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工作能力怎么写: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哪些迫切的改革要求

2010年12月27日 09:44:33 　来源： 北京日报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为我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指明了方向。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长期滞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5年来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粗放的。我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
第一，从资源配置来看，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健全，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资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仍然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比如，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目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手段，一届政府往往批出去几十年的土地，使我国这样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却大量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和浪费问题。大量资源、资本等要素掌握在政府手里，在GDP政绩观下，不计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的规模扩张以做大GDP，成为长期难以遏制的趋势。
第二，从市场主体来看，不少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有的直接成为市场投资主体。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政府投资决策机制不规范、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决策者不对投资决策的结果负责。在偏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由于任期较短，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有的甚至不惜引入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投资结构扭曲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失衡。
第三，从财税体制来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节约资源、实现集约发展。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出于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考虑，有的地方政府容忍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比如，我国钢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难度和阻力很大，因为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和税收。另外，资源税费不合理，导致企业缺乏节约资源、集约发展的动力。
“十二五”应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十二五”应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主线，着力推进以下重点领域的改革。
第一，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遏制资源和要素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定价机制，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体制、政策体系和制度性安排，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
第二，加快以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从改革历程看，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地方官员的行为更趋向于追求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率过高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政体制和制度环境。
第三，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十二五”时期，社会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扩大内需的迫切要求，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就业，鼓励全民创业，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更要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启动农村市场。

第四，加快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相关领域改革。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各国在后危机时期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采取的重要手段。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们要利用这个倒逼机制，进一步深化资源能源价格、金融和财税等相关领域的改革，走低碳发展之路。
重构改革协调机制、营造改革环境是“十二五”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
“十二五”推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全方位改革，涉及许多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加大，任务艰巨，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把握改革时机、营造改革环境、完善改革协调机制。
第一，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加强对改革的独立、客观研究，加强改革决策机制建设，抓住改革机遇，在改革决策上当机立断，强化改革协调，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行政体制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
第二，充分尊重和鼓励地方的改革首创精神。要充分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积极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十二五”要把充分发挥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及时总结推广地方改革经验。
第三，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第四，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体制等方面改革的进展。二是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第五，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十二五”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改革的舆论宣传，及时向公众解答改革进程中的疑惑，加强对改革的正面引导；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作者：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从哪里入手
2010年12月02日 09:42:14 　来源： 光明网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的，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里入手？
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形似微笑嘴型的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编者注）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是，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多次到地方调研，发现中国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中国教育质量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
