真实的西湖，第一次以独有的方式，真实地走向了世界。
＞＞访谈
余秋雨（学者）：
西湖，杭州西湖，在世界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不是杭州人自吹，也不是中国人自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游记，曾经刺激过欧洲的地理发现者，这本游记叫《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意大利人。商人、官员、游客、冒险家、语言天才、说故事的人……你要什么身份，马可·波罗都有。
在他游历中国以前，欧洲人对这个靠马匹和彪悍牧民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帝国所知有限，教会宣扬的东方“观念”，不是那里空无人烟，就是说住的都是野兽和妖魔。
马可·波罗却带回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1271年，出身于威尼斯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跟随着父亲和叔父，沿着古丝绸之路，开始了由西方向东方的漫长旅行，据他的自述，“他和大汗忽必烈在一起待了整整十七年，在这期间他不断地执行使命”……最后他辗转回到威尼斯，却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他讲述了在中国与东方各国的所见所闻，由同狱的难友记录成书。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访谈
余秋雨（学者）：
他在描绘美丽的中国的时候，把很大的篇幅让给杭州，让给西湖。他不是一般的旅行者，因为他的出发地是欧洲的威尼斯，威尼斯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所以当一个威尼斯人说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华贵最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欧洲人都会非常激动，都想来寻找。所以像哥伦布这样的寻找新大陆的航船，他的驾驶台边上就放着《马可·波罗游记》。
在这本融合了梦想与现实的书中，列举了数十个中国城市，杭州的篇幅最多，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有趣。
那么，就让我们聆听一下马可·波罗的描述：“城内有一个美丽、开阔的湖泊……环湖建有许多美丽高大的宫殿，还有许多精美的楼房。湖面上满是小船和贡多拉，每一艘可容纳十到二十个人，因为可以向外看，船上的乐趣比岸上大得多，湖蔓延整个城市，有无数支
流和快乐的伴侣……
“她是世界上可见到的最宏伟的城市，那里的赏心乐事是如此之多，以至人到那里仿佛置身天堂一般。”
马可·波罗把杭州称作天堂，这既是对西湖山水风光的礼赞，也是对杭州生活形态的讴歌。不过他在游记里称当时的杭州有一万二千多座桥，这显然略带夸大，但足以说明杭州的确是一座东方水城。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一向就有水城的美誉，而杭州一切与水有关的意象，肯定是深深地触动了这一位西方游子的乡怀。
而《马可·波罗游记》也成了中古欧洲最畅销的著作。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们的最大疑点就是：在流水账一般详尽的中国文献中，马可·波罗连名字都没出现过。也有人认为，他的家族的确在威尼斯及周边地区经商，但是不会再远了。他只是接触到了一些不同地域的商人、探险家以及旅游指南，这些为他的游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不过，这些意见改变不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的正统看法，更改变不了《马可·波罗游记》扩大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和心灵视野这一事实。
人们也由此产生过一些奇思妙想：如果马可·波罗看到的，不是强悍的蒙古帝国，而是较早前文弱的宋朝，或是稍迟那个封闭、僵化的明朝，西方是不是不必等到船坚炮利，才来打一场鸦片战争？而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是否也将大大推前？
还是让时光再次回溯到13世纪末，当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的时候，街市上的行人，自然会对这位金发碧眼的异邦游子产生好奇之心，但是，对于一些见多识广的杭州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为自隋唐以来，特别是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之后，一些外国人士，在杭州古城的长街短巷，早就出现过。
然而，就向海外传播杭州的影响而言，这一位来自欧洲水城的马可·波罗，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人物，《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流传，使杭州的形象在世界各地不停地游走，并让人们生发出对于这一座天城的向往。
当马可·波罗回国的归舟驶向茫茫海路，一位又一位异邦人士却借着海上的帆樯，接连不断地踏进了这一座被称作天堂的城市。
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西交往日益频繁。
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主要有三种，一是商人，二是使节，三是传教士。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传教士，他们最大的功绩，也许并不在传教方面，而在于他们深入中国的民间生活，并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可以说，他们不仅是汉学研究的先行者，也是倾毕生之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人。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人一直把学习汉语视为畏途，但是，要想让西方人了解并理解中国文化，却另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这便是开启山水之门。而杭州，恰恰占据了这种天然的优势。
