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员工:大清才子命运

序：从历史细节看成败因由
　　数千年中国历史，英雄长啸，志士悲歌。历史往往并不只是靠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被记录下来，绕过那些鞭辟入里的史论典籍，更愿意亲近的，是那些在细节中存活的历史断章。抖去历史烟尘，从细小的事件中提取出人物的当代品质，才能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是的，时代已逝，因缘已失，我们只有在细节中还乡，我们只能凝神谛听那些普通人的喃喃自语。细节往往是不引人注目的，也往往是不经意之间作出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往往更为真实、更为本质。有时候，一个细节所蕴含或揭示的东西，往往胜过长篇大论，耐人寻味。
　　说到“历史细节”，就必须涉及到过去的人和事——既包括已成昨日的人生，也包括已经发生的往事。事因人起，人以事存，人和事总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然，作为历史细节的“人”和“事”，不是大而化之的“大事记”，仅仅提纲挈领地罗列出“某人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而是要说出“某人为什么要做某事、具体是怎样做的、结果如何”等诸多具体而微的琐细之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个性因素。
　　爱因斯坦认为：“如果不深刻研究科学创立者的个性发展状况，那就只能了解科学工作的一般内容，而不能理解这些工作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一项重大科学成就的产生，都是与创造了该成就的各位科学家自身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的。这个观点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其成就大小乃至事业兴败，都同样能从他们的个性品质中找到答案。正因如此，所以在读史时就不能不注意考察品种人物的个性因素。
　　一般说来，由于历史本身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及其惯性等原因，使得“天时”与“人为”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滞后现象”。正因如此，所以一些人总被浮华遮望眼，常常为了图一事之利而遗一世之害，逞一时之强而留百代骂名。这种“过把瘾就死”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和浅薄无知，既不给自己留后路，更想不到给后辈子孙留条路。
　　每逢社会转型期，由于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故而人生命运就更加难以预料，且世事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此情况下，就使得上述“滞后现象”常常直接表现为“现世现报”。这种情况，无疑更加有利于人们从简短、急速的历史变化中读懂人生世事的成败因由。
　　读史能够让人韬光养晦，以史为鉴，免得犯下如历史重演的错误。而中国的历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未免历史却不似原来的“历史”了。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历史就是“瞒和骗”的历史。想那帝王怕自己名臭千史，出于政治目的，或怕以后遭后人唾骂诟病，无不操纵史官，篡改历史，美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有孔子“修”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不用说天灾人祸。二十四正史无不是为独裁者们歌功颂德，无非是帝王将相们的家谱而已。所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就算是作为帝王宠物的史官们，也有“深怀大义”之士，于细节处，留下蛛丝马迹，待我辈后人，有迹可循，《大清才子历史细节里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本套丛书从这些文史资料中经过精挑细选之后编辑而成的。这些清朝才子，他们或权倾当道，或名动一时，或雄踞一地，或富甲一方。当然，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官员，也有商人；有军人，也有文人……虽然人们常说“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但实际上，人生并不总是梦，往事亦非都如烟。尤其对于那些发生在大动荡、大转折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纷繁世事来说，后人更需要多一些了解和认识。
　　历史的细节无法一一罗列。但我们相信，站在高处回望，可以看见一串串清晰的脚印；站在高处前瞻，可以看见道路越走越宽敞。
　　

 

一、“扬州八怪”领军人物郑板桥
　　1、三绝奇才.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先世居苏州，明初迁居扬州府属兴化县，生于清康熙年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卒于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郑板桥幼年家贫，丧母，赖乳母教养，并随其父学画，早年便在扬州以卖画为生，经常过着“口下荒凉吉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的困窘生活。
　　郑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时令“小雪”。按兴化民间风俗，“小雪”为“雪婆婆生日”，板桥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全家都很高兴。故根据《尚书·洪范》篇中“燮友克柔”字句，祖父和父亲为他取名燮，字克柔。又因所居附近有座木板桥，故后来郑燮自号板桥。
　　郑家人丁不旺，板桥又是长房长孙，他出生后家人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夭折，就取个乳名“丫头”。因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故又俗称“麻丫头”。
　　郑板桥出生时家境已陷入贫困，仅靠祖产田和少量地租维持全家生活。后来，父亲岁科两试一等取得廪生资格，每月向官府领取廪膳，生活才得以改善。可好景不长，板桥三岁生母汪氏病故，全靠乳母费氏照料。费氏为祖母侍婢，勤劳、善良、慈爱，仁厚，时兴化水灾、大饥，郑家养不起婢仆，费氏舍不得郑板桥，三顿回家吃饭仍到郑家操持家务。
　　汪氏病故后，父亲娶继室郝氏无子，视燮亲出，照料如生母。故郑板桥后来回忆说：“无端涕泗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年操家足辛苦，使我不足忧饥寒。”（《七歌》）父亲立庵品学兼优，他考上廪生后在家开私塾，郑燮随父就读。外祖父汪诩文亦博学多才，隐居不仕，对外孙非常关心，常指导读书、作文，故郑板桥自称“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
　　郑板桥幼时读书似无过人之处，且因相貌不美同学都瞧不起他。但他自尊心极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同时对看不惯的事物敢于直言，甚至怒斥，因而同学家长都告诫子弟不要和他往来。他学习“精”、“博”结合，尤重于“精”。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重点文章节则反复诵读，且惜时如金。二十一史中他最推崇《史记》，认为《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这围几段最精彩。他对孔、孟很敬仰，但对朱熹空谈性理看不惯。他学习注重“切于日用”，做到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对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诗人的诗，特别爱读。
　　除师法自然外，郑板桥也重视继承传统。他从唐代墨竹画的开创者箫锐到清初石涛，都作了研究，苏轼、文同、徐渭等，都是他敬仰的大师。后来，他到仪征毛家桥读书，毛家桥多竹，又为他画竹提供了条件，并与竹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他“无竹不居”，竹成了他绘画最重要的题材。他爱画竹，更爱竹的品格，竹的傲岸不屈、劲节虚心，也就成了郑板桥人格的写照。
　　康熙五十一年春，郑板桥回到兴化，从陆震学填词。陆指导他先学婉约派柳永、秦观，再学豪放派苏轼、辛弃疾。陆认为诗与词不同，以婉丽为正格，以豪宕为变格，练习时要千斟万酌以求一是。从后来郑板桥的词作看，二者兼有。
　　康熙五十四年，郑板桥与徐氏女结婚。生一男名犉，早夭，又生两女。为养家糊口，他被迫到仪征江村设塾授徒。但没有功名，不被人看重，且人不敷出，因思作画卖画。当时的扬州扼南北漕运咽喉，大批盐商聚集，为其繁荣和文人墨客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于是郑板桥又到扬州，边读书作画卖画。
　　后由朋友资助，才得到读书机会，并应科举而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４９岁出任山东范县、潍县的知县（即七品县官），历时１２年。在任期间，鞭笞奸吏，勤政于民，被百姓尊称为亲民之官。他对百姓关怀备至，有一年山东遭受严重自然灾荒，“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逃荒行》），“杀畜食其肉，畜尽人亦亡”（《思归行》）的饥馑情景，使郑板桥目不忍睹。于是他据理为民请命，力争赈济，并在潍县开仓捐廉，救济灾民，深得百姓的感戴。官场上的如此腐朽配和黑暗，促使郑板桥下定了“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道情十首》）的决心，他愤然绝意宦途，重返扬州，以卖画为生。
　　郑板桥用真情写画，不以贫寒以画谋利，作画决不“有求必应” ，更不“求善价而沽之”，曾说：“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后来郑板桥绘画和随手题句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成就越高，声望益大，索画者更是缠身，索性郑板桥在一幅画中题书画润格为：“大幅六两，半幅 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赔诸群子作无益语言也。”又附一诗云：“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郑板桥在当时经济繁荣，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扬州，在各个阶层什么人都有索求的情况下，直言刚直爽快地提出自己对市场的尺价，不蒂为一种极为明智之举。
　　１７６５年１２月１２日，郑板桥逝世。“扬州八怪”中最受人们称道的画家是郑板桥。他有诗、书、画三绝，三绝中又有三真：真气、真诀、真趣。他的兰、竹之作，遍布世界，驰誉中外，深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2、饮誉清代的“诗画通人”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这是清代郑板桥的一首著名的咏竹诗。历代文人画士之中，爱竹的大有人在，竹诗竹画也多得不可胜数。然而无论数量之多，还是格调之高，都莫过于郑板桥。
　　扬州大学江树峰教授曾评价郑板桥为“诗画通人”，实际是说郑板桥的成就贯通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郑板桥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首、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他的诗清新流畅，直抒胸臆，自由洒脱，很少用典，描写人民生活的痛苦和贪官酷吏的丑恶，兼具少陵、放翁风格。如《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就是潍县灾后情况的真实写照，《悍吏》和《私刑恶》揭露了酷吏的凶残暴虐，而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则表达了郑板桥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他的词或婉约，或豪放，颇“近陈（维崧）词派”。婉约之词如《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等。慷慨苍凉，大开大合，“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散曲主要是《道情》10首，用黄冠体写成，借出世外衣揭露世道之险恶，广泛传播，被誉为清代道情体的最高成就。对联质朴自然，意境高远，既富有哲理，又多生活情趣，成为清代联学一大家。《家书》兼叙述家常琐事、议论经邦治国之道、评论文学创作派、交流诗词书画心得，直抒胸臆，每多独见，在清代散文史上有一定地位。
　　郑板桥现存绘画作品1000余幅，是中国古代画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郑板桥既不画人物、山水，也不画一般花鸟，而是以兰、竹、石为主，兼及松、菊、梅。他画的竹清瘦挺拔、墨色淋漓、干湿并兼；兰秀劲坚实、萧散逸宕、妙趣横生；石雄奇秀逸、丑怪苍润、百状千态。这些都构成了郑板桥秀劲挺拔、生动活泼的总体画风。
　　郑板桥自幼在日光月影、纸窗粉壁中学画兰竹，自称“无所师承”。初到扬州卖画时，扩大了眼界，意识到自己过去只是做到形似，远不能同石涛的神似相比。雍正年间游庐山后更认识到八大山人简笔写意画的高妙所在。郑板桥从师法自然开始，又继承和发扬了石涛、八大山敢于创新、不拘成法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手法。
　　郑板桥不但以竹自况，还以“竹”待人。对于后学，他乐于奖掖，尽力扶持，言传身教，寄予厚望。他曾写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竹，十丈龙孙绕凤池。”他又写道：“且让青山出一头，疏枝瘦干未能遒。
　　明年百尺龙孙发，多恐青山逊一筹。”他一生笔耕不辍，诗、 书、画被时人称为“三绝”。其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也与竹大有关系。他曾对友人说，画竹要经历三个阶段，达到三种境界。一是“眼中有竹”，要仔细观察，反复临摹。他年青时画竹竞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年老时曾无限感喟地说：“我为这竹君，不知磨秃了多少毫锋，消损了多少精神啊!”二是“胸有存竹”，即在创作前对要画的竹了然在胸。“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三是“胸无存竹”，即在挥写的过程中，又不为胸中之竹所束缚，只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创造出新的形象.他曾用诗总结自己画竹的经历：“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竹之于郑板桥，真可谓相得益彰，人竹合一。
　　郑板桥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将自己的书体分为“六分半书”，人们则称之为“板桥体”。这种书体在笔法上以八分为主，糅合楷、行、草、篆及画兰竹之法，方笔、圆笔、渴笔、蹲笔变化自如，中锋、侧锋、衄锋恰到好处。在字的结体上，着力于横向，多呈扁形，由重心辐射于四方，显得潇洒新颖，览之无尽。在布局上，具有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整体感。一幅当中，虽然大、小、方、圆及各种不规则形状千变万化，但安排得错落有致，乱中有序，违而不犯，气垫连贯，通篇浑然一体。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板桥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
　　同画论一样，郑板桥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板桥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板桥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板桥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方面，郑板桥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 郑板桥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板桥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郑板桥画宏观方面，郑板桥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板桥始创，但如郑板桥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板桥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板桥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板桥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板桥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板桥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板桥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板桥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板桥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位。
　　3、郑板桥的为人与交游.
　　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在未到扬州之前，先住在苏州。他在苏州城桃花巷东头开了一家画寓，以卖画为生。在桃花巷的西头，也有一家画寓，画寓的主人名叫吕子敬。吕子敬擅长画梅花，他标榜自己画的梅花是“远看花影动，近闻有花香”。那意思是说，他画得如同真梅花一样。
　　郑板桥自从来到苏州，画些竹子，也画些花羽鳞介和山水，就是不画梅花。这梅花是吕子敬善画的，郑板桥自谓不如，所以藏拙。平时，若有人要郑板桥画幅梅花，郑板桥总是谦虚地笑道：“我画的梅花比吕先生差远了。走吧，我领你找吕先生求画去！”
　　郑板桥真的领着买画者，到桃花巷西头找到吕子敬，让他卖张梅花图，得些散碎银子来养家糊口。吕子敬是个落第秀才，拖着多病的身子，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生活颇为艰难。他画梅遵循写实的手法，画得栩栩如生，每个花瓣都活灵活现。郑板桥总是当着众人高度评价吕子敬的画，赞扬道：“吕先生画的梅花，我再学十年八年，也未必能画到这个程度。”
　　有个回家养老的吏部尚书，精通翰墨，鉴赏力很强，看到郑板桥的书法和画都是极致之品，便出了一个《梅花幽谷独自香》的画题，出五十两银子的高价，亲自来到郑板桥的画寓，求郑板桥画。郑板桥推辞说：“尚书大人呀，说到画梅，还是吕子敬先生画得好。这么说吧，他画的梅花能值五十两银子，我画的充其量值五两银子！”
　　老尚书听了以后，就拿着银子去求吕子敬了。
　　日子是一天天打着飞脚过去的。郑板桥在苏州住了三年，要迁移到扬州去了。临行时，吕子敬前来为他送行。文人送别，都要作词写诗相赠。画友分别，当然是要以丹青相送了。这次郑板桥赠给吕子敬的，却是一幅梅花。
　　郑板桥展纸挥笔，笔走侧锋，由深入浅，画出了苍苍点点带有飞白的梅花主干。画花朵时，用墨浓淡相宜，有轻有重，花瓣用淡墨直接点出，等水分未干时又在花瓣下端以焦墨渗化。这样画出来的梅花酣畅淋漓，笔法流动，神采飞扬。再看整个画面的结构，只有三四朵梅花画得清晰，余者皆涂涂抹抹，真有“触目横斜千万树，赏心只有三五朵”的意境。
　　吕子敬看了郑板桥画的梅花，惊得张开的嘴好一阵子没有合上。他愣了半天，才嗫嚅着说：“郑兄有如此高超的画梅技艺，何不早早教我？”
　　“怕吕兄谦让，再不肯作梅花图，画酬就会少收许多。”郑板桥平静地说。
　　到了这时候，吕子敬才恍然大悟，感激地说：“郑兄之所以不画梅花，为的是给小弟留口饭吃。”
　　还有一则关于郑板桥教训姚有财的故事 。
　　传说有一天，两江总督唐亦贤到扬州游玩，城里的八大盐商争着摆酒接风，其中最殷勤的莫过于姚有财了。
　　郑板桥故居姚有财为何如此殷勤呢？原来当年姚有财花天酒地、房产卖尽、沦落街头时，唐亦贤曾给他一些盐票，姚自此发家，成了大盐商，对唐亦贤自然感恩不尽了。
　　唐亦贤到扬州后，叫姚有财想法弄一幅郑板桥写的对联。主人一声吩咐，姚有财正是讨好的机会，他连忙定制了两张特大的宣纸，再央人去求郑板桥写对联。
　　郑板桥听说是盐商要他写对联，一口就回绝了。姚有财急得直冒汗，怎么去向总督大人交待呢？他又央人去说愿出重酬。郑板桥便说道：“两千两一幅！”来人一听两千两银子一幅，吓得目瞪口呆，只得跑回去向姚有财禀报。姚有财也被这大数字吓倒了，他又心痛钱，又不愿得罪总督大人，只好叫人再去蛮缠郑板桥，要求再少一点。郑板桥问来人：“你舍得出多少？”
　　来人说：“一千两，我家老板说的！”
　　郑板桥听完，拿起笔墨，唰唰唰，几下就把上联写好了：“乡里鼓儿乡里打”。写完上联，他阁下笔，就去做别的事了。来人着急了，催促道：“先生，你快写下联呀。”
　　郑板桥说：“讲好了的，两千两一幅，你老板只能出一千两，我也只能写一半，公平合理。”
　　来人再三求情，郑板桥都不理他。没有办法，来人只好回去告诉姚有财。姚有财晓得上了当，不要他写吧，等于白白送了一千两银子，再说，又是总督要的，只好叫人再送一千两银子去。郑板桥看到姚有财认输了，才又提笔写下联：“当方土地当方买”。
　　郑板桥故意写这么鄙俗的对联，实际是对两江总督附庸风雅的一种讽刺。
　　4、郑板桥的为官与处世.
　　在四十四岁之前，郑板桥的生活几乎不值一提。作为一个来自江苏兴化乡村的文艺 青年，他一直靠读书和卖画混迹于扬州一带，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尽管三十三岁那年，他曾为改变处境而出游北京，也结识了诸如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等社会名流，但终因自己默默无闻而收效甚微。四十岁时，郑板桥赴南京参加乡试，中得举人，顿时心中狂喜，并作诗《得南捷音》自我祝贺了一番，以为从此可以平步青云，挤入上流社会。谁知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末官场上，所有官位早已排满，根本轮不到他郑某人。于是，他只好再度发奋苦学，终于在四年后考中进士。为此，他特作《秋葵石笋图》一幅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但命运并没有立即为他开启绿灯，他依旧被拒之于上流社会之外。这时的板桥，除了愤世嫉俗、痛诟时弊之外，只好再度赴京，以图仕进。他随身携带着那份“赐进士出身”的证明，又是找人又是托关系，整整在京城活动了一年，仍然无功而返。这次求职的失败，对板桥是个巨大的打击，也迫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人生哲学。
　　由于当时的扬州处于江南的商业中心，不仅巨贾云集，而且高官极多，客观上为板桥的奉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同大多数文人一样，郑板桥的奉迎方式当然也是四处献诗。如今，在他诗集里就有一大批如此之作，像《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均作于此时。尤其是面对淮南监运使卢见曾——这位当时扬州的实权派人物之一时，奉迎之态，几近献媚。凑巧的是，这位权倾一方的监运使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诗人。于是，郑板桥无不肉麻地在诗中将卢大人比作李白与杜甫，甚至对卢的家世也吹捧了一番，最后当然不忘婉转地提到自己的不幸现状。遗憾的是，郑板桥还没有等到任何收获，卢见曾却因江南盐政案而被捕砍头。
　　1741年，已经49岁的郑板桥只好再度入京，侯补官缺。几经周折，这次他终于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第二年，郑便获山东县令一职。为了感激慎郡王，郑板桥不仅张罗着为他编刻诗集《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还亲自为之撰写跋文，并在跋文中将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诗人与杜甫、韩愈、王维、杜牧、韦应物以及岳飞相提并论。颇有意味的是，郑板桥走马上任之后，常常不顾大清律令，根本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有时甚至动用类似于“杀富济贫”的方式，大力彰显所谓“得志则泽加于民”的亲民思想。如此一来，自然深得百姓喜爱。而暗地里，他却过着“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的悠闲生活。在为官十二年里，他为自己编定、刻印了一整套诗集，还写了《潍县竹枝词》等大量新作，至于书画，更是不计其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在为民谋福上究竟投入了多少精力。
　　这就是郑板桥，一个常常以兰、竹、石自喻的江南文人。他看似倔强不驯，推崇“糊涂”哲学，其实自己却从不糊涂，而且始终保持着异常狡猾的世俗心态。
　　5、郑板桥的教育思想.
　　郑板桥一生充满亲民思想的“善良教育”，同样是中华美德教育的典范。三百多年过去了，郑板桥唾弃暴力、热爱和平的“善良教育”故事仍然源远流长。
　　1）热爱大自然郑板桥把关爱孩子的成长与关爱大自然看得同样重要。他52岁得一子，爱子之心，可想而知。然而他说：“爱儿必以其道。”他教育孩子从小热爱大自然，首先让孩子整个身心融入大自然。让孩子感受大自然的美，投身大自然经受各种熏陶，培养善待大自然的良好心态。孩子出生断奶不久，郑板桥就毅然把孩子送出县衙机关，直接托付“舍弟”让孩子在农村有个家，安顿在“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扬州老家，托付勤劳朴实的“郭嫂、饶嫂”管束调教，在自然人和自然物中，潜移默化，在人与自然协调的环境中“抽心田、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
　　2）爱护小动物对孩子善良教育，郑板桥以童心塑童心。孩子爱玩小动物，是童趣童心最真切之情。在小动物被孩子玩耍时，他及时寓教于乐。本来“发系蜻蜒，线缚螃蟹”，笼中养鸟让孩子乐一乐，无可非议，但郑板桥以此为契机教育：“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至于发系蜻蜒，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拽拉而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心心爱念，为的是小动物的生死存亡，为的是与小动物“一起欢喜跳跃”。为了小鸟，他不许笼中养鸟，引导孩子“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以此塑造善良的童心。
　　3）同情贫弱者郑板桥家教始终贯穿“善良教育”，这同他诗画中“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一脉相承的，他关注孩子善良教育，让孩子从小善待疾苦弱势群体。对于身边的“贫家子弟，寡妇之儿”及周边家人儿女，都要一视同仁。“凡鱼飧果饼，宜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对于弱势群体疾苦者，要倾注一份爱心，善待他们，周济贫苦学生纸墨笔砚，缺少钱买纸订仿簿者“当察其无意中与之”，而不是倨傲施舍，让人难堪。如此善良教育是奠定善良美德的坚实基础。
　　4）宽厚以待人善待别人，宽大为怀，是郑板桥善良教育的重要方面，他怕孩子有优越感，指出：“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尊重老师，善待同学，老师只要是“一方之秀，不必海内名流”，教育孩子，“就师所长，训吾子弟不逮”就行。对待长学称先生，小一点称其兄，“不得直呼其名”。在从善如流的教育中，让孩子“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唾弃暴力。郑板桥的“善良教育”已成为中华家教的光辉典范。
　　郑板桥六十一岁，辞官回到家乡，以卖画为生。他到五十二岁时才有儿子，起名小宝。他对小宝十分喜欢。为了把儿子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他非常注意教育方法。
　　郑板桥被派到山东潍县去做知县，将小宝留在家里，让妻子及弟弟郑墨照管。郑板桥看到当时富贵人家子弟，又担心自己的儿子被娇惯变坏，所以他身在山东，而心念在家的儿子。他总想把儿子小宝委托堂弟郑墨帮助照管，会比自己更娇惯。所以，他从山东不断写诗寄回家中让小宝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小宝在母亲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背记着这些诗句，从而明白了许多人生的哲理。
　　“娇子如杀子”，这是多少人用血泪换取的经验教训。当郑板桥听说在家的小宝常常对孩子们夸耀：“我爹在外面做大官！”有时还欺侮佣人家的孩子。郑板桥立即写信给弟弟郑墨说：“我五十二岁才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必定要有爱子的办法。“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溺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他要弟弟和家人对小宝严加管教，注意“长其中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
　　弟弟和家人按照郑板桥的意愿对孩子进行教育，收效很大，就给郑板桥写了封信，讲了孩子的长进，并说，照此下去，长大之后准是个有出息的人，能像你一样，当个官儿。
　　郑板桥看了这封信后，觉得弟弟对小宝太姑息了，这样做对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立即给弟弟郑墨复信说：我们这些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越来越作坏，总没个好结果”。他还说：“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好人。”这里所说的好人，是品德修养高尚的人，是有益于社会的人。
　　小宝长到六岁以后，郑板桥就把小宝带在自己身边，他亲自教导儿子读书，要求每天必须背诵一定的诗文，并且经常给小宝讲述吃饭穿衣的艰险，并让他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学洗碗，必须洗干净。到小宝十二岁时，他又叫儿子用小桶挑水，天热天冷都要挑满，不能间断。由于父亲言传身教，小宝的进步很快。当时潍县灾荒十分严重。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是你爹中午节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蹦跤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这个用饥饿眼光看的小女孩，立刻将手中的窝头分一半给了小女孩。郑板桥知道后，非常高兴，就对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真喜欢你！”
　　郑板桥对于女儿也非常关心。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女儿在诗画方面也达到了相当水平。眼看女儿就到出嫁年龄了，还未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主动为女儿选择了对象，并且一反婚事大操大办的传统，自己亲自将女儿送到男方家里，让男方家人做了几个小菜，以示庆贺。当他要返回时，才告诉女儿说：“这就是你的家，你就安心在这里过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女儿婚事的祝贺，特意作画一幅做为嫁妆送给女儿，在这幅画上，他题写了一首小诗说：“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妆薄，赠尔春风几笔兰。”
　　郑板桥非常注意对子女进行自立教育。直到临终前，他还要让儿子亲手做几个馒头端到床前。当小宝把做好的馒头端到床前时，他放心地点了点头，遂即合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汉。”这则遗言，是对子女的嘱咐，也是他对子女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6、郑板桥的养生之道.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诗人，“扬州八怪”中的显赫人物。
　　郑板桥年逾古稀有赖于其养生有术。他的诗、书、画艺术精湛，号称三绝。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能把诗、书、画三者巧妙结合，独创一格，达到了一种新的艺术境界，使他精神上有所寄托，豁达乐观。这是他养生长寿的重要因素。
　　郑板桥虽一生坎坷，历尽沧桑，但他始终能以乐观的心情对待。他因帮助农民打官司及赈济灾民得罪了豪绅而被罢官。但他并未因此事而忧郁沮丧，也不因官场失意而耿耿于怀，而是毅然返回故乡，寄兴于诗、书、画中，使他恬淡欢乐地度过暮年。
　　不计得失，此又是郑板桥养生长寿一术。
　　他一生当中，为人处事，不为名利，不计得失，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曾经写过两条著名的字幅，即“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这两条字幅蕴含了深刻的哲理，不计得失，求于心安，是其核心思想，也是他一生中为人处事的准则。
　　7、一家之言的品评.
　　郑板桥纪念馆在江南民间，有３个画家的名气特别大。一个是唐伯虎，简直是“风流才子”的代名词。据说他有一方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近来有人考证，认为是后人作伪，这是可能的。但考证到最后落实为这么个意思——唐伯虎一生坎坷，想风流也风流不起来——就有点缺乏说服力了。在我的印象里，才子越坎坷，也就越风流。风流或许不是他的本性，但是他的破愁解闷泄愤脱身也不无自暴自弃和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徐文长，不知何故被叫做“恶讼师”，几乎是恶的象征。只是这恶恶得不恶心，透着股机智劲，老百姓讲起徐文长，更多的还是欣赏。一个就是郑板桥，“怪”的别称。郑板桥也有不少民间故事——老百姓觉得他“怪”，就编出了许多“怪”故事往他头上一套——其实是消遣消遣郑板桥。老百姓个个自比唐僧，高兴不高兴的，就把孙猴子拉出来，念上几回咒，相视一笑。当不得真的。才子玩“风流”，玩“恶”，玩“怪”，老百姓玩才子，这也是生物链。
　　但“扬州八怪”济济一堂，又为什么让郑板桥独占鳌头？因为郑板桥的作品在有的人看来恰恰不“怪”，而是“俗”！是“俗”让郑板桥独占鳌头。俗了，大伙儿也就容易理解。把人做俗了事儿就好办，活儿也好干。
　　接下来的问题是边寿民的芦雁也俗得很，大伙儿也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不把“怪”故事往他头上套呢？主要原因是边寿民没做过官，郑板桥做过官。做过官的才子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比没做过官的才子好玩——做了官事多，老百姓有猜想，也有说头。
　　这是有的人对民间流传郑板桥之“怪”的原因的猜想，也是这篇文章的说头吧。
　　人称郑板桥诗画书三绝，我看是诗画书三俗。
　　先看他的诗。郑板桥在“前刻诗序”中说：“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这是两个问题，诗格和具体的写作。但也是一个问题，具体的写作决定了诗格的高下。郑板桥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凡艺术创作一有习气，格就卑卑了。郑板桥不但是七律有习气，他的诗词都有习气，只是在我看来，这习气不一定就是放翁习气。放翁习气是下笔漫漶，而心境上不忘慷慨。其实下笔漫漶，东坡也是如此，只是东坡的心境不忘洒脱。境由心造，心由人生，只要放不下，丢不开，就是习气了。郑板桥仅仅得了放翁的一半习气，只是下笔漫漶。郑板桥在心境上是不忘尖酸。尖为了刺人，酸为了自慰。尖酸是他人与自我都不能忘，当然就俗了，也就是卑卑。
　　郑板桥的画，像是“诗格卑卑”的“图解”。郑板桥画竹画兰画石头，最著名的是竹。最俗的也是竹——他的墨竹，千篇一律，变化甚少，一缺乏变化，习气自然气冲冲地来了。像是作坊里的产物。金农的竹，就比他有味道。金农是写影写神，郑板桥是画形画态。金农写竹如摹魏碑，魏碑本是个俗物，只是文人一摹就雅了；郑板桥画竹似临晋帖，晋帖本是个雅器，只是文人一临就俗物了。晋帖是灵魂的风声，听得见，摸不着。横空出世的王羲之不知害了多少人。竹是兰亭，临不好就俗；兰亭是竹，画不好就俗。有俗心的郑板桥再加上手上功夫差点，画竹不俗才怪呢。郑板桥的手上功夫，生不过金农，熟不过李（鱼旁加单），半生不熟，只得俗了。俗是一种尴尬。
　　郑板桥的书，六分半，乱石铺街，写好了，像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又百年孤独；写坏了，像潘家园，乱七八糟只喧哗与骚动。只是郑板桥写坏的时候多——他的书法，是隶的赝品，楷的赝品，行的赝品，草的赝品。赝品的品质，第一是假，第二就是俗。
　　俗人这么多，为什么老百姓独爱郑板桥——郑板桥是近３００年来最后活在老百姓舌头上的艺术家了，任伯年、吴昌硕也俗在江南，就没有这等口福——是因为郑板桥俗成了俗套（他的墨竹与他的六分半书），俗成了俗话（难得糊涂），俗成了俗人（朦朦胧胧的丝质灯罩下闪烁其辞着人性的光芒）。诗画书三俗，不难，难在郑板桥用三俗修炼——终于修炼成一个俗人。俗人的许多话，雅人是说不出的。郑板桥在“后刻诗序”中言道：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这样的话，金农是说不出的。金农一心想做雅人。
　　说郑板桥诗画书三俗，实是说他的好。郑板桥是敏感的，清代以来，文人做雅已是一件可笑的事了，俗倒是得风气之先。卑卑小人，不俗何为？“人迹板桥霜”，板桥上早已没有人迹，那就做条板凳吧，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坐在板凳上扳扳脚丫，喝一杯浊酒，扛上板凳听戏去……说郑板桥三俗，也无非戏言而已，三俗是文化，我们不是常讲民俗习俗风俗吗？郑板桥的三俗是亚文化，三俗这么一亚，就亚出“怪”来了。
　　

二、东阁大学士“刘罗锅”刘墉
　　1、刘墉生平小传.
