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均衡曲线: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

30年代我国东部有一批名牌大学，已进入了教育科研现代化的行列，并且跟国际接轨；我国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质量，已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1930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85所，在校学生37566名；到1936年，高校数量增加29％即23所，达到108所，在校大学生增加12％，在校学生和研究生达到41922人，6年内高校规模稳步扩大。各校共有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独立研究机构有两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此外还有12所大学设立研究学部。（参看《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原载《教育通讯》复刊第2卷第9期；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但是，日军侵华战争，残酷地破坏了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

我国108所高等院校的分布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分布很不平衡。无论是国立（公办）、私立（民办或教会主办）的大学，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沪宁杭与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以及若干通商口岸、富饶地区。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则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二。我国东部成为教育文化中心，可说是“一头沉”，极易遭受敌人攻击。

1936—1937学年我国的108所高校，其中42所综合性大学(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36所独立学院（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30所专科学校（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按规定，综合性大学（Univercity）可辖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师范）八个学院（College），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的称为大学（但这三个学院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商学院之一；不足三个学院的学校为独立学院）。共有师生5.4万人。

在108所高校中，因校舍遭受日寇占领、轰炸、破坏，大多数师生不愿意做亡国奴被迫迁移者，达94所，占80％以上；其中一部分合并或解散。留在原地者仅有14所，主要是一些有西方背景庇护的教会学校如北平的辅仁、燕京、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沪江、震旦大学等，以及在上海尚未卷入战火的“孤岛”外国租界地区的大同、光华、交通大学等。1937—1938学年，我国高等院校数目下降16％，减为91所，在校学生下降26％，减为31188名；也就是几乎下降到1929年的规模。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同时，还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摧残破坏。日军派出大批飞机，对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以及各地院校进行狂轰滥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首当其冲，横遭日寇蹂躏。故都北平沦陷后，日军即开进北大、清华，美丽的校园成了敌人的马厩、兵营、伤兵医院。北大红楼一度成了日军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爱国志士的牢房。北大的图书、仪器和教具大量被毁，仅此一项损失即达60万银圆之巨。（引自顾毓秀《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载《时事月报》第19卷第5期，重庆，1938年10月15日。）

南开大学成了日军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央通讯社当时从天津报道：7月30日下午2时，“日炮队亦自海门寺向南大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起火。”“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附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

上海在“八一三”连天炮火之中，由于光华大学是五卅反帝运动（1925）的产物，具有坚决抗日爱国的传统，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仇视之处，所以光华大学和附中校舍全被日寇焚毁，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损失殆尽。复旦大学所在的江湾正处激烈交火的战场，大学主体建筑简公堂、图书馆、体育馆和几座宿舍大都炸毁，“学校内外，尽成邱墟，无瓦全可言”（引自费巩教授《母校被毁简报》，载《复旦同学会会刊》1938年4月）。位于南市的私立大同大学校舍被日寇占据，约有十分之七的建筑物被陆续拆毁；国立交通大学的校舍被日本宪兵队占据。交大、光华、大同等校留在上海老家的师生，只能迁往“孤岛”（即外国租界，日本侵略军尚未进入的地区）勉强维持学业。

南京中央大学被敌机轰炸四次，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日寇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犯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约50枚，其中许多是烧夷弹，图书馆完全轰塌，宿舍三栋炸毁，剩下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引自陈礼江《这一年的中国教育》，载《教育通讯》第40期，1938年12月）。浙江大学迁到广西宜山复课以后，突然遭到敌机18架轰炸，对浙大校园投弹118枚，师生被迫停课。武汉大学从抗战开始就迁往川西乐山，但是也横遭日寇飞机36架轰炸，炸毁并焚烧了大半个古城……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就有94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实在难以恢复而被迫停办。

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

1937年8月13日，大上海保卫战即壮烈的淞沪战役打响了。经过三个月的拉锯争夺，11月12日，日寇占领了上海主要地区（公共租界除外）。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向武汉逼进。根据国防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七十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

