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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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人们仔细察看报纸上的每一句对周恩来的评语，他们希望自己敬重的总理也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人们失望了。周恩来辛劳一生悼词竟无“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去世，对于本已是混乱不堪的中国政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人们无法承受失去总理的悲痛，然而内心的迷茫比悲痛似乎更加难熬。另一方面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谋权夺利的道路顿时开阔起来，他们迫不急待地开始采取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措施，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多年来积累的对“四人帮”的怨恨最终大爆发。

方明（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整个社会是乱糟糟的，中国的前途是什么，人民的命运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总理去世觉得非常悲痛，感觉一棵挡风的大树倒了，我们今后怎么办搞不清楚。

根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1976年1月9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一直守在播音机房，他亲自掌握着每一次总理逝世讣告的播出，希望能尽力做到不出差错，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还是出事了。

客观地说，周恩来与同辈的中共革命家并无本质区别，但他在现代中国政坛的惨烈浑浊中长期扮演一个相对温和，富有人情味的角色，尤其是在林彪垮台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攀升到顶峰，人们喜欢拿他与民间戏曲和小说中被神话的诸葛亮作比。然而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治丧规格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在“文革”的后几年，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四人帮”批判的首要目标，他们掌握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舆论宣传机器，一会儿反经验主义，一会儿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一会儿又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最后汇集成巍为壮观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年代，“四人帮”凭借咄咄逼人的话语权，将周恩来逼迫到独木难支的困境。

周恩来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活跃了五十多年，穿越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无数个急流险滩，虽然伤痕累累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长期以来勤政刻苦，委屈求全，使他在党内干部、党外人士和老百姓中有口皆碑。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首先通过电台向全国进行发布，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权威媒体也连夜印刷，向全国发布这一消息，影响1976年中国政局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就这样投下了。

在周恩来去后的第二天，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各地家中悬挂遗像进行悼念，全国各种工作场所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周恩来去世的六天之内，《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消息，首都百万群众送总理的情况新华社只字未提，而是呼吁人们继续批判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被认为是周恩来遗志的继承者，他的铁腕整顿卓有成效，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于是四人帮在周恩来的丧礼上也做尽了文章，如何才能一箭双雕呢，也可谓是颇费心思。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前三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1976年1月14日这天，正是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在全国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完全漠视人们的情绪，并且很得意的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周恩来的去世就像琴弦的断裂，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国人的神经已经绷得太久太紧，当时的氛围像极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而此时的中国民众情绪积聚压抑已久，急需寻找一个出口。

随着周恩来的去世，一个巨大的疑问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中国往何处去，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四人帮”的势力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宣传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

在众多的情绪中，对邓小平的期待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火山口上，作为“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复出，务实治国的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在党内闻名，在价值取向上，他与周恩来有更多共同语言。在1974、1975两年中，周、邓二人针对濒临解体的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全国形势迅速好转，人们在“文革”浩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时间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局面又起变化，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

追悼会最终还是没有向全国直播，人民大会堂进行的追悼与民间的自发悼念不一样，这里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意味，首先是追悼会主持人的人选问题，选谁才是最合适的呢，邓小平的名字再一次涌现在人们的心里。

让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当然1976年初的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但就是在此前的半个月，他还刚刚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当时的报纸、电台都有广泛的传播，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希望毛泽东能够像四年前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那样，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就在追悼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市民自发地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几万的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追悼会结束后的晚上八点，周恩来的骨灰撤走，后来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为什么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有一个当时作传说流传，后来得到验证的说法。

周恩来去世并没有为自己换来宁静，在他身后“四人帮”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孔丘之忧》挖苦悼念周恩来的民众。针对周恩来的攻击，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停止，如今看来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政客们在非常环境下使用的非常手段。

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南京街头大字报挺周恩来。在悲伤而迷茫的情绪中，中国老百姓艰难地熬度着1976年的初春，周总理不在了，毛主席也卧病不起了，让人充满期待的邓小平自从总理追悼会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而新上台的华国锋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人，整个一二三月官方没有带来让人欣慰的消息，倒是在民间，给一潭死水的中国政局投下了一块块石子，局面开始产生变化。三月底的时候，南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让人激动的标语，反对周总理不得人心，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而在北京街头的一些树上，挂满了叮当作响的小瓶子，人们借用词语上的谐音，呼吁着邓小平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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