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y50秒铃声:论社会资本主义

马克思有句经典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那末，什么磨产生的是无产者为首的社会呢？马克思没有明确告诉他的后人。

恩格斯以他的理解说：“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2]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12页)列宁夺取了这“巨大生产力”，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却并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对“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心领神会，划时代地指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把希望的目光迅速转向电气化。“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是许多人熟悉的名言。他决心要以“电气磨”产生出以无产者为首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实践却做出了不同回答。列宁不得不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3]《列宁全集》第34卷 第60页)往后，赋有诗人浪漫和想象力的毛泽东大办“人民公社”，——通向到达共产主义天堂的“大同”理想之梦也破灭了。归根结底，一如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坦言：“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4]《邓小平选集》第3卷 第137页)

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组未知的待解方程式。邓小平给我们的回答就是二个字：改革。或者说通过改革寻求最终的答案。

一、社会主义本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无产阶级只能建立资本主义新朝代

历史上奴隶起义也好，农民起义也好，都只是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最终或者被残酷镇压，或者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铁的历史是：推翻奴隶社会的不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而是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封建社会的不是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而是新兴资产阶级。传统教科书和理论著作皆有诠释，也自有一定道理，问题的关键是未从哲学上界定阶级矛盾的性质和社会发展的本质。

          我们认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和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斗争，都属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类阶级斗争，矛盾双方处于同一社会体系之中而又互为存在的前提，缺少任何一方，矛盾就不存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同处于奴隶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中，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主；反之没有奴隶主，也就无所谓奴隶。同样，农民与地主同处于封建社会，没有农民就没有地主，反之亦然。这一类性质的阶级矛盾，哲学上称之为对立统一或同一。矛盾双方的斗争，都是为了战胜对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更主要的是为生存权而斗争，他们穷得一无所有，也不怕打碎坛坛罐罐，战胜对方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改变被统治地位。不论那一方胜利了，仍然处于同一社会体系之中，只是矛盾双方地位相互转化，即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原来的统治者转化为被统治者。社会也将随之改朝换代。也可能有某些改革，以暂时缓和改善阶级关系，但阶级之间的对立不会改变，社会矛盾的性质并不依双方地位的转化而转移，社会制度的性质同样不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论是刘邦、李世民还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他们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其结果只能是用新皇帝代替旧皇帝，新的封建王朝替换旧的封建王朝。

          在小农国家，不论是俄国、中国或东欧其他国家，其阶级状况主要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有地主或农民与资产阶级矛盾等等。

          显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属于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依据同样道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实行工农联盟，共同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即使胜利了，也必然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历史命运。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同历史上任何被统治阶级一样，不可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因而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即使在一个国家胜利了，也只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新朝代。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在俄罗斯，沙俄是资本主义的旧朝代，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朝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许多国家，完全用新形式资本主义再一次改朝换代。

      （二）生产动力体生产资本和资本主义

          世界上所有小农国家，社会生产都是以人和牛、马类“生产动力体”为主，辅以少量蒸汽机类“机器生产动力体”，([6]《社会动力学》一书论证和阐述人力、畜力和机器力是生产方式革命的出发点，推动社会生产和发展变革的原动力；人类、牛马类和蒸汽机包括内燃机、电动机、机器人类都是“生产动力体”，形态各自不同。)称之为小生产。我们概括为“畜-犁-人”的劳动方式，以个体小生产建立起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属于小商品生产。而不论是农业还是畜牧副业，都是为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而生产；其交换则是为买而卖，为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而交换。小商品交换只需要一个集市，买与卖主要是个体行为，交易是一次性和偶然性的，多是以自愿为原则，是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然而商品的二重性－－这是马克思揭示的－－决定生产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产的物质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则表现出生产的资本（价值）属性。这就是说，小农国家的社会生产动力体每日每时地生产商品，同时生产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生产货币-资本，绝不会生产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资本的社会形态。这就表明：小生产同样可以发家致富，而且有先富后富之分，甚至导致两极分化，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不可避免了。惟其如此，社会经济才能由农业经济发展进步到工业经济；惟其如此，资本主义才能在封建社会胎胞里孕育，在小农经济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但是，小生产只能生长出资本主义萌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告诉读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源于瓦特发明和改进的蒸汽动力机，也就是我们说的“机器生产动力体”。资本主义生产是“机器-人”的劳动方式，以工业化企业开动机器生产动力体推动的生产，是个体小生产不可比拟的社会化大生产，属于大商品生产，劳动增值，资本增值，生产出大量货币-资本。在小农国家，还有少量蒸汽机，由于它的功力比人和牲畜大得多，又更廉价，劳动时间长而不受限制，生产方式先进，所以生产的数量极大、品种繁多，劳动生产率持续高增长，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资本主义正是在“机器生产动力体”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迅速发育和成长起来。