杭州凝聚了旖旎的江南秀美，涵纳了丰富的文化内蕴，聚合着悠久的历史遗存。举凡中 国的哲学思想，举凡浓郁的民俗风习，其实就在这一湖的春光乍泄，就在这一天的秋霖如晦，就在这一堤的柳帘拂翠，就在这一溪的烟水渔庄。
任何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都会提到西湖之水所养育的两位杭州人，一位是李之藻，一位是杨廷筠，因为他们与徐光启一道，被称为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恰恰是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共同合作，才编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影响中国的重要著作，并推动了天文、历算、地理、测量等等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流传。因为李之藻与杨廷筠都是身有官阶的杭州人，所以，一大批西方的传教士才得以在杭州落了脚。
＞＞访谈
龚缨晏（学者）：
李之藻认为，要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其他文明，要以刻苦的精神来学习其他文明，要用开放的精神来利用其他文明，还要用博大的气概来共同构筑一个美好的人类的未来。
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个受传统影响及教育出来的杭州人所提倡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四百多年以后的杭州来说，还是需要的。
虽然已是年深日久，但杭州城里现存的教堂，依然是当年那一段段往事的见证。在这里，莹洁的烛光，曾经辉映着哥特式建筑的弯顶，曾经辉映着壁画上的神秘而遥远的《圣经》故事。
在长期的居杭生活里，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既传播了西方文化，又将他们在这座天堂之城的感受，寄回了遥远的家乡。而与东方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人，由此便获得了远比马可·波罗的信息更为详尽、更为生动的杭州形象。
天堂，一向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永远获得幸福的地方，一是指优美、安宁与愉悦的生活环境。无论怎么看，这号称天堂的杭州，上述的含义已经是浑然一体。西方人的蓝眼睛有深有浅，然而，杭州灵山秀水的天堂之美，在他们的眼里，却是殊为一致的。
“不惮驱驰万里程，云游浙省到杭城；携经万卷因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一般人都不会料到，这样一首七言绝句的作者，竟是活动于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远道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罗明坚。
罗明坚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于深奥的中文一无所知，但是他通过最原始的看图识字的交流方式，经过数年的艰苦学习，不但翻译了许多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他的汉诗水平与柳体风格的书法，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1589年9月，罗明坚回到了欧洲。
为了让人们更为准确地认识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驱驰万里”的罗明坚绘制了一部《中国地图集》。据考证，这部共有二十八幅地图和三十七页说明文字的作品，是欧洲人编绘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而罗明坚所熟悉的广东、浙江等地的形制，在地图上表现得尤为详尽。在浙江省地图中就有杭州城，其周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城镇。也许，罗明坚是想借此来表达一个欧洲人对杭州的印象：人口众多，繁荣富庶。
不过，中国第一次出现于世界地图中，却早于罗明坚。富有意味的是，就在这张名为《飞马亚洲》的地图上，在整个中国的面积里，却只是标明了一个名叫“行在”的地方。“行在”，便是中国的杭州，也是大家早已熟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反复提到的名字。
地图，显示地表自然和社会现象，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不同时期的地图，展示了人类文明一步又一步的进程。
马可·波罗的众多后继者，在地图的点线上留下了往日游踪。
而在一条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旅途上，无数的西方游子，都曾经把杭州当做旅行的终点，因为这里，既是丝绸之府，又是天堂所在。
讲到西方人士所绘制的关于中国的地图，便不能不讲到另一位中文名字叫做卫匡国的传教士，卫匡国不仅在杭州生活多年，而且他编成的《中国新图集》，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百五十多年后的一个春日，这本泛黄的大书静静地躺在杭州西湖博物馆的展厅里，其中数十张影印地图则被放大后挂上了墙。
＞＞现场讲解
在这张地图上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杭州，这儿就足杭州了。那旁边可以看到一个只盆的点，据锐这可能就是我们杭州的西湖。
《中国新图集》中有中国总图一幅，分省地图十五幅，除文字说明以外，还有各个主要城市的经纬度。
＞＞访谈
张刚峰（副教授）：
在《中国新图集》的扉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天使在上面。他们在地球仪上丈量着，然后绘制地图。这个扉页上有一扇非常巨大的门，门上面画着卫匡国的《中国新图集》，一个巨人把这个门打开。
当时刚好是在欧洲对整个新世界的发现以及商业贸易带有非常大的兴趣的时候，这部地图集在欧洲被航海家和商人们使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这本图册的印刷制作也十分精美，它既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也是欧洲人关于中国的地理著作的范本。