根据欧盟一份报告，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研发费用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体制机制获得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技术上不断进步。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是，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一定会或大或小地出现技术革命。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机会，从而能够构建起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各省、市、县都采取了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相比更有生机。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转变增长方式的，已经初见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信息通信产业、电动汽车、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随后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报告改头换面一下，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得很少。很好的设想，如果一哄而上，最后也会出问题，光伏、风电就是这样。有关部门常说“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类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前面讲的是“破”得不够，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到“立”得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更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干脆就把创新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改革推进得比较慢。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如何发挥其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目前，中国政府在执行自己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成效。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共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种。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哪个是创新企业。
第三，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也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国企本该退出的领域却坚持不退。
最后，政府习惯于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提供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直面挑战破解难题——从现实瓶颈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0年11月09日 15:13:14 　来源： 新华网（新华视点·五年展望）直面挑战，破解难题
－－从现实瓶颈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资料图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全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资料图片：面对各方阻力，“十二五”改革如何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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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９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刘敏、王海鹰）“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五年，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站在“十二五”门槛上，我们期盼着一个更富生机与活力的５年。
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仍是鲜明的时代特点。未来五年，有哪些问题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该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解决增长结构失衡：从“消费挖潜”到“消费领跑”
【发展瓶颈】西安市民张琨几年前从国企下岗，家中大部分收入就是丈夫每月２０００多元的企业工资。张坤说她有“三怕”：怕生病、怕孩子上不起学、怕物价上涨。
近些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约占４０％，而很多国家达到６０％。《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增长水平。多种因素导致国内消费长期偏低。
相比于出口和投资，我国消费一直是“短板”，经济结构性失衡矛盾突出。近些年来，消费占我国ＧＤＰ比重徘徊在４０％至５０％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７０％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这加剧了投资过热和贸易摩擦的双重矛盾，使未来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难以持续。
【破解路径】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十二五”规划建议首次将消费提升到“三驾马车”第一位，并把“扩大内需”独立成章，提出逐步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彰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
我国目前还处于经济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共存的“消费抑制”阶段，首先要加快清理就业、住房等方面的“抑制因素”，有效释放百姓的“当期消费”和“信用消费”。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从较多倚重ＧＤＰ增长到同时解决好公平分配蛋糕，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历史拐点。”
从“国富”到“民富”，对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让经济、财税和政策手段形成合力，特别是保证低收入者收入快速增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扩大，加快完善社保体系，提升发展型消费比重，乃是当务之急。


专题：回顾“十一五” 展  化解矛盾：从“不规范、缺保障”到“和谐劳动关系”    【发展瓶颈】２０１０年劳资关系问题，把一些地方和企业失序失范的用工状况凸显出来。    深圳市总工会等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２．４％的人签订了三年以上的固定劳动合同。威海市总工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经营者收入是职工的上百倍，有的企业职工月加班竟达１００小时以上，拖欠社会保险或压低缴费基数等现象更普遍。这种“低工资、缺保障”的企业增长模式日现疲态，急需从制度层面有效化解。    【破解路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表示，“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的“和谐劳动关系”，首先要改变员工和企业的不对等地位，确立职工的话语权。    浙江温岭市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采取工人、企业主和行业工会公开谈判的形式，根据企业发展指标随时调高职工工资标准，使工人收入年均增长约１０％，改变了农民工工资多年难增的局面。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并发挥好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各方面力量，是‘十二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新课题。”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说，近几年来，仅靠政府部门提供的几百万元补贴，我们每年平均接触农民工案件６０００件，代理上千起，咨询受益３万多人。“这样大的工作量政府部门无力承担，而培育社会组织去办理成本要低得多。”    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有效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望“十二五”
破题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配角”到“支柱”
【发展瓶颈】记者在沿海一些城市采访，经常可以看到巨幅广告条幅：“某某物联网中心”“传感网国际创新园”等等。去年四季度以来，全国近２０个省份启动物联网产业化工作，跑马圈地建设产业园区。不仅物联网，有专家指出，各地碳纤维的产能可能全世界都用不完。
一方面是产业比重小，国际竞争力弱，难担“大任”；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核心技术的盲目扩张。未来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破题，如何实现占ＧＤＰ约８％的目标，事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局。
【破解路径】“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谈及发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创新推广体制。”他举例说，尽管我国是太阳能板最大生产国，全世界４４％的太阳能板在我国生产，但真正在国内使用的仅有０.７３％。
汤敏对美国新泽西州的家庭太阳能采集、利用和销售印象很深。在政府补助和电力公司收购太阳能电的政策支持下，一户家庭靠铺设太阳能板，不仅能满足自用，而且每年还有几千美元的售电进账。“我们急需类似的扶持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既包括新的产业模式，也包括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认为，未来五年，应加快扶持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扭转“经济大国、创新配角”的被动格局。
破解“低碳经济”难题：从“软指标”到“硬约束”
【发展瓶颈】企业被迫减产、居民用电受限、资源价格上涨……前不久，为完成节能减排目标，河北、广西等地“制造”的无差别限电引发质疑。增长与低碳并非“天敌”，一些节能减排怪象彰显“低碳经济”发展困惑。
我国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一方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国内可持续发展要求，双重压力凸显“十二五”期间发展“低碳经济”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破解路径】刚刚落幕的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展示了全新的低碳经济理念。园内太阳能发电系统总装机容量高达４．６兆瓦，各类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超过千辆……