　　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人送绰号“刘罗锅”，死后谥号文清。清朝官吏、政治家、书法家，高密县逄戈庄（原属山东省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刘统勋（1699—1773），字世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1736年），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收获巨大。乾隆二年授刑部侍郎，断粮仓贪赃舞弊案，电视剧播映的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乾隆六年，擢为左都御史，上疏弹劾大学士张廷玉，因敢于直言，不畏权势，声震朝野。十一年（1746年），署漕运总督。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电视剧中也出场了）按山东账务，事毕后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断了不少大案，公正无私。十七年，任军机处行走，兼任刑部和吏部尚书。曾多次勘察河道，对治河很有贡献。十四年，受命协办大学士，兼管吏部和工部。当年查勘河南杨桥治河工程进度缓慢的原因，使治河工程逾月完工，受到朝廷的表彰。十九年，命协办陕甘总督，政绩突出，赐孔雀翎。二十六年（1761年）拜东阁大学士（宰相）兼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颇得乾隆的信赖，堪称名相。
　　刘统勋性耿直，励清节，博学强记，审时度势，尤以决疑定计而著称。例如，温福在平叛金川之乱战死后，乾隆皇帝对是否再用兵金川犹豫不决，刘统勋则力主用兵，终平定金川之乱。对选才取士，他也很有贡献，先后四次任会试正考官。1773年11月1日，入朝过东华门时，卒于舆中，赠太傅，谧“文正”，入贤良祠。
　　值得一提的是，刘统勋之子刘墉，也在乾隆朝做过大学士（宰相），有人比之于宋朝的包拯，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的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刘罗锅，便是此公。
　　乾隆十六年刘墉（1751年）中进士，入仕途。乾隆二十年（1755年）10月，其父（时任陕甘总督）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他时任翰林院侍讲，亦遭逮治，逾月获释，降为编修。次年，提安徽学政，任职3年，调任江苏学政。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次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坐罪革职拟死。诏免，发军台（清廷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仍授编修。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陕西按察使。翌年，因父逝世，归籍丁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还京，授内阁学士。10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翌年，复任江苏学政。
　　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有功及督学政绩显著，擢湖南巡抚。时值该省多处受灾，哀鸿遍野，贪官污吏猖獗，民怨载道。他严劾贪官，勘修城垣，革除陋习，抚恤灾民，颇有政绩，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4月，充任三通馆总裁，5月，为吏部尚书，奉旨审理山东巡抚国太（皇妃伯父）结党营私、贪纵舞弊案。他至山东境内，化装道人，步行私访，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太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太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他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太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时皇妃已为国太说情，有的御史从旁附合。他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太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太伏法。
　　嘉庆二年（1797年），刘墉升任东阁大学士。嘉庆四年（1799年），奉嘉庆皇帝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结党营私、勒索纳贿一案。他不畏权势，立即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20条，回奏朝廷。皇帝处死和珅，并没收其家财三分之二（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入官。不久，嘉庆皇帝加赐他为太子少保，后又命其充任会典馆正总裁。他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曾三次兼署国子监，数任乡试、会试正考官。又筹办编撰过《四库全书》、《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并擅长书法，其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有“棉里裹针”之妙，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铁保等齐名。
　　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刘墉病故于京，享年85岁。刘墉去世后，其书用墨浓厚，貌丰骨劲，别具面目，其中部分墨迹，仁宗（嘉庆）命刘墉之侄刘镮之整理，摹勒上石，以《清爱堂石刻》刊行。后有《清爱堂石刻》四卷传世，另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2、刘墉的为官之道.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一生为官，并非青云直上，政治上也曾有过挫折。乾隆二十年（1755），当刘墉刚刚升入翰林侍读时，其父刘统勋因放弃巴里居，退守哈密，被以阻挠军机罪革职逮捕进京。刘墉亦受株连，也被革职入狱。后来被释放，授编修之职督学江苏。乾隆二十七年（1762），刘墉任太原知府，所辖阳曲县县令段成功贪污侵蚀库项，刘墉当时未觉察。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已升迁为冀宁道之后，段成功案始得暴露，刑部便以刘墉不能事先举劾罪，拟按"扶同容忍律"将刘墉逮捕判处死刑。时亏高宗（乾隆）对其加恩，才免一死，被发往军台效力。第二年（1767）又赦还，仍授编修。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由此，也隐约可以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民间有一则关于刘墉巧计杀和珅的传说，传说有一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带着一帮子人到居庸关一带去行围射猎。随行人员除了亲王、驸马外，还有大学士刘墉。
　　早晨路过清河的时候，但见河水缓缓地流着，水清见底，河底里的小石头子一粒一粒的看得清清楚楚。刘墉一边看着河水，一边想着主意。
　　到沙河的时候，天快晌午，大队人马就在沙河岸上扎营休息。这沙河是清河与榆河会合后的河流，水势比清河湍急多了。就在御膳房的太监在河旁摆上琼浆玉液、熊掌、燕窝，准备用膳的时候，刘墉连忙上前跪奏道：“臣有一事不明，特向万岁求教。”乾隆正要用膳，随口说道：“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君臣大礼？”刘墉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到河里。噗嗵，石头掉进了河底，只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儿。
　　“陛下，您看这水有多深？”刘墉问。
　　乾隆摸了摸胡子，心里说：你个刘罗锅，这么点事你还想难我呀！就说：“一丈五，差不离。”
　　“那清河呢？”刘墉又问。
　　“清河吗？”乾隆又摸了摸胡子，“丈把深吧！”
　　“这么说，是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
　　“当然沙河深。”
　　“真的？”
　　“当然是真的！”乾隆想：你刘罗锅鬼主意多，想糊弄我？我不上你的当。他捻着胡须，洋洋得意地靠在御椅上。
　　刘墉看了看正在兴头上的乾隆，转身叫过一个太监说：“你快回城传圣旨：杀和珅！”
　　“这……这……”太监吓了一跳，“这陛下让杀吗？”
　　“你刚才没听陛下说‘杀和珅’吗？你只管去好了，有事我担当。”
　　那太监平日里也看不惯和珅对乾隆吹牛拍马，对下边的人奸诈刁恶那一套。反正万岁爷有话，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管它是真是假？再说，真要有事，还有刘墉顶着呢！便说了声：“遵旨！”便跨马奔了京城。
　　那天，乾隆玩得还挺痛快，獐子、野鸡什么的，打得也不老少。第二天，高高兴兴地回到城里，刚进宫就有太监来禀报说：“和珅已伏法。”
　　乾隆一听，立刻拍桌子瞪眼地大叫：“这，这是谁叫杀的？”
　　“是，是刘墉传——”太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墉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
　　“你，你为什么叫杀和珅？”乾隆怒冲冲地奔到刘墉面前。
　　“陛下息怒。您怎么那么健忘？杀和珅是您昨儿个去打猎时说的呀！我还钉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你说：‘是真的！’”刘墉不慌不忙。
　　“我，我——”乾隆气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心里狠狠地骂着：“好你个刘罗锅呀，原来你装傻充愣是在这儿等着我。我算上了你的大当了！”但他也不敢对刘墉怎么着。一是不管怎么说，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二是他还真离不开刘罗锅，没有刘罗锅他就玩不转了。
　　刘墉呢，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他到底替朝廷、替百姓除了这一大害。
　　当然，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传说，不过是人们对刘墉“刘青天”的一种美好的赞誉而已。那么，真实的历史刘墉与和珅有没有过节，交没交过锋，和珅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在关于和珅的一节中都有所论述。
　　3、刘墉书法,刘墉才学欣赏.
　　刘墉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文章书法在清代皆享盛名，尤其以书法最佳，擅长小楷，曾效法董其昌，兼学颜真卿、苏轼等名家书贴，后自成一家。刘墉的书法用墨厚重，笔健神藏，别具一格，与当时的翁方纲、铁保、成亲王统称为清代四大书法家，而刘墉为最。
　　刘墉的书法早年在康熙、乾隆酷爱董、赵书风的影响下，初师董其昌，进而遍涉颜真卿、苏轼各家，形成用饱笔浓墨来表现浑厚端庄的书法特点，其行书以随心所欲、意到笔到、不讲究线条粗细匀称而著称，尤长小楷。刘墉十分重视临习诸名家法帖，成名后仍坚持终生孜孜临习，乐此不疲。其浸润毕生，集诸贤之大成，深得个中真谛。清徐珂《清稗类钞》评价其书法“论者譬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贤之大成也。……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近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康有为则称赞刘墉书法曰：“石庵亦出于董其昌，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但同时也有人对刘墉用笔崇尚浓肥、挥肆自如的书风有不同看法，甚至刻薄地讥讽为“墨猪、兔类”。刘墉一生官运亨通，阁老书家，名震天下，当时各种趋炎附势、附庸风雅、以求一纸为荣的实在不少，因此刘墉的应酬之作也不在少数，甚至在疲于应付之时，命几个姬妾代笔应酬，以至于后来他的三个姬妾都能仿效刘墉的字迹，其中尤以摄夫人黄氏为甚，笔势极似，小楷几可乱真，传说连刘墉本人也难以辨别。这也就是造成以后刘墉的书迹进入市场后难求善价、市场定位与其帖学宗师身份不相符的重要原因。
　　正史记载刘墉极简，野史及民间传说颇多。相传刘墉科考，进行殿试，乾隆见其貌丑陋，想难为他，便让他以自身为题，咏诗一首。刘墉未加思索，脱口而出：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
　　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文武百官听罢，想戏弄而戏弄不出。乾隆也一声叹息，连夸刘墉不庸，并御笔一挥，钦点作本科状元。可见刘墉才学，折服于当朝。至于字，据说他从不轻易送人，就是皇上，不指名让他写，都不写。一天，殿上与皇上坐，乾隆问他练什么字。他反问您问的是大个的还是小个的。乾隆说大个的你能写多大？他答北京方圆四十里我能写一个字。乾隆怕他要那么大的纸笔，便问小个的能写多小。他说一个苍蝇头上写四十七个字。乾隆又怕他让皇帝满殿追苍蝇，不成体统，就一转念，要他和和珅在五分宽一寸长的纸上，写一万个字。和珅作难，他却提笔写道：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千万全有了，乾隆看罢，只得有赏。这一方面说明刘墉的机智，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字朝野公认，连善于书法的皇上也佩服三分。
　　刘墉聪明过人，又很有才学，只是脾气有些古怪。所以乾隆既离不开他又恼他。
　　这一天，乾隆来到御花园散心，遛累了，就坐在树下歇息，他身旁有许多大臣待候着。乾隆看见刘墉也在人群中，便冲他招呼说："刘爱卿，过来。"刘墉向前走了几步，跪在地上问："万岁唤臣有何旨意？"乾隆说："我问你，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叫臣死――"他故意留下后半截话让刘墉回答。刘墉顺口回答："臣不死不忠。"乾隆便指着前边不远的水池说："好，联命你即刻跳进去，你自尽了吧。"在当时，皇上嘴里说出的话都是金口玉言，不听就是死罪呀！在场的大臣全愣了，心说："这下刘墉是非死不可了"。 刘墉不慌不忙地回答："臣领旨。"然后站起身向水池一步步走过去。刘墉暗地里说："想出我的丑，没那么容易。"他动了动脑筋，主意就有了。
　　刘墉走到了水池边上停住了脚，他躬着身子朝水池站立，先是侧着耳朵，好像在听水里的声音。然后又脸对着水面，嘴里念念叨叨的，过了一会，他又恭恭敬敬地朝水池中施了三个礼。在场地乾隆和大臣们直纳闷："刘墉搞什么鬼呢？"眼瞅着刘墉转过身，嘿！又走回来了。
　　到了乾隆面前，刘墉说："臣交旨。"乾隆这个气呀！他把眼一瞪："你交的什么旨呀？到了水池你不往下跳，抗旨不遵，该当何罪？"刘墉说："臣适才领旨后，走到水池边，刚要往下跳，看见从水里冒出一条龙。它对臣说："刘墉你别自杀，你还有二十年的寿数，现在不该死。"臣对它言明："万岁有旨，臣不敢不死。"它对臣说："没事儿，你回去吧。万岁是最敬天的，哪能不顺天意？不会再叫你死了。"臣谢过龙王，就回来交旨了。
　　乾隆站起身手指刘墉："你胡说，朕不信会有这事，走，看看去。"说罢带领大臣们走到水池前。乾隆低头瞧了瞧，水面上很平静，只有几条鱼在里面游来游去。乾隆问："龙在哪儿?刘墉对着乾隆深深地施礼，说："万岁爷是真龙天子，那龙王哪敢见您啊？它早躲回水晶宫里去了，众大臣也齐声奉承说："万岁洪福齐天，那小小的龙王自然是应该回避的了"。
　　乾隆知道刘墉说的是假话，但也暗暗赞叹他的脑子真是太灵了，什么难题也别想难倒他。不由得怒气全消，苦笑着对刘墉说："好吧，朕免了你的死罪，你再凑合着活二十年罢。"刘墉草书扇面下面是山东省诸城刘墉故居联：心为大清，不要管刘姓何姓；志在报国，何必分汉人满人。
　　匾额：天下第一家据传，有一天，早朝已退，文武百官都各自散去，只有和珅跪在金銮殿不走，乾隆皇帝问他：“爱聊没有退朝，莫非有什么要紧事吗？”和珅说：“启奏万岁，我近日听说，刘墉私持八旗公款，在他的山东老家大兴土木，修建一座比御花园还要讲究的园林。刘墉心存不轨，望皇上明察。”乾隆听了一愣，皱起眉头想道：都说你刘罗锅子为官清正，原来你也是个口是心非的贪官呀！于是决定趁南巡的机会，亲自到刘墉的山东老家察看一番。这一天，皇帝南巡的一队人马，来到山东济南府地界，老远就见一户民宅，杨柳成行，溪水环绕，真是一处风景幽雅的地方。走到跟前一看，门上写着这副联匾。乾隆思索了一会，觉得有点好笑，心想：普天之下，除了爱新觉罗氏我弘历这一支，有谁敢来妄称什么天下第一家呢？他想知道个究竟，就去扣门。随着敲门声，走出来一位黑胡子老头，约有五六十岁。乾隆问他：“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黑胡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事还得问我父亲。”乾隆跟随进到二门，老头敲了几下门，又迎出来一位花白胡子老头，大约七八十岁，乾隆躬身施礼：“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花白胡子老人也摇摇头说：“这事还得问我父亲。”乾隆暗自琢磨：这两位老者仪态高雅，举止非凡，必然有点来历，断然不是一般人家。这时候，第三道门已经打开，迎出来一位白胡子老头，约模有百岁开外的年纪。他穿着一身素色衣服，手拄一根龙头拐杖，乾隆赶紧上前施礼。老人连忙把皇上搀扶起来，说道：“请万岁免礼。”皇帝的随从正在纳闷：皇上是一国之君，为什么向一个乡下老人行礼呢？就听乾隆对老人说：“我在年幼时，听皇祖（康熙）对我说，他曾经把一根龙头拐杖赏赐给济南府的一位功臣，这根龙头拐杖被敕‘上打君，下打臣’，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怎么敢失礼呢？”白胡子老人微微一笑，高声喊道：“皇上驾临敝舍，家人快来迎接。”这一声好似洪钟，传遍几层院落，不一会儿，全家百十来口人都跪在当院，拜见过了皇上，然后又都散去了。”乾隆跟着白胡子老人来到堂屋，他已经对大门上的横批有了点理解，但他还是问道：“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那老人捋了捋尺把白胡子，慢慢地说：“我家自秦汉以来，宗族兴旺，枝蔓繁盛，遍及天下各府州县，算起来总共出了八十个翰林，三个状元，十二个宰相，成百个王侯，如今老夫我是五世同堂，全家共有人丁一百单八个。”说着，从柜橱里取出一卷黄绫来。打开一看，写的是“天下第一家”，下署康熙某年御笔，印有皇帝的玉玺。乾隆对老人说：“这么说，这就是刘爱聊的家了。”老人点头说：“刘墉正是老夫的重孙。这孩儿性情直憨，恐有不周之处，还望皇上海涵。”乾隆说：“正是因为刘墉秉公正直，我才如此器重他呀！”这时已是正午，老人说：“已到午饭时刻，臣无备，请皇上赏光，就在寒舍用膳。”乾隆点头答应了。只听钟声一响，端来了饭菜。皇上还以为是山珍海味呢，没想到是一个盘子里盛着个玉米面窝头，还有两碗青菜汤。老人把窝头切成四块，递给皇上一块。乾隆勉强吃下半块窝头，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剩下那三块老人全吃光了。乾隆看着老人吃得是那样香甜，断定他是粗茶淡饭，勤俭度日惯了的人。心想：这与和珅家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是无法相比的。乾隆南巡返回北京后，对刘墉更加赏识、更加信任了，相反，对和珅却增加了几分疑虑。
　　刘墉家书选页一湖北省武汉市民间收藏家陈祖坤家中，有一副刘墉手书墨迹汉绣联：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经鉴定，这是一副汉绣对联。这副绣品色彩绚丽，长112厘米，宽30厘米，红色的缎面上绣着“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落款是“石庵刘墉”，并绣有印章。陈祖坤介绍，此对联是他在新洲一农家觅得。他还出示了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高汉玉的来信：“从照片来看，是一副刺绣花卉组成的堂幅对联。在清代，这种用花卉纹组字的形式并不多见……这是一件少有的绣品。”武汉文物鉴赏家王瑞华说：该联应是清末时期的汉绣。估计是后人描了刘墉的字，然后制成绣品。汉绣传人任本荣称：花卉纹组字是汉绣的特色，他曾见过许多清代汉绣绣品，但都毁于“文革”时期。
　　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寄长年。
　　——瓯渠村收藏刘墉手书墨迹联浙江省永嘉县西溪乡瓯渠村近日发现清嘉庆三年刘墉题写的这副对联。落款署：“嘉庆三年夏石巷刘墉”，并盖有刘墉印章。永嘉县西溪乡瓯渠村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崇文习武的古村，名人辈出，民间民俗文物众多。这副古对联是瓯渠村民祖上流传下来的，距今虽有200余年的历史，但保存完好，墨迹清晰。现瓯渠村民俗博物馆已将对联复制，供游人观赏。
　　镜水屏山开胜境；瑶林珠树撷名香。
　　——刘墉手书墨迹行书联时人对刘墉和王梦楼的书法有“浓墨宰相（也有说浓墨状元），淡墨探花（指镇江人王梦楼）”之美誉。刘墉的行书七言对联，就充分显现出这样的特点。刘墉又擅长于草书，他继承了北宋苏轼开创的”韵胜气贯”、“尚意”的书风，他赞扬苏东坡的草书《黄州寒食诗帖》曰：“笔软墨丰皆入妙，无穷机轴出清新。”他以“苏体”书写的苏轼三首诗，潇洒超逸、酣畅淋漓、惟妙惟肖，更为称绝。刘墉的墨迹传于世者，有由其侄儿刘镮之（嘉庆朝户部尚书）刊刻行世的《爱清堂石刻》。刘墉的诗也值得称道，但可惜留传下来的太少，只有由其侄孙刘喜海辑其遗诗成集，于道光六年（1826年）刊刻行世的《刘文清公遗集》17卷，《应制诗》3卷。英和赞其词章曰：“其言冲然以和”，“浏然以整，而又贯串乎经史，宏览乎诸子百家佛老小说，故其言高而不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世。”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称刘墉的诗“清新超悟，有香山东坡风格”。这些评价都有中肯的成分，人们从仅存的《刘文清公遗集》中也可看到这一点，他的诗体裁和内容都很广泛，语言朴实清新，颇有可读性。如他在乾隆三十一年写的一首《从军行》道：“辛苦长防万里秋,归期休问大刀头。不惊夜火烽传警，却怕新声笛起愁。”真实地反映了军旅生活的思乡之苦。《甲辰重阳节十刹海灯下》写道：“天际白云吹尽，林间黄叶飞来。原自不离色相，何曾一惹尘埃。明月同光处处，莲花妙印心心。会取定中不隔，无劳梦里相寻。”写出了当时的季节风景和他对佛学的认识。题跋更是如此，一首《题画》说：“一树垂杨万缕金，春风澹荡碧波深。闺人倦绣间相约，来试纶竿就绿荫。”描绘了闺中女子春天出游的情景。
　　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
　　——谢振华收藏刘墉手书墨迹联谢振华，1948年生，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藏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钻石商会古玩玉器艺术专业委员会理事，广州市海珠区、番禺区收藏家协会理事。上世纪70年代中涉足收藏，藏品主要以明、清至民国的名家字画为主，兼藏陶瓷、玉器、端砚等。在谢振华藏室的一角，挂着一副对联，为清朝一代名相刘墉所作。刘墉又名刘罗锅，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让今人熟知他是一位清正廉明而且智慧超凡的宰相，其实他还是清乾隆年间四大书法家之一。该副对联所书的是“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所用的纸是官场纸（当年达官所用的一种纸）。为了搜集这副刘墉的真迹，谢振华当年还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辛苦：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他从新会的一个朋友处得知南海有位乡村藏家收藏有刘墉的真迹，便开着摩托先到新会接上那朋友，再从新会开到南海，当天寒风刺骨，飘着雨丝。深夜赶到时，谢全身已湿透，“不过，得到这副对联还是很开心。”谢说。
　　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
　　——沈秉成收藏刘墉手书墨迹联在苏州，耦园几乎家喻户晓，但知道园主沈秉成是一位著名藏书家的人较少，知道园内有一藏书楼叫“鲽砚庐”的那就更少了。沈秉成是清咸丰元年的进士，曾做过两江总督，有政声。清代末期辞官寓居苏州时，购得娄门陆锦所筑“涉园”的废址，请名画家顾芸规划设计，扩建增筑成耦园。园分东西两部，西园以书斋织帘老屋为主，前后列山石，以藏书楼压其背，小轩隐其前。此藏书楼名曰“鲽砚庐”。沈秉成喜藏砚，在京师得千阳石，似渔形，制为二砚，名曰“鲽”，乃以“鲽砚庐”命名书楼。经学大师、曲园“春在堂”主人俞樾为之赋诗云：“何年东海渔，化作一拳石。天为贤梁孟，产此双合璧。”堪为文房佳话。楼为二层飞檐式建筑，站在小院里看此楼，整个格局为曲形，只见楼上楼下都是木雕的窗扇和栏杆，古朴而清冷。这种安排，倒是完全符合明代造园家计成《园治》关于书斋的造址原则：“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这座藏书楼保存如此完好，在苏州也是仅见的。沈秉成在园内曾题对联：“万卷图书传世富，双雏嬉戏志怀宽”之句。清刘墉在园内手书对联：“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从对联可以看出，当时沈氏辞官后，过着隐居安闲的日子。以园为乐，以书为伴。其时，苏州著名藏书家潘祖荫、李鸿裔、吴云、郑文焯等都是其藏书楼的雅客，经常前往鉴赏古器、碑版、金石、古籍，相互探讨研究。由于园内的文化氛围浓厚和藏书楼的藏书基础，因此在沈氏过世后，大量文人在此借住，研究学术。吴昌绶为近代著名刻书家，其精版本目录之学，寄寓耦园时潜心校雠古籍，搜集遗文，刊有《双照楼丛书》，其中《景刊宋元本词》61卷，旨在保存宋、元、明刻本的真面目，精美绝伦，被词学家称为“在我国词史上可谓空前之创举”。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去职后归居苏州，寄寓耦园之“织帘老屋”，时词学家郑文焯、曹元忠常至园中共同商讨词学。朱氏在园中辑历代词，后刊为《疆村丛书》。1939年，史学家钱穆，自昆明重返苏州，居住园中，潜心治学，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国史大纳》等著作。1946年，史学家顾颉刚也曾借住在园中静心研读。耦园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原因之一是与耦园历史上所附的人事是分不开的。沈秉成藏书甚丰，更喜金石字画，所藏金石、字画、典籍皆为精绝，藏书数量更超万卷。如今鲽砚楼的藏书早已散失，书去楼空，这仿佛是古今藏书家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其留下的文化氛围，还留在当今甚为热闹的耦园。
　　清风偶与山阿曲；明月聊随屋角方。
　　——何文秀收藏刘墉手书墨迹联此联为旧装原裱，高132厘米，宽32.5厘米，上联“清风偶与山阿曲”，下联“明月聊随屋角方”。上款“瑜圃属”，款上钤“御赐清爱堂”印；下款“石刘墉”，款下钤朱文“刘墉印信”、白文“石”二印。此联楷书笔势厚实丰泽，于端庄中含秀润，圆转中见雄阔。“清”、“曲”、“角”、“方”诸字结字颇有特色，转折处采用圆转的笔法，横轻竖重，蚕头燕尾，两竖笔微带弧形的特征十分明显。综观全联，既有颜体雄伟大气的气魄，又有苏书秀颖俊逸的风采，应属刘墉中年精力旺盛、书艺鼎盛时期的精要之作。刘墉书法，各重一时，当时踵门求书，以得一纸为荣的人实在不少，使他穷于应付。相传在不得已时，曾命几个姬妾代笔。包世臣《艺舟双楫》称：“诸城有摄夫人黄氏，笔势极似，诸城晚年书多出黄手，小真书竟至莫辨。
　　镜里有梅新晋马；金中无药旧唐鸡。
　　——刘墉撰题李伯元《南亭四话》卷七《费解对》（大东书局1925年印本，上海书店影印本，1985年1月第1版，P431）：诸城相国为人书联，常书此联十四字。见者皆不得其解。阳湖汪子渊太史解之曰：“上四字，盖用‘梅里梅花白发新’也。晋马者，晋人有屈产之乘，隐喻其马齿加长也。下七字用《唐君房碑》：‘鸡犬皆升仙’也。言金中无药，则鸡犬不得升仙也。
　　两登耆宴今犹健；五掌乌台古所无。
　　——刘墉题北京市虎坊桥阅微草堂阅微草堂的门楼，座落在草堂院落的东北角，向南开门，正临大街。由门楼进入，径直向里，是一条通向后院的长廊。进门向左，就是阅微草堂的前院。前院有一座假山，山下巧设一洞，可通向长廊，名为"泄云洞"，洞前一池花圃，花圃周围，梅、兰、竹、树相间而生。假山西面有一泓清水，叫作"凝碧池"，凝碧池的北面，就是纪晓岚的三间书房，自西而东，依次名为“绿意轩”、“瑞杏轩”、“静东轩”。
　　在这三轩的墙壁上，爬满了葱绿的藤萝。穿过瑞杏轩，是草堂的中院，北面是五楹瓦房，中间是客厅，西侧为寝室，蔼云、卉倩曾居住在这里。房前有两株海棠，长得茁壮茂盛，枝杈已经齐着屋檐，这是为了纪念文鸾，特意栽种的。穿过中间客厅，就来到草堂的后院，东侧有一株古仆的槐树，西侧有一株高大的梧桐，因此树下的房屋，又分别叫作“槐安国”和“孤桐馆”，马夫人和沈明生前曾住在这里。从后院和中院，都可入东面的长廊，直抵草堂大门口，长廊内张挂着当时名人的书画，寿辰之前，纪晓岚将自己题咏宅邸的几首诗，请书法名家写成诗幅，装裱后张挂在廊内和室内：阅微草堂读书如游山，触目皆可悦。嘉庆八年六月，是纪晓岚的八十大寿。阅微草堂修葺一新，大门上镌刻着这副刘墉撰题书写的对联。刘墉的这副联相当出色，将纪晓岚一生的两项殊荣写了进去，称赞了他在乾隆五十年、六十年两次出席了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并有从乾隆五十年到嘉庆二年，纪晓岚五次专任或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殊荣，这种经历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只有纪晓岚一个刘墉（米芾诗贴）云容水态不相厌；画意诗情分与投。
　　——刘墉题江苏省镇江焦山焦山位于镇江市中心（大市口）东北4.5公里的长江之中，海拔70.7米，周2000米。因满山苍翠，宛如碧玉浮于江中，又称“浮玉山”，为现时长江中唯一四面环水的风景。焦山原名樵山，传说宋真宗为纪念曾隐居山中的东汗处士而改名焦山，并沿用至今。焦山山水天然真实，向以古树名碑饮誉遐迩，寺庙建筑皆掩映于老树葱笼之中，与金山相对，素有“焦山山裹寺”的说法。焦山历来为军事要地。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韩世忠曾率领将士驻扎焦山堵截金兵。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发动扬子江战役，英舰侵入长江，曾遭到焦山炮台守军的英勇抵抗和打击。山南有定慧寺，寺东宝墨轩，又名焦山碑林，珍藏历代碑刻400多方，新建的国际碑林，是书法爱好者经常涉足的地方。
　　彭城魁元无双士；雍丞疗馔第一家。
　　——刘墉题江苏省徐州著名饭庄易乐居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四月，朝廷协办大学士刘墉因赴南京公干，路上偶感风寒，决定在徐州小憩一日。徐州官员在南郊易牙斋设宴款待刘墉。刘墉虽然食欲不佳，却对席上的养心鸭子、四蹄丸子、杏仁豆腐和三正鸡等菜感觉特好。这四道菜不仅味道不同一般，而且食后浑身清爽，第二天感觉身体好了许多。本想在徐州多呆几天，无奈急务在身，不敢耽搁，只得火速起行。办完公事，刘墉决定回京途中再在徐州停留一日，刘墉不仅学识丰富，而且书法超群，第一次到易牙斋时，店老板不知道他是谁，不敢造次。此次重来，凭他的经验，店老板很可能会求他留下墨宝。因此，他在来徐的路上，心里已经有所准备。果不其然，二进易牙斋，酒足饭饱之后，店老板恭恭敬敬端来文房四宝，恳请题字。刘墉欣然应允，从容撰题书就此联。众人见后，争相拍手称好。店老板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此墨宝爱不释手。为防损坏，没敢贴在店门口，而是挂在客堂中，精心加以保护。刘墉写此联时年44岁，正是官运亨通之时。后来，随着刘墉官位的升高，这副对联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致刘墉题联的故事成为徐州饮食界的一段佳话，流传至今。“彭城魁元无双士”，是指清代康熙年间徐州籍状元李蟠，他是徐州历史上惟一的一名状元。“雍丞疗馔第一家”则是称赞易牙斋的佳肴味道好，疗效真，有盖过天下之意。雍丞，即易牙，春秋时代雍人，名丞，字易牙（一字狄牙），被齐桓公任用为御厨。善调味。齐桓公宠爱的卫姬生病，易牙调理烹制食疗菜数种，五味兼备。敬献卫姬，食之病愈。为此深得桓公赏识。易牙不仅是古代的食疗大师，也是中国食疗的创始人，同时与徐州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传他曾三赴彭城求师，学习彭祖的烹饪方法，世人称他是彭祖的再传弟子。前人有诗赞云：“雍丞善味祖篯铿，三访求师古彭城。九会诸侯任司庖，八盘五盏宴王卿。”是说他三访彭城，厨艺精湛。齐桓公九会诸侯时，他任总司庖，他创制的八盘五盏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启匣尚存归国诏；解弢时指射潮弓。