史无前例的全国大多数高校空前规模的迁移，随着国防军的节节撤退，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迁往华中地区，如浙江大学先迁往江西吉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夏等校也奉命组成临时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等等，接着几个月乃至一两年内又多次西迁。最后迁往“大后方”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有少数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

平津地区的北洋大学（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三校，先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北洋大学的情况如前所述；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北平几所专科院校创建的。这三所大学迁至西安市，与原西北大学（初建于1912年，因发展缓慢几次中断）合并，成为“西安联合大学”。1937年11月15日开学，临时校址设在西安城隍庙后门前省立中学内；文学院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距城五里的东北大学在一处，农学院借居西北农专。

当时滞留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前来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先后到校学生1553人，教师159人。此外，李公朴带领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和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都来到西安。

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决定再迁往陕西城固；4月3日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命令：“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院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引自《西北大学校史稿》45—48页，《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240页）。

1938年2月中旬，战火焚烧到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往昆明。人员分成两路，一路主要是女生及老弱病残，约有400余人，集体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到越南海防，沿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外一路组织“行军”，由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徒步前往昆明。参加行军者共240人，其中包括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4月28日胜利到达目的地，行程1671公里，其中徒步1300公里，穿越湘、黔、滇三省，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来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少数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因为校舍比较紧张，联大分成了两部分：理学院和工学院设在昆明，借用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等处的校舍上课，称为联大本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联大蒙自分校。一个学期后，分校迁回昆明。1939年夏天，联大建起了占地120余亩的新校舍。这是100余所低矮的土墙、泥地、铁皮顶（有一部分是草顶）的平房和一些高一点的图书馆、饭堂。文、理、法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均搬到这里，后来成立的师范学院也在新校舍附近，工学院仍在迤西会馆、江西会馆旧址。至此，西南联合大学基本上有了教学场所。

其他一些院校也经历了类似的“学府长征”，例如—

浙江大学自抗战开始，随战局西移而辗转西迁。1937年11月自杭州迁往建德，1938年1月再迁往江西吉安、又到泰和，2月迁往广西宜山，1940年底最终迁移到贵州遵义。两年多以内五度迁居，跨越五省，行程2600公里。跋山涉水，千难万险，但浙江大学师生竭力创造条件，坚持上课。他们往往在迁抵临时校址后，于最短期内复课，延长学时，定期考试，甚至用取消星期例假、寒假及缩短暑假等办法进行补课。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校舍上空盘旋，于40多万平方米内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浙大师生停课三天进行抢救整理，2月9日又照常上课。

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在被敌机轰炸四次之后，校本部于1937年10月初开始从南京往四川重庆迁移。该校牧场中有许多国内优良的牲畜种类，应当保存，但当时只挑选了有限的种类同其他物资设备，“鸡犬图书共一船”，沿江西上。学校当局对余下大部分优良种类则准备放弃。校方负责人在离校前夕向牧场管理人员交代，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11月中旬，即南京沦陷的前夕，牧场管理人员把余下的牲畜用木船运到江北。接着，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美国猪，以及用笼子跨在这些牲畜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等禽类，在炮火声中，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开始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它们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到达宜昌转水运。最后，它们终于在第二年的11月中旬到达了重庆。这一段游牧生活，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据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7期，1941年7月出版；又据《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所记。）

文教重心向西部开拓

据估计，抗战期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90％和中级知识分子的50％，从沦陷区迁移到大后方，我国文化科技教育重心明显地向西部开拓。

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起初联合大学共有三个，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上海临时联合大学”，但是后两者都是临时性的，“联而不合”。

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分为五部分：综合大学（在陕西城固县，学生800名），工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820名），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县，学生500名），师范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500名），医学院（在陕西南郑县，学生200名）。1939年9月分别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又把师范学院迁移到甘肃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来自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师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西北地区已经有8所正规大学，包括从平津迁移过来的5所大学。

