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阵:传统教学、传统语文教学经验到底都有什么

“课标”语境中的语文传统教学经验审视   提要：“课标”给语文课堂改革带来许多新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了绝非个别的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泛语文”甚至是“去语文”“非语文”的倾向，这些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点是对我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承传关注不够。如此认为的归因有四：    ——信息不够对称    ——本体遭遇遮蔽    ——批判淡化继承    ——浮华排挤扎实    始于世纪之交的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改革。《语文课程标准》的制订和实施，无疑会较多地面对21世纪信息化、全球化、个性化时代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应答。这也确实给语文教学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和对策，如尊重学习主体的特点和发展需求，确立以人为本的三维目标，积极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构建平等对话的课堂运作机制，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和独特体验，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知识的综合运用，等等。这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语文教育的全面质量，而且从根本上强化了语文课程的时代建设，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都有待在实践探索中日趋完善。在“课标”语境中的语文课程实施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我们在看到“课标”给语文课堂改革带来的许多新景观的同时，也发现了绝非个别的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泛语文”甚至是“去语文”“非语文”的倾向，更是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点是对我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承传关注不够。如此认为的归因有四：    ——信息不够对称。课程标准的制订无疑会反思原来《语文教学大纲》中许多的“不合时宜”，会更多地考虑到如何应对新世纪的全球化挑战，会参考一些外国母语教学乃至“课标”制订的成功经验，也会有选择地吸纳西方的“后现代课程论”“建构主义”“接受美学”“多元智力理论”等现代思想。所有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可以体现多元文化的优势。但从教师队伍的构成现状看，青年教师正在成为主体。他们有限的工作经历，对于纵向的民族的语文教学发展历史和传统经验，往往知之不多；而对当代的、横向的新理念、新信息，则比较容易发生兴趣，接受较快。这两者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对汉语文固有的本色本真的淡出。这本来被人们视为是不会丢失的东西，现在恰恰被遗失了。    ——本体遭遇遮蔽。中国语文教学的本体是汉语文，若从甲骨文的发现算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若从孔子开讲《诗》《书》《礼》《乐》《易》《春秋》算起，也有两千五百年的传统了。汉语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在其他几种表意文字先后消亡之后，唯独汉字不仅一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曾先后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一些国家，被借去记录他们民族的语言。如今，汉语又是国际通用语言之一。汉字不同于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拼音文字，而是一种表意文字，强调的是“意合性”，显示出一种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每一个汉字兼具“三码”（形码、音码和义码）和“复脑”（既可形象思维又需抽象思维）的特点，独立性很强，犹如活跃的化学分子，在滚动碰撞中可以自由地组词成语、连句成篇。以此构成的汉语，也重在意合，其意蕴要从上下文中体味，重在整体感知。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决定着汉语文学的教学方法和学习规律，也深层地反映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东方思维方式。语文学家王森然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说过：“其他各种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还有可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特有国文，非有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参见《中学作文教学概要》）。这是很有见地的。虽说汉字、汉语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有了一些变革发展，但它的血脉没有变，总体没有变，学习汉字、汉语的基本规律当然也不会变。借鉴西方母语教学中的一些思想虽属必要，但必须充分考虑是否适合汉字、汉语的自身特点和教学规律，不可遮蔽了汉字、汉语本体。