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安全培训的内容:许锡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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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的人经常互相伤害着 许锡良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也会经常互相伤害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是遇到比他们更凶的兽时便现羊样，遇到比他们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6页。）因此，在鲁迅的笔下，就有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互相蔑视着，互相伤害着，比如用烈士夏瑜的鲜血醮了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嫌吴妈的脚太大了，又以捏小尼姑的脸欺负弱者为乐，还质问说和尚动得我怎么就动不得的阿Q。还有那些嘲笑与欺负多次守寡的祥林嫂的那些底层人们。这些人，后来都被革命的词汇称为“人民群众”或者“革命群众”而富有了神圣性，其实多数的时候，他们只是用暴力欺负自己同类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后来时髦的革命词汇就是“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这是非常民粹的话语，但是一些自称为“反革命”的人却对于如此的民粹思潮却赞赏不已。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就浑身不自在。虽然，我没有当官，在一些人眼里，没有经我的同意，我自然也是被划归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但是，我对被这样归类还是充满了怀疑，因为一个人一旦被归类为群众中的一员，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个性，没有一点生命色彩，有时这样的角色只是充当一下看客或者道具，或者被人代表的无数个砂粒中的一粒而已。尼采蔑视群众，强调“超人”和主人的德性，敢于向庸众开战，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敬佩的。我一直很怀疑作为社会底层的所谓“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能够担当起领导的作用，会有什么先进的思想。 在中国底层人之间常常是互相伤害着的。那些用泥头车撞死平民百姓孩子，然后逃遁的司机，那些给城市平民百姓吃的蔬菜里超倍打农药，声称要毒死他们的贫苦农民，还有给猪喂养有害于人身体健康的瘦肉精的养猪专业户，给婴儿用的奶粉里添加三聚氢胺的城市工人，挥刀杀向孩子的失败医生，婆媳之间用刀互相砍杀的家庭妇女………这些人不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吗？但是，他们对于另一些社会底层的人的直接伤害有时可能远远超过了贪官污吏。他们看不到贪官污吏们上千万成亿地对他们的剥夺，却为身边的蝇头小利动刀子，夺人性命。当年人民公社的时候，同自己一样苦命的农民社员，从来不会怀疑毛泽东在饥荒的时候，是否是真的不吃猪肉，却对自己的社员的几个工分分外眼红。一个乞丐，常常为了争夺一个空易拉罐而打得头破血流，却从来不会痛恨那些住在靠掠夺民脂民膏而住上豪华别墅的人。他们常常是一个社会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受着害，同时又在害着他人。他们有时值得同情，有时又让人痛恨。正如鲁迅对这些人的定位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常常目光如豆，极容易被收买，善良的时候，令人感动，凶残的时候，令人恐怖。他们有时在强权之下，像蚂蚁一样生存，像面团一样任人揉捏，没有一个定准。他们有时把事情做对，而且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以暴民的形象出现，用暴力降低社会的文明水准。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设置，既要防止精英主义的社会资源垄断，也要防止民粹主义泛滥成灾，那些动辄借人民群众说事的人其实也很可怕。 2011年12月8日星期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人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徒有虚名？ 许锡良 中国是礼仪之邦的说法由来已久，而且这个礼仪之邦据说还是孔子开创的。据说中国的礼仪之邦，是因为近百年的革命，特别是“文革”破四旧给破坏了。这种说法应该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暴力始终是与礼仪是格不格不入的，革命之后即使仍然保留着礼仪，也是从商业社会传入的商业文明里的礼仪。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孔子的礼仪其实并不同于今天的礼仪，今天的礼仪，其实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独立、自由、礼貌以及对对方人格尊重的基础上的，而孔子的礼仪其实是用于祭祀与婚庆之用，而且是用来标明身份等级与讲究排场的，用于标明上下尊卑的秩序。在这个时候，礼仪其实就只是明人伦等级的标志而已，有如古人在自家的门上标出门当，那只是身份级别与家庭地位的标志。 这样一套礼仪制度，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由平等，那一套东西自然而然就不再适合。 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就会有什么礼仪。比如中国的传统礼仪有：作揖、鞠躬、跪拜、磕头甚至殉葬等等，甚至在孔子时代，用活人殉葬就是最大的礼仪。否则孔子不会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有人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如此恨之入骨。然而，中国古代礼仪虽多，但是具体选择哪种，主要是看对象是哪个身份级别的人物，在这种礼仪中，一看就知道谁尊，谁贵，谁贱。而商业文明的礼仪主要是以平等自由，互相尊重为主要内容，表示亲近、友爱与尊重的。因此，商业文明发展出来的礼仪就主要有：握手、拥抱、亲吻、招手、问好等等。显然这样的过程不能够分出彼此的高低贵贱，只能够表示亲近与友爱。 可见，中国传统的礼仪，即使不产生革命，只要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商业文明的过程，都是要衰弱下去的。因此，中国传统的礼仪衰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化到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真心诚意地学习外来文化，那么，传统礼仪衰落的同时，现代礼仪能够及时填补空白，那也仍然不失为一个礼仪之邦。但是，中国在接受外来的商业文明的时候，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虚心、真诚与彻底，而是一方面学习点外来的技术等皮毛，一方面死抱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不放。也就是一百多年来，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在价值观与相关制度方面仍然是强烈的中国特色。因此，礼仪上的空白与缺失也就在所难免。因此，现在的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传统的礼仪因不适合时代的发展的需要，几乎完全丢失了，而外来的现代礼仪又不肯学。礼仪之邦无礼仪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礼仪的后面起支撑作用的是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中国儒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那些礼仪与道德观念，只有在熟人圈子里才能够起点有限的作用。