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自我保护:诸葛亮十讲【作者：洪钊】

第一讲 走上神坛：诸葛亮何以被神化
　　我们很多人知道诸葛亮，并不是读过史书里对他事迹的讲述，而是通过评书、小说、戏曲和传说。就说和热气球同一原理的“孔明灯”吧，就是他的“神迹”之一。他究竟是怎样被神化的？人们又为什么要神化他？
　　如何“近妖”：《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刘玄德遇司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遗计斩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间，历代胸怀壮志、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深情地缅怀和颂扬着他，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业绩，各种通俗文艺也反复讲、唱和渲染着他的故事。
　　罗贯中继承了这种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聪明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首先，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年），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惇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坡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第四十九回）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其次，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谋略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坡，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
　　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直到临终，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老是疑神疑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兵追赶，还被诸葛亮的遗像吓得狼狈而逃，落了个“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话柄。通过这些第一流人才与诸葛亮的对比，诸葛亮那“无穷如天地”的谋略被表现到了极致。
　　再次，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
　　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223—234年）这种忠贞品格日益得到强化。在这12年里，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平定南方之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谆谆告诫，并慨然表示：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第九十一回）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受过意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但因马谡自做主张，丢失街亭，蜀军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不仅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上表自贬三等；并诚恳叮嘱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强敌，内有庸主的艰难形势下，他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业绩。
　　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仔细安排退军部署，推荐自己的接班人，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在这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绘，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写到诸葛亮溘然长逝后，作品插叙了被诸葛亮废黜的廖立、李严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衬托诸葛亮立身之严谨、处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强大。不仅如此，作者还极力渲染了此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至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读者的心中了。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几点：首先要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要注意到《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斋酎，又何秘要？！”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当，攻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寻，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做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
　　比如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
　　另外，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呵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
　　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三国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
　　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
　　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一些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悲剧精神：神化诸葛亮的基调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丘振声说：“杜甫对诸葛亮可谓倾心仰慕，一往情深。这在唐代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三国演义纵横谈》）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仰慕之外，杜甫的诗中还流露出对于诸葛亮悲剧结局的无限哀婉与惆怅。“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的才干固堪与古代著名贤臣伊尹、吕尚并驾齐驱，而远在汉代开国元勋萧何、曹参之上，真可谓古今罕有其匹。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严峻的事实是：他毕竟没有完成恢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大业，抱憾终身地死去了！杜甫在思索：这是什么原因呢？“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大约就是杜甫的答案。
　　毛宗岗解此二句诗道得好：“此缘汉祚之已改，非军务之或疏也。运虽移而志则决，‘身’，即所云‘鞠躬’，‘劳’，即所云‘尽瘁’，‘歼’，即所云‘死’，‘而后已’，‘终难复’，即所云‘成败利钝，非臣逆睹也’。‘终’字妙，包得前后拜表、六出祁山，无数心力在内。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后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三国演义》一百五回夹批）由对诸葛亮的“十分慕”到“十分惜”，正透露了杜甫对于诸葛亮这人物的悲剧性的深刻了解。
　　罗贯中是能够领会杜甫的诗意的。“陨大星汉相归天”一回，写得真是悲壮动人。
　　孔明临终，先对姜维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又授以连弩之法，且嘱以“阴平之地，切须仔细。此地虽险峻，久必有失。”继则授马岱、杨仪以锦囊之计，预先安排处置魏延反叛之法；继则嘱李福曰：“吾不幸中道丧亡，虚度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后，公等宜竭忠辅主，国家旧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
　　继则又嘱杨仪以退兵之道：“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缓缓退兵，不可急骤。”继则又上表后主：“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及昏厥复醒，又荐可任大事者蒋公琰、费文伟，遂薨。
　　可以说，凡是有关蜀汉兴衰存亡的大事，孔明都想到了，而且都提出了正确的对策，但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孔明健在之际，鞠躬尽瘁，耗尽无数心力，尚且不能力挽狂澜，而凭孔明临终时一番苦心安排，又何能阻挡危厦之倾颓呢？
　　孔明的悲剧，不在他的早逝。他死时年已54岁，即便天假以寿，他的事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钱谦益笺注杜诗，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萧曹”句后引崔浩《典论》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丢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钱笺谓：“此诗所以正崔浩之过论也。”
　　《咏怀古迹》虽然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倾心仰慕的感情，但并未从理论上纠驳崔浩之“过论”。事实上杜甫把一切委过于不可知的“运”，反不如崔浩究诘人为之“策”为胜。爱德华·波特的哲学博士论文《诸葛亮与蜀汉》中指出：“诸葛亮神机妙算，但他的根本选择却是错误的。”（转引自王丽娜《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崔浩之所谓“策之下者”，也就是指诸葛亮根本选择的错误性，而其最主要的表现，恰恰就在“丢弃荆州，退入巴蜀”的“三分割据纡筹策”的决策上。当然，诸葛亮之所以倡三分割据之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取决于当时各方力量的对比。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引张俨《默记》，比较诸葛亮、司马懿之优劣，其中也透露了若干信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说：“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来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面对“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的司马懿，孔明唯有以攻为守，方能自全。这种选择，乃大势所定，不得已之举也。
　　但是，爱德华·波特的意见，从道德观来看，就不一定正确了。诸葛亮的悲剧，正是违背了客观规律，选择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路所酿成的。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实际就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临危不惧，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意谓作战时要见机而举，不硬做做不到的事。孔明为报刘备三顾乏殊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终于赢得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虽然其处于益州疲敝，危急存亡之秋，要是果能“闭关守险，君臣无事”，也许蜀汉还能苟延一个时候，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至于坏得那么厉害。知难而退，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但英雄也就没有了。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评价诸葛亮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奉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达乎天时”、“尽乎人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这几句话讲得好，如果删掉其余的话，就更恰当了。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他失败的结局，揭示了诸葛亮的出山，是一出悲剧。
　　尽管这样，作者又自始至终都在肯定，都在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这是作者最用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地方。但一般议论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仅仅看到罗贯中赞美和渲染诸葛亮智慧的一面，众口一辞地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
　　诚然，罗贯中确实刻画了诸葛亮身上这一重要特征，而且有些场面本身就是精彩的喜剧折子戏，如《群英会》、《草船借箭》、《空城计》等，但这些只是穿插的喜剧手法，并未改变“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相反，突出智慧的一面，更加深了人们连这样聪明能干的人也不能挽回败局的惋惜之情，从而使悲剧气氛更加浓重。况且，在这方面，确实又颇多败笔，致使“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引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奥西安尼德斯之歌“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之后说：“这正可以代表悲剧感的本质。”
　　诸葛亮何尝不是如此。《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当刘备三顾草庐之前，作者特意安排司马徽再次上场，就是为了渲染悲剧的氛围。因为早在第三十五回，司马徽就向刘备提到了孔明，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然而当司马徽闻知徐庶已荐诸葛亮以自代，刘备真的要请诸葛亮出山之际，却冷冷地说：“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毛宗岗评曰：“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则相告相嘱，唯恐玄德之无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极忙极热者也；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是极闲极冷者也。”
　　司马徽为什么对孔明之出持冷淡态度？其临别之际，仰天大笑的一番话，道出了根由：“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得主”与“得时”，构成了一对矛盾。得主又得时，难；得时不得其主，君子不为；得主不得时，也难，但君子知难而进！刘备一顾茅庐，途逢崔州平，知其来意，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这就更进一层地点破孔明“徒费心力”的悲剧结局。毛宗岗夹评：“妙在极忙极热之时，偏听此极闲极冷之语。说孔明徒费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时早为他临终结局伏下一笔，妙。”罗贯中和毛宗岗都明知孔明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徒费心力”的结局，却毫无嘲讽讥笑之意，相反，都一致地领会了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高尚情操，对他的悲剧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明尽瘁而无，毕竟魏未灭、吴未吞、济得甚事！……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钝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数与命！”孔明其同此与！
　　这里讲的“顺天”与“逆天”，实际上反映了“出世”与“入世”的两种态度。“出世”，不过是将一切委之于“数与命”，任其自然，清静无为，逸则逸矣，但于历史的进步毫无益处。而“入世”，则是积极的进取的，尽管其人的行动似“逆天而动”，但毕竟为历史的发展加入了属于他的一份力量。当然，《三国演义》作者所持的是唯心史观，不能真正的解释历史，只好把诸葛亮的失败归之于“天数”。但是，他在作品中又满腔热情的塑造了一个不屈服于命运和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这个矛盾现象，只有从美学上才能得到解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美学论文选》第109页）诸葛亮由于选择了“逆天”的“入世”的态度，实际上也就选择了“呕心血”，亦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担痛苦”——“伟大的痛苦”的人生。
　　《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叙孔明屯军于五丈原，魏兵坚守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妇人之衣以遗司马懿，懿厚待来使，问孔明寝食及事之繁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言告之，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
　　司马懿深知孔明什么呢？毛宗岗夹批曰：“武侯亦自料其不久于人世也”，仿佛是指的“其能久乎”。下文紧叙主簿杨顒曰：“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失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言也。”就已经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孔明回答的是：“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撇去其他诸种不利因素，单就人才一端而言，西蜀也极为匮乏。李贽《藏书》中有《武臣传》，其中称得上“大将”的只有周瑜、吕蒙、陆逊、陆抗，而无蜀中一人；姜维只与张辽、邓艾列名“名将”一类，关羽、张飞只列名于“贤将”一类。总之，与魏、吴相比，蜀汉力既不如，人才亦远逊之。
　　有鉴于此，诸葛亮岂能不自校簿书，亲理细事乎？毛宗岗评曰：“托马谡而马谡失之，释苟安而苟安负之，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其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与？故处陈平、丙吉之世，可以不为武侯，而当武侯之时，不得复为陈平、丙吉。”
　　诸葛亮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与困境，只有凭着自己对于刘备的忠诚以撑持局面。唯此之故，他不相信他人，总唯恐他人不似自己那样尽忠尽职，尽力尽心。加上在用人方面的一再失误，这种不信任的心理就更加突出。
　　表现在选拔人才上，诸葛亮往往求全责备，过分看重于“德”，亦即忠于那弱小而难有作为的蜀汉的政治标准，致使西蜀的大小官员，大多数都循规蹈矩，缺乏进取精神，这同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选拔人才之道，形成鲜明对比。孔明意识到蜀汉的劣势，乃至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趋势，但他的“硬汉”性格，使他独自一个默默地承担痛苦和不幸，这是他的悲剧性格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悲剧性格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在《后出师表》中已经坦率地承认：“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李贽《藏书》评曰：“不睹成败，何以尽力？”这是不理解诸葛亮的表现，因为，既睹成功，方去尽力，这就不是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诸葛亮了），但绝不屈服于命运，甚至在失败之中，也要保持优势，使自己的精神压倒对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之所以能千古传诵，就是因为它表现了孔明之“死而不死”，表现了“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毛宗岗一百四回评）纵观孔明之一生，他的事业，尽管没有成功，但他于“人事已尽，则亦可以无憾于死。无憾于死，则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孔明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尽心而已。
　　罗贯中塑造诸葛亮的形象，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实现自己抱负的悲剧形象，只有从政治伦理关系上去努力把握其内涵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形象底层的认识的和审美的价值。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世界观中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而发展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这同叔本华的厌世主义的人生哲学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叔本华认为对于现世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态度，即他所谓‘退让’精神，就是生命的真谛。而悲剧就是由于表现这种‘退让’精神，使人得到一种‘解脱’，而引起喜悦之情的”（参见施昌东：《“美”的探索》381页）。
　　当然，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让的矛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典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大都具有这种普遍意义的矛盾。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期，早已在谋划统一的大业，退隐、出世只是外在形式，入世、进取则是实质。及刘备三顾茅庐相请出山，诸葛亮犹闪闪躲躲，尚再三以“久乐耕锄，懒于应世”相辞谢。等到他终于不得已而出山，就抱定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义无反顾，表明他所向往的，归根到底还是入世用世。
　　古典小说的同情，往往不在“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退让厌世者一边，它们所赞美讴歌的，乃是自强不息的入世者——哪怕他卒无成就。诸葛亮是如此，宋江、孙悟空、贾宝玉等，都是如此，这正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髓。
