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朝晖：自由意志：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1-10-25 10:49    作者: 网络转载    来源: 光明网    查看: 369次

（厦门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①]

　　摘 要：自由意志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介绍自由意志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实验，考察自由意志的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尝试提出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解释——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习性（内在约束）的倾向性，会影响但不会决定人类的自由选择。人类的自由选择，反过来又重塑了内在习性。基于这个自由意志模型，解释了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和人类智能对于机器智能的优势。

　　关键词：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李贝特实验，神经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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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意志（free will）的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如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和康德等。近代心灵哲学兴起，使用概念分析的方法重新思考这一古老问题。这几年，由于磁共振成像等观测技术的成熟，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又赋予了这一古老话题以科学内涵与科学手段。

　　人类有没有某种自由能力，或者人类是完全被决定的？当代研究的方法结合了日常经验，概念分析和科学观测。在日常经验上看来，面对某种情境的时候，我们有可供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与行动。人类的自由意志，还表示在我们是可以选择其他可能性的（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然而牛顿物理和现代脑神经科学的新成果似乎又在揭示着：人类的意志和行为是已受决定的。所谓的自由意志，或许只是人类的一种幻想。本文将介绍自由意志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实验，并且尝试提出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解释：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

　　一、决定论

　　决定论者（determinism）认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被过去预先决定了[②]。传统的宿命论(fatalism)，与决定论有相似之处。然而，宿命论将未来诉诸于命运的安排，而不是诉诸于自然的因果法则。现代决定论的思想，则主要来源于自然的物理决定论。

　　在经典物理时代，拉普拉斯提出物质世界的决定论，他认为：“宇宙的当前状态，是宇宙过去状态的结果，又是宇宙未来状态的原因。”[1]或者说，如果给定宇宙间的力量和宇宙间所有事物的相对位置，那么就可以确定地计算出宇宙未来的状态[③]。

　　既然宇宙规律是符合决定论的，由此类比推出人类应该也是符合决定论的。但是这里存在一些疑问：即使宇宙是符合决定论的，但是人类也不一定符合决定论。因为人类，至少在直觉上和经验上看来，具有某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往往认为物质并不具备。例如，当我们面对着眼前的分叉路，直觉上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自由选择能力的。我们选择哪一条路，直觉上是不可预先决定的。

　　物质世界成立的决定论，应用于人类身上是否依然成立呢？这是一个问题。决定论用于人类身上，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道德难题。如果人类的行为，都是已经被决定的，那么人类为何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呢？

　　二、作为自愿的自由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mpulsion）。从另一方向来说，人类具有作为自愿的自由能力（freedom as voluntary）。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出于外在的强迫，而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自愿选择，那么这种能力就是人类的自由能力。

　　霍布斯说：“从自由意志一词的使用中，我们也不能推论出意志、欲望或意向的自由，而只能推论出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他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欲望或意向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受阻碍。” [2]因此，在霍布斯看来，所谓人类的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免于外在强制的情况下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认为：“这种行为（自愿行动）由于来自人们的意志，所以便是出于自由的行动。”[3]例如，当一个人面对着面前的分叉路，如果他没有受到外在的强迫，选择走向其中的一条路。那么这个人就是具有“自由意志”的。

　　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与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定义不大相同。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不但考虑外在的约束，还要考虑内在的约束。在外在约束之外，人类会不会还受到某些来自内在的约束呢？

　　三、李贝特实验及其解释

　　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关于自由意志的脑神经实验。[4]研究表明，自愿行为的背后，也有相当的内在决定因素。

　　实验是这样的：用脑电记录装置监测志愿者的脑电活动，然后给他们下达指令：当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指，就立刻报告。脑电记录装置显示，当志愿者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指时，大脑早已发出动手指的指令。实验表明，大脑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的出现比人有意识的选择运动要早几百毫秒。

　　德国神经学科学家海恩斯( John Dylan Haynes)及其同事使用了核磁共振成像仪, 重复并扩展了李贝特的经典实验，将时间间隔从几百毫秒扩展到十秒。[5]

　　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指令，那是否说明我们的自愿行为也早已经被决定了？有些学者认为，李贝特实验揭示了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然而，这样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大脑确实给出了可能的反应，但是这与最终的决定并不完全相同。1999年，李贝特在一篇名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吗？”的论文中回顾了他的实验，他认为尽管自愿行为是被无意识启动的，但是意识功能仍然可以控制结果，也可以选择不行动。因此，自由意志并没有被排除。[6]