应当说，还是中国人最懂得如何教学中国语文，因此也应当特别重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那毕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考验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珍贵认识。    ——批判淡化继承。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古代的语文教学不是单独设科，而是哲学、经学、史学等融合在一起，语文教学偏重于读经传道，其内容充斥了儒家教义和封建礼数；又因为历来的言、文不相统一等原因，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许多方面常被视作落后而遭致批判。在民族虚无主义者眼里，更因近代的西学东渐和慑于西方科技文明的心态，视传统语文教学为封建糟粕，“汉字落后论”的呼声甚高，以致不少人曾有将汉字拉丁化的改革设想。在这样批判浪潮的冲击下，必然也会祸及对语文教学历史经验的公正评价，视此为冬烘先生的陈词滥调，完全地不科学。尽管这样的批判大潮已成为过去，“汉字落后论”也正在被时代的现实证明为谬误。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了汉字是最具生命力、最优美、最智慧的文字，它的完备的系统性，鲜明的示差性和高适用性，即使在计算机输入上也显示出比拼音文字的优越。然而，曾经泼向汉字、汉语的脏水，还一时难以在人们的头脑里洗刷干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影响着我们对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珍视和承传。    ——浮华排挤扎实。改革开放为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语文课程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借鉴国外的一些当代学说和先进理念，引入了西方国家母语教学的某些经验，这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然而当这些“舶来品”一齐涌来时，我们需要时间将它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与汉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相适应，有一个民族化的消化吸纳过程。如果只是一窝蜂地“拿来”，或者半懂不懂地照搬，就难免会被人们看作一种“时尚”而风行一时。这种被追慕“浮华”的情绪所捆绑，也会使我们排斥曾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且足以朴实地反映出语文学科本色本真的那些传统的教学行为。甚至视这些本来是应该承传的宝贵经验为“老土”“不合时宜”而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抛弃。这也许正是当今人们特别呼唤“本色语文”的归来，希望语文课堂应重视扎扎实实地“学语习文”的原因所在。  提要：在实施新“课标”的语境中，要体现对汉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承传，我们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识字为先”与汉字文化意识    二、“文以载道”与“文道结合”理念    三、诵读为本与重在积累策略    四、提倡涵泳与注目阅读感悟    五、重视习练与坚持“多读多写”    新“课改”虽然是面对21世纪全球化挑战所作出的战略回应，其重大意义远远超越了课程教材的范畴，但决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我国两千五百年语文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崛起的一个时代高度。今天的语文教学改革无论有了多少现代化的发展，都无法抛开传统，另辟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因为传统是无法割断的奔腾汹涌的历史长河。今天的“现代”就是昨天的“传统”；而今日的传统，正是昨日的“现代”。传统是一代代人创造的积累,现代人实际上是活在古人的历史文化之中。所有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吸纳前人的成果。当然，接受传统也不是搞历史倒退，试图在已经消逝的时空里去建设现代的语文课程文化。其实在“承传”的语义中就应当包涵了在“承前”中“启后”，在“继往”中“开来”的蕴意。新“课标”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改革，应注意“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在“课程的基本理念”部分也强调“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的影响”。显然，这些阐述，都指明了继承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对于深入开展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施行的实践中还是让我们感到对汉语文传统教学经验继承发展之不足。好在巢宗祺教授在2001年11月14日接受《语文学习》编辑部的采访时就已经表示：“‘标准’在实施上怎样更有可操作性，还有待通过实验加以改进。因为现在有许多目标是带有前瞻性的，以前没有。处理前瞻性和继承性的关系有待探索”。    国学大师高怀瑾先生接受访谈时曾说到，现在一般的人们，“太过年轻现代化了，根本不知道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有多么的轻松愉快，使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达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们说‘弦歌不绝’，就是这种境界”。古人把“最难记的‘算术’、‘天文’、‘地理’、‘物理’等学识，都编成‘歌诀’来唱，声声朗诵。