“向‘低碳经济’转型，亟待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迟福林认为，改革环境产权制度，能促使企业和居民从成本角度自我约束，加快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我国节能减排进入“攻坚期”。“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表示，这要求加快推进水、电、气等资源价格改革，提高企业的资源获得成本，有效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
发展“低碳经济”急需立法相辅。迟福林表示，从实践看，还需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对无视环保问题的官员要坚决依法处理。”
破解城乡一体化难题：从“二元失衡”到“平等关系”
【发展瓶颈】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在“加速城镇化”的旗号下，出现强拆、强征群众的房屋、土地等问题，既损害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也有悖城乡科学发展要求。
“推进城乡一体化近１０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了６０％，城市人口仅扩大了２０％。去年，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１.５９万亿元。”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长包永江说，某种程度上说，一些地方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而非“农民的城市化”。劳动力、资金及土地三大发展要素的“净流出”，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破解路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这要求在坚持“多予、少取”的基础上，消除体制壁垒，重构平等机制，还权、还利于农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等专家表示，破解城乡一体化难题，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在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等物权的流转和交易上，要按照物权法相关规定，给农民平等权利和谈判地位。”山东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表示，对打着“公共利益”口号，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要严厉打击。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课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要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把就业、居住、交税、缴纳社保等作为落户条件，把技术等级作为条件，清理各种不公平壁垒。
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哪些迫切的改革要求
2010年12月27日 09:44:33 　来源： 北京日报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为我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指明了方向。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长期滞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5年来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粗放的。我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
第一，从资源配置来看，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健全，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资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仍然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比如，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目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手段，一届政府往往批出去几十年的土地，使我国这样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却大量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和浪费问题。大量资源、资本等要素掌握在政府手里，在GDP政绩观下，不计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的规模扩张以做大GDP，成为长期难以遏制的趋势。
第二，从市场主体来看，不少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有的直接成为市场投资主体。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政府投资决策机制不规范、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决策者不对投资决策的结果负责。在偏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由于任期较短，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有的甚至不惜引入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投资结构扭曲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失衡。
第三，从财税体制来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节约资源、实现集约发展。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出于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考虑，有的地方政府容忍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比如，我国钢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难度和阻力很大，因为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和税收。另外，资源税费不合理，导致企业缺乏节约资源、集约发展的动力。
“十二五”应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十二五”应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主线，着力推进以下重点领域的改革。
第一，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遏制资源和要素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定价机制，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体制、政策体系和制度性安排，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
第二，加快以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从改革历程看，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地方官员的行为更趋向于追求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率过高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
第三，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十二五”时期，社会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扩大内需的迫切要求，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就业，鼓励全民创业，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更要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启动农村市场。

第四，加快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相关领域改革。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各国在后危机时期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采取的重要手段。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们要利用这个倒逼机制，进一步深化资源能源价格、金融和财税等相关领域的改革，走低碳发展之路。
重构改革协调机制、营造改革环境是“十二五”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
“十二五”推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全方位改革，涉及许多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加大，任务艰巨，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把握改革时机、营造改革环境、完善改革协调机制。
第一，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加强对改革的独立、客观研究，加强改革决策机制建设，抓住改革机遇，在改革决策上当机立断，强化改革协调，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行政体制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
第二，充分尊重和鼓励地方的改革首创精神。要充分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积极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十二五”要把充分发挥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及时总结推广地方改革经验。