　　口碑：对联中的诸葛亮楹联俗称对联、对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品种。自古以来，以其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直抒胸臆、朗朗上口，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尤其是名胜古迹处的对联，早就成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人民群众，旁及文人墨客纪事铭志、评古论今、品评人物、写景抒怀的重要形式。加之这些对联多有名家手书，内容的思想性和书法的艺术性，受到千百万游人的喜爱。遍布全国各地的武侯祠，也留下历代书写、镌刻的众多楹联。对此加以研究，就可发现，诸葛亮是一位历代人们用楹联称颂的政治家、军事家。这里仅举明、清和现代的几副武侯祠楹联，看看后人是怎样运用楹联评价诸葛亮的。
　　利用楹联表达对诸葛亮崇敬与仰慕之情的，占了各地武侯祠楹联的绝大部分，成为武侯祠楹联的主流和特色。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诸葛亮的评价的主导方向。这些楹联有的记述诸葛亮的功绩，有的赞扬诸葛亮的精神，有的抒发自己的情怀，历来受到人们的赏识。陕西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有一副赞扬诸葛亮的对联，是这样写的：“义肝忠胆，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后，三代而后一人。”
　　这副出自佚名者之手的对联，没有对诸葛亮的一生进行泛泛一般的叙述，而是对他忠于蜀汉、托孤寄命、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精神加以赞扬。五丈原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于军中的地方，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他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诺言。作者没有按一般楹联的方式概述他的生平事迹，而是重点赞扬了他“托孤寄命”、“死而后已”的精神，很符合五丈原诸葛亮庙的特定地点和环境。而把诸葛亮推崇到“三代而后一人”的地位，也赞美到了极致。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晚清四川总督沈葆桢留下的对联，写得饱含感情：“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襄阳问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禁烟大臣林则徐的女婿，深受其岳父的影响。沈自从士兵及第入仕之后，官声较好。他瞻仰武侯祠时联想到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与仰慕之情。作者前来凭吊被人誉为“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丞相祠堂，很自然地想到了远在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的地方。看到一千多年后，人们仍一致赞扬诸葛亮的情况，用“几人相忆在江楼”表达后代和作者对诸葛亮的无限缅怀之情，读来令人对诸葛亮深深怀念。这种赞扬，也是一般古人难以得到的。
　　以叙述诸葛亮生平事迹来赞颂诸葛亮的对联，在武侯祠对联中占了多数。下面这两副均出自湖北襄樊古隆中。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
　　这是明代文人游俊题在“三顾堂”正门的对联。上联中所说的“两表”即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和六年（公元228年）两次出师伐魏前向刘禅表明心迹和态度的。其中，回顾了刘备当年三顾茅庐的情况，故曰“酬三顾”；下联所说的“一对”即是指《隆中对》。因为这是诸葛亮推心置腹地谈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向刘备提出了一个共图霸业的完整方案。以后，诸葛亮就是按照这个方案，辅佐刘备父子建立蜀汉政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兴复汉室”的。此事也发生在“三顾堂”，用“足千秋”也很贴切。
　　1965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为古隆中题写了一副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
　　董老借用唐代大诗人杜甫《七律·蜀相》诗中的句子为上联，自己巧对了与此句极为吻合的下联。他紧紧抓住诸葛亮出山“三顾”、“一对”这两个大亮点，深刻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诸葛亮的景仰、凭吊之情。
　　在众多武侯祠楹联中，有一部分除对诸葛亮的功绩进行赞扬外，也对他的未竟事业进行了评论，写得也很贴切。由于对联不像格律诗那样受字数的限制，写起来比较自由，作者可以览物抒情、挥洒自如、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因此在评论诸葛亮时，显得比较灵活和客观。湖北襄阳古隆中武侯祠，有一副比较长的对联，出自清代文人吴耀斗之手：布衣吟啸足千秋，草庐频顾，收起潜龙，蜀丞相尽瘁鞠躬，非得已也；竹帛勋名垂两代，汉祚将终，霄沈羽鹤，杜少陵酸心呕血，有由来哉。
　　这是一副叙事与抒情并重，讴歌诸葛亮光辉一生的对联。作者从诸葛亮躬耕垄亩、吟啸山林写起，历数了三顾出山、辅佐刘备父子两代皇帝，直到“鞠躬尽瘁”的历史功绩。
　　作者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面事件的记述上，亦不一味进行歌颂，而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他认为，诸葛亮躬耕垄亩、吟啸隆中时，就受到时人的推崇和尊重，就可以留下千古美名。刘备频顾茅庐，请他出山后，他是怀着报恩思想去干那些事业的。所以他认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看法尽管可能不被多数人接受，但确有一定道理。作者说诸葛亮是出于无奈，即“非得已也”，是因为“汉祚将终，霄沈羽鹤”。这就是，东汉的寿命快要完结，就像雨雪打湿了鹤的羽毛，它再也不能继续飞下去了一样。
　　诸葛亮本人也很清楚，仅凭蜀汉的实力，要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有心兴汉，无力回天，留下终生的遗憾。作者借用对诸葛亮一往情深的杜甫所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也说明杜甫痛惜诸葛亮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是很有根据的。
　　196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游隆中武侯祠时，题写了“诸葛草庐”匾额。回到北京后又为草庐写了一副对联：“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
　　乍看起来，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郭老这副对联似乎有些简单。其实郭老所以这样写是有所指的。因为曾经有人评论说，诸葛亮功业虽高，诗文水平却低。郭老不同意这个观点，曾说：“如武侯终身隐居，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他所以写这个对子，就是要肯定诸葛亮的文采。郭老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诸葛亮，对后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含义是很深刻的。
　　还有一部分武侯祠楹联，在赞扬诸葛亮历史功绩的同时，启示后人联想更多的东西。由于这些对联是书写或铭刻在名胜古迹处，游览者览物咏联，能立即把历史陈迹与简洁明快的联语联系起来，产生观物生情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阅读浩瀚的历史典籍和古老的神话传说一时难以收到的。下面这两副对联就有这方面的效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是成都武侯祠的，作者为清末西南边疆著名文人赵藩。上联是赞扬和肯定诸葛亮在平定云南少数民族反叛活动时，使用攻心战术的。具体是指诸葛亮对待彝人头领孟获的故事。孟获在第七次被释时，终于反省了自己的过失，满含感激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下联则带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目的。清末政治腐败，岑春萱、刘丙章相继为四川总督。时任四川盐茶官的作者和川中百姓，多认为岑只讲宽容而无度，刘则严酷而无法，致使蜀地怨声载道。作者利用给武侯祠题写对联的机会，直抒胸臆，告诫后来治理四川的官员要宽严适度。
　　再录一副河南省南阳武侯祠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这副楹联的作者是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从他该联的主旨来看，赞扬诸葛亮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想平息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在作者看来，诸葛亮一生竭力尽心，忠贞不贰，辅佐刘氏父子前后凡28年，名高天下，受人敬佩。至于诸葛亮的隐居地，没有必要去辨明襄阳、南阳。他提示后人，对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论，不要太计较。虽有和稀泥之嫌，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究竟诸葛亮的隐居地是襄阳还是南阳，争论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争论者的目的也是尽人皆知。无独有偶，当前的旅游热中，各地为扩大旅游景观而刮起的争名人之风，与当年的襄阳、南阳之争又有惊人的相似。相信游人们看了这副对联，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来的。
　　武侯祠的楹联几乎全是以人物为中心，很少有以写景为中心的对联，这与诸葛亮的受人爱戴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正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受到历代人民的奉祀和颂扬是很自然的。武侯祠的楹联对于褒扬和宣传诸葛亮，起到别的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保护和发扬。
　　神化诸葛亮的土壤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呢？这说来话长了。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说皇帝与臣子之间是什么关系。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过是鱼与虾的关系罢了。鱼大吃虾，虾大吃鱼，自古如此！
　　齐桓公、赵武灵王都是先秦时代最有名的君主。但结果呢？都是被臣子控制，最后活活饿死在了宫里。所以韩非子说了，君主与臣子的关系，绝不是靠臣子的忠心来维持的，而是靠势来维持的！君主失势，而臣子势大，那君主的结局通常都很惨的。
　　柏杨先生曾精心统计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分之一的君主是死于非命的。中国有史可查的君主有559个，而死于非命的君主有183个。
　　我读书不求甚解，而且也很少有柏杨先生那种认真统计的习惯。不过就我估算，中国历史上不是死于非命的皇帝、不是傀儡的皇帝、没有被人夺去权力的皇帝、不是篡位的皇帝，恐怕连五分之一也不够！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的君主，绝大多数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人逼下了台，不是傀儡，就是从乱臣贼子当的皇帝。
　　这就是皇帝？实在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的！这一切，用封建伦理道德去思考，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封建伦理说了，皇权是神圣的！但事实上，皇帝从来都是接二连三地死于非命，从来都是接二连三地被臣子所控制，从来都是动不动被人逼下了位，从来都是某些乱臣欺君而夺来的。
　　封建卫道之士，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了。封建皇权，自然是对此极尽遮掩之能！正因为如此，《三国志》非常难写。基于皇权政治之下，史官自然得在历史中突出皇权的神圣性！问题是：三国时代，皇权实在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三国一开场，汉献帝这个表面神圣之极的家伙就沦为了傀儡。翻开三国的历史，我实在想说汉献帝的一生是屈辱的一生，是受尽愚弄、欺骗的一生。这位老兄的神圣与尊严，实在是一些也看不到！所有的实权派表面上都对这个皇帝顶礼膜拜，但骨子里面谁不是把他当傻子耍的呢？所有的实权派表面上都对这个皇帝忠心无比，但骨子里面谁又把这个皇帝当一回事？
　　后来，汉献帝的大老婆（史书上称为皇后）被人抓着头发拖出去弄死。汉献帝的大老婆对着皇帝大喊救命。但汉献帝呢？除了流泪还能干什么呢？汉献帝对一个高级文官大呼小叫道：“老兄，老兄，有这种道理吗？有这种道理吗？”那个高级文官，只有装聋作哑了。
　　没有！绝对没有这种道理！这叫什么道理？汉献帝的大老婆是什么人，那叫皇后。居然被臣子抓着头发给拖出去弄死，更主要的是皇帝对此竟然除了哭喊之外连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皇帝，本来是至高无上的啊！在这里，竟然卑贱到如此地步，竟然卑微到如此地步。
　　曹氏势力大，于是欺凌皇帝。更主要的是，曹氏爷们这样做的结果，竟然换来后来的史书开口闭口称他们什么为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瞧瞧，乱臣贼子一旦得了势就如此嚣张。
　　如果三国历史到此结束倒也罢了。后来司马氏势力大了，于是又开始欺凌曹魏皇帝。而且到最后，历史书仍然得称这几个乱臣贼子什么高祖宣皇帝、文皇帝、武皇帝。瞧瞧，乱臣贼子一旦得势了，马上就被认为伟大了。
　　皇帝的尊严，在三国历史上实在让人难以看到。而乱臣贼子的神圣，却实在表现得神气活现的。至于后来的司马皇朝，更是贼相百出了（当然这是后话，我只是顺笔写一下罢了）。势力巨大的臣子为了便于控制皇帝，于是竟然拥护一位白痴当皇帝。
　　皇帝竟然就是这副德性，臣子就是这样对待皇帝的。为了便于控制皇帝，竟然都希望皇帝是个白痴。真是对皇权神圣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啊！当然了，这种习惯由来已久了。从前权臣没有让白痴当皇帝的先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这种条件。不过他们总是拥戴一些刚断奶的孩子当皇帝。为了便于控制皇帝，竟然希望皇帝永远是个断不了奶的孩子。
　　瞧瞧，皇帝就是这副德性？臣子势力大了，就这副德性？
　　写到这里，诸位大约已看出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了吧！
　　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呢？实在是因为诸葛亮是个彻彻底底的愚忠之人罢了！当然这完全是皇权思想宣传的结果，真实的诸葛亮大约不是这个样子的。皇权政治神化诸葛亮，不过是希望世人都向诸葛亮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他的愚忠、迂腐气！在宣传、鼓吹诸葛亮忠君思想的时候，这个“诸葛亮”便已经不是他本人，而只是一个愚忠的符号了。
　　皇帝就是白痴，大家也要死心塌地地效忠他。“诸葛亮”非常伟大，因为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无可挑剔！臣子就是有实力篡夺皇位，也绝不要这么干！“诸葛亮”非常伟大，因为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无可挑剔！当然了，翻遍中国历史，能像“诸葛亮”这样伟大的臣子，也是非常罕见的！诸葛亮的被神化，无非是为了表达这种思想罢了。
　　我只是奇怪，这种奴才的思想，为什么在民权时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呢？在《三国志》中是这么宣扬的，至于《三国演义》中就更是如此了。总而言之，一再突出“诸葛亮”的才能、本事，无非是为证明“诸葛亮”想当皇帝，上帝也拦不住，但“诸葛亮”就是不当。
　　书中一再突出阿斗的弱智、昏庸，一方面是为“诸葛亮”的无能寻找借口（好像蜀汉不能平定中原全是阿斗的缘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证明，阿斗这种皇帝早就该下台了，但“诸葛亮”就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他。
　　其实翻遍中国历史，像“诸葛亮”这种死心塌地的好奴才，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臣子势力小，自然会死心塌地地效忠皇帝。臣子势力大，指望臣子死心塌地地效忠皇帝，恐怕只有想象。
　　“诸葛亮”不当乱臣贼子，无他！没有这种能力罢了！当然了，后世皇权政治下，没有人敢这样评论三国历史。因为，如果把这种历史真相写出来，那皇权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那皇帝与臣子，岂非根本就是鱼大吃虾，虾大吃鱼的关系？
　　以曹操之势，以司马懿之势，都不敢奢谈当皇帝，他“诸葛亮”就想取代后主，那不是想身败名裂吗？以曹操之势，以司马懿之势，都不敢奢谈当皇帝，他“诸葛亮”不敢当皇帝，有什么好稀奇的？诸葛亮之势，能与曹、司马相比吗？
　　所以后代皇权政治都是一个劲儿地美化、神化“诸葛亮”。总而言之，他想当皇帝早就当了。可他就是不当！真乃后世臣子学习的榜样！但很可惜，后世的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臣子势力大了，那皇帝就从来只有当傀儡、满门抄斩的！
　　不妨翻开南北朝、隋唐、五代历史看看吧！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什么时候不是这样了的呢？
　　从宋、明、清开始，由于中国小农经济高度发达，所以皇权可以轻易地把官僚机构分成好几个系统，使他们再也无法轻易挑战皇权了。到此时，皇帝才开始有点儿神圣性了！当然了，一切仍是建立在利益、力量之上的，绝不是靠什么臣子的忠心！
　　但宋代之前，皇帝从来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的。所有的神圣性，都不过是封建御用文人胡吹罢了！
　　甚至我看唐史时，竟惊讶地发现，大唐皇帝不是死于非命的，不是被逼退位的、不是当傀儡的，恐怕只有李世民一个人。但很可惜，这位老兄还是杀兄逼父起家的。瞧瞧皇帝这副德性？有什么神圣性，有什么尊严可言？
　　李渊是被逼退位的；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当的皇帝；李治被老婆弄成了傀儡；李治的两个儿子（中宗、睿宗），都被自己母亲欺负只能当傀儡与退位。后来唐中宗，被自己老婆毒死了。唐睿宗呢？被自己儿子（就是后来的唐明皇）逼得当太上皇了。李隆基因宠臣造反，后来被自己儿子弄得凄凉而死。
　　以后的大唐皇帝，更是接连被太监拥立，被太监杀死。有幸不是这副德性的，也是被拥兵将领弄得不敢大声吆喝一句。当然了，此前的南北朝，此后的五代十国，那年头里的皇帝，就更惨不忍睹了。更可怕的还在于，乱臣贼子一旦得势，整个皇室通常都遭到灭绝性的屠杀！
　　皇帝？什么神圣，什么尊严。真应了韩非的话了，麻风病人也可怜皇帝。真应了后来一些皇室成员的哀叹，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但皇帝的神圣、尊严，皇帝御用文人却必须宣传、神化的。最后封建文人就选了几个所谓的“忠臣”大肆宣扬、胡吹。“诸葛亮”不过是这种政治宣传的受益者罢了！
　　其实何止诸葛亮是这种政治宣传的受益者。岳飞大约也是如此的。

 

第二讲 做个忠臣好不好
　　诸葛亮是忠臣的楷模，更是中国古代臣子的榜样。他“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后鞠躬尽瘁，一生为蜀汉政权尽忠职守。那么，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忠臣，他的治国方略与忠臣操守是否协调，如果不做忠臣，他会如何？
　　千古忠臣的治国方略诸葛亮扶助刘备父子治理蜀国数十年，陈寿《三国志》评价：“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蜀地的百姓也在诸葛亮死后追思景仰，“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
　　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由刘璋父子治下的“肌膏草野”，到刘禅降晋时仍然“百姓布野，余粮栖亩”，“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后来人们对诸葛亮的治国功绩给予的评价就更高了，并且由治国功绩上升到完善人格的称颂。随之又添入了文学渲染、迷信的色彩，从其人到其事都被神化了。从君主官僚、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历代以来真正达到“众口一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奇观，形成了在中国古今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现象”。
　　今天我们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就不能仍然沉缅于神话演义的层面，也不能为诸葛亮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法家而无谓地争论，而应用现代的观念与方法来科学解读，总结、阐释这一人类文化的杰出遗产。本文拟通过对建构“诸葛亮文化现象”基础的治国思想的分析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对其作一不揣浅陋的探索。
　　三国时期与春秋战国相似，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形成恶性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日益瓦解，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地位开始动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纷起，这一切都使东汉社会处在沉重的危机之中。
　　由于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社会思想从稳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原来被两汉统治者罢黜的百家都得以复兴，被独尊的儒术面临着革命性的发展。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来的。
　　诸葛亮的治国方略，最突出的莫过于“明罚信赏”的法治精神。
　　法治在诸葛亮治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法治思想贯彻于其治国思想的每一方面。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法治思想与先秦申韩（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和西汉奠其端、隋唐达极盛、历代延用的后来构成世界一大法系的中华法系的儒教下的“德主刑辅”思想截然不同，他的法治的核心，不是儒家以礼为中心的有等差的道德，而是适应于社会转型期的富国强民、有利于社会总体发展的价值原则是“昭平明之治”的法治。
　　贺麟教授曾将诸葛亮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近代西方民主式的法治并称为人类法治三类型，称是“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虽然他这种区分未必科学，对所谓“道德”的含义也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但他指出诸葛亮的法治有“信赏罚，严纪律，去偏私，公平开明”的特点，有其独有的内涵，则是准确的。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有几个最重要的表现：其一，是将“严、公、明、廉、信、忠”等价值原则置于法律规范之上，贯彻于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运行过程之中，使法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用。
　　这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治蜀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威畏而爱之”的根本原因。
　　这一强调价值基础的法治模式自然与申韩式的法治截然有别。申不害、韩非子虽然也强调“有法必依、信赏明罚”，但却存在忽视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构建，“重法不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弊病，必然走向秦始皇式的暴政。而儒家的法制虽然“德主刑辅”，但其“德”是建立在“礼”也即宗法伦理之上的价值，公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法在特定社会阶层面前失去了效用，必然阻滞法律的实行。
