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不做解说了:第十七章 21世纪展望一:对症下药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3:13:25

大国崛起之路

第十七章  21世纪展望一:对症下药进行改革

 

     在整个90年代,英美德日针对各自的“疾病”,都进行了对症下药的“治疗”,即抓住主要矛盾,进行重点改革。这种改革“疗效”则大相径庭:“德日病”久治不愈,“英美病”则大有好转。21世纪以来,4国经济均不约而同地呈现新的发展气象,值得关注。

 

                              第一节  90年代英美改革初见成效

 

一、“英国病”:摆脱“走走停停”怪圈

(一)经济平稳增长 

90年代,英国经济平稳增长,取得了30年来最好的经济成就。

自从1992年走出谷底后,英国经济连续7年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其主要表现在经济保持稳定增长: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0%,1996-1998年增加到2.95%,其中1997年曾达到3.4%;1991-1998年平均增长率为2.47%。

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50年代和6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均为2.8%,70年代下降到1.8%。9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率不仅超过50和60年代,而且大大超过70年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90年代英国经济呈现回升趋势,其经济增长率不仅好于战后年代,而且在经合组织中也名列前茅,在七国集团中也超过德日,这也是战后以来所没有过的。

此外,英国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失业率不断下降,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加强,外国投资持续增加,是欧盟成员国中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英国虽然没有首批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但其达标情况要好于德国。

 

                      表17-1   1997年德英达标情况比较

     

              达标项目  通货膨胀率     长期利率    赤字占GDP%  公债GDP%

            指标与国家   1997、12(%)  1997、1-12  1997        1997

              规定指标      2.9          7.8         3.0         60

                德国        1.4          5.6         3.0         61.3

                英国        1.8          7.1         2.0         53.4

 

(二)福利改革启动 

“英国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82年时,英国社会福利费用支出占该财政年度政府支出总额的57.6%,占同年GNP的29.4%。英国经济长期以来“病病歪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福利制度成为养成一个懒汉、骗子和说谎者的制度,每年大约有40亿英镑的社会福利开支被骗。

从1979-1996年,社会福利预算每年增加4%,但贫困人口却有增无减:个人收入不到平均水平一半的人由10%增加到20%,仍然有4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据1998年10月英国官方统计表明,不工作而靠政府津贴为生的单亲父母约有100万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靠政府“长期病号”津贴为生者达175万人;英国失业率为6.6%,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则高达15.9%,他们不想工作而只想领取失业补贴。

工党政府自从1997年5月上台执政后,为了营造一个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经济稳定增长的良好环境,大胆地进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授权英格兰银行决定银行利率、严格财政法规、制订为期三年的公共开支计划,以及教育和就业等政策措施。其中改革福利制度,增加就业机会比较引人注目。

长期以来,英国历届政府不敢触动“坐吃山空”的福利政策。工党处于在野党地位长达18年之久,这迫使其进行了一系列自我检查和革新。布莱尔首相执政前在工党内部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被称为“改革大师”,执政后又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新工党和新道路”的承诺。工党政府认识到,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不能接受的失业率,是长期制约经济发展和诱发社会矛盾的两大主要因素,为此必须进行改革,并很快提出了改革计划。工党改革社会福利、增加就业计划的核心是征收“暴利税”,即政府对已实施私有化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公用事业企业,如电信、电力、石油、煤气、自来水和航空等公司和大型零售超市等,征收所得税,用来资助失业者,特别是失业青年的就业和职业培训。这个被称为“政府救济为就业”的计划,原则上只有完全无能为力的人才可以获得救济,而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应当工作,尤其是领取社会救济的年轻人,同时向失业者提供可以

选择的就业和培训机会:(1)到由政府提供补贴的私人企业谋职;(2)到非盈利性的机构和志愿组织谋职;(3)到环保部门谋职;(4)接受技能培训。规定失业人员必须从这四个机会中作出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不能长期依赖政府津贴度日,如果两次拒绝,对作出选择的人将取消其享受政府津贴的资格。因此,该计划被称为是“权利和义务”兼顾的就业计划。

