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g 2016 accepted:对我国区域经济战略调整的深层思考－中国的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网

一、如何解读历史新起点

（一）视角转换：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新起点2001年月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显著加快。

从2002年起到2004年，外贸进出口年平均增幅达31.5%,总额由6208亿美元跃升为11548亿美元。在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后，预计2005年将达到14000亿美元。2003年，我国进出口额大幅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量或总量的主要推动力量。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增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特别是进口增幅有了大幅度提高，2003年，我国进口增量占到了全球进口增量的1/3以上。这一年，我国外贸进口吸收了美国出口增量的22%；德国出口增量的28%；日本出口增量的32%。同时，我国进口贸易的增长也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韩国对我国出口净增220亿美元，拉动韩国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新加坡对我国出口净增35亿美元，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个百分点以上；马来西亚对我国出口净增71 亿美元，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个百分点。除此而外，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增长47.7%，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7.6%。今后，进口初级产品将成为我国进口结构的一大特点。显然，这将为发展中国家扩大对我国的出口提供巨大的商机。我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已经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少数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努力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可以看到，虽然我国入世时间并不长，但是，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动力驱动下，目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贸易大国。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提高很快。统计表明，从 1980～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之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一路上扬。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伴随着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达到了近80%，成为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应该说，这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飞跃式增长是和我国在全球资本的加速流动中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转移同步进行的。就是说，我国逐渐参与了全球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没有这后一过程进行支撑，贸易大国的进出口增长都不可能实现。

据商务部测算，我国GDP虽不到世界的4%,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到10%以上；对外贸易虽不到世界的6%，但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已达12%左右。我国正在和平崛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正在作为参与者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明显互动，说明以往“立足本国”的发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理念需要进行根本转换。“全球因素”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已经急速到来。新起点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二）新问题

1.在国际产业布局中，我国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工厂”的搬迁，很多产业链的价值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使我国在短短的20多年间成了制造业的大国。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外贸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如果我们仔细调查一下我国出口强项的利润情况的话，就高兴不起来了。2004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有3.51美元；出口60亿双鞋，每年出口的鞋类产品约占世界销量的60%，但是，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仅有2.5美元，利润空间极小。但是，通过生产链的转移，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转移国不但卸掉了消耗资源的担子，同时也不用再为污染的治理而付出。

2.生产的资源成本过高难以为继

虽然我国早就强调要从粗放式生产转向以提高质量、减少消耗为特点的内涵式增长，但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引资区很少考虑如何以内涵式增长来进行生产，投资方要的是低成本，资源的消耗根本不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粗放式生产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增强。这种趋势给我国造成的高消耗和高污染带来严重的恶果。

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得出了一个让人们触目惊心的结论：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以2001年为例，我国单位产出能耗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高出5.1倍，比韩国、马来西亚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58%。钢铁消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这份研究，我国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耗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9倍，是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两倍以上。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5%，但煤炭消耗约占世界的30%，电力消耗占13%左右，钢材消耗占25%，水泥约占50%。我国是世界上单位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世界上生产过程中浪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测算：近20年来，我国以能源消费翻一番为支撑，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这一经济成长的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没有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面临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不足的困扰。国家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根据前两年经济运行的经验，我国GDP年度增长超过9%，季度增长超过 9.5%时,资源等各方面就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煤、电、油、运都会出现紧张，资源品市场供求失衡；货币信贷扩张过快，通胀和金融风险的几率加大。分析各方面数据表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资源背景下，若要实现GDP的9%以上的增长，必须有25%左右的投资增长；16%左右的工业增长；再加上 200～300亿美元的净出口支撑。而长期这样下去，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难以承受。

应该说，目前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是以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支撑的。生产方式是粗放型的，贸易方式也是粗放型的。生产和出口部门已经清醒意识到，靠低端产品的制造的低价优势扩大出口规模，以量取胜的生产和外贸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环境下已经难以为继。种种贸易争端且不说，我国成为世界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主要生产国、贸易大国的同时，也必将成为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环境污染国。显然这不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所能接受的，因为我国公民既不能用掉多代子孙的应有资源，也承受不了污染的困扰。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我国的资源进口也越来越多。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用油大国，21世纪的能源紧张形势，使很多国家在惊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注视着国际资源品市场中我国需求的迅速加大。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再是只有本国人关心的事。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越来越显著。为了支撑较高的速度，正如温总理所说，“近年来，我国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进口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过多地进口资源，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会加剧国际市场供求矛盾，带来一系列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关注将使我们更理性。

21世纪是全球能源紧张的世纪，我国不能不从长远角度更深刻地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为了我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也必须控制和降低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

3.“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尴尬

“制造业大国”当然不能永远甘心充当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但是，事实上我国重要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都遇到了发达国家的技术阻断。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流被高端国际竞争截住了。