而且，因为建立在与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以及互相依附的基础上，讲究的是三六九等，因此，中国的礼仪其实只是单向的，而不是互相的，是确定身份等级的一种方式。只是在下者向上施礼，而在上者安然接受，而无需有所表示。一旦这样的人际关系不存在了，人们进入商业文明，而且必须接触大量的陌生人，要跳出熟人圈子的时候，中国的伦理道德就出现了不适应症。传统的礼仪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商业文明的道德与礼仪，都是建立在平等、自由与利他的基础上的。商业之目的在于交易，而交易就是实现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在商业文明中，自己利益最大化，必然要想办法满足于他人的需求，才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将产品转变成货币，从而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交易的最大原则是赢利，而最大的规则就是平等与自由。我的产品我作主，然而我的产品能否实现利润却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也就是他人的需要。因此商业道德天然就是讲诚信，讲自由，讲平等的。自由，就是买卖自由，平等就是交易平等，任何强买强卖都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在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主要是陌生人的关系。这种在陌生人之中讲诚信的道德要求，是建立在人性、人权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密切结合上。是利他与利已的完美结合。所以，在商业文明里，一个善于服务他人，有公益之心，同时又有服务本领的人才能够获得利益，才能够得到幸福。在商业文明里，顾客就是上帝。学生在学校就受到真正的服务意识教育。服务他人就是自己的立足于社会之本。美国学校考察学生成绩，很大的一项就是服务社会的意识与服务的本领。没有这一点，成绩再好，也不会被名牌大学录取。 但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里，儒家文化主讲究上下尊卑的。连礼仪也是用来服务于这种上下尊卑的价值观的。在这种礼仪的后面，是大家努力争当人上人，出人头地，取得高于他人的身份地位，然后相应取得一种剥夺与侮辱他人的资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欺负与被欺负，凌辱与被凌辱，压迫与被压迫，就是人际的常态。所以，在中国即使还在幼儿园里，父母们对孩子的关注不是要求孩子为他人服务，而是如何防止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在成年世界，欺负与被人欺负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所谓的礼仪，也只是巩固与强化这种上下尊卑的秩序之用的工具。通过这种礼仪，让在上者耀武扬威、趾高气扬；让在下者卑躬屈膝、奴颜婢膝。在这种社会里，一旦跳出了血缘关系与熟人圈子，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十分冷漠，严重缺乏诚信。在传统的农业文明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非常单一落后，社交范围非常小的情况下，这是可能实现的生存方式。然而，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农业社会，而是进入到市场经济与商业文明里。然而，经济上部分进入商业文明与政治上的传统等级专制，使得中国社会进退维谷，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礼仪制度因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被人们丢弃，同时，经济上的商业文明与政治上的传统农业文明，又使得中国不能够完全开放，不能够接受商业文明的礼仪与道德，因此，中国既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真空，又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真空。 有一些人误解了韩国与日本人的礼仪，说韩国与日本保持了中国儒家的礼仪制度与道德文明，说要找中国的儒家要到日本与韩国去，因为他们才最好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误解。其实，韩国与日本的礼仪以及道德，早已经与中国儒家没有什么关系了。也许在某些具体的礼仪方式上还保留了一些细节，但是，其实内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韩国与日本，人与人见面，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没有跪拜磕头这样的礼仪，而是见面握手、拥抱这些西洋文明传入的礼仪。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彬彬有礼，那不是因为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全面接受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以及自由的价值观。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日常生活理念，都接受平等、自由、人性化这样的道德伦理。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才需要表示互相尊重，通过礼仪，表示平等的友爱与尊重。混淆这些观念，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似是而非的。这是多年来迷惑了无数中国人的一个难题，其实说透了就是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的问题而已。 2011年12月4日星期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四运动”反思儒家传统的两条路径 许锡良 “五四”时期，是在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后，一次中国制度与文化的总反思，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精英如魏源、林则徐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看到的是中国的技不如人，因此，开始由此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论。因此，而有后面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让中国当时的精英认识到，仅有师夷之长技还是不行的。因此，这才有了制度上变革的考虑，这就有了“戊戌变法”，然而仅经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这才有后面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基因的顽固性，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中国由一个统一的大皇帝变成了军阀混战，变成了各自为战，无数个大小的皇帝割据中国，使中国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受到空前的挑战。在这种战乱局面下，人们才开始思考，中国无论技术，还是制度，后面都有更深厚的文化基因问题，因此，这才有后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几个主要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及“公德妹妹”，即民主、科学与公德，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最为缺乏的就是这些，因此，必须从国外引进民主、科学与公德，这三样东西，才有可能让中国人的制度变革成功，让中国人的科学技术发达。 