　　其二，主张“明法”，反对“滥刑”，刑罚讲求人道主义。
　　诸葛亮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
　　在刘备集团据有蜀地之后，为了让蜀地尽快得到治理，诸葛亮立即厉行法治，他亲自组织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蜀汉的重要法典《蜀科》，同时他还相继制定了《法检》、《科令》、《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规，做到上下“皆有条章”，“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使法制完备。
　　同时诸葛亮重视法治的具体落实“决狱”，他说“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强调决狱行刑要慎重，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掉坏人。在刑罚中讲求人道，纵观诸葛亮用法，虽“竣急”而不残酷，对李平、廖立等人的处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三，刑事政策灵活，强调“教化在先”。
　　在有名的《答法正书》中诸葛亮阐述了建立蜀汉之后，之所以厉行法治而且是“严法”的道理，“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荣；荣恩共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在这里诸葛亮一方面强调依法而治的重要，又指出法律要因时而制，该宽则宽，该严则严。
　　他比较了蜀汉与西汉初年的区别，认为汉初因为秦王朝有法无道，“政苛民怨，急需缓刑息民，因此汉高祖“弘济”，废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只“约法三章”，却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权。
　　蜀汉由于此前刘璋父子统治时，昏庸懦弱，法纪不明，地方势力专权放任，致使一片混乱。在此时就必须制定严法，以打击豪强，制裁放纵。
　　另外，诸葛亮还强调将厉行法治与加强教育相辅而行，使法真正实现“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的目的。因此他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现过像诸葛亮厉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虽然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渊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礼合一的法律思想。
　　《管子·心术》上解释礼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讲的“礼”是有区别的。
　　《管子》解释“法”的内容说：“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就是说法是人们共同遵守而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同时对礼与法都作了肯定，强调礼的社会价值内涵的法和统一规范性。诸葛亮就是对《管子》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礼的义、理、宜的价值中派生出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与法结合起来。
　　纵观三国各路诸侯，政治、军事、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成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离不开外交策略的配合。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谋略，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灵活应用于自己的外交实践。
　　在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中“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来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一生都在坚定地执行。这为他治蜀、伐魏创造了条件。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大为巩固，刘备集团“借得荆州”，取得益州、汉中，力量达到极盛。
　　后来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吴蜀关系急转直下，紧接着刘备意气用事，伐东吴而致夷陵惨败，吴蜀联盟破灭，孙权倒向了曹魏一边。
　　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扭转国势大削的不利局面，着手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东吴修好盟约。为此他选派邓芝出使东吴，联盟很快修复，为国内“理政抚夷”、休养生息创造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后来，他又多次派费祎、陈震等人出使东吴。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这在蜀汉朝内引起了一番争议，有人从蜀汉的正统地位出发，提出与东吴“绝灭盟好”的主张。为此，诸葛亮从大局出发，作了一番详细分析：“权有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性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仍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睦，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先帝优于吴盟，皆应权通变，致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辞，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来宜明也。”
　　从诸葛亮的这一番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逆”行，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却并不因此就贸然主张与东吴断绝联盟关系。相反，他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与孙权绝交，而且应继续保持、乃至加强孙刘联盟关系。
　　诸葛亮还特别引证当年汉文帝为与匈奴和亲，用很谦卑的言辞给单于写信；刘备为与孙权结盟，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湘水之盟。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在内政方面，诸葛亮还虚心纳谏，并且以个人清正廉洁的作风以身作则，为当时蜀汉的官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诸葛亮从早年起就不耻下问，虚心好学，他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喜听逆耳之言，后来还鼓励部下揭露自己的缺点、失误，挑自己的毛病。
　　他曾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他认为领导者的正确决策至关重要，事情的成败往往“在一人耳”，因此他说“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跷足而待矣”。对曾共事多年，经常给自己提意见的参事董和大加褒奖。
　　他在丞相府专设参署，广泛听取意见，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行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认为只有不计较个人恩怨，遇到难于处理的事情互相争论，相互质疑，错误和损失自然就少了。并且把适时提出疑问比做弃去烂草鞋而捡到珠玉一样。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中，由于政治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官僚政治结构，各级官僚只唯上不唯下，只唯名不唯实，政治的成败得失往往最终决定于各层次官僚个人的品格修养，尤其是皇帝宰辅的品格修养，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因此“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一直是社会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官僚皇帝能否广开言路、开明政治就成为克服这种政治模式根本性弊病的唯一手段。
　　诸葛亮作为有史以来无出其右者的伟大政治家，对这一点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诸葛亮曾多次向后主刘禅进言诸事要向众人咨询垂问。他还在其《便宜十六策》中写有《纳言》一篇，从理论上阐明听谏纳言的深刻道理。
　　他说：“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孙行；无道之国，危言逊行。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不可居矣。”
　　前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官吏贪污的贿赂腐败。腐败就像恶瘤一样与专制政治相始终，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从汉唐主要还是皇亲国戚的高层腐败，发展到明清已呈从上到下的整体腐败。虽然说历史上也有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而整个社会官僚系统的腐败却日渐严重。相比之下诸葛亮的清正廉洁则较后人高远切实得多。从这个角度讲，历代人民敬之若神，最后上升为神，其中有着很深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诸葛亮的清正廉洁作风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以道家不为物欲所动的思想勉励自己。
　　诸葛亮继承了先秦墨家、道家无为、虚静、节用所包含的不为物欲所动的合理思想。
　　诸葛亮剔除了道家虚静思想中消极出世的成分，继承和发展了其求真求实、不为虚名俗利所左右的合理内核，并同墨家兼爱节用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淡泊于名利而清廉，内在心理宁静独立而无私的人格特征。使其能够在治国活动中，去除私欲物利的浸染，为实现政治使命置个人的名利得失于度外，廉洁奉公，公正无私。
　　二是以法养廉，用明确的制度规范约束官吏的行为，使廉政有了根本的保障，能够真正地去掉私心，做到“吏不怀私，人人自励”。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意识之中，法应用的对象往往仅是普通百姓，官僚贵族经常是超乎其外的。而在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中，法既治民也治官，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法，主要是针对官吏的行为制定的，其“严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制止官吏的恣肆放纵行为。他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其目的就是为了“训厉臣子”。
　　三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上到下形成风气。诸葛亮教育部下时曾说过：“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
　　他本人就以古人为榜样，虽位至宰相，掌握蜀汉大政，却清贫廉明一生，“不置私产”，“妾无副服”，没有积财余帛，安排去世后“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国官吏清廉蔚为风气、费祎、董和、刘巴、姜维等人均一心为公，不谋私财，不求名利。
　　四是注重家教，训导子弟以勤俭为立身大德。诸葛亮写有《诫子书》、《诫外甥书》、《与兄瑾言子乔书》等多篇关于培养教育子弟的文章、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培养子弟是非常严格细心的。
　　他教育子弟要淡泊于名利，虚心好学，胸怀大志，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挫折，要养成勤俭的良好品格。在实践中，又强调与他人同等相待，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里磨炼。从史书记载来看，经过诸葛亮的严格要求和细心培养，他的子弟都继承了他优秀的品德，没有官宦子弟的放纵恣肆和贪赃枉法的行为，在蜀国将亡之际，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均慷慨赴死，被后世赞称“三世忠贞”。
　　忠臣为何大权独揽诸葛亮是忠臣，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蜀汉的大管家，可以说是大权独揽，让皇帝刘禅也如同虚设。那么，为什么一个忠臣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越级揽权呢？
　　就从诸葛亮的权力超过他的职务这个问题谈起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诸葛亮怎么可能不明不白地统领着蜀国的军队，而没有个名分呢？得出诸葛亮不是大将军，所以没有蜀军最高统帅的名分的误会，完全是因为忽视了他的另一个职务：益州牧。
　　益州牧这个职务，可不是随便就能担当的。刘备当汉中王之前，益州牧这个职务，是由他本人担当的。刘备死后，诸葛亮给自己封了这个职务。诸葛亮死后，这个职位可就再没有人担当了。
　　州牧是有军权的，而且州牧的部队不受中央政府调控，皇帝是无权直接指挥州牧军队的。州牧的军队其军费由州府开支负担。诸葛亮手上的部队，是只属于他个人的，是益州牧的部队，而不属于蜀帝刘禅。诸葛亮如果给自己一个大将军官衔，他的权力反而小了，部队属于蜀帝刘禅，然后再把军权下放给大将军诸葛亮，则刘禅对这支部队具备了拥有权。这不是叫诸葛亮作茧自缚吗？
　　妙的是蜀国除了益州之外，并没有另外的任何国土。诸葛亮这个益州牧和刘禅的蜀帝，实际上官是一样大的。诸葛亮拥有所有的实权，刘禅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尊号。就因为蜀只有益州这一州国土，按常理，刘禅是不可能把益州牧这个职务封给任何人的，所以我说是“诸葛亮给自己封了这个职务”。
　　诸葛亮的益州牧职务，是刘备死后，他当权便立刻给自己封的。诸葛亮五伐魏，是益州府军队和魏军队在打仗，而不是蜀军和魏军开战。诸葛亮死后的蜀魏战争，才能算是蜀军对魏军的战争，这就是军队统帅是“益州牧”和“蜀大将军”的不同之处了。
　　诸葛亮在军权方面用的是益州牧名号，这完全是因为使用这个名号，他对军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方面这个名号就不行了，因为其他官员当的可不是你益州牧的官，而是蜀国的官，幸好他还保留着另一个职务——丞相。这两个职务，囊括了蜀国所有的军政权力。当然，刘禅还是保留了他独有的祭宗庙，改元，封妃嫔等大权的。
　　这就和曹操的官职是一样的，曹操早期给自己封的就是州牧，他的部队就是州府军。中后期曹操的军队升级为魏公府军、魏王府军，其军费是由“魏府”支付的，跟汉天子没有关系。汉天子不存在这支部队的所有权。
　　诸葛亮要自领益州牧，正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夺取军权。我们先来看一下刘备临死时的安排，魏延领汉中，李严是尚书令、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很显然，刘备安排的是魏延守汉中。我认为荆州系部队全部在魏延部下。而李严守川东，刘备伐吴失败后带回和收拢的益州系部队也全部交给了李严。刘备好像还很有意思确立李严的益州系首脑地位，“统内外军事”。
　　我的理解是，不在永安李严直属下的益州系部队应听命于李严。不过，益州系好像其实并不成系，李严的益州系首脑地位并没有被其他出身益州的人物承认，很明显，益州系的其他人物，后来有很多都听命于诸葛亮了。这里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刘备托孤时，其遗命中没有交给诸葛亮任何军队。诸葛亮原有的职务中，有军职，有统兵权，但并没有属于他的部队。
　　在刘备的临终安排中，诸葛亮得到的是中央政令权，可是他需要有军权，才可以保证其独裁统治，巩固刘备集团能够靠军事力量收服原有的益州集团等地方势力。
　　这时候他要自封一个大将军当然可以，可是无效。大将军并没有夺其他官员的兵归自己的权力，这不合法，只有皇帝才有这个权，大将军只有统兵权。所以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封了益州牧。
　　他成功了，并没有涌出一批忠臣来指责他，推翻他对自己的任命。州牧权力就和皇帝一样了，可以夺部下官员的兵归自己。大将军是没权夺魏延兵的，越权了，只有皇帝才可以。就算给魏延安上造反的罪名，大将军诸葛亮领兵去打他，杀了魏延夺了他的部队，这部队也要上交给皇帝刘禅，然后由刘禅决定这支部队交给谁。但是益州牧夺汉中太守的兵，这就合理合法了，皇帝被架空，远了一层。
　　顺便插一下刘备在汉中守将问题上提拔魏延的意义，这里我可以提供两种意见。其一，把汉中任命和荆州关羽问题联系起来看。荆州关羽很有点尾大不掉，这是很明显的，刘备守荆州安排的可不是关羽一人，而是一文一武，文是马良。马良在我看来，是属于刘备得益州前其集团中卧龙凤雏之外的谋士型人物之翘楚。当时凤雏已死，马良应该算是文二号了。
　　武一号加文二号守荆州，这安排是很合理的吧？荆州对刘备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块地盘啊，当时他还没得益州呢。刘备当然知道，不可以武一号加文一号守荆州，诸葛亮和关羽非打起来不可。可是，也许是连刘备也想不到的，这武一号加文二号的完美组合也同样无法成立。不久之后，“先主辟良为左将军掾”，他把马良调身边来了。在此事件中关羽显然是有所举动的，是马良被调回的决定因素。
　　如果把荆州关羽问题联系起来看，则刘备是不愿意在汉中重演荆州现象的，所以否决了张飞。这一观点不能成立之处在于，张飞不易受控证据不足，史书上难找。那么我就推出第二种意见：年龄。
　　张飞年龄太大了，如果把汉中交给他，那么很容易造成人才断代问题。如果不出一切意外的话，如此安排，刘备死刘禅即位，然后关羽死接着张飞死，名臣重将位居险要，一个接一个死去，刘禅安排继任人选手忙脚乱，非出大错不可。刘备提拔魏延，是为儿子扶植得力干部，起码守汉中人选不用儿子头疼了，可以一直使用下去。而一段时间后，汉中若能安排出合适的人选，魏延就可以调回中央，可为大将军之类、刘禅政府中的军方一号。
　　魏延在刘备的这一决定中体现的分量是很重的，远比汉中太守职务本身分量重得多。这一人选，刘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诸葛亮当政之后，夺了魏延兵权，把魏延赶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绝对违背了刘备的本意。在刘备的本意中，诸葛亮根本没有动魏延的权力，魏延本来就是刘备安排制约诸葛亮的一股力量。
　　继续说诸葛亮，来看看《蜀书·李严传》的一段记载：“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可有人看出此案的疑问吗？我的疑惑是，既然诸葛亮可以“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那么李严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先把证据交到诸葛亮手上，然后自己主动向刘禅告状，这是在告诸葛亮还是告自己呢？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李严显然是在自投罗网。如此简单的疑点，谁会看不见，谁会想不到呢？可是，就是没有人说出来，此案证据确凿，连李严自己也得马上认罪。而在这以前，已经发生过李严向诸葛亮妥协，把手下的两万兵士交给诸葛亮的事件了。
　　如果此案确是李严有罪，则说明陈寿史学水平极低，关于此事所记远不足以说明事实真相，留下这么个大疑点误导后人，《三国志》则不会流传至今了。如果陈寿所记为实，此案就只有这么点内容，则此案显然是诸葛亮捏造罪证诬陷李严。这罪证捏造得毫不高明。
　　此案得以成立，李严罪名成立，只因为诸葛亮权势已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其后就是诸葛亮联名22大臣上书，把李严废为庶民。诸葛亮要联名这么多人，很有点儿逼宫的意思，显然是为了不给刘禅反对的余地。魏延已经靠边站了，李严是刘备安排留给刘禅的最后一支制约诸葛亮权力的力量。能保得住，刘禅当然该保。
　　现在再来看刘备托孤，《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面有注“孙盛曰”，乱评一气，说什么“备之命亮，乱孰甚焉”！还有“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又有“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等等。简直没有道理！真有这么大错误，刘备自己倒不知道，轮得到你来说他？
　　刘备在这里说的是真心话，他知道以诸葛亮之才，自己临终的安排，不足以制他。刘备临终的安排当然已经尽可能地完善了，可是问题在于执行者的水平与诸葛亮不相当。所以刘备把话挑明了，等于给诸葛亮再加了一道道义上的紧箍咒，要的就是“亮涕泣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个结果。
　　其实在一番对答中两人的潜台词早已经很清楚了，刘备要是杀了诸葛亮，其属下并没有另外的人选能支撑起蜀汉，刘备亲手建立的国家更确定会毁灭。“先主又对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备的意思是就算我死后你可能会篡国，但是我今天还是选择不杀你。相信诸葛亮即使篡国也不至过激，能因此保全自己后代的意思很明显了。
　　诸葛亮死后，刘禅才开始真正地掌握了一些权力，其重要体现就是拥有了部队的控制权。起码名义上，部队的所有权属于刘禅了。蒋琬继承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但是军权算继承了一半，毕竟刘禅封了他一个大将军。
　　刘禅完全可以不封这个大将军，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中其余的人物中并没有能达到诸葛亮高度的人物。蒋琬没有刘禅必须给他这个大将军职位的实力。不过刘禅此人好像对权力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所以很快把这个大将军职位封了出去。因为军权不是完全继承，所以蒋琬的丞相权力，显然也不能算百分之百继承了。剩余的权力，当然是上缴给刘禅本人了。
　　有句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奇怪，为什么就没有“诸葛亮之心，路人皆知”呢？因为司马昭之心，根本就是路人皆知的，但是“诸葛亮之心”就不一样。他们两个人的区别，在于司马昭有既成事实为证据，赖也赖不掉，也没有必要赖。而诸葛亮既没有“篡国”的事实，也没有“篡国”的具体表现，如果说为什么诸葛亮会有大权独揽、架空皇帝的表现，那就只能归结为刘备集团的脆弱和人才不足了。
　　刘备在和孙吴之间的战争失败、病逝在白帝城之时，蜀汉政权内部其实十分不稳定。当时，刘备集团的主要武将，比如关羽、张飞，都已经故去，而这个集团内部又没有能够取代关羽、张飞的中流砥柱。
　　可是，因为益州地区是刘备从刘璋集团手中夺取而来的，所以刘璋手下的文臣武将，很大一部分都成了刘备的臣子。他们之中，有一群人是中间派，无所谓谁做君主，还有一批“卧底派”，原本和刘璋的关系不错，益州被刘备占领之后，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屈服于刘备，成为刘备的属下，但他们却伺机而动，随时想着推翻刘备集团的统治。
　　这些人的代表，就是李严，他在刘璋集团中威望很高，而且受到这一集团中其他人的拥戴。对刘璋集团人士，刘备本来是打算慢慢处置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们，就因为兵败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刘备不得已而求其次，把蜀汉政权的命运交托在了诸葛亮的手中。
　　刘备将诸葛亮定为第一号托孤大臣，将李严定为第二号托孤大臣，他的想法十分明白：用诸葛亮来保证蜀汉政权“红旗不倒”，防止刘璋集团的反扑；同时，用李严来制约诸葛亮，预防诸葛亮势力太大，架空皇帝刘禅的权力。
　　有了这样一个安排，蜀汉政权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要么就要在诸葛亮和李严为首的两派势力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到尽头，要么就要让两派中有一派消失，而另一派绝对地掌握绝对的权力。
　　最后的结果就非常明确了：诸葛亮利用刘备赐予他的托孤重臣地位，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消灭了李严为首的刘璋集团残余势力。为了防止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人员进行破坏、反扑活动，诸葛亮不得不一直大权独揽，甚至不惜剥夺皇帝刘禅的权力。