那便是最高明的方法……”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李伯棠先生在其所著的《小学语文教材简史》中也曾指出：“我们进行语文教学，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要符合学生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我们的前人，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在这两方面，已经摸索出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是我们语文教学中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继承。”那么，在实施新“课标”的语境中，体现对汉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承传，我们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识字为先”与汉字文化意识    汉语以汉字为基础，所以在汉语文的学习中，识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明代的《教学良规》中就明白指出“教小儿须先令其认识所读之书之字”，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更强调“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所以在我国语文教学的历史上不仅有以“三百千”为代表的集中识字教材，而且有极为丰富的识字教学经验，可供借鉴。由于小学是基础的基础，识字量的达标，识字工具的掌握，识字方法的熟练运用，能用硬笔和毛笔书写汉字并体会到汉字的优美，以及识字、写字良好习惯的养成，基本上都必须在小学阶段完成。教育部基教司2000年1月20日在《关于当前九年义务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就强调指出：“应充分考虑汉字的特点，以提高识字教学效率。同时，让学生在识字过程中初步领悟汉字的文化内涵。”然而教学现状不能令人乐观。识字教学未能真正体现如新“课标”所倡导的是小学语文“1～2年级的教学重点”，对传统的识字教学经验又缺少了解。在3～6年级的语文教学中对识字教学更为忽视，一次出现一黑板（或屏幕）的生字，一读了之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实，汉字在中国是比龙、比长城不知伟大多少倍的创造。汉字的方块形和表意性，不是它的落后，而正是它最可宝贵的长处。可别小看了构成汉字的那些笔画线条，在其变幻无穷的组合中，凝聚的却是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炎黄子孙的生命意识。这正如余秋雨所言：“东方式的线条是精神的轨迹，生命的经纬，情感的线索，在创作过程中又是主体力量盈缩收纵的网络。”另一方面，就信息的存量来讲，点不如线，线不如面，这是几何学的常识。汉字的二维平面方块，比线形文字的信息储存功能自然会大许多。这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讲，一个汉字便是一个电子集成块。汉字融“三码”（形、音、义）于一体，兼有“双脑”（图象化的形象思维与意合性的抽象思维）开发的功能，堪称是一种大智慧文字。现在，有人只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现代效益，应当是提前读写，发展思维。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因此就排斥了识字教学的独立价值。这正如语文学家宋永培先生所讲，汉字这个书面符号，它的灵魂是义，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与活动的义，所包含的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念。现在，人们有意无意地把汉字的定义仅仅限制在脱离了文化内涵的一串声音或符号的范围，这是受苏化、西化影响的结果。他们的文字是直接写的，只注重读音自然无可厚非，但以此来对待汉字的教学就近乎荒唐。20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他女儿讲：“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讲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可是在我们的识字教学中，却远远没有达到把每一个字看成是一首诗、一幅画来教学，甚至或多或少把识字只看成是为了“扫除阅读障碍”的一个教学环节，为进入阅读和写作搬掉“绊脚石”，忽视了汉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宏大价值。正因为小学的识字教学没有充分到位，发生在大、中学生中，写不好字，不能正确用字等未能过好文字关的严重现象也就不可避免。这不仅关系到语文教学的质量，也影响到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素养。    二、“文以载道”与“文道结合”理念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学并不单独设科，而是与经、史、哲等结合在一起，换一个角度看，语文教学更深地体现了以“求善”为目标的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本质特征。从孔子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明理学家和清代桐城学派，关于“文以载道”的论述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尽管古代的“道”所指乃儒宗教义、封建礼数，并不如现代那样泛指思想内容，但文与道必须相结合的观点，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语言形式与人文内涵必须相结合的观点，仍然一脉相承。如唐代的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就说：“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如道则气衰。”