　　其实，李贝特实验说明的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除了受到外在的约束，也受到内在的约束。但是，在这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约束之下，人类仍然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以下，我们考察一下可能的自由意志说。一个合格的自由意志理论应该能够说明，在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下人类仍旧还具有某种自由选择能力。

　　四、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

　　1978年，丹尼尔?邓尼特（Daniel Dennett）较清楚地提出了一个包含“非决定性”的双层模型说[7]。在第一个阶段，生成各种可能的考量（Consideration）。这些考量的生成具有某种非决定性。在第二个阶段，根据这些考量生成最终的决定。邓尼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因为这些选项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决定性的。他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重要的决定时，一序列的考量会被非决定性地生成，其中的一些考量会因为无关紧要而被取消，或有意或无意地。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考量会进入推理过程，如果主体是理性的，那么那些相关考量会成为最终决定的预测者和解释者。”[8]后来，梅乐（Alfred R. Mele）发展了邓尼特的双层模型说。[9]

　　双层模型说有以下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非决定性地）生成可供选择的各种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在第二阶段，从这些可能性中进行慎思和选择。如果没有足够好的选项，而且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回到第一阶段生成更多的选项。

　　然而，双层模型说并不能充分表达人类的自由能力。一方面，在第一阶段的所谓“非决定性”，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直觉上，我们所认为的自由能力，指的是人类具有某种控制的能力，而不是超出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某种“非决定性”。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的具有决定意味的慎思中，人类也缺失自由选择的能力。简单而言，双层模型说的第一阶段非决定性过强，第二阶段决定性过强。

　　埃克斯多姆（Laura Waddell Ekstrom）在她的《自由意志：一个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双层模型说[10]。她认为，邓尼特和梅乐将“非决定性”安置于错误的位置，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安置在第二个阶段。埃克斯多姆引入了偏好（preference）这一概念，认为第二阶段的输出是某一偏好。这些偏好是有原因的（causal），但并非被决定的（determined）。

　　另外，埃克斯多姆认为“主体因果”（agent-causation）的分析框架过于笼统，提出“事件因果”（event-causal）的分析框架，更具体地来探讨事件的因果关联。她说：“偏好所导致的行动，是被主体（agent）所控制和因果决定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主体就是指偏好与认可的集合，还有我们塑造与重塑个性的能力。关于形成哪一个偏好的决定，基于我们关于主体的分析，是一个关于我们想成为哪一类人的决定。这种决定来自于过去，但并不是被过去所完全决定的。”[11]

　　通过对于“偏好”和“事件因果”的阐述，埃克斯多姆认为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偏好，这些过去的偏好，会对我们的自由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当我们通过自由选择确定了某一偏好，这一偏好选择又会重塑我们的个性。通过事件因果说，埃克斯多姆说明了内在的约束来源于过去的自由选择。

　　但是，埃克斯多姆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自由选择的机制，只是将行动的自由性归结于偏好的自由性。另外，在所有的双层模型中，都是从多种可能考量出发，通过慎思确立最终的决定。在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之中，自由选择可能已经发生多次。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对于每一种可能选择，人类都有执行与不执行的自由选择能力。正是因为不立刻执行某一种选择，我们才有机会考虑另一种选择，这也正是慎思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往往会生起一种惯性的倾向，但是人类的自由性恰恰在于，人类并不一定要按照这种惯性倾向直接反应，而是可以将这种惯性倾向先停止下来，进入一种更富于理性与自由的慎思与抉择。

　　五、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以下借鉴“事件因果说”，提出自由意志的新模型：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约束条件包含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所谓外在约束，包含宇宙法则，科学定律，环境因素，身体条件等等，所谓内在约束，主要指的是我们以前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倾向，习气，志向，偏好，爱好，习惯，潜意识，习性等等（以下统称为“习性”）。各种习性对应了各种情境之中的刺激与反应模式，在遇到相似的情境时相应的习性会触发。在这些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之下，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的能力。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的时候，我们的某类习性会生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按照这种习性进行反应的话，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习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对这个可能的反应进行反思的话，这个可能的反应就进入我们的高级监控模块。高级监控模块觉察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这个反应执行。如果选择不按照这个习性进行反应，这反过来削弱了该习性的影响力。例如，当我们回家面临分叉路口的时候，习惯会生成一个惯常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加反思，我们就会按照习惯的方式进行选择，这反过来也加强了习惯的力量。但如果加以反思和审查，暂时不按照这种惯性去执行，这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生成其他的可能选择，并且对这些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审察与评估，这反过来削弱了习惯的力量。

