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消磁盘分区: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

　　■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后排左三）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后排左二）专程到延安陪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接客人至住所途中。左一为参与接待工作的黄华　　■ 1944年秋，黄华夫妇同爱犬阿乌在一起

　　何理良 口述 文世芳 汪文庆 整理

　　2010年11月24日，黄华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资历最老的外交家”，美国《纽约时报》也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他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我和他自1944年在延安结婚至他去世，66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虽各自为事业而奔波，但彼此心心相印，深情相依。

　　延安喜结良缘

　　1939年12月30日，我们全家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我和朱总司令的姨侄女贺高洁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到朱总司令院子找贺高洁玩，这样就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熟悉了，同时认识了黄华。刚开始，我对黄华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大学生，懂英文，还在学法文，是朱总司令的秘书。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只偶尔看见他给朱总司令收拾文件、帮着搬椅子回窑洞。

　　俄文学校距离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俄文学校学员就带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跳舞时，有人穿着草鞋，有人穿着布鞋。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所以，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家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母听说康克清向我介绍黄华一事后，通过多方了解，认为黄华上过大学，知识层次比较高，懂外语，党性强，也比较满意。

　　当时，黄华看到我就傻笑，从不跟我讲他给斯诺当过翻译等经历。但是，他很用心，很关心我，知道我正在学习俄文文法，就托人在外地买了一本延安买不到的文法书送给我。我比较喜欢吃甜食，他就请我吃枣子。因为双方都比较满意，我和黄华慢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秋，我们决定结婚。当时，胡耀邦同志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批准了我和黄华的结婚报告。办喜事那天，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为我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弄来一桌美味佳肴，有鸡、猪肉和大米等。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俄文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了王家坪的桃园，请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

　　结婚后，我才慢慢了解到黄华很有意思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他父亲受过中等教育，曾任县府督学和实业局职员，重视子女教育。黄华天资聪颖，又很用功，成绩很好，19岁就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因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因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3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华来延安可以说既是必然又是偶然。在燕京大学期间，黄华和斯诺、海伦夫妇两位老师关系很好。1936年6月中旬，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巧此时斯诺秘密地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感觉真是喜从天降，所以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其实，黄华正临近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拿不到文凭。但他很坚决，毅然放弃了文凭。为避免走漏风声，他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赴延安的情况，黄敬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到达延安后，黄华先是陪同斯诺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后来决定留任在红军，曾目睹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师。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这样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我与黄华产生交集，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从此风雨同舟66年。

　　聚少离多的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我一起从俄文学校毕业的大部分人被分到前线。我因为已和黄华结婚，而且一位苏联内科大夫的翻译回家乡东北接受日本投降去了，我就被留在延安给苏联大夫当翻译。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军调部。中共代表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黄华作为秘书随叶剑英赴北平。1946年8月，我也被调至北平军调部。黄华那时是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我平时帮助柯柏年同志做些简报，弄点资料。在随薛子正同志跟美方谈判的时候，我兼做文书兼记录。那时，我的文化水平还很不够，记录困难，能记到一半就不错了。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就带着我们坐飞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准备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3月9日我们离开延安。因为外事组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身体比较弱，走不惯山路，而且还有老弱妇孺，一路上我们历尽艰辛，还出了不少洋相。我们离开延安时，总务处给我们雇了几头毛驴。刚从美国回来的徐永瑛带着两个孩子，才一两岁，就放在毛驴驮的两边箩筐里。路上徐永瑛走不动了，骑到一头小驴上，结果毛驴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徐永瑛从驴脖子上栽下来。老同志柯柏年虽然身体比较单薄，但坚持走路，陈家康、章文晋、凌青、林展、王光美、黄华和我决心一路走到晋西北。有时候山路狭窄，只容得下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通过，而且毛驴脾性也怪，就喜欢沿着外沿走，这样外边的箩筐就悬在深谷之上，一晃一晃的，让人胆战心惊。

　　过了黄河，我们来到山西的晋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的总部兴县。在兴县听说，中央3月26日在清涧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常委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黄华于4月中旬接到命令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军区。少奇同志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苏联内科大夫米里尼科夫跟随照顾，我顺理成章充当翻译。我们这一行人由刘少奇、朱德率领，有康克清、徐冰（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秘书）、张晓梅（徐冰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米里尼科夫、齐明臣（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以及黄华和我。离开兴县后，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边赶路边思索，考虑如何实施中央交代的任务。有一次少奇同志走过一座很窄的桥，不小心掉进河沟里，冻得要命，黄华赶紧给他披上朱总司令给的皮大衣。