该计划于1998年年初在12个地区试行,于4月6日起在全国推行。据报道,该计划得到失业者的广泛响应,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这是工党政府重要的“新政”之一。

二、“美国病”:“双赤字”变为单赤字 

(一)“新经济”东风劲吹 

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一片新气象。1997年6月19日,在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夕,克林顿总统把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称之为是实行了“新的经济策略”,美国“新经济”由此而来。此前,美国有的报刊已称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经济”。克林顿说,美国“新经济”繁荣靠的是平衡预算、教育投资和扩大贸易,美国的技术成就以及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可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周期,从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使经济持续增长。

90年代,美国进入战后以来第三轮经济增长周期。1961年2月-1969年4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达106个月;1982年11月-1990年7月,美国经济持续增了82个月;1991年3月-1999年12月,美国经济持续增已达106个月,年轻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从而打破历史记录。美国“新经济”的具体特点表现为“三低一稳”——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不断下降,达到7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经济增长速度大致保持在2.5%-3%之间,波动幅度不大,比较平稳。

1、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趋势,并且保持在低水平。

克林顿第一任期(1993-1996年)内的年通货膨胀率,从老布什任期内的4.35%下降到2.85%,1997年又下降到2%,是31年来最低的,这与以前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完全相反。

2、失业率下降到公认的“充分就业”水平以下。

在美国,失业率在5%以下就是“充分就业”。1993年,美国失业率为6.8%,到1997年已下降到4.7%,是197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1998年,美国失业率仍然保持在5%以下,这与欧盟国家大约倍一倍的高失业率形成鲜明的对照。

3、在没有大幅度增税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

1992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2900亿美元,以后逐年下降,到1997年已下降到226亿美元,年均减少66.6%,为1974年以来最少的一年。见下表。

             表17-2  1990-1997年美国财政赤字(亿美元)

     

            财政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财政赤字   2214 2692 2904 2551 2032 1925 1073  226

  

4、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90年代以前,美国实际GDP增长呈现大起大落之势,很不稳定。例如,在80年代,1984年的增长率高达6.8%,1987年最低仅2.9%,两者相差约4个百分点。克林顿上台后,美国经济较少大起大落,1997年最高达3.8%,与最低的1995年1.9%相比,仅差两个百分点。见下表。

 

                 表17-3 1992-1999年美国实际GDP增长(%)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增长率   2.3  3.1  3.7  1.9   2.5 3.8   3.0  3.6

 

 (二)财政预算扭亏为盈

     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日趋庞大,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先后通过多个平衡或削减预算赤字的法案,以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1、里根任内的平衡预算法案

里根上任伊始就表示要对不断上升的赤字额“采取行动”。他说:“数十年来,我们的赤字额屡屡上升,我们为图目前暂时的方便,把自己的前途和子孙的前途抵押出去了。这一趋势如果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就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大动荡。作为个人,你们和我们可以靠借贷过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然而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期。我们怎么可以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就不应当受到同样的约束呢?为了保住明天,我们今天就必须行动起来。大家都要明白无误地懂得——我们从今天就要采取行动。”

  里根第二任内表示不仅要继续对赤字预算“采取行动”,而且还强调要对其“进行清算”。他说:“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以保护未来几代人不受政府想花费公民钱财并在票据到期时课以重税的奢望的危害。让我们使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成为违宪。”他还说:“一种由更多的公民参加工作和缴纳税金的、能动的经济体制,将是我们用以减少预算赤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几乎50年没有间断的赤字开支,终于到了需要我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到了需要作出困难的决定的时刻。我已经向内阁和我的部下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向你们提出来。若不是由我们来清算,那么由谁来清算?若不是现在清算,那么待到何时才能清算?清算必须由我们所有的人来进行,我们大家都以一个旨在实现平衡预算的规划而共同前进。这样我们才能着手削减国债。”