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与变革逻辑其实是很清晰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打开了国门，大量的归国留学生，纷纷把自己从国外学到的东西，介绍进中国，让国人开眼界，几乎达到了百家争鸣的地步。那时从国外介绍进中国的思潮，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除了本土自产的“复古主义”与保皇派之外，无论哪种主义，几乎都从反思与批判儒家文化入手，“五四”之后，“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流行，确实是各家各派的共识。 然而，在反思儒家传统的过程中，最得力的思潮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后期也加入这一派，以其听将令为标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派，另一家是以蔡元培、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派。（当然还有像梁启超为代表这样的在民主宪政与保皇派之间摇摆不定的派别。他们一方面深受中国儒家传统的教化，另一方面又放眼于欧美国家的治理，最终没有结果。）这两个思想阵营，后来基本上是形成了两个党派，前者是共产党，后者是国民党。但是，国共两党都是在苏共的影响下成立的。因此，即使是国民党，其实对胡适他们的民主宪政，也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排斥，国民党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以及苏共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儒家文化传统来说，国民党对党员与军队的教育目标是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说教中提炼出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可以见一斑。当然，反思与批判儒家文化传统最为彻底的是共产主义思潮。 在反思儒家文化传统方面，或者说“打倒孔家店”方面，无论是当时的英美的自由宪政派，还是发源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派，都是共同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动机目的与方式都不一样。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派，在对待儒家文化传统方面，比较温和，甚至后来的人评价胡适是三份洋货，七份传统。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胡适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并不要把儒家文化完全彻底地扫地出门，而是以一个民主宪政的立场，对儒家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居于独尊地位的批判、反思与质疑。因为儒家文化的这种地位显然是与一个民主宪政社会的基本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民主宪政社会并不要求消灭任何一种文化，而是要在自由博弈中，多元共存，基于中国儒家文化在中国独尊二千多年，其精神内核，特别是价值观已经深入国民骨髓，因此，胡适提出中国不要强调特色，不要打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是要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因为儒家文化一家独大，以自己为正统，以他者为附庸与异端，以自己为华，以他族为夷，大一统的正统思想，已经让中国人很难再接受外来文化，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让中国充分世界化”。也是在让中国充分世界化的意义上，胡适对中国儒家传统提出了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这种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其逻辑起点是意在让中国社会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权，成为一个有人性的宽容与包容的社会，其实现方式就是达到社会多元化，通过民主宪政，保障人权。并不是要让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家独尊，更不是要让自己取代孔孟，成为新的圣人。因此，其对抗性就不那么激烈。诚然，自由宪政派也打倒孔家店，也批判儒家文化，但是，其目的与动机以及手段与方式都是不同于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流派，在打倒孔家店方面有着急先锋的味道。因此，提出的口号最为激烈，行动上也最为猛烈。但是，这一家与胡适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无论在思想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是急于想取而代之的，因此，有着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他们的逻辑起点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儒家文化的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世界，而陈、李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儒家崇拜的是圣人孔子孟子，共产主义崇拜的是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儒家的实现统治的方式是：中庸之道。内圣外王。成王败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济所有制上是皇家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主义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唯物辩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与公有制。 因此，“五四”前后，共产主义思潮与儒家传统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这种对抗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破四旧，其实就是要彻底消除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因为如果不彻底打败儒家文化传统，那么，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取胜，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包括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也是这种对抗思潮的延续。鲁迅后期的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其实也是这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心态。因为，在中国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能够成功，不可能失败。这种激烈的对抗，因为远超出了思想主义之争，而且涉及到各方的利益，甚至生死存亡和将来历史的写法，因此，矛盾利益冲突最为激烈，常常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但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对儒家传统的持温和批判态度的民主宪政派没有能够在中国生根立足，而是对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采用激烈的暴力手段的共产主义占了先机，重新成为了中国的正统。