＞＞访谈
陈海松（学者）：
我们知道在卫匡国之前，杭州被世界第一次了解，从马可·波罗开始。到了卫匡国那个时代，他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卫匡国他是认真地学过中文的，而且在杭州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他走访了中国的很多地区，跟中国的士大夫、官员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有比较深的交往。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深度和广度都是同以前的传教士、旅行者不能相比的。
卫匡国这个来自地中海之滨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杭州先后共生活了六年。六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他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一方面，他作为亲历者回到欧洲，向人们介绍了正在改朝换代的中国以及杭州；另一方面，他在杭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包括他开始修建的教堂，他的许多中文著作。
1661年的夏天，卫匡国最终长眠在了这座天堂之城。杭州城西的大方井，便是卫匡国与他后来的十七位同道的安息之地。
当无数欧洲人通过地图、书籍对杭州西湖作精神之旅的时候，一些英国人却获得了杭州实地游览的机会，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英国人，而是英国国王派出的正式的外交使团，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
这个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大清帝国，他们离开北京后，沿着大运河南下，到达了杭州。使团的秘书兼副使斯当东在其纪行中这样写道：
“杭州是一个连接中国南北各省的大商业中心，城内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
当然，他们也游历了西湖，并特别提到了当时的雷峰塔：
“它建筑在突入湖面的一个险峭半岛的边沿，它的下面四层仍然屹立在那里，上面的几层都倾塌了。在它朽烂的飞檐上还看得出规则的双道曲线，上面生满了小树、绿苔和野草……”
这样的荒凉景象似乎在隐隐地告诉那些英国人，这个处于鼎盛时期的王朝正在开始走向没落。终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炸破了大清王朝紧闭的国门。在屈辱中，杭州被迫向世界开放，大量西方人来到西湖之滨。
1876年，一个美国人出生在杭州天水桥的这条名叫耶稣堂弄的巷子里，他的父母，都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美国人在杭州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儿时的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杭州话，是他终生难忘的又一种乡音。
他就是司徒雷登。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清朝灭亡。1949年，国民党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美国人的身影，他的英文名字是John Leighton Stuart，中文名字就叫司徒雷登。
1912年元旦，当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司徒雷登是唯一在场的外国人。1919年，他任燕京大学校长，被誉为“燕大之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京被日本人监禁了三年多。
1946年，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交往。1949年8月2日，当蒋介石政权垮台、新中国就要 宣告成立的时候，司徒雷登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和万般的遗憾，悄悄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五十年的地方。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政策的彻底失败，同时向世界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有人这样写道：“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历史的波涛汹涌澎湃，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而司徒雷登，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人，尽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历经了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忘记杭州。
年迈的司徒雷登在撰写回忆录时，美丽的杭州一次次地涌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深情地写道：“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最著名的题材。”当我们读到这位耄耋老人在美国东海岸遥想杭州时所写的文字时，不禁想到了八百多年前另一位中国老者的诗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神奇的杭州，竟然能够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如此地令人难以忘怀，无论他是今人还是古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这位常常自称是“杭州人”的美国人在华盛顿去世，但历史在前进。1972年，司徒雷登去世后的第十年，全世界又把焦点投向了杭州。