以上海宝钢为例。2005年9月17日《中国矿业报》报道：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已经为全球钢铁业界所认可。随着进入全球钢铁业核心竞争圈的步伐，宝钢越感到“向国外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困难”。显然，国外相关企业和技术公司已经开始对宝钢实行技术限制。实际上，宝钢所遭遇的技术“买难”，是我国大型企业在提升国际竞争力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虽说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当产品处于低端，我国企业还不足以成为世界上领先企业的竞争对手时，世界向我国的技术转移流量尚较为充足。然而，一旦中国企业产品结构升级，竞争层次递升，技术流量就会收缩，特别是核心技术则被阻断。宝钢在2005年我国大型企业排行榜上居首位，目前已经从技术引进、技术跟随过渡到局部“领跑”的阶段，如果不能在重大原创技术的研发和集成上取得根本突破，打破行业高端技术“买难”的话，我国的钢铁业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

仅此一例还不足以说明技术流阻断在我国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的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所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因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

实践证明，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国不甘心仅仅把“世界工厂”搬过来，成为一个中、低端产品的制造业大国的话，我国企业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转向原创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创新就是必由之路。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说，紧紧抓住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集中攻关，大力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闯出一条以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之路，已经时不我待。

二、对发展先行者难题的思考

（一）珠三角

1980年，国家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增加了海南省。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珠三角成了我国最先快速发展的地区。珠三角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胆、最成功的尝试，就是在与港澳以及东南亚紧密联系，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直接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调整与循环。但是，这种模式的三个倾斜，却在战略上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偏颇。

（1）引资主要是来料加工模式，相当于“世界工厂”或“世界工厂某车间”的搬迁，既没有紧紧抓住引资的本地消化与孵化再创新，也没有考虑国内需求与市场，以外向型经济步入了国际产业链条之中。

（2）“世界工厂或车间”的搬迁，承接的是国外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我国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依赖从农村走出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维持低成本，以“赚我国人工的钱”崛起。

（3）在生产上，依赖粗放的增长模式，发展轻工业。多为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形成了依靠政策优势与地理优势，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产业集群。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急功近利”，却支撑起了珠三角地区快速地崛起。由于全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省，广东创造了持续25年的经济高速和快速工业化；深圳也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而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都市。但是，近年来在政策与地理优势逐渐弱化的情况下，能源不足、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等困扰开始出现。这四大困扰的制约突显，使得珠三角的发展速度已经不能再“一马当先”，逐步形成了落后长三角之势。

2004年初，“民工荒”以对低工资的警示，敲响了对珠三角模式的警钟。外资投资的热点也从珠三角向北、向西转移。随着对人流与资金流积聚力的弱化，珠三角的转型迫在眉睫。

2003年11月，广东率先提出了“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概念。2004年6月，相关地区政府领导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区域的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为全国的1／5，人口的1／3，经济总量的1／3。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显然，泛珠三角区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

“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十分重要。但是，对于珠三角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中，加速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国际产业链的大调整中再创辉煌。

（二）长三角

珠三角突进在前，长三角崛起在后。但是，长三角的优势恰恰在于克服了珠三角的某些偏颇。

首先，长三角没有走单纯外向型经济的路子，而是以开放型经济，广泛引资，同时克服了“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弊病，以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为动力，实施外资在本地的进一步孵化与植根。

其次，在“世界工厂或车间”的搬迁中，注重承接国外产业的某些中端技术链，从而在整个价值链中也不再是以最低端为主。

再次，不再是主打轻工业，更注重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中得到提升。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亦有所改变。一个高于珠三角产业集群，层次不同的新的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和竞争力的源泉。

长三角同样抓住了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机遇，但是由于时间靠后，起步点提高，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工亦愈加明显。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看，如果要做鞋或玩具，就会把工厂设在珠三角；如果是做芯片等技术型的产品，工厂将会设在长三角。要改变这种定格态势难度较大。

但是，“长三角制造”也没有走出粗放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重复同构、产能过剩的困扰。“十五”期间，“长三角”由一个单纯的经济地理概念逐渐变成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整体经济区域。然而，从行政壁障中走出到构建区域的产业分工梯度层次，还有相当的难度。目前，同质竞争现象愈演愈烈，制造业结构雷同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难点和障碍。数据显示，92%、 86%、78%，这3个数字分别代表目前江苏、浙江、上海之间产业同构的比例。水泥、钢铁、化纤等产业在“过剩危机”的压力下，小企业纷纷倒闭，大企业如履薄冰，长三角的经济数字开始全面下滑。

珠三角、长三角蹒跚的脚步，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崛起历程。现在来看他们是怎么走的，从总结的角度可以敞开地“说三道四”，从战略高度完全应该清楚，不能再重走他们走过的路。但是一定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新起点正是通过他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三、“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战略转型

近年来，京津冀经济区域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和珠三角、长三角相比较而言，对外开放相对滞后，区域合作进展不大，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带的形成。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新态势下，京津冀经济区域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开发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1.高起点

所谓不重走珠三角、长三角过去20多年的路，是因为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我们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了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并以重大战略构想，破解发展难题。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是在战略思路、制度、体制、机制全面建设上的落实。正因为如此，“十一五”京津冀区域发展的起点就是总结珠三角、长三角2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更上一层楼的新起点。