这种情况的出现，恰好说明中国二千多年来董仲舒、汉武帝他们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成功改造。因为，中国人就此之后，已经再难接受多元共存在的社会生态了。在几乎每个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正统思想，真龙天子，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一个鸡笼子，容不下两只叫公鸡。中国人喜欢追问谁是真龙天子。包括国民党后来提出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也是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观念经两千多年的儒化，已经完全内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观。所以，多元化社会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是，同样是一统天下的一元价值观的共产主义思潮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因为，中国人在这种主义里，重新找到了儒家文化的那种大一统的归宿感。在这里，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的一个政党（皇家天下），一个领袖（皇帝），一个主义（儒家正统思想），这种心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得到了满足。由此也不难看到，“五四”之后，很快就由共产主义填补了由自由民主宪政及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打倒孔家店”共同打倒的儒家文化传统维持的旧皇权制度所带来的思想与政治的权力真空。说到底，中国人当年选择了共产主义，还是儒家传统文化长期教化的功劳。(共产主义运动之前还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式的个人崇拜，也有类似的功效。)一个民族，历史越是悠久，对文化路径的依赖就越强。中国人当年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选择，可以说是集体无意识的，是一种深藏于民族文化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这种弥漫于整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大一统情结,包括自由宪政派的代表人物胡适都不能够完全幸免。在这一点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宿命。有人从中看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看到这个根源却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引起的。当年被破坏的是有形的东西，而真正起作用的那个价值观念，那些无形的东西，恰恰是给中国带来共产主义灾难的根源。其实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儒家文化对人的禁锢，对人性与人权的践踏，那种战乱纷争，暴力事件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儒家所依从的原则从来就是成王败寇，管你是从哪里来的，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你能够取得成功，儒家文化就供他为主，称他为王，所以，儒家文化二千多年独尊的后果就是，从来都是最流氓最无赖的人当政，越流氓，越阴险，越黑厚，越能够成王，反之则成寇。“五四”之后的共产主义灾难，只不过让中国循环往复的历史再次重演了一次而已。 今天在中国重新倡导反思儒家文化传统，不是要像当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样，来一个取而代之，争个你死我活，而是要建立在让中国充分世界化，让中国有能力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多元开放的人性化社会。因此，不要一听到反思儒家文化传统，立即就想到了共产主义洗脑，把反思儒家文化传统的人都称之为共产主义赤色暴力危险分子。 2011年12月6日星期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人的浮躁究竟来源于哪里? 许锡良 有人主张让幼儿读经，据说这是医治中国社会浮躁的良方。唯有让孩子从小读经，才能够让中国人从此变得身心健康，心情淡定。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的感觉刚好是相反，是中国人的所谓的儒家经典里所蕴含的价值观让中国人变得浮躁的，而且浮躁的心态并不是始于今日，而是自古如此。也就是说，其实自古中国人的心态就没有淡定过。原因很简单。在一种身份等级制与官本位文化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要想淡定都是不可能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说法，并不只是流行于今日的中国，而是自古如此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那种中举之前的穷苦落寞与焦虑以及中举之后的发狂心态，两相对照，已经不是一个浮躁还是淡定可以形容的了。原因很简单，你中了举人，就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甚至有了升官发财可能。否则的话，穷秀才一个。甚至，就只能够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一生。那种拼命往上爬，拼命想做人上人的动力来源，其实就是这种官本位社会与等级制压迫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你做不了我的主子，就要当我的奴才，成了就是王，败了就是寇，你的心态能淡定得起来吗？置身于这样的生存环境，再有涵养，修养再高的人，恐怕也只能够裹胁其中，只有同流合污的份了。 就拿儒家让儿童背诵的《孝经》里的句子来说吧。“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段话，前面说不要轻易损坏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多少还说得过去。其实，这个“孝之始”的原因还是要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有损伤你的身体发肤权利的人不是你，而是你的父母，父母生了你，你就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不可以轻易就损坏了父母的财产的。这就是“孝”的开始。但是，父母这点财产如果不升值，虽然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你确实也做到了“不敢损伤”，但是，这还只是初级阶段，你作为子女，还必须再想办法，将你自己这个父母的私有财产升值，因为父母生你本来就是为了防养之用，好不容易将你养大，在你身上放了点高利贷，你却只还本，而不还息，特别是不还高息，那是不行的。而连本带息还给父母的最好办法，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个孝之终也，说到底就是连本带息收高利贷的时候到了。“立身行道”的目的，就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也就是过去的骑高头大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耀武扬威，趾高气扬。而能够如此“以显父母”的最好办法就是“升官发财”这四个字。这就是行孝的内容与目的。相反，“不孝有三”中的“家贫亲老，不为仕禄”，就是大逆不道的。 可是，一个社会中无论升官，还是发财，都是有定数的，不可能人人有如此命运。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将在这个方面成为不孝之子。