　　诸葛亮的行为，颇有点无奈的感觉。可是，他的做法，很多人都不理解，包括他尽力辅佐的皇帝刘禅本人。
　　有一件事倒可以提一下，诸葛亮死后有不少人建议为他立庙，可是刘禅抱定了“没这规矩”一条理由，死活不同意。直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才妥协，“诏为亮立庙于沔阳”。与诸葛亮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有李严，有魏延，可最重要的一位，该数这位后主刘禅吧？
　　廉以尽忠：诸葛亮的自我鞭策何谓廉洁？东汉文学家王逸曾解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其意即指廉洁为清廉、清白，它与“贪污”相对。
　　今人认为不损公肥私，不贪污即是廉洁。其实，廉洁应当比这解释有更广的含义，这姑且不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大都提倡廉洁，反对贪污。
　　《汉书·贡禹传》记载，禹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就是例证。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地主阶级残暴贪婪的阶级本性，虽然口头上讲为官廉洁者比比皆是，而实际上真正能做到为官清正廉洁者却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据史载，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期，他自己以及蜀汉政府的官吏却大体上能够做到为政廉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在诸葛亮治理蜀汉时能够做到“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这种评价虽然不免含有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对诸葛亮的溢美成分，但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期政治比较清明，官吏比较清正廉洁的记载，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的。
　　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为什么在治理蜀汉时期能够使蜀汉政府的政治清正廉明呢？这既有蜀汉当时历史的客观条件，也有诸葛亮个人的主观努力的原因。
　　从当时蜀汉建立初期的客观经济状况看，由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战乱，民生困顿，老百姓手里没有多少余财可供官吏们盘剥榨取。这在客观上迫使官吏们不可能对老百姓无限盘剥、聚财敛财，来供自己奢侈挥霍。这无疑是迫使蜀汉政权的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注意节俭、官吏很少贪污，能够为政廉洁的客观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诸葛亮个人主观努力方面的原因。
　　诸葛亮主观努力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条：其一，严明法纪。
　　纵观历史，一个政权的统治者能不能做到为政廉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取决于这个政权的主宰者有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以保证政府官吏的廉洁，杜绝贪污，有了法律制度之后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夺取益州之后，针对刘璋统治益州时期“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的实际情况，极力主张以严法治蜀。他要求蜀汉政府的各级官吏要“清心寡欲，约己爱民”。
　　为了使官吏们做到清心寡欲，为政廉洁，蜀汉政府甚至在天旱时还颁布过禁酒令，规定“酿（酒）者有刑”，和藏酿酒器具者受罚。诸葛亮还制定了《七戒》、《六恐》、《五惧》等，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其二，倡导廉洁。
　　对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能不能做到为政廉洁，使政府的大多数官吏做到廉洁不贪污，作为主要执政者必须要极力提倡廉洁。而要做到清正廉洁，就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提倡公忠为国，反对利欲熏心。简单地说就是要正确对待一个“财”（或“钱”）字。
　　一般来说，一个忠心耿耿、忠心为国的人，往往是廉洁奉公的人；一个爱财如命，利欲熏心的人，往往是贪墨者。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正是提倡表扬前者而反对后者。他所表扬、提拔的官吏也大多是一些公忠为国的人，而对一些私心很重的人则加以贬斥。如对“托志忠雅”，“为政以安民为本”的蒋琬；对“殷勤，有忠于国”的董和；对“非公事不言”的刘巴；对“秉心公亮”，“进尽忠言”的董允；对“忠清款亮，忧公如家”的杨洪；对“忠勤时事”的姜维等人，诸葛亮都加以表扬、提拔重用；而对于“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情在荣利”的李严却加以鄙薄责备。
　　二是倡俭反奢。从大量的事例看，廉与俭是紧密相连的，贪与奢也总是形影不离。一般来说能够体察百姓疾苦，注意节俭的官吏往往能够做到为政清廉；而不关心百姓疾苦，不顾民众死活，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官吏往往是墨吏。为了使蜀汉政府的官吏做到为政廉洁，诸葛亮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说，俭可以养德，淡泊可以明志。他提拔重用的许多官吏也大都能够做到节俭，从而也能够做到为政廉洁。如继他和蒋琬之后为蜀汉丞相的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位居上将，处群臣之右，“清素节约”，“宅舍敝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董和不仅自己“躬率以俭，恶衣蔬食”，而且能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史称他“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在他死后，诸葛亮还多次表扬过他，号召官吏向他学习。
　　三是对酒、色加以限制。酒可以乱性，色足以迷人。为使蜀汉政府官吏做到为政廉洁，诸葛亮对酒、色加以限制。他认为，摆酒设宴，是为了讲礼仪，表情义。但饮酒要适度，要节制，“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他认为淫慢则不能励精图治。为了防止后主（刘禅）腐败，诸葛亮任命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后主常欲选择美女，以充后宫淫乐，“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其三，率先垂范。
　　诸葛亮不仅倡廉治贪，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心在汉室，不分先君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人所共知的。
　　他要求自己是很严格的。他身居高位，执掌蜀汉大权长达十多年，一直谦虚谨慎，不骄不奢，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不增私产。他家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不别治生，以长尺寸”，“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乃至“妾无副服”。这种节俭的作风和豪强地主的“田连于方国”、淫乐无度是不可比拟的。在当时三国的统治者中是少有的，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官史能不能够清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正确对待家庭，正确教育子女。诸葛亮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教训是众多的，也是深刻的。诸葛亮是深知其中道理的。因而，他非常注意严格要求、教育自己的后代。
　　在他率军北伐曹魏时，他忍痛割爱，命自己的儿子诸葛乔与诸将子弟同荣辱，使其督五六百兵转运军需物资于山谷之中。
　　诸葛亮为保持终身廉洁，还带头反对厚葬。史载刘璋时“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诸葛亮主张“殡仪从简”，在他弥留之际，“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保持了他一生清正廉洁垂范千古的作风。
　　正是由于诸葛亮倡廉反贪，以严法治蜀，严格要求蜀汉政府的各级官吏做到清正廉洁，且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故治理蜀汉时能够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繁荣景象和“吏不容奸，人怀自励”，清正廉洁的政治局面。

 第三讲 隆中对：无法贯彻的“大战略”
　　在诸葛亮的一生中，最为出彩的，就是“三顾茅庐”时的“隆中对”。在后世的评价中，“隆中对”被认为是诸葛亮的天才之作，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是对是错，其实施情况又如何呢？
　　战略构想与局势分布刘备在投靠刘表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现了诸葛亮，于是诸葛亮与刘备进行了一场事关此后“三足”鼎立的谈话，这就是《隆中对》。
　　当时，刘备问诸葛亮，现在曹操占据了北方，天下也被军阀割据，自己身无立锥之地，又如何能够实现志愿，统一天下，恢复汉室山河呢？
　　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篡权以来，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几个州郡的数不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声小，兵力少，但是曹操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小变为强大，不仅是时机好，而且也是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制皇帝来号令诸侯，这的确不能与他较量。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被他重用，至于孙权这方面，可以以他为外援，而不可谋取他。荆州的北面控制汉、沔二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资都能得到，东面连接吴郡和会稽郡，西边连通巴、蜀二郡，这是兵家必争的地方，但是他的主人刘表不能守住，这地方大概是老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将军难道没有占领的意思吗？益州有险要的关塞，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是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地势险峻的地方，汉高祖就是凭着这个地方而成就帝王业绩的。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但他不知道爱惜人民。有智谋才能的人都想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您既然是汉朝皇帝的后代，威信和义气闻名于天下，且求贤若渴，如果占据了荆州、益州，凭借两州险要的地势，西面和各族和好，南面安抚各族，对外跟孙权结成联盟，对内改善国家政治。天下形势如果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名上等的将军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南阳、洛阳进军，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击秦川，老百姓谁敢不用竹篮盛着饭食，用壶装着酒来欢迎您呢？如果真的做到这样，那么汉朝的政权就可以复兴了。”
　　但是，作为政治家与战略家，诸葛亮为刘备策划之时，刘的底牌实在可怜得很，他必须站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战略的可行性，就其先据荆襄渐窥巴蜀之计来看，实为唯一的图存之策。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他比同代的谋士们高出一筹，周瑜、鲁肃均与之不谋而合。
　　“隆中对”并没有实现，为此众论纷纷，或论刘或论关或直斥诸葛亮无能，而当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与各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才是“隆中对”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早在“隆中对”出现之前，刘表就把州治从江陵迁到了同属南郡的襄阳，其目的也与孔明不谋而合，只是刘表其人有谋而缺少决断罢了，加之东面尚有宿敌终难成事。但刘表北窥中原西图益州的野心却是昭然若揭的，这一谋划很可能出自蒯越、蔡瑁等人。
　　不管怎样，年纪轻轻的诸葛亮的目光还是可称犀利的。这一策划有三大关键：一是全据荆益，二是东和孙权，三是待天下有变。然而这毕竟只是理想中的方案，能否真正实现它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首先说全据荆益。赤壁之战后，从荆州的襄阳到江夏一带的实际情况看来，曹操也并非一无所得。而其他部分孙刘皆有所取，特别是重镇南郡为孙权所据，“隆中对”一开始实行就走了样，虽然史书语焉不详，但后来刘备“借”到了南郡却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地四战之势不可久，如果不是刘璋糊涂，刘备、诸葛亮仍是一筹莫展。
　　比及刘备入川，在法正的辅翼之下夺取汉中，终于第一次亲自战胜了曹操，使自己总算有了足以安枕的地方，这时他的目光又投向了上庸。
　　依汉制，上庸诸县本属汉中郡，但残汉以来，大姓盘踞凭险自保，朝廷州郡皆不可制。虽然刘备遣将派兵，还是没能真正控制这里，申氏兄弟虽然竖了白旗，但其岩阻犹保、部曲仍在，反而让刘备丧失了动武的借口，只好吞下这颗“生果”。
　　孟达入上庸以督三郡并不是简单的派遣，孟达在蜀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无论文武两途，他的影响皆不可小视，把他派出去，一是把他从政治中心边缘化，再就是借助其名望和部曲钳制申氏，这对孟达而言未必不是好事，因为他的手中从此有了一张好牌。
　　刘备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又派去了刘封，最终关羽之败使这一微妙的局面发生了一场动荡，究其原因，就是孟达根本不想看到关羽的成功，这么一来，他手中的牌就大大失色了，同时作为拥有决策权的刘封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决不敢坐视不管，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上庸三郡入魏，对魏而言也是一枚“生果”，除了政治上有文章可做以外，基本上一无所获，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是后来的司马懿抓住机会来了个一劳永逸。
　　上庸的丢失使荆益的通道就只剩下了三峡。而此前，刘备两次调兵使关羽只能收缩兵力，致使孙吴割走半壁江山，关羽已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所以他极其渴望打通与上庸的通道，但由于襄阳特殊的战略地位，最终引发了吴魏两大集团并力谋羽的局面。到此，“隆中对”早已是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了。
　　其次，“隆中对”的又一关键，“东和孙权”才是“隆中对”真正的软肋！以仲谋之雄又怎会去做曹刘争雄天下的附庸？周瑜、鲁肃、甘宁之辈早就盯着荆州，而且他们的胃口比诸葛亮还大，他们是要“竟长江所极”以窥天下！就当时天下以及孙权的本钱而言，他们的战略构想是要先南后北的！这一战略的可行性犹在“隆中对”之上。
　　孙刘之盟及大势所趋，日后相互厮杀也是在所难免，无论是指责孔明、刘备，还是痛骂关羽都是书生腐儒之见。前有刘备入川孙权乘虚夺地，后也就必然有图谋关羽的动作，孙权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卧榻之旁蹲着一头猛虎的，在他的眼里，三郡的关羽比诸全盛时的刘表还要可怕，更何况此人的军队正在日渐强大。
　　“隆中对”在此处的失策就是没能认真地考虑拿什么去东和孙权，在曹操大兵压境之时，免不了信誓旦旦，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必然会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矛盾，这就看谁能抓住机会了。
　　从关羽的角度讲，局促于南郡诸地，不图振作，两面受压，败也必然。但是他的力量增长越快，孙权就越不能容忍，关羽的错不是怎样对待孙权的求婚，而是对通盘战略的考虑时显不足。
　　第三，“隆中对”的重要条件在上述两条实现之后是“天下有变”。由于上述两条的流产，即使是“天下有变”，这“隆中对”也早成了空文。
　　诸葛亮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备东征所持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此时蜀汉需要的是战略调整，刘备应当及时地逐步修复与孙权的关系，只可惜刘备的赌徒心态与关羽被杀的巨大阴影使这些统统都成了泡沫，而诸葛亮在决策圈中的影响力尚不及当初的庞统、法正，所以在此处不应对他太过苛求。
　　有人说诸葛亮用兵不及刘备，刘备徒拥猛将而不能立足实非良帅，而庞统这一点我实不敢苟同，法正入幕则西川汉中尽入股掌。而诸葛亮连年动众威凌上国，又岂是刘备可以相提并论的！
　　诸葛亮此后的数出汉中，实为不得已而为之，蜀之僻，不自振作实难自存，其治军之能一时无二，也是生前身后为众人所称道的。
　　但就此将诸葛亮过于夸大也是盲目的，这无非是素来的偏刘心理在作怪！特别是史上一些书生以诸葛亮连年耀武而司马懿不交一兵引为亮强懿弱的佐证更是偏颇。兵者诡道，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是用兵之道，司马懿以魏之国力在西部用兵只守不攻，不仅敛锋避敌，同时东南未靖，蜀无乱政，战机未显，而蜀军远来利在速战，避其锐而堕其军使其空耗国力，明明是上策，却被无知鼠辈说成怯战，诚属可笑。观司马氏征辽东破上庸，何曾怯战？只是对手不同，方法各异而已。特别是破孟达一战，司马懿借机削夺申氏，使魏之政令从此宣于汉中之东，可以说是功在曹氏。而反观诸葛亮只为恶达之为人，兼惧其在蜀中的潜在影响，故露军机，诚属不智。即使孟达首鼠两端，但此三郡系蜀魏之缓冲，归则为藩篱，否则为唇齿，无论如何都是蜀无损而魏有不安。这一回合，诸葛亮则纯属失策。
　　至于数出祁山，其实首次是最好的时机，魏延的建议虽说太险，但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以蜀之力，想要切割曹魏非用奇不可，但诸葛亮乃小心谨慎之人，断不敢用此。有趣的是他第二次举兵却想到了直下关中，看来魏延的观点在他心里不无影响，但曹真早已将关中的防务重新部署，对诸葛亮的行动更是早有预料。所以说陈寿的评价还是公允的。
　　“隆中对”算不算预见有的人认为诸葛亮的预见不算什么，其理由是：“诸葛亮住在豫州和荆州之间，交通方便，消息灵通，又和一些名士交往，因而对形势有了正确的分析，不算什么预见。”（刘知渐《诸葛亮形象的真实性问题》）我认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集中体现在“隆中对”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诸葛亮的高瞻远瞩，他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身居乡野却能为刘备提出这样一条英明的政治路线，对刘备筹划恢复汉室、建立蜀汉、统一天下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大家一定会奇怪，在古代，当时交通、通信都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诸葛亮为何对形势如此清晰，对时局的发展预见得那样准确？
　　有句话叫“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稀处，识心体之本然”，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宁静平淡的安定环境下，才能发现人生的真正境界；一个人在粗茶淡饭的生活中，才能体会到人性的真实面目。诸葛亮也是如此，他在写给其儿子的一封信中解答了上段的这个问题：“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炼性。”
　　当时的襄阳，地理位置上是后来三国接壤之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合点，是一些有才之士、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诸葛亮时常与徐庶等好友在一起，其见识却在他们之上。当然这个预见肯定和住在豫州和荆州之间，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有关。因为任何的预见都是根据客观情况分析归纳的结果。
　　又有人提出当时有预见的还有吴国的鲁肃、魏国的程昱，诸葛亮不算什么预见。
　　刘备三顾茅庐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诸葛亮的隆中对正是在这一年提出的，即赤壁大战的前一年。而鲁肃和程昱都是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曹操南征的时候提出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时间上有差池。诸葛亮早了一年，可以算预见。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蜀国的兴起实赖执行“隆中对”战略方针。
　　军事部署是否主次失当苏辙认为“诸葛亮促使刘备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认为蜀地成不了气候。王夫之认为“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他觉得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上对奇正的处置也不妥当。
　　我认为“隆中对”的战略基本是正确的，把主力放在益州。益州有山川之险（阴平、剑阁等地，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处）。进可以为依据，退可以做屏障，只要善于运筹、善于治国，完全可以成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诸葛亮让刘备占据荆益，先从薄弱处击破，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事实也如此，即使在赤壁大战结束后刘备都不能和曹操相匹敌，只有向西发展。这点“隆中对”分析得很透彻。
　　主力放在益州还是荆州，从理论上讲似乎应放在荆州，因为荆州是用武之地，进攻宛、洛的战略要地，但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从地理位置看，赤壁大战后荆州被瓜分，刘备占有公安、江陵、夷陵，但都是狭长地带，其两面受敌——北部和东部被曹、孙包围，西部是高山险峡，将之与西蜀隔绝，如军事上遭到挫折，很难得到后援，且没有回旋的余地。《九州春秋》记载：“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三国志·法正传》也有相关记载：“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
　　如果把主力放在荆州，蜀国就得建都于此，在两面受敌之地建都是很危险的，荆州易攻难守啊！刘备也没有忽视荆州的重要性，两次为其与吴国火拼：一次是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亲自率领5万军队与吴国争夺荆州三郡，后来曹操夺取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才与东吴讲和罢兵。关羽被害，刘备倾全国之师讨伐吴国，结果也大败，颓废形势不可挽回，建都荆州将会有灭顶之灾，关羽的失败虽然是由于他的骄傲轻敌，但也从侧面反应了荆州这样三国交界的敏感地区，重在交合，若采取军事行动，很容易遭受双方的夹击。前期刘备正确执行了其战略部署，从西蜀下手，建立蜀汉，蜀汉一时达到鼎盛，后来虽然遭受荆州被袭击、夷陵惨败，原因很多，却不能归咎于隆中对，反而要怪罪关羽（联合吴国灭魏）、刘备（联合吴国灭魏、建都益州，待机而动）违背了“隆中对”的决策部署。
