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电话销售中遇到的问题:百年收藏 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7:00:25
小校经阁传奇
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
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
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
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
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
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
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
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
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
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
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
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
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
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
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
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
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
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
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
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
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
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
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
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
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
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
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
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
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
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
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
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
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
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
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
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
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
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
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
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
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统统收齐，
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
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
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
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
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
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
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
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近十几年来，刘家孙子辈中又出现一位著名人物———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
事长刘永龄，他在国内知识界，是“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亿利达科
技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全额赞助人。刘永龄当年是赤手空拳来到香港，
祖辈和父辈并未为他留下财富。他的事业大获成功之后，一方面潜心高科技研究，同时
又不忘桑梓之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青铜
钟鼎之国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
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
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
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
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
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
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
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
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
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
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
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
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
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
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
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
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
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
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
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
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
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
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
“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
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
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
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
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
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
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
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
大于上述的估计。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
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
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
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
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
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
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
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
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
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
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
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
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
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
“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
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
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
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
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
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
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
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
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
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
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
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
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
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
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
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
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
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
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
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
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
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
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
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
《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
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
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
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
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
因此称其居“二轩(晶缶)”，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
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竹甫皿)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
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
《(竹甫皿)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竹甫皿)斋藏古目》、《(竹甫皿)斋藏
古玉印谱》、《(竹甫皿)斋藏镜全目》、《(竹甫皿)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
吴式芬合辑》、《(竹甫皿)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
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澄撰
《(客心)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客心)斋藏器目》著录青
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
录60件。吴云《两(晶缶)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晶缶)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
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
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
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
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
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
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
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澄、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
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
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
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
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
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
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
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
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
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
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
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
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
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
“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中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
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的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须皿)、克
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艹腾)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
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
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艹腾)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
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
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
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
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
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
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锈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
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
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
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
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
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不
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
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
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
器的“世纪末现象”吧。
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
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
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
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
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
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
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
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
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
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
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
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
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
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
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
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
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
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
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
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
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
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
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
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
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
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
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
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
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
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
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
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
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
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
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
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
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
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
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
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
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统统收齐，
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
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
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
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
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
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
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
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近十几年来，刘家孙子辈中又出现一位著名人物———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
事长刘永龄，他在国内知识界，是“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亿利达科
技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全额赞助人。刘永龄当年是赤手空拳来到香港，
祖辈和父辈并未为他留下财富。他的事业大获成功之后，一方面潜心高科技研究，同时
又不忘桑梓之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青铜
钟鼎之国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
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
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
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
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
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
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
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
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
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
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
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
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
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
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
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
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
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
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
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
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
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
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
“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
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
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
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
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
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
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
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
大于上述的估计。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
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
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
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
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
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
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
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
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
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
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
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
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
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
“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
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
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
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
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
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
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
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
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
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
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
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
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
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
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
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
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
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
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
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
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
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
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
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
《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
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
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
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
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
因此称其居“二轩(晶缶)”，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
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竹甫皿)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
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
《(竹甫皿)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竹甫皿)斋藏古目》、《(竹甫皿)斋藏
古玉印谱》、《(竹甫皿)斋藏镜全目》、《(竹甫皿)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
吴式芬合辑》、《(竹甫皿)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
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澄撰
《(客心)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客心)斋藏器目》著录青
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
录60件。吴云《两(晶缶)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晶缶)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
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
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
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
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
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
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
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澄、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
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
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
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
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
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
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
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
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
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
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
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
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
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
“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中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
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的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须皿)、克
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艹腾)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
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
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艹腾)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
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
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
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
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
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
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锈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
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
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
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
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
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不
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
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
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
器的“世纪末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