   里根“采取行动”和“进行清算”的成果是,1985年12月,国会在通过了提高国债最高限额时,也同时通过了参议员格拉姆、拉德曼和霍斯林3人联名提出的《1985年平衡预算法和紧急控制赤字修正案》,简称《平衡预算法》,并经里根签署后正式生效。

    该法案规定:

   (1)从1986年财政年度起的今后6个年度内,联邦预算赤字不得超过下列最高限额:1986年度为1719亿美元;1987年度为1440亿美元;1988年度为1080亿美元;1989年度为720亿美元;1990年度为360亿美元;到1991年度消灭赤字,实现预算平衡。

   (2)在今后的6个年度内,如果财政赤字超出该法规定的最高额100亿美元以上,必须自动削减超出部分之数额,削减是以削减国防开支和非国防开支相等的比例进行。

   (3)如果遇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国会可以决定暂缓实施该法:国会“预算局”或“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如作出预测,经济增长率将连续连两个季度低于零;或者商务部的统计表明,经济实际增长率已连续两个季度低于零。

    该法实施的结果是,在里根离任时,他给老布什留下了一笔巨额财政赤字的遗产:高达11500亿美元的赤字。里根承认没有平衡预算赤字,是他任期内没有完成的任务,是很遗憾的。他自我嘲讽地说:“我们这些试图平衡预算的人却面临历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他又一次把责任推给了国会,并且愤愤不平地说:“在任总统期间的每一年,我都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规定联邦政府——像任何妥善管理的家庭或企业一样——必须平衡其预算。但国会(我承认两党内均有人反对)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对其挥霍习惯的这种侵犯。有过某种重要的进展:由格拉姆-拉德曼-霍斯林法案所加于国会的开支限制有助于约束其铺张浪费。但是,在热衷于别人的钱这方面,国会议员们巧妙设计自己的规则的愿望,或公众的愿望,怎么随其估计都不会过高。”

 2、老布什任内削减财政赤字法案

 老布什任内,面对庞大的预算赤字,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得已而求其次,改平衡预算为削减预算赤字。

1990年9-10月,国会两院分别通过了联邦政府新的财政预算法案,规定在1991年财政年度削减4000亿美元,增加税收1370美元;今后5年内削减预算赤字4960亿美元,约占赤字总额的一半;鉴于防务和社会保险开支是除国债利息外联邦政府两项最大的

开支,该法案规定削减部分防务和福利开支,以保证完成“削减指标数”。同年11月5日,老布什签署了这项法案。

老布什在竞选总统时曾宣称,竞选的核心问题是,“你现在的景况是否比8年前好了?”也就是说,看看口袋的钱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老布什仰仗里根任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结果在竞选中获胜。用里根的话说,选民总是投“财神爷”的票的。他在竞选中多次表示绝不增税。可是,在国会对预算法案实施的严密监视之下,老布什不得不自食其言,决定增税补亏。在他任内,经济状况不佳,联邦财政赤字严重失控,国债突破4万亿大关,平均每人负债1.6万美元。在这种形势下,他竞选连任败北是势所必然的。对此,1993年1月13日,他在向国会提交的长达454页的最后一份总统经济报告中总结说:“共和党在过去12年中的最大的失败是没能限制住政府开支,致使预算赤字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国债高达4万亿美元。”

 3、克林顿任内的削减财政赤字法案

   克林顿在其两届任期内,国会都制订了削减财政赤字的法案。

     2003年1月20日,他在就职演说中呼吁“振兴美国”,强调要“减少我们的巨额债务”。2月15日晚,他向全国发表第一次电视讲话,要美国人民正视现实,以增税带动改革,指出“在过去的12年里,联邦赤字猛增,以致失控”,“赤字增加了这么大,超过了我们早些时候的估计,也超过了去年政府最坏的估计”。2月17日,他第一次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表示在今后4年内增税2460亿美元,削减开支2530亿美元。他说要是不采取行动,一年内赤字将增加到6350亿美元,国债将消耗国内生产总值的80%。