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也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先迁往江西庐山，后来两校分别迁往四川重庆和贵州贵阳，各自独立。

在西南地区，转移到川东重庆一带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大学等，还发展了重庆大学；转移到川西（成都一带）的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等，还发展了四川大学；转移到贵州（贵阳一带）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转移到云南（昆明一带）的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悍然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等地，又一批高校和教会学校的师生西迁。……总之，抗战八年期间，我国文化教育重心向西，特别是向四川云贵一带转移。这些，对于我国西部内地的文教事业的开拓、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坚苦卓绝、勤俭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学校师生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少变化？日常生活水平如何？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那么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于他们的行动、思维、言论、著述乃至个性发展、风格和道德面貌等，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若要理解知识阶层的人品、文品特点及其变化的轨迹，必须调查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对此专题作初步探讨。

青年学生几乎一无所有

柳无忌教授在《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写道：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07页）抗战时期不少家住沦陷区的青年纷纷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十一条。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据《教育通讯》第3期，1938年4月9日）1938年，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1939下半年，教育部根据大后方物价上涨幅度，并“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十元至十六元不等。”1940年5月，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再次要求提高学生膳食贷金，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为限。（据《教育通讯》第3卷第21期，1940年6月1日）

抗战中的教育及生活

1939年中央大学600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三分之一，能全部课程及格直接升级者，仅170人。生活困难，功课繁重，又缺乏好教授，是大多数学生学业程度比抗战前低落的主要原因。

大后方一般的大学生，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央大学搬到四川的50万册图书，为了怕轰炸，只有两万册破旧的放在外面供人阅览，而图书室小得只能容纳300人；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理学院的学生一年不能做实验；唐山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开课时，没有任何仪器；西南联大的情形更糟，教学仪器大部收藏起来，学生看书和听课都要“抢”。宿舍无书桌，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联大的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道：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又得挤到台前抢接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读学分、考分数，仍旧是大学生的天职。教授在讲，学生听、写、考试，一切照常轨进行。然而由于学校内迁到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不能不受艰苦环境的局限。

工学院的课程，因战时条件的困扰而造成更大的缺陷—以现在抗战期中的情形来说，因为自己出产水泥及钢铁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来代替。但在学校里对于木材及石料构造的课程虽有，然而太不注意了。……教授们的虚构设计及不令学生观察及研究实际的建筑物，真是缺点。同时于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多省略不说，这便使毕业了的学生在外面工作时感觉到与未读大学一样。（见《读书月报》第十二期）农学院的困境跟工学院差不多。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园艺、耕种、病虫害、蚕桑等学科，一半是全讲理论，一半是理论与实习并重。但是所谓“实习”，仅止于画图、看显微镜、答问题。西文教科书则是几年前的舶来品。

40年代校园基本稳定以后，课堂座位仍是不够，宿舍没有书桌(根本就没有自修室)，画图室与实验室依然拥挤不堪，空气恶劣。设备是出人意外的简陋，甚至很多学校没有操场。至于其他的文化娱乐，等于缘木求鱼。……生活指数在不断上涨，学校制度不见改革，说不定我们“今后还要走上更悲惨的道路。”（引自《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一文，原载《中国青年》二卷九期，1940年7月5日出版。）

抗战期间小学教师们饥寒交迫

1940年2月《抗战导报》新一卷第5期，披露了当时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摘引如下：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许多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许多教师不得不回家取款或赊借来应付伙食。一个教师极力俭约，只顾自己的生活，就已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何况他们大批是贫苦的子弟，大部分有父母弟妹妻儿的系累，等待着他们赚钱去抚养呢!