      （三）公有制——国家垄断所有制形式

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依据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着国家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民主革命胜利后，首先变革所有制，把全社会的财产、资源统统收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实行公有制；同时对农民占有或土改中分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及城镇的工商资本，用强力没收或和平改造，把私人所有变更为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自以为这样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标榜、号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了。

这是一个理论误区。其实，世界上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国有经济，瑞典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之一，国民平均收入、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富裕，在世界名列前矛，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英国工党多次执政，实行国有化，国有企业也不少，也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按说瑞典、英国是当之无愧地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了。

历史上只有原始社会实行公有制。回顾历史，原始社会之所以被奴隶社会所取代，就所有制范畴来说，就是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胎胞里孕育着生长着奴隶社会的私有制。从哲学上概括，就是“私有制是从公有制分化出来的”，或者说是公有制派生的，属于派生性东西；公有制是本，私有制是末。形象地说，公有制是私有制之母，私有制是公有制之子，二者形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子女取代父母是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这是勿容置疑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岂不是等于说要杀死父母已经生下的子女，或者说要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再去生出一个早已死去的父母。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弥天大笑话？！这岂不是本末倒置，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如果说公有制比私有制有无限的优越性，公有制比私有制先进，属于高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范畴，那么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岂不是历史的倒退？！这又是一个理论误区。

社会主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整个国民经济如同一个有机整体，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各部门之间，在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有计划按比例地组织生产经营和分配。说得形象一点，全国像是一个大工厂，各个部门或企业就类似于下面的车间、工段、班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听命于上级统一指挥调度。不错，计划经济是组织生产与消费的一种运行机制，但它管理成本太高，经济效益低下，根本要害在于垄断。这种计划经济与与公有制联结，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完全是垄断；垄断全社会资源，垄断生产、分配与消费，垄断价格、交换与市场。国家各部委，如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电力部……又形成一个个的行业垄断。显然，所谓公有制，核心和实质就是国家垄断所有制，本质上就是垄断性经济体制。

      （四）社会惯性――民主与专制共存的社会形态

          小农国家的社会革命，不论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属于反帝反封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书早有定论，人所共知。这里论及的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必定存在一个民主与专制共存的社会形态，政治上表现为专制（或曰专政）独裁，简言之：政治垄断。而不论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封建专制的继续，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当然不是历史的最终选择，却是“社会惯性”的必然。

          民主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民主革命胜利了，可以暴风骤雨式的铲除封建生产关系，但却不能如此根除封建生产方式及其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革命的领导人也是长期接受封建主义教育，其封建帝王思想和家长制思想作风，已经浸染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即使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也不是轻易地可以革除或者说“删除”的。这一切都制约着社会不可能从封建专制突然转变为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民主制度，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惯性”。就是说，物理学中物体运动具有惯性，社会学中社会发展运动也具有惯性。要想使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且不谈社会主义），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实现的，必须经过前者刹车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那么这一过渡性历史时期——封建专制的继续和人民民主发展的必然产物——民主与专制共存的社会形态，就历史地产生了。

历史也正是这样谱写的。

          以中国为例。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受尽压迫、剥削和欺侮。许多有先进思想的志士人仁，为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寻求救国救民的解放道路，前赴后继，许多次失败了，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孙中山先生高举“三民主义”大旗，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封建皇帝推翻了，但封建生产方式依然存在，并且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封建思想的人还在，那些遗老遗少们只是剪了辫子，封建思想意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经济势力依然存在，封建的政治势力并未肃清。一句话，封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并未彻底铲除，其根基蒂固很深。孙中山一相情愿的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以致形成军阀混战局面，最后导致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即“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占90%的农村仍然是以牛马类生产动力体为主，虽然引进不少“洋技”、“洋匠”，但根本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所谓中华民国，实质上是带有封建专制色彩或者说封建主义尾巴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一种民主与专制共存的社会形态，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是由于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很快遭到失败。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强调：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遵循这一教诲，建立起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镇压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保护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当然是完全必要的。极左的撇开不谈。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惯性”的必然结果。即使是改革开放，依然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这不是哪一个阶级、政党或领袖人物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一）资本社会化的所有制变革