　　——刘墉题浙江省杭州钱王祠“弢”，谓弓袋，“解弢”，即解开弓袋。据《十国春秋》记载，钱镠有妻室6房，生子33人。他执掌吴越国后，先后派自己的子嗣充任各州的长官。后来，宋太宗将钱镠的孙子钱弘俶一家接到汴京定居。世代相袭，钱王的后裔便在各地分布开来。钱镠子孙，簪缨累叶，人材蔚起。远的不说，单当代便有著名水利专家钱夔、钱正英父女，都是著名的水利专家，父亲取得美国水利工程硕士学位，女儿当了水利部长。国家级名人钱昌照，著名古文学家钱基博，中西文学研究泰斗钱钟书，著名文史学家钱穆，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钟韩、钱临照，著名文学理论家我玄同，著名工程力学家、大连工学院院长钱令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院副院长钱志道，植物学家钱崇澍，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钱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致榕，著名书画家钱松？、钱君匋、钱紫筠，著名作家钱杏？，著名蛇王钱龙飞、革命烈士钱壮飞，在台湾还有著名学者济锷，国民党高级将领钱大均及前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和正在南京帮助设计高乐夫球场的台湾著名设计师钱南欣先生，都是钱王后裔。钱氏英才如满天繁星，不胜枚举。
　　刘墉家书选页二头上青天为父母；堂前翁姑即神仙。
　　——刘墉题山西省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晋中祁县的乔家，因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曾在此拍摄，引得游人的脚步踏破门前青石。其实，乔家从不纳妾，早早将之列入家规“六不准”之首条，哪有红灯笼让你窥探风月？乔家庭院门廊，挂着的是古朴对联，却不大为人在意。那些岁月留痕，已渗出铜锈般的青绿，诉说着乡间哲学和绅门情致。譬如乔家正院这副“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是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有点统领全院“联魂”的气势，缘于它表达了儒商乔家在平遥古城的“日升昌票号”，有刘墉撰书的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又见乔家经商童叟无欺，以诚信广开财运。
　　亘古来今，云闲天淡；佳时令节，竹笑兰言。
　　——永昌镇朱村徐医生收藏刘墉手书墨迹联2003年6月，浙江省兰溪市发现了清朝大学士刘墉题写的一副楹联。在该市永昌镇朱村一徐姓乡村医生家中，这副祖传的木制楹联长1.6米，宽0.3米，上联为“亘古来今云闲天淡”，下联为“佳时令节竹笑兰言”。刘墉的落款及印章清晰可辨。兰溪市文物主管部门经过鉴定和比对，初步判断此为刘墉真迹。这家主人称，据流传下来的说法，当年刘墉被贬官到现在的金华市做城门官时，他家祖上可能与刘墉“同事”过，而且交情甚厚，也许这是刘墉当年赠与他祖上的。但这还有待考证。
　　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洲。
　　——刘墉题天津市蓟县盘山江山一览阁戏台天津市蓟县的盘山“江山一览阁”有三副生动有趣的戏台对联。清乾隆帝曾八游盘山，并留下了“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之句。传说，乾隆皇帝有一次到此看戏时，乾隆心血来潮，要群臣为戏台拟联。某大臣才思敏捷，立即献上一联：“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应该说，这副对联生动传神地概括了戏曲的艺术规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但乾隆觉得它过于文雅。片刻之后，另一大臣交出了第二副对联：“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这副戏联就像绕口令似的，也不太合律，难怪乾隆嫌它粗浅．要求众臣再想一想。此时，戏台上刚好在演《空城计》。诸葛亮端坐城楼抚琴饮漕，司马懿率领大军兵临城下。老臣刘墉（即刘罗锅）见此情景，灵感忽至，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乾隆很满意，认为此联平易朴实，雅俗共赏。
　　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
　　——镇民石村某村民收藏刘墉手书木刻联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政协组织有关学者对散落民间的古文物进行考证时，在樟山镇文石村一村民家中发现了由清朝官吏刘墉手书且保存完好的两副木刻楹联。这两副木刻楹联均采用樟木材质。其中一楹联为六字联：“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另一楹联为十一字联：“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有学者对这两副楹联进行考证后认为，其笔力雄健，气势磅礴，法度整然，为后人赏析刘墉的书法艺术成就增添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它也吸引人们从其联语阐述的哲理中，去体验其为官为人的操守和情怀。刘墉，清朝官吏。近年来，随着《宰相刘罗锅》的电视剧和电影的播放，刘墉的雅号“刘罗锅”已是家喻户晓，“罗锅”即驼背之意。对刘墉为官的评价，历史上各类记载褒贬不一，不过，在清代书画界，刘墉“工书，有名于时”。
　　香草美人邻，百代艳名齐小小；茅亭花影宿，一泓清味问憨憨。
　　——刘墉题江苏省苏州虎丘拥翠山庄抱瓮轩拥翠山庄园门居南，门前石阶井然。门楣“拥翠山庄”用正楷书就。大门左右两壁白墙上嵌有“龙、虎、豹、熊”行草大字石刻四方，苍劲有力，气势磅礴。相传为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桂林陶茂森所书，上他处移置于此。据李根源〈虎阜金石经眼录〉所载，“龙、虎”两大字为乾隆五十年参议蒋之逵所书，原在五人墓东蒋参议祠内。 园基为台地状，依山势分四个层次，逐层升高，总平面呈纵长方形，范围虽小，但由于每层台地的布局都不相同，景色十分丰富。入山庄门，为园之第一层，地势最低。其间建有抱瓮轩，面阔三间，也是全园的主要建筑。轩东花窗粉墙环绕，墙外即古憨憨泉，轩后有边门可通井台。井泉犹如一个盛水的瓮，故以抱瓮名轩。轩内原有刘墉撰写的这副对联。意谓轩对面是真娘墓，有幸与之为邻，因为真娘与名妓苏小小齐名，一泓清洌甘美的泉水从何处来，只有去问憨憨和尚了。 随山势而上，第二层园景为四角形问泉亭。亭敞三面，东南面对古憨憨泉，因泉而置。内设石桌石凳，可供小憩，壁置“废山瀑布”挂屏及诗条石碑两块。亭之西北两面堆叠太湖石拟态假山，形似龙、虎、豹、熊，和外墙题字相呼应。峰石之间，蹬道宛转，沿路配置白皮松、石榴、柴油薇、黄杨，散植花卉，自然有致。围墙隐约于树丛间，墙内墙外森木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幅“拥翠”的生动图景。
　　学到会时忘粲可；诗留别后见羊何。
　　——刘墉赠福鼎[市]白琳镇翠郊村吴家福建省福鼎市白琳镇翠郊村，距市区20公里，一个偏僻、宁静、民风古朴的山村，因拥有一座古香古色的民居而闻名遐迩。翠郊古民居建于清乾隆10年，距今约250年。整个建筑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房屋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既有皇家宫殿建筑的恢宏跋扈，又融合了江南民宅的精雕细琢，整体布局以三个三进合院为主体，由6个大厅、12个小厅、24个天井、192间房、360根木柱组合而成。古厝内代表江南建筑风格的木雕饰品精美绝伦，所有的梁、柱、窗、门皆饰以木雕图案，或人物、或花卉、或祥禽、或瑞兽，栩栩如生。翠郊古民居是迄今为止在江南地区所发现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堪称江南古民居之杰作。翠郊古民居被收入中国“老房子”大型画册，并于1998年在世界图书博览会上展示，引起国内外建筑界专家的关注。翠郊古民居的兴建者系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夫差第104代孙，历经13年、耗资白银2万两。光在同一时辰竖立360根木柱子就动用了1000多人。清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与吴家关系甚密，曾赠与“学到会时忘粲可，诗留别后见羊何”的楹联，寄望于朋友间读书有成，友谊长存。古民居还保留着宋代大诗人苏轼亲笔题字的笔简、清代宫灯等珍贵文物，保留着斗鸡、布袋戏表演等传统活动项目，传承着一个古老家族的故事。
　　务观万篇，半皆归里作；启期三乐，全是达生言。
　　——刘墉赠赵翼赵翼任官不久，即辞归故里，主讲安定书院。上联“务观万篇”，典自陆游，字务观，南宋诗人。—生作诗近万首，多半为辞官归里后所作。下联“启期三乐”句，“启期”，典自传说中的古贤人荣启期。曾答孔子问说；“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电，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兔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刘墉（画论行草立轴）郊外黄花，似金钉钉地；（乾隆）城内双塔，如玉锥锥天。（刘墉）——刘墉应对乾隆在河北涿州市城里东北角儿上，矗立着两座钻天的宝塔。两塔相距在半里多地，北塔高七尺叫云后寺，南塔高六尺叫智度寺，那还是大辽太平十一年时建的，到现在已有950多年的历史了。传说乾隆下江南来到涿州地面儿，老远的就瞧见了这两个白塔。再一看城外，一片金黄的油菜花，一时诗兴大发，就和刘罗锅子对开了对子。乾隆说上联，刘墉对下联。那两个白塔都在三四十丈高，可不是玉锥锥天吗？这对联对得太妙了。可是乾隆和刘墉光是看见这两个白塔好看，却不知道双塔还会冒烟，双塔睛烟可算是涿州八大景中最好的景色了。双塔睛烟是怎么回事？
　　老人们都说萧天佐、萧天佑是两条恶龙转世。大辽攻宋的时候，他们来到涿州地面作了不少的孽，老天爷发怒，就把他们俩打入地狱。萧天佐、萧天佑就埋在涿州城东北。可是，这两条恶龙被埋了也不老实，两座坟变成了两个海眼，黑水冒出地面，淹没附近的七村八寨。老百姓们磕头祷告苍天，求神仙把这两个海眼堵上。一天傍晚，天空中五色祥云朵朵，有两朵象芙芙蓉花一样好看的云彩在两个海眼的上空飘飞。原来，这是天上的神女：一个小姑一个嫂子。她们要修两座宝塔把海眼堵上，并约定天明以前修成。天黑后，姑嫂二人忙了起来。小姑修北塔，嫂子修南塔。修哇，修哇，一个比一个修得快，一个比一个修得好。天才四更，她们就都修好六层。正在这时候，嫂子的小孩子哭了，嫂子的奶也胀了。没法子，嫂子只好去给孩子喂奶。过了一会儿，“咯咯咯儿！”鸡叫了。小姑子不慌不忙地修完七层，末了把自己的纳鞋底儿的锥子安在了塔尖上。嫂子呢，一听鸡叫慌了神儿，这可怎么办？一下炕看见锅台上放着个盖锅的浆蓬，右手抄起它左手系着衣扣儿就飞上了南塔，把个浆蓬结结实实地扣在了塔尖儿上。不信可以看：北塔比南塔高一层，那塔尖明明是个锥子，那针尖儿下边的葫芦儿和我们现在用的针锥把儿一模一样。南塔呢，比北塔少一层，那是嫂子给孩子吃奶耽误的。塔顶是圆的，那形状和我们现在用的浆蓬一模一样。因为修塔的是小姑嫂子俩，所以又叫姑嫂塔。再说，这两条青龙被压在塔底下还是不服气。太平年月涿州地面上常有五色祥云环绕，一到大灾之年，两个塔就冒烟了。人们说那是萧天佐和萧天佑在塔底下折腾呢。
　　氷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刘墉）丁香花，百字千字萬字头。（纪昀）——纪昀应对刘墉花甲重逢，又增三七岁月；（乾隆）古稀双庆，再添一度春秋。（刘墉）——乾隆、刘墉合题河北省安州柳庄子村某村夫141岁高寿传说，有一年刘墉陪同乾隆去安州私访。那时候村与村相隔几十里，街里也没有饭馆。两个人走了一天，又饥又渴。当他们俩来到柳庄子村时，正赶上村里的一个老头过寿日。刘罗锅灵机一动，对乾隆说：“皇上，咱们也上一份礼吧，这样咱们就有饭吃了。”乾隆点头表示同意。刘罗锅上礼的时候，庆喜的人们都走了，光剩下礼房和帮灶的人。写礼的人问：“你们是哪里的？”刘罗锅说：“京城皇村的。”“写什么名字？”刘罗锅想了想说：“姓乾名刘。”这时房东老头来了，一看他两个就知道不是一般人物，便热情地邀请他们一同就餐。吃饭的时候，老头说：“今天是我一百四十一岁大寿，活到我这个年龄的不算多。有今年，可能就没有明年了。你们都是文人，给我留个纪念吧！”礼房的人插嘴问：“留个什么呢？”老头说：“给我留副对子吧！”便说便让人准备文房四宝。乾隆皇帝略略思索了一会儿，提笔写了上联。然后把笔交给刘墉说：“你写下联吧！”刘罗锅接过笔，马上写出了下联。老头看后非常高兴，连连说：“这对联太好了，这对联太好了！” 乾隆、刘墉走后，人们都很纳闷，这两个人才气这么大，到底是什么人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乾隆皇帝和吏部天官刘墉刘罗锅。此联上、下两联都是一道多步计算应用题，答案都是141岁。上联的“花甲”是指60岁，“重开”就是两个60岁，“三七”是21岁，就是60×2＋7×3＝141（岁）。下联的“古稀”是指70岁，“双庆”就是两个70岁，多“一度春秋”就是多1岁，也就是70×2＋1＝141（岁）。此联另一版本为乾隆和纪昀合撰，见《清·纪昀》之《纪昀合撰、应对联》。
　　大佛寺前，竟有千娇佳妇；（乾隆）小家碧玉，俱属万岁臣民。（刘墉）——刘墉应对乾隆乾隆身边大臣中多有机智善辩之才，乾隆贵为皇上，既好与群臣开个玩笑，又要保持身份的尊贵。而大臣们在乾隆面前，既应抒发观点，适时进谏，又须防皇上迁怒，应答时非常小心。于是，许多对句就采用了含蓄的方法，寓意其中，充满着着巧妙与机智。据说乾隆是个“风流才子”，有些贪恋美色。一天刘墉跟随他出访，在大佛寺门口，见他看着一位美貌少妇发呆，便觉不妥，故意问：“是否凝思佳对？”乾隆不禁脱口道出上联，说罢催刘墉对下联。刘墉觉得该打消他这个念头，就婉转地对以下联。乾隆明知其用意，虽有些不悦，却也收回心思移开了脚步，细思这个对句确也是对得十分精妙。
　　半壁山，山中石，稀烂棒硬；（乾隆）武烈河，河内水，翻滚冰凉。（刘墉）——刘墉应对乾隆乾隆出对也有游戏或粗俗一些的，象是与对方开个小小的玩笑，却是别有味道。如民间老艺人杨志民讲述的《刘墉与皇帝对对联》的故事说：乾隆与刘墉登“四面云山”亭上观景，见山庄对面的半壁山，山石裸露，大大小小，灵机一动就出了这句上联，让刘墉对。刘墉一时不知如何答对，抬眼往东一看武烈河水滚滚东去，不觉句上心来，忙对以下联。乾隆接下又指武烈河边的罗汉山与南面的僧帽山戏说一上联（见下）。
　　罗汉光头，为何不带僧冠帽？（乾隆）拐李腿瘸，焉能走过天桥山？（刘墉）——刘墉应对乾隆刘墉联想到远处的天桥山答对下联。这上联词语粗俗，但对得也算精妙。只是刘墉这联稍有欠处，“拐李”虽与“罗汉”相对，但“罗汉”指的罗汉山，乃城中一景，而“拐李”虽字面相符，却无实地实景可录。虽有欠处，但此联实在难对。据说后来不少文人学士争相为此联续对，终未有满意之作，刘墉对得上来也算是不错了。
　　风吹鸟巢，二三子连颗击地；（乾隆）雨打荷叶，众诸侯顶帽朝天。（刘墉）——刘墉应对乾隆相传某日，乾隆皇帝光临宰相刘锣锅家，正值山雨欲来，一阵风起，屋檐下巢边的雏燕被吹落了几只。此时，乾隆皇帝便有感于心。进得门来，刘锣锅慌忙来迎，叩拜谢恩，大礼过后，乾隆皇帝突然想出一联，要刘锣锅对，上联是：“风吹鸟巢，二三子连颗击地；”刘墉听罢，确实为难，此联一语双关，这“二三子”指的是诸侯，“连颗击地”是谐音双关，既“连科及第”，喻指中了状元，乾隆皇帝赐联高妙。 刘墉正为难之际，窗外已经下起雨来，忽见景山之上，一群猴子正在雨中，为了避雨，猴群便把池边的荷叶摘下扣在头上。看见此景，刘墉豁然开朗，拍手道：“启禀皇上，有了。”乾隆道：“对来”。于是刘墉便对出下联：“雨打荷叶，众诸侯顶帽朝天。”乾隆听罢，哈哈大笑，连连称赞对得巧妙。 原来下联的“众诸侯”正好和上联的“二三子”相对，指同一事物，从表面上看，并不对仗，（应该是数量词相对）但是，“众”和“诸”都是指“多”，所以应该是很工整的对偶句，再看“顶帽朝天”，喻指对天子的尊重，用猴群取代群臣，一语双关。
　　因火为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刘墉）舛木成桀，全无人道也称王。（纪昀）——纪昀应对刘墉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刘??墉）采丝为綵，又加点缀便成文。（戴东原）——戴东原应对刘墉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刘??墉）人言为信，倘夫尚书乃小人。（董曲江）——董曲江应对刘墉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刘??墉）一大冷天，水无一点不成氷。（陈半江）——陈半江应对刘墉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刘墉）少女为妙，大来无一不从夫。（嫦娥）——艺妓嫦娥应对刘墉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刘墉）女卑为婢，女又何妨也称奴。（小如）——艺妓小如应对刘墉刘墉行书轴别有风味，雪煮狗肉成上品；（刘墉）洞天佳肴，梅花佐酒大不同。（郑板桥）——刘墉、郑板桥合题扬州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店相传清乾隆年间，扬州书画海内闻名，而“扬州八怪”是尽人皆知，这八怪之首当推郑板桥第一，板桥人称诗、书、画、“三绝”，但行事怪癖，达官贵人厚金买字，板桥不卖，贫老孤儿分文没有，板桥却能慷慨相赠字画，在扬州传为美谈。板桥生性简朴，只有一嗜好，那就是喜食狗肉，每到冬日，当炉热酒，有狗肉相佐，则为平生第一大嗜好也。话说一日，天降大雪，扬州乃江南之地，雪极之少见。板桥颇想踏雪寻梅之雅，于是，带一书童，往城南而走。为何去城南，因城南的梅花最好。到城南过一小桥，见有一院落，梅花开得正旺，大门上题一匾额“别有洞天”写得古雅朴茂，引人注目，又闻有肉香飘忽，历久不散，板桥提鼻闻是狗肉的香味，这可正对了板桥的心思，可这狗肉的味道与往日不同，香的动人心魄，让人必食之而后快！板桥吩咐书童，我欲结识其家主人，你去通报，就说郑板桥来访！说罢转身一旁桥边等候。过了一会儿，那书童手中拿了一张纸，说：“先生，那家主人说久仰你的大名，但不知是真是假，出了一个上联让您对。”哦？！这下板桥可来了兴致，对联，小菜一碟。板桥接过上联，略一沉吟，笔走龙蛇，对上下联。那童子奔跑如飞，送去了。片刻只见大门洞开，里面走出一人，弓腰驼背，是个罗锅。那人走到板桥近前一抱拳“板桥先生，在下石庵，请里面叙话”！板桥大吃一惊，连忙回礼，与那人携手入室。石庵是谁，乃名臣刘墉也，因得罪权臣和申，被皇上贬到扬州看起了城门，那刘墉宠辱不惊，却雅好书画，早想结识怪杰板桥。他知板桥常来城南，就在此买了一处宅院，取名“别有洞天”。恰好天降大雪，刘墉告假回家，用火锅焖起了狗肉。这焖狗肉可是刘墉的独门绝技，因其祖上为医家，曾以狗肉为主料，佐以龟汤和煮，专用于延年益寿，补养身体，可得奇效。刘墉家传，用此秘方绝技。得知郑板桥到此，这下派上用场了。却说板桥与刘墉走进客厅见门上有副对联联上写“别有风味，雪煮狗肉成上品”；下联配“洞天佳肴，梅花佐酒大不同”。此即为二人先前所对之联也。二人相视大笑，共享狗肉。品尝之余，板桥赞叹“这狗肉火锅，以龟汤入美味，真是别有洞天啊！”刘墉拍手称妙，连声说：“谢板桥兄为狗肉赐名。”板桥一楞，恍然大悟。他真诚的对刘墉说：“石庵先生宠辱不惊，在下敬佩之至。愿以墨存世，以志后人”。说罢挥毫写下八个大字：“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刘墉与板桥结为知己。后来，刘墉官复原职，“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得以落户京城，这“狗肉火锅”以其龟和、补汤、味美号称“三绝”而名扬天下，流传至今。
　　棗棘为薪，截断劈开捆成四束；（乾隆）阊门起屋，移多补少盖作两间。（刘墉）——刘墉应对乾隆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乾隆）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刘墉）——刘墉应对乾隆1959年9月9日傍晚，毛泽东主席乘坐的火车停在密云县龚庄子村南。……主席对密云人民生活非常关心，他问：“密云是穷县还是富县，群众生活好吗？”阎振峰同志说：“据县志记载，近500年来，这个县多是水灾，还有旱灾，现在仍是缺粮县，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毛主席听到这里，就风趣地问：“你知道乾隆与刘墉用县名联起的对联吗？密云县不下雨旱了三河县，玉田县有地难丰收呀！现在修了大水库，这副对联应该改了。”毛主席说的对联，是个民间传说，乾隆与刘墉私访时，乾隆用四个县名出了上联。刘墉也用四个县名对以下联。全联共嵌入密云，三河、玉田、丰润、怀柔、遵化、顺义、良乡等八个县（市），且构思奇巧，无斧凿之痕。
　　
 三、文坛的泰山北斗纪晓岚
　　纪晓岚中国的清代，有一位在正史和野史中都很炫人耳目的人物，他不仅在正统的史传中占尽风光，而且在民间也有很好的口碑。
　　这个人物，便是乾隆时期执学术牛耳，成为一代宗师的纪晓岚。
　　随着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清宫戏在荧屏上的连续播出，纪晓岚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没想到时隔200年后又“火”了一把，尤其是他与和坤的斗智斗勇，很出彩。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显然被美化了不少，当然其中也不乏很多戏谑的成分。那么，历史上的纪晓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河间才子入翰林,纪晓岚印章.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关于他的出世，民间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史传也有过记载，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中就说：“河间为九河故道，天雨则洼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纪晓岚之祖父）夜梦火光入楼中而公生，火光遂隐。人以为公乃灵物托生也。”
　　这难免有传奇色彩，但纪晓岚小时候有“特异功能”却是真实的事情，他本人69岁时在《槐西杂志》中他曾自述： “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这个时候，他已年近七十，成为文坛的泰山北斗，当不会胡言乱语来欺骗世人。
　　纪氏迁献后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原来家底厚，很快成为献县富户，但比较开明。某年，遇大灾，流民甚多。纪氏舍粮放粥，招官怨被诬入狱，并令其自己出钱盖牢房，凿水井。水井凿于县城东门外，人称纪家井，解放初尚存。此后纪氏锐意读书仕进，成为书香门第。至明末，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的变乱，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纪晓岚的两位伯曾祖避乱河间，城破被杀。但稍一安定，“便勤铅椠，再理丹黄”（纪钰碑文），读书不辍。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纪晓岚四岁开蒙，从此卷轴笔砚，一生未曾离身。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被视为神童。
　　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纪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
　　雍正十二年，十一岁的纪晓岚随父亲到京师，不久，与当时有名的学者李穆堂（绂）、方望溪（苞）相往来，并师从董邦达（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同在一起切磋的朋友有刘补山、蔡季实、窦元调、陆青来、李应弦、陈枫崖、李云举、霍举仲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一代名流。
　　名师自然出高徒。这段时间潜心读书和广为交游，使纪晓岚在二十四岁那年考上了顺天乡试的第一名。乾隆十九年甲戌会试，他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改庶吉士，从此步入翰林，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还有一次，纪晓岚就觉得有点闷得慌。整天得陪着皇上，不能随便离开一步不说，还得事事小心，处处留神。要是说话走了嘴，惹得皇上生了气， 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自己的亲人也没法见到。纪晓岚为这事发愁，人也瘦了，脸也黄了，成天没精打采的。
　　乾隆皇帝看出来纪晓岚不大安心。有一天，他半开玩笑地对纪晓岚说：“纪学士，我看你脸色儿不大好，是不是有心事呐？我琢磨着，你是—— 口十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
　　这个出句是个合字联，“口”、“十”、“心”合成个”思”字，还是个复字联，连着用了四个“思”字。
　　纪晓岚一听，干脆实话实说吧，就冲乾隆帝磕了一个头说：“皇上猜对了。要是您能给我几天假，让我回家看看老小，那就太感谢您了。我是—— 言身寸谢，谢天、谢地、谢君王！”
　　纪晓岚对的也是合字联，“言”、“身”、“寸”合成了“谢”字，同时还重复用了四个“谢”字。
　　乾隆帝听纪学士对得这么高明，心里一高兴，当时就给了他假，让他回家看看。?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2、宦途生涯多烟云.
　　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
　　两年的大漠风沙没有使他意志颓唐，却让他更加参透了人生的三味，让他变得更丰厚、更扎实了。一百六十首《乌鲁木齐杂诗》，洋溢着他的才情，也蕴藉着他对人生的大思考。
　　恩命召还，治装东归，走了四个多月才回到冠盖云集的京华。纪晓岚恍如隔世，面对友人赠送的一张《八仙对弈图》，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醒春风蝴蝶睡乡深。
　　他对“世事如棋”发出了感慨，他向往“春风蝴蝶睡乡深”的悠闲境界。但这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憧憬而已。
　　这一年，他点勘了《瀛奎律髓》、《文心雕龙》、《王子安集》、《韩致尧集》、《唐诗鼓吹》、诸书。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八十岁后的纪晓岚似乎已进入他生命的暮年，但这只是生理上的现象。在他的一生中，他很少有袖手不问世事的时候。在他去世的前二年，还上奏摺驳山东巡抚请增设左丘明五经博士，并且为妇女请命，认为横遭侮辱屈死的妇女，应打破循例予以旌表，视同屈死的烈士忠臣。这个举动在当时颇有惊世骇俗之意义嘉庆十年乙丑正月初六日，纪晓岚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并管国子监事。二月，他负责祭奠田妃事宜，充先医庙承祭大臣，这次他感染了风寒，遂一病不起。
　　纪晓岚卒于是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二岁，谥文达，取“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之意。
　　3、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比小说中的情节还精彩。纪晓岚自小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深得家人宠爱。小时后的纪晓岚虽然淘气顽皮，但读书时却也特别认真，老师所教授过的东西他只要读过两三遍就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由于天资聪颖，纪晓岚很快便领会到对联的技巧，出口成对，人所不及。他于乾隆十九年考取进士，从此入仕。因为纪晓岚幽默的天性与丰厚的才学，所以深得乾隆皇的喜爱。当时，和珅也得宠于乾隆，他是小人得势，一时间张狂起来，把一班文臣武将全不看在眼里。他仗着皇上的宠爱，广收贿赂。当时乾隆对和珅的话，句句相信，件件依从。别人的话，却很难听进去。纪晓岚尽量不与和珅正面冲突，但有时会在诗文中暗地嘲讽和珅开开玩笑。之后，纪晓岚和刘墉等人为了募款赈灾，一同出谋策划，让和珅自己掉入他们的陷井里，自动拿出银两来赈灾。此事被和珅知道后，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并且暗地里派人窥伺纪晓岚的行踪，布下了罗网，以报多次戏弄和敲竹杠之仇。而在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和珅利用“盐引”事件来报复纪晓岚，不仅使纪晓岚家破人亡，而且贬官到乌鲁木齐。但纪晓岚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反而将他在西域时期的生活见闻随手整理成笔记。纪晓岚在辛卯年过后被赦免， 然后负责《四库全书》的总纂。不过最重要也最值得一提的是纪晓岚幽默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开朗的心态。即使在面临更多的灾难和不幸，他愈合伤口的能力也比别人还快。
　　纪晓岚─后世之所以称他为“清代第一才子”、“幽默大师”是有他的原因。那时候的政局是小人和珅当道，纪晓岚在夹缝中生存，如同走刚丝，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曾经，纪晓岚因为他的博恰多闻、谈吐诙谐而赢得乾隆的喜爱和信任，但却也几度罹祸，如履薄冰。他的幽默感却可以适时的化解危机而且让自己有个台阶下也可以为他周遭的人带来欢乐。此外，他的幽默并非下流低俗而是蕴含丰富理性的大智能，却也是处理挫折的一种建设性方式。他被贬官到交通和民生均不方便的乌鲁木齐时，生性乐观的他，坦然的面对一切种种不幸，但却也激发出他在文学方面不凡的价值。所以说乐观的人并不会有走绝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绝处逢生」。许多的悲观主义者在遇到挫折时总是逃避现实常陷于不幸的低潮，对于旁人的安慰和鼓励却再也没有力气重新站起来。其实，接纳灾难并不是消极的屈服，而是积极的克服。不自己遮蔽阳光，是迎向光明的唯一快捷方式。抱怨阴暗的人，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实：那就是他自己不经意的用手遮住了阳光。
　　不妨学学纪晓岚，他的处世经验，他的生存哲学，虽常为世人所诟病，但事实上，这种内圆外方的性格，却也是生存所必须的。而西方谚语说：“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晚还要在花圃种植玫瑰。”所以，保持着乐观明朗的心胸，再待人处世方面将无往而不利。
　　纪晓岚素有四大嗜好，一曰好书，从四岁起每天埋首书堆中。二曰好烟，行走坐卧不离烟枪，其烟锅能装烟叶四两；三曰好肉，每日必食肉不吃五谷，案上雾气缭绕、泡茶烹茗从不间断；四曰好色，一日不御女，则双目似炬，颊红如火，纪大学士的这些嗜好，自然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文化人的文名和才名派生出来的另一种文化习性，但一个深耽于其间，过于依赖物质世界的人，要让他义无反顾地去殉道怕是万万不能的。就是风流倜傥如纪晓岚者，倘使他离开了烟，离开了肉，离开了女人，还能不能生活？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两人情深意笃。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治学倡导经世致用。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4、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朋党之见，君子病焉。”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5、一生的荣耀与辉煌.