  同年8月6-7日,国会两院经过激烈的辩论和幕后交易,分别用微弱多数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削减财政赤字法案。根据国会最后通过的法案,在今后5个财政年度内,联邦政府将通过增税2410亿美元(其中包括以高所得收入阶层为主的个人所得税1151亿美元,提高公司所得税最高率242亿美元,以及提高汽油税增税243亿美元等),削减开支2550亿美元(其中包括投资经营总额基本保持在1993年总水准,削减1020亿美元,有关社会福利费削减880亿美元,以及国债利息政府削减650亿美元等),以便达到5年内削减财政赤字4960亿美元的目标。8月10日,克林顿签署了这项《削减财政赤字法案》,标志该法案正式生效。

  为此,克林顿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增税计划之一——5年内增税2500亿美元,同时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削减财政赤字计划——5年内削减大约5000亿美元。克林顿第一任内,美国财政赤字逐年下降。见下表。

 

                     表17-4   1993-1996年美国财政赤字(亿美元)

                    财政年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财政赤字   2904    2551   2032   1925   1073

      

  美国财政赤字,从老布什任内的最后一年1992的2904亿美元的最高点,下降到1996年的1073亿美元,减少了大约2/3。

  1997年,克林顿连任,更是雄心勃勃,志在必得。1997年5月,克林顿与国会达成了5年内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协议;8月5日,他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该法案规定到2002年实现财政预算盈余,从根本上消除长期困扰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财政赤字问题。具体削减数字见下表。

 

             表17-5   1996-2002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或盈余(亿美元)

         财政年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实际数)(预计数)(预计数)(预计数)(预计数)(预计数)(预计数)

          总赤字    -1703   -340     -570     -520     -580    -360       320

          或盈余

 


这两个法案规定,1998-2002年度,医疗保险开支和穷人医疗补助开支分别削减1140亿和130亿美元;对1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中的一半提供240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开支;对35万合法移民提供120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净减税收约950亿美元,其中父母年收入11万美元以下的每个孩子不抵免500美元的个人所得税;教育税在大学头两年的学费可每年抵免1500美元,后两年每年抵免不超过1000美元;最高资本收益税从28%降到20%;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增收节支的措施等。

  1998年2月2日,克林顿向国会递交了将于10月1日开始的1999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新预算规定,1999年度联邦政府支出为1.73万亿美元,比1998年度增加了3.9%。新预算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预计1999年度出现95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他在新预算中提出了增加655亿美元烟草税和240亿美元公司税。

  到1999年1月6日,正当参议院开始对其与莱温斯基的绯闻进行弹劾大约10天前,克林顿透露在1999财政年度于9月30日结束时,美国联邦预算将至少有700多亿美元的盈余。他在白宫说:“今天,我骄傲地宣布,我们可以说高赤字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如今正在进入结余时代的第二个年头。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预计,1999年,我们的预算结余将在本世纪结束之际不少于76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次。”实际上,美国这一财政年度的盈余高达1227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

   克林顿宣布的这条消息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因为这将是美国自从1969年以来财政收支在30年中第一次由赤字变为盈余,另一方面,这比1997年白宫与国会达成的到2002年财政年度实现预算平衡的期限提前了3年。

 

                        第二节  90年代德日改革不尽人意

 

一、“德国病”:社会福利改革举步艰难

   (一)削减福利开支不易 

长期以来,高达GNP1/3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成为德国财政的沉重负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对此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西德政府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革,但成效甚微。到9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仍然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3左右:1991年为33%,1993年为31%。拖延到1997年9月,德国的改革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9月13日,德国议会通过了与紧缩开支一揽子计划有关的三项主要法案,内容涉及养老金和医疗制度改革、削减病假工资和工人被解雇的保护费用。这一紧缩开支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妇女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男子从63岁延长到65岁;病假工资从目前标准工资的100%减到80%;放宽严格的有关公司解雇员工的法律规定,从目前的最多解雇5人放宽到10人;公众的温泉疗养期限从目前的3年一次改为4年一次,疗养时间从4星期减到3星期。其中大多数规定从10月1日起生效。