在普宁一带，许多教师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他们没有钱又没有衣服，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产业，只带来赤手空拳，带来一批妻儿弟妹！你想这每月不到10块钱的“硬工资”将怎样生活呢?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穷苦，父亲又很严厉，孩子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谴责，结果虽学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经济支绌、环境恶劣的学校，更发生欠薪、歧视教师、侮辱教师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简直就把教师当做奴仆，把学校当做养活“教书人”的收容所。学校现在还欠着上学期的教薪，如××小学不发膳费不发零星用款，教员饿肚子上课等都是例子。教师在一些对教育没有认识者的眼里，真是不值钱。

1940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刊载的《生活在雾中的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应享的代价，25元钱一月在小学教师的待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高额，普遍的月薪额都在20元以下，在川东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有8元。而川南小学教师的聘书上，薪水常常以一学期计算，70—80元甚至40—50元便可以买住园丁一学期的时间；有的地方，则计算得更为精密，2角钱一节课(一节为30分钟)，上一节算一节。

大多数贫困的小学教师都有沉重的家庭负累。十来块钱的薪水，除了伙食衣着之外，一月所剩有几呢？何况几经周转，钱到手里已经打了折扣；记得××小学的一个教师向学校告假省亲，假满后不见回来，学校当局着人到他家里去找，回答是整整跑了四天，都在筹措家人的生活费。以前我们总以为“家徒四壁”，“贴在墙上喝西北风”等词是文人夸张之笔，但若为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与负担计算一下，会相信这些都是真事。

1940年5月10日《群众》杂志13期刊载的《小学教师生活谈》一文中说：小学教师的待遇是至低至微的，最多不过30—40元一月，少的10元，还要除去各种捐扣，及每月的伙食。有个朋友教了一学期的书，到了放学算账送薪时，只剩l角6分钱，试想这如何能维持生活?

1940年11月6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小学教育近影》一文说：县立的完全小学，在一九三九年度教师薪金每月只有二十元，到一九四○年度，就是上学期才加到二十二元，本学期是二十八元。拿这增加的数目与物价高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太多了。有一位小学校长诙谐而惨然的说：“三年来，百物都昂贵了，只有小学教员和地瓜没有涨价”。这是发自身受者嘴里的慨叹，也确是毫不夸张的实情。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为了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必须要另谋出路：许多教师不是改行去做生意，就是考入什么短期训练班，受训后就可以在下层政治机构里做个小官。小学教育苗圃中的园丁们，一天天减少。新学期开学，各地都深深地感觉到教师的恐慌了。

有位小学教师说：“地方上还有这么多光支经费不办事的机关，假若把这些钱用来补助学校不是很好吗?教员无论怎样饭桶，至少他每天总要上几个钟头的课呀!”

川北青年教师的心里话

1940年在“川北小学教师座谈会”上，有几位典型的青年教师的发言，摘录如下——(1)　我第一次担任教职的学校，是个初级小学，那里共有同事三人，每天上课七小时，薪水一学期按照五个月计算，每月只有八元一角钱。除了伙食以外，所余存的实在是最少数了，因为经济条件这样的恶劣，我的伙食只好自己办理，买菜烧饭，把课余的时间全部占去，什么娱乐、读书、自修呀，都是我们份外的事。

(2) 我自战训班毕业后便分在家乡小学担任教职，每周授课二十六点钟，每月薪水十二元。

(3) 还在学生时代，我便志愿将来从事教育事业，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实行我的理想生活，月薪也只有十六元。次年稍增加，但是校长很狡猾竟克扣不发，没有办法，在学期结束后另任城内小学教员，可是薪水一样发不出。我本来是个穷人，家里更带不出柴米，因此无法再干下去。

(4) 我们的生活也真苦极了，每日三餐的清茶淡饭，实在有饿肚子的风味。工作方面更是忙碌，幸而学生们敬爱师长，稍能得些安慰。但是待遇薄得每月只有六元，生活的不安定，真使我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除伙食外一无余钱，所以也不能不忍心离开那些可爱的小天使另找活路走了。我认为乡村教育，这样办下去，将来会弄得文盲更多。这话怎说呢?就是形式上教育很发达，各村镇都有学校；而实际上乡村儿童读书的机会更少，因为教师们被生活所困，没有心教书呀！