　　纪晓岚书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
　　纪晓岚五十岁，天降大任于斯人，受诏总篡《四库全书》，他一生的荣耀与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
　　《四库全书》是一项旷古文化工程，纪晓岚入主四库馆，十有余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扶奥提纲，溯源彻尾。它著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
　　纪晓岚又瘁毕生之力，著《四库全书总目》，撮著作之大凡，审传本之得失，成为中国目录学的巨著。又编《四库全书简明总目》二十卷，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提纲挚领，别采精要。
　　总篡《四库全书》的艰辛与躬谨已印证了他惊人的意志力和博大精深的学识。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 行楷御制诗（1756年作）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纪晓岚生活的年代，是所谓“雍乾盛世”，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一个时代。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便是大规模文字狱的兴起。
　　有清以来，严酷的文化专制从康熙帝始，到雍正朝为发轫。纪晓岚出生的第二年，便有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文字狱。纪晓岚五岁那年，即有吕留良文字狱、谢济世私注《大学》诽谤案等。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朝六十年，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这是仅仅见诸于史册的记载，被湮灭者尚不在其数。
　　乾隆朝的文字狱五花八门。它的罪名有妄议朝政、谤讪君上、妄为著述、不避圣讳、篡拟禁史、怀恋胜国、收藏禁书、隐匿不首、隐寓讥讽、私怀怨望、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之气等。用最荒唐的逻辑推理，胡乱引申作者原意，只凭想象断定作者动机，使一大批无辜人受到迫害。在受害人当中，既有一般生员、塾师、举人等中下层知识分子，也有宗室贵族及政府官吏，此外还有商人、僧侣、江湖术士等。文字狱的株连，也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制造文字狱是乾隆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文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至少在雍乾二朝是个发明。
　　乾隆构筑文字狱的手法也是十分卑劣的。
　　文字狱高潮期间，所有的统治机器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党、查缴书版而全速运转。触此网者，或被凌迟，或被砍头，或被流徙，便是坟墓里的僵尸也不放过。文网恢恢，甚至连那些偶尔信手涂鸦的疯子也不能幸免。乾隆朝疯汉文字狱有二十起之多，可视为一大奇观。
　　纪晓岚就是在这样一片文化专制的风声鹤唳之中，入主《四库全书》篡修之事的。
　　纪晓岚等馆臣编写的四库善本书作为乾隆帝“文治武功”的一项重要内容，开馆修《四库》是他对知识分子“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笼络和威逼，在种种文化专制的高压之下，从事这项工作的危险决非耸人听闻。
　　一方面，随着禁书政策的日益严厉，修书过程中，不断有书籍被指控为违碍而遭禁毁，《四库》开馆期间的五十余起文字狱，大多是从修书得到的“眼线”。仅是乾隆四十五年，为了彻底清理“违碍”字句，乾隆帝传谕，四库馆对存目书及准备发还藏书家的书籍进行检索，总计查出了应毁书一百四十四部，抽毁书一百八十一部，数量之大，令人瞠目。长达十九年的禁书活动中，共禁毁图书三千一百余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这个统计数字，尚不包括民间自行销毁之书版。
　　另一方面，虽然四库馆臣屡被恩宠，赏哈密瓜，赐千叟宴，然因缮写违制或校书讹错，动辄得咎。纪晓岗屡被记过，因《古文尚书》、扬子《法言》等书多次获咎，出钱赔写过校错书籍，几次被罚往承德校书，颇有几番险象丛生。然而他比起陆费墀来，还算是幸运的。乾隆五十二年，帝于进呈全书中发现违碍字句，令重新缮写，并严饬馆臣，总校陆费墀困此赔光了家产，忧愤而死，死后仍被抄没房产祖业，只留下两千两之数作为家属赡养。另一总纂陆锡熊，则在赴盛京（沈阳）校书途中，连冻带吓，死于客次。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种高压之下，纪晓岚还是以一己之力，保护了一大批书籍免遭秦火。
　　纪晓岚的仕途基本上是顺畅的，他一直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宠臣，这并非是他处事圆滑。他曾自作挽联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可谓心境之真实写照。他要在夹缝中生存，其实难矣哉。
　　朝鲜书壮官徐有闻说过：“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纪昀、铁保、玉保诸人，终不依附。”
　　朝鲜冬至书壮官沈永兴，曾评价纪晓岚：“尚书纪昀，文艺超伦、清白节俭，虽宠爱不及和珅，而甚敬重之。一弊裘七八年。”纪晓岚能够洁身自好，不与权臣同流合污，是一个知识分子气节之所在。
　　纪晓岚以才华横溢名世。他闳览博闻，文情华瞻，于书无所不通，贯彻儒籍，修率性情，时人称为通儒。他在学术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音律学、考据学、谱牒学、目录学诸方面皆可扛鼎。
　　他不轻率著书。尝谓：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己大备，后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也曾说他平生未尝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地弃掷，未尝存稿。从以上他的话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饱学之士的谦虚。
　　七十岁的纪晓岚曾总结过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之后，以文章与天下项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笔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矣……大旨期不乖于风教。
　　6、晚年生活著名作.
　　现为晋阳饭庄的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纪晓岚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7、行为思想与人迥异.
　　坐落在沧县北村的纪晓岚墓地即使是在时人眼中，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也与常人迥异。比如，他终生不吃米谷，面只有偶尔食之，饮酒时只猪肉一盘，熬茶一壶。宴请客人吃饭，唯举箸而已。英熙斋曾见他的仆人捧火肉一盆，约三斤多，纪晓岚一边说话一边吃，须臾而今，这一餐饭就算打发了（事见沈云龙辑《清代明人轶事》）。《妙香斋丛话》记他在家时，几案上必罗列榛、梨、枣之属，随手攫食，时不住口，因此人们说他是猴精转世。
　　虽然以肉当谷，但纪晓岚却不吃鸭肉。《听松庐诗话》云：“西溟不食纪文达不食鸭。自言虽良庖为之，亦觉腥秽不下咽。且赋诗云：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树。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
　　另外，纪晓岚平生不善饮酒，尝自述：“平生不饮如东坡，衔杯已觉朱颜酡。今日从君论酒味，何殊文士谈兵戈。”纪晓岚不以不善饮为憾事，且将此同苏东坡相比，以为虽不能饮酒，却自有其旁观者的乐趣在，再诗谓“仆虽不能饮，跌宕亦自喜，请为壁上观，一笑长风起。”
　　在纪晓岚时代，沧州所出产的沧酒驰名海内，声誉如同今日之茅台，一罂可值四五金。然地方酿酒人为防征求无餍，相约不以真酒应官，虽笞捶不肯出，十倍其价亦不肯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连一滴酒也尝不到，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沧州酒有许多神妙之处，一是舟车运输，一摇味即变，须在安静处澄半月，其味乃复。二是庋阁保存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如故，十一次则变味。一年者再温即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纪晓岚的同年好友董曲江的叔叔董思任，最嗜酒，他做沧州牧时，竟连一口沧酒没能尝到。罢官后，再到沧州，一位进士请他喝沧酒，他喝了如醍醐灌顶，大发感慨曰：“吾深悔不早罢官”。纪晓岚的《栾阳续录》记下了这段佳话。虽不善饮，然纪晓岚却颇知酒之三味。
　　跟他不能饮酒可相提并论的，是他极嗜旱烟，且烟道颇为出神入化。《清稗类钞》记：河间纪文达公，嗜旱烟，斗最大，能容烟叶一两许。烟草之中，有黄烟者，产于闽，文达亦嗜之。
　　又记：纪文达有戚王某喜吸兰花烟，入珠兰花于中，吸时甚香，然王之烟斗甚小。一日访文达，自谓烟量之宏，文达而语之曰：“吾之斗于君之斗奚若。”乃以一小时赛吸，于是文达吸七斗，王亦仅得九斗也。
　　《芝音阁杂记》也记载他的烟枪甚是巨大，烟锅亦绝大无朋，能装烟三四两，每装一次，可自虎坊桥宅邸至圆明园，吸之不尽，都人中称他作“纪大烟袋”。有一天他的烟袋丢了，别人都替他着急，他却连说无妨，第二天去东小市，果然见一小摊上摆着他的烟枪，于是以微值购还。因为这支烟枪奇大，别人得之无用，况且京中绝无第二支，所以容易找回来。因为嗜烟，纪晓岚也实在闹出不少类似“靴筒走水”之类的笑话。
　　纪晓岚感情生活，是典型的显贵方式。十七岁那年，他娶东光县望族、时任城武县令的马永图之女为妻。操办这件婚事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纪晫（字晴湖），纪晫比纪晓岚年长十八岁，幼时提挈保护，逾于所生，为纪晓岚娶亲，又花费数百金，而她自己嫁女儿，仅略具簪环衣裳而已。纪晓岚对这门亲事是满意的。但是他又广续妾媵，这件事也得到了他那位兄长的认可，他自记谓：“公（纪晫）自少至老无二色，昀颇妾媵，公弗禁，曰：妾媵犹在礼法中，并此强禁，必激而荡于礼法外矣。”（《伯兄晴湖公墓志铭》）在众多的妾媵中，他最喜欢的沈氏和郭氏。沈氏字明玕，其祖上为长洲人，流寓河间。明玕神思朗彻，殊不类小家女，曾说：“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明玕死时，年仅三十岁。郭氏名彩符，死时年龄也很轻。纪晓岚为她们题写了许多诗篇，极其缠绵悱恻。他为郭氏写的悼诗，其一云：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釄片片飞。
　　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
　　他为沈氏所写的悼诗谓：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
　　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
　　到死春蚕尚有丝，离魂倩女不须疑。
　　一闻惊破梨花梦，却记铜瓶堕地时。
　　纪晓岚故居而纪晓岚为马氏写的祭文，却充满着礼教，而无爱恋之情。他之所以对马氏还比较满意，一是她显赫的家世，二是她贤淑的女德。马氏对沈氏明玕，不仅不泼醋，反而疼爱有加，待如亲生女儿，这使纪晓岚非常感动。然而纪晓岚的情爱观毕竟没有走出一般士大夫的圈子，他极力主张守节是一种顺化自然的爱情极致，在他所著的《阅微草堂记》中，许多情爱故事都反映了他的这种观念。
　　
 四、因才发迹因贪而亡的和珅
　　和珅2001年4月，“中青在线”网站发布消息称：《亚洲华尔街日报》选出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其中之一就有和珅，他能够榜上有名，全在于他的贪污。和珅被嘉庆处置后，其财富落入嘉庆手中，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但要说人们对和珅有多了解，却又不见得，原因可能在于和珅被定性为天下第一巨贪之后，其面目也被丑化和歪曲了。
　　自从《宰相刘罗锅》等电视剧上演后，油头滑脑、不学无术的大贪官和珅的形象家喻户晓。和珅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乾隆年间，他做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权力仅在乾隆之下。那么，历史上的和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1、和珅的身世回顾.
　　和珅楷书咏物诗和珅的神秘，在于他能够从满州正红旗下一个破落的钮祜禄氏家里卓然立世，经受父母双亡的凄寒，饱尝奔走求贷的煎熬，10岁入咸安宫官学，20岁任銮仪校卫，乾隆四十年以后则连连擢升，从一个抬轿的奴才摇身变为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做军机大臣时，他才28岁。
　　《和珅列传》是嘉庆年间整理的原始档案，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
　　和珅发迹很早，20多岁的时候受到乾隆赏识，此后便平步青云，迅速成为大清帝国政治舞台上一手遮天的人物。一代巨贪和珅早年竟是声名不错的八旗才俊，其家庭生活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只记载，和珅“少贫无藉，为文生员”，除此之外，有关和珅青少年时期的记载很少。大概受这些史料的影响，有些学者就认为和珅出身于地位低下的“包衣旗人”，也就是内务府包衣(包衣在满语里是“奴仆”的意思)。不过，此说并不确切。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做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
　　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十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
　　咸安宫官学是当时官学中之最上品，用通俗的话说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青年和珅能够就读咸安宫官学，正说明了他的非同凡俗。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这不正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形象吗？可是，目前流行的影视剧中的和珅，总是油头滑脑，阿谀奉承，不学无术，机关算尽，又常常被刘墉、纪晓岚等人捉弄的可笑形象。其实，历史上的纪晓岚反而是相貌丑陋，又有口吃近视眼的毛病。可以看出，影视剧中的和珅与纪晓岚跟历史上真实的形象似乎刚好调了个个儿！
　　和珅天资聪明，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加上他努力学习，所以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除了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外，和珅的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也都相当不错。
　　和珅18岁时结婚，娶英廉之孙女冯氏为妻。和珅与冯氏结婚后，相亲相爱，感情颇好。嘉庆三年(1798年)冯氏去世时，和珅极为难过，他为妻子连作六首悼亡诗。冯氏对和珅也极为体贴，即使是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和珅的腿病。
　　和珅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总想让他的家族保持着蒸蒸日上、人丁兴旺的局面。他的弟弟和琳是他一手提拔和精心栽培的，他也一直为弟弟的家庭操劳。由于和琳常年在外，和琳子女的婚嫁也都由和珅操办。嘉庆元年(1796年)，和琳在外督办军务，不幸染病身亡。和珅非常伤心，写了15首挽词，“言不成声，泪随笔落”，感情真切凄惨。
　　令人惊奇的是，乾隆对和珅的宠遇并不是一时性起，而是长久不衰。即使是在明知和珅是一代巨贪的情况下，也并不怪罪。和珅这颗政治明星就此在帝国的政坛上持续闪耀了20多年。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和珅的仕途转折.
　　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
　　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清高宗乾隆是一代英明君主，大贪官和珅是一个奸佞小人。以乾隆之英明却宠幸劣迹斑斑的和珅长达二十余年，是君臣相得，还是别有隐情？是乾隆看错了和珅，还是和珅钻了乾隆的空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是千古奇谜。
　　乾隆与和珅之关系绝非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攸关两人际遇、性情、爱好与志趣等诸多因素，说到底，他们二人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互相利用的矛盾统一体，原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融洽关系。
　　据《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到父王雍正的一个妃子娇艳无比，正对镜梳妆，不禁想和她开个玩笑，于是就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不知就里，遂用梳子往后击打，正好打到了乾隆的额头上。乾隆的母后见了，就说那个妃子调戏太子，将她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乾隆（弘历） 行书七言联?后来，和珅入宫侍驾，乾隆越看和珅越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果见其颈上有一红色胎记。叩其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正是25年。乾隆愈发吃惊，遂认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之后身所化。为偿还年轻时的“孽债”，乾隆对和珅关爱由加，处处袒护，致使和珅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以至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而不倒。直到后来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死时居然也是白绫赐死，与那妃子一般无二，真是历史的巧合。
　　乾隆宠爱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还债说”载于野史，不足全信之外，其中有和珅自身的原因，也有乾隆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封建官场的专制机制，三者互起作用，才成就了这一对令人难解的君臣之缘。
　　和珅生于钮牯禄氏旗，属于满洲正红旗，幼时丧父，家境贫寒，使他过早的尝尽了人间世态的炎凉，同时也使他对金钱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只有有了钱，才能被人尊重；只有有了钱，才能做人上人。这一认识，为后来他疯狂敛财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为了出人头地，还在咸阳宫官学读书时，他就奋发努力，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他日后进入清朝政坛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据说和珅身材忻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
　　《庸庵笔记》记载：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乾隆马上将他升了职。
　　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而且他以最会理财、敛财专长。例如：在他任内务府总管之前，这个主管皇家事务的机构经常入不敷出，常常亏空，和珅做了总管之后，内务府不仅不亏空，而且还略有赢余；他不仅善于从各省封疆大吏、盐政织造、及富商大贾那里聚敛钱财献给皇上，而且还首倡在朝廷施行“议罪银”，收入所得，全部并入内务府特别收入，以满足乾隆骄奢淫逸和好事铺张的生活需要，这点深得乾隆皇帝嘉许。乾隆自称儒雅皇帝，和珅相貌俊俏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文，平时巧答应对、处理政务干练决断，都甚和乾隆心思，是乾隆晚年不可多得的助手。
　　从这一点上看，和珅受宠不仅仅是靠溜须拍马，而且是确实也有一些真本事，不然他也不会做到清朝的文武兼备的一等侯爵。当然，只靠本事还是不行的，和珅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对乾隆的耿耿忠心和善于揣摩乾隆的思想意图，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可谓乾隆的心腹密臣。乾隆爱好黄金，他就建议乾隆建造万佛楼，让王公大臣和各级文武官员献金佛给皇上，借以敛财；乾隆喜欢谈文论史，自誉无所不知，他就在编纂二十四史时在明显的地方故意抄错几个字，让乾隆一一指出来，以示天子的英明和学识渊博，借以满足乾隆的虚荣心；另外和珅债乾隆面前不失时机的表现自己的忠心，比如既便他成了一等侯爵，在乾隆面前仍然自称“奴才”，而不是像别的大臣那样自称“臣”或“老臣”，有时碰上皇帝咳唾，他也总是亲自“以溺器进之”，时时处处都给乾隆留下是自己人的感觉，这在个人感情上对于取得乾隆的信任绝对是必要的。当然他的这些手段都没有白费，皇帝的信任换来了和珅仕途上的光辉前程，也造就了一个权倾朝野、“携天子以令诸侯”的“窃国大盗”。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短短半年，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
　　据说和珅被抄家时，统计家有良田八千多公顷，当铺、银号、古玩店、洋行店遍布全国各地，总计家财8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清朝当时5年的财政总收入。
　　古语讲：“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脏。”原因就在于狡吏和贪官的胆大妄为都是对下不对上。在皇帝面前，他们绝对都是清白廉洁的好官，他们聚敛的钱财都是在“合法的”、“正当的”名义下进行的，绝对让人抓不到把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和珅们的出现，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也有着封建官场机制的深层问题。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只要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凡事皇帝不追究，狡吏和贪官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这些狡吏和贪官们都深深地懂得：皇帝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只要把功夫下在皇帝身上，有皇帝这棵乘凉的大树和保护伞，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于其他大臣的弹劾攻击，还不是以皇帝的是非善恶为是非善恶，皇权至高无上，和珅抱了乾隆的粗腿，当然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总上所述，乾隆宠幸和珅，一是有“还债的内疚”，乾隆想刻意提拔重用和珅；二是和珅确有才干，是乾隆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三是和珅善于揣摩帝心，能让皇帝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情趣；四是封建官场官官相护的痼疾，有时皇帝也不能例外。有此四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乾隆宠幸和珅的原因了。
　　3、和珅的为官之路.
　　和珅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体魄奇伟，气宇逼人，整个儿浸润了八旗子弟的秀逸神俊、满州国将门之后的贵族气息；他的非凡之处，还在于“秀外之余，多有慧中”，虽科举未中，却才识丰赡，孔孟文章庶几倒背如流，经史子集无不遍览强记，满、汉、蒙、藏等各种语言都能读写流利，兵器骑射无所不通。
　　和珅的“珅”是一种玉，但这块玉的光泽十分有限。我们以为他“素沐皇仁”，理当辅主驭民，造福千秋；我们以为他“苗红根正”，理当“居庙堂之高”而惠及海内、泽被乡里，……然而我们骨子里都害了“左倾幼稚病”，我们善良的用心 在历史的残章断篇里只能找回残酷的自嘲。
　　史载公元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嘉庆四年），乾隆崩逝于乾清宫；二月一十二日，日夜在乾清宫值殡殿守灵的和珅即被收拘鞠讯。俗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从和珅家中抄出的财产竟相当于乾隆朝十余年的国库收入。他拥有土地80万亩，房屋2790间，至于当铺、银号、古玩铺、布庄、粮店则像蛛丝般布满了北京城内外。和珅的收藏之丰，洵属天下无匹，路易十五、十六好收藏，但倾当时法国的所有，也难以望和珅的项背！
　　呜呼！和珅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寿不得正寝，福未能尽享，“南柯乡里梦未觉，白练偏向梁上悬”！这诚然是和珅的悲剧，也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贻笑于后人的一个大荒唐。
　　和珅在朝中二十余年，即使位极人臣，但“岁俸银一百九十两”的工资配给也未必能让他暴发至此，可见他弄权敛财的手段是怎样的了得！和珅手里攥着一根线，一头串住了伏惟惶恐、摇尾乞怜的地方官，是蚱蜢；另一头又牵牢了年迈昏聩、性嗜挥霍的乾隆爷，仍是蚱蜢。和珅处在中间的位置上，双方利益均沾，权钱数运两旺，吃“蚱蜢血”竟吃出一个“位列宰辅”，世界首富来，这实在是一个充满西方幽默的“中国玩笑”！
　　在乾隆朝摩肩接踵、威仪煊赫的朝班序列中，我们万万不可忽略了两个频频持笏言事的朝臣；一位是面貌寝丑的刘墉，另一位则是在腰里别了个大烟袋的纪晓岚。
　　刘、纪两人才高八斗，名弛海内，都是乾隆御下的第一大才子。刘墉自己曾说：“我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其实他书法的成就最为卓著。初从雪松人，中年后融诸家大成而自成一家，超然独立，推为一代之冠。说到那个纪晓岚，我们熟悉他微言大义、语多隽永的《阅微草堂笔记》，却少有人知道他曾呆在国史馆里替乾隆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其博览之丰，才名之炽，冠盖当朝。
　　这两位大学士都做过乾隆手下的“左都御史”，热衷于发动奏议，弹劾劣党，且好“风闻言事”，褒贬时政，往往是语出似剑，惊动四座。这自然容易惹火烧身，却也在民间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历史延续到今天，仍有人拿“刘罗锅”的故事在教育世人，乃有人争阅纪岚的文章而捧若琬琰，这无疑佐证了人们对刘、纪二公在文化人格上的认同和敬崇。
　　然而，当大清朝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里突然杀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和珅，他们在错愕之余，竟变得格外含蓄和拘谨起来。
　　刘墉跟和珅的一次交锋是在弹劾山东巡抚刘国泰的问题上。乾隆四十五年，御史钱沣查知山东官吏贪婪无厌，征赂州县，便在金銮殿狠奏了一本，要将刘国泰“举职拿问”。乾隆明知这山东巡抚原是和珅亲荐之官，便命刘墉协助钱沣“再行查实”，不可据“一时无根之谈托言陈奏”刘墉办案，向以雷厉风行见誉，此次微服入鲁，未出旬余，便将刘国泰一案了个水落石出。不料在回京途中，刘墉又意外地截获了刘国泰遣人飞马送给和珅的一封密信，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手给猛地烙痛了！刘墉步履蹒跚地走进了西风夕照里的官驿，居然闭门数日而不出。眼看交差的日期已近，刘墉和他的仆从们才选择了先前走过的那条黄土古道，继续北上。一路上黄叶纷飞，惊鸿声声，坐在马背上的刘墉须发飘零，瘦若秋风……是年孟冬，恶贯满盈的刘国泰在朝中伏法。当乾隆拿着刘国泰的密信征询刘墉的意见时，刘墉却说：“拘审刘国泰多日，和大人严词拘讯，无有私情。”乾隆马上结论说：“国泰对和珅是一厢情愿，确无私情”。一桩涉嫌和珅的朝廷要案就这样波澜不惊，象驱赶一只扰人的蚊子那样被轻轻拂过。这让人想起在乡间时有上演的草台戏，刚才还是刀来枪往，紧锣密鼓，把悲欢离合，把忠善奸邪渲染到了极致，但大幕一落，万籁俱寂，一切都归复平静。人们回过神来，才明白自己又在台下当了一回“傻子”，瞧这热热闹闹、大红大紫的阵势，原来都是戏里演的啊！
　　而此事过后，刘墉因“察山东案有功”，升工部尚书。应该说，他敢把这封密信呈于乾隆，不啻给了和珅一个小小的儆示。这当然出于他“食君俸禄”的人臣本分，也是他作为“左都御史”的职业良心使然。也许此番对“密信事件”的降温处理，大异于他以往除恶务尽的办案作风，但和珅的背景复杂，政治舞台上的晴雨难料，岂可“轻露其芒，动辄有伤”？刘墉为乾隆十六年进士，毕竟做了几十年的京官，其间坐过班房，也得过皇宠，宦海沉浮，官场历练，已使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真正地成熟起来了。君子凡有所作，必取“忍”字为先，以求自定。这是连傻子都懂的道理，何况是学贯百家，深得黄老精髓的刘墉呢？
　　刘墉跟和珅的较劲从此转入“地下”，彼此都心存戒备，彼此都把对方推到当然的政敌位置，但他们之间偶有发生的摩擦，则大多表现为一种玩耍式的斗气。某年某月，和珅在皇上面前嘲弄刘墉驼背，有碍圣视，以为不宜位列朝班。这却引出刘墉的一番绝妙说辞。刘墉说：“和大人所言甚谬，自古就有眼斜貌丑者在朝为官，且为官清正，万古流芳。”乾隆问：“朕倒不知是哪一位？”刘墉顺水推舟：“五柳先生陶渊明，其风如何”乾隆答：“其风如菊。”刘墉马上振振有词；“有诗为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五柳先生如若不是斜眼，怎能东篱采菊却望见南山？此语一出，满朝哗然。和珅却逮住不放：“这纯属戏谑之言，实是对皇上不敬。”乾隆哈哈一笑，和稀泥道：“虽是牵强附会，却见才思敏捷，实为诙谐，并无不敬。”……在类似的宫廷笑闹中,刘墉总能在乾隆爷宽容的翼蔽之下向和珅讨得一点半点的便宜,且智慧火花迸溅，妙语总能解颐。他还以驼背为题做了一首自娱诗，诗云：背驼负乾坤，胸离满经伦。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材者，岂是贤德人。这首诗在京城不胫而走，晓之妇孺。刘墉写这首诗至少是一石三鸟，一是讨好乾隆爷，二是拔高了自己，三是骂你和珅。“痞气”十足的刘墉分明是在说：今天我刘罗锅明里骂你也不怕你对号入座，你去吹胡子瞪眼好了，活活气死你！这就是刘墉的手段，也是天下读书人在积愤愈深时借以发泄的惯用法宝。
　　无独有偶，同样好于此道的还有纪晓岚纪大学士。
　　和珅老宅乾隆四十七年，和珅家里的天香阁落成，又值其母生日，便请乾隆御驾游园。乾隆因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有功，遂邀他同往，以为助兴。没料到纪晓岚全然不顾“第一大才子”的体面，一到和珅家里就要吃要喝，一壶茶功夫就吃了人家一只三斤重的蹄胖。膳罢，乾隆提议要为和母题诗，纪晓岚晃着个大烟袋，喷出一口浓烟也带出一句诗来：“这个婆娘不是人”，唬得满座皆惊 ，以为他找搭错了神经。又听他吟：“九天仙女下凡尘。”大家才如释重负。惊 魄甫定，不料他又迸出一句：“生个儿子去作贼，”众人无不噤声失色，却见他拈须吟来：“偷得蟠桃送母亲”。大伙儿听了哈哈大笑，和珅也转怒为喜。
　　乾隆皇帝时常与纪晓岚、和珅谈论天、地、人三者相关之事。
　　这年，宁夏银川地震，驿马快传入京，乾隆皇帝展表一看，内报曰：“十二月二十四夜初更，地忽震。有声在地下如雷，地摇荡掀簸，衙署即倾倒。宁夏地苦寒，冬夜家设火盆，屋倒火燃，城中如昼。地多裂，涌出黑水，高丈余。是夜，动不止，城堞、官廨、屋宇、城堡，无不尽倒。震后继以水火，民死伤十之八九，积尸遍野。暴风作，数十里皆成冰海。”
　　乾隆见报大惊，急召纪晓岚、和珅商洽银川救灾之事谊。
　　乾隆忧虑道：“天降灾祸，乃警示也！朕有何失道之隙，请爱卿明言指出，以正人道而顺天道。”
　　和珅献媚安慰道：“皇上何必为一个小小地震而忧心。地震在西北，乃预示西北边陲狄夷将衰落，对我朝来说，乃是好事一桩，皇上应该宽心高兴才是。”
　　纪晓岚听了，马上指责和珅道：“地震是发生在我大清国土之上，百姓遭受苦难，你不劝告皇上速解民苦，反要让皇上高兴，你的良心何在？”随之，上前奏曰：“皇上能自谨自查失道之隙，此乃皇上英明之处。现银川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翘首悬望朝廷予以解危，现今当务之急，应是速派赈济大员，赶赴灾地救急。待民众生活恢复安定之后，即应着手修复那御敌城堡，以防狄夷乘虚而入，再次扰乱民安。”
　　乾隆觉得纪晓岚的救灾防御两项措施提得甚为得当，即宣谕按纪晓岚所讲的照办。
　　和珅刚才本要拍乾隆皇帝的马屁，想不到却被纪晓岚抢白了一番，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听皇帝说是要选派赈济大员赴宁夏，不禁大喜，觉得是个捞钱的机会，急忙上前自荐道：“皇上，适才纪学士责我‘良心何在’，今和某自请前往宁夏赈济救灾，以表和某忧国忧民之心。”
　　乾隆皇帝听了，高兴道：“难得和爱卿一片忠心和爱民之心，深得朕之欢心。”
　　纪晓岚在旁嘲笑道：“和大人想当赈济大员，怕是一片财心呀！”
　　乾隆皇帝道：“纪晓岚，你这话从何说起呢？”
　　纪晓岚道：“皇上您难道没听说过，和中堂是个善于理财之人，而且更是善于捞财的。”
　　和珅一听，即刻火冒了起来，指着纪晓岚骂道：“纪晓岚！你疯了你，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皇上，您看，这纪晓岚无中生有在诬陷和某，该当何罪？”
　　乾隆皇帝道：“是呀，纪晓岚你怎么无凭无据说是和珅善于捞财呢？他捞过哪些钱财？”
　　和珅即刻接口道：“是呀，纪大烟袋！皇上英明，他就不相信我会捞什么财的，你竟抽烟抽昏了头脑，随便诬陷好人！”
　　纪晓岚笑道：“我只不过开开玩笑而已，和中堂何必那么当真。不过，和中堂有‘雁过拔毛’的本领，倒是人人皆知的呀。”
　　乾隆皇帝道：“开玩笑也得有分寸，怎能将堂堂的一品大员随便拿来开玩笑？”
　　和珅马上附和道：“是呀，是呀！皇上要为臣作主，追究纪晓岚的大不敬之罪！”
　　纪晓岚道：“和大人，你这人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说，那宁夏是什么地方，路途有多远，行路有多艰难，那地方有多荒漠，你知不知道？你养尊处优惯了，那是你去的地方吗？我这么一搅和，皇上就另选了别人，这岂不是为了你好？”
　　和珅道：“皇上，你看看，纪晓岚诬陷了我，还说是为了我，真是‘铜牙铁齿’，尽是他有理！”
　　纪晓岚奏道：“皇上，赈济救灾须得有大笔的钱粮银饷，当前国库亏空，哪来这么多的救济钱粮呢？救灾如救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和大人富可敌国，可让他出钱赈济，一则可解国库亏空之急，二则可表和大人对灾民的爱心和对皇上的忠心。岂不两全其美？”
　　乾隆皇帝惊问：“什么，国库亏空？这么大的事，朕怎不知？”
　　纪晓岚道：“这事应问和中堂和大人了。他隐瞒不报，是犯欺君之罪的呀！”
　　乾隆皇帝道：“和珅，国库亏空之事，为何隐瞒不报？”
　　和珅一听，急忙跪下，颤栗栗地磕头谢罪道：“臣该万死！臣实不该向皇上提出‘收缴议罪银’之策！导致今日国库亏空之局面。”
　　原来，乾隆皇帝曾听信和珅的花言巧语，不顾纪晓岚的反对，竟颁布了一些什么“收缴议罪银”之类的条令，其条令是，被查到的受贿官员，能自动上缴一定数目的银两，便可以不受罚，还可以继续做官。这样，本来不敢贪的或小贪的官员，胆子就变大，就敢贪或变大贪了；那些本来是贪官的，颁布条令之后，更加变本加厉。他们不仅刮尽了民膏民脂，而且还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化公为私，如拆下城墙修建新房，又拆了旧房补修城墙，这样，拆拆补补的费用，全是向朝廷伸手要钱，而从费用中克扣下来的银钱，全落入那此贪官污吏的腰包中。结果，造成了民穷国库空的严重后果。
　　乾隆皇帝听和珅说是因提出“收缴议罪银”而导致国库亏空的局面，心想，条令是自己颁布的，这个责任自己也有份，便说道：“既然是因‘收缴议罪银’而导致国库亏空，那么朕也有责任。现在朕宣布，废除‘收缴议罪银’的条令。和珅和朕既犯有错误，就得当罚。纪晓岚，你说，该如何罚？”
　　纪晓岚奏道：“臣说过：‘救灾如救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既然皇上和和大人肯认罚，恕下臣斗胆定裁，你们就各出一半钱粮。如果皇上手头紧的话，那一半就请和大人代出，以表其对皇上的一片忠心。为臣也知道，此些救济钱粮，对和大人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而已。救灾人人有责，既然你们出了钱财，纪某便要出力了，愿不辞劳苦亲往宁夏赈济。”
　　和珅听了，心里更恨纪晓岚，既要断他捞财之路，又要让他破费大宗的钱财，他如将赈济之事揽到手，可以在赈济中捞回损失的钱财。于是急忙上前奏道：“皇上肯认罚是皇上的英明的体现，钱财事小忠心事大，下臣愿代出钱粮，以表下臣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和孝心。既然钱粮全由下臣出的，那赈济之事当然也应由下臣办理才是妥当，臣愿肝脑涂地以报皇恩。”
　　乾隆皇帝道：“什么啦？赈济之事乃是件苦差事，你们两人竟都争着去，这其中定有缘故！居然要争，我就出个题目，看谁能完成得好谁担当此事。好，就这样定了！”
　　纪晓岚道：“请皇上出题。”
　　乾隆皇帝道：“你们两人就以地震为题，谈谈地震与人事的关系，之后要用一幅对联来概括，谁论得有道理谁去。和珅，你就先谈吧！”
　　和珅眨巴着眼想了想，答道：“这脚下的地本来是好好的，怎么说震就震呢？哦，对了，地震是老天对我们的一种警示，这叫什么来的？……”
　　乾隆皇帝提示道：“这叫‘天诫’！”
　　和珅高兴地接下道：“对对对，叫天诫。皇上真是天资聪明，一语道出了地震的本质，又使臣顿开茅塞。好，我接下说，地震这种灾异是一种天诫，它关系着王朝的兴衰。如商帝乙三年，岐山地震，那是预示商朝无道，不久周便代替了商。又如，周幽王因昏淫无道，于周幽王二年就有岐山三川皆震，山崩川竭。再如，汉吕雉篡了汉惠帝刘盈帝位，天怒人怨，于高后二年，甘肃武都就发生了地震。为此，臣就以联概之：‘天道恢恢行谴诫……人世冥冥致灾殃’。”
　　乾隆皇帝听了点头称是，说道：“好，轮到纪爱卿了。”
　　纪晓岚道：“和大人谈论得不全面。臣以为，各朝皇帝若能做有道明君，虽天降灾殃，对朝廷人事亦不足为害。如汉文帝元年齐、楚地震 ，二十九山同日崩。因汉文帝乃是有道明君，他以慈惠爱民见称。他认为，地震是“天地之不足，人定可胜天，天亦悔祸，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此次地震促使他重新审查自己的治国之道，国家变得更加强盛。又如，先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共发生大地震15次，灾情之重，损失之大，历史罕见，然而，先皇治国有方，很快就医治了地震创伤，达到国泰民安，创下了康熙盛世。臣也以一联概之：‘周幽王无道三川竭而亡 汉文帝有德诸山裂至治’。”
　　乾隆皇帝大喜道：“论得好，还是纪爱卿说得全面，朕和爱卿一筹。朕下谕，和珅、纪晓岚听旨：和珅备足赈济粮饷即日交付工部。纪晓岚为赈济钦差，速赴宁夏赈济救灾！”
　　在与和珅的明争暗斗中，纪晓岚的聪明就显示在这些方面。平心而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也惹不起和珅，就这么语藏机锋，让你去一惊一乍，让你恼不得，恨不得，心里却像吞了苍蝇那样不自在。他无力动摇和珅，他只能兴之所至，打几个“擦 边球”。不错，凭纪晓岚的那散漫和落拓，我们还能更多地要求他做些什么？
　　薰莸不可同器，牛骥安能同槽？历史把刘墉、纪晓岚与和珅我名字戏剧性地安排在一起，看奸的如何作奸，看忠的怎样尽忠，都说中国士子得意时便尊儒入世，失意后就崇道出世，这刘、纪二公竟是儒还是道，是非儒非道，不是亦儒亦道？“自古忠奸同冰炭”，其实清浊犹如忠奸，那里能像评话小说那样简单分辨得清楚？
　　就在和珅飞扬跋扈，整个大清基础为之隐隐颤动之时，有一个小人物大张旗鼓地向他发难，而另一个小人物则已经动手为他挖掘盛尸敛身的墓葬之穴了。
　　这第一个小人物叫尹北图，云南昆明人，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逢乾隆八十万寿大典，在全朝文武一片嗡嗡嘤嘤的颂扬声中，冷不防杀出了一个尹北图，厉词指陈当朝推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百出、贻害甚广，且各省督抚因此而吏台废弛，声名狼藉，商人、百姓无不怨声沸沸，伫骂于途，直说得天颜震怒，从他八十寿典的龙座上跳了起来。
　　尹北图的此番发难，其矛头直逼和珅。所谓“议罪银”制度，就是乾隆晚期“‘以银抵罪”的治案条例中的一条，其始作俑者和实际受惠者则是和珅及其一班奸佞桀骜的死党。此例一开，各级官吏有事没事者堂而皇之地拿钱说话，勒索属下，搜敛地方，黎民百姓，烹为鱼肉。应该说尹北图这一着是该刺刀见红的，但他未能准确把握好时机，结果非但没有弹掉和珅的半根汗毛，还落个“虚谤朝事，蔑视朕功”的不赦之罪。
　　这尹北图却不愧是一条汉子，在刑部判了他“斩决”之后，居然大呼“和珅小人”，摇身跺足，穷极唾骂，吓得前来“监审”的和珅面无人色，仓皇而走。后乾隆开恩，赦其不死，尹北图以母老乞归，结果病死驿中。有意思的是，为其验尸的仵作竟从他的袍袖间，从他像鸡爪一样僵缩的指掌里抠出一篇褶叠起来的无题文稿，字字是弧瘦金体，笔笔显得刚劲峭拔，文曰：“日月行天于永远，乃因其通体光明；江河万古不废，实由百折不回。日月虽有食缺，却一心总想光明；江河虽遭阻挡，却只向东方。其心如此，其性如此，何物可夺其志，何物可折其性！……全文凡三百余字，每一字皆为玑珠，每一句尽显锦绣。读之如长风过耳，惊涛扑面，一股震慑灵魂的浩荡之气将你裹后头于其中，热血为之奔涌，心脉为之狂跳，即使休眠已久，但仍深蓄于体内的理性和良知也霎时为之 萌动欢跃。这是一篇示之权贵的宣言书？还是一本引以为律的备忘录？是一纸启发鸿蒙的警世说，还是一方昭鉴后人的墓志铭？不管怎么说，尹北图死得干干净净，去得一无挂碍，他既不想别人来吊唁，也不要别人来追谥，他的死如同他的生，整个儿是明朗的，大气的，没有半点畏怯，也不存丝毫矫情。
　　后来，这份遗稿辗转到和珅手里，竟使和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恹然不作”，病卧榻中。他抱病作了一首《无题》诗云：既道无愁却有愁，诗不良士自休休。人情变幻同飘絮，世事沉浮等泛舟。
　　邻我东西皆一律，后先真妄总宜收。成仙成佛事由己，始信庄生悟解牛。
　　应该说和珅还是有一点危机感的，毕竟他树敌过多，且身上的血腥味太重。虽然皇宠有加，权柄日重，但他还是在尹北图的遗稿里读出了“人情变幻”的莫测，“世事泛舟”的恐惧。想象不出他是在何种情形下写这首诗的，他那“白如葱根”的纤长手指在他搦管拈毫的那一刻，会不会像发了疟疾那样地瑟瑟发抖？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话该是不假的。
　　和珅的预感并非宿命。另一个叫朱石君的人正在日夜兼程，忧劳不辍，义无反顾地做了他的掘墓人。朱石君，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三年进士，为山西代理巡抚。他是一个较为纯粹的读书人，视政之余，唯学问读书是好；但他又不能不看到和珅当道、朝政废圯，官府衙门徇庇同党，苍头百姓深陷水火的严酷现实，他因此穷思竭虑，夙夜忧叹。“国运飘摇民如煮，躬事翰墨岂安然；哪 得神擘拯水火，共工怒触不周山。”他终于无心于翰墨，走出了书斋。他冷眼注视着朝廷，他在焦灼的期待中寻索着希望。