另一位美国朋友，来到了杭州的土地上，这便是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这在当时，是一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中断多年的两国邦交再次握手，中美关系，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全世界关注的历史事件中，美丽的西湖，承担了重大的国家事务。中国的总理陪同美国的总统游览着西湖的山水，看起来是十分地轻松愉快，但是，恰恰就在这些镜头的背后，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中美联合公报》。
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杭州成了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成了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
＞＞访谈
蔡天新（诗人）：
尼克松访华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他的飞机是波音707，太大，在杭州览桥机场降不下来，临时把附近两个人民公社的土地拿来扩建了跑道，才让那个大型的飞机降下来。当时，时于在乡村小学读书的我来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幻想这个杭州是怎么回事，飞机有多大。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杭州就真的是天堂。
尼克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杭州依然是充满了美好的感觉：“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做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尼克松述说杭州与西湖的轻松而愉快的笔调，与当年的马可·波罗对于天城的描写，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访谈
张抗抗（作家）：
西湖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桥，其实把我们千年的文化历史都记载下来了，这就是跟其他很多很多湖都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她小巧，她精致，因为她的和谐，吸引了很多人走近西湖。就是那些历史学家、旅游者，还有文学家，包括一部分政治家，因为西湖吸引他们，他们到了西湖，留下来，然后又发生了新的故事。这种层层叠登的历史积淀，是西湖优于其他任何湖泊的地方。
由于错过了游览西湖的最佳季节，尼克松没有看到湖中盛开的荷花，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因为这些盛开的荷花，乃是西湖的一种标志。
花开花落，当西湖荷花再度开放的时候，这一种花中异品，已经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它不仅代表着西湖的内蕴，更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品质。
＞＞访谈
蔡天新（诗人）：
因为我有很多机会出游，要是碰到一些外国朋友来过中国，特别是来过杭州的话，那他对杭州的赞美，就像马可·波罗当初的赞美一样。这样的话又重新激发我来看这个城市。的确，她有让你百看不厌的那种感觉。因为在美丽之中她也有些抽象的东西，她的美丽不是一眼就能穷尽的。
我大概写过五六首关于西湖的诗，我就挑一首，题目是《在水边》：
黄昏来临
犹如十万只寒鸦
在湖上翻飞
而气温下降
到附近的山头
像西沉的落日消失在灌木丛中
我独自低吟浅唱在水边
用舌头轻拍水面溅击浪花
直到星星出现
在歌词中
潸然泪下
这已经不是马可·波罗牵着他的马匹寻找驿站的时代，也已经不是罗明坚为了学习中文而看图识字的时代，当然更不是司徒雷登黯然离去的时代。
今天，漫步杭州，你随时可以看到五大洲的朋友，在每一个景点，在每一条街巷，在每一个清晨，在每一天傍晚。他们在和幸福的杭州人一起，分享着杭州的幸福。在外来文化不断融入的今天，西湖那经过千古岁月所形成的本色，显现出了更为突出的特性，就像龙井的春茶，只有在溶解中才更能散发出西湖的淳美。
＞＞访谈
余秋雨（学者）：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叫做诗化的生态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比西湖更雄辫的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由西湖提出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是永恒的当代宣言，这个宣言的制造者是好多老百姓，那么起草者里面有大诗人白居易和苏东坡，这个宣言曾经把马可·波罗也激动了。所以在我看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宣言，不仅仅是中国意义上的宣言了。每次面对西湖，如果能从这种人类学的高度、生态学的高度和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西湖的文化地位还要更高地提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宋代诗人林升的诗句，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了更为悠远的景深。置身西湖，极目远眺，我们看到了绵绵五洲的山外之山，茫茫四海的楼外之楼。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对于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是一种传闻；对于已经到过这里的人，则是一种总结。另外，我们还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是天使，只是丢失了翅膀，回不了天堂。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不管有没有翅膀，只要你的双脚踏进这一片湖山胜境，那么，你，便己经来到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