　　我们前后共走了20多天，才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即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途中，米里尼科夫不知道为何又回地处三交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去了，我自然也就不用当翻译了。一路上，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会后他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交给我帮他誊清。后来，少奇同志移住建屏县的西柏坡村。7月份，我们参加了少奇同志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土地会议开幕，我记得会场是露天的，只是搭了一个简单的主席台。刘少奇和朱德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讲话。土地会议后，我们随邓颖超同志到阜平县细沟村搞土改工作。邓大姐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她的秘书知道村里要选举，就把选票给裁好了。邓大姐知道后批评指出：你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什么都替他们想得好好的。让他们自己动手，你提醒就可以了。

　　1948年春，黄华被调回西柏坡待命，并在任弼时和冯文彬同志领导下研究如何开展全国的青年工作问题。我继续在细沟村待了一阵，直到土改基本完成。后来，米里尼科夫大夫又跟着后委的叶剑英同志回到西柏坡，我继续给他当翻译，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

　　1949年1月17日，即天津市解放后两天，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到天津，分别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当时，我还有任务在身，没有跟着去天津。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去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就到了南京。

　　1949年4月，团中央接到一个任务，要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被调去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任翻译。开完会议回程时，我们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时已是10月1日，苏联同志跟我们说，你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顾不上再参观，急急忙忙赶回国到南京同黄华团聚。10月下旬，黄华又接到命令，让他到上海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接替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11月，我坐火车赶往上海。因为国民党用美军飞机轰炸上海，苏联派了一个市政专家组到上海帮助建设，我就作为上海外事处干部给他们当翻译。不过，到1952年下半年，我又接到命令，去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当时，我们的孩子才9个月大，黄华在上海也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好让孩子断奶，带到北京让家人照顾。

　　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到莫斯科时，已是1953年2月。在参加和平大会前，我提交了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申请，此时被顺利批准。我出国后，孩子和家务主要由我母亲、阿姨等负责照顾。那时孩子小，常患点小毛病，我又不在身边，所以经常哭，大家都说我是最狠心的，为了求学不顾家庭。其实我每天都在想她，尤其因为宿舍旁是个儿科诊所，我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心里难受。不过黄华很支持，从不说什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年七八月放假，发津贴1000卢布。我就拿这笔钱做交通费，每年夏天都回国。到了第5年，即1958年毕业前夕，学校准备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到国外使馆实习，但又不愿意派中国留学生去苏联的驻外使馆。我们也很懂事，就向校方建议：我们先完成毕业考试，然后再回国实习。因为帮他们解决了难题，校方很高兴地批准了。所以，我在1958年2月就回到了祖国。

　　“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

　　1965年11月，黄华和我从加纳奉调回国，为黄华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当大使做准备。1966年初，黄华接到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任大使，我也随行。出国不久，国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我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黄华幸运地继续留在埃及。国内情况这样混乱，黄华在大使馆的处境也不妙，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据说，1967年6月间，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曾要求把黄华揪回国内。他们的无理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

　　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督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恰恰相反，黄华1969年7月被调回国。早在他回国半年前，我已被下放江西干校。黄华回来后，首先被安排参加“文革学习班”。不久，黄华的自我批评获得通过，终于得到“解放”。此时因为有情报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林彪发出一号命令，要求中央各机关大批人员疏散到其他省份。外交部军代表命令我们家的老人孩子离开北京。因为军代表认为大使和夫人长期养尊处优，应该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黄华被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干校劳动锻炼。

　　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借机调黄华回京参加接待工作。于是，黄华成为第一个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的，他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将会陆续被调回京，都非常高兴。班里还为他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黄华回到北京约两个月后，我也接到回京调令，我在江西干校大约待了一年半。历尽磨难，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

　　斯诺到北京后，急着和毛主席、周总理见面交谈。但是周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带着我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北大，包括斯诺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即今志丹县——编者注）。后来又到了上海，在那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出面接待斯诺的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他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长时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听了感觉很不是滋味，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并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

　　（节选自《百年潮》2011年第10期、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