可是，孝，又成为百善之首，而不孝自然是万恶之源。如此仄逼的活法，让中国人岂能不浮躁？中国人连做梦都是升官发财，再也想不到别的，那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在中国成王败寇，不仅自己的成败事关一生的尊严与价值，而且还会牵涉到自己的子子孙孙。自己做人儿子的时候，被父母望子成龙；做人女儿的时候，被父母望女成凤。自己成了父母的时候，又被社会环境逼迫得要“望父成龙”、“望母成凤”。作为父母，如果升官又发财，则孩子将来无论与人打架，撞死个把人，还是谈个恋爱或者找个工作，都可以拍着胸脯，趾高气扬地对人说：“我爸是李刚”或者“我爸李双江，手握冲锋枪。”牛气冲天，那种牛B劲，说真的，要是不让人羡慕，那是假的。如果为人父为人母，没有出息呢？那就惨了，深圳的公务员暴打自己的父母，那是因为父母不是李刚或者李双江。 要说中国人浮躁，其实其所有的奥秘都在那个儒家文化里。我观佛教信徒或者基督教信徒都没有儒教信徒的这种浮躁。佛教精神对世俗的超脱，那是举世公认的，出家人更是典型，超出三界与七情六欲，心情自然是淡定的。基督教义让人相信，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在仓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人不是更为尊贵吗？因此，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花草的衣裳比所罗门王最华贵的衣裳还要美丽，尽管它们第二天就可能被扔进了火炉里。一个人一日的忧，一日当就够了。在这样的教义里，自然也无需焦虑不安，不会浮躁。 那么，中国人的浮躁，要说是人家外来的文化导致的，那是毫无根据的。其实，中国人的浮躁与冷漠，都是在那个儒家文化的价值观里。在这里，爱拼才会赢。赢了才能够做人上人。做了人上人，才能够有侮辱他人的资格，才能够炫富，才能够官大一级压死人，才能够当他人的主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你能不浮躁吗？能不焦虑吗？能不冷漠吗？你敢不浮躁，不焦虑，不冷漠吗？我真不知道，那些动辄要让孩子背诵这些儒家经典的人，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的人，究竟是安的什么心？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中国人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徒有虚名？ 许锡良 中国是礼仪之邦的说法由来已久，而且这个礼仪之邦据说还是孔子开创的。据说中国的礼仪之邦，是因为近百年的革命，特别是“文革”破四旧给破坏了。这种说法应该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暴力始终是与礼仪是格不格不入的，革命之后即使仍然保留着礼仪，也是从商业社会传入的商业文明里的礼仪。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孔子的礼仪其实并不同于今天的礼仪，今天的礼仪，其实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独立、自由、礼貌以及对对方人格尊重的基础上的，而孔子的礼仪其实是用于祭祀与婚庆之用，而且是用来标明身份等级与讲究排场的，用于标明上下尊卑的秩序。在这个时候，礼仪其实就只是明人伦等级的标志而已，有如古人在自家的门上标出门当，那只是身份级别与家庭地位的标志。 这样一套礼仪制度，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由平等，那一套东西自然而然就不再适合。 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就会有什么礼仪。比如中国的传统礼仪有：作揖、鞠躬、跪拜、磕头甚至殉葬等等，甚至在孔子时代，用活人殉葬就是最大的礼仪。否则孔子不会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有人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如此恨之入骨。然而，中国古代礼仪虽多，但是具体选择哪种，主要是看对象是哪个身份级别的人物，在这种礼仪中，一看就知道谁尊，谁贵，谁贱。而商业文明的礼仪主要是以平等自由，互相尊重为主要内容，表示亲近、友爱与尊重的。因此，商业文明发展出来的礼仪就主要有：握手、拥抱、亲吻、招手、问好等等。显然这样的过程不能够分出彼此的高低贵贱，只能够表示亲近与友爱。 可见，中国传统的礼仪，即使不产生革命，只要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商业文明的过程，都是要衰弱下去的。因此，中国传统的礼仪衰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化到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真心诚意地学习外来文化，那么，传统礼仪衰落的同时，现代礼仪能够及时填补空白，那也仍然不失为一个礼仪之邦。但是，中国在接受外来的商业文明的时候，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虚心、真诚与彻底，而是一方面学习点外来的技术等皮毛，一方面死抱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不放。也就是一百多年来，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在价值观与相关制度方面仍然是强烈的中国特色。因此，礼仪上的空白与缺失也就在所难免。因此，现在的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传统的礼仪因不适合时代的发展的需要，几乎完全丢失了，而外来的现代礼仪又不肯学。礼仪之邦无礼仪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礼仪的后面起支撑作用的是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中国儒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那些礼仪与道德观念，只有在熟人圈子里才能够起点有限的作用。而且，因为建立在与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以及互相依附的基础上，讲究的是三六九等，因此，中国的礼仪其实只是单向的，而不是互相的，是确定身份等级的一种方式。只是在下者向上施礼，而在上者安然接受，而无需有所表示。一旦这样的人际关系不存在了，人们进入商业文明，而且必须接触大量的陌生人，要跳出熟人圈子的时候，中国的伦理道德就出现了不适应症。传统的礼仪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商业文明的道德与礼仪，都是建立在平等、自由与利他的基础上的。商业之目的在于交易，而交易就是实现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在商业文明中，自己利益最大化，必然要想办法满足于他人的需求，才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将产品转变成货币，从而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交易的最大原则是赢利，而最大的规则就是平等与自由。我的产品我作主，然而我的产品能否实现利润却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也就是他人的需要。因此商业道德天然就是讲诚信，讲自由，讲平等的。自由，就是买卖自由，平等就是交易平等，任何强买强卖都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在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主要是陌生人的关系。这种在陌生人之中讲诚信的道德要求，是建立在人性、人权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密切结合上。是利他与利已的完美结合。所以，在商业文明里，一个善于服务他人，有公益之心，同时又有服务本领的人才能够获得利益，才能够得到幸福。在商业文明里，顾客就是上帝。学生在学校就受到真正的服务意识教育。服务他人就是自己的立足于社会之本。美国学校考察学生成绩，很大的一项就是服务社会的意识与服务的本领。没有这一点，成绩再好，也不会被名牌大学录取。 