　　朱石君最后把目光投注到储君永琰身上，他的眼睛迸出一道炽烈的光亮。
　　朱石君按捺不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喜悦：啊啊，这可是咱大清未来的皇帝，这是一块浑然天成的玉璞！他日收拾和珅尸骨者，非其属谁？清制规定：大臣一律不准接近皇子，违例者斩。朱石君接近这位储君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去做他的老师。
　　目标已定，这位胆大包天的朱石君便开始动作起来。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搜集了乾隆的所有诗作，然后关进书房，逐首唱和，见机献与皇上。乾隆大喜，渐渐与他有了翰墨往来，初时廖廖，后来频频不绝。稍后，朱石君又把乾隆的诗文分门别类，编辑成部函，加上注释和按语，评论那些诗歌过“三曹”，比肩“李杜”。乾隆本来就颇视自己的诗作高妙，而朱石君又精当地点出了其“形象大于思维”之处，禁不住他三捧两捧，御笔一挥，批注道：“以上所语都 是纪实，其题跋更为得体恰当，知我诗文之博大精深者，朱爱卿也！”一高兴就把自己的著作钦定为皇子皇孙的补充教材（或云“乡土教材”？）而朱石君这位“学术权威”就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上书房师傅”，并专授皇十五子永琰之学业。是年为乾隆五十一年。
　　好一个朱石君，他终于盼来了能亲临“上书房”，执师道之尊，尽人臣忠义的日子。他发誓把永琰培养成一个能辨忠奸、明是非，忧国忧民，摒奢尚俭的君王。于是，他在教授永琰李杜诗篇、韩柳文章、苏辛词句的同时，更从《四书》、《五经》中阐发仁政爱民、国以民为本的道理；对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成败教训，尤其讲得明白，析得透彻。当讲到《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时，更是批隙导窥，循循以诱；动情之处，竟自涕泗滂沱，声泪俱下。
　　朱石君无疑是 一个最最杰出的工程师，他是在教书，他更是在塑造一个未来帝王的英明灵魂。星换斗移，一根剪除大奸的绞索在悄悄编织着……和珅老宅的小湖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大清，终于气喘吁吁地走到了公元第十八世纪的尽头，世纪末的晚钟响彻原野。和珅，这位长了个聪明脑袋的大清巨佞，直到他在嘉庆手里栽覆时，也没曾想到：早在十多年以前，一个与他素无怨隙的糟老头儿，已那样毅然决然地宣判了他的死刑。
　　4、"和珅们"的后人.
　　评论一部电视连续剧《铁嘴铜牙纪晓岚》火遍大江南北，凿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平心而论，有关纪晓岚的生平并无太多令人回味之处，在那个时代，像纪晓岚这样的文人多如牛毛，恃才傲物，想清高而又不能脱俗，凭着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在皇帝老儿面前装疯卖傻，加上剧中戏说的成分太多，不值得太多圈点。倒是那个油腔滑舌、八面玲珑的大贪官和珅，让人看后感慨万千，思绪总是离不开那个老问题：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和珅们"为何总是吃香？
　　和珅其人，历史上有过明确记载：清朝大臣。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原在銮仪卫当差，因善于逢迎献媚，深得乾隆皇帝所宠，屡擢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任钦差大臣，与阿桂督师镇压苏四十三领导的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他擅权纳贿，贪赃枉法，网罗亲信，祸国殃民，控制朝政达二十年。嘉庆四年，被诸官弹劾，论罪赐死。抄家产计八十三号，其中二十六号折银二亿多两，故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一部和珅的发家史，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官场的一个缩影。代代朝朝，朝朝代代，无不是贪官和弄臣们的天下。一些人功与心术，把全部的智慧与聪明用在了投机钻营、结党营私、谋取私利上。按理说，这样的贪官既是人民的公敌，也是毁掉皇帝老儿世代江山的蛀虫，这是为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可奇怪的是，不管是昏君还是明君，身边总少不了几个像和珅这样的人，深得皇帝老儿的赏识和宠爱，前后左右，把持朝政，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乾隆皇帝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明君，对和珅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一无所知，可还是被和珅利用。真是千古之谜。
　　说来说去，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肯定有共同的爱好与弱点，喜欢阿谀奉承，听信谗言，奴才给他几句臭恭维，再来个"万岁不离口"，就不知道自己是姓什么的，再加上贪官手中有的是钱，逢年过节，投其所好，或者是民间珍藏，或者是稀世珍宝，或者是绝代佳人……说到底，皇帝老儿不是不知道"和珅们"的奸滑，而是他离不开这样的左膀右臂，若是缺少了"和珅们"的伺侯，皇帝老儿也就过不成"皇帝"的快活日子了。民间有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是这个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明知"和珅们"干尽见不得人的坏事，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免不了替其打个圆场，充当一下保护伞。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事情闹大了，自己的那点"好事"也就免不了公诸天下，有损"皇室的脸面"。这大概就是"和珅们"每每吃香的原委所在。
　　另一方面，"官官相护"是中国官场的痼疾，大凡当官的，不论其官位高低，职务大小，屁股后面总有点不那么干净，总有一些"小辫子"可揪，远的不说，一座"远华红楼"就醉倒了多少贪官，至今也没有一个说法。都在官场中，吃点拿点，玩个把女人，已是"小菜一碟"，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而"和珅们"利用的就是这一点，抓住你的"小辫子"，威逼利诱，不怕你不就范，于是你就只好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死党，为虎作伥，更加大胆地搜刮民脂民膏。"和珅们"的势力一天天壮大，就是皇帝老儿有心动他，也奈何不了，搞"革新"的皇帝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你要搞"革新"，就要反"腐败"，这样你的对手就是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官僚，他们人多势众，加上有幕后撑腰，你那几个书生意气，还真不是对手。聪明的主子，大多只是想方设法利用"和珅们"的势力，达到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除非是"和珅们"犯了众怒，又不把皇帝老子放在眼里，忍无可忍之下，才像嘉庆皇帝那样，将他们"斩首示众"。然而，杀掉一个"和珅"，又会滋生出几百个、几千个……"和珅"，他们的生命力远比韭菜要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官场的产物，只要有官场在，就少不了是"和珅们"的天下。
　　和珅老宅大戏楼“和珅们”吃香，有其一定的必然规律。谁来打破这种规律？这既是国运所系，也是民众所盼，但是，有句老话，"书生百无一用"，靠你我这样的书生肯定是不行的。对于"和珅们"，我们除了恨，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纪晓岚"能斗得过"和珅"嘛？
　　
  五、“三百年间第一流”的文才名儒龚自珍
　　1、怀才不遇的书香才子.
　　龚自珍画像: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更名巩祚，又号羽山民，浙江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岁便读《登科录》。龚自珍三十八岁中进士，留京任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职，提过一些改革政治的建议，不被人重视。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同为禁烟派，议论激烈，得罪权贵，受到排挤。后回到杭州任紫阳书院讲席，又到丹阳云阳书院教书，一八四一年暴卒于丹阳。
　　嘉庆七年(1802)，11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4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腐败、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迸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2、番禺会馆――龚自珍故居.
　　振聋发聩地指摘时弊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0至35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0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000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专制。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有启迪作用。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凌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国军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龚自珍纪念馆龚自珍一生敢爱敢恨，深沉练达，悲愿无尽，哀乐过人，剑胆箫心，感人至深，“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龚自珍以“剑”喻抱负，以“箫”喻诗魂。横剑为国为民，吹箫以心寄情。“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激越和温柔，郁闷和深情，人生沧桑，仕途坎坷、集满了他的一生。终于写出了名垂久远的三百一十五首《己亥杂诗》，中国成为古诗史上最后的一座高峰。《己亥杂诗》是龚自珍一生经历的记录，其中有的是廓然胸襟，深切感时的激越，没有丝毫的消极与颓唐的诗篇。展现了龚自珍一种深沉的奋迅救世的境界和豪迈情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每个人的一生中，也许都会有难忘的梦。梦是一种寄托，情也是一种寄托，旧日的感情总象一场梦，而今日的梦又重温旧日的感情。无论感情是否仍在，梦总是在的，人也总会有梦。虽然虚无飘渺，但情都会是最真。当真挚的故事都化着了教人悲哀，教人一生回味的梦时，该是如何心痛啊。龚自珍为了悼念他的这一帘又一帘幽梦，在他的《己亥杂诗》里写下了这么多悱恻哀艳的诗句，透露出情感生活都叫人无从说起，犹如一首首幽怨的箫声，似乎至今却仍然能感受到经久而不散的绕梁余音。
　　相传在佛教欲界天的上界，异性只要相互握手或相视一笑，就可获得满足。龚自珍和佛教的缘和慧根，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的法门，也为他的精神恋爱找到了理论依据，终使他从常人难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一八三七年，龚自珍写道：“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
　　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
　　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
　　龚自珍认为自己开悟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欲望消除了，激情化解了，伤痛抚平了。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幽光狂慧”犹如钱塘江潮来，是斩之不断，挥之不去的。磅礴而出的激情，根本不是寂寞禅心可以抑制的。对自己破碎生命的狂吼，对不公正人世的愤懑悲怆。深昧了人生的短暂、孤独，存在的虚无、荒谬，周遭的死寂、虚伪，只愿以爱来作为人世最末的温暖罢了。
　　龚自珍一生，放浪形骸，且形于吟咏，存于文集，以至颇为人所诟病。甚至传说后来他己亥年匆匆出都和后来暴卒于丹阳，即因为和顾太清一段情事。又说是被姬人毒死，皈依佛门不仅没有挽救了自己的心，也没有挽救了自己的命。是不是龚自珍太轻薄了，如他的这首诗表露出的心境？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3、今文为主的学术成就.
　　《定奄全集》龚自珍著,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4、著述颇丰的文士诗才.
　　龚自珍塑像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幮护阿芙蓉。
　　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画像
 六、宣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名士魏源
　　1、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被称为“放眼世界第一人”。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0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2、经世致用批判时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腐败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免册”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3、经纶时务力革弊政.
　　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魏源像和蒸汽机图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陆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祸，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
　　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絮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发“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超出探掘阐发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4、师夷长技参与抗英.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发愤撰写了《圣武记》14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道光帝朝服像》538 dg01清代宫廷画家绘，今藏故宫博物院。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发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0卷，4年后增广至60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00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中，还没有达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种版本以上，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而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0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
　　《制洋器议》704冯桂芬称赞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湖南邵阳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魏源故居。
　　5、困噩晚年屡劳无功.
　　道光二十四年(1844)，51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000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帝朝服像》轴。596清宫廷画家绘。绢本，设色。藏于故宫博物院。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
  七、“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名儒康有为
　　1、勤于学术以惑外侮.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从简风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听、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泪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2、孜孜西学志在救世.
　　康有为手迹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日实理，日公理，日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日公法，日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 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3、从治于古文归于今文.
　　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9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119 9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亩派的“酣嬉偷情，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4、广纳弟子著书立说.
　　万木草堂旧照759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右准备了理论条件。
　　《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
　　5、公车上书组织学会.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 “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制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觫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 ，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6、书生施政变法维新.
　　康有为题刻于泰山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日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救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
　　7、流亡海外矢志保皇.
　　光绪二十四年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 ，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日：“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镏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 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8、顽固守旧反对革命.
　　康有为书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
　　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 ，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游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9、主张立宪抵制革命.
　　康有为书法二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0月21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枇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
　　宣统二年(191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日会而日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勖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勖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勖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勖：“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1913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16年3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
　　1917年，张劝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康有为书法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 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11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 1923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欠，夏历年底返沪。 1924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3月8日(二月初五日)，70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日，赴青岛。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
　　广东南海康有为故里
 八、政治文学家、维新故人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1、梁启超少年时代.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
　　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梁启超故居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张课桌及条凳，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稚嫩童声。
　　不难理解，梁启超虽以新学闻名，但终生保持着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政见相左，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恩师，且在“五四”运动时反对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一切或许早就在这间书室里埋下了伏笔。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数亩薄田，举家躬耘”，所以除了读书外，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回忆父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谨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此外，母亲赵氏的教育对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也有极大影响。有一次，母亲严厉教育儿子不可说谎。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梁启超小时候都干些什么家务活？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只不过梁氏故居入门右侧可见一间厨房，内设木磨、椿、灶台、橱柜等物什。百多年前，梁启超小小的身影应该时常出现在这里吧！实际上，梁启超赴北京完婚之后还携妻子回来住过一段时间，长女思顺就诞生在他们的寝室———故居正厅南厢的耳房。
　　2、维新故人重放光彩.
　　梁启超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江门五邑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明末著名理学家陈白沙、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近代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等。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毫无疑问是最有分量的一张文化名片。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有一年，梁启超到广州投刺，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兴办新式书院，开展洋务活动。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张之洞见投刺，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斥难。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2)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中，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
　　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梁启超所对的下联非比寻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本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为儒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则以人才居末位。梁启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其含意深远，既挫了对方的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难怪张才洞为之叹服不已。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政治主张亦时有变化。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始终未变。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梁启超的活动非但不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反而遭到忌恨，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发生冲突。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密谋，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先后担任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等职，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他拉笼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
　　梁启超故居二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年曾热情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能反映时代精神。1901～1902年，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梁启超一生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遗《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400余万字。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晚年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
　　3、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对外开放的“饮冰室书斋”和梁启超故居，中为梁启超的坐像。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匍匐在王权脚下的历史，习惯了下跪的中国人始终站不起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形式上不再生活在磕头、下跪之中，但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命运使国人在思想上依然是跪着的。在精神上，人格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面对古老的专制传统，面对遍地的阿Ｑ、韦小宝，如何让中华民族首先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站起来，是近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梁启超那富于才情的笔调的确启迪了整整一个时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林语堂说梁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笔尖常带感情，感染了不止一代人，有人甚至把他看作是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精神之父”。今天重读他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激扬文字，那些曾震撼了老大中国，给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全新的理想和价值的文字，我们依然感到内心深处的震撼。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
　　戊戌变法康梁并称，但他当时不过二十几岁，初露头角，主要是以他的笔热情地呼唤变法而为人所知。特别是他在《时务报》的言论文章曾倾动一时，他办过《中外记闻》等报刊，这是他最早的报业生涯。当然，他曾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发现并培养了蔡锷这样的学生。
　　百日维新遭慈禧太后血洗后，康梁流亡海外，康停止了前进的脚步，以保皇自居，梁启超的事业则可以说是在日本真正开始的，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影响深远的报刊，写了大量至今传诵不衰的文章，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著名的《新民说》最初就是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那些与《民报》论战的文章，虽然当时看来，就多数青年的心理而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但梁所描写的共和革命后果，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事实相似。辛亥革命前夕，他所写的大量政论，其中包括了许多传播宪政思想的文章，对当时中国的立宪运动无疑起着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立宪政治在中国的尝试和失败，梁启超的精神遗产也早就渐渐被人淡忘了。
　　他的一生和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有过合作，幻想他们能把中国带入民主的新时代。这些是他生命的败笔，但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他和他最钟爱的学生蔡锷一起，毫不含糊地反对袁世凯称帝，终于打倒了民国以后的第一个“家天下”；他和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反对拉历史倒车的恩师康有为，无疑都是他写下的光辉一笔，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但我认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价值不在这些地方，而是他长期致力于办报、办刊，宣传新思想，致力于思想建设，要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这才是他成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原因。他在20世纪初就写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民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
　　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主要途径无非是办报刊、办大学、办出版社，正是这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给“百无一用”的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也提供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正是通过传播思想、知识，教育新人，他们才发挥出了前无古人的影响力。梁启超是以从事维新变法的政治事业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一开始他就与新生的报刊、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当然是政治人物，在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中都出任过要职，在护国运动中也是居领袖地位，长期是进步党（后来是研究系）的领袖。但终其一生，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漫长的流亡岁月中，他是一个办报、读书、写作的职业报人。退出政坛后，他还支持创办了《晨报》、《时事新报》这样有广泛舆论影响的大报。他长期在清华任教，致力于学术研究，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在一个新的领域作出贡献，他的晚年是以职业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知识分子良知从来没有泯灭过，五四之后，杭州发生“浙江一师风潮”，政府派警察镇压学生，他公开通电反对。他去世前的一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剧，他正生病住院，但他同样愤怒地抗议了。
　　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他在流亡时期的作为对当时的社会转型功不可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思想界、舆论界他的影响久盛不衰。老实说，在五四之前，他的影响是首屈一指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老大民族，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精神巨人的崛起，穿越了戊戌、辛亥和民国以来动荡乱世的梁启超迅速被淹没，被遗忘了。
　　即使如此，五四运动也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 虽然那时他远在巴黎，但他是国民外交协会的精神领袖和主要发起人，这个社会各界个团体组成的社团在推动五四学生走上街头起过重要作。他本人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1919年4月5日，他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当年9月9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有这样的记载：“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
　　梁启超故居出口湖景日本的情报应当不是空穴来风。这里说的林、熊、汪等要人都是梁启超从进步党到研究系的长期政治伙伴，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说他们代表的研究系是五四学生运动的背景之一，是没有问题的。从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这两份研究系背景的报纸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舆论报道也可找到某些线索。
　　梁启超指出：“‘五四运动’与共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 他希望把运动的方向转到内政方面。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不是“无结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制的。旅欧归国之后，他一手发起“国民制宪运动”，高度评价并积极参加了“国民废兵运动”，呼吁成立“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虽然这些运动最终都没有结出什么可喜的果实，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借此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他说：“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
　　这是我们陌生已久的思想，他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国民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来培育健康的国民意识，这里的“国民”当然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公民”，也就是梁启超早年说的“新民”。从“新民”到“国民”，我的初浅理解是，在清王朝专制时代他呼唤新民，也就是致力于思想启蒙。在共和国出现以后，他希望在实践层面教育、锻炼一代国民。我认为这是他新民理想的自然延伸。
　　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肯定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贡献，而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抛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种种狭隘偏见之后，对梁启超的评价渐趋客观，对他当年与同盟会论战时的不少观点的看法也越来越合乎事实。梁启超不是没有缺点、没有局限的，但他思想之深邃、目光之宏大、学问之渊博、人格之健全，都是他那个时代所罕有的。在近代中国，他是完全当得起“精神巨人”这个称号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作为思想家他是多产的，留下了上千万字的庞大思想遗产。
　　无论如何，我以为他的一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他呼唤新民抓住了民族生死存亡的要穴所在。没有人格上站起来的精神独立的国民，什么样的共和制度都会变形，什么样的旗帜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五四之后他力倡国民运动时的国民思想，与他早年呼唤新民的努力，往往被忽视，这条线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意义上，他在思想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所提出的这一问题，代表了20世纪初为使中国早日跨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和人类先进文明接轨的时代所作的最有价值的思考，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在精神上、制度上都站起来。
　　近百年前，梁启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他的新民理想至今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没有对历史灾难的反省，没有对人性的肯定，没有新思想的阳光照耀，我们终久还是精神的奴隶，我们精神的膝盖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站起来。
　　
  九、三百年来第一人“硕学通儒”沈曾植
　　沈曾植-题临《永兴贴》1、沈曾植生平小传.
