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频率对电机的影响:文化大革命40周年-政治风向里的墙头草 郭沫若文革遗事

　　1923年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中等人组织创造社，历任《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杂志主编，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古文字、青铜铭文，“七七事变”后返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进入解放区，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共第九、十一届中央代表及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1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很有个明确的定论。

　　郭沫若在历史评价上虽然有些尴尬，但郭沫若在“文革”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左右逢源，他明哲保身，善于处置自己，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活动从容，几近于游刃有余。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四人帮”被比作是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1963年11月，郭沫若在武汉大学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毛泽东与郭沫若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

郭沫若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