但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里，儒家文化主讲究上下尊卑的。连礼仪也是用来服务于这种上下尊卑的价值观的。在这种礼仪的后面，是大家努力争当人上人，出人头地，取得高于他人的身份地位，然后相应取得一种剥夺与侮辱他人的资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欺负与被欺负，凌辱与被凌辱，压迫与被压迫，就是人际的常态。所以，在中国即使还在幼儿园里，父母们对孩子的关注不是要求孩子为他人服务，而是如何防止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在成年世界，欺负与被人欺负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所谓的礼仪，也只是巩固与强化这种上下尊卑的秩序之用的工具。通过这种礼仪，让在上者耀武扬威、趾高气扬；让在下者卑躬屈膝、奴颜婢膝。在这种社会里，一旦跳出了血缘关系与熟人圈子，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十分冷漠，严重缺乏诚信。在传统的农业文明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非常单一落后，社交范围非常小的情况下，这是可能实现的生存方式。然而，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农业社会，而是进入到市场经济与商业文明里。然而，经济上部分进入商业文明与政治上的传统等级专制，使得中国社会进退维谷，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礼仪制度因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被人们丢弃，同时，经济上的商业文明与政治上的传统农业文明，又使得中国不能够完全开放，不能够接受商业文明的礼仪与道德，因此，中国既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真空，又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真空。 有一些人误解了韩国与日本人的礼仪，说韩国与日本保持了中国儒家的礼仪制度与道德文明，说要找中国的儒家要到日本与韩国去，因为他们才最好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误解。其实，韩国与日本的礼仪以及道德，早已经与中国儒家没有什么关系了。也许在某些具体的礼仪方式上还保留了一些细节，但是，其实内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韩国与日本，人与人见面，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没有跪拜磕头这样的礼仪，而是见面握手、拥抱这些西洋文明传入的礼仪。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彬彬有礼，那不是因为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全面接受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以及自由的价值观。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日常生活理念，都接受平等、自由、人性化这样的道德伦理。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才需要表示互相尊重，通过礼仪，表示平等的友爱与尊重。混淆这些观念，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似是而非的。这是多年来迷惑了无数中国人的一个难题，其实说透了就是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的问题而已。 2011年12月4日星期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四运动”反思儒家传统的两条路径 许锡良 “五四”时期，是在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后，一次中国制度与文化的总反思，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精英如魏源、林则徐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看到的是中国的技不如人，因此，开始由此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论。因此，而有后面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让中国当时的精英认识到，仅有师夷之长技还是不行的。因此，这才有了制度上变革的考虑，这就有了“戊戌变法”，然而仅经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这才有后面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基因的顽固性，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中国由一个统一的大皇帝变成了军阀混战，变成了各自为战，无数个大小的皇帝割据中国，使中国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受到空前的挑战。在这种战乱局面下，人们才开始思考，中国无论技术，还是制度，后面都有更深厚的文化基因问题，因此，这才有后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几个主要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及“公德妹妹”，即民主、科学与公德，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最为缺乏的就是这些，因此，必须从国外引进民主、科学与公德，这三样东西，才有可能让中国人的制度变革成功，让中国人的科学技术发达。 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与变革逻辑其实是很清晰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打开了国门，大量的归国留学生，纷纷把自己从国外学到的东西，介绍进中国，让国人开眼界，几乎达到了百家争鸣的地步。那时从国外介绍进中国的思潮，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除了本土自产的“复古主义”与保皇派之外，无论哪种主义，几乎都从反思与批判儒家文化入手，“五四”之后，“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流行，确实是各家各派的共识。 然而，在反思儒家传统的过程中，最得力的思潮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后期也加入这一派，以其听将令为标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派，另一家是以蔡元培、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派。（当然还有像梁启超为代表这样的在民主宪政与保皇派之间摇摆不定的派别。他们一方面深受中国儒家传统的教化，另一方面又放眼于欧美国家的治理，最终没有结果。）这两个思想阵营，后来基本上是形成了两个党派，前者是共产党，后者是国民党。但是，国共两党都是在苏共的影响下成立的。因此，即使是国民党，其实对胡适他们的民主宪政，也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排斥，国民党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以及苏共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儒家文化传统来说，国民党对党员与军队的教育目标是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说教中提炼出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可以见一斑。