第三，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第四，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体制等方面改革的进展。二是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第五，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十二五”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改革的舆论宣传，及时向公众解答改革进程中的疑惑，加强对改革的正面引导；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作者：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政体制和制度环境。
转变发展方式是更深刻的变革
2010年10月20日 15:56:03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凡涉一国、一民族之变革，乃大势要变，人心思变，不能不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逼出来的。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必然爆发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新中国诞生了。新中国成立30年成就巨大，但“文革”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邓小平大声疾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于是，30年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在中华大地像火山一样迸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放光芒。
今天，世界刮目相看，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并无“置之死地”之险境。尽管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毕竟成就辉煌，经验丰富，屡战屡胜。那么，还要不要变革，如何变革？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又来变革了，而且是更深刻的变革。何以见得？在充分肯定成就无须妄自菲薄的时候，在世界为中国30年持续、快速发展而惊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按旧方式发展已走不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为此，必须艰苦不懈、锲而不舍地努力。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五个坚持，哪个也忽略不得、松懈不得、暂缓不得。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与“摸着石头过河”不同，相应的一系列改革，需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明确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如此多的改革，都是攻坚战，要在深层次问题上突破，哪个也犹豫不得、偏废不得、停顿不得。
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变革，来势虽然很急，未必大家着急；大势尽管在变，未必人人思变。毕竟从某个局部、某些地方来看，似乎还干得不错，还活得滋润。变革，似乎不是自下而上的冲动，一开始还只是自上而下的觉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必须尽快唤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忧患意识，增强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提高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把一个快速奔跑了30年的巨大经济体送上科学发展轨道，当然是变革，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作者：叶小文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十二五”六大对策促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
2010年09月25日 11编者按：据新华社报道，即将在今年三季度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集中听取、讨论和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而“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是“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五中全会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通过“十二五”规划，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的五年中能做些什么事，会做成些什么事。笔者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等问题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研究员进行了专访，畅想“十一五”规划，展望“十二五”愿景。
“十二五” 五大战略任务: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野审视
记者：从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差距？“十二五”面临的战略任务是什么？
张军扩：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看，我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在看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依然较低，在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明显差距，现代化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些差距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十二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战略任务。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这要求“十二五”期间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
二是我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与保持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要求也不相适应。这要求“十二五”期间必须提高全面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不仅表现为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大，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区域之间居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差距大，尤其是表现为各地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城乡差距大。这要求“十二五”期间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努力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四是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也相对滞后。总体来讲，我国国民的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准与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甚相称。这要求“十二五”期间加强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五是在环境和生态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明显。这要求“十二五”期间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十二五”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记者：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与世界无法分割，如何看待“十二五”期间国际、国内所带来的压力和机遇？如何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迎接机遇、化解压力？
张军扩：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方面将面临如下五个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可以达到3%，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根据历史经验，每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几年往往会再度爆发局部性危机。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局部动荡。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但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多。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而保护主义只是短暂的逆流。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三是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将进一步延续，且内容更加丰富，形态更加复杂。从转移内容上看，传统加工制造业持续减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区域性研发中心等持续增多。从转移方式上看，直接投资方式持续减少，项目外包方式转移不断增加，特别是服务业外包进一步增加；整个产业转移减少，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和多个国家共同承载成为重要形式。
四是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五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同时也隐含着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及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增强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归纳起来主要也有五个方面：