(5) 最初我曾担任过民众教育馆里教育成人的教职，那时只有十七岁，教着二十岁以上的成人，常常有些心慌。半年中慢慢的倒也混熟了，在暑期才算圆满地宣告结束。这时接着参加短期小学工作，那时虽然是炎热的天气，但是看到一群褴褛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心里感到无上的快慰。不幸得很，政府迟迟不发学校的公费，工作无法进行了。只有忍心离开这群孩子到成都去求学。

(6) 五年来的教书生活，真使我透不转气来，每月的薪金只有十块钱，但是我得抚养幼弟弱妹，生活的困苦不必说了，到今年，物价这样昂贵，再也没法维持，不得已，弟妹白天出去捡些柴草，自己晚上加紧纺纱，连油灯都没法点用，只能用线香代替了，黑暗中摸索工作，稍事贴补。因此我们对教书的生活实在有些灰心而且厌恶了。至于说到工作也无法做得怎样好，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样整天整晚的劳作着，也没有时间去准备教材，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7) 待遇每学期六十七元，我自己开火煮饭那里够用呢?还得向家里去拿。乡村小学教师想求得丰衣足食，实不可得！……

西南联大的吃、穿、住

西南联合大学的伙食，在抗战头两年还算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但到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伙食费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以在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

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萝卜丝加点儿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菜加米饭；10天一结账时，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三天两头请客聚餐也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也不得不闭紧嘴巴，只能偶尔设法弄块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跟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40年代，学生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了继续学业，维持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兼做商店会计、中小学教师、家庭教师、机关学校文书等。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许多学生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大学才得毕业。

师生们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教室都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雨声，听不清教师的讲话声。新校舍都是土坯茅草房，一个房间20张双层木床，两两相靠，用床单或蚊帐隔成无数个小单元，彼此不免影响。也有个别学生在外租房。住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二层小楼，条件比新校舍好一些。由于学生课多，活动多，因而对住处还不太挑剔。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向校风质朴，在抗战之前几乎一律学生制服。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艰苦，制服依旧，但质量逐年下降。流行的学生服装是洗得褪色泛白的黄制服，黄制帽，冬天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是绝大部分同学一年四季的服装。其次也有少数蓝布大褂，西装较罕见。女同学穿蓝色布褂者较多，都是从平津、长沙、香港沿途带过来的。脚上皮鞋半数以上，多是本地产的三元一双的货品，其余胶皮底鞋和粗布鞋的不少。袜子多是破线袜，有的也穿着打了补钉的粗布线袜。当然男女同学有个别出格的，女的浓妆艳抹，同学称之为“妖”，男的奇装异服，大家呼之为“怪”。如此妖怪，全校不过几人，屈指可数而已。

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脖子上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咔叽布裤，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钉多个，在教授们的各种补钉中也是很有名的。

朱自清先生，那时生活很清苦。有九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钮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个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土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只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让同学们一辈子无法忘怀。

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参照其他学校的办法，在教职员月薪之外，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由此“薪水”改称“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来愈超过“薪”的部分。教职员的和公务员的名义“月薪”类似，因有政府明文规定的死标准，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征性的晋升。在西南联大校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贴”。首先是按照市场大米涨价的情况补助各家每人每年一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此外，则是“爱莫能助”了。

为了补贴家用，人们从东部老家撤退时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和金银首饰已经消耗殆尽。有些教授和讲师只好典当家具，出售衣物。例如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就摆个小摊出让衣衫，换取食物。不久，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有剩下的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3000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半工半教”

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最底层，在饥饿线上挣扎。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

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师的生活可想而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

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为此曾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

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同学们“半工半读”，而老师们则“半工半教”。

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

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便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有时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的孩童时的衣服，换钱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