　　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出以出秦川为主突方向，以向宛、洛为钳制方向的军事战略部署，是对当时天下大势深思熟虑后确定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绝非机械照搬刘邦当年路线。正如王睿所言：“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隆中对”战略布局的得失《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苏洵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
　　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这也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张郃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郃展开决战，战胜张郃。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思想失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略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旋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作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
　　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
　　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
　　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过于保守了。
　　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
　　从“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来看，其确定的目标并非三国割据，而是要一统天下，这个战略意图是以失败告终。
　　“隆中对”中主要的战术思维是避强击虚，为古今战略家共识。诸葛亮主张实力弱小的刘备不要与北方强敌曹操争锋，亦不可向江东地头蛇孙吴三代盘踞的老巢发展，体现了真知灼见。不过诸葛亮为刘备谋划的三步走的战略方针却考虑不周，第一步夺取荆州的选择便违反了避强击虚的原则。荆襄九郡位于国内腹心地带，又地处江汉平原且河流交错，以骑兵为核心的曹军和以水军为主力的东吴都势在必争，陆战不如曹、水战不如孙的刘备集团在此与强手角逐显然处于弱势。赤壁之战后，刘备利用曹、孙矛盾，以政治联姻和“暂借”方式控制了荆州中心，而北部襄樊由曹军占领，江夏（今武汉）被迫让给东吴，一个荆州实际也是三分。其后刘备向四川发展时，也需留下关羽率重兵留守。
　　诸葛亮在隆中建议先取荆州为家，其次攻占四川，“一旦天下有变”再从荆襄和四川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北伐。这一战略计划的致命缺陷，又使兵力本来不足的刘备犯了两线作战之兵家大忌。加上古代蜀道之难如上青天，与荆州千里之遥救援不易。留守的关羽在曹、孙之间两面受敌，失败势在必然。刘备反攻荆州又遭夷陵大败，蜀汉从此走向衰落。
　　诸葛亮的“隆中对”主要是建议刘备先取荆州后取益州，可是无论是荆州也好，还是益州也好，这两块大州分别都有缺陷的地方，更何况诸葛亮要将这两大州兼并起来归一国统治，缺陷就更大了，是很不利的。有利就有弊，两大州的利在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弊！
　　荆州：一、易攻难守，要稳守住此地就必须要花费大量的兵力，这对于在战乱时期无时无刻需要大量地调动军队是很不利的；二、荆州自古以来可算是兵家必争之地，要稳守住此地在精神、思想压力上是极重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可算得上是在理想状态下而策划出来的，他要刘备将整个荆州占为己有，这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自从赤壁之战后曹孙刘三家争荆州的事就不断地发生，直到东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成功后，才算得上真正稳定下来。
　　益州：一、易守难攻，要稳守住此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要从此地调动大军出去攻打其他国家就很困难了；二、在后方的军队与前方的军队联系方面也是极困难的，前方出了问题，后方要补上比起在其他州可说得上是困难多了。
　　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计策，蜀汉的国家领土应该是荆州与益州兼并的，如果真的是照这样的话，那蜀汉在守住国家领土这方面就要花费大量的兵力了，这对于要统一中原是很不利的，要统一就得发兵讨伐其他两国，但是如果在守的方面就已经要花费大量的兵力在那里，这样哪里有多余的力量来讨伐其他两国呢；还有要将这两大州联系在一起比起与其他州联系在一起是难得多了，将荆州与益州兼并起来，荆州对于益州来说，可说得上是一大负担，荆州一旦有急事发生，要从益州支援，益州地形极其险峻，一时间要大量军队从益州出兵，简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比如荆州遭到战事上的严重损害，兵力不足，要从益州调动军队出来，益州的军队就必需要沿长江而下，麻烦极大，进军速度极慢。
　　荆州之所以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此地差不多刚好是中原的中心地带，加上此地在地形阻碍上是极少的，要从此地发兵出去攻打其他国家，是极其容易的。
　　所以，要将荆、益两大州联系起来是极其困难的，所谓鱼和熊掌两者不可皆得，两州也是这样，两州中只可以要一州。要荆州，就要迫于无奈像刘表那样死守不思进取；要益州，比起要荆州好点，益州出了名易守，虽然在调动大军方面是有点儿困难，但是总好过整天将大部分精力和兵力放在守的方面吧，只要养精蓄锐，再一步步地调动大军前进，这样比起要在荆州发展好多了！
　　“隆中对”战略一开始就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那就是要将荆、益两大州兼并起来归一国统治，荆州对于益州来说，可算是负担；益州对荆州来说，有没有都是一样的，荆州一旦出事，益州就算要出兵相救，根本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
　　从今天的科学战略研究方法来看，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地理条件以及兵力分布情况，穿越时空隧道，占有充分资料后再到“隆中”为刘备谋划，应该认为发展方向的最优化选择是汉中盆地。此处距新野不远，统治汉中的张鲁实行“五斗米教”，剥夺平民财产统归教产并取消货币，生病靠念咒而不吃药，简直与邪教无异，所部战斗力极弱。刘备率军翻巴山东部进夺汉中不难，在此落脚后南可取西川，北可收陇西分散无主的各部，从而能控制向西南、西北发展的战略枢纽。可叹诸葛亮计不出此，估计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信息流通渠道不畅所致。
　　战略上的失误，是无法用战役的胜利来弥补的。诸葛亮刚出茅庐时，曹操正集结主力南下争荆州，势必同孙权集团火并，此时刘备正可乘机西进汉中，可惜这一难得机遇未被抓住。公元219年，在“隆中对”12年后刘备攻取了汉中，曹军却在七八年前已占关中、西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已经错过。若是刘备先行控制西北边郡和广大草场，就可以建立一支能在陆战中击败曹军的强大骑兵，统一天下的目标便可能实现。
　　纵观中国古代分裂割据的战史，有一基本规律——凡南北分裂者北强南弱，凡东西分裂则西强东弱。其基本原因，便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养马困难，缺乏骑兵便难取得陆战优势。后来诸葛亮北伐中原时不敢派魏延直袭关中平原取长安，而屡出祁山，便因所部多属西南步兵，想以山地战和长弩优势弥补骑兵劣势。不过此刻魏蜀实力相差悬殊，纵然诸葛丞相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发挥到极致，也无法改变这个千古智者是一个失败英雄的史实。“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最终也无法挽回“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
　　“隆中对”执行中的修订问题“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面试”时赢得“首席谋士”一职的“终极武器”，后来也成为刘备扩张势力范围，乃至治理蜀汉的蓝图。然而只谈“三分”不谈“统一”的保守策略，对蜀汉的发展，究竟是幸也不幸？
　　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古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一所茅屋内，47岁的刘备恭恭敬敬地听着27岁的诸葛亮口若悬河地大谈纵横天下之术。
　　“隆中对”，拿现在的话说，主要是教刘备抢地盘的方法：先取荆州，后取益州；曹操呢，您动不得；孙权呢，可与之联合。这是“三分”的战略方针。
　　有人说这“隆中对”靠不住，因为刘备与诸葛亮初次会面时，正面临着曹操十几万大军南下的威胁，处于岌岌可危的险境之中。令人费解的是，“隆中对”对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相反却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大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彷佛曹操正在坐等挨打。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修史习惯的，刘备见诸葛亮时也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中的“三顾茅庐”之说加工杜撰而成。曹魏的史书《魏略》甚至否认了刘备“三顾茅庐”之说，认为是诸葛亮自己“登门自荐”的。这实在有点儿戳诸葛亮“壁脚”的味道，不必认真理会。
　　“隆中对”不管是不是诸葛亮当时原话实录，但其思想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席谈话记录已成为千百年来的传诵之文，诸葛亮更是被人视为圣哲，所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然而，只要经过详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蜀汉江山成也“隆中对”，败也“隆中对”。
　　说“隆中对”有误，当年毛泽东已有此论。他老人家以为：“隆中对”主张两分兵力（荆州、益州两处），削弱了蜀汉本已不足的战斗实力。这个说法比较具有启发性，不过这两分兵力恐怕也最多只能说“有利有弊”，因为集中兵力如果只是困守一隅，还不如两分兵力成掎角之势，进退有据。
　　先说蜀汉“成也‘隆中对’”。建安十二年时的“隆中对”当然是明智、正确的。那时刘备要地盘没地盘，要人也只“十来个兵七八条枪”，老是东躲西藏，寄人篱下。如能似诸葛先生说的那样，占据荆益，割据一方，自是十分满足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能要求诸葛亮一手翻天，一口吞象。
　　然而诸葛亮平生自比管仲、乐毅，须知管、乐仅能保齐、燕而已，原非统一中兴人物，所以诸葛亮也只把自己定位在“三分之才”上，并无一统之志。后人说他明智，说他谨慎，其中是不是也有气馁的成分呢？
　　隆中一对，已将曹、孙称为“不敌”，只欺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两个与刘备同宗的暗弱不能守之徒，始敢称兵。到后来，据荆、益山川之险而不能尽地利，有关、张虎熊之将而不能尽人和，剩下“三分已定”等一派诿咎于天的话头，聊供后人掩饰。所以说败也“隆中对”了！
　　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如醍醐灌顶，佩服得不得了。在“隆中对”的指导下，他也变得万分谨慎了。当年他走马依刘表，还知道劝刘表趁曹操北征，引兵袭许；官渡之战前夕，他在袁绍的阵营里，也还敢亲自引兵到曹操的后方去捣乱。自得诸葛亮，深信不可与操争锋之言，赤壁之后（赤壁之战是被逼上绝路，没有办法），遂再也不去与曹操正面争锋。当年游说刘表是“人家的江山不肉痛”，如今却更安乐于三分霸业的前景了。身有荆州，志反馁矣！光棍最能革命，因为无牵无挂，一无所有，而成功反而使人患得患失。
　　所以，赤壁之战后，本应孙、刘合兵，乘胜北伐，然而刘备却与周郎相争荆州一席之地，使曹操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还为自己埋下了荆州的祸根。再后来，川中既定，恰巧曹魏南阳发生守将侯音的叛乱。侯音派人与关羽修好，结果关羽兵出襄樊，水淹七军，吓得曹操都准备迁都避其锋芒了。而刘备此刻却忙着做他的汉中王，不发一师援助接应，致使关羽孤军深入，终致丢了荆州，还败走麦城。刘备徒丧一位好兄弟、好帮手。
　　刘备、诸葛亮为什么在前期不热衷于统一呢？因为那时节汉献帝尚在位，即使灭得了曹操，打着“兴复汉室”旗号的刘备又能拿献帝怎样？所以君臣心照不宣，三分足矣！我始终认为，三国时代的军阀中没有一个汉室的忠臣，也不可能有忠臣，因为汉室早已成了一块招牌，名存实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后来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魏文帝，在洛阳登基。刘备明知献帝未死，却早早替人家发了丧。恐怕他的潜意识里早就盼望着献帝死了，只是一定要借别人之手。第二年，他自己也急不可待地在成都称帝，从此再不问汉王朝的合法皇帝汉献帝在哪里。
　　至于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那实在是没办法，以攻为守，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目的还是想保三分天下。统一大业的时机早就失去了！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诸葛亮，只说他一句“将略非其所长”。这也是古史官不肯尽言的长处，只叫后世之人从此六字中想当日情形，长思而得之。所谓“史官”，皆擅长“春秋笔法”。
　　每项政策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按既定方针办，那就叫做墨守成规。
　　有人说“隆中对”其实还没实施就已经宣告破产，因为“兼有荆益这个前提，在刘表死后就已经很难实现了”。说得准啊，刘表在世时的荆州，幅员辽阔，民生安定；刘表一死，战火纷飞，曹刘孙各霸一方，此荆州已经不是彼荆州了。
　　《隆中对》的原文如下：“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段对白产生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南下之前，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天下玄机。因为对刘备来说，他一世英雄，但和曹操、袁绍、刘表的被奉为上宾相比，他无论怎么努力，都只有寄人篱下，或者四处流浪的份儿。
　　是诸葛亮给他指明了道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政治斗争中最重大的问题，同时诸葛亮也给刘备规划了执行程序，即先荆州后益州，这也和刘备当时客居荆州的情况相吻合。
　　这个计划操作起来难度也许很大，但至少给了刘备一点儿希望。在刘备的心里，也许觉得自己和曹操相比有点儿差距，但比之于刘表或者刘璋这两个不思进取的家伙，肯定要高明那么一点点。
　　“隆中对”的主旨是和当时的形势相吻合的，但世事变化无常，仅仅几个月之后，曹操就南下了，刘表就死了，刘琮就投降了，刘备就被打败了，荆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落入曹操之手，这就产生了实际和“隆中对”不相符合的情况，于是，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首先是怎么样重新夺取荆州的问题。
　　依靠刘备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于是诸葛亮果断出访东吴，所谓“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请东吴出兵是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曹操确实退出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但刘备原来屯兵的江夏不声不响地就被孙权吞了下去，荆州的中心地区江陵也被周瑜占领，虽然后来借了回来，但给东吴留下了今后出兵的口实。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计划再完美，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得失之间，总算占领了荆州南四郡，加上借来的江陵，半个荆州总比没有强。
　　这便是“隆中对”执行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调整。
　　第二步是占领益州，“隆中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执行起来难度极大。
　　第一条，周瑜邀请刘备共同图蜀，怎么办？不答应得罪东吴，答应了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主簿殷观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赞其入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轻动”，意思就是你想攻打西川吗？我精神上支持你，甚至可以给你点路费，但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才弄到四个郡的地盘，土匪还多呢。放着身边一只猛虎，东吴怎么敢把主力投入到遥远的西川去，于是计划不了了之，还得留给刘备去打。
　　第二条，刘备有机会攻打西川了，又开始患得患失，害怕打不下来，这时庞统、法正出来，又帮他分析形势，说目前这个荆州不是以前那个荆州，守在这里就是等死，去西川还是有机会的，这样刘备才有了西川之行。
　　第三条，进入西川，又发现取西川有非常大的难度，刘备想打退堂鼓，是庞统给他分析上中下三计。计谋可行，然后才有了战争的开始。
　　第四条，战事胶着中，曹操又威胁攻击张鲁，如果曹操到了汉中而刘备还没攻下西川，曹操多半会浑水摸鱼，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少也会派一两员大将，和刘璋夹击刘备。情况紧急，所以刘备又不得不动用荆州的预备人马，将诸葛亮和张飞都调入西川。相信刘备对把荆州交到关羽手中单独看管不怎么放心，不是不放心他的忠诚，是不放心他的为人，但夺取西川的重要性压倒了对关羽的怀疑，于是西川占领了，荆州也留下了隐患。
　　占领了西川，跨阻荆益的战略目标算是基本实现了，但是同时，荆州东南三郡被孙权偷袭，张鲁被曹操消灭；北方，曹操的战略前方直接和益州接壤了；东方，本来就局促的荆州更加缩水，不得已之下，只好与孙权议和，牺牲东方的部分土地以换取边境安宁，集中全力保住西川。
　　保护西川和北进中原，这两种策略都必须攻打汉中。又是法正给刘备分析了形势，使得刘备倾全力夺取了汉中。
　　为夺汉中，还有两个小插曲。一是张鲁被曹操攻击时南走大巴山，刘备曾派人迎接，目的不外是想将来能够利用张鲁的影响去汉中搞破坏，可惜没有成功。另一个是汉中战事激烈的时候，杨洪献策“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岂是当年一番“隆中对”所能预见的。
　　夺取汉中后，“隆中对”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梦想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这时关羽突击襄樊，荆州的防守露出破绽，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授首，而后又导致东征失败，刘备羞死，其间还有张飞被部将杀死，悲剧是接踵而来，“隆中对”的梦也基本就破灭了。
　　“隆中对”对刘备事业的指导作用，是给刘备指明了每一步的方向，不是教导刘备每一步怎么走，回顾一下“隆中对”的执行情况，可知一个伟大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由于时势的不断变化，计划总是在不断修正中，当这些修正计划符合了新的形势的时候，事业就能够取得相应的进步。
　　后期关羽和刘备的相继失败，恰恰是没有按照“隆中对”的要求去做，而不是“隆中对”指导原则的错误。
　　最后，即便是刘备失败后，诸葛亮的一系列动作，仍然可以认为是“隆中对”的延续，只不过这时候“隆中对”已经被修订得面目全非了——至少没办法两路北伐了。连汉朝被更换这个天下最大的变动都没把握住，“天下有变”这个大前提也就不存在了。蜀汉之国，在一系列的征战中，已经不是诸葛亮所说的那个“民殷国富”的蜀国了。
　　而在“隆中对”的一再修改过程中，有两个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第一，关羽。据诸葛亮出山前的“隆中对”中所订的计划，要刘备一统天下，必须先占有荆州，作为发展的根据地，再攻占西川一带，到时分兵两路夹击，一路从荆州，一路从西川，可以说是当时统一天下的好的可行性方案，而且当时的天下是北方已被曹操统一，江东被孙权占有，而刘备还没根据地，眼下可以图取的就只有荆州刘表和西川刘璋、东川张鲁的地盘了。最终诸葛亮帮助刘备把这些地方都占领了，可以说已经打下了他统一天下的基础。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基础被关羽毁灭了，由于关羽不用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大意失荆州。荆州一失，刘备的地盘失去了大约一小半，最重要的是没有了荆州，诸葛亮两路夹击的战略无法实行，能进攻中原的路只有一条，而且蜀道艰难，魏国只要用一位良将多放些兵固守就行了，后来诸葛亮多次北伐都失败，就是因为司马懿用固守战略，任你诸葛亮再多计谋，也飞不过去。所以关羽大意失荆州是蜀汉不能统一天下的最大因素。
　　第二，刘备。一个将帅能否成就大业，和他所辅助的最高决策者个人是有很大关系的，在三国时期的决策者中（曹操、刘备、孙权），刘备可以说是在文韬武略方面最差的。根据诸葛亮的战略，要先占有荆州，诸葛亮等人多次出计叫他占有，但他都没有采用，结果被曹操占有了，诸葛亮是很艰难地从曹操手里夺下荆州的；这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和机会，对统一天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后来攻占西川，情况也差不多，刘备没有采用手下人的计谋，妇人之仁，结果一个和诸葛亮齐名的副军师战死了，死了不少兵，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当刘备占有西川和荆州时，已经用了很多时间，这时另外两个对手也发展起来了。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两国的人民对兴复汉朝已经没兴趣了，老百姓有了饭吃，才不管他是不是刘姓当权呢，可以说这就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政治基础。
　　刘备给诸葛亮统一天下计划的毁灭性破坏是，关羽死后，刘备自己东征，结果失败而回，给诸葛亮留下的烂摊子是这样的：蜀国的精兵已经不多了。外部环境是两个国家虎视眈眈，蜀国南部少数民族骚乱，南方几个郡还叛乱了；内部是人心慌乱，刘禅这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当了皇帝。这种情况别说一统天下，能保住本国都很难了。幸好诸葛亮文韬武略，外交上把东吴稳定了，北方也挡住了，国内也发展了，并且通过南征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少数民族也臣服了。但是这段时间魏国和东吴也发展壮大了，这就使得统一天下更难了。
　　另外还有些因素（比如刘禅的无能）也使得当时蜀国要统一天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纵观历史，能统一天下的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已经失去了民心，有人起义，天下大乱。这时一个人物能救民于水火，得了民心，加上良臣勇将的辅助从而统一天下；第二种情况是天下分为几国，当其中一国衰弱或当权者无能时，另有强大的一国趁机消灭它统一中国。汉高祖刘邦时，是前一种情况，当时天下被各个大大小小的王国分割，刘邦在一群英雄的帮助下统一了中国。汉光武帝统一天下时，是因为王莽无道，人心思汉，而当时的绿林、赤眉起义军只是一时代表了人们的不满，并没有得到人心，所以汉光武帝能兴复汉室。而刘备的情况却没这么好，东汉末年当权者无道，汉朝刘氏政权已失去人心。刘备个人虽然比较得人心，但对于兴复汉室已没多大作用。而且蜀汉是个小国，魏国和东吴都比较强，这就使得刘备既没有上述第一种情况的优势，也没有第二种情况的优势。最后晋国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即属于第二种情况。
　　所以说诸葛亮没能一统天下，并不是他没有萧何的治国之能，也不是他没有韩信的用兵之策，而是刘备、关羽他们毁灭了本来就很小的一统天下的机会。
  第四讲 做官、做人、做事：一代名相的人生准则
　　诸葛亮作为人格上的楷模，一直是后世官员模仿的典范。那么，诸葛亮是如何修炼到接近“完人”的人格境界的呢？他为官为人的思想源泉出自何处？
　　垂范后世的为官之道诸葛亮自27岁出山辅佐刘备，南征北伐，直到54岁病死在战场上，可以说是一生中一半为民，一半为官。
　　而在他的27年宦海生涯中，在处理己与人，事与物，国与家的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为官之道，做官的准则。