“做一个资本家，……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资本变为“个人力量”，竭力为私人所占有。他们的家庭财产原本是共有财产，但他们在继承产权和按股分红时，总是处心积累地装入自己的腰包。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有的破产，有的被兼并。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控制的美孚石油公司，就是在不断兼并、垄断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有许多企业主被逼得上吊或自毙，老洛克菲勒也因此而身名扫地。而在兼并、联合、重组中，资产阶级因势利导，把企业产权股份化，即使是家庭或家族（群体）所有的企业，也都采取股份制形式。但是，他们最初的股份制，并不是资本家懂得资本是“社会力量”运用它，而是运用起来发现“个人力量”太有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容纳不了“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股份制就把有限的个人资本直接联合成具有竞争实力的资本力量。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变更的必然，不以资本家个人的意志、意识、意图为转移。然而，那些财团、富豪、巨贾，一句话，那些大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独占和垄断，尽最大可能的贪婪独资或控股，务使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其他股东则多是想把资本换取利润，把个人资本增殖。

然则与资本家愿望相反的是，股份制的必然结果导致“产权股份化”和“资本社会化”。表现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各类股份公司发行债券或上市股票，“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 人民出版社 1963年）演变为利益风险按股分摊的“产权共有公司”。所有权被“分割”了，资本所有者享有收益权和处分权，经营者则有使用和支配权。昔日的财阀、富豪、巨贾再也无权独占和垄断。马克思考查和研究了这种股份制度，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6页）显然，这种向股份制转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财产的私人性质。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权关系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巧妙地用“产权股份化”和“资本社会化”方式不自觉地改变了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从而解决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虽然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然而产权股份化、社会化了，资本社会化了，形成一个共同的内核——产权共有！这样，资本就是一种社会力量，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力量，通过经营者、股东、股民等等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运用起来。从而改变了财产的社会性质，失掉了它的阶级性质。

      （二）资源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商品-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以铁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并不像人们诅咒那样“腐朽、垂死、没落”，依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伟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什么原因呢？我们还是遵循恩格斯的教导，“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商品生产，生产的产品突破了为个人需要而生产的界限，具有为社会生产的性质；生产过程突破了个体独立生产的界限，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是为社会消费而生产，为交换而生产；其交换是为消费而交换，为生产而交换，即为卖而买。大商品交换需要大市场、大流通，买与卖多是以企业为主体的行为，要求公平交易，平等互利。由于大量的交易是一次性博弈，使得交易双方必须建立互信，诚守协议；自然不讲信用、坑蒙拐骗之流大有人在。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推销商品，扩大并争夺原料与市场，一些股份企业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组成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甚至联合成立国际卡特尔。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垄断生产和技术，垄断价格和市场，甚至带有强制性、冒险性和侵略性，因而往往没有公平与平等可言。历来受人称道和向往的自由竞争为垄断所取代，资本主义由之步入“帝国主义”歧途，到处发动侵略战争，用大炮打开市场，掠夺、搜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导致发生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列宁痛斥的“帝国主义”。不错，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同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具有二重性一样，资本主义发展还具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渐建立公平、公正、平等的市场准则和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通常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利益均沾。不论个人、团体、企业，大家都是身份平等，谁也没有特权；出卖劳动力的蓝领工人是这样，白领工人也是这样，厂长、经理等高层领导人物同样是这样。在市场上，买卖双方，不管你是私人小业主还是大公司老总或政府官员，都必须遵守同一游戏规则。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和实质就在于确立了打破垄断、实现资源社会化的运行机制。不论是个人、企业或集团，都不能垄断市场；允许通过技术创新占领市场，拓展新的市场，但不允许利用拥有的优势尤其不能利用权力保持垄断或谋求新的垄断，否则就要诉诸拆分。一切资源，包括商品、原料、材料、能源……全都在市场上交换、流动，由市场配置；再不是由政府或财团控制和调配，不需要什么省长、市长来签字、画圈。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商品化、社会化了。人们的科学发现，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技术成果或论文，不是等着上级领导组织评审、鉴定、评奖，而由专利法、版权法保护发明人的权益，同任何一类资源一样完全由市场取舍，买卖，转让，入股参股，直接社会化为现实生产力。人是劳动力资源，每个人都是“劳动力产权”的所有者，享有法律规定和保护的正当权益，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卖，讨价还价，双向选择，完全是以自由自觉自愿和平等为原则。但人最宝贵的是具有创造性潜能的资源，不在于人的体能力，重要的是大脑里的智能力。发现、激励和发掘大脑里的创造才能，既不需要什么“伯乐”来发现，“扶上马，送一程”，也勿须指定接班人式的选拔、培养，更不需要拉关系、走后门……在这里，一切资源都商品化、社会化了，资源配置优化，社会管理成本最低，激励创新，有利于消费者和社会文明进步。