一是总需求潜力巨大，但有待释放。我国巨大内需潜力的释放，受到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矛盾的制约。目前，内需相对不足、内需中消费相对不足已经成为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是供给方面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新的优势正在孕育和显现。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优势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者数量多、成本相对低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有可能在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高素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此，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我国后发优势的新特点，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约束加强的同时，水资源不足的约束更具挑战性。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印度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使我们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五是经济体制具有的独特优势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深层体制会进一步凸显，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深层体制问题相关。要把发展切实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保障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除了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外，还需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十二五”的六大政策选择：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记者：中国经济结构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内容？如何科学规划“十二五”发展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主线，以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张军扩：综合以上对国内外发展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一是着力解决好内需潜力巨大与释放受阻的矛盾。关键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二是着力解决传统竞争优势减弱和新优势形成缓慢的矛盾。关键是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三是着力解决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等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矛盾。关键是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力度。
这四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可归结于一个主要矛盾，即现行经济发展方式与新阶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要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就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推进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推进资源价格、社会性规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企业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因此，科学规划“十二五”发展，要求将“构建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作为“十二五”规划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主线。围绕这个主线，要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采取对策。
一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努力释放发展潜力，争取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以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为重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初步研究成果，有可能、有潜力形成中高端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有以下四个领域：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竞争优势提升空间的产业、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产业、国家直接大量投入支撑的产业。当然，哪些产业能够形成长期竞争力，最终将取决于市场竞争。
三是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改善民生。这既是发展的宗旨，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及有效扩大内需的需要。重点解决覆盖不全、碎片化、难接续、水平低等问题。建立全国联网和功能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
四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现代化达到更高水平。在当前情况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要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统一市场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完善土地制度，加快城市规划体制改革，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
五是夯实“三农”基础，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要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六是进一步增大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力度。这既是应对国际压力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此，要制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行动纲领和分阶段实施方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道德规范等手段，建立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责任体系，形成节能减排增效、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记者 陈叶军）
胡鞍钢：“十二五”如何消解“发展悖论” 我们正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越是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越是提高，但是患慢性病的人数不断增多。“十二五”期间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健康友好型产业，对健康危害型产业则应限制其发展，甚至让它消失
现在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一个核心的问题，到底我们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我们称之为健康友好型产业，要鼓励发展，大力发展。我们现在要更加明确、更加严格地限制健康危害型产业发展，这应该成为我们现在调整结构的重中之重。
推动中国逐渐从健康危害型产业，转向健康友好型产业，就必须得对人民群众的健康负责任。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我们十几亿中国人民经济福利最大化，比如说绿色GDP最大化、社会净福利最大化，HDI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特别是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不管是白猫黑猫，特别是黑猫，转向绿猫，大力发展健康友好型产业，这是当前中国一个紧迫的问题。
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安全
“十二五”规划怎么设计?两个角度，第一，必须把健康作为一个核心目标，这和发展阶段是相关的。1949年到1978年，是健康发展的黄金期;1979年到2003年，是健康发展的缓慢进展期;2003年到2010年，是从增长优先到健康优先的转变期;2011年后，应当转变到健康与经济协调发展期。
第二，限制发展的产业要就公共安全性进行讨论。首先就是转型，这是现在的发展模式最核心的问题。当前我们面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得我们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类不健康，或者是健康不安全。而且，可以说烟酒消费既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巨大的健康杀手，而且这种杀手是隐形的，不是今天抽烟明天就死掉了，但累计死亡人数已远远超过汶川地震了。