　　对诸葛亮的为官之道作一考察和审视，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他非常强调“正身养德，严于律己”的行为准则。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吕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治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于“明经”世家的诸葛亮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
　　在这里，诸葛亮把做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认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部下，从不使自己和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部下的地方。
　　北伐中，诸官子弟皆随军运粮于深谷高山之中，诸葛亮嗣子诸葛乔虽然年轻，也同诸官子弟一样督兵奔忙在大军之中。北伐时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当，上表自请贬官三等，并号召部下勤攻己阙，并认为“勤攻吾之阙”者是“忠虑于国”者。这是何等的胸怀，这同那些心胸狭窄者、讳疾忌医者、一贯正确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为官之道，西晋张辅评论说：“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厥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
　　诸葛亮在蜀汉执政期间，还一直提倡“清正廉洁，崇俭抑奢”的为官之道。
　　清正廉洁，崇俭抑奢，是中国官员的传统美德，更是诸葛亮的为政之道。诸葛亮在未出山从政之前，躬耕于南阳，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对他从政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在《诫子书》中说：“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了“致远”而图“静”，为了“明志”而‘淡泊”，把“静”、“俭”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这在视财如命，把享受看成是炫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可贵的精神。
　　诸葛亮的尚俭准则，主要有以下表现：诸葛亮在蜀位高权重，然为官清廉，不谋私利，除国家规定应享用的俸禄外，不另治家产，不敛用民财，正如他自己对后主所说：“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一生就是这样为官，无私而来，清正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上，“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嚣物。”一国丞相，哪里死哪里葬，坟墓仅能放下一口棺材。不仅没有随葬品，还殓以时服，真是少见。这种丧事节俭的做法，在盛行厚葬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一提起诸葛亮，便立即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自己节俭，其家人也不例外，据《北堂书抄》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张谢评论说：“侯之妾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一国丞相的妾竟然没有替换的衣服，如果不是了解诸葛亮一生和整个家族的人，是难以相信的，然而这却是史书记载，一千多年尚无人提出疑问。
　　《盐铁论·疾贪》中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这些言论正是说的为政者的表率作用。诸葛亮官至相位，一身正气。上正，下孰敢不正？上清正廉洁，下孰敢贪赃枉法？
　　我们查考蜀国史料，找不到像东汉梁冀那样的贪官污吏，见不到像西晋王恺和石崇那样的恶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董和“躬率以俭，恶衣疏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邓芝“赏罚明断”，“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食取供，舆马取备，印台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翻开史书，能有如此官德政风的朝代实在少有，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诸葛亮清正廉洁，崇俭抑奢的为官准则教育、影响了满朝文武，带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赢得了蜀汉人民的爱戴，受到后世的称赞。
　　在执政时，诸葛亮苦于蜀汉政权缺乏人才的情况，大力提倡“荐贤举能，礼贤下士”。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把有才者举荐出来，为社会效力，不仅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当权者的职责。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国家不安。
　　偏安一隅的诸葛亮更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
　　他一方面要求官员像柱子一样直，以忠为贤，另一方面，举贤时又不求全，坚决反对“为人择官”，主张“为官择人”。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刘备给了他个小职务，不能尽其所能。蒋琬有情绪，工作没有做好，刘备向他问罪，是诸葛亮慧眼识英雄，不仅救了他的命，而且委以重用，使之为国效力，成为蜀汉政权的中坚分子。
　　一般说来，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个性，只要领导者能礼贤下士，不求全责备，无不如江水归大海一样投入统治者的怀抱。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
　　杜徽是三国时期的名士，诸葛亮入蜀后，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是诸葛亮礼贤下士三番五次的敬请感动了他，遂被拜为谏议大夫。还有一位叫王梁的名士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本不出仕，也是诸葛亮礼贤下士的作风感动了他，也被拜为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
　　费祎在诸葛亮南征时还是一位小人物，因其“志虑忠纯”，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南征归来，百官在成都郊外数十里处迎接。为了表彰这位官虽小但有才华的费祎，诸葛亮与之同车而归，令文武百官无不刮目相看。
　　诸葛亮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深得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拥护，无怪荆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来到他的周围，为他出谋划策。
　　为了让自己的政策能够真正行之有效，诸葛亮采取了集思广益的方法，鼓励下属提出执政的具体意见。
　　他认为，为政者必须有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否则如人夜行。他说：“夫人君拒谏，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他虽然读书“独观其大略”，然而对历史上为政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牢记在心。
　　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对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在著名的《与部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暑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可见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十分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这近乎于我们今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集思广益”这个词，在历史上正是诸葛亮首次提出并使用的。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是少有的。
　　诸葛亮认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为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诸葛亮被后人视为智慧的化身，以至于“状诸葛之智而近妖”，可见是宣传者忽视了诸葛亮的智慧来源于“多闻”“多见”的调查研究之中。诸葛亮之所以在工作中很少失误，就在于他遇事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南征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就是他善于听取和采纳别人意见的例证。
　　还是清人张学山对此评之中肯：“武侯天下才也，非一己之才胜天下，乃合天下之才成一己也。”
　　“用心平，劝戒明，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是诸葛亮执政时相辅相成的两种具体方法。
　　袁准说，诸葛亮“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诸葛亮深知历史上那些有治世之名的文臣武将，无不身先士卒，以德服人，以刑为约，赏罚分明。
　　他位高权重，仍能以身作则，不为功名所诱，不为利禄所累，仍守“不求闻达”的初衷，当李严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时，他不仅不受，还为了剖白自己的心迹，写了《答李严书》一文，证明自己之所以“鞠躬尽瘁”，是为了“兴复汉室，帝还旧都”，非为私利。
　　诸葛亮熟读经书，深知凡治国者纯德治，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纯用刑不教而谓之虐；只有儒法合一先礼后兵，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才能“上下有节”，左右有序。并明确指出：“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
　　入蜀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蜀科》，又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以训厉臣子。规章健全，制度完备，使吏民有章可循，民知廉耻，吏知荣辱，以防止不教而杀的虐政出现。
　　执法严，办事公平，是其为官的重要原则，他说：“吾心年如种，不能为人作轻重。”“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先帝之托辅佐后主，因假传君命，耍权术，搞阴谋，误了国家大事，诸葛亮上表把他削官为民。马谡与诸葛亮亲如父子，“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在北伐中，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畏敌逃跑，致使街亭失守，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诸葛亮罚不避亲，将马谡“下狱物故”。而对同时参战，忠实执行军命的王平进位封侯加官。
　　街亭失守，诸葛亮也深感自己“明不知人，恤事多暗”，上表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在失败面前，对于功过是非，分理清明，敢于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其用心之良苦，何人能说个不字。
　　正是既注重思想教化，又严之以刑罚，才使整个蜀汉社会“人怀自厉，道不拾遣，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正如陈寿评论的：“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作为处理问题的具体方针，“通权达变，因时制宜”的原则贯穿诸葛亮为官的始终。
　　如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后，为了打击巴蜀的豪强势力，诸葛亮厉行法制，引起朝野人士的不同议论。其中法正就持不同意见，并举高祖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的事例来劝诸葛亮缓刑弛禁。
　　公元216年，诸葛亮写了《答法正书》一文，向法正指出：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缓刑弛禁”是因为“秦以无道，苛政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干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现在的情况与刘邦之时大不相同：“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这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善通权达变，因时制宜，不因循守旧的辩证原则。
　　再如诸葛亮对南中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方略，更值得后人仿效。南中少数民族，不满于汉人统治，多次谋反。西汉时期的统治者对此多用镇压手段处理，有时一次就杀掉几万人。由于奉行大汉族主义，南中少数民族始终不服，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到南中，其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再度反叛。诸葛亮一反过去统治者的镇压措施，实行他早年在隆中向刘备提出的“和抚”政策，对南中先礼后兵，以礼为主。先让李严书晓喻闿，但雍闿不知好歹，图谋反叛到底，诸葛亮不得不进军南中。虽然威之以兵，但仍用“攻心为上”的战略，仅用四个月就平息了南中叛乱。
　　南中平息后他没有像往昔那样留汉人当官，而是“皆印其渠率而用之”。对那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只要他能拥护中央政权，就留做地方官员，有的还调到中央任职。
　　对此，有的人不理解，建议还是用汉人统治为好，诸葛亮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留汉人的不利因素时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诸葛亮权衡利弊，采用了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这一上策，达到了“夷汉粗安”的目的，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做《绝盟好议》一文，反对与吴绝交，说明为使蜀“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必须维护与东吴的盟友关系，并派陈震前往祝贺。这都体现了诸葛亮不墨守成规的辩证方法论原则。
　　为官一任，利民一方，始终是诸葛亮为官的原则。从大的方面说其宗旨是为了“兴复汉室，帝还旧都”，但考察和审视诸葛亮的一生，见他所到之处总是留下人们难以忘怀的痕迹。以至于诸葛亮死后，其子诸葛瞻在朝为官，“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
　　诸葛亮从阻都到豫章，又至襄阳，对各地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百姓疾苦，多有体察，自从军到为政其阅历之丰富，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从政之后，为发展蜀国经济，积极推行劝农政策，并兴修水利，注重农田灌溉。
　　据《一统志》载，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15里处，有大诸葛堰和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另据孙嘉淦《南游记》载：漓江初分，屈曲山间，史禄别凿一渠以通舟，诸葛亮在此基础上又续修水利设施，以灌农田，渠上有武侯祠。
　　诸葛亮还在南中推行以农为主的开发政策，命令各郡太守，组织屯田，把北方的生产技术带到南中去。杨慎在《滇权载记》中说：“诸夷慕侯（指亮）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
　　在发展农业外，还在南中修桥铺路，开发矿山，以繁荣南中经济。西南边陲至今有的菜还称为“诸葛菜”，树称为“诸葛木”，也许是诸葛亮从中原引进的品种以发展当地经济。
　　诸葛亮在南中时还在尊重当地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能使当地人接受的改革。据高承《云南记》载：南中风俗，兵每出征，必先杀人祭神，以求神阴兵以助之。而诸葛亮“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细查史书，诸葛亮为西南边陲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大小官吏，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而为相者也成千上万，而能像诸葛亮这样，仅在27年的政治生涯中为后人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化财富者，却是空前绝后的。难怪关于诸葛亮的美好故事在他死后总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时限地被人们传颂着，究其原因，无不与诸葛亮一生的为官之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诸葛亮的为官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唐代宰相裴度对此评论说：“法加于人也，虽死徙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诸葛亮的为官之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于中国历代官员都有借鉴意义。
　　出将入相的法家风范“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成果辉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现择其重点而论。
　　从时代特征上来看，东汉王朝是由豪强地主垄断的政权。统治者为维护本身利益，尊儒反法，大肆兼并土地，极度盘剥农民，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公元184年“八州并发”黄巾农民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势力，荡涤了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污泥浊水，孔孟之道和谶纬神学被风扫残云，客观上为新一代法家人物茁壮兴起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地主阶级内部急剧分化，派别斗争、路线斗争接踵出现，战争连锁爆发。公元189年东方州郡联兵讨伐董卓，而以袁绍、袁术、公孙瓒、陶谦、刘表、刘焉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官僚违人愿，逆潮流而奉行孔孟之道，凭“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依家兵、部曲，割据一方，“家家欲为帝王”，连年混战，使全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黄河流域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曹操、刘备、孙坚、孙策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人物，对农民的专政和豪强地主相一致，曾镇压过黄巾起义，但在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再分配上和豪强地主、州郡军阀的主张与要求根本不同。
　　他们主张统一，反对分裂，要求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抑制豪强兼并，打击州郡军阀割据；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为亲”。他们与州郡军阀分道扬镳，强烈要求法家统一革新路线，革新东汉腐败政治，高举法家战斗旗帜，进行着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了自西汉元帝以来儒家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从出身方面考察，公元181年，诸葛亮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的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当时崇儒反法的东汉王朝已无力控制局势。天下动乱，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激烈，分裂割据趋势已基本形成。诸葛亮四岁（公元184年）时，黄巾起义，汉灵帝组织保皇军镇压，屠杀义军，使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杀人屠场。
　　诸葛亮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不久去世。自公元188年诸葛亮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家乡战乱烽火的恐怖，在诸葛亮幼小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在其思想上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的愿望犹为强烈。
　　公元l94年，诸葛亮14岁随叔父流寓豫章。公元195年诸葛玄丢官后带诸葛亮依附刘表于荆州。公元197年诸葛玄病故，17岁的诸葛亮与其弟“躬耕陇亩”于南阳隆中，直至公元207年。
　　颠沛流离、四处奔波避难谋生的少年诸葛亮，又经历了十年躬耕，面对此种情势，居“危”思“安”，要求祖国统一的法家思想由此而产生是情理之中的。
　　从当时社会的特点来看，东汉后期，南阳、襄阳一带是官僚、豪强的聚集地。据载，从襄阳岘山以南至宜城百余里间，刺使、太守之类官僚有数十家。豪强势力兼并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参加黄巾起义的农民达数万人。
　　公元190年，袁术唆使孙坚杀荆州刺史，占据南阳。3月刘表继任荆州刺史，得到南郡小庐县土豪蒯越与襄阳土豪蔡瑁的支持，入据襄阳，襄阳成为荆州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可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刘表传》），喜欢空谈，不识“庶务”，境内“游子甚多”，“平居发调”，“人心不悦”（《诸葛亮传》）。“博术儒术”、“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传》）。
　　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胜袁绍后，统一北方的形势将近，孙权割据江东亦趋稳固。急剧变化的形势，激荡着荆襄志士仁人。颍川徐元直、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们与诸葛亮“晨夜相从”，读书吟诗，谈古论今，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见解，游学并进行社会调查，运用法家思想，分析现实，研究历史，寻找实现统一祖国的远大政治抱负之良策。
　　他们耳闻目睹了董卓造乱、二袁等坚持儒家路线的败亡；黄巾农民起义的威力；曹操、孙策、孙权执行法家路线的胜利；由于豪强、州郡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其苦的情景。因此，诸葛亮对当时的现实和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感受极深。
　　他身居草庐，志在统一，成为当时“识时务”的俊杰。因而诸葛亮多年后在《又与部下教》中说“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启‘诲’”。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特别是他和不满刘表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德操过往甚密。这样，便在襄阳形成一个鄙视儒生的集团，他们认为儒生是“不识时务”的庸才，只有懂得时务的人才是人才。