言说者从强调文质必须兼备的角度，提出了“文道统一”之重要。宋朝的周敦颐，直接指明了“文以载道”的关系：“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通书·文辞》）。朱熹（宋）对文与道关系的比喻更为明彻、直白，他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辑略·卷八》）。综观我国从先秦到唐宋古文运动前这一历史时期的语文教学可以称之为“诗教课程”。这是以孔孟儒学为育人目标，并以《诗》的审美趣味，提升学习者的品德情操和言语行为为过程，以培养“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君子为目的的语文教学活动。从唐代“古文运动”以后的一千多年，语文教学则是以“文教课程”为主流。它是以唐宋儒学的育人标准为要求，以唐宋古文的审美情趣，提升学习者的品德情操和言语行为为过程，以培养具有忧患意识、旷达个性的文化人为目的的语文教学活动。（参见靳健《我国古代语文课程的性质、特征及其教育功能》，《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无论是“诗教课程”还是“文教课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同质的精神，即都把学诗或习文与治道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此可见“文以载道”的功能所体现的文道结合的特征，正是我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一个重要内容，新“课标”所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正是继承中的发展。然而，建国以来从上世纪50年代的文道之争，到60年代始语文教学思想性和工具性的反复辩论，到80年代的“重情节分析”还是应该重“语文训练”的反思，直到世纪之交新“课标”提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课程基本特点认定，可谓硝烟不断，其共同点便是反对语文形式与其蕴含的思想内容相割裂。进入新“课改”，我们在欢呼“人文性”在语文教学中复归的同时，又开始有了以“人文”代“语文”之虑。所有这些，都会使我们深感“文道结合”的语文教学传统理念，确有仍需发扬光大之价值。    三、诵读为本与重在积累策略    以诵读为本是我国语文教学宝贵的传统经验之一，这由汉语的特点所决定。汉语不是单音节语言，但构成汉语的汉字是单音节文字，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声韵之美。因为汉字的单音节特点，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语和短句，而且在合辙押韵上，要比多音节的西洋语文容易得多。西方的印欧语系，采用拼音文字，是表于形态的，如语言的格、调、性均标以明显的形式特征和严密规则，可见于视觉。而汉语重意会，无形态标识，语法规则也十分灵活，极具悟性特点，全靠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会，这就要依靠反复诵读去体悟，读得多了自然能够领略那些不合常规的表达形式。“好不高兴”不是“不高兴”；“高兴死了”与“死”无关，其实是很高兴。其他如“省略”“隐喻”“双关”“反语”“象征”等等，又使它足以携带许多的言外之意……总之，汉语所具有的音韵之美、形式之美、意蕴之美都决定了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特殊地位。《荀子》中的“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点出了熟读精思对于学习汉语的重要；苏东坡送安敦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不仅是指默读，更多的是指出声的诵读，而且在“读”前还要加一“熟”字，更要求反复地读，达到自然成诵的地步。朱熹还提出这种“读”的严格规范：“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训学斋规》）。学习汉语文之所以特别要强调读，把读视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关键还在于形成语感。“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熹《读书之要》）。所以，“读”占鳌头，实在是汉语文学习的不二法门。对此，新“课标”也十分强调“各个学校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近代语文教学受前苏联阅读教学法和西方阅读教学经验的影响，盛行起重分析、重讲问之风，似乎很难逆转。即使是对用现代汉语表达的课文，也是热衷于讲析到底、深度开发，占用了学生本来可以自主诵读的时间。诵读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积累。新“课标”十分重视语文学习的积累问题，有十处提到了“积累”一词，有积累词汇的，积累成语和格言、警句的，积累精彩句段的，还有积累习作素材的，积累生活的。所有这些积累都与诵读课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连学生能“读通课文”这一阅读教学的“底线”都不再受人关注，或上课伊始，就进入逐段讲问；或干脆把读通课文赶入无法控制的所谓“预习”中去。一方面课堂上很少看到老师有读通课文的训练，对读通课文的检查，和对读不通课文的细心指导。另一方面不少老师又觉得第一教时无事可做，习惯把一篇完整的课文割裂开来讲析，先忙不迭地把一、二段讲掉再说。须知学生连课文还不能读通，又如何谈得上理解、感悟，又如何谈得上形成语感。学生多读、少读、错读、倒读即使只是一个字，也就是从口中流出了一个文理不通的病句，也许就埋下了“读懂课文”中的一处陷阱。所以“以读为本”决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教法，实在是对汉语特点和学习规律是否认同的根本问题。    四、提倡涵泳与注目阅读感悟    学习汉语文的另一条重要的传统经验是“涵泳”，这是采用拼音文字国家的母语教学中所没有的。“涵”，《辞海》的解释是“沉浸”；“泳”，自然就是“游于水中”。