         （三）“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

马克思在世时，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避免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及其相应的“劳资现有关系的变革”，在《资本论》“初版的序”中掷重地向世人发出信号：“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紫袍和黑衫遮盖得住的。这些事实，没有包含奇迹将会在明日发生的意思。它不过表明了，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透露出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感觉到现在的社会不是什么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奇迹”俏然发生了。资本主义这个“有机体”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社会化改造，进入“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

如果说上面所述资本社会化和资源社会化改造是不自觉的话，那末，涉及每个公民的福利社会化，则是完全自觉进行的。最显著的是国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全面介入个人收入分配。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上，国家积极介入，调整劳资利益关系；同时国家也加大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力度，把通过税收形式集中起来的国民财富，大约60%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国家这种再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瑞典工人收入中有1/3得益于社会福利。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梦想的，确有很浓的“社会主义”味道。自然这样就使得政府开支日渐增大，譬如美国20世纪初政府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现在一般都保持在35%左右。无怪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愤然惊呼：美国会“溜向社会主义”！当然，他们所称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模式，这是当今社会主义改革已经或正在抛弃的。或者亦如“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曼所言“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依旧在改造社会，改变政府的职能，为公众服务，替纳税人负责；诸如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政府提供住房，控制物价，保障就业，承担社会福利等等，马克思的影响力依然可见。——资本主义已经和正在日益“社会主义化”，但走的又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运动规律，朝着“社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前进。

在政治体制层面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也日益走向民主化、法律化和社会化。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商品-市场经济原则也渗透到政治领域。政府官员直至国家首脑的选举，上至总统或首相，下至州、县、乡村等各级行政长官，都是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像在商店选择商品一样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当然不排除也有贿赂性拉选票等不平等竞争现象。商品-市场经济有一句醒人的警语：顾客就是上帝！在这里，普通老百姓就是上帝，选民就是上帝！参与政府首脑或各级行政长官竞选人员，“质量”是否合格，都要接受每一个“上帝”的检验与选择！虽然是以政党身份参与竞选，但政党已失去了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代表无产阶级的左翼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二者之间差别日趋缩小，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同保守党一样平等竞选，轮流执政，其发展趋势是民主化和社会化。公民选举社会化了，党派也社会化了。同时进一步拓展社会民主，消除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扩大公民权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受到“社会化改造”，整个人都社会化了，不再是依附于人的奴仆，或附属于机器的螺丝钉，更不是属于单位所有或党派所有，每个人都是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下的一个独立、自主、自由的公民，生、老、病、死都受到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关怀与保护……一句话，在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把一切都社会化了。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和正在全面实现社会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

三、社会主义改革必由之路

一、改革——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决裂

改革，就哲学意义而言，改革就是自我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否定僵化的教条式的旧体制和旧模式，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和新模式，是鼎新革故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在社会学意义上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一场看不到刀光剑影的不流血的革命，不论是从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开始，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实行“产权分割”，变革公有制的土地和资本所有权关系，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调整社会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目的就在于创立新体制、新模式，重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就是事实求是，解放思想，摒弃旧的思想、理论、观念，把人的思想观念从旧教条束缚和本本框框约束中解放出来！直白地说，改革就是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家们没有理论勇气同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决裂，所以他们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都归于失败，最终改朝换代，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主义”。

1978年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和舆论准备。从这一点上说，改革的旗帜，就是“事实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邓小平高扬改革大旗，冲决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束缚，在实践上突破了理论“禁区”，从总体上设计、重构社会主义新体制和新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改革节节取得进展，表现出改革倡导者和推行者们的理论勇气和卓越智慧。二十多年改革实践表明，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国有企业改制……目前正处在制度转型时期，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迈向“社会资本主义”。

时下，改革出现一些弊端，尤其是贫富不均，大有二极分化趋势。有知名的海内外权威学者认为，20多年改革是补资本主义课，已经走上资本主义老路再不能走下去了，好象钟摆摆到了右面的极端，该向社会主义这边摆回来。实不敢苟同。

邓小平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2]《邓小平选集》第3卷 第137页)无疑，改革举措，就是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当今时代的条件认识事物、认识社会所作出的判断，开拓出一条走向共同富裕、平等和自由的新路。我们刚刚迈步，离富裕、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远着呢，遑论“不能再走”？