　　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晚号寐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 富著述，工书，藏金石拓本甚彩。精通哲、史、地、医、佛、文艺诸学，有《海日楼诗集》、《汉律辑树》、《机秘史笺注》等行世。且有《苗阁琐谈》、《辛丑札记》、《寐叟题跋》等学术札记十余种。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入京之后的第三年，沈曾植还刑部主事，感时伤事，在《寐碑叟题跋》中记日：“光绪壬寅正月，重人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维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容云四合，矮窗展玩，招怅移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其心迹可见一斑。沈晚年寡交白晦，自号谷隐居士，居沪鬻书自给，而求书者不绝于门，以得片纸为宝。百年匆匆而过，历史人物与历史风云已成历史。昔于髯翁有句云：“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吟罢怅然。如沈曾植者，于今为不朽者有二：一学术、二书艺也。
　　沈曾植家学甚厚。其祖沈维鐈不惟久为仕宦，且五任学政，校刊图书颇多，务尚实学。沈曾植学力淹通，曾受张之洞聘为武昌两湖书院史席。其精通典籍，以至客人居所尽见书架，必高呼主人乃知所在。后曾赴日本考察制度文物，眼界益开。
　　他的书法，幼学包世臣，远接邓石如，筑基于碑学无疑。这也是清代乾嘉学派以后嘉道碑学中兴的风习所染，世人难出其右。王森然认为沈书“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琅之万品，内地网罗，蕃外选购，采其众长，树立一家”（《近代名家评传》），一言以概，即说其书各魏备不卑唐，植根于魏、唐而能融汇众有。这一句评价一般人当不起，但沈曾植确乎仿佛之。他的高明既在于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审度包、康两家书法，包长于理论而拙于书艺，所书锋落一偏，绞转拖沓，实欠俊拔之致；康则气象恢闳，盘纡纵横，有似其人，然或失于张狂而乏蕴藉。沈氏之为人既沉潜自晦，衡诸其书，亦线画凝炼而气势铺陈，灵光内蕴而骨力洞达，诚清民之书法巨擘，断非虚誉。沙孟海先生说他：“晚年取法于黄道周、倪元潞，兼两家之长，一生功夫，尽工钟繇、索靖，所以变态极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游龙舞风，奇趣横生”（《近三百年之书学》），可谓言言尽揭沈书底里。“变态极多”、“奇趣横生”二语，基本概括了其书之特点。马宗霍《书林藻鉴》记曾农髯语颇有意思，亦可见沈氏本人对“奇正”之旨的态度：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曰：“翁覃谿稳一生误字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交七十后更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
　　这“不稳”即奇变、险绝之美。沙孟海所谓：“变态极多”、“奇趣横生”或即此指。证诸《书赠青仁轴》、《赠芸庄联》、《太乙近天都诗轴》等作，确乎如此。马宗霍谓之为：“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言不为过。曾农髯还说过：“叟读碑多，写字少，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此处生亦审美上“拙”之来历。“不稳”与“生”“拙”必于平正中来。对此，沈氏在论书时曾有说法：“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对于“经生”书、“院体”书以及“馆阁”书“名家薄之于算子之消，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模平竖直之外？”可见沈子培的基本观点。高足王蘧常早年求师指点，沈亦告之：“求书理，以为近晋，可从三王二爨人”。在此，我们发现，沈曾植的书学理想正在于融冶碑帖、化合晋魏。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是真正开此一风气的实力派大家。
　　沈曾植学识渊博，《清史稿》记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王国维居沪期间多请益于寐叟，其作《寿序》，认为清代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乾嘉是稽古实学，道咸之后，学术转新，寐叟乃新学术的帅将。沈氏的一生，非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同历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忧世之深，过于龚魏”（王国维语）。因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力陈假洋资造铁路等，成为了“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
　　沈曾植故居一沈氏一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运忧思不已，主张经世致用，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事。1901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允许师范生中的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教育内容主要“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人才。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南洋公学的办学面貌焕然一新，它体现了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开明。1907年，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这次出访，使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
　　在提学使任上留意选拔和招揽人才。设存古学堂，以宋儒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选拔各学堂中的优秀生专开国学研究班，并借鉴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互相讨论、独立思考。他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知新温故、达变立常、内自折衷、不逾世变。他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有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慨、陈衍等，使皖学达到了最盛期。
　　和政治上不同的是，他在学术上能锐意精进，勇于突破旧我。在晚年，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希望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这是他在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获得日益深刻的体认后的深思熟虑。这就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使沈曾植成为晚清学术转型期继往开来的代表。
　　关于沈曾植一生学术活动的评价，以王国维在《七十寿序》中说得最为恰当：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祥。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纵观近代儒林，沈曾植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传统儒士，一位有着精深造诣和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文化名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和所从事的事业大都早巳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 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仅此一端就可看出他的识高议平及先知之哲。
　　1922年沈曾植去世，王国维撰写挽联: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故居古井附：沈曾植先生年表沈曾植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 弟曾桐、曾樾。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 《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 中第二十二名。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 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 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 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
　　次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土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
　　次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 为权臣所阻未果。
　　次年，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
　　次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 利弊当探本清源。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
　　一九0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次年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 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土、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
　　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
　　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土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一九一二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
　　次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 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 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 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使然。后人苛求，何益?一九一四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次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
　　一九—六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
　　一九一七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
　　一九一八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
　　一九一九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一九二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一九二一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
　　一九二二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
　　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
　　2、沈曾植先生评论.
　　吴昌硕、沈曾植和康有为这三人对近现代书法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和巨大的了。但沈曾植的风范、气质和书法实践对近现代书坛的影响和意义应更胜于康有为和吴昌硕，虽然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康有为和吴昌硕。
　　“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胡小石先生的这句话用于沈曾植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沈曾植提倡“法古为贵”，并指出“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而且他的书法确是自“二爨”、魏晋简牍、张芝、钟繇、索靖而来；受他启发和影响的来者则有马一浮和谢无量、王世镗和郑诵先、潘天寿和陆维钊、王蘧常和沙孟海等一大批书家，他对近现代书法的作用，与杨凝式对宋“尚意”书风所产生的引导启发作用相类似，均属于一种“导师”的性质而不是“师傅”的性质，这比自家书体被后人传习摹写的意义要大出数倍。
　　从沈曾植的书论和书作中，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他对独立思考精神的崇尚、对“变”的崇尚和对碑帖相化、晋魏相合的崇尚。
　　受时代因素影响，吴、沈、康三人的书作中俱能显现出一种大气磅礴之势，但在吴昌硕和康有为的大气中却总是共生共长着一种野气和燥气，而沈曾植则沉静得多。
　　沈曾植的诗和书有很相似的地方——诗学深、读诗多、作诗少，故其诗能于险拗艰深中见情；书学深、读碑多、写字少，故其书能于古奥生拙中见韵。
　　“寐叟健在，某岂敢为”，看来在沈曾植面前，素日大言凿凿的康有为也只能是心服口服了。有意思的是，除了康有为的《书镜》是受沈曾植所启而写之外，甚至连康有为“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这个理想倒也象是落实在了沈曾植的书法实践中；更为有趣的是，康有为对方笔的论述，如“方笔用翻”、“方笔不翻则滞”、“行草无方笔，则无雄强之神”、“方笔者凝整沉着”等，则完全象是在阐述沈曾植的用笔了。习碑之风兴起后，除沈曾植之外，将方笔运用得非常活泛的还有其前的赵之谦和其后的陆维钊、潘天寿。
　　其自运之作取法博杂，胸中古意时汩汩而出，但不复古做态；而其隶书和魏碑的临作，则显得用笔非常吃力，做古的味道很重。
　　眼力奇绝的高二适对沈曾植的书法却是特别不喜欢，确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对沈曾植进行解读之后，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以书求书是出不了“大师”的。
　　无论个人秉赋何等优异、品德学识何等出众，造就他们何等不易，但只要依附没落的统治阶级。时代列车匆遽转弯的时刻，总要甩掉这些不合潮流的乘客，毫不吝惜地让他们为退出舞台的势力殉葬。他们忠而见疑也罢，尊为座上客也罢，结局都一样。
　　沈曾植、王国维两位学术泰斗都是这样的悲剧性人物。
　　这类人物的命运引起过大作家们的沉思，曹雪芹笔下的凤姐、宝钗，萧洛霍夫精雕细刻的葛利高里，异中有同。着眼于制度，超出个人好恶，才有现实主义的胜利。
　　曾植先生字子培，晚号寐叟，光绪六年进土，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中，为时十八年，通历代刑律之学，主张平恕断案。改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日俄皆觊觎我东北领土，先生上书请求借英国货款自去创办东三省铁路，皇帝不听而罢。俄大使要求俄军统辖黑龙江渔业航务，遭先生痛斥，未得逞。年四十九，母丧，扶父母灵柩归葬守孝，寻受张之洞聘掌两湖书院史席。八国联军入侵，先生奔走沪宁及武汉间，与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密筹确保长江流域之策，对入京八国侵略军施加压力，有利于退兵。不久任广信府、南昌府知府，江西督粮道、盐法道。旋授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制，深受彼邦学人崇敬，乞书者甚众。在皖五年，升过布政使、护理巡抚，设存古学堂，建造纸诸厂，遣派留学生出国，支持洋务运动，以图救国受民，无奈清廷腐败透顶，农工商部大臣戴振到安庆，巡抚索巨款招待，先生拒绝，获罪于权贵，称病求退。一九一零年正月七日他跋《督恪碑》曰：“皖署蕴湿，蠹灾甚烈，而此册居然无恙，纸墨不渝，岁寒相守、问老精魂、摩挲若接，世间何处更得此老儒与共冷清生活?噫!”他也修过天柱阁等署内小园林，个人生活俭朴，忧君忧民，预感到清廷不久，曾在致友人信中自剖对官场的厌弃：“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病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予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退居上海，与遗老康有为、郑孝胥往来，张勋复辟闹剧不过十二日(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至廿五日)先生参与此事，返沪后多病，至七十二岁，卖字自给，次年十月初三去世。
　　先生治学继承祖父小湖先生家学、始宗周濂溪、张载、朱熹、程颐、程灏人手，既长以清初诸老为法，考定政治利弊，世道人心，升降浮沉，穷其根源，以义理辅实用，探其奥妙，拓其领域，由理学而考据为一变；从政后由考据而求经世，以经史为独立之学，成就不亚乾隆、嘉庆以来诸大家，在辽金元史及边境地理方面有突破为二变；晚年三变；用治经史之法研究儒玄道释之学，旁及百家，“则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趣博而旨约， 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鸽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国维这段话不算太溢美，而结论则为事实否定，"五四"后封建思想虽仍有一定势力、理学儒学、考据、成为少数入书斋中雅事，江河日下，与社会生活关系甚微，经世乃为政者专利，哪用儒生从故纸堆中找教条来束缚?在学用一致而言，先生实为末代儒家，后学仅能正心诚意修身，全家思想不齐，治国平天下是白日梦呓。先生不谈阴阳五行、余事于中医、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法皆卓然成家，时至今日，史地著作大部散佚，仅剩下书法有些影响，但在学术界，把他列为本世纪首选者寥寥!其实当之无愧。
　　他把南北书法看做一个整体，各有所长，北碑中粗率之作也不少，南碑如二《爨》并不妩媚。取长补短，摒除偏见，超越时流。在论隋《杨厉碑》时指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这正是他的追求：集阳刚阴柔二美于一身。如跋《敬使君碑》：“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秉中作贼不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者，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此碑不独可证《兰亭》，—且可证《黄庭》。倦游翁(包世臣)楷法，胎源于是。门下诸公，乃竟无敢问津者，得非门庭峻绝，不可轻犯耶?”又说：“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主》、《张猛龙碑》及此论为大宗。《刁志》近大王(羲之)、《张碑》近小王，此论则内延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 《兰亭》者，可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 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禇(遂良)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 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脐，唯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寐翁跋《高湛墓志》说：“大抵北朝书法 亦是因时变易：正光(始子五二○年)以前为一种，最古劲；天平(五三四——五三七)以下为 一种，风格视永徽(六五○——六五五)相上下，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质朴，惜宇文(五五七——五八一)一代传石无多耳。③”在《全拙底温故录》中写道：“南朝书习可分 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内景》皆写书体也，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乃颇近之。按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陶)隐居《与梁武帝书》语，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抵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书写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章)》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智)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至(张旭)颠(怀)素大变矣。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过庭)之《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唐太宗)《屏封帖》，《屏风》之书，固不能与卷轴一体也。”
　　与前辈同辈相比，立论公正，心胸宽广，力破门户町畦，是以可贵。
　　又说“(邓)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可用为笔法法式，则印篆有何不可用乎?”后来黄牧甫治印取法秦前文字，证明寐叟设想正确。又谓：“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式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楷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今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张猛龙碑》“骨韵俱高，敛分入篆。”只有精通书史源流，才能有此活脱眼力，固守一隅，难逃庸陋。
　　沈曾植手迹他认为“永字八法”是“闾阎书师语耳” 以法自缚不能尽意。横平竖直，汉唐碑皆然，用笔有势便佳，无势即排算子。他列举欧阳修用软笔浓墨以惜其力，赵字多硬笔浓墨，至董其昌前皆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知识面广，观察入微，来自实践，方能写出这些甘苦。
　　寐叟得笔于包安吴，中年受张裕钊启迪，不为包世臣、吴讓之所限，遍临南北各碑，变幻莫测，势韵姿神，皆自己面目。晚年接受倪元璐、黄石斋两家之长，碑骨帖筋，抱气酣圆不泄，无拘近观远视，都具艺术震撼力。
　　历来书家写行草求飞动，多取直式，或一轴中穿，或乱石铺道，当中一股力在不同对象面前摇曳多姿。寐叟是多角取势，直式而外，还有隶书般横势，行书的斜式。只有修养高了，横势仍能抱住行气。斜式不怕拆开看，个个都无懈笔，势自字中生出，不靠互相借势。刘墉笔笔用点法，王文治笔笔用挑法，祖父辈的独创中孕含着小巧纤甜的遗传因子、寐叟不满足于这种笔划处理。他将金文、小篆、隶、章草、魏碑、楷书的笔意笔魂，相对自然地化入行草。危丁解牛，目无全牛，文同写竹，必有成竹。采取萧笛一体的方式去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波诡云谲，翔舞回环，有须眉修伟 丈夫的阳刚，以慈驭刚，跌宕丛生，汪汇凝蓄，笔尖笔腹，偶现飞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赞美：“润含春雨，干裂秋风。”
　　明末草书大家们有突破天地小囚笼的气魄、黄道周为其中之一，只因位高，又不受重 用，当烈士是历史对他的最佳安排，否则高洁心胸与污浊的现实，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之 间，矛盾无法解决。他写字受当时大环境制约，不全是重则威，温而厉或温柔敦厚的庙廊士大夫味，而徐渭、傅山式的狂放、朦胧的个性解放追求、又找不到出路、彷徨于遥夜、带有若干市民审美意识，黄又在抗拒与接受皆有保留的微妙处境。在此矛盾中加上国破家亡山河易色的大哀，临池时间有限，其书险峭幽寒，未脱求态失态通病，不及倪元璐沉静通脱。寐叟的生硬处，也比不上倪书。心态上与黄道周略近，不过效忠的种族有别，封建集权风雨飘摇则相似。在字形上对横直撇捺，或加长，或缩短，皆属夸张。行气酣畅，重心稳，洋洋洒洒，相顾盼，伸头、缩颈，抬肩，躬腰，种种动势，真切不虚，别无假饰，横劲磅礴，竖劲助之，生辣苍老间，时有童趣穿插点缀，雍和、奇崛、宽博、雅丽，天马行空，云上蹄痕幻花，顿挫扬抑，目不暇赏，心不暇思。作者学养广袤深远，在书法上的开拓具有高度自觉，不惑于外力，牢守心源，取精用闳，能韧长，无机巧，不在鸣世，(一如他大量著作无意得名，而不出版以致散佚而无悔)笔便留得住，与剑拔弩张一泻无余绝缘。他不是高明的画师，画因人贵，然书中有山的沉着，水的浩淼，乔木的葱茏，把碑帖的宁馨儿推到一个极致，以诱惑勇士跨越的魅力，绵亘在近代书法史上，考验后辈的脚力。
　　毋庸讳饰：他是封建遗老，政治理想与他富民强国的愿望背道而驰，更为潮流所否定。 他在书法上的贡献，较之古哲，康有为的评价或有溢美，但三百年来无人抗衡。由明降清的钱谦益、王觉斯周亮工的著作未因人废言，寐翁与周作人之流毕竟不同。贵老不足挂齿，艺术史上的地位可以重新认识。
　　《晚清四十家诗钞》编者吴北山去世，章土钊请康有为写墓志、一贯自视极高的康长素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结果康撰文，沈书丹。康居西湖一天园有诗怀寐翁：“深烟不见北高峰，独掉扁舟写旧踪。可惜寐翁不携手，钱江风雨啸涌龙。”
　　张大千师曾农髯评沈字：“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又说：“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里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云：‘翁覃溪一生稳字误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何绍基)七十后更不稳，唯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谢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
　　马宗霍(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在《霎岳 楼笔谈》中云：“寐叟执笔颇师安吴，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渐有人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靖)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披离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
　　何荣评语：“……纵横驰骤，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 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
　　寐翁临终前数小时写成二联，甲联写在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三十九人题跋。乙联书于五尺宣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绣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十六家。康有为写道：“寐叟尚书与吾交垂四十年，无事不共，无学不谈，文史儒玄，冠冕海内，其经国之谋，思君之忠，了徹之慧，近世所少见。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 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何况余子?”陈散 原跋云：“垂危临命之人，仅隔数时，犹能作楹帖，岂非庄生所谓精神与天地相往来者哉?”
　　寐翁有画名，高妙而非精深，生拙可喜，为学者书家画。
　　本世纪前中期书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风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皆受沈书影响。他的足迹昭告着南北碑与帖学写经诸水同源，分道而行，终归于大海。
　　鸦片战争以来的史实值得我们思考:闭关自守，将儒释道重新拼合，不能使我国完成现代化的嬗变。但对遗产茫然无知，盲目弃绝，则导致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将民族文化长处否定，为全盘西化张目。跟在外国人后面走，靠 “超车”奇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跨到世界最前列是幻想。如果审美教育失败，殖民地次殖民地粗鄙文化腐朽没落的东西将侵蚀青少年身心。
　　知古不泥古，上入先秦，下入民间，整理好遗产，既研究西方，也溯本探源，弄通希腊罗马道统，不停留在技法皮相的模仿。对民族文化负面的内容要科学批判，但不是按西方理论框架重新组装，更要适应国人精神承受力，一过头则导致月亮是西方的好。“五四”后先哲们对中医京剧的偏颇，包涵着时代的悲剧因素，不能简单地脱离立体环境苛责个人。要多多理解抱缺守残则失去抵抗力而被动挨宰割全盘西化则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教训，重建民族的科学的先进的审美观，让中国文化的突出的个性去丰富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东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求得心灵的净静，减少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肩负西方文明不能单独完成的神圣使命。二者平起平坐，共泌灵乳，沾溉伤痕累累的地球，趋于精神完美的人类。
　　书法是外来影响最少的艺术。写字在强化人的涵养、耐力、创造力、审美力，谐调生活节奏等等方面，都是大有潜力的。
　　每个时代都出过经不起时光考验的书法闻人。真学问总是在大寂寞中完成，不羡慕非艺术因子造就的成功，不骄人前，不馁人后，用恒温写下去，成败无尤。斯为强者。正确评价、发展寐叟创造的美，推动临池，诗化生活，还要书坛内外共同努力。历史证明：古代大师绝大多数是业余书家。书家成为学者、思想者，书外屹立着人品、学术，艺术、书法将突飞猛进。
　　艺术各部门发展从来不平衡。从去汉人未远的晋代至明代中叶，皆无篆刻大师。唐代诗人许浑、李群玉、钱起……不过三流歌手，生 在元明是一流大家。明人高启、刘基、杨孟载生于盛唐必失一流地位。对手愈强，后来居上者愈多，是学术繁荣的岁月；对手屏弱，当上诛儒行列中的巨人，是偶然的幸运，象征学术的停滞。判定艺术家成就，有时要他去世百年甚至更长、非艺术因素不起作用，才能较为准确。
　　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充满希望，即使在开宗立派的大师们凋谢之后的积聚酝酿时期，也不会例外。我们不回避艰辛，仍很乐观。
　　
 十、晚清的重量级人物张之洞
　　在晚清，张之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文化等多方面都有自己的建树。同时，张之洞又仅仅捍卫着大清王朝，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清政府免于灭亡。
　　1、张之洞生平小传.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 1863 年(同治二年)进士。清流派重要成员。
　　1881 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政治态度为之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 年，补授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法。同时，在广东筹办近代工业，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
　　1889 年，调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后又编练新军。在鄂、苏两地设新式学堂，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戊戌变法时期，起先支持维新活动，多次出资赞助维新派。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反对变法维新。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严加镇压。八国联军进逼京津，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及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 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 1903 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1907 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书东坡诗饱读经书和长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张之洞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在他身上浸透着恪守祖训的陈旧政治品性。
　　张之洞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为19世纪的80年代至20世纪的前10年，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行将就木的三十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举凡这三十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如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筹办新政等等，张之洞都亲身参与，而且都在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说他是这三十年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那是毫不过分的。
　　具体地说，张之洞在近代中国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作为中法战争的地方最高统帅，他打赢了这一仗。这是清廷与外国交战中唯一赢得胜利的一场大仗。
　　他筹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他在武汉办起了枪炮厂、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为日后的工业大城市武汉奠定了基础。
　　他最先提议修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大铁路，并督办该铁路南段的修筑。
　　他与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等人都有密切的联系。维新派视他为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差一点要进京主持变法运动了。
　　在庚子年的动乱中，他倡议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免去了清廷的半壁江山之忧。
　　他是接受慈禧托孤的唯一汉大臣，在晚清最高政坛上的满汉之争中起着很大的调和作用。比如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对于中国历史的演变道路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国家重臣，他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他用自己的洋务局厂努力将这个构想实践，又通过其得到光绪帝旨准发行200万册的《劝学篇》，将这个构想传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使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上个世纪之交举国上下最时髦的口号，并对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甚为深巨。
　　照理说，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受到历史的尊重和后世的缅怀，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私家史乘中，张之洞的形象大多不佳，他被说成一个热衷仕宦、投机取巧、好大喜功、铺张糜费的政客，一个使气任性、行为乖张、倨傲自大、偃蹇作态的名士，一个“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丑角。到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被全面否定，这个洋务运动的“殿军”也自然而然地被轻蔑地抛弃了。尽管一代伟人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忘记张之洞”的话，但在实际上，他被人忘记了。
　　历史车轮驶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化”的呼声再次在中国响起时，人们才想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着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之士，不愿意看到国家因贫穷落后以至于灭亡，他们一直在寻找导中国于富强的道路。道路有许多条，但有一条似乎是最引人注目的主线，即向西洋欧美学习，向东洋日本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们的治国方法，乃至于学习他们安邦立国的精神、意识、品性、文化……于是，洋务运动和它的一班主要倡导者，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张之洞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张之洞所作所为，脱离不开强化封建国家政权的政治目的。他办工矿也好，兴学校也好，建新军也好，都是要给垂死的封建制度注射强心针。作为一个自幼熟读经书的封建士大夫，一旦有人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他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扑，因此他以武力镇压武穴等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镇压唐才常等汉口自立军起事等都是情理中的。但是，张之洞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的上述所为是由他的政治地位和阶级立场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有发展经济之功就否定其政治手段，也不能因为他镇压人民就否定他举办洋务对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贡献。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肯定他的“振兴实业”的客观历史作用。
　　张之洞是个“忠孝”之士，从他本意来说，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恨之入骨。因此他所办的一些在创办之初就有与“老外”一试高低之意，发他兴修芦汉铁路时，不欲向外国订购钢轨，而最终决心创办汉阳铁厂，自炼铁轨，而且在大冶铁矿开采权上对德国的企图寸步不让。张之洞曾在上奏中谈到他创办企业之目的：“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
　　出于此意，他在创办近代工业时注意加强原料的生产，“以免受制于人”。作为封建官僚的张之洞兴洋务时，在资金上、技术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确乎存在依赖性，但他保国立场又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可以说他在湖北兴洋务，有利于挽回利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抵制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尽管张之洞的振兴实业本意是为他所在的那个阶级服务的，是为腐朽的清王朝效忠的，但在客观上，他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封建官僚的政治品格和阶级的本质而彻底否定他，而是要从根本上、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去判明是非得失。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张之洞的这些积极作用的正面评价也许不算过分吧！
　　张之洞弹心竭力为在湖北等地搞了大半辈子的洋务活动，开设了数十个企业和事业，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张之洞这位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相始终的复杂人物的生活历程中，人们不难发现，洋务派并非从天而降的星外来客，也不是纯然的舶来品，他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是从基础广阔的封建官僚群中脱颖而出的，其原因就是列强打破了中国数千年的封闭状态，从而引起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张之洞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个时期的社会形势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生。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转化，一直到为“振兴实业”耗尽心血，这一切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现象错综交织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上看，“张之洞”无疑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关照性。西方智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国民对近代史的兴趣，又一次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证据。
　　然则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张之洞和他的洋务事业进行的批判指责，难道都是无中生有，都是不负责任，都是错误的吗？显然也不全是这样。其中的原因，除张之洞本人的为人，有不少该指责处外，最主要的是他所办的洋务事业几乎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更没有达到他所期盼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说句并不太苛严的话：他的洋务事业是失败的。
　　要说此人最值得今天重视的价值，便是他所留下的这份洋务失败的遗产。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与世界接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救国主线的继续。这条主线曾在张之洞死去后不久给中断了。
　　张之洞书王荆公诗应该说，“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出发点是不错的。洋务派梦想通过学习“西艺”，从而融入1700年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而实现富国强民。但洋务派追寻的“现代化”仅仅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却“忽视”了走向现代化国家共同具备的规律：现代化应是所有领域的现代化，不仅有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还有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而按照我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恰恰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政治制度。
　　于是，沉醉于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洋务派做梦也没想到，中日甲午战争却给他们“轰轰烈烈”地推进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其时，洋务派“领军人物”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已经号称“东方无敌舰队”（中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七海军强国），却在与毫无名气的日本海军开战时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对此，后来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说了，中国和日本都派人留洋，但是日本人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回国后便加以运用，从而自强，而中国人只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没有看到根本的东西，从而沦为列强的盘中餐。由此看来，甲午战争的结局早在“洋务运动”之初就已经注定了：洋务派舍本逐末，学“西艺”而弃“西政”，焉能不败？
　　2、张之洞小说中的文学人物.