　　这类习性的影响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立即按照这类习性进行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该习性非常强大，我们就倾向于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该习性非常微弱，我们就倾向于不受该习性的控制。

　　过往累积的习性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完全决定性。在高级监控功能下，我们具有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的能力。所谓高级监控功能，是指人类的反思，理性，觉察与选择等能力。高级监控能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对该习气进行理性的觉察与选择。如果高级监控功能越是微弱，我们就会越不加审查地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高级监控功能非常强大，我们就会越理性地对该习性进行觉察与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执行相应的习性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有条件的，但并不能说该习性反应是被事先决定的。当该习性反应已经发生，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是受先前的习性的影响的。但该习性反应并不是被事先决定的，因为在事情发生前我们具有不执行该反应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们所选择的习性反应可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自由的习性反应之后，引发身体，语言或者思想的行动。这种行动，也可以说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塑造和重塑着我们的个性。

　　六、可能的反驳与分析

　　对于自由意志说，有一种常见的反驳称为“对于自由意志的典型反驳”（The Standard Argument Against Free Will）。这种反驳在历史上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现。大概而言，这种反驳认为：一方面，如果非决定论成立，那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我们并没有对于意志的控制力，人类也就不必为随机行为负责。在此意义上，人类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如果决定论成立，那么未来是可预测的，也就没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意志都不能成立。斯马特（Smart）认为，或者决定论是正确的，或者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这两种已经穷尽了逻辑的可能性。[12]因此，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我们将结合本文的自由意志模型，对于这一反驳进行分析和说明。一方面，非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人类行为并不是纯粹随机偶然和无作用力的。另一方面，即使决定论在宏观物体运动方面成立，但是一旦牵涉到人类行为，决定论并不成立。举个例子，对于一辆无人驾驶车辆，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质量和速度等因素，推算出未来某一时候这辆车的位置和速度。但是如果这辆车里面坐着驾驶员，那么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尽管受限于车辆的性能和环境等因素，但是这位驾驶员依然可以选择加速或者减速，如此这辆车未来某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那么，如果非决定论与决定论都不成立，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斯马特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有原因的，要么是随机的。所以，要么决定论成立，要么非决定论成立。其实，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已发生的事情是有原因的，未发生的事情则是不确定的。斯马特将已发生的事情与未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忽略了这种中间可能性。如果我们将事情划分成“已发生的”和“未发生的”，那么就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走向哪条路是不可完全决定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有可能选择不走，我们有可能选择这条路，我们也有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当我们已经选择走向某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走向这条道路是有原因的。

　　七、自由与责任

　　面对着外在与内在的各种约束，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的能力，所以人类也就要承担由此自由带来的责任。

　　即使一个人处于负面的环境里，他接受到的教育是负面的，但是这个人依然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外在的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更进一步地，假设一个人的大脑接收到某种指令，可能是来自于科学信号，如果这个人按照这个指令执行的话，那么他也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内在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因为人类过往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形成了人类内在约束的诸习性。这些内在约束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当下的选择。内在约束越强，我们越倾向于按照这种习性进行反应。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习性进行反应，我们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性进行自由选择，选择和走向了某一条道路。那么，当在这条道路上发现问题的时候，或者发现走错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自由选择所带来的责任。

　　八、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神经可塑性

　　以前有个成见，以为大脑的结构与内容在成年以后就固定不变。然而，近几年的脑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大脑的功能会随着经验而变化，大脑的功能是可塑造的可变化的。[13][14]这称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大脑中包含着大量神经元（neurons），这些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synapse）连接在一起，形成各式各样复杂的神经回路（neuronal circuits）。神经回路接受刺激的输入，产生反应的输出。这些神经回路，也是可以改变的。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具有某种对应性。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习性，对应于大脑里各式各样的神经回路。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重复某种习性，相应的神经回路就会加强加固。固化的程度越严重，那就越近于一种“刺激——反应”的简单冲动习惯。如果我们对于习性加以理性地选择，停止相关的习性反应，那么相应的神经回路也可以削弱减小。固化的程度越减弱，神经回路就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就有越多的可能性。