这一紧缩开支一揽子计划是为了从政府预算中削减700亿马克(460亿美元),旨在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为了在国外达到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规定的预算赤字和政府限额而创造条件。这一计划的实施效果成败参半,其标志是1998年3月25日,根据欧盟委员会对15个成员国的评估,德国成为11个“达标”国家之一。以下是德国达标的情况。

     

                              表17-6  德国达标情况

 

                达标项目   通货膨胀率    长期利率   赤字占GDP%  公债占GDP%

              指标与国家   1997、12(%)  1997、1-12     1997       1997

               规定指标      2.9             7.8           3.0       60

                德国         1.4             5.6           3.0       61.3

 

 但是,德国的达标是勒紧裤腰带的结果,其中后两项的达标比较勉强;而国外目标的实现则引发了国内其他的问题,其中使得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二)增加就业机会也难 

    1967年,西德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规定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该法规定:“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范围内努力同时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对外收支平衡和持续的、适度的经济增长。”

总体上看,80年代以前,西德这四大目标的完成比较好,80年代以后,其中充分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则执行情况不佳:失业率趋升,经济增长缓慢,尤其是90年代更加严重。

战后以来失业的基本情况是,1950年,西德的失业率曾高达10.4%,以后逐渐下降;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从70年代中期起,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又逐渐上升,失业人数在1975年曾突破100万大关,1983年又突破200万大关;1983-1987年失业率平均高达9%,1985年达到9.3%的最高记录;1990年德国统一后,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转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激增,1992-1993年突破400万大关,失业率曾高达9.6%,超过80年代的最高记录。1995年以后,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直在10%上下波动,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德国经济增长是基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因此是结构性的。德国

政府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允许公司增加解雇员工,无异于增加失业人数。德国国内认为,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才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而德国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战后以来最低的时期,1998年为最高,也只有2.8%。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缓慢也是德国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日本病”:“泡沫经济”后遗症严重 

从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一直是西方国家中经济发展的一颗耀眼明星,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优等生。但是,进入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使得日本经济发展出现逆转:长达大约10年的经济停滞,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90年代不仅是日本战后以来经济增长最慢的时期,也是英美德日中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这是战后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个昔日的明星国家已变为“病夫”国家,昔日的优等生已变为劣等生了。

(一)“六大改革”姗姗来迟 

1996年11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把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结构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和财政结构改革作为其内阁的“最重要课题”,表示了进行这五项改革决不退缩的决心,“我将为此奋不顾身,竭尽全力”。他也表明了强烈的危机感:“我国面临着向老年化发展、财政出现危机、产业空洞化等成堆课题,对于这些课题如果听之任之,很有可能被时代淘汰。”

1997年1月1日,他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又补充说,“另外,还必须加上教育改革,使六大改革成为一个整体,并限定时间进行。”他再次强调,“实行改革是会伴有相当厉害的阵痛的。但是,如果只看到不利方面而不积极努力改革,将来面临的现实必将是严峻而没有希望的。不可犹豫不决。”他指出这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继明治维新建成现代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设民主国家之后,日本现在面临第三个变革时期。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取得成功。涉及整个国家的大改革,总的来说必须一气呵成,否则没有意义。”

但是,一年半以后,1998年7月12日,在日本第18届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遭受历史性的惨败,该党领袖桥本不得不为此而引咎辞职,结果“六大改革”也随之销声匿迹。