当然，反思与批判儒家文化传统最为彻底的是共产主义思潮。 在反思儒家文化传统方面，或者说“打倒孔家店”方面，无论是当时的英美的自由宪政派，还是发源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派，都是共同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动机目的与方式都不一样。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派，在对待儒家文化传统方面，比较温和，甚至后来的人评价胡适是三份洋货，七份传统。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胡适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并不要把儒家文化完全彻底地扫地出门，而是以一个民主宪政的立场，对儒家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居于独尊地位的批判、反思与质疑。因为儒家文化的这种地位显然是与一个民主宪政社会的基本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民主宪政社会并不要求消灭任何一种文化，而是要在自由博弈中，多元共存，基于中国儒家文化在中国独尊二千多年，其精神内核，特别是价值观已经深入国民骨髓，因此，胡适提出中国不要强调特色，不要打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是要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因为儒家文化一家独大，以自己为正统，以他者为附庸与异端，以自己为华，以他族为夷，大一统的正统思想，已经让中国人很难再接受外来文化，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让中国充分世界化”。也是在让中国充分世界化的意义上，胡适对中国儒家传统提出了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这种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其逻辑起点是意在让中国社会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权，成为一个有人性的宽容与包容的社会，其实现方式就是达到社会多元化，通过民主宪政，保障人权。并不是要让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家独尊，更不是要让自己取代孔孟，成为新的圣人。因此，其对抗性就不那么激烈。诚然，自由宪政派也打倒孔家店，也批判儒家文化，但是，其目的与动机以及手段与方式都是不同于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流派，在打倒孔家店方面有着急先锋的味道。因此，提出的口号最为激烈，行动上也最为猛烈。但是，这一家与胡适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无论在思想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是急于想取而代之的，因此，有着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他们的逻辑起点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儒家文化的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世界，而陈、李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儒家崇拜的是圣人孔子孟子，共产主义崇拜的是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儒家的实现统治的方式是：中庸之道。内圣外王。成王败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济所有制上是皇家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主义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唯物辩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与公有制。 因此，“五四”前后，共产主义思潮与儒家传统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这种对抗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破四旧，其实就是要彻底消除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因为如果不彻底打败儒家文化传统，那么，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取胜，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包括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也是这种对抗思潮的延续。鲁迅后期的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其实也是这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心态。因为，在中国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能够成功，不可能失败。这种激烈的对抗，因为远超出了思想主义之争，而且涉及到各方的利益，甚至生死存亡和将来历史的写法，因此，矛盾利益冲突最为激烈，常常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但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对儒家传统的持温和批判态度的民主宪政派没有能够在中国生根立足，而是对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采用激烈的暴力手段的共产主义占了先机，重新成为了中国的正统。这种情况的出现，恰好说明中国二千多年来董仲舒、汉武帝他们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成功改造。因为，中国人就此之后，已经再难接受多元共存在的社会生态了。在几乎每个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正统思想，真龙天子，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一个鸡笼子，容不下两只叫公鸡。中国人喜欢追问谁是真龙天子。包括国民党后来提出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也是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观念经两千多年的儒化，已经完全内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观。所以，多元化社会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是，同样是一统天下的一元价值观的共产主义思潮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因为，中国人在这种主义里，重新找到了儒家文化的那种大一统的归宿感。在这里，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的一个政党（皇家天下），一个领袖（皇帝），一个主义（儒家正统思想），这种心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得到了满足。由此也不难看到，“五四”之后，很快就由共产主义填补了由自由民主宪政及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打倒孔家店”共同打倒的儒家文化传统维持的旧皇权制度所带来的思想与政治的权力真空。说到底，中国人当年选择了共产主义，还是儒家传统文化长期教化的功劳。(共产主义运动之前还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式的个人崇拜，也有类似的功效。)