　　张之洞，是一个视国事为生命、一心为国效力的爱国士人，也是一个顺乎时代潮流、有远见卓识的高级官员；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视仕宦为生命、铁心忠于朝廷的传统士大夫，也是一个缺乏“现代化”知识，满脑子儒家禁锢的封建官僚。
　　他是一位肯办事能办事具有大刀阔斧气概的实干家，也是一个师心自用、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官场人物。
　　他生财有道，广辟财源，也不惜败坏社会风气，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他办洋务追求闳阔，一甩千金，甚至得“屠财”恶名，但他自己却清廉自守，一生手中过银千千万万，却不贪污受贿分文，到死“房不增一间、田不增一亩”，即便那些诋毁他的野史，在“廉”这一点上对他都一致予以认同。
　　他博学好古，诗文领一时风骚，但不以词臣谏官为满足，一心要做经济大业，然在疆吏生涯中，却又时时暴露出其书生的特质及弱点。
　　他以儒臣自居，对门生僚属的德行操守要求甚严，但自己却不过多培植“内圣”功夫，他不拘常礼、不循常度，且在政治上极善经营，是一个会做官又官运好的角色。
　　总之，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然大体上不失可敬可近的名士型官员。他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士人，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
　　对于张之洞的文才，有这样一则故事。清同治年间住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微服出访途中碰到在松江某官宦任教的同窗好友。因同窗家中有事只好请张之洞到官宦家暂住，张之洞欣然应允。
　　一日松江知府寿辰，那官宦带张之洞前去祝贺。席间宾主谦让坐位，而张之洞竟毫不逊让独居首位。知府见状心中大为不快，指着桌上的当地名菜鲈鱼说道：鲈鱼四鳃,独占松江一席;松江办酒席如桌上无鲈鱼，则不能成上等酒席，故有“独占松江一席”之说。知府语意双关，实际上是在声明：“我乃堂堂知府大人，松江是我的天下，你有什么资格独占我的上席？”足见满腹牢骚，内含讥讽又露霸道。
　　张之洞听后借席上的螃蟹立即回了下联：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洲。
　　张之洞的下联可说棋高一着， 其意思是你鲈鱼只不过在松江之内称王，小小知府而已。我螃蟹则不然所向披靡，横行天下，占据首席理所当然。下联表面斯文实则尖刻，知府听后知道来者不凡。经打听原来是张之洞大驾光临，不免大惊失色，谢罪不已。
　　这副对联双方都把自己的傲气霸道刻划得淋漓尽致。
　　3、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
　　张之洞手札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重臣，是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位代表。他醉心“洋务”，以图富国强兵，亲手创建汉阳兵工厂。毛泽东就说过：“讲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观念，一时广为流传，成为后期洋务派最响亮的口号。
　　1927年，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沉，史学家陈寅恪在挽诗中忧世伤生，回溯清季新政的历史，有：“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之句，对身兼政坛重臣、学界巨擘的张之洞给予了高度评价。
　　1898年4月，张之洞写出了大作《劝学篇》，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中体西用”又有所突破。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的传世名作《劝学篇》书影794gx099此“五知”确实催人奋进，至今依然闪着亮光。当然，最具意义的当属第四知的“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艺”指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政”指西方的民主政治。很明显，在张之洞看来，“西艺”是末，“西政”才是本，如果只学“西艺”而弃“西政”，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舍本逐末，就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并经历“洋务运动”全过程的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后出此宏“论”，应该说与他对“洋务运动”的切身感受和切肤之痛紧密相关。如果说，《劝学篇》是张之洞对其亲历的“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和洋务思想的系统概括，那么，“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就源自他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张之洞手札二自十九世纪末西方东渐列强一方面将机械及机器制品向中国倾销，另一方面向中国蚕食 鲸吞，掠夺资源，导致中国国势日蹙。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内乱后，容许部份开明疆吏推动洋 务革新，然而保守派与革新派知识份子就文化融和与创新问题，争论不休，加上康有为、梁 启超的变法步伐躁进急激，使模仿西政、西艺的自强运动，陷入徘徊于保守与变革两个极端 之间的漩涡之中。正当失衡跌宕之际，张之洞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力主综合各方舆论，取长补短，提 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在当时形势危 阽之秋而言，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
　　不少史学家批评中国迈向现代化期间(十九世纪末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提出不彻底的西化路向，产生“体”与“用”的矛盾，导致思想上混淆与冲激，因而阻碍 现代化进程云。这种流行的说法虽反映部分真实，但流于表面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 要全面考察早期现代化得失，必须将当时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主流思想作深入的分析。中国 史家若不深切反省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挫败的深层因素而轻率地找“中体西用”论作为事败的 代罪羔羊，则现时推行如火如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仍有重蹈覆辙的危机。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并非只从故纸堆中、或是冥想玄思中求得，而是在炮火隆隆声中 觉醒，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试验得来。秉承“通经致用”经世遗风的张之洞，认为一切 学术，“要其词也，归于有用”。从“致用”的明确目标出发，张之洞对待诸 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 ，为其或臧或否、或用或弃的标准。即使在张氏身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 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张氏以理性为先导，认为“塞 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与魏源的“师夷长技”说同调。因此，其时他对于洋 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无原则的妥协外交，而非有关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
　　追溯张氏“西学为用”的思想源头，儒家“经世”思潮和踏实的学风，是导致张氏向西方持 开放态度的文化理念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痛陈“马关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 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向朝廷提出九件应当急办之事， 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一曰宜亟陆军；二日宜亟治海军；三曰宜亟造铁路；四曰宜 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五曰宜广开学 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 ，“自各国 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划；七曰宜讲求工政。“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 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治、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 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 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阽危，几难补救。”欲破此 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出洋游历一策。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 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张之洞开办丝麻四局，大胆起用女工，对于破除封建迷信，广开风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图为刺绣女由此观之，张之洞循中体西用的理念出发，建议全面虚心切实访求西学、西艺，以取长 补短。这可侧面证明甲午战争并不能宣判自强运动的破产，因为自强运动改革的内容和范畴 不仅没有因甲午战败而收缩锐减，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需求层迅扩充推广，只是部分重心转 移往政治改革层面。关于救亡良策，张之洞提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的原则。张氏指出自强运动屡遭阻 挠的原因在于士大夫昧于国际新知，国势日蹙，亦不知急谋应敌良方，自甘落后。接着张氏 强调各种专门智识的重要性，若再不求新知而胡乱议政，则只会祸国殃民：“夫政刑兵食， 国势邦交，士之智也。权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 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 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 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既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 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张氏反对士大夫只晓自相攻讦，宜虚心增益新智：“今日新学旧学， 互相訾敖，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 废而存之。纳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学有渊源，是 秉承汉宋经世儒学，著重学以致用，经用于当世。面对外患日亟的危机，张氏放眼世界，承 认西政、西艺在企业组织运作和工艺科技方面有其优越性和实用性，主张虚心学习和模仿， 但坚持不可损害固有伦理道德规范，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要做到见贤思齐而不丧失自我。 在这原则下进行工业现代化，是任重道远，满途荆棘的。至于对西方科技和社会、军事、经 济组织的刻意模仿，如何做到无过无不及，事事恰到好处，俟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争论不休 ，何况在草创阶段，百废待兴，张之洞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今非昔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推动大规模工业化，诚属难能可贵，故不应苛责古人。最重要的是历史人物有没有竭尽所能 ，殚思为虑，去理性思考，寻找当时合情、合法而最少运用暴力的理性的方法去力挽狂澜， 扭转劣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正是他从儒学中去芜存菁，从行政实践中 尝试摸索，凭着冷静理智地全面剖析，深思熟虑，始提出的工业方针——工业化模仿必须注 意“本、末”，“体、用”，“内、外”，“先、后”等观念——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本体， 以西方政制科技为应用范畴，泾渭分明，不宜胡乱僭越；立场鲜明，使执行顺畅。
　　以往学界对张之洞的这一论点，未能给予客观全面的解说。论者往往从一种僵化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张氏的“体”解释为国体政体之“体”，认为张之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维护君主专制政体，而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其实，这根本不符合张氏的原意。张之洞主张维护三纲五常，固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但却不必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主张。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劝学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易言之，他的体用观也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政为用”。那么在其“君为臣纲”的价值理念下所能吸取的西政究竟是何种政体呢？首先绝不可能是美国式的或法国式的共和政体。联系到张之洞在《劝学篇。正权》中关于法治优先于民主的阐述可以证实，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只能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的函札中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西用”的外延：“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在此明确表示了对西方宪政与代议民主政制的渴慕与心仪。
　　中体西用说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社会思想打开了缺口，而且明确划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批驳“中体西用”说，一时论者以为知言。其实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这是对概念的偷换。张之洞的体用说并不是在实体与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价值-工具的意义上使用的。中体西用论将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体”，而将政治、经济视为“用”。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政治的神话，还将从传统的价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维，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都可以纯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因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不断推动华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实不失为一种明达的变革主张。
　　两湖书院旧址。1927年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设于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中体西用”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流（隐含道器分离，政治与文化两分的预设），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出现其实并不自清季国势日蹙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已在《日知录》中对“亡国”和“亡天下”作出了著名的辨析。顾炎武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为后来的文化为体，政治为用说开了先河。
　　有意思的是，激进的康党与清廷的守旧派在政治上似乎水火不容，但他们执持的其实都是体用一元的整体论思想。不过前者以为变法要同时变体变用，变政变教，必须来个整体性大解决，而康氏自己即以这一今文公羊之教的大教主自居。而后者则以为体不可变，用也不可变。两者都将文化与政治化约为一个领域。唯有中体西用论超越了两造的这一误区，为走出一元的传统社会作出了可行的规划。这一主张大略相当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改变法制可以不改变信仰”。而晚近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分疏，那些经由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为理性所不及的，因而我们无法依据有限的理性加以重新构造；而政治社会制度却是在这些文化规则的约束下可以进行变革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价值迷失，误以政治为全能，往往将不同的价值领域统统化约到政治领域中，视政治领域为终极关切所在，而不能理解把政治作为“用”，作为维护个人与社会权利的一种技术和工具，结果混淆了恺撒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造成政治系统的极度膨胀，乃至最终导致国家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吞噬。这种对于政治的过事推崇，其实往往不过是全能政治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认识甚至远远落后于张之洞。
　　说到底，“中体西用”牵涉到中西文化体系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晚清许多中国士人都倾向于文化体系是可分的，故采纳异文化之成分以重组自身文化至少是可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达，希望达到一种主要讲求西学而又保存中国认同的理想境界，士人也可以广泛接受西方学理而不觉十分于心不安。
　　但当年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主张文化体系完整不可分，对异文化要么整体接受，要么全盘拒斥，即其所谓“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没有什么中间立场。这样的观念也长期影响着中国士人，当时号称最谙西学的翻译大家严复就认为中西各有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那时他已接近推行全盘西化的主张了，但其心中犹暗自希望西化虽不成，却可退而得到将中西两学“合一炉而冶之”的实际结果。
　　晚年严复仍秉持原有观念，但在应用层面上，则有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从前融合中西的愿望已成“虚言”，继续下去“终至于两亡”，故在民初主政北大时，拟将当时尚存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通过完全讲治旧学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但在一些人眼里，严复掌校时北大校风又以尊西趋新为表征，蔡元培的印象便是当时“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那时候，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
　　可以说，严复早年的文化整体论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整体论有区别，他希望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但其到晚年则接受了西人的整体观念，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就只有一面回头维系自身文化，一面让西学也尽从其西。
　　许多论者引用严复“尽从吾旧”的主张以证其晚年“保守”，却对北大校园里竞相“说西话”的现象视而不见，其实这最能反映他中西各有体用且“分之则并立”的基本观念，这看上去的“保守”实是严复个人的进一步西化。
　　3、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张之洞所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 (缩略)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衷教育，正如清末四川总督赵尔巽所言，“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时空疏之习”。师范教育观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发展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作了一些重大的努力，不仅为当时他所兴办的学校培养了大批师资力量，而且为当今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张之洞对人才与治国、人才与强国的关系深有认识，指出；“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涉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在张之洞看来，强国之道在于得人，国土大小、人口多寡、物产丰缺等等只不过是一个国家能否强盛的物质前提，而不是决定因素，“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他将中国与日本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了“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的结论，指出：“中国力图自强，舍培植人才更无下手之处”。人才从哪里来？张之洞说：“日本兴学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最多”。又说：“国势之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于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之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从张之洞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对“教育——学校——人才——强国”之间的联系有清晰的认识。一方面，培养人才要求广兴学校；另一方面又无法实现“学堂必有师”，于是，陷入办学困境的张之洞将发展教育的眼光投到了师范教育领域，把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数量充足、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师队伍作为广兴学校的关键。
　　张之洞认为，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师素质的优劣。在办学实践中，他深感师资力量的缺乏，而合格的教师非经正规的师范教育训练不可，“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他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指出：“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足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在兴学之初，张之洞十分重视小学教育，他说：“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但随着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日益了解，他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正确主张，因为他意识到：“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查各国中小学堂，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他认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1902年，他将在湖北兴办教育的情况写成《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上奏朝廷，在其中的“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把师范学堂列为第一位，并在《学务纲要》中强调“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他对兴学之始湖北各地中小学堂发展过猛的现象提出批评，指责盲目兴办中小学堂“实为懵昧可异”，指出与其办一些名不副实的中学堂，还不如扎扎实实抓合格师贤队伍的建设。于是，他札饬各府暂停兴办中学堂，“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张之洞的师范教育观形成和大力兴办师范学堂的实践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教育起步要晚，直到1903年后才系统出现，这与他的教育实践规模日益扩大，教育观内涵的日益拓展的结果是一致的。
　　创办师范学堂是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的核心，他正是通过此举将自己关于师范教育的一些重要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之中。
　　1906年张之洞在原两湖书院旧址上办湖北两湖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图为该校学生合影张之洞创建师范学堂的宗旨十分明确，目的是为其它新式学堂培养合格的师资队伍，他说：“设初级师范学堂，今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设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以上项二种学堂师不外求为成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在湖北总督任内先后创立和改建了一大批师范学堂，如1902年在武昌宾阳门南开办的湖北师范学堂；1904年将在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的两湖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年开设湖北师范传习所；1905年于武汉开办六所支郡师范学堂；1905年还饬令湖北各府将中学堂一律改为初级师范学堂；1906年，张之洞于武昌紫刚湖畔创建起湖北女子师范学堂，等等。
　　为指导师范教育的正常发展，张之洞主持制订出《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作为“癸卯学制”的有机构成。在这两个章程中，张之洞对师范学堂的种类、学习年限、课程和生源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首先，张之洞把师范学堂作为“癸卯学制”中的一个独立的系列，将它分为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两大类型。在正规的师范学堂之外，又开办了师范传习所，对一些年龄在二十至五十之间的有一定教学经验的“向在乡村市镇以教授蒙馆为生”的人，或经过省城初级师范学堂简易科学习的优等生等进行短期培训，学习期限为十个月，“毕业后给以准充副教员之凭照，即令在各乡村市镇开设小学”。其次，张之洞对各级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的课程为十二种；优级师范学堂的课程学习分为三节，第一节为公共科，主修人伦道德等八科；第二节为分类科，即学生分专业学习；第三节是加习科，即开设一些选修课。再次，在校址的选择上，张之洞强调“须择其所坐落地方水土，邻近人家之风俗，于道德卫生均无妨害者”。从上述师范学堂的建立来看，一方面它们都不在闹市之区，另一方面多临水而设。
　　“三江”开办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中）与众位官员之合影 (缩略图)从张之洞制订的《学务纲要》等来看，他极为关注师范学堂的师资建设问题。
　　首先，重视教师的品行，提倡教师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以自己良好的行为规范来为学生树立活生生的榜样，他指出：“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效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其次，在师资队伍构成方面，提倡教员与管理员并重，他说：“学堂所重不仅在教员，尤在有管理学堂之人，必须有明了教授法管理法者实心从事其间，未办者方易开办，已办者方能得法；否则成效难期，且滋流弊”。再次，关于师范学堂的教师来源，张之洞认为可有三种途径，一是聘请外国教员为师；二是派人出国学习师范教育，他曾说：“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习师范，以备回华充小学、中学普通教习”。在湖北推行新式教育之初，张之洞就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个书院中挑选优秀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二是创办师范学堂自己培养师资，如优级师范学堂培养的毕业生去向之一就是充任初级师范学堂的教师。
　　“癸卯学制”是张之洞参与制订的、中国近代第一个颁行全国的学制，它不仅是张之洞师范教育观表现于外在的载体，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的重要窗口，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的特色尽现其中。
　　尽管张之洞的师范教育观形成较晚，但他对师范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工程的地位认识颇深，他指出：“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入手第一义”，因此，“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在师范学堂的两个类型中，他更注重初级师范学堂，认为初级师范学堂是小学教育普及的前提，“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兴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他规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初级师范学堂，为鼓励一些优秀人才进入初级师范学堂学习，他建议实行“初级师范学堂经费，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师范学生毋庸纳费”等优惠政策，广开风气，以图造就更多的教员。
　　张之洞强调师范学堂应将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既要让学生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义要注重加强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首先，“激发其爱国志气”。张之洞曾说过，他平生最痛恨两种人，一种“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一种“诋中国不足有为，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他是不能容许自己创办的学堂培养出这样两种人的，特别是对今日之师范生——他日之人才的培养者们，他更为关注，“国民之智愚贤否，实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师范生将来有教育国民之重任，当激发其爱国志气，使知学成以后必当勤学诲人，以尽报效国家之义务”。张之洞主张通过历史、地理课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灿烂及地大物博等，以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其次，“砥砺学生志操”，使学生“养成善良高明之性情，使不萌邪妄卑鄙之念”。因此，教师应履行教育的职责，一方面以自己的良好品行去“化导学生”，以身作则，即“身教”；另一方面也应重视“言教”，耐心细致地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守学校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张之洞说：“教师范者宜勉各生以谨言慎行，贵庄重而戒轻佻，尚和平而忌暴戾；且须听受长上之命令训诲”，只有这样，“方能使学生服从”。
　　张之洞认为“初级师范学堂，与中学堂入学学生学力相等，故学科程度大略相同。惟初级师范学堂着重在教育学，故特增此科，其钟点除经学外最多”。张之洞重视因材施教，由于初级师范的毕业生主要从事小学教学，而小学生初入学时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所以在初级师范学堂里，张之洞将“习字”列为专门的学习课程，正如他自己所言：“教幼童亦重习字，故习字列为专科”。其次，加强师范生的语言训练。随着新式学堂的增多，受教育对象的扩大，使用统一的语育成为普施教育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张之洞指出：“拟以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种内附入官话一门”，“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这就要求师范生首先要掌握“官音”，挑起促进全国语言统一的重担，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师范生应“练习官话，以便教授学童，使全国人民语言合一”。同时，张之洞还认为，作为教师，应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善于语言者，则其讲解学理，醒豁确实，启悟必多”，教师如果善于讲解，口头表达能力强，加之教学方法得当，一定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张之洞要求师范学堂应注意培养学生此方面的能力，“故当教授之际，宜时使学生演述所学以练习言语”。再次，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张之洞倡导师范教育要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当设附属小学堂，以便初级师范生为实事授业”；《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设附属学堂，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师范学堂应当将组织教学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结合起来，作为师范学堂的学生，“不可仅以教员所授为足”，而应当“自行深造学识，研精技艺”，除学好课堂教学内容，掌握教材知识外，还应当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积累知识，扩充知识面，以便将来能胜任教师工作。
　　张之洞指出：“身体强健，成业之基”。他把“身体健全”作为师范学堂招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注重师范学堂的体育发展，规定各级师范学堂都开设“体操”课，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育知识和训练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他还要求从事学务管理之人考究研求学校卫生学，对酗酒和吸食鸦片等影响身体健康的恶习严令禁止，他说：“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张之洞为发展师范教育所作的巨大努力在当时已结出累累硕果。在“癸卯学制”中他将师范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与普通教育同时并重，确立了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并根据教育的实际将师范教育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奠定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至今仍有影响。
　　他所创办的师范学堂为当时新式教育的发展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师资。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共有师范学堂达40所，师范学堂创办初期就有1500多名简易科毕业生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充实了教师队伍。
　　张之洞的师范教育观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为我国当今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他告诉我们，加强师范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成就一个合格教师的要义。在张之洞看来，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灌输是一个方面，而教师的以身作则更为重要，正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张之洞提倡师范学堂开设“习字”课和“官话”课来看，对师范生应具备的一些特殊素质的培养应予以重视。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因本身工作性质的特殊要求，必须掌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技能。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体态是师范生应具备的重要条件，张之洞将它们作为录取的基本要求之一。教师工作是艰辛的，尤其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长年累月的操劳，没有一副强健的身体是无法胜任的。
　　因此，在今天的师范教育中，必须重视学生的健康教育，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坚持组织和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系列活动，要加强体育健康课的教学，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保证学生在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这也是我们今天倡导的素质教育的要义之一。
　　当然，张之洞的师范教育观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他把发展师范教育当作“速成工程”、“应急工程”，他曾给时任学务大臣的张百熙写信：“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其发展师范教育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思想溢于言表。
　　张之洞的师范教育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办师范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学务纲要》中他写道：“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抡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他强调“中学”的至尊地位，要求师范学堂注重经学的传授，如初级师范学堂开设“读经讲经”课，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群经源流”、“人伦道德”等；在道德教育方面，以“忠孝”和”孔孟之道”为基准，他说：“尊君亲亲，人伦之首，立国之纲；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情纯良，”“孔孟为中国立教之宗，师范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其旨，创为异说。”为防止学生离经叛道，张之洞还不厌其烦地制订出《各级学堂管理通则》十二章，规定在各学堂悬挂《圣谕广训》，供奉“万岁牌”和“至圣先师牌位”，规定学生不准干涉国政及学堂事务、“妄发议论”，要求学生”恪守学规，专精学业”，以期培养对清政府忠贞不二的人才。
　　4、张之洞生活情趣.
　　张之洞杂录陆游诗张之洞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历史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既有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有林林总总的生活小事。下面讲述的便是张之洞生活的一些侧面。从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张之洞的一生。
　　1）口音与身材张之洞籍隶直隶（河北）南皮县，世人常以“张南皮”称之。因其父在贵州为官，他自己生于贵州、长于贵州，说得一口贵州官话，并无半点北方口音。?张之洞身材甚矮，曾有人作画讥之。武昌横街头，到处都是书画、古玩等店铺。光绪末年某日，某裱画店板壁上裱有用水彩画的“三矮奇闻”画幅，画的是三个矮子的写生：一为张之洞，一为瞿廷韶，一为巡警道冯绍祝。张之洞贵为总督，身材矮而瘦，瞿亦以瘦小称，冯系粤人，绰号“冯矮子”。画像突出一个“矮”字，招来许多人驻足观看，一时轰动省城。张之洞知道这是店家利用文人的笔墨游戏唱生意经，也不介怀，嘱僚属将画买下，事遂寝。
　　2）总督的困窘黄石市冶钢集团内张之洞汉白玉半身雕像张之洞出身于官贵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少知道稼穑的艰难与寒士的困窘。他常说：“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两银子都没有么？”加上他心性高放，创办新政，讲究排场；爱好玩赏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喜欢送礼赏赐，所费不赀。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之洞便命人拿物去当铺典质。?清末年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
　　再者，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字治芗，武昌人，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述及张之洞身后的情况：“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
　　辜鸿铭也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何以为生？”
　　3）日常生活中的怪癖张之洞性情乖僻，起居无常，每日下午2时始入睡，到晚上10时始起床视事。幕府中人及臣僚有事，一般都在夜半请谒，甚至有候至天明始获传见者。总文案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10时以后。与之洞商洽公务，往往至于翌晨。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常值其神疲体倦之时，在门厅坐候，不即延入，动辄数小时之久。道府以下属官，有待至数日不获一见者。有时与客人谈话未已，之洞忽然闭目假寐，甚至鼾声大作，将客人搁置一旁。客人不好惊动，只得退出。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具奏。瀚章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遂奏复：“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将此事敷衍过去。
　　之洞最嗜食鲜果糕点蜜饯等物，案桌旁常设小几，放置各种鲜果及糕饵十余盘，以备随时取食。每日正餐亦备水果及中外良酿若干种，先以果类佐酒，饮毕进餐。喜蹲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所以，张之万在写信给之京（之万胞弟）时说：“香涛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4）花高价买下假古董张之洞与潘祖荫、吴大等人曾在北京以流连诗酒、赏玩古董字画出名。后来，张之洞历任封疆，爱好古玩的雅兴不减，且自命精于古物的鉴别。
　　某年，张之洞在京以高价购得一古鼎，斑斓璀璨，价值连城，之洞十分得意。回鄂时大张筵席，请僚属共同欣赏。先置鼎于案，插梅花一枝于鼎中，注水少许以润花。不意酒过三巡，鼎下竟有水徐徐流出，满堂惊愕，大为扫兴。经仔细检视，始知鼎非古铜，而是纸板仿制。之洞始知为古董商所骗。
　　5）礼贤下士，优容人才张之洞杂录陆游诗二张之洞在任山西巡抚时，即以保荐人才众多而出名，后来在督鄂与暂署两江时，保荐人才之多，更称一时之极。如1894年11月，张之洞特片保举蔡锡勇，称蔡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悉洋情，曾充美日各国翻译、参赞等官。蔡于张之洞督粤时，即任办理交涉事务，后随张移楚。后之洞在鄂创办新事业，蔡协助甚力，其人操守廉洁，公正无私，可惜稍后英年早逝，使之洞顿失臂助。
　　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总督衙门有一挑水，人说今天总督接风的是留学生某某，挑水说：“这学生就是我的儿子啊！”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例如有一次，南路小学堂学生范熙绩、陆象岩等在黄鹤楼茶馆饮茶，因招待不周，与茶馆老板发生争执，老板自恃是督署戈什哈（满语护卫之意，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不由分说，关门殴打学生，事后反而诬告学生打毁茶馆，引起学生公愤，聚集多人交涉。茶馆老板虽知理屈，仍气势汹汹地要求学生立刻离开，学生及家长毫不示弱，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南路堂长及督署参谋刘邦强赶到，查明真相，会同武昌知府梁鼎芬商定，令茶馆老板向南路全体学生认罪，用几顶轿子将留在馆内的学生抬送回校，并沿途放鞭炮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1903年张之洞下火车官员迎接场面二张之洞饮食起居与常人有所不同。他每天下午2时始人睡，至晚10时乃起治事。幕府中人及僚属，有事请谒皆在深夜，甚至候至天明始获传见。总文案李文石每日人署办公，皆在晚上10时以后。与张之洞商洽公务，往往谈至翌晨出署。有时会客谈话未已，张之洞忽然闭目假寐，甚至沉鼾，置客不理。客人不好惊动，只可退出。为此，大理寺卿徐致祥还参劾他辜恩负职，奏疏中说：“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李瀚章查明具奏。李瀚章复奏回护，措辞极妙，说：“誉之者则日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轻描淡写地给他掩饰了过去。
　　在饮食方面涨之洞最嗜食鲜果及糕点蜜饯等物，其办公桌旁设有小几，上置各种鲜果、糕饵十余盘，以备随时取食。每日正餐亦必设水果数盘及中外佳酿若干种，先以果类佐酒，饮毕而后进餐。蹲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
　　张之洞还喜爱养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而且还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由此可见他对猫的偏爱与宽容。
　　1909年（清宣统元年），张之洞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全国朝野送挽章者甚多。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死者长已矣，云门石甫同怅望；魂兮归来乎，朝云暮而各凄其。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终年73岁此联中之云门、石甫，皆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即樊增祥、易顺鼎之号。联文寓讥诮二氏之意。朝云、喜雨据传是张的两妾之名。
　　张之洞去世后，朝廷赐谥号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早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重，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人们谈及此事时说：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隅云。
　　5、对张之洞的历史评价.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直到1909年去世，享年72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268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这种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时期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突出的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即汉冶萍，武钢前身）为最重要。当时并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像，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折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7年）。……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费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1／4，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德式装备的湖北新军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革了自己的命。不过，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民族。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数百人，有几个肯这样做事？谁肯去办实业、开学堂自讨苦吃，为筹措经费而弄得焦头烂额，到头来还不落个好。当时许多官僚认为张之洞在干傻事，讽刺他好大喜功，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所含的苦衷，应该更多地理解。在他任两广总督时，为办厂而订好机器，不料却又调任湖广。他的后任李瀚章是个讨厌新事物的大官僚，怕费钱费事，张只好带了工厂搬家。像李瀚章这样的官僚在当时占绝大多数，他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们后人宁可多要几个张之洞，多留几个工厂、学校，而少要几个李瀚章。
　　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抱何种态度呢？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自始至终反对外国侵略，是个抵抗派、爱国者，这可从他在三件大事中的思想、主张和行动来考察。
　　第一件事是伊犁交涉问题。
　　其次便是中法战争。由于张竭力主战，清政府把他从晋抚调任两广，实际上由他主持战事。张之洞坚决抵抗，积极备战。他提出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封刘。当时在是否起用刘永福的问题上有争议，张主张重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给刘以正式官衔，封为记名提督，并发饷15万两。他还起用了老将冯子材，冯本来已退休在家，张之洞把他请出山，给以兵权，终于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另外，张之洞还大力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资助30万两饷银，并派粤军支援。在中法战争中，他不是统帅，但实际上是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可以说他的成绩是很显著的。
　　最后便是甲午中日战争了。他在战时已调代理两江总督，为了抗敌，他把两江、湖广的军队大批北调，并借款支援东北的抗战，态度很积极。待到马关谈判签约时，张之洞又坚决反对割台，他大胆陈奏声称：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及至日本割台，台民激烈反抗之时，朝廷断绝对台支援，而张不顾禁令，由汇丰筹款援助台湾抗日，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说台民"反叛"是他的主使。
　　在近代史上，身居高位掌握一定权力的大臣坚决反侵略的很少，可谓凤毛麟角。林则徐、左宗棠较突出，张之洞也可算一位。他虽未带兵上前线，但一生站在抵抗派一边，在关键时刻，有言论有行动，能考虑到民族利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张本人是过渡时代人物，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冲突很鲜明。他是清朝大臣，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他相信儒学，维护纲常伦理，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代在飞速前进，他就跟不上时代，逐渐成为落伍者。戊戌维新时期是张之洞的一个转折点，这时的新旧冲突表现非常明显。他本来支持维新变法，对康梁也很友好，特别是在湖广总督衙门接待当时仅为举人的粱启超，礼遇不亚上宾，实不寻常。另外，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最得意的弟子，跟张关系甚密，刘光第也是他所推荐。然而，张和维新派之间渐有分歧，走向了对立。开始仅是学术上的，张对公羊学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政治分歧，反对民权说，终与康梁反目。《时务报》汪康年、梁启超之纠纷便反映了这种矛盾。后来，张又著《劝学篇》反对维新派，并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而自立军就是康有为领导之下，以勤王为名搞武装斗争的军队。
　　1903年张之洞下火车官员迎接场面总之，张之洞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办实业，筑铁路，开学堂，建新军。他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坚决抵抗的，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点正是他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和李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张之洞身上有许多旧东西，还是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这种情况，从先进转向落后，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都是近代历史上的佼佼者，后来又都落后于时代，这是近代历史的性格。新与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激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及时抛弃旧的，吸取新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后，甚至走向反动。
　　但无论如何，张之洞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做出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和缺点，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得到解释，得到理解，不能够苛求。
　　
 十一、“东西南北老人”狂儒辜鸿铭
　　1、辜鸿铭生平小传.