这就是当前中国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即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安全是健康不安全问题。比较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慢性病患病人次的绝对数是上升的，可以说，我们正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越是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越是提高，但是患慢性病的人数不断增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健康与经济发展已形成“发展悖论”。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同时，我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将公共安全保障作为政府11个公共服务领域之一，并且把公共安全的支出作为各级政府公共财政预算优先安排，并首次将加强公共安全建设作为一个单章，一个重点工程，最重要的是提出若干重要指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首次建立安全生产指标核算体系，要求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25%。2009年这两项指标均已提前实现。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强烈的国家政治意愿、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量化的国家规划指标，就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人类健康不安全的问题。
“十二五”核心是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提高健康附加值。这就需要积极发展我们所说的健康友好型产业。中国人口是最多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民对健康的消费和服务将来是世界第一的。

产业发展的三种类型
我们把产业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健康型，本身就是为健康服务的或者是投入的，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并在产业结构中进行调整。第二，我们称之为友好型的，如社区服务、旅游服务，包括体育健身等等，特别是公共体育。健康友好型产业都具有正外部性，是健康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
第三是健康危害型产业，从生产、流通等等一系列环节，实际是输出负外部性。我把烟草产业作为NO.1。我也研究中国的煤炭产业，煤炭产业不是不要发展，但现在必须从肮脏能源转变为清洁能源，必须换“黑猫”为“绿猫”。烟草业除非它转变，否则我个人认为就是限制发展，提高税率，中国的GDP不靠它，应该靠前面两个，这是很重要的。
以烟草行业为例，2011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满五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五年我们还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消费国。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现在烟草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杀手。烟草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必须限制。加入了框架公约，就意味着向中国人13亿人承诺，也意味着向世界承诺，为此必须要自我约束。如果烟草类行业还要大干快上的话，很显然是以损害十几亿人民健康的负外部性为代价的。如果我们计算一下，烟草类行业的税收减去社会成本，得不偿失。2005年全国吸烟的直接成本为1665.60亿元，占当年卫生总费用的19%;间接经济损失为 861亿-1205 亿元人民币，总经济损失近3000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当年，烟草行业上缴的利税总额为2400亿元人民币。所以，除非转型为健康型产业，否则就应当让其规模缩小甚至消失。
我们不需要烟草业的GDP，那是黑色的，带血的，看不见的，慢性自杀的。我们有堂堂正正的GDP。我们就要围绕健康，在“十二五”发展新兴产业形态。
因此现在烟草产业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众矢之的，既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还要面临社会压力、政治压力。它要发展在我看来就是制造负外部性。
这里涉及到如何监管的问题，我们称为“两只手”，一个是强化市场之手，一个是强化政府之手。很显然市场之手要通过调整税收影响价格。政府之手包括对垄断利润进行严格的、透明的管制。而政府的机制就包括规划机制、法制机制等等，但是，在中国重要的问题是规划。减排节能也不是等法律出来才起绝对作用，而是真正写进“十二五”规划的，规划是很重要的。
从危害健康的劣治转向保护健康的良治
因此，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危害健康的劣治转向保护健康的良治，既和我们的产业发展有关系，又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关系。
“十一五”规划的创新是强化了公共安全。安全的含义体现为对人的生命、健康或公共、私有财产的自然存在、维持和延续。我们的研究发现，写不写进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不作为约束性指标它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安全事故，包括死亡人数，包括单位GDP事故死亡下降率全部超额实现，所以中国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就凭行政手段加上市场手段，限制烟草类行业发展也可以做到。
“十二五”规划首先更加明确把维护十几亿公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国家规划中要将控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不仅仅是在卫生专项规划中明确。第三，在卫生专项规划凸显控烟量化指标。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拿不出量化统计和手段。我们自己怎么建立一个数据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深圳带了一个好头，现在我们希望北京、上海、广州，特别是国际旅游人次最多的地区带头先制定当地法规。同时，在“十二五”期间建议全国人大能够尽快制定相关规则。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百名专家调查：“十二五”农村改革锁定重点领域
2010年09月09日 09:19:06 　来源： 半月谈
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的实质是构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效机制——这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今年6月份以来，面向长期从事农村实际工作和研究的百名专家开展“‘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其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土地、农民工问题、农业经营主体地位问题，应成为“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关注领域。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我国于2005年开始部署以农村义务教育、乡镇机构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但总的来看，当前的农村综合改革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应当按照构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要求，在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破题。
改革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接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问卷调查的百名专家中，有74位专家认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是“十二五”农村改革的关键点，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是新阶段实现起点公平的根本途径。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制度因素，在于城乡分割体制强化了二元结构，延缓了社会转型的进程，并由此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使城乡差别制度化。因此，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任务。
在8月7日由中改院等机构主办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指出：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城乡差别的主要制度障碍，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攻坚力度，争取尽早突破。
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没有彻底打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000年的2.8∶1上升到2009年的3.3∶1。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工作和生活并不稳定，在公共服务方面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中改院所开展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农民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依次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子女上学难、费用高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认同度分别达到70.8%、70%、46.7%、42.6%、21.7%。
因此，“十二五”时期，应从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入手，使农村综合改革从义务教育拓展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领域。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
