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皋陶和伯益:夏商周三代车子的制作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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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洪水时“陆行乘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从以上记述看，大约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至夏王朝时代，已出现车子制作和利用的习俗。禹是最早乘车的人之一，奚仲和其子吉光是最早造车的人之一，而当时的薛国很可能是一专门从事制车的国族。《世本?作篇》又见“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载，相土是商代的三世祖，王亥是商代的七世祖，均生活在夏朝初期。乘马即用马驾车，服牛即用牛拉车。相土、王亥分别发明马车和牛车的传说，虽与前述禹乘车、奚仲、吉光作车的传说在人物上有所矛盾，但在年代上基本相同。故综合文献传说的情况分析，禹陆行乘车之说因旁证不足，可暂且不论，夏王朝时期已出现马车与牛车则恐怕较为接近史实。考古发现目前尚未发现夏代的车子实物，夏代的车子是何形状尚有待考古学的揭示，但从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国家制度，宫殿建筑以及一些青铜礼酒容器、铜马铃、圆泡饰等情况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王朝纪年内应该是存在马车与牛车的制作和利用之俗的。《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商朝的服牛乘马习俗，据前述所知源自先公先王时期，至商王朝建立和统治时期，服牛乘马也就更不在话下了。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均见车的象形字，殷墟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完整或较完整的马车实物其数已在 ２０ 辆以上，综合发掘实物和甲骨、金文的车字形体可知，商代的马车是一种独辀两轮、横长方舆箱、后开门的木质主体，附以铜饰件的车子，这种车子都是用两匹马来牵引的，四马牵引说目前尚缺乏确证。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代王公贵族经常乘坐着这种马车外出田猎或参与军事活动，日常生活和参与祭祀活动，也都乘用这种马车。结合墓葬发掘的情况看，王公贵族死后也用这种马车随葬，故这时期的马车是十分高级的交通工具，是贵族们的专用车，一般的中、小官吏乃至平民百姓，是难得有乘坐马车的机会的。《尚书?酒诰》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即利用牛车引重致远进行运输和交易活动，当是商代中下层民众在陆路交通工具利用上通行的习俗。马车、牛车都是通过畜力来牵引的车，商代的畜力牵引技术虽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由于社会人员身份、地位、等级的差别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在畜力交通工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并存着一些靠人力推拉的车。商代的人力车现知主要有辇和■（音穷）两种；辇即由两个人輓拉的人力车，商代铜器《辇卣》中的辇字，酷似两人挽车，或认为是商代辇车的真实写照；■即独轮手推车，近现代南北方都有这种车子的沿用，或称鸡公车或羊角车。商代的独轮人力车是据近年殷墟花园庄骨料场发现的独轮车车辙痕迹而推断出来的，这应是殷代民间最实用、最简便、最流行的短程交通运输工具，商代独轮人力手推车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的记录。西周时期的造车、用车情况，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与商代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如西周的诸侯世族阶层大量使用马车，用马车殉葬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商代。西周的马车，也是独辀双轮方舆箱的形态，牵引车子一般是两匹马，但也出现用四马驾车的技术与习俗。《诗?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八鸾喈喈”，正是对这种马车行驶时的生动描述。西周马车上的零配件明显比商车更讲究一些，铜质配件大增，驾马的身体装饰也比商代更为讲究。西周的马车也是一种高级的交通工具，有权力、有条件享用这种马车的人，大多是贵族阶层，一般的民众，能乘用牛车引重致远便算是很风光的事情了。《诗?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栈车即用竹木散料制成的车子，或车厢是用竹木条等编制的，这种车子，当应是牛车中的一种。除马、牛等畜力牵引车外，西周时期也明显存在人力辇车，《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这表示的便是辇车与牛车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