　　庞德公是这一集团的首领，很器重诸葛亮，称做“卧龙”，称司马德操为“水镜”、庞统为“凤雏”。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是相配他的贤内助。这些密切的社会关系与他们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实践，无不是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
　　从诸葛亮的个人学习历程上来看，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精读研究法家著作、博采众长分不开的。
　　诸葛亮幼年时期，受齐鲁文化的熏陶，法家管仲、乐毅是他所崇拜的人物。诸葛亮客居襄阳隆中13年，特别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学习，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书籍，精研了历代政治、经济和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子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法家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诸葛亮传》中看出，他学习时不死读书，而是“观其大略”，抓住纲领，体会精要。反对抓住经典不放，寻章摘句，穿凿附会地烦琐考证而脱离现实的儒学之风。
　　他从所读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作为观察社会现状和天下形势的借鉴。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抱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
　　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抱负在他的《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瑾言子乔书》、《与兄瑾言子瞻书》中，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可以看出。如《诫外甥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如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也。”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抱负的自述。
　　以上的这些，是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关键。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在“隆中对”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魏吴鼎立。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揭去罩在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衣人民群众出于对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崇敬，经过长期创作，出现了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戏剧作品是为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严重反法倾向的《三国演义》的出现，给诸葛亮身上罩上了层层非法家思想的外衣，歪曲了诸葛亮本身的思想体系。
　　最明显的一个倾向，是把诸葛亮当成儒家思想的典范。这些作品把诸葛亮装扮成“克己复礼”、“忠贞报恩”的忠臣。说蜀汉是“正统”，曹魏是“篡逆”。刘备是“圣君仁主”，曹操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兴灭继绝”的“正统”代表。他死守“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
　　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端坐四轮车，手摇羽毛扇，使鬼驱神，预决生死，未卜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把诸葛亮作为儒家封建道德典范，特别是臣道的化身狂热歌颂。
　　然而，诸葛亮果真终生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吗？是为了继刘汉的“绝世”而“鞠躬尽瘁”吗？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和刘备的结合，固然不排除“报恩”因素，但主要是他俩对执行法家路线有一致性。
　　刘备虽有统一天下、建立功业的抱负，但他起事时，出身寒微，势力单薄，论将只有关张二人，地无一席，前半生目睹曹操节节胜利、两袁失败之因。他本人东碰西撞，走投无路，怎能不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问题。
　　诸葛亮生于乱世，志在统一。他亲眼看到两袁推行儒家路线而身取灭亡，刘表、刘璋行儒家割据路线而岌岌可危。他从法家求实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形势作了具体分析。刘备走投无路，诸葛亮却胸有成竹，所以草庐一席对话，使刘备顿开茅塞。诸葛亮一出隆中，使刘备“如鱼得水”，他们先占荆州、益州，在贯彻执行逐步统一天下的这条法家路线的纽带下，他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以后事实证明，执行诸葛亮这一正确路线，就能使刘备转危为安，由小到大，成为鼎足三分的一国皇帝。所以他俩的结合是为了推行统一的法家路线，重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非“兴灭继绝”、“克己复礼”。
　　还有一种十分严重的倾向，是把诸葛亮打扮成“神机妙算”的神仙、隐士。
　　他们说诸葛亮这位隐士、“神仙”又能“夜观天象”，预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雾。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等等。
　　事实上这是诸葛亮善于运用法家求实思想，观察社会现实和自然现状，调查研究，并对客观形势作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而得出的结果。绝非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
　　假若诸葛亮只是位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庭之内的“隐士”，不是“高卧”，就是“闲游”，恐怕连益州在哪里，曹操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岂能对当时形势和人物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更滑稽的是，把诸葛亮从“隐士”、“神仙”进一步丑化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道士。
　　通过种种传说，持这种看法的人竟然让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沐浴斋戒，焚香祷告，兴妖作法。“七星坛祭风”，“巧布八阵图”、“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实，赤壁之战有东南风是自然规律。陆逊不趁刘备大败而跟踪取川，是“魏兵袭其后也”，绝非被“八阵图”所吓退。“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皆因诸葛亮平时治军有方，战略战术灵活，使司马懿一时摸不着底细而不敢贸然追击，并非什么将星“似坠不坠”所致。
　　以上几种荒唐的观点，说到底不外乎是把诸葛亮当成“英雄创造历史”的代表。
　　说什么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当诸葛亮登台后，总演主角，凡事都在他预料之中，他坐上四轮车，摇着羽毛扇，指向哪里，胜在哪里，似乎历史被诸葛亮指挥得团团转。
　　但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就不可能摧毁儒术横行的东汉政权，就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新时期。
　　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军事政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体现，是他推行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的结果。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
　　公元208年，他亲赴柴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操。而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
　　刘备死后，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军资所出，国以富饒”。“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自公元227年始，他奖率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内政方面，他“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为了刘焉父子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縻互相承事，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
　　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弛禁”。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答法正书》）。有人讽刺他吝惜赦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蒋琬认为正在用人，劝诸葛亮不宜斩马谡，诸葛亮在《论斩马谡》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此说明诸葛亮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经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
　　在政策推行方面，为了保证上令下达的效率，他提出“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原则。
　　诸葛亮在《赏罚》中说：“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他认为法令刑罚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可震慑人心，劝善规恶。他说：“经常之法，规矩之要。”
　　如何掌握和发挥这一工具作用，诸葛亮主张“有忠于国”（《与部下策》）反对“竖私枉公”（《兵要》）。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人有二心，其国家危殆”（《赏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所以，诸葛亮在“以法治导”中，“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诸葛亮传》），并建议刘禅要“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前出师表》）。
　　他“赏不逾时”，“刑不择贵”。萱恢出使东吴有功，回国后“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萱恢传》）。甫将军李严受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发现他两面三刀，破坏了北伐，即上表贬黜。他在《赏罚》中明确说：“赏罚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这是他对先秦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治国的主要方针上，他强调“以法治国”、“以武为计”，“以威武为政”。
　　诸葛亮认为法治路线决定军队的一切，他在《整师》中说：“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他在《兵要》中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说明将帅的作用依赖于兵，更依赖于法。
　　所以他在《论斩马谡》中强调：“孙、吴所以能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阐明以法治军，可以无敌于天下。他在《斩断》中提出：“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他在军中“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如街亭失守后，因王平有功，立即升迁。马谡有过，斩首示众。并上疏自贬，降职三等。以训职明法。
　　由于他“法令明，赏罚信”，坚持法家路线，“以法治导”，“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故蜀军“赏罚肃而号令明”，“戎阵整齐”，“及其兵出入如宾，行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限如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克敌制胜。
　　他“以法治军”的军事路线是为其法家统一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在孙武“兵者，围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和孙膑“以兵绳之”的基础上，在《治军》中明确提出：“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
　　他还说：“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所以在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伟大实践下，使军队成为保卫和巩固蜀汉政权的可靠工具，为贯彻诸葛亮法家统一革新路线起到坚强柱石作用。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诸葛亮一再强调的用人标准。
　　先秦法家用人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可靠结论：“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据这些有益经验，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怎样才能举贤？他采用：“明主使法则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兵要》）的办法，依靠部下，通过评议，按法令来推荐。这样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兵要》）。
　　他以“民之五害”作为考察、升免官吏的标准。比如州书佐蒋琬，他认为是“社稷之器”，特推荐提拔；魏国降将、天水冀人姜维，“思虑精密”，“深解兵意”，是“凉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于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线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组织路线为贯彻他的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起了巨大作用。
　　在发展经济方面，他主持了盐铁官营的工作，而且还主动劝务农桑。
　　诸葛亮在经济政策上吸取前汉法家人物的理财经验，实行盐铁官营，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专省炼铁煮盐，抑制豪强垄断盐铁生产，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仅盐业一项，“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同时，诸葛亮极为重视农桑生产，提倡“劝务农桑”。
　　他率先垂范，鼓励子孙家人耕种农桑，精心组织蜀国种桑养蚕，织锦生产。形成了川西平原“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繁荣景象。使蜀汉“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并将蜀锦生产由成都平原推广到南中地区，产品远销吴、魏，其收入是蜀汉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功分务穑，以举民财”是诸葛亮的一贯法家政治、军事主张。如在南征中，“令士兵种蔓菁于山谷”，“以济军食”（《刘禹锡嘉话录》）。“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使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在北伐中，“休士劝家”，“分兵屯田于渭滨”。为促进农业发展，他提倡兴修水利，特设堰官，派一千二百多人常驻成都堰区，组织、管理、修筑诸葛堰，以利灌溉。
　　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生产，改变“益州险寨”，交通不便，诸葛亮组织军民在川陕边界“凿石架空”，修复秦栈道。在白水关至成都建驿站四百余处。在越崔郡开山凿石，修筑了一条“石蹬崎岖”的山路。
　　诸葛亮为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过分压榨，“铸直反钱，平诸物价，今吏为官市”（《刘巴传》），稳定农民，使农业得以发展。蜀汉经济，虽处连年战争，但在诸葛亮法家思想路线的实践下，成都平原仍显出“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秧稻莫荚“（左思《蜀都赋》）和“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的繁荣兴旺景象。
　　在处理内部的民族问题方面，诸葛亮奉行的也是法家的实用原则。“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也就成了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诸葛亮为实现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针对西南、西北地区多汉、戎、夷杂居特点，他的法家思想在其民族政策上作出了伟大实践，一反儒家掠夺、屠杀、镇压之法，采取“西和”、“南抚”的策略。维护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对外一致抗曹。这是先秦法家人物没有提出过的。
　　如在平南中，除惩治镇压与蜀汉政权为敌的首要分子外，对上层叛乱首领孟获也采取了“兵战”与“心战”相结合的策略，在武力威胁的同时，注重攻心，“七擒七纵”，终使其投降。对愿与蜀汉合作的上层人物，采取“即其渠率而用之”的政策，选任为郡、县至中央官吏。使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谕谏》）。
　　北伐中西和诸戎，联合羌胡，破格重用人之杰、天水姜维，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立起一支以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曹联军，促进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对外政策上，诸葛亮也采取“合纵”方式，“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这是诸葛亮为实现其法家统一革新战线，在草庐中制定的战略方针。
　　实践证明，能否坚持它，关系到蜀汉的胜利与发展。赤壁大战，孙刘败曹，使刘备趁胜“跨有荆、益”，能与曹、孙鼎立，是这一方针的胜利。
　　蜀、吴联合抗曹虽是趋势的必然，但也存在着利害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荆州之争上。蜀汉有荆州，可屏卫益州，直下江东，北向宛、洛。孙吴得荆州，可控长江中游，窥视蜀汉，直驱宛、洛。故刘备取益州，孙权立即索取荆州，几乎酿成孙、刘大战。曹操平定汉中，刘备只得与孙权联合，以湘水分界。
　　实践证明，孙刘解盟，必利曹操。然刘备取汉中，关羽轻率北攻曹魏，又不结好孙权，曹孙默契，“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刘备拒绝诸葛亮劝告执意伐吴，既失荆州，又失战略出路。给蜀汉以后的发展造成不可医治的创伤。
　　刘备死后，诸葛亮先结好孙权，与吴形成“掎角之援”，北伐中孙权称帝，他派人致贺，奠定蜀、吴盟好，并派人“频频至吴”，巩固两国联盟，使诸葛亮南征北伐，“无顾江东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北之为利，亦已深矣”（《绝盟好议》）。蜀汉在联吴方针上的反复而后果不同，说明了诸葛亮这一战略策略方针的正确性。
　　“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从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之因，后人罩在他身上的非法家思想的外纱和他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分析看，他在以法治蜀、治政、治军、治人、治财、治戎、治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作出了较大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对此，历代法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有充分的肯定。
　　治国必先修身千百年来，修身一直是士人的重要课题，也是其优良传统。孔子主张君子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认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修身则道立”（《中庸》）。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家、国与天下之本在于“身”的主张，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要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尽心下》）。只有专注“修身”，才能使“道立”，收到“天下可运于掌”的社会效果。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呕心沥血辅佐刘备、刘禅父子，在蜀汉的教化之功至今为人乐道，可谓家喻户晓。其“外王”已臻完美，其“内圣”也堪为楷模。令人痛惜的是因时代久远，陈寿等人编辑的《诸葛亮集》散佚颇多，现在只能从史籍中所残存其文稿、语录，甚或片言只语中，窥测其修身思想。虽无法完备，亦足以裨益于当世。
　　诸葛亮堪称“忠”与“信”之典范。
　　先说“忠”。在中国人眼里，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外，其忠君思想大概给人印象最深。
　　在《后出师表》表中，诸葛亮在叙述了刘备论其“讨贼”，而当时天下形势正宜“讨贼”的道理后，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来表明心迹。
　　“鞠躬尽力（后人多写作‘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忠贞之言，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可谓诸葛亮事君之道的明确表白。
　　他在谈到为将之道时，亦指出：“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立志而名扬。”（《太平御览》卷引诸葛亮《兵要》）他认为忠诚对于一个军事统帅的重要性，可与鱼之于水相比，须臾不可离也。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作为，可谓处处显忠情。
　　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把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请出后，诸葛亮就“许先帝以驱驰”，决心追随刘备到底。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曹操发兵南征荆州，刘琮望风而降，刘备落荒而逃，“倾覆”无归之际，诸葛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奔赴江东，说服了在降曹与抗曹之间犹豫不决的孙权与刘备结盟，组成联军，在赤壁大战中击败不可一世的曹军，为半生寄人篱下的刘备觅得荆州这块落脚点立下大功。此可谓危难之际见真情。
