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健身增肌训练营:日本人真是不怕死的吗？

孔祥旭


由于太多的人把日本人神话了，从有名的《菊与刀》开始。所以，我就不得不普及一下关于日本人的常识。下面是我在《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9年）里的分析。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这是自日本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名言。《三国演义》里“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用的也是类似比喻，只是古代的中国西部很有些游牧气质，而且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那种。

樱花现在是日本国花。每年春天樱花开放的季节，日本气象厅每天都发表各地的樱花情况。从最南部推至北部，樱花像潮水似的席卷日本列岛，十分壮观。在这个季节里，大到皇家举办的游园会，小到家族春游，看花的游人成群结队，随处可见，是一年中看花的最盛期。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喜欢樱花？实际上樱花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花——更准确地说是成为公众的审美取向——是伴随着武士的兴起而出现的。众所周知，菊花是日本皇家的象征。在武士时代出现以前，梅花是日本人最喜爱的花。从发音上看，梅的日语发音与汉语相近，说明与中国文化有渊源关系。樱花的起源现在还没有定论，据说最早可能起源于朝鲜半岛。梅花极富孤傲个性，而樱花则完全没有个性——在一棵樱花树上，一朵朵色彩淡淡形状相同的樱花，远远看去像一群蜜蜂。没有人会拿一朵樱花来欣赏。看樱花就是要看一大片，最好是同一品种的樱花连绵十几里地。更微妙的是，樱花一开俱开，一散俱散，像瞬间的礼花齐放。这与武士道一荣俱荣，一焚俱焚的集团意识如同一味。樱花之美不仅在一同盛开之时，更在于一同散落之壮观。雪花一样随风飘落的樱花，是看花的高潮，并且这已然成为象征日本的最经典画面——集体死亡之美。

现在看一下日本武士道史上最有名的故事——“元穗事件”，俗称“忠臣藏”。事情发生在1701年3月14日，一个叫浅野内匠头的贵族与另一个贵族吉良上野介发生口角，浅野用刀刺伤了吉良，结果受到切腹的惩罚。浅野的家臣大石良雄等46人，由于主人的死异常愤怒，于是在12月14日冲入吉良家，杀死吉良全家，为主人报了仇。

对这46人的行为，政府一方面表示鼓励，赞赏他们对主人的忠诚；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严重违反政府法律，于是命令他们切腹自杀。他们切腹自杀后，政府在各地大肆宣扬他们的“义举”，并且把他们奉为武士道的典范。同时也出现了大量表现他们忠义之举的文艺作品——忠臣藏。这是至今仍然在日本十分流行的英雄剧，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武士道精神的样板戏。在中国古代，江湖结义时虽然喜欢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在为“兄弟”报仇的行动中很少看到“集体自杀”的场面。中国人的集体活动中很少有这个项目。

当然，把武士道在理论上推向极端的还是山本常朝写的《叶隐》。此书完成于1716年，由于书中关于武士道是寻死之道的说法与政府提倡的儒教式武士道有冲突，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它对后来特别是乱世时期的武士道很有影响。

山本常朝在书里提出一种“寻死的美学”：所谓武士道就是天天专心思考如何去死，活着的时候必须抛弃一切私心，抛弃对生的执著，确定壮烈牺牲的目标；这样，在生死关头便可以从容就义，不辱人格；如果苟延残喘地活着，就不配做武士。不过他所说的武士的寻死之道，并不像耶稣那样是为了真理、为了拯救人类而寻死，武士是为主子而死，或者是为“私情”而死。

山本常朝出身于一个传统的武士家庭，接受过日本佛教的影响。在山本常朝的世界里，世间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只有“情”才是贯穿世间的核心，“情”是维系上下级关系的纽带。侍奉君主就是要把思念藏在心里而默默死去的“暗恋”，这样就可以进入无我状态。打个比方说，这种状态很像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灰姑娘对英俊王子暗恋时的心情，对方的任何一个细微动作，一个眼神，都会引起自己不能自主的恐惧感或者快感，由此产生对死后世界、极乐净土的无限神往。