桥本下台时是日本本应进行全面改革之时,其提出的改革既是太迟,也不合时宜。早在1989年“泡沫经济”破灭时,日本就应该抓住时机,着手进行改革。当时日本毕竟还拥有一些有利的条件:经济刚开始衰退,还没有严重恶化;自民党还是一党执政,决策能力仍然很强。但是,日本当时没有改革的意愿,犯了“不思改革”或“改革过慢症”,从而坐失良机。从1990-1996年,日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急剧恶化:“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靡,衰退时间之长前所未有,潜在问题不断暴露,简直无从下手;自民党和政府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混乱,决策能力下降,近乎瘫痪。桥本的“六大改革”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提出来的。虽然此后桥本内阁拟订和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方案和对策,但是仍然继续沿用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办法,既无重点,又不对经济进行大手术,又怎么能够治得了病情严重的日本经济呢?更主要的是,没有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及稳定的局面,则无法采取振兴经济的有效措施,经济改革也就无从得到可靠的保证。因此,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六大改革”,则就难上加难了。时机不佳,日本政府出于无奈,又不得不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则从右倾保守转而左倾盲动,又犯了“改革过急症”。

(二)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90年代以来,日本问题不少,可谓堆积如山,归根到底是经济体制问题。日本经济企划厅在《1996年经济白皮书》中指出,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是由于以往规定的日本市场经济的体制,在目前时局下已步入疲劳状态”,这种“‘日本式经济体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有效机能。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正在整体上丧失有效的机能。”这一评价看来是比较客观的。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只是现象,实质则是涉及深层次的整个经济体制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式经营方式”已落后于时代

“终身雇佣制”、“资历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曾被称为“日本式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曾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日本经济陷于严重的衰退之中,许多企业生产下降,效益减少,失业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严峻,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经营方式已不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

2、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缺乏灵活性

上述1996年度经济白皮书认为,9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济之所以开始转向低速发展,是因为以往的产业结构和体制不能灵活地对付日元急剧升值和“泡沫经济”的破灭等国内外课题,因此建议改革“多层次”产业结构,重建强有力的日本经济。日本经济体制包括下列方面:主要银行往来制度、企业系列、相互持股、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等。这些方面也应“摸索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选择道路,应该从中长期的角度实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以便日本经济走上持续的稳定增长轨道。

3、独创性技术的开发能力差

1998年初,日本科技厅强调开发独创性技术的必要性。日本的技术贸易历来依赖欧美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其基本模式是:独创性技术从欧美进口,国产技术向亚洲出口。从日本技术进出口来看,硬件出口占整个出口的92.8%,软件进口49.2%,超过硬件技术进口所占的40.8%。也就是说,日本软件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其进口数量却在增加。因此,日本科技厅强调:“在考虑今后的技术贸易时,提高软件开发能力是当务之急。”

4、金融体制问题百出

日本金融体制因“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首当其冲,暴露的问题既多又严重。其中主要是金融丑闻不断,官僚贪污腐败,拖欠巨额呆帐,成为“日本经济的毒瘤”。日本金融体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日本政治、经济乃至伦理道德诸多问题的集中反映。

1996年12月,日本经济审议会行动计划委员会通过了《经济审议会建议:六大部门的经济结构改革》的报告,对“相对滞后的金融体制”作了分析,指出日本传统的和灵活的金融体制,正面临各国的激烈竞争,因此必须尽快实行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不应是渐进式的和阶段性的,而应是激进式一气呵成的,要力争在本世纪内一举完成这项全面的改革。

1997年6月13日,日本大藏省正式公布了《金融体制改革计划》。该计划确定了“自由”、“公正”和“全球化”三大公共原则。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正式启动。

  5、教育没有培养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

1996年3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提出教育改革建议,认为战后日本在“追赶欧美”的目标下,一直把培养能够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的人才作为重点,结果整个社会上造就了大量知识多而不善于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不善于确定解决问题的人,因此使整个社会也不善于制定远景规划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现行教育体制没有重视培养创造精神,长此下去,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就不能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富裕而有吸引力的国家。该建议强调,教育必须改革,应该培养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的条件和建立育人体制;今后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应该是能够主动行动,富有责任感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为培养这种人才,需要建立多种方式和多种人才的育人体制,以便使任何人都能接受实现自己奋斗目标所需要的教育,具备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综上所述,这些都是涉及到体制上的具体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解决的。日本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