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做人的道理句子:历史上的今天（4月12日）

附录1:

江孜保卫战 

江孜保卫战（油画）

英国侵略军在堆拉一线作战得手后，得寸进尺，积极作进犯江孜的准备。中国军队并没有因为初战失利而气馁，也作了继续抗击侵略军的打算。

康玛沿线之战——1904年4月5日，英国侵略军从古鲁出发，北犯江孜。藏军据险固守古鲁至江孜间的康玛一带山谷，并不断袭扰英军。当地藏族同胞为捍卫家园，也纷纷拿起武器，加入了反侵略作战的行列。当英军进至康玛以南的雪那寺附近，守卫该寺的二三百藏军以高墙坚屋为凭借，予英军重大杀伤，由于兵力不足，在英军步、骑兵的包围下，被迫转移。尔后，康玛遂为英军侵占。9日，英军从康玛继续北犯，当进至藏姆章一带峻岭时，遭到千余藏军的阻击。藏军依托山地工事，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英军的进攻。英军又采用正面进攻与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包围了藏军阵地。藏军在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下，奋不顾身，英勇搏击后，向北突围，11日，英军迫近江孜。

江孜为相当于内地县一级政府的所在地，西通日喀则，东通拉萨，是西藏的军事要地。由于江孜驻军大部已南调各地，又缺乏预备队，与英军相比，兵力更显薄弱。江孜守军未敢近战而后撤，英军竟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了江孜城。随后，留少数兵马驻守，大部分仍由麦克唐纳率领折回春丕，以图伺机再战。

卡罗拉之战——藏军撤出江孜城后，西藏地方政府迅速组织民众武装近万人，分别集结于江孜附近和日喀则一带，并在位于江孜、拉萨、康玛之间的卡罗拉山谷地段筑墙设卡，由2000名藏军守卫。侵略军担心前进受阻，决定乘藏军立足未稳之际便发起进攻。5月3日，英军步骑及工兵全部由江孜出动，向卡罗拉进犯。7日，英军从正面分路向藏军阵地进攻。藏军和民团依山凭险，奋起抗击，经4小时激战，击毙英军官兵18人，迫使英军蜷缩在峡谷之中。下午，英军投入预备队参战，以求摆脱困境。在炮火支援下，英军突破了卡罗拉军右翼的一段防御工事。500藏军闻讯前往增援，也遭英军拦阻而未能实施机动。藏军为改变不利态势，改从左翼发起出击，接连3次都因遭英军机枪封锁而未果。而突破藏军右翼之敌却进入侧后高地，顿成前后夹击之势，藏军为保存实力，遂向浪卡子方向转移。

西藏民军袭击江孜——当英军向卡罗拉山谷运动之时，集结在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获江孜守敌不足200的重要情报后，当机立断，决定乘虚袭击江孜。5月4日，民军1000多人从日喀则方向直奔江孜，迅速占领了地方政府以及附近各要点、寺庙，控制了整个市区，并包围了江孜英军的巢穴棗江洛林卡。5日拂晓前，军民突然向英军营地发起进攻，英军遭此突袭，乱作一团。天明后，民军撤出战斗。9日，侵占卡罗拉之敌闻江孜营地被袭，遂返军回救，但仍未改变被围态势。西藏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攻取英军营地附近的村落，并痛击出击的英军。24日，从春丕出发的英援军一部，抵达江孜，配合守敌，向帕拉村民军展开反击。26日，英军出动炮兵、工兵，配合步兵进攻，由于该村墙高壁厚，在英军炮火袭击和炸药爆破下屹立未动。西藏民军依托高屋固守，经过一整天的逐屋战斗，民军弹药已尽，不得已后撤至地方政府所在地。英军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无力进攻江孜地方政府所在地，乃派人回春丕求援。

英军重占江孜棗当时，集结于春丕的英国侵略军已近4000人，另外还有近7000人、运输车1000多辆的庞大后勤保障队伍，于6月13日从春丕出发，经过10天行军，于23日抵达江孜。为了改变被围局面，英军首先向江孜外围的藏军阵地发起攻击，占领附近村落。28日，据守日喀则与江孜之间翟金寺的千余民军，冒着枪林弹雨，进行近距离格斗，民军与侵略军鏖战一整天后撤出战斗，英军切断了日喀则与江孜的联系。7月5.日，英侵略军兵分两路向江孜城和地方政府发起总攻。守卫江孜城的藏军，凭屋据险，奋勇抗击，一直坚持到傍晚。江孜地方政府是军民指挥部所在地，利用峭壁悬崖，修筑了各道防御围墙。6日，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冲击，经几小时激战，抵达民军前沿阵地，并以炮火轰开围墙缺口，蜂拥而上，民军弹尽，乃掷巨石击攀登围墙的英军，最后，在英军优势枪炮连击下，民军被迫向拉萨突围，江孜又沦于敌手。（《国防历史》）

附录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情形

1927年初，中国革命进入紧急阶段。胜利的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节节推进，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的军阀及帝国主义统治，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也日益猖獗。各种反革命力量急速重新组合。