合起来的意思大概就是学习汉语文就要沉浸在作品的语言之中去细细品味，反复体悟。这是因为汉语是由方块汉字组合的。汉字有很强的独立性，每一个字不仅声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人，其含义具有很大的意合性。特别在滚动组合成语言时又十分灵活。这正如王力先生所认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所谓“法治”，讲究的是客观的规律和逻辑；所谓人治，讲究的便是主观的直觉和意会。而这种主观直觉意会，总是在涵泳中产生。“涵泳”一词，早在左思的《吴都赋》中就已有“涵泳乎其中”的应用，宋代大教育家朱熹更是十分提倡。他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已省察”，把“涵泳”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提出。他在批评读书“贪多务广”者时又指出“终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宋人陆象山有诗云：“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急要细思量”。清人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更是把这一传统教学经验解释得十分透彻：“涵泳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泳，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稻、如鱼、如濯足，庶可得之于意之表”（《谕纪泽》）。这番话以生动的比喻强调学习语文必须全身心地沉浸在课文的语言环境中去口诵心惟，方能知其意、得其趣、悟其神。新“课标”中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这与传统的涵泳体悟之法自有一脉相承之处。可遗憾的是在当下语文课堂上，讲风依然太盛，过多的讲析和并不精当的拓展，所带来的新的“人文灌输”，占据了学生对课文典范语言的自主涵泳和个性体悟的时间。其实，人文就在语文之中，主要靠“涵泳”得之，而不是在语文之外。当然，对于涵泳与体悟，也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忽视了“分析”这个中介，所得印象不免有些模糊。但是就汉语文特点而言，重意会与直觉感悟，既可避免人为分割的认识局限，又可凸显以语感培养作为提升整体语文素养基础的意识。而且今天提倡重涵泳感悟并不反对必要的分析引领。清朝的陆世仪说的颇有见地：“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应当说，提倡学生的自主涵泳并获得体悟，是完全符合汉语文教学的本质特征和学习规律的。    五、重视习练与坚持“多读多写”    在新“课标”中只一处提到“训练”，似乎是有意地规避了训练，这使不少人在思想上淡化了对语文教学中习练重要意义的认识。我们可以暂先不谈回避使用“训练”一词是否必要，就“课标”而言，“没有强调‘训练’二字，但实际上包含了训练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将‘探究’和‘训练’放在恰当的位置”（巢宗祺2001年11月接受《语文学习》编辑部访谈录）。    重视习练是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之一。清代的颜元说的好，“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教学要“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从《论语》中的“学而自习之”，到朱熹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堪称古谚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到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都传递着“多读多写”这一重在习练的朴实的语文传统教学经验。孤立地看“多读多写”似乎已不合“追求效率”的时代精神，其实却非常符合中国语文的学习规律，即不强调从学习语法修辞等这些相关语言规律的知识入手，而从多多接触直接的言语作品去熏陶感悟。尤其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更不是要教孩子关于语言的知识，让他们去谈论和研究语言，而是要帮助他们形成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能力不可能只从听讲中获得，必须通过亲历的习练和实践。所以，新“课标”就特别强调“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言语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同样说明了多读多写的重要。教学实践表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全面提高语文素养，也只有在多读多写的语文实践中方能实现，舍此别无他途。    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21世纪的社会进步和科技昌明已今非昔比。同样，中国语文教学改革也历经阵阵急风骤雨而不断向前，新“课标”的创生正是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写出的新的篇章。在诸多的变化和发展中，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语文教学的“根”没有变，汉字与汉语的个性特征和历经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基本学习规律没有过时，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仍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应当在新的时代里有批判地继承，在珍重中发展。在新“课标”的语境中，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