　　“文化怪杰”辜鸿铭２０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文化怪杰”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宇鸿铭，号海滨读易者，晚年自号“东西南北老人”。祖籍同安，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光绪十一年（1885年），辜鸿铭经杨汝曲推荐，回国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司理英文案牍。光绪三十一年被张之洞举任上海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光绪三十四年到北京任外务部员外郎，用后担升为郎中、左丞，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宣统二年（1910年）1月，与严复同获宣统皇帝颁赐的文科进士荣衔。同年辞职南下，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为表示效忠清王朝，民国建立后即辞去校长职务，先住上海，后迁北京。民国2年（1913年）一度任五国银行团团译。民国6年参与张勋复辟帝制活动，列名外务部职务，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与林琴南等一起反对白话文运动。民国13年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赴日本讲学。民国16年回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聘为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但未及上任，就于民国17年4月30日在北京病逝。直统派员致家，赐进号为“唐公”。
　　辜鸿铭自幼经历坎坷, 性格高做、倔强、偏执, 愤世嫉俗,喜欢“立异以为高”好作惊人语。在向西方弘扬中华文明的同时把纳妾与留辫子都当作中国国粹。为人耿直，敢于藐视权势, 抨击西方的“物质文明”, 虽然在政治上一贯顽固守旧,但却是一个有骨气的爱国者。“知经而不知权”（张之洞语）,书生气十足。
　　辜鸿铭是将中华优秀文明向西方介绍的先驱，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他也用英文写政论文章，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在横滨《日本邮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破坏礼教，呼吁列强以道德、公德、公理处理义和团问题。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册，书名为《总理衙门来书》,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宣言”。宣统二年（1910年）撰写《中国的牛津运动》,民国4年写成（原华）（又名《春秋大义》。辜鸿铭的中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辑蒙养弦歌》和《张文襄幕府纪闻》等。
　　2、聪明、善辩、幽默的辜鸿铭.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游历，有西方友人提醒他：“（到中国）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在近代中西冲突、古今交汇的历史时代，辜鸿铭的确是一道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景。”早在五四时期，辜鸿铭那副由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所构成的遗老形象，就已使他成为京城街头和北大校园的一大景观。其可观之处，不仅在于其怪诞的外表，奇异的行为和机智、灼人、诙谐、滑稽的名士个性，也不仅在于其对人生、文明和东西文化的独到见解，更在于他那独特的人生经历、风格、思想倾向等诸多因素综合凝聚而成的深厚的文化蕴涵。
　　辜鸿铭，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杰出的文化大师，在思想文化界历来颇多争议。赞誉者说辜鸿铭是能够从西方文化背景观照自身，又能够以哲学眼光审视世界的大师，是中华文化的骄傲；诋毁者却说辜鸿铭是猖狂怪人，腐朽、反动、逆流，是顽固守旧的代表。然而，时至今日，有一点在两者看来都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辜鸿铭的语言禀赋及对多种语言的精通、在翻译界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
　　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依照条约规定的特权舰船耀武扬威地停泊在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尽地主之谊，前往舰上拜谒俄罗斯皇储，身为幕僚的辜鸿铭随同前往充当翻译。期间，留着长辫的辜鸿铭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数日后，张之洞设宴款待俄罗斯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中国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辜鸿铭暗笑，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眉宇间的傲气顿时消失。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的世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后便和张之洞耳语一番，接过张之洞的鼻烟递给希腊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俄罗斯皇储到达上海时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辜鸿铭一生精通多种语言，除汉语外，能操10种语言与人交流，而这都是得益于辜氏的博闻强记。比如，辜鸿铭在对内容不太理解的情况下，用一年多的时间背诵了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用半年多背诵歌德《浮士德》如流水，他的书架是“尘封”的，因为凡是他读过的书都过目成诵，无需翻检了。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英语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文的妙法，他说：“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这样的“妙法”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在公开的说法中，翻译家严复译介了《天演论》等大量有关欧洲学术思想的著作，被誉为“精通西学第一人”。可鲜为人所知的是，辜鸿铭在西学造诣上是远胜严复的。比如翻译《论语》，当时著名的花之安、尉礼贤多是直译，让外国人理解隔了一层的中华文化，总有误读的危险。辜鸿铭则是从融化中西学术思想的独特角度，在许多地方并不以朱熹注，而广征博引欧西名著点染汇通，使欧美人士得以毫不费力地理解儒学神髓。由于严复走的是西学东渐、维新改革的道路，辜鸿铭却志在现在看来无可厚非当时反逆潮流的“中学西被”，属文化保守主义，再加上政治的原因，致使一代语言大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就成了一种必然。
　　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次步为保留，终为回忆。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辜鸿铭喜欢引用的孟子语录。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直追东方朔的能言善辩之士、一个为中外称道的讽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询问后，以温和的语气对该贵妇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车代步，汽车有四只轮胎，敢问府上备有几付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辜鸿铭机智善辩，虽然有时也狡辩，强词夺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圆其说，并以巧言制服论敌的那份能耐，却是中外莫如的。 辜鸿铭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也是幽默的老前辈。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其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许正因为辜鸿铭聪明、幽默、有趣且有见识和深度，因此颇受学生们的喜欢。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3、辜鸿铭政治操守和政见.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惧洋媚外，为辜鸿铭所恶。一日端方到湖北纱厂，见该厂所配总督起坐室有两洋员在内，乃谓辜鸿铭说：我要与彼两人谈话，汝可为我翻译。辜鸿铭想，彼西人者，不知其为何人，或寻常工商一流，我国堂堂总督，岂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谓外人道：这间屋子，系为我们总督预备的，请你们赶快出去。洋人乃狼狈而逃。同行者评说辜鸿铭此种举动，真为中国存国体。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胡思敬在其所著《国闻备乘》中记录下一个故事：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世凯，欲罗致辜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还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数语以动之。岂料辜鸿铭坚拒袁党，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掷杯不辞而去。然就是这个遭辜鸿铭骂得体无完肤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极力推崇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还为其未得国葬而憾，认为系“吾辈之责也”。
　　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辜鸿铭服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意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在骂多赞少的评价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鸿铭把幕主张之洞与曾国藩并推为有教养之真正政治家，视李鸿章只为利己官僚，至康有为梁启超辈，直作艺者。他又喜欢比较，比如拿张之洞与曾国藩来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拿曾国藩与李鸿章来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
　　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更是有天壤之别。
　　辜鸿铭功名思想不深，盖一纯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却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张。形之于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等。在后者中，辜鸿铭“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外务部区区员外郎身份，请人代奏，条陈时事，说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内政，而改革内政必先削除李鸿章以来的北洋势力。对于办理外务，他认为先应统筹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其意以为“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甲午庚子以来，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则以为“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言人所未言，罗振玉读后认为“探索根元，洞见症结，予受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谊)复生不能过是”。
　　晚年，辜鸿铭应邀两次赴日本讲学，鼓吹儒学救世论，其中不乏政治言论。他说：西洋人言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欧洲大战，为人类的浩劫； 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为物欲引诱，主张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谓王道； 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辜鸿铭的学生兆文钧在他那篇颇有争议的《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记下辜鸿铭的一些政治观点：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汤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宁革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终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罢，总统也罢，主席也罢。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尧舜是也；没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坏帝王，桀纣是也；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好总统，华盛顿、林肯是也；没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坏总统，袁世凯、曹锟是也；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继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绍列宁的伟大革命事业，尚不可知。有好社会制度，又有好领导，当然再好没有啦。有好社会制度，没有好领导，则社会制度会变为僵尸，领导会变为恶魔——“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两句话是真理。
　　你们教育界人士，视教育为万能，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须若干年后，世界大同的时代到来，那时，人们到处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什么叫做帝？古人对自然现象，自然数雷为帝，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动万物之生机，主宰世界；对社会现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尧舜小康时代，人民开始见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时代，人民更要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把古老的名词——“帝”改变为新的名词——“政治”罢了。那时，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给学生讲课时，把现在美国的假民主教育，改写成“民诅”教育。
　　这些看法虽时见疏陋偏颇，但品读之下，读者诸君该不会把它们统统归入可笑、不当之列吧？至于辜鸿铭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 Demo-cracy(意思为魔鬼加疯狂),既反映了他对西方民主的讨厌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
　　对辜鸿铭的思想政见，罗振玉是倾心佩服的，尝言：“天之生君，将以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其否泰通塞固不仅系于一人一国已也。”又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
　　4、辜鸿铭思想评略.
　　辜鸿铭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极具世界效应。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说：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个时期以来，戴在辜鸿铭身上，何其多也！
　　英国的炮舰１８４０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手书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
　　5、演足悲喜剧的辜鸿铭.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剧。
　　以他的聪明智慧，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甚至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鸿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头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如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中除上述已陈外，还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岭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他对辜鸿铭的批判(如说辜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云云)，是以一种思想的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前面说过了，吴宓对辜鸿铭是有所尊崇的，他认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针对辜鸿铭言论多武断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诙谐谩骂，放荡不恭，吴宓特别指出“决非崇奉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决不足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该如何看待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个看法：“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窃以为此论值得人们反复研讨、品味和反思。
　　时过境迁，这些年来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宣传中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具的不世之功应予以充分肯定。如冯天瑜教授说，辜鸿铭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黄兴涛博导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炎还为辜鸿铭的陋俗作善意的辩护，认为：“辜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对诸如缠足、纳妾、吐痰等这些现代人眼中的陋俗为之辩。其实，在现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个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视为陋俗的习俗，即使是自以为文明高人一等的欧洲人也并不例外。”鲁枢元以作家和学者的眼光来看他：“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总之，辜鸿铭是一本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常读常新，愈发有味。
　　
 十二、旷代关东才子王尔烈
　　1、百次殿试 “绩冠关东”
　　谁是清代当之无愧的“关东第一才子”?此人就是“文压三江”的王尔烈。
　　到古城辽阳访古，看时让人眼睛一亮，看后令人久久难忘的，是珍藏在辽宁省辽阳市博物馆的王尔烈寿屏。
　　寿屏是为祝王尔烈七十大寿而送的，计九扇，每扇用木作框，高２００厘米，宽３２厘米，上下透雕"寿字"，总横长２８８厘米；用铜折页连接竖立，首尾两扇前曲，中间七扇平直。在瓷青纸屏心地上，四周绣寿字花锦镶边，百余人的泥金字画装裱其中，颇为壮观。
　　寿屏的首尾两扇分别是题头和落款，中间七扇，每扇两行，每行９幅，共１２６幅。上下左右四周两行寿字，中间横十竖五诗画，精心布局，匀称美观。寿字９１幅，其中汉文８６幅，新满文４幅，蒙藏文合书一幅。此外，有诗词５幅，画３５幅。真草隶篆，书法各异，字字生辉；山水花鸟，栩栩如生，妙笔生花。
　　在１２６幅作品中，有一幅无署名，据传为嘉庆皇帝所赠，是一幅上下顶格的隶书"寿"字，其余作品皆为当年名流，包括时下被炒得炙手可热的刘墉、纪晓岚等。这么多的达官显贵前来贺寿，与王尔烈当时的内阁侍读学士的地位不无关系，但表情达意的方式又与王尔烈的兴趣爱好极为相投。
　　据史料记载，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别名仲方。辽阳县贾家堡子（今兰家乡风水沟村）人。王尔烈１６岁时，诗文、书法就已经蜚声遐迩了。２６岁那年，他参加了全州的童试，结果考中了八贡生（秀才）。３９岁时，他随同好友常纪到北京参加京师会试，但没能及第。４４岁时再攀蟾宫，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京师礼部主持的恩科会试，结果考中贡士，经过殿试，中二甲一名进士。至此，凤愿已尝。清廷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
　　乾隆三十八年，又委任他“四库全书纂修官并三通馆纂修官”，从事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过了二年，，清廷又特任为京师"会考同考官"。５４岁时，又被派遣到陕西道监察御史，负责稽查满清王朝在该地的铸币情况，分理陕西的一些刑事案件等。乾隆五十三年，时年６１岁，清廷考虑到他已经过了耳顺之年，遂调回京师，担任顺天府（今北京）丞。
　　公元１７９６年，乾隆皇帝让位给十五皇子嘉亲王（禺旁页）炎，委任王尔烈为内阁侍读学士，并恩赐他千叟宴，御赐诗、《集古三星图》、如意鸠枝等。清（禺旁页）炎嘉庆四年王尔烈７２岁时，官至大理寺少卿，因到了耄耋之年，卸任回到辽东，在盛京掌教沈阳书院。７４岁（嘉庆六年，公元１８０１年）病逝，葬于家乡辽阳县风水沟村的南山山麓。
　　王尔烈在仕途上虽然算不上少年得意，但一生敏于事而好于学，善诗文，工书法。有不少诗文作品和墨迹流传于世。而流传于民间的许多传说，更使这位大才子在当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关于王尔烈的才气，从其少年开始，就有民间传说。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戴着一顶草帽在庭院里玩耍，一位客商经过门前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很好笑，随口说了一句：“穿冬装，戴夏帽，胡度春秋。”王尔烈驻足打量，看出他是一位奔走四方的商人，顺口回敬了他一句：“走南方，窜北地，混账东西。”
　　王尔烈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相传，有一年他曾作为主考官到江南主持乡试，招考举人。江苏、江西、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对于北方尤其对关外的人当然是不会放在眼里的。所以应考者一听说主考官是来自北方的王尔烈，便议论纷纷。有人竟然嘲讽说：“北方人有什么学问，他会出什么好题，至多出个‘学而时习之’。”
　　这些话传到王尔烈耳朵之后，他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些狂妄自大的南方秀才，让他们知道一下北方人的本事。开考之日，考生们展开试卷，发现所考题目果然是“学而时习之”，而且三篇文章都要以此为题，要求每篇文章内容不得重复，立意要新，不能老生常谈。
　　这个看似容易却很难的题目，着实使这些南方秀才捉襟见肘，有的作第一篇就搜索枯肠，有的作第二篇已才尽词穷，等到作第三篇时几乎都交了白卷，考得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同时，王尔烈自己用“学而时习之”的题目，按着规定的要求，写了三篇文章。
　　考生们走出考场时，这三篇文章已贴在门前。考生一看，三篇文章各有特色，词藻、寓意、角度各具一格，使许多人拍手叫绝。有的人仍不服气，有意在考场门旁写一幅楹联的上联："千山千水千才子"进行试探，王尔烈看后马上写出下联："一天一地一圣人"。此时考生无不叹服，纷纷围拢他身边，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他"王大人学识如此渊博，敢问尊师为谁？"王尔烈巧妙地说道："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这些考生无计可施，再也不敢说什么，只好默默地走开了。
　　关于王尔烈不爱财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更广为流传，这些传说使这个大才子的身上增添了可亲可敬的平民气。在辽阳市西关路南有一座翰林府，本来如此大的一幢宅地，已是一般人家不敢企求的了，而拥有这些的王尔烈，反倒因此而留下一段美谈。
　　据传说，王尔烈７４岁那年，蒙嘉庆皇帝恩准衣锦还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京为官数载的王尔烈，要带回多少家财？返乡的队伍启程时，人们发现装载东西的大马车足有１０辆以上，而且车上的板柜都加上了铜条和铜锁。车至山海关，前来迎送的是田总兵。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大奸臣和坤的女婿。
　　田总兵一边热情招待，一边用话打探，意欲找借口开箱验货。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语，王尔烈就是不上圈套。最后，还是撕破了面皮，把官司打到了皇上处。皇上一听，对车上载的是什么东西也产生了兴趣，于是降旨开箱验货。田总兵马上派人开封柜盖，满以为可以抓住王尔烈的要害，万没想到要磕头告饶的是他本人－－柜子里哪来的金银财宝，全是清一色的砖头。
　　田总兵一边跪地告饶，一边迷惑不解地讨问。王尔烈告诉他："我在京为官多年，辽阳老家房无一间，如今回乡养老，用有限的年俸买些砖瓦，在老家风水沟盖三间小屋，用以安度余生。"此事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嘉庆爷心有所感。便命从国库中拨出纹银，在辽阳城内修建了这座翰林府。
　　人生苦短，岁月无情，或以文采寄情，或以政绩铸碑，能青史上留名者已属不易，而像王尔烈这样以有才而不贪财的事迹为人们流传至今的，还不多见，也是辽河人物中有其独特之处的一个。
　　相传嘉庆皇帝在千山寻找木鱼石花费了三年的时间，踏遍千山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在他的老师王尔烈的指引下找到这块奇石。
　　《木鱼石的传说》让人们知道了辽阳才子王尔烈，为了真实地还原这位传奇人物，辽阳文管办的工作人员先后到北京等地挖掘、收集王尔烈的历史资料，其中绝大部分历史资料是此前从未公开面世的。通过这些历史资料，辽阳文物研究人员纠正的不少误传，也印证了不少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把传说中的王尔烈还原为比较符合历史的王尔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中，辽阳的文物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张2米多长的金榜，这是当时官员呈报给皇帝看的。这张金榜上记录了乾隆36年的殿试成绩，上面写着当时天下163名贡士的名次，而王尔烈的名字就在其中。
　　除了状元、榜眼、探花这头三甲外，王尔烈的名次是二甲第一名，也就是说，王尔烈在殿试中名列第四。也许仅仅凭这样的名次，这位“关东第一才子”难免让人有些失望。但是研究人员通过考证后得出惊人结论:在清代112次殿试中，王尔烈是关东众多才子中名次最好的，除了他，众多关东才子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或超过二甲第一名的名次。
　　辽阳文物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王尔烈的这种成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当时的老百姓对王尔烈非常尊敬和称颂，为什么民间不断流传着王尔烈的传说。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文物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王尔烈亲叔叔王组的履历折和履历片，也就是今日人们说的个人档案。上面清楚的记载着，王组曾担任刑部郎中。这证明了王尔烈的家族世代为官。
　　而在后人编著的诗集《瑶峰集》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王尔烈会同朋友重游下山时留下的一句“二十余年成阔别，漫将尘市述山灵”，这印证了王尔烈曾在千山求学的传说。
　　同时，辽阳文物研究人员通过收集到的历史资料，纠正了不少关于王尔烈的误传：民间传说王尔烈乡试的时候在奉天府 (沈阳)，但是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记录奉天府曾经举行过乡试，由于当时辽阳这一地区属于中央管辖，所以王尔烈的乡试应该在顺天府(北京)；民间传说王尔烈曾任江南乡试主考，但是在历史资料申，清代乡试主考官并没有王尔烈的名字，所以这一传说是误传。
　　2、传世不朽的风范.
　　王尔烈册页（5开10页）王尔烈不论是作为一国之师，或是在朝与权臣和珅同朝为官，或是告老还乡义务兴学，都是追求公义、坚守清贫，他的风范，传世不朽。
　　其实，他平生中也有过发财的机会，而且是皇上暗示要他去发财改善一下生活的，只是由于他本人不肯那样做，才未得走上荣华富贵之路。
　　那是嘉庆元年的事。
　　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千叟宴”上，嘉庆发现他的老师王尔烈，还是那样穷困潦倒和寒酸，便非常同情。于是，他心里便有了要为王尔烈找到一个肥缺的想法。不久，这个机会便来临了。
　　一日，嘉庆召王尔烈到上书房，说道：“朕要过问一下，老爱卿家境如何？”
　　王尔烈见问话的是以前自己的学生太子颙琰。现在已是皇帝了，当以君臣之礼鉴之。于是，他回答道：“启禀皇上：微臣家境，并无改观，还同先前。所在京居，只是四壁典籍，两榻光床。辽阳故里，也是几间茅屋，几亩薄田，过的是‘半仓农具半仓书，一望春雨一望秋’的平民浅淡生活呀。就拿微臣身上所着，也是圣上所恩赐的朝服，别无其有。”
　　“那么，你生活之资何来？”
　　“回禀皇上：生活之资，皆为本人俸禄和挂单售字的收入维持。”
　　嘉庆听了，长叹一声，说道：“这就难为你了。今有一职，朕念你为官清廉，要你前去授任。自父皇禅位、称为太上皇帝，朕即位登极，启元嘉庆，天下臣民，始用新宝。朕欲御制铜宝‘嘉庆通宝’。安徽铜山，为历朝铸钱之重地。那里有铸钱炉，且铜质优良，为铸钱佳所。您老人家在京城呆着也是呆着，就到安徽铜山铸钱去吧。在那儿住上几年，也就不会错了，总比你挂单售字要强。”
　　那时候的安徽铜山，为朝钦御定的制铜宝场所。铜山上每年出多少铜，便铸多少钱。那铜钱既有数，又无数，只凭铸钱官呈报。因此，出任铸钱炉元局丞职，是个朝野上下众目睽睽的“肥缺”。嘉庆放王尔烈到安徽铜山铸币，言外之意，是让他多捞一把，以便改善一下本人生活和家境。
　　王尔烈领旨，即赴安徽铜山铸币。
　　一晃二年过去，王尔烈任期满归京。
　　嘉庆再次召见王尔烈，关切地问道：“老爱卿，这回可度余年了吧？”
　　其言外之意：你总算捞到点实惠吧，下半辈子够过了吧。
　　然而，王尔烈听了这话，一笑，道：“禀奏皇上：臣还是一无所获。”
　　嘉庆有些不信，问道：“老人家，难道你什么也没捞到，此行白走了，不能吧？”
　　王尔烈道：“不，也有些所得。”
　　“什么？”
　　“铜宝。”
　　“在哪？”
　　“在我手中。”
　　嘉庆听了，有些惊奇，说道：“在你手里？拿来我看。”
　　王尔烈闻声，向袍袖里一掏，掏出三枚铜钱，交到嘉庆的御案上。
　　《嘉庆帝朝服像》472 jq01清宫廷画家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嘉庆拿起一看，见这三枚铜钱是：一枚“当十”钱，一枚“五铢”钱，一枚“嘉庆通宝”钱。所不同的是：每枚铜钱只磨得又薄又亮。
　　嘉庆看过后，有些不解，便盯盯地望着王尔烈，那意思是要王尔烈回答。
　　王尔烈道：“这三枚铜钱，是我铸钱时使用的钱样子。我掌管铸钱炉二年，这钱在我手中攥了二年。我每天用它来检查铸钱质量，看合乎要求和有偷工减料否。正因如此，它才被磨得这样亮薄，还望皇上能有所理解。”
　　“此外，再没有了吗？”
　　“此外再没有了。在我手中的，只有这三枚御制铜宝。”
　　嘉庆听了，深为感动。心想，像这样的老臣，当今到哪里去找！于是，他频频点头，说道：“老爱卿，真可谓是个老实王也。”
　　王尔烈听了，马上回话道：“臣为民（汉），不为旗（满），只能称臣，不能为王。”
　　嘉庆望他满头白发，年逾花甲，遂问道：“老人家，你下步生活有何打算？”
　　“微臣已想好，还是到书院去挂单卖字。”
　　嘉庆愈加垂怜，说道：“已如此年庚，当荣归故里，颐养天年去了。”
　　嘉庆说完这话，还未等王尔烈作答，便又接着说道：“朕念你清廉一世，并授业于我一回，特赐你白银一千两，带回去养家度日吧。”
　　王尔烈听了，即刻叩头谢恩，说道：“微臣万谢圣恩，并铭记在心，世代莫忘。”
　　王尔烈收下御赐一千两白银，便回辽阳老家去了。
　　然而，他并没有将这一千两白银用在补助自家生活上，而是办起了一座义学馆，用以培养家乡士子。
　　这个义学馆，即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辽阳义学馆”。
　　关于这件事，还引出了一个新的传说。
　　传说，王尔烈得到嘉庆帝赐给的一千两白银，并没有立即将白银拿回辽阳老家，而是在北京买了二百盘驴驮子。
　　这日，他带上二百盘驴驮子，出了北京得胜门，便直奔山海关而来。
　　这事很快地传遍了朝廷。
　　有的说：“都说王尔烈老实，圣上也夸赞他为老实王。其实老实个什么？那驴驮子里装的是啥！”
　　有的说：“这二百盘驴驮子，将装有多少金银珠宝、御制铜钱！算来，恐怕是朝廷老臣中，没一个能比得上了的。”
　　话越传越多，未免有些添枝加叶。
　　这话传到了嘉庆皇帝耳里。
　　他初听有些不信。待再听时，便生气了。心想，他当着我和太上皇面装穷；我要他到安徽铜山去掌管铸钱炉，他又说只剩在手里三铜钱。看来这都是假的。这不明明在欺朕吗！
　　他想到这里，便立即降下谕旨，让把王尔烈的驴驮子全部挡回来，截在午门外听候差遣。
　　同时，他又将满朝文武百官、五卿六相、四大朝臣，一干人等，全部带到午门议事。意在待王尔烈驴驮子被截回来时，当场亮相，也好让大家看看王尔烈的嘴脸，以便以此效儆天下。
　　正在这时，王尔烈的驴驮子被截回，来到了午门前。
　　嘉庆将王尔烈唤到跟前，面沉似水，问道：“王爱卿，朕来问你：这驮子可是你的？”
　　“回禀皇上：驮子是臣下的。”
　　“多少？”
　　“回禀皇上：不多，仅二百盘。”
　　“二百盘还不多？”
　　“回禀皇上：是的，要东西再多些，尚可添些。”
　　听到这里，嘉庆愈加生气，说道：“王爱卿，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朕现在倒要问你：驮子里装的可是何物？”
　　“启奏皇上：这个您就不必细问了。”
　　“不必细问，更会使你欺君。”
　　“启奏皇上：臣不敢欺君，只是尊君。”
　　“尊君？我问你：驴驮子里到底驮了多少金银珠宝、御制铜宝？”
　　“启奏皇上：微臣哪里有什么存相，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皇上所赐。”
　　嘉庆听了，有些莫名其妙，问道：“朕早已知晓，所赐只不过千两白银，为何装得这多？”
　　“奏禀皇上：是微臣用御赐千两白银悉数买了驴驮子。”
　　“那你的驮子所驮何物？”
　　“奏禀皇上：还是不必再问为好。”
　　这时，一旁有个侍臣插话道：“不问？想必你老实王不好说吧。”
　　接着，又有一个侍臣问道：“看来，你老实王的资财是富富有足了。”
　　王尔烈见到了这般时候，不将真相大白于大家面前是不行了，便将手一挥，吩咐家丁人等把驮子全部打开。
　　等驴驮子全部解开大家一看时，诸位朝臣个个目瞪口呆，惊异不止，只好愣愣地站着，相互望着。
　　连嘉庆皇帝看了，也都大吃一惊。
　　原来，王尔烈的二百盘驴驮子里，装的全是补修皇宫时所剩下和拆掉的残砖烂瓦。
　　嘉庆望了老一会儿，这才问道：“老爱卿，你驮这些废物意欲何用？”
　　王尔烈听了，这才长长嘘了一口气，说道：“禀奏皇上：实不相瞒，臣赖皇恩，虽为官多年，但家里只有草舍三楹。念我年老，待回得家时，恐连个住处都没有。臣这才在京城拣点了些补修皇宫废弃之物，也好回老家去盖上个住房。此，余愿已足了。”
　　嘉庆听了，深表同情，说道：“老爱卿，何至如此。朕即降旨，为爱卿在老家辽阳盖一座翰林府，不就行了？”
　　王尔烈闻听，立即跪地谢恩。
　　嘉庆当下派人去了关东辽阳，为王尔烈修盖了一座翰林府，称御赐翰林府。
　　御赐翰林府，分两道宅院，前道宅院十楹，后道宅院十楹，东西两厢配房，外加门楼偏厦，甚是宏阔。
　　待翰林府修盖完了，王尔烈这才告老还乡，回到辽阳。他看了这宏阔高大的宅院，深感皇家的怜悯。但是，他用心一琢磨，这样深宅大院，自家住也是太浪费了。他想，我居官多年，也未给家乡争得多少福份。现如今，应当给老家后代留下一点接续。最好的接续，莫过于办个义学。自己一辈子喜欢读书，也望家乡士子也能读上好书。于是，他将御赐翰林府前道宅院十间正厅及两厢配房，改作了义学学馆。自己家人，全部归住后道宅院。
　　辛酉岁九月初九日午时，王尔烈谢世享年七十有四。 临死前乃自挽一联，云：戊申来也，一身负重叩天地，向虚向幻茫茫日；辛酉去矣，两肩卸任慰河山，归真归本苍苍年。
　　王尔烈谢世后，家人遵其遗嘱，最初葬辽阳城南风水沟老屯豆腐浆岭中峰下祖茔，置生父缙、嗣父组茔前中，与青山为伴。若干年后，其后人将王尔烈墓迁到庄河县太平山村太平山麓。
　　3、王尔烈才学鉴赏.
　　老师王尔烈手迹乾隆年间江南科考，因应试的举子都是当地名士，一连换了几个主考官，都被举子一个个顶了回来。乾隆又命王尔烈到江南主考。举子听说主考官是个北方人，想奚落他，居然在王尔烈的馆驿门旁贴出一个上联：江南千山千水千才子。”王尔烈提笔续写下联：“塞北一天一地一圣人。”“塞北”这里代指北方；圣人指孔子，他是山东人，属北方。众举子不由赞叹：多少才子也抵不过一个圣人哪！
　　一个举子躬身问道：“王大人学识如此渊博，敢问尊师大名？
　　王尔烈笑道：“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 举子们自愧不如。
　　一千峰里烟霞胜；十六景中图画存。
　　此联是王尔烈题在辽宁省鞍山著名风景区千山，因有峰峦近千而名，以“无峰不奇，无石不峭，无寺不古”著称。上联从大处着笔，极写千峰烟霞之胜；下联就近处泼墨，绘出“僧门塔影”、“瓶峰晨翠”等十六佳景。作者另一联作“见下联”，与此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妨会心读一读。
　　龙之为灵昭昭，降雨出云，何必独推东岳；泉之不舍混混，烟草柳浪，无难更作西湖。
　　王尔烈题辽宁省鞍山千山龙泉寺。此联以满腔的热情、浓郁的笔墨盛赞千山龙泉寺的美景。上联是说，这里有神灵显灵，为佛寺“降雨出云”，所以何必单单推崇东岳泰山呢？下联则讲，这里清泉奔涌，花簇如烟，柳舞似浪，完全可与江南胜景西湖相比。“混混”，形容波涛之声，语出《孟子·离娄下》：“原泉混混，不舍昼夜。”联首“鹤顶格”嵌龙泉二字，巧妙自然，可助游人雅兴。
　　此木为柴山山出；（老樵夫）因火成烟夕夕多。（王尔烈）——王尔列烈应对老樵夫传闻王尔烈上京赶考时，路遇一老汉担柴下山，他问老汉此山是否好“上”，老汉会意地说：“对者必上。”因指柴担出此上联。这是一比巧妙的拆字联。“此木”构成“柴”字；“山山”构成“出”字。两字拆开用个“为”字连成一条意义明白的七字联。王尔烈一时答不上，老汉为了给他一个“考中”的“吉兆”，便有意地启发他说：“你看这山村里的炊烟升得多高！”王尔烈循眼望去，心中大喜，随即对出了下联。“因火”构成“烟”字；“夕夕”构成“多”字，也用一个“成”字连成一条完整的下联。老汉一听，立即拱手赞道：“对了，对了！相公此去，定必中顶峰！”这是一副广为流传的名联，历来原出处、套用者甚多。
　　野外黄花，好似金钉钉地；（塾师）城内白塔，犹如玉钻钻天。（王尔烈）王尔烈自幼出口成章，吟诗作对信口拈来。早在辽阳魁星楼读农馆时，就妙语惊四座。有一天，他与先生、同学郊游，正逢四野黄花盛开，面对黄花盛开的原野，塾师先生雅兴大发，随即吟出了上联，要求学生应对。此联叠用二个钉字，前为名词，后为动词，有一定难处。王尔烈抬眼一看，即景指着辽阳白塔对了下联，联语就地取材，都是写眼前景物，比喻形象生动，色彩鲜明，使人有身临其景之感，对得工整贴切，天衣无逢。
　　穿冬装，带夏帽，胡度春秋；（货郎）窜北地，走南方，混账东西。（王尔烈）——王尔烈应对货郎王尔烈少时家境贫寒。在一个初春的早上，天下着小雨加雪。他出门玩耍，穿上了棉袄，戴上了草帽。这时路上走来了一位货郎，货郎略粗通文墨，且爱卖弄，见到王尔烈这身打扮，便嘲讽地口出了上联，联语含“春夏秋冬”四个节令名词。王尔烈闻声看了一眼货郎，略一思索便以下联回击了货郎，下联以“四方位”对“四季”，工整巧妙，恢谐谑趣。这货郎一听，知道遇到了高手，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和尚撑船，篙打湖心罗汉；（尼姑）尼姑汲水，绳系河里观音。（王尔烈）——王尔烈应对尼姑据传王尔烈在辽阳城南千山龙泉寺当茶童时，有一次，老方丈同几个小和尚撑船去大安寺，太阳把船上人的影子映在水中，而撑船人并未注意，仍一篙一篙打在自己的影子上。大安寺的尼姑正在河边汲水，见此情景，吟出了上联。老方丈和船上其他和尚听后，才注意到这一情景，但却一时难以应对。王尔烈望望尼姑的汲水神态即应对了下联。下联也写出了尼姑汲水时用绳子系绕自己影子的情况，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