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

无力经营的只好出去谋兼职，许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撰写寿文、墓志铭，换取酬金。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啼讥号寒”，不得不忍心送给别人抚养。

真是“十儒九丐”。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影响教学。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迟到或由助教代课，但大多数教授仍坚守岗位。

物价高涨，高级人物并不在乎

《大公报》社论1939年11月3日指出：抗战两年多，物价平均涨了两倍，老实说，高级人物对此并不在乎，豪华奢侈的生活并无影响。尽管产品稀少，运输艰难，他们照样能用飞机把香港的牛油、洋烟、洋酒、华衣运到内地来享用。即使就地购用涨价的物品，在他们的开支上，也不算一回事。不过，这级人毕竟不太多，中下级社会的人却大感物价高涨的压迫了。

《中央日报》1939年12月2日文章指出：“有钱的人不在乎物价昂贵”。汽油的来源是何等难，汽油的价格是何等贵，私人汽车依然不绝于途。商店中的货物，无论怎样贵，依然是有许多人去买，商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顾客不加选择，既然有人肯高价来买，当然乐于高价出售。

1939年12月《国民公论》指出：物价高涨，使少数人变成暴富，而大多数人生活恶化。尤以目前中国这些暴富者，因为钱赚得容易，挥金如土，过着极糜烂的浪费生活。这固然影响国民的精神动员，同时也是浪费物资，促成物价的更加高涨。“一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今日的大后方，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就抗战的立场讲，这种荒谬的情形，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孔祥熙送来的钱

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搜刮民脂民膏，富得流油，人人唾骂。

1942年见到过孔祥熙的舒芜回忆，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号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滚圆，蓝缎袍子，套件小坎肩”。有一次，孔祥熙到中央政治学校向全体员工讲话，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上呼声正高的“公务员要求加薪”问题。

孔祥熙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但听他厌烦地回答：“加薪，加薪，加什么薪呢？！”接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块钱的法币，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说：“你们看看，我口袋里这张五块法币，摆了好几个礼拜了，也没有用它。真不明白，你们要加那么多薪，有什么用？！”（陈注：1942—1944年，舒芜和路翎等在“中央政校”当助教，亲耳听见他就这么说的。）达官贵人孔祥熙，当然几个星期也花不掉那5块钱了。南温泉那么大一个孔公馆，大片树林、大片建筑金碧辉煌，占据风景最好的地段；家里侍候他的男仆女佣数不清……他怎么要花那5块钱呢？

孔二小姐和飞机洋狗事件

舒芜还说：“最有花边新闻的，是孔祥熙的宝贝女儿孔二小姐，那完全是个横行霸道的人物。我也曾经在南温泉街上碰到过她—男装、男式礼帽、金丝墨镜，嘴上叼支雪茄烟，腰间配支盒子枪，手里握根马鞭。屁股后边跟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卫士。冷不防从一个高坡下来，一副刁蛮无忌的模样，路边的行人见了直躲。平常在南温泉街头，制服上标有‘孔卫’二字的家伙时而出现，大家对这些走狗都是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惹！”

那时在大后方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很多关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飞机洋狗事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军进逼香港。滞留香港孤岛的不少文化人、民主人士如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以及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无法及时撤离。重庆政府派专机去香港抢救那里的一批元老。飞机返航时，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家眷们接到通知都前往机场迎接。谁知机舱一打开，却走出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宠物洋狗。原来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专事抢运私家财物，甚至连孔家的洋狗也占了飞机的座舱！

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披露了“飞机洋狗事件”，国人长叹，舆论大哗。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醒目标题《从修明政治谈到飞机运洋狗》介绍了王芸生的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倒孔”运动。

无独有偶。1943年蒋宋美龄访美归来，竟动用“战时驼峰”（即美军高原空运大队）的军用飞机运回大批化妆品、珍宝服饰，引起美国飞行员的公愤。后来，宋美龄跟孔令伟合伙把持中华航空公司许多年。这些腐败的劣迹是造成国民党崩溃的原因之一。