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但是我们将不再是“世界工厂”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价值链低端的迁入地。在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将得到大幅度提高，我们将摆脱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从“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 迈进。

这一高起点，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崛起的基本思路和途径。

2.以新理念引导投资北上

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外商投资出现了北上西进的趋势。如何引导外商投资北上，参与京津冀的开发与建设，从理念上说，以下三点是基点：

（1）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明确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地位。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注意引进先进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发达国家首先转移的是服务业的低端，我们在引进时可以通过优惠政策有所选择。

（2）从趋势来看，已经在我国落地的制造业，为了扩展中国市场，与这些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入较快。充分调动企业这支主力，积极引进，并在消化吸收上下功夫，进行再创新。

（3）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靠引进是不行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是科技竞争力的源泉。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迅速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原始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已经日益重要。京津冀区域除了技术引进，还要注意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特别是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的重大战略性产业上，建立国家或区域创新工程，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攻关体，集中攻关，在有可能在技术革命上出现突破的领域，比如生物技术，采取整体跟进，局部突破的战略，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钳制的局面。我国航天工程的创举，在战略产业的发展上很值得总结、学习。

众所周知，京津冀区域全国顶级的科研院所、大学多，京津冀区域的国有大企业多，也是事实。如果能够整合京津冀区域产学研的实力，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一两个战略领域，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世界前沿核心技术，造就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和品牌，京津冀区域对国家崛起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将插上腾飞的翅膀。

京津冀区域有实力进入国家队，成为原始创新的主力队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改革、制度与机制创新的难度都很大。在启动阶段，政府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看到，抓住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在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型向自主创新型的转变中，如果京津冀区域的步子迈得更大些、更有力些，必将掀起改革开放的北方潮。

3.新思维：产业大融合与“类航天创新工程”计划

首先要注意的是，新型服务业正在对生产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新型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服务产品寓于服务之中，技术服务提升产品。这种产品不仅仅是制造业产品，农业产品也需要科学与技术服务。所以现代服务业正在走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服务。

产业融合发展意味着部门间业务的交叉、市场交叉，不仅打破了原来的分工界限，相互介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在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上，创造了更有效的作用方式和路径。

产业融合正在加速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在这一变革中，新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逐渐成为主导和支配经济增长的力量。如果我们以前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往往找不到其实现的具体途径的话，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融合，其蓬勃发展的实践，正在详细地诠释这一论断的实现路径。

目前，从产业结构上看，由于北京的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所以京津冀区域是第一个实现“三二一”结构的区域。应当抓住这种优势，在产业融合上下工夫，率先走出新型工业化的中国道路。

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这种愿景？建议借鉴法国的“竞争力极点”计划和我国的“航天创新工程”。

法国是经济实力居世界第5位的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竞争加剧。出于提高世界竞争力考虑，法国政府正在推行“竞争力极点”计划。

所谓“竞争力极点”计划。是指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以合作伙伴的形式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创新项目。以期在核心因素方面加强比较优势。这是一种在危机意识下制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竞争力极点”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该计划确实抓住了目前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法国领土整治和发展部际委员会2005年夏天向67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项目授予“竞争力极点”标签，比如欧洲空中客车总部所在地图卢兹市及周边地区就被命名为航空工业的“竞争力极点”。该委员会承诺，自2006年起，3年内，政府将为项目提供15亿欧元的资金支持，以提高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对项目的选择十分重要，王牌产业是首选。王牌产业依托创新“极点”将使其竞争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要考虑有潜在竞争力，有培育前景的地区，因为这毕竟是围绕创新项目，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的一种合作联动与集聚，是产业的高度融合。

据报道，欧盟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内，将欧洲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竞争力和知识经济领先的地区。2005年3月的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会议，对法国的“竞争力极点”计划给予充分肯定。法国推出的“竞争力极点”计划是要为整个欧洲工业创新提供一个以科技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样本。

法国有“竞争力极点”计划，我国有“航天创新工程”。我国的航天工程，就是集中了全国多个科研机构完成百多项自主创新，多个企业完成几十万个构件的情况下，完成了“神六”载人航天，走在了世界前列。

京津冀区域为什么不可以培育一个以科技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类航天创新工程”计划呢！没有突破性的战略设想，也就不会有突破性的战略行动。五中全会为我们的战略构想提出了纲领性指引。

4.京津双核的“不同梯度、协同竞争”

在京津冀经济圈中，北京和天津为双核。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京津将形成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双高地。北京主要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将成为中国的国际管理和控制中心型的国际节点城市；天津以现代制造业和国际航运物流疏散枢纽为支撑，成为区域性的节点城市。两大城市各以不同产业为主导，在产业融合上的空间相当大。应该说“不同梯度、协同竞争”将是京津双核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的主旋律。

高起点、新的战略思路，不仅会掀起改革开放的北方潮，珠三角、长三角的战略步伐也会有大的变化。预计区域战略的调整，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也将支撑我国综合竞争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景体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