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土地增值的幅度非常大，但并未为农民带来多少收益。中改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2%的专家认为：使农民拥有物权性质、可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条件之一，应尽快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专家指出，中国农民的土地目前有91%是归村民小组所有，但这一级组织却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致使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这是征地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本原因。
为此，要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主要扮演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规范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使其主要扮演农民土地权益维护者的角色；明确农民土地产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土地制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但另外一方面有些基本的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去坚持。有些地方简单地把土地的用途管制等同于城乡二元结构，认为只有当农村、农民的土地可以随便使用的时候才是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任何国家土地的管理使用都不能脱离制定的规划。
他表示，现在有三个观点很盛行，就是农村土地的资本化、农村土地的市场化，以及把农地和建设用地的级差地租收益来比较，背后的目的是大规模地把农田和农村的土地推为建设用地或者城市用地。
陈锡文认为，政府使用公权力去征地的话，只能用于公益性项目，但实际上在目前征地的过程中不管是什么地都是用公权力征用，因此征地制度改革的任务非常繁重。在此项改革没有重要突破的情况下，农地和农村的土地被大量转为城市用地，这对未来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需要斟酌思考。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长期以来，这个特殊群体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十二五”期间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迟福林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其中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农民工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从业的占68%，在建筑业从业的占80%。“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应作为政府转型的约束指标，成为政府的公共职责。
他建议，在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前3年应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应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土地制度方面，重在剥离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土地收益权，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
迟福林深有感触地说，“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面对他们的公共服务需求，我们不可能再花上10多年时间慢慢改革。（记者 周正平《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9期）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长期以来，这个特殊群体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十二五”期间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迟福林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其中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农民工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从业的占68%，在建筑业从业的占80%。“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应作为政府转型的约束指标，成为政府的公共职责。
他建议，在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前3年应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应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土地制度方面，重在剥离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土地收益权，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
迟福林深有感触地说，“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面对他们的公共服务需求，我们不可能再花上10多年时间慢慢改革。（记者 周正平《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9期）
我国“十二五”规划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总方向2010年08月28日 20:59:21 　来源： 新华网新华网福州８月２８日电（记者沈汝发、胡苏）“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规划，总的方向就是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２８日，在福州举行的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杨伟民做上述表示。
２０１０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杨伟民说：“这五年是我国发展史上一个很不平凡的五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年均可以增长１０．１％左右，也是民生大为改善、区域协调良好的五年，同时也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五年。”
“未来的五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杨伟民说，“十二五”规划将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乡区域结构的调整，同时将加强改善民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区域合作。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和重点区域的区域规划，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规划，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配套改革实验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
杨伟民说，目前国家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以及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等政策性文件和区域规划，将进一步深入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行政区划改革前路明晰　　“十二五”期间行政区划改革将稳妥前行　　“行政区划的调整，说穿了，就是区域地方利益的调整、地方权力的划分”。在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眼中，行政区划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涉及地方权、责重新划分的重大问题，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财税运行、干部管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必须积极、审慎而行。
与“九五”、“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期间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改革可谓波澜不惊。只是在这一个五年规划临近终点时，京、津、沪、渝以及沈阳、厦门等大中型城市区域内部的划分调整动作，再一次引爆了公众对行政区划调整“新一轮热潮”的关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对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的采访中了解到，“十二五”期间，我国行政区划的整体走向将是：逐步健全和完善设置科学、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集约高效、与城镇化进程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的重心和体制改革的热点也已明晰。
破除行政区划束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行政区划整体上未作“巨大”的调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行政区划的很多方面已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破除行政区划束缚的呼声尤为强烈。
首先，“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按照自然条件形成的经济区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应有更具战略性的整体规划。一些具有地区经济特色、主导型经济突出的地方，区域整合发展的要求很强烈”，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但是受行政分割的困扰，这些地方各自为政、难以统一规划的问题已非常突出，该整合的不整合，也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孙秀东对本刊记者说，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与旧的区划格局之间存在矛盾，“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对调整行政区划的要求非常迫切”。