“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底，吴晗教授在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将孔祥熙同南宋的投降派“蟋蟀宰相”贾似道相比，称孔祥熙为“飞狗院长”。同学们格外愤慨，写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的经过》、《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以及《告国民党员书》、《告三青团员书》等文，抄成壁报，大书一个“喊”字作为报头，次日清晨贴到新校舍墙上。同学们看后，纷纷以某年级或某宿舍的名义贴出“拥护”、“响应”的告示。２６名有正义感的三青团员，联名发表了《讨孔宣言》。

1942年１月６日午饭后，西南联大土木系同学在白色床单上画了“孔祥熙的肥头大脑钻在钱孔里”的大幅漫画，悬挂在昆华宿舍楼，聚集了几百个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大家举着这幅漫画，高喊“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走上了昆明街头。途中陆续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校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扩展到两三千人，经过省政府门前，云南当局未加干预。

此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院校都起来响应，热烈声援，震动了大后方。

校园经济生活跌到谷底

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中间知识阶层，对于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这一年５月来到昆明的美国教授费正清说：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使当代极权主义更加强了。蒋介石对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侮辱接连不断。……这一年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日益明显。他极力加紧控制，实行个人领导，结果并未奏效，可能局面因而更加糟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薪金阶层的人们，营养不良，失去希望。外国观察家们开始认为左派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通货膨胀这场消耗战的继续发展，驱使政府日益集中力量去维持它的权力。新的思想、改革计划等都成为次要的事情。

委派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是加紧政治思想控制的一个步骤，它当即引起北京来的那批开明教育家的不满。他们对于国民党本来就不抱有多少热情。蒋介石拒绝美国民间通过联合援华会资助国立大学教授……暗中的含意则是告诉昆明的教授们：由你们挨饿去吧！（引自费正清《中国之行》，转引自《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第79—85页。）另一位美国学者谢伟思说：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学术界不仅被经济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人心涣散；而且多年来承受着政治控制和镇压的重担，正在失去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和领导地位。（同上书第３０页）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

大学生们惟有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代做办公室文秘，或担任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菲薄的收入补贴最低水平的生活费。

“你不艰苦！”“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1944年3月，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同学们讲话。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时，同学们立即齐声高呼：“你不艰苦！”接着会场发出一片嘘声，弄得腰缠万贯的“肥头大脑”狼狈不堪。孔祥熙表示对大学生们生活困难十分同情，将请求中央政府给予关怀。4月，果然重庆政府拨款４０万元法币，作为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救济金。

大学生们经过热烈讨论，议决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难民同胞。

孔二小姐代表“长官爸爸”孔祥熙向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赠送慰问品时，东西被扔在地上，学生齐声高呼：“我们不要你的慰问！”（引自《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48页）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

1942年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到1943年末，教授们每月“薪津”大约3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标准银圆９圆；1944年末，“薪津”大约18000元，只合战前１２圆５角；1945年末，“薪津”大约113000元，实际购买力略有回升，但只合战前１８圆6角；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前夕，最后一学期教授们的月薪为法币141000多元，也只合战前的银圆27圆５角。（陈注：根据1946年９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九期。原文中有计算错误，现按检验结果予以订正。）

讲师教授们惟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如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或如闻一多卖图章，或如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以补贴家用。

笔者从档案中找到1943年教授们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这个史料尚未公开发表过，特地照录如下：［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十二教授］

文值：颂赞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联值：喜寿颂祝六百元，哀挽四百元，题咏一千元（联以十二言以内为限，长联另议）

书值：楹联四尺六百元，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

条幅四尺四百元，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

堂幅四尺八百元，五尺一千元（加长另议）

榜书每字五百元（以一方尺为限，加大值亦加倍）

斗方扇面每件五百元

寿屏真隶（书法）每条一千五百元，篆书每条二千元（每条以八十字为限）

碑铭墓志一万元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陈注：按原件照片抄录。1943下半年的100元可以购买大约５斤米，合２０元一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４２元，又翻倍了。）