　　当我们面对着分叉路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选择某条道路，那么就会强化某种习性。相应地，也会强化大脑的某个神经回路。如果强化的程度很严重，相应的神经回路也就越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是别无选择，有一种力量逼近我们只能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我们进行理性的选择，用理性代替冲动，那么习性就会减弱，相应的神经回路也会弱化。这样，我们就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九、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概念构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命题’、‘命令’、‘规则’、‘计算’、‘遵守规则’这些词都与一种技巧、一种习惯相联系。”[15] 人类的很多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习惯”，都可以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得到合理解释。

　　概念构造能力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能力，它可以在习性这个层面上得到理解。我们学习的概念[④]，来自于生活世界，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例如，“红”这个概念，基于语言共同体相似的身体机能，通过“刺激”和“反应”和“调整”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小孩子通过指物练习，将红色色块的刺激与“红”这个概念相连接。在训练中还需要“调整”的机制，如果这次反应是正确的，这是正向反馈，如果这次反应是错误的，那么就是负向反馈。如此这样训练，我们的刺激与反应模式渐渐符合于语言共同体。我们在反复地训练和交流中，掌握了“红”这个概念的用法后，就可以独自进行概念化的活动。比如对于眼前的红色色块，我们根据经验积淀有“红”的概念，现在把眼前的红色色块归类为“红”这个概念，因此就概念化为“红”这个概念。这个红色色块，在概念化为“红”后，反过来也建构了“红”这个概念。用数学化的语言来说，假设经验积淀的个体红的集合为A，当前知觉的个体红为a，则新的个体红集合等于A再并上{a}。在这个意义上，“概念”一直处于构造之中。

　　规则构造能力也是相似的，也可以在习性这个层面得到理解。我们学习的规则，来自于生活世界，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于生活世界。我们学习的规则，也是通过“刺激”和“反应”和“调整”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每次所谓“遵守规则”（或“违反规则”）的行动，就是对这些规则的一次再解释。这些规则，也是一直处于构造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层面上，认知与伦理具有某种平行性。我们有各种认知规则，这些规则是习惯的产物。我们也有各种伦理信念，这些信念也是习惯的产物。

　　这些习惯如“概念”、“规则”与“信念”的构造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习惯对应于习性，习惯的构造与变化，对应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我们一方面可以加强这些习惯的惯性，我们另一方面也可以削弱这些习惯的惯性。这正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

　　十、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机器智能

　　“机器智能会不会超越人类智能”，这也是心灵哲学热议的话题。通过本文的自由选择说，提供了探讨这一话题的另外一个思路。

　　人类智能，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具有相当的可变性和可塑性。人类智能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可以放下某种习性反应，寻求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能力。人类的智能并不是被决定的，然而机器智能，在被设计好之后，却具有决定性的特点。

　　一个程序依赖于基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些都依靠设计者的设计。数据结构的表达能力，决定于设计者的观察程度和形式化能力。算法的智能程度，决定于设计者的智能程度。即使有些程序是具有演化特征的，但是关于“如何演化”的更核心算法，也依然是被决定的。

　　机器智能是被决定的，按照既定的结构与算法进行计算。然而人类智能，却始终具有这样的可能性：从原有结构与算法中脱身出来，寻求其它更好的结构与算法。

　　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是这样的：人类智能从生活世界中发现了一些知识与规则，将这些知识与规则数字化与算法化，然后将这个任务赋予机器。人类智能指了一个方向，机器智能就往前冲。如果人类智能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又重新数字化与算法化后赋予机器智能，机器智能就换一个方向往前冲。

　　在此意义上，机器智能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相对于人类，机器的优势在于速度。严格来说，如果人类有机器的速度，那么机器智能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自由选择能力，正是人类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可以放下既有的习性模式，才有可能超越既有的习性模式，才可以追求更多的可能性。

　　十一、结束语

　　本文考察了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些重要思想和重要实验，并且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根据这种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说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可以很好地平衡自由与责任。“自由意志”这一课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与脑神经科学、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基于自由选择模型，解释了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和人类智能对于机器智能的优势。

　　对于“自由意志”，哲学家赋予这个语词以不同的意义。同样一个语词，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一个语词的理解，要在上下文中得到理解。所以，在讨论“自由意志”的时候，有必要先澄清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邓尼特的双层模型，与其说是 “自由意志”，不如说是某种“非决定性”或者“随机性”。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免于外在强制的情况下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则不但要考虑到外在约束，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可能的内在约束。本文认为，即使在外在约束与内在约束之下，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具有“自由意志”。