一个民族，历史越是悠久，对文化路径的依赖就越强。中国人当年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选择，可以说是集体无意识的，是一种深藏于民族文化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这种弥漫于整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大一统情结,包括自由宪政派的代表人物胡适都不能够完全幸免。在这一点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宿命。有人从中看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看到这个根源却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引起的。当年被破坏的是有形的东西，而真正起作用的那个价值观念，那些无形的东西，恰恰是给中国带来共产主义灾难的根源。其实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儒家文化对人的禁锢，对人性与人权的践踏，那种战乱纷争，暴力事件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儒家所依从的原则从来就是成王败寇，管你是从哪里来的，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你能够取得成功，儒家文化就供他为主，称他为王，所以，儒家文化二千多年独尊的后果就是，从来都是最流氓最无赖的人当政，越流氓，越阴险，越黑厚，越能够成王，反之则成寇。“五四”之后的共产主义灾难，只不过让中国循环往复的历史再次重演了一次而已。 今天在中国重新倡导反思儒家文化传统，不是要像当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样，来一个取而代之，争个你死我活，而是要建立在让中国充分世界化，让中国有能力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多元开放的人性化社会。因此，不要一听到反思儒家文化传统，立即就想到了共产主义洗脑，把反思儒家文化传统的人都称之为共产主义赤色暴力危险分子。 2011年12月6日星期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人的浮躁究竟来源于哪里? 许锡良 有人主张让幼儿读经，据说这是医治中国社会浮躁的良方。唯有让孩子从小读经，才能够让中国人从此变得身心健康，心情淡定。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的感觉刚好是相反，是中国人的所谓的儒家经典里所蕴含的价值观让中国人变得浮躁的，而且浮躁的心态并不是始于今日，而是自古如此。也就是说，其实自古中国人的心态就没有淡定过。原因很简单。在一种身份等级制与官本位文化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要想淡定都是不可能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说法，并不只是流行于今日的中国，而是自古如此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那种中举之前的穷苦落寞与焦虑以及中举之后的发狂心态，两相对照，已经不是一个浮躁还是淡定可以形容的了。原因很简单，你中了举人，就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甚至有了升官发财可能。否则的话，穷秀才一个。甚至，就只能够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一生。那种拼命往上爬，拼命想做人上人的动力来源，其实就是这种官本位社会与等级制压迫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你做不了我的主子，就要当我的奴才，成了就是王，败了就是寇，你的心态能淡定得起来吗？置身于这样的生存环境，再有涵养，修养再高的人，恐怕也只能够裹胁其中，只有同流合污的份了。 就拿儒家让儿童背诵的《孝经》里的句子来说吧。“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段话，前面说不要轻易损坏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多少还说得过去。其实，这个“孝之始”的原因还是要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有损伤你的身体发肤权利的人不是你，而是你的父母，父母生了你，你就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不可以轻易就损坏了父母的财产的。这就是“孝”的开始。但是，父母这点财产如果不升值，虽然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你确实也做到了“不敢损伤”，但是，这还只是初级阶段，你作为子女，还必须再想办法，将你自己这个父母的私有财产升值，因为父母生你本来就是为了防养之用，好不容易将你养大，在你身上放了点高利贷，你却只还本，而不还息，特别是不还高息，那是不行的。而连本带息还给父母的最好办法，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个孝之终也，说到底就是连本带息收高利贷的时候到了。“立身行道”的目的，就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也就是过去的骑高头大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耀武扬威，趾高气扬。而能够如此“以显父母”的最好办法就是“升官发财”这四个字。这就是行孝的内容与目的。相反，“不孝有三”中的“家贫亲老，不为仕禄”，就是大逆不道的。 可是，一个社会中无论升官，还是发财，都是有定数的，不可能人人有如此命运。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将在这个方面成为不孝之子。可是，孝，又成为百善之首，而不孝自然是万恶之源。如此仄逼的活法，让中国人岂能不浮躁？中国人连做梦都是升官发财，再也想不到别的，那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在中国成王败寇，不仅自己的成败事关一生的尊严与价值，而且还会牵涉到自己的子子孙孙。自己做人儿子的时候，被父母望子成龙；做人女儿的时候，被父母望女成凤。自己成了父母的时候，又被社会环境逼迫得要“望父成龙”、“望母成凤”。作为父母，如果升官又发财，则孩子将来无论与人打架，撞死个把人，还是谈个恋爱或者找个工作，都可以拍着胸脯，趾高气扬地对人说：“我爸是李刚”或者“我爸李双江，手握冲锋枪。”牛气冲天，那种牛B劲，说真的，要是不让人羡慕，那是假的。如果为人父为人母，没有出息呢？那就惨了，深圳的公务员暴打自己的父母，那是因为父母不是李刚或者李双江。 要说中国人浮躁，其实其所有的奥秘都在那个儒家文化里。我观佛教信徒或者基督教信徒都没有儒教信徒的这种浮躁。佛教精神对世俗的超脱，那是举世公认的，出家人更是典型，超出三界与七情六欲，心情自然是淡定的。基督教义让人相信，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在仓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人不是更为尊贵吗？因此，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花草的衣裳比所罗门王最华贵的衣裳还要美丽，尽管它们第二天就可能被扔进了火炉里。一个人一日的忧，一日当就够了。在这样的教义里，自然也无需焦虑不安，不会浮躁。 那么，中国人的浮躁，要说是人家外来的文化导致的，那是毫无根据的。其实，中国人的浮躁与冷漠，都是在那个儒家文化的价值观里。在这里，爱拼才会赢。赢了才能够做人上人。做了人上人，才能够有侮辱他人的资格，才能够炫富，才能够官大一级压死人，才能够当他人的主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你能不浮躁吗？能不焦虑吗？能不冷漠吗？你敢不浮躁，不焦虑，不冷漠吗？我真不知道，那些动辄要让孩子背诵这些儒家经典的人，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的人，究竟是安的什么心？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