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干涉。一方面派遣大批侵略军到上海，另一方面从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分化革命阵营。他们经过反复的观察，看中了那个在北伐战争中拥有庞大军事实力而又反共最得力的蒋介石，认为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的人物”。因此就以反共，镇压工人运动为条件，答应给蒋介石巨款支持。

1927年4月12日清晨，蒋介石终于露出其本来面目，从背后杀向革命人民。在他的指挥下，上海一伙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了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会所，正当工人纠察队进行英勇反击时，蒋介石指挥的反动军队来到现场。他们颠倒黑白，说是“工人内讧”，以维持治安为名，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上海工人阶级通过多次浴血奋战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当天上午，受蒋介石指挥的流氓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又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

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闸北工人从反动派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第二天，工人们高呼着“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冒雨游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的袭击，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

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下令封闭了上海总工会等革命组织，并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李大钊、肖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中共中央发表谴责蒋介石屠杀民众的宣言

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使党对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缺乏应有的准备，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一伙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刽子手葬送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强烈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与反革命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据人民网）

附录3：

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发射升空 

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返回地面

1981年4月12日当地时间上午7点（北京时间20点），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上天。发射时，只见“哥伦比亚”号尾部发出一道熊熊的火焰，冒出灰白色的烟云，接着，它凌空而起。长长的白烟一直向天空伸展。两分多钟后，固体燃料助推火箭脱离航天飞机，向离发射地点250公里的海洋溅落。试飞正常。

“哥伦比亚”号第一次试飞的机组人员是指挥员约翰·杨和驾驶员罗伯特·克里平。宇航员约翰·杨曾驾驶双子座和阿波罗飞船四次进入太空，而罗伯特·克里平进入太空还是第一次。

航天飞机主要由轨道器、助推火箭和推进剂外贮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轨道器是航天飞机可以载人和有效载荷的主体部分。长约37米，最大翼展24米。自重约68吨。

美国在1972年即决定研制航天飞机。设计要用它把大量载荷送入地球轨道，使它能在轨道上检修卫星，并能把卫星带回地面修理等。它可以像飞机一样在机场跑道上着陆，一般可重复使用100次。

但是“哥伦比亚”号的目的只是试验其性能。这一次是计划中四次试飞的第一次，到1982年才正式开航。

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和政治上，这都是一件引起全世界注目的大事，自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世界宇航科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目前空中不停运转的各种人造卫星不计其数。然而，它们只能自行堕毁无法维修，更不能返回地球重新使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设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像火箭一样地飞，像人造卫星一样地在太空轨道上运行，又可以像滑翔机一样地按时按地降落，然后还可以再次使用。18米长的机舱，能装运36吨重的货物。换言之，这个航天飞机如果成功的话，将可以用作在太空中进行工作的科学实验室，为人类开辟新的知识源泉。过一阵子，甚至还能成为一个空中工厂生产一些在地面上难以生产的高标准产品。还可以成为太空修理站，载人和装备去建立新的卫星，维修或撤回旧的卫星。有人把航天飞机称作“太空卡车”，可能在80年代中期即可定期来往于地球与太空之间。

第一架载人在太空穿梭并能返回地面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围绕地球转了36圈经历54个半小时，于4月14日下午按计划飞返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

附录4：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大汉奸：陈公博的三面人生

 

陈公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公博是富于多变的人物。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探析陈公博一生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无不给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第一面人生：中共一大代表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人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人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中共一大模拟场景（蜡像）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1~A55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第二面人生：国民党大员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人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陈公博随汪精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精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精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帼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精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回国。1937年1月，汪从巴黎回到香港，陈公博等将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第三面人生：中国第二号大汉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 “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1943年，汉奸汪精卫访问日本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此时，陈公博对投日仍有顾虑，不敢贸然行事，一直与汪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1939年8月，汪精卫在 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不肯出席。1940年初，汪精卫的两位死党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并且在香港公布汪日密约的草案，给汪精卫致命的一击。这使素以汪派小集团利益为重的陈公博“愤愤不平”，他对汪精卫个人的“前途”表示“莫大的忧虑”，在别人的劝说下，陈公博终于决定叛国投敌。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陈公博不仅主持伪立法院通过了这个条约，而且还接二连三发表讲话，厚颜无耻地称颂该条约使中日两国“以前互相敌对、互相猜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四周年时发表谈话，赞扬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不只已经恢复，而且已经确立”，他呼吁国人停止抗日，实现所谓的自由独立和自强。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 

1946年大汉奸陈公博受审

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在“就职训词”中称自己“被推负责于痛悼之余，不敢以才轻任重而轻改追随主席之初衷，亦不忍在国步艰难之时而诿其责任，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旋即公布了他的伪五大“施政纲领”，把他的执政方针归结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

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为此，他分三步“重整党务”：第一步，使已成立的各级伪党部恢复活动；第二步，整理党籍；第三步，选出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汪伪政权末日指日可待。7月，出席伪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选出百分之九十。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据《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