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体育精神的名言:对“1+1=2”的尊重

   王小波先生在其杂文《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引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说：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小学数学里最简单的一道算术题，要演算出这个结果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样的一道数学题如果要进入中国社会领域，就会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特别是中国古人有“中庸之道”之后，现在的中国人又有“辩证法思维”，这一古一今，一中一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问题就没有那样简单了。这道算术题一旦进入中国人的大脑立即会变得复杂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可能会是3，也可能是843，还可能等于任何数，关键是想知道答案的人的权力大小与其真实想法如何。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看到这样的答案：领导想要得到多少就是多少。想一想中国人有那么悠久的“指鹿为马”的历史传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仍然无法解决“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了。

   不要小看这道最为简易的算术题，在西方国家所蕴含的逻辑法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一个正确的前提如果再加上正确的逻辑规则，答案自然也是正确的，可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再加上一个错误的法则，几乎就可以推导出任何想要的答案来。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要追求真理，简直是痴人说梦。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在面对“一加一等于二” 这样的事实的时候，常常灵魂脱壳，信口雌黄。比如，明明人是有“利己”的一面，我们偏要来一个“存天理，灭人欲”，明明如果人被剥夺了食物就必然会饿死，而人一经饿死，则任何信用都是妄言，我们的圣人却偏要来一个“去食”，而借口则是“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我不知道一个饿死的人凭什么去“信”，凭什么去“立”？其实承认人的“利己”的一面，并不等于就承认“自私”就是神圣的。人的“利已”性恰恰是人类能够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而承认人类本性的“利已”特性，才有可能克制专制独裁所产生的大恶，而且也才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利，平等和谐相处。其实人从“利己”一面是很容易演变成“利他”的。人一切的行为都是“利己”的，可是如果要在现实中实现这种“利己”的效果，则首先要表现出“利他”，因为没有“利他”，那么“利己”就没有根据，人类在“利己”与“利他”的巧妙交互之中，早早地就产生了市场，因此才需要交易，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的劳动成果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平等交易，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可是，如果你不承认这样一个人类的基本事实，就会产生“圣人”与“独裁者”，凡是大独裁者大救星都是喜欢向人民宣称“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无私奉献”、“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把人民那一点点赖以生存的小小的“利己”之利加以完全剥夺，如果不能够将这样的一点点散落在民间的小利加以剥夺，则大独裁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的。如果不把一颗颗小心脏的血液提取来供养一个巨大的伟人心脏，就像一只只工蚁不牺牲自己那样，怎么可能养出一只超级大的蚁后呢？

   西方国家的哲人承认，人活着会追求快乐，而快乐也自然包涵了肉体上的快乐，甚至首先表现在肉体上的快乐，承认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会想办法通过发明与创造减轻因体力劳动而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因此，西方人的发明创造总是层出不穷，他们千方百计在减轻人的体力劳动对人的肉体所带来的痛苦与伤害。因此瓦特发明蒸气机，爱迪生发明电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比尔.盖茨创办微软.......但是中国人自古所发明的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倡导吃大苦，耐大劳，好像吃苦受累本身就是美德似的。

   看古希腊的人体画像与雕像，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重视人的肉体之健美的，对人肉体的重视与感受，是他们文化的一块重要的基石，可是，我们呢？常常看不到“人”，常常只能够看见“江山”，更不要说有着健美肉体的人了。我们常常看到的只是一个面目模糊一团，只有一点人的影子。中国孔子的像是什么时代的人画的，现在可能已经无从考据了，但是肯定不是孔子时代的人画的，但是，我看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德，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画像。画像中的孔子全身被宽大的袍子笼罩着，只有一个脸蛋与一双只露出几个手指的人物，一副谦恭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却是奴性十足的。而古希腊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德，我们看见的都是半露着身体，昂首挺胸，是一个个显示着充满力量的肌肉的壮汉，他们的身体健壮，肌肉发达，脑门镫亮，满脸胡须，充满身体的野性，也充满智慧的样子。看古希腊的人物肖像画也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差异不是偶然的，里面其实是蕴含了各自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中国人不重视身体，不重视肉体的健康，只要看看孔子对自己最得意的门生的赞美之词就不难理解了：“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段话，无异向世人宣布，“贤”的标准就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以致营养严重不良，导致身体病弱而死，这就是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称颂的道德英雄人物形象的根源。今天能够感动中国的人多大也必须要有这样的特征，也就不稀奇了。

   但是，我常常感觉特别奇怪的是，中国古人的审美观为什么会以畸形病态为美？我检查了一下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四大美人，几乎都是多病的，短命的，而且常常还病得不轻。严重的心脏病心绞痛的样子，被认为是最美的，因此被列为中国第一美人，西施这样的美人就是这样出台的。林黛玉之所以在《红楼梦》中被视为第一美人，金陵十二钗中的第一钗，那也是因为她是最弱不经风的，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肺结核晚期三年，但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病态生怜惜，心痛生妩媚”，好不美也。女人天然健壮的双脚就是不美，非得缠成三寸金莲，四寸银莲才美。可怜吴妈什么都好，就是嫌她小时候脚没有缠好，脚太大了，因此连阿Q这样一贫如洗的流浪汉都不愿意娶她。女人健美不好，男人性功能健全也不对，因此，宫女与太监就这样出现了。圣人有三千弟子，皇宫则有三千宫女。圣人有七十二贤人，皇宫则有七十二嫔妃。看来皇帝也得以圣人的行为标准，在娶皇太太这一点上也不例外。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还是那么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小说常常写一些稀奇古怪的违背人们的常识的东西，比如在这里年轻力壮的男人总是打不过老人、小孩与妇女，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打不过那些在藏在深山里自宫，然后炼出了“九阴真功”或者“降龙十八掌”的“太监”，离生命越远，则越是修炼到家，“存天理”的前提是要“灭人欲”，一个民族的审美观是与人的幸福生存法则如此相违背，这种文化必定也只好是病态的文化了。

   清末诗人龚自珍先生撰《病梅馆记》算是第一次发现了中国人的病态审美观，并且狠狠地批评了这样的审美观，可惜他没有说明其文化根源。其实这样的根源早在孔子这里就埋下了。只是孔子为什么以病态为美？可能还得进一步追究下去。或者也只是一个失败的弱者对自己的最好辩护吧。一个居上位的人，车美马肥，食甘寝安，应该不会赞美颜回式的陋巷生活。但是孔子虽然赞美这样的生活，自己却追求的是另一种生活。也就是赞美别人吃苦，其实是为了自己享乐作准备。因为别人心甘情愿地吃苦，而且从吃苦中吃出了“崇高”与“道德”的时候，自己享乐的机会就会大增。孔子对自己的吃喝是异常讲究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管这样的饮食是否科学，至少也是人之常情，可恶的是，这只是针对自己的，而对别人则是要求“一箪食，一瓢饮”，则足矣。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独裁者总是喜欢提倡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幽暗心理所在了。

   一个民族如果总是在常识性的问题上反复纠缠不清，总是不愿意承认一个简单的逻辑法则，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这个民族所承受的苦难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里将会产生无法无天，在这里将没有道理可讲，在这里可以胡作非为，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可以颠倒黑白，在这里可以指鹿为马。颠覆“一加一等于二”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加中庸”，什么鬼话都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加以演变，一旦中庸辩证起来，一加一会等于多少？只有天知道，答案完全在那个通过枪杆子打出的政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