山本常朝描述的武士世界极美，极艺术，但却有些病态。用现代的观点看，这太自虐了，很有些性心理学上说的那种自虐的性变态。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所理解的人生智慧是在生活中寻找快乐，也就是在物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或者在平凡的生活里使自己也使别人快乐的智慧。寻死，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最不可取的。当然，拉着家人朋友一起搞集体自杀，那简直就是罪孽了。所以把“武士戏”演到这种程度太离谱了，太反常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看到的日本人是这样的：当他们扎堆时，确实有一种“樱花现象”——潮水般地来，潮水般地去，干净利索；但当他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是世界上最胆小怕事的人。你很少看到一个日本人出国旅游，也很少看到一个日本人单独在外国工作和学习。据堺屋太一在《日本是什么？》一书中的说法，日本人患癌症后，医生一般不通知本人；因为如果本人知道自己患癌症后，会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加快他们的死亡速度；而且他们也比遭遇同样情况的外国人活的时间短。一般来说，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日本癌症患者的实际生存时间为本人不知道病情时所预想的生存时间的三分之一。

另外，我在电视上也看过这样的节目：在日本，许多人有汽车驾驶执照，家里也有车，但就是多年不敢开车上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时我领着日本朋友在北京观光，过马路时，他们总是缩头缩脑挪不动步，大概是被马路上人车攒动的情形吓着了；而同胞们那种“胜似闲庭信步”的劲头，也确实让日本人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寻死的武士道”！所以我喜欢和日本人交往，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英勇感”。

所以说，日本人并不是生来就不怕死，是有一种社会气氛逼他们去做寻死的武士。实际上，武士产生的年代是混乱的时代，即使到了江户时代初期，政府也是花大力气进行社会治理，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家臣之间为了争夺遗产发生的亲属相斗。当时，一个贵族下面依附有大量武士，由于战争减少，武士的生活变得严峻起来，所以也使这种依附性更强。如果这个贵族发生意外，下面的武士的生活就会失去保障或者变坏。

根据堺屋太一的说法，如果对前面讲的忠臣藏的故事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参加为主人浅野复仇的46人（本来是47人，但有一人临阵脱逃，所以一般说“四十六义士”），大多数是从父辈开始侍奉浅野家族的，并没有世代深交；但因为主人的死使他们陷入浪人的生活困境，要重新寻找生活出路，所以他们才有复仇的动力；因此，武士不侍奉二主的实情是：“饥饿比羞耻更难受”。看到了吧，打得那么热闹，故事讲得那么漂亮，原来还是为了口饭吃，还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吃教”！

看来，无论在哪里，农民的斗争都是为了土地。马克思关于人首先要吃饭的常识，对极个别英雄可能不适合，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无论是什么民族，都摆脱不了这个常识。并且即使是为了吃饭，不顾性命者也很少。据堺屋太一的统计，浅野家族下属武士身份以上者308人，参加复仇者46人，参加率不足15%。而且，就当时日本全国的情况来看，主人出事后为主复仇的武士大概只占0.5%。

所以，寻死的武士道只是一个神话。西方人常常谈到一个笑话：二战结束时，昨天还叫喊“一亿玉碎”、“一亿敢死队”的日本人，夜里一顿酒后，次日一早便开始“一亿总忏悔”，为建设民主之新日本而奋斗啦。伦敦大学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在《先制降伏论》里提出一个有趣的设想：如果苏联首先进攻并占领日本，日本应该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日本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轻浮的消费文化相比，日本人更具有勤俭的传统，并且会全力以赴地迈向世界革命。

所以武士的气节只是个神话，而武士的寻死是因为没有活着的理由，或者是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如果有一个使大家都能摆脱干系的理由，武士的忠诚也就烟消云散了。于是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大家伙便都解套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投降的话，就会被村八分；如果集体降伏，就没问题了，因为村八分的执行者——大多数人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