　　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李贝特实验。在李贝特实验中，习性形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志愿者意识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付诸执行或者不执行。习性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选择，并没有完全决定志愿者的最终选择。所以，李贝特实验并没有取消人类的自由能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同样一个科学实验，可以具有相当不同的解释。科学实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科学实验的解释可能是有争议的。对于一个前沿问题的科学实验，往往会超越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式的理性反思能力与概念分析能力是相当重要的。爱因斯坦说过，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

　　本文的理论模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自由意志的“可理解性问题”。如果一切都是决定的，那么没有自由意志。如果一切都是随机的，也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典型反驳者认为，这两种可能已经穷尽了逻辑可能性，因此自由意志不存在。奇怪的是，仅仅通过这样的逻辑（或概念）推理居然可以证明一个经验问题。逻辑是已有知识的符号表达，在演绎封闭的意义上，逻辑推理并不能发现新知识。从信息的角度来看，演绎推理并不能增加信息量。同样，逻辑矛盾并不能用来发现新知识。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而要看”。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本质上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的是对于人类经验的各种观察，而不是逻辑上的反证法可以确认的。这是一种对于逻辑推理能力的过分夸大。我们的理论模型说明，在此两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已发生的事情是有原因的，未发生的事情是未决定的。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是人类智能的重要特征。通过这种自由选择能力，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通过这种自由选择能力，我们可以放下既有的习性模式，可以探求其他更好的可能性。对于自由意志的理论解释，同样需要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力，去分析那些既有的理论模型，去探求其他更好的理论模型。

　　注释：

　　[1] 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Wilson Truscott and Frederick Lincoln Emory, A Philosophy essay on Probabilities,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51, page 4.

　　[2]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63页。

　　[3]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63页。

　　[4] Libet, B., Gleason, C.A., Wright, E.W., Pearl, D.K..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 (readiness-potential). 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 Brain. 106 (3):623–642, 1983.

　　[5] Soon CS, Brass M, Heinze HJ, Haynes JD. “Unconscious determinant 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Neuroscience, 11(5):543, 2008.

　　[6]Benjamin Libet. “Do We Have Free Will?”.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6, No.8-9, pp. 47-57, 1999

　　[7] Daniel Dennett. "On Giving Libertarians What They Say They Want," Brainstorms: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Mind and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286-299, 1978

　　[8] Daniel Dennett. "On Giving Libertarians What They Say They Want," Brainstorms: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Mind and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295, 1978

　　[9] Alfred R. Mele. Autonomous Ag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Ekstrom, L.W.. Free Will: A Philosophy Stud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11] Ekstrom, L.W.. Free Will: A Philosophy Stud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pp.115

　　[12] J. J. C. Smart, "Free-Will, Praise and Blame," Mind, July 1961, p.293-4.

　　[13] Rakic, P. "Neurogenesis in adult primate neocortex: an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3 (1): 65–71, 2002.

　　[14] Ponti, Giovanna; Peretto, Paolo; Bonfanti, Luca; Reh, Thomas A. "Genesis of Neuronal and Glial Progenitors in the Cerebellar Cortex of Peripuberal and Adult Rabbits". PLoS ONE 3 (6): e2366, 2008.

　　[15] 维特根斯坦著, 涂纪亮主编，徐友渔，涂纪亮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7卷.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Free Will: Free Choice under Constraints.

　　ZHUANG Chao-hui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some important opinions and important experiment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Event –Causal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another new model: free choice under constraints. Under outer and inner constraints, human have the ability of free choice. The free choices are caused, but not determined, by the outer and inner constraints. In addition, the free choices will refashion the inner constraints. Based on this model of Free Will, neuroplasticity, conceptualizations and human intelligence c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Key words: Free Will; Free Choice; LiBet’s Experiment; Neuroplasticity.

　　收稿日期：2011-03-31

　　作者简介：庄朝晖（1976-），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曾获首届洪谦哲学论文奖二等奖。

　　[②] 这是传统决定论的观点，也称为强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现在也有一些弱化的决定论的观点，这些弱化版本的决定论，已经与传统意义的决定论不同了。如果有一种温和决定论认为，一切已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这种温和决定论，与本文的理论模型不冲突。

　　[③]当代量子物理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世界的不确定性与或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强度。

　　[④] 这里所说的概念，主要指那些与经验有关的，或者说综合性的概念，而不是指那些与经验无关的，分析性的概念。下面所说的规则，也有类似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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