哲学上有认识对象和信仰对象。以此观之，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对象，因为它是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信仰对象，因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它是未来社会形态，尚不可知，是理想而非现实。既然是认识对象，是不是真理，不是由哪一个伟大人物说了算，而是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裁判！既是认识对象，即便是真理，也会受条件所限；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所受教育和思维定势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自然有差异甚至于相反；而且时代不断发展前进，人们认识必然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然要不断修正。所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以至引发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其现实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斯大林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用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实则是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构造社会主义模式，实行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意识形态方面施行“革命化”和“思想改造”，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贬之为修正主义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走议会道路，用和平过渡方式在瑞典、挪威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全部成果构造社会主义，以生产社会化全面推进“社会化改造”，本质上就是“社会资本主义”。这就好比做房子，修正主义者用资本主义的钢筋混凝土盖起高楼大厦，列宁斯大林主义者用小农的一砖一瓦盖个平房矮楼。历史现实正是这样鲜明的写照。反思过去，我们颠倒搞错了，把社会主义作为认识对象，在它“自身基础”上发展建设；视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对象，至高无上的真理，像宗教教义一样，固化于神龛殿堂，奉为神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项一万句，遇事查本本，以本本为根据，凡是违背本本的就批判为“修正主义”。时至今日并没有根本改观。

长期以来，左，都是以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给革命和建设造成的损失，尽人皆知。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未彻底清除左的思想根基。毋须讳言，改革开放一直受到左的干扰。就以贫富不均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三农问题来说，是改革走到“极右”造成的吗？非也！恰好相反，正是一些领域和行业的改革不彻底，主要是一些人为保既得利益，在维护公有制名义下，反对或阻挠彻底打破“垄断”。改革首先从农村承包经营开始，农民分了人民公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被称之为“第二次土改”，实则是一次产权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产权分割”；虽然革除了人民公社，但只是换个牌子，原有的体制和对农民统治与歧视的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剥夺农民利益的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自由地外出打工，却冠之“农民工”，身份并不平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但一些行业包括铁路、医院、电力、烟草等等至今仍然在垄断，不存在下岗失业；曾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却没有以股份制形式实行“产权分割”；在国企产权体制改革中，昔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头头脑脑一跃变成了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工贼”，所以工人被迫下岗、失业。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却没有同步分享，国家税收大把大把的收钱，要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自然就少；人所痛恨的腐败，皆源于权力失察、失控，根子在政治垄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前提。只有自由经济才能造成自由的政治环境，经济多元化推动政治多元化。这一切有待把改革进行到底！

二、社会主义精要之义是“社会化”

信息社会正在来临，我们已经听到它的辚辚交响。

          世界上许多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都在探索未来社会，所论各不尽同，但都一致认为：“工业社会”正在转变为“信息社会”。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机器人包括工业机器人和农业机器人——“电子机器生产动力体”正在逐渐广泛应用，替代内燃机、电动机，改造传统的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值得人们密切关注的是，电子计算机日益把生产信息化、资本信息化和资源信息化。可以预见的将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比特”――芯片和数字技术的彻底改造，把一切都信息化。诚如“资本社会化”把资本主义推进到“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信息化”必将把“社会资本主义”推进到最高发展阶段——“信息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对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尽管我们桌子上的计算机已经跟全世界联合起来，手中的手机在地球村漫游，头上的卫星把世界各地节目传送到千家万户，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与全球经济接轨……但是，我们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广大农村依然是“畜-犁-人”的劳动方式，其生产方式和生产活动制约着我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结合来取消”，更不能用“红头文件”来废除这一“自然的发展阶段”，惟有加速改革才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4]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序” 第7 页）马克思当年指出，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51页）改革可以不走资本主义老路，可以构造自己特有的模式。世界上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根据本国实际各自走着不同模式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能够“缩短”但并没有“跳过”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更不屑说超越“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改革正在高速度地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加速推进“劳动社会化”进程――生产社会化，产权股份化、社会化，资本社会化，资源社会化；民主与法治制度的法律化和社会化；人的教育、工作、失业和养老保险的制度化和社会化……不可否认，这些“肯定成果”是必须汲取的，目前尚在改革发展之中。毫无疑问，改革已经和正在步入“社会化”的康庄大道，假若继续前进，将会直接把我们引向“社会资本主义”。即使像前苏联那样几经改革依旧保持高度垄断，出现倒退或滑向“社会帝国主义”，那也是短暂的歧途。顺便说一句，苏联本身就是“社会帝国主义”产物，用列宁的话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可追溯到从斯大林吞并北欧三国始，肢解外蒙古独立，到出兵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完全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翻版，不同的是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旗帜，最终必然走向衰败和解体，不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过错，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必然命运，不幸的是轮到戈尔巴乔夫头上。中华民族自古以和为贵，崇尚和谐，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与世界人民和谐共生共荣，最终必定无疑的是：走历史必由之路——同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人民一样步入“社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理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