其次，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对行政区划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人口大幅增长，大中城市城区人口和用地规模成倍扩大。“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要求行政区划的‘战线’不能过长、层级也要减少”，竹立家说，赋予每一行政层级更多的行政自主权，行政上少绕弯子，有利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实现量和质的提升。　　再有，“交通通讯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增大了一级行政单位的管理幅度，也是促进行政区划调整的客观因素”，孙秀东说。
“十二五”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改革，将在这些宏观背景下铺展开来。中央和国务院层面，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已经非常明确。“‘十二五’期间，将按照有利于精简机构和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拓展科学发展空间的原则，平稳、有序、适度地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孙秀东说。
本刊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二五”期间，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方向主要有三。一是，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综合配套改革要求，合理调整和优化大中城市行政区划结构，形成规模适度、运转协调、管理高效的市辖区格局，推动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二是，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推进城市设置标准和模式的改革创新，统筹规划，科学论证，适当增设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构建集约发展、布局合理的城市体系。
三是，遵循以人为本、方便群众的原则，完善乡镇撤并，加强和改进乡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扎实推进镇改街道的调整工作。
区划调整热点频现
受访专家表示，“十二五”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改革的热点，至少将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词：市辖区、强镇扩权、都市群、中小城市。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县改区等途径新设了340多个市辖区。然而，在市辖区调整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专家指出，“十二五”期间，形成市辖区格局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之一，更好地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对未来的改革有所裨益。
“一些距离地级市比较远、自身特色经济较为突出且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县，改为市辖区后出现了自主行政权力受限的情况”，在竹立家教授的地方调研中，多个此类市辖区表示自己变成了“半级政府”，城市的整体规划、经济发展定位、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未来的市辖区格局构建中，应更多地考虑地区发展的个性化条件，更严格地以是否有利于扩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空间为最重要的、科学的衡量标准”。
汪玉凯认为，市辖区尤其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实现差异竞争，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应实现统一，“只有避免盲目才能使之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扮演好应有的角色”。
近年来，一些特大型乡镇的发展引人注目。特别是东南沿海的一些乡镇，人口数量高达五六十万，比西方国家一个城市的人口都多；经济产值动辄几十亿元，相当于西部地区一个地级市的经济体量。当前，广东省正大刀阔斧推进的“强镇扩权”，正体现了这些特大型乡镇通过区划调整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强烈诉求。
“目前，我们正在着手调研特大型乡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是设市辖区或者设市。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更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展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实现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孙秀东告诉本刊记者。
综观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在城市化30%～70%的阶段，行政区划的调整最为频繁。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后期，都市群和城市群的崛起也是自有特征之一。
目前，中国的都市群已经初露端倪。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半小时交通圈网络密织，城市之间的衔接已经相当紧密。“都市群的规划更需要大手笔和战略高度，尤其要注意科学引导整体规划，精心选择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以实现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城市的造血功能。”汪玉凯说。
中小城市是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重要依托。从统筹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条件具备的中小城市最好能够实现整体建制的提升，赋予其更大的行政自主权，而不是通过并入某个地级市‘变身’为城市”，竹立家说，“当然，这涉及到一系列指标体系的建立。”
“行政”省直管县将稳妥试点
曾有专家预言，省直管县改革将带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大变革。而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为纵向的行政层级减少，也将体现在横向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上。
始自1992年的省直管县改革，可分为两类。一是财政直管，即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直接对县进行划分，同时省也把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的一种管理体制。二是行政直管，人事权、审批权、经济社会管理权上，都由省与县直接“打交道”。目前，中国的都市群已经初露端倪。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半小时交通圈网络密织，城市之间的衔接已经相当紧密。“都市群的规划更需要大手笔和战略高度，尤其要注意科学引导整体规划，精心选择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以实现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城市的造血功能。”汪玉凯说。
中小城市是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重要依托。从统筹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条件具备的中小城市最好能够实现整体建制的提升，赋予其更大的行政自主权，而不是通过并入某个地级市‘变身’为城市”，竹立家说，“当然，这涉及到一系列指标体系的建立。”
“行政”省直管县将稳妥试点
曾有专家预言，省直管县改革将带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大变革。而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为纵向的行政层级减少，也将体现在横向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上。
始自1992年的省直管县改革，可分为两类。一是财政直管，即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直接对县进行划分，同时省也把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的一种管理体制。二是行政直管，人事权、审批权、经济社会管理权上，都由省与县直接“打交道”。“在我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域面积差异较大的前提下，目前广泛推行省直管县体制还有相当大的难度。”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说，中央对此问题的表述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那么在省级行政区划暂时稳定的条件下，可以选择人口稠密、行政区域面积较小、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地区进行试点，但需要注意几个变量。
变量一，省级政府要简政放权，向县级下放权力，减少省级行政事务量，以利于直管数量众多的县市政府。
变量二，推动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至少县委书记和县长到省里开会不再耗费大量时间成本”。
变量三，推动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改变传统的行政处理模式，提高行政效率。
“省直管县在减少行政层级的同时，也可以遏制跑官要官现象。虽然矛盾和困难很多，但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是管根本的，在适当的时候高层应下决心稳妥推动，”竹立家认为。
“‘十二五’期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孙秀东说，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未来仍将继续积累经验，持续探索。□记者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