中华民族的脊梁

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经济状况之下，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奉献了他们的累累成果。仅在1942—1944年获得教育部嘉奖的就有—

1942年：冯友兰《新理学》，华罗庚《堆垒素数论》，金岳霖《论道》，许宝禄《数理统计论文集》；

1943年：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李谟炽《公路研究》，王力（了一）《中国语法理论》，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冯景兰《川滇铜矿纪要》，费孝通《禄村农田》；

1944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楚辞校补》，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等。（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520、　528、　534页）

正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继承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正是这样一群社会精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伪教育部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１９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从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北平记事），在忧患中仍没废弃研究，写论文稿。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在1937年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于悲愤中死去。

缪金源教授体弱累重，无法离开北平，1937—1938年度一整年隐居不出，食贫自守。1938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战前他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后，生活更加困难。他在1941年4月25日给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顿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赞颂缪金源是位“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

汉奸周作人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录》等书中一再为自己辩解。他当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离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又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世杰）教长、蒋（梦麟）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可见起初尚有坚守民族气节，以“苏武留胡节不辱”为榜样的想法。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当然知道明末清初大汉奸洪承畴等鼠辈的千古骂名。再说，东洋指挥刀并没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胁呀！他自己回顾：“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请注意在这里周作人承认“经过考虑”，可见他是权衡过名誉地位、掂量过利弊得失，才下定决心“答应”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的。他反复“考虑”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丧尽天良，就任伪职“督办”的呢?

后人不必妄作揣测。还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揭开了这个老底。他一语道破了“考虑”的根本原因：“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必须说明，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1200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今人民币3６０００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圆(合今人民币6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今日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

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

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豪华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费至少70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天下鼎沸、国难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在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陡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

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200圆或最高2000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在我国沦陷区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等强行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

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他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

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1942年以后最艰难的岁月中，用玉米茎、豆饼、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从前喂牲口都不如的东西，配给供应，成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要煞费苦心，很难办到。

冯承钧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上课。同学们就到他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整个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

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去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

鲍文蔚先生在沙滩文学院做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厨子、女佣等，只好委屈鲍师母自己亲手做饭。先生也无钱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只有周作人、钱稻荪等个别教授投靠伪政权当了奴才，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为可耻的汉奸。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１２００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1100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扩大战场，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书信中得到第一手历史资料。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载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从北平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银（陈注：日本钱）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说明当时每斤米价格为一元联银券。1943年3月信中说：“笔耕亦我辈本色，但倚以为生，亦未易言……惟物价大昂，字价亦应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涨可知矣。

1944年1‘月信中说：“今年北方物价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穷困。家用从前月费六百金，今乃至五千余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万状。往往当食而叹……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万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粮贵至此，亦养不活矣！”这是著名藏书园老人的经济情况，至于一般小职员等，则无不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4年至1945年，日伪经济趋进最后崩溃。联银券发行“孔子像”与“天坛图案”的500元大钞，民间流行顺口溜道：孔子逛天坛，五百当一元；千元一出现，小鬼就完蛋！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价1000至1400元。

联银券千元面额大钞，印好尚未出笼，日本已投降了。日本投降，北平市民无限欢欣，但这欢欣也只是暂时的。过了没有多久，重庆接收大员陆续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伪联银券要兑换成重庆政府的法币、关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公布伪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北平的物价随之应声上涨，人民的经济利益又遭到盘剥。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共军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今人民币9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约合今人民币6元)。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

东洋世代是仇家，天理循环报不差。

尽剿犬倭酬祖辈，怒屠裁判告中华。

李明劲射成虚话，贝利开张比黑鸦。

我欲持刀翻海去，东京遍染血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