　　后来，刘备为关、张报仇，兴兵东征孙权。结果夷陵大败，羞愤而病故于永安城。临终之际，把诸葛亮从成都召至永安，“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呕心沥血，竭力支撑着蜀汉一隅江山，且率军六出祁山而北伐，希望完成刘备恢复汉室一统江山的遗愿，最终“呕血”而终，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刘禅谥之“忠武侯”，名副其实也。
　　诸葛亮不仅自己一生追求忠贞，他对部属也时时以忠贞来衡量。在《前出师表》中，他向后主刘禅推荐郭攸之、董允等人，首先看重的就是其“志虑忠纯”，为“贞良死节之臣”。他重用蒋琬，是因其“托志忠雅”，可与其“共赞王业”（《三国志·蒋琬传》）。吕凯因“执忠绝域”（《三国志·吕凯传》）而被其荐升。姜维因“忠勤时事”而被其选为接班人（《三国志·姜维传》）。开府以后，他要求掾属们“集众思，广忠义”（《三国志·董和传》），敢于秉持忠心指正自己的过失。廖立因“无忠孝之心”（《三国志·廖立传》）而遭其弹劾，李严虽与其同为顾命大臣，亦因“受恩过量，不思忠服”（《三国志·李严传》）而受其弹劾。
　　诸葛亮忠贞立身的信条亦深深地熏陶着他的后代。其子诸葛瞻在邓艾伐蜀时，败退绵竹，邓艾遣使以“封王”诱瞻降。瞻怒斩来使，然后壮烈战死，时年37岁。瞻之子尚，闻讯悲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然后，“驰赴魏军”，亦战死，（《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晋朝史家干宝为此感叹道：“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可谓真知灼见。无怪乎史家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也发这样的感慨：“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
　　由于诸葛亮注重孕育忠贞之气，因而成了中国封建政治家忠君的楷模。其忠君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亦应当看到，在国君是国家象征的封建时代，忠君亦即是忠于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很有必要把这种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
　　诸葛亮一生中，亦很重视“信”。
　　据《汉晋春秋》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及诸葛亮治国之术，臣子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著名史学家袁准这样赞叹诸葛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同上）陈寿在《三国志》中为诸葛亮作传时亦言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著，风化肃然也”。可知，诸葛亮十分注重赏罚之信，深得部属拥戴。下面一事，最足为证。
　　后主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率军四出祁山伐魏。面对魏强蜀弱之形势，他“守在险要”，并采用“十二更下”之法，轮休士卒。战局紧张时，“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所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诸葛亮认为不能失信于士卒，郑重地对参佐们说：“吾统兵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好一个“统兵行师，以大信为本”！它使被催令离去的士兵“感悦，愿留一战”，当值的士兵也“愤踊，思致死命”。士兵们相谓曰：“诸葛公大恩，虽死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劫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同上，注引《蜀记》）不独统兵为政讲大信，孔明亦重然诺之信。他在永安城受托孤重任时，发出“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果然以忧劳“呕血”而死来实践之，亦最为可歌可泣。
　　可见，重信用亦是孔明立身之道，对其处理军国大事颇多益处，亦为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对待人、处理事时，能否做到公正，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且关系着部属们凝聚力的高低，关系着事业的成败。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诸葛亮在为人处世中非常重视公正，他之名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太平御览》卷429引诸葛亮《杂言》，该书卷376“轻重”作“低昂”），即为明证。
　　最能体现其“秤心”的，莫过于“挥泪斩马谡”。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率军首出祁山，北伐曹魏。被其任命为先锋的马谡，违其节度，丢失军事咽喉街亭，直接导致了本次北伐的失败。裨将军王平先谏马谡于前，再临危不乱于后，极大地减少了蜀军的损失。
　　马谡与诸葛亮的关系情如父子，在诸葛亮南征时因献策“攻心为上”而备受其重视。诸葛亮却没有因此而赦免他，毅然按律处斩。“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也！’”（《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马谡亦知诸葛亮“用法明”之苦心，故临终前给其写了这样一封绝笔信：“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唯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马谡就死无怨无悔，且托孤于决定处死自己者，此亘古罕见之事也，故“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对王平，则“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三国志·王平传》）。
　　对自己用人不当的过失，诸葛亮也不原谅。他上表后主，自贬三级，从丞相退职至右将军，以示惩罚。
　　可以说，非秉持“秤心”，不能做出如此赏罚分明之措施。
　　弹劾廖立与李严，亦能说明孔明之“秤心”。
　　李严虽然与诸葛亮一样是刘备在永安城的顾命大臣，但他在诸葛亮四出祁山负责后勤工作时，工作不力且诿过于人，更严重的是在后主与诸葛亮之间两面欺骗，直接造成了北伐大军粮尽退军的后果。其卑劣表演被诸葛亮揭穿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诸葛亮依法弹劾之，废其为平民，“徙梓潼郡”。虽然如此，李严“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三年后，诸葛亮忧劳致死，李严希望破灭，“激愤”之下，亦“发病死”（《三国志·李严传》）。
　　廖立跟随刘备父子多年，颇受亲重。但他狂傲自大，仍不满于自己的职位，因而颇为“狂惑”，“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影响极坏。诸葛亮上表弹劾此狂人为“乱群之羊”，废其为平民，“徙汶山郡”。史称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廖立传》及注引《诸葛亮集》）二人对诸葛亮的严厉处罚并无怨愤，却都幻想着诸葛亮能再起用他们。谁知诸葛亮早逝，致使他们一人“垂泣”，一个“忧愤”而死，实为罕见。个中原因，陈寿在为诸葛亮写传后的评论已经道出：“（亮）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用心平而劝戒明”，诚哉斯言！
　　张裔作为诸葛亮的部属，追随其多年，对其十分了解，曾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张裔传》）可见，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代人，对诸葛亮自谓之“秤心”有口皆碑，对这种“秤心”在为政或待人时所带来的效果亦羡慕不已。对今人来说，亦应当广泛效法。
　　除了“忠”与“信”之外，“淡泊俭约，志存高远”也是诸葛亮身体力行的修身之道。
　　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千古流芳的家训，共有两则，一则是告诫儿子不要沉湎于酒，另一则抄录如下：“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太平御览》卷495）这段话谆谆教诲，反映了诸葛亮另一个修身思想：淡泊明志，俭以养德。
　　先说淡泊明志。
　　治学要“淡泊”、“宁静”，就是要耐得住寒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抵得住红尘的诱惑，切忌“淫慢”与“险躁”。否则，“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将一事无成，只好“悲守穷庐”了。
　　淡泊明志，诸葛亮亦身体力行。
　　汉季纷扰，群雄并起，已有卧龙之誉的诸葛亮，东投孙权或北投曹操，都会贵达。但他甘于淡泊，“躬耕于野”，在清贫中继续读书，以丰富其知识，为日后辅佐理想明君刘备创造条件。
　　选择妻子，亦体现其淡泊明志之思想。据习凿齿《襄阳记》记载，黄承彦为沔南名士，道德学问超群。一天，他对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爽快地答应了，随即把丑妻接到家中，“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
　　“食色性也”，娶个美妻，是普通男子的共同愿望。诸葛亮能冲破世俗见解，以风流倜傥才子身份，不惜被时人讥笑毅然娶一个黑皮肤、黄头发的“丑女”之目的是看重其“才德”，有利于增长自己学问也。
　　诸葛亮此举，深得后贤钦佩。理学大师朱熹曾感叹道：“孔明择妇正（“止”之讹）得丑女，奉身调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气，经纶之蕴，固已得于天资。然窃意智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则寡欲养心之助，与为多焉。”（转引自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卷十七。）所谓“寡欲养心”，正得其三昧。
　　诸葛亮淡泊治学的主张，对近年来弃学经商，荒学赚钱的浮躁学子们，理应成为“当头棒喝”！
　　再说“俭以养德”。
　　孔子曾言：“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奢则不孙（同逊），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前）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描述老师：“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孟子亦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可见，俭约寡欲是儒家对士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若奢侈糜烂，养家则不能持久，为政则不能清廉而败亡，即夫子所谓“不逊”也。
　　上引《诫子书》中，诸葛亮明确提到“俭以养德”，可谓与孔孟这种修身思想一脉相承，并且把它付诸实践。
　　《三国志》诸葛亮本传载有他上奏后主的一道表章，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此并非诸葛亮虚饰之词，有本传言“及卒，如其所言”为证。
　　诸葛亮在与李严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北堂收钞》）他积劳成疾，呕血去世前，曾“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诸葛亮传》）。
　　身为宰辅、“相父”，专决朝政十余年，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力求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死时又遗命薄葬，其俭约实在罕见。
　　诸葛亮倡导“俭以养德”，对部属影响颇大，一时俭约成风。将军邓芝“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邓芝传》）。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乐学不倦，清素节财”（《三国志·姜维传》）。董和为股肱之臣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董和传》）。后任宰相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费祎传》）。
　　诸葛亮提倡淡泊俭约，并非甘于庸碌，不思进取，相反，他主张人生立世，“志当存高远”。
　　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这样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太平御览》卷459）要实现高远之志，他主张要“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做到“强毅”、“慷慨”、超脱“俗情”。只有这样修身，才能超越凡庸，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诸葛亮的确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出山前，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立志成为管、乐式的贤相良将。因而，他在治学时，对经书“独观其大略”，即注重经书所言治国之术，而不像好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那样”务于精熟“（《三国志·诸葛亮传》），即只注重章句之学。为补益于自己的学问，利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毅然超脱“俗情”，娶了富有才学的黄氏丑女为妻。
　　纵观诸葛亮一生，可知其高远志向是安定天下，兴复汉室。这虽然有历史局限性。但他志存高远的修身主张及不实现志向“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不懈奋斗精神，很值得今人，尤其是年轻人借鉴。
　　有了对个人品质的培养之后，还需要与人相处方面的修炼。这方面，诸葛亮坚持的是“虚怀若谷，勤闻己短”的原则。
　　曾子曾言“吾日三省吾身”，讲的是要多内省自己的错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诸葛亮非常注意反省自己的过失，鼓励、要求部属们、朋友们指责自己的过失，以利于为政与为人。这种修身思想，主要表现在“四教求过”中。
　　前三教皆与董和有关。
　　其一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唯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三国志·董和传》）其二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其三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虽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太平御览》卷249）董和（字幼宰），“参署”诸葛亮七年，最能谏止亮的过失，“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同“返”）”。因而在亮之所有故友，部属中，最受其激赏。徐元直与崔州平为亮出山前故友，胡济（字伟度）为亮之掾属，三个亦能“数有谏止”，“勤见启诲”，因而备受亮赞扬。亮另一掾属杨顒，曾直言劝谏其要多考虑大政方针，不要埋头于文牍，“亮谢之”。后杨早逝，“亮垂泣三日”（《三国志·杨顒传》）。由亮对此数子的态度，及号召掾属他们学习以“集众思，广忠益”的行动，可以充分体现其“不疑于直言”，希冀“少过”的博大胸怀。
　　街亭失守后，诸葛亮又一次发布了如下求过教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跷足而待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这则教文，再次要求部属们，从“忠虑于国”的前提出发，“勤攻”其阙。
　　三国时，曹操以“三令求贤”而流芳千古，诸葛亮“四教求过”亦足以与日月同辉。樊建言其“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自非溢美之辞。此等高深修养，对其成就盖世功业，自然裨益良多，实足后之为政者借鉴。
　　在诸葛亮一生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的，是他个人修养方面的“严以律己，勇担责任”的信条，这是他对下属们影响极大的一个品质，也是他极为世人所称道的品质。
　　诸葛亮秉持“秤心”，执法甚严，对自己的错误亦不宽贷。
　　街亭之败，直接原因是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间接原因却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因此，他在依军律挥泪斩马谡后，向后主上疏曰：“臣以弱才，明窃非据，亲秉旄■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后主准其所奏，贬其爵三等，从丞相降至右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
　　在上文所引诸文中，都看出诸葛亮都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授任无方”导致“不能破贼为贼所破”的责任，不诿过于人，体现其磊落坦荡之胸怀。其自贬三级的举动，与曹操“割发代首”，以法治军的举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伟人们严以律己的共同胸怀。
　　诸葛亮此等精神还表现在对子女的要求上。
　　诸葛乔本为亮之兄、仕于孙权的诸葛瑾之子，因亮早年无子，被亮求为嗣子。建兴六年，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驻兵汉中，乔亦随军征伐。乔干些什么呢？由亮给兄瑾一封家信可知：“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把“本当还于成都”的乔硬留下来，在山谷中干传运军资的苦差事，目的是要其与诸将子“同荣辱”。
　　作为一代名相，著名的封建政治家，诸葛亮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很多，修身思想可谓其中璀璨明珠也。限于篇幅，本文只罗列其大者，亦可见其受传统儒学影响颇深，难怪理学宗师程颢称其有“儒者气象”（《二程遗书》）。这些思想，无论对当今为政者，还是普通人，皆可视做修身准则。
  第五讲 北伐：口号还是实干
　　诸葛亮后半生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北伐，也就是小说里面经常说到的“六出祁山”。以蜀汉的国力，要想北伐而消灭曹魏，简直难上加难，诸葛亮不可能不了解。那么，诸葛亮一再坚持的“北伐”，究竟是“反攻”的口号意义多些，还是实干的行为多些？
　　为何一直要北伐三国时期，在刘备死后，蜀汉丞相诸葛亮连年发动对曹魏的北伐战争，在七年间先后六次北伐，但都遭失败。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连年北伐呢？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他是感念先主刘备的“三顾之礼”、“托孤之重”，要完成刘备未完成之遗志，就是平定中原，恢复汉室。但我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北伐，并不仅仅是要完成刘备之遗愿，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想，诸葛亮北伐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实是要完成刘备的遗愿。诸葛亮的为人是很重情义的，刘备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三顾于茅庐之中，临终又将后事托付给他，并且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如此托付后事，重情重义的诸葛亮又怎会不鞠躬尽瘁呢？《三国志》中记载，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第二，诸葛亮的连年北伐，也是从战略上考虑，主动的防守以保存蜀汉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来看，他当初的设想是拥有益州和荆州，之后以图中原，但自从关羽失了荆州后，诸葛亮的这个战略构想就已经破灭了，因为他对东吴的态度从来都是“联吴”的，他不可能再用武力将荆州从东吴手中夺回来。而仅仅拥有益州之地是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抗衡的，因为打仗很重要的是要拼经济，曹魏政权占据北部中国，约占当时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且中原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相对于益州是很繁荣的，曹魏的国力要远远强于蜀汉。如果消极防守，当曹魏积聚力量后攻打蜀汉，蜀汉是无法抵挡的。所以，诸葛亮采取的战略是主动防守，也就是“以攻为守”，用主动进攻来打乱曹魏的经济增长和战略部署。而实际上，诸葛亮的这一战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他连年北伐的这几年间，曹魏政权也正好是两代交替，需要积聚国力的时期，由于他的北伐战争，曹魏疲于应付，国内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诸葛亮死后的几年里，魏国也没有再发动大的战争。当然，诸葛亮的这一战略也是以付出本国相当大的经济为代价的，蜀汉的国力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第三，诸葛亮也想在有生之年将蜀汉政权扩大，延长蜀汉政权的寿命。由于蜀汉的益州远离中原地区，其人才是相对匮乏的，这从蜀汉后期“廖化做先锋”可见一斑。诸葛亮也是知道这一点的，蜀汉后继无人是最大的危机，他深知在他死后，将没有人能够担起蜀汉政权的重担，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尽量扩大蜀汉政权的地盘，扩张实力，为后继之人积攒足够的资本，以希望保存蜀汉的政权，如果可能的话，也还是有进取中原希望的。
　　因此，诸葛亮才会在平定南方，国家稳定的基础上，不顾国内众多反对意见，不断地发动北伐战争。诸葛亮的眼光是要远胜于那些故步自封的人们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鞠躬尽瘁”，来换取蜀汉政权的发展，通俗地说，就是“以进为退”。
　　诸葛亮“六出祁山”跟魏国交战，本来各有胜负，属“兵家常事”。但历代一些诸葛亮的反对者们却偏激地认为，“六出祁山”无功就是过，因为蜀国在三国当中力量最为弱小，多年征战，需要耗费极大的物力、财力和民力，致使本来就相当弱小的蜀国更是弱不禁风，因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这甚至成为了他们否定诸葛亮的一个主要的事实依据。
　　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三国时期的大背景和蜀汉当时的实际情况，站在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的角度来全面深入地考察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会体谅诸葛亮的苦衷，叹服他的眼光，敬佩他的为人。
　　从战略上看，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一个目标。人生没有目标就会安于现状，碌碌无为；国家没有目标就会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刘备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隆中对策”。“隆中对策”确定的目标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占领荆、益两州，建立政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第二个层次是在此基础上兵分两路，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中原进军，刘备就亲自统率益州大军打出秦川，统一天下。应该说，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刘备集团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战略目标的第一个层次。后来因为关羽贸然发动襄樊之战，遭东吴偷袭，不但丧失了战略要地荆州，还丧失了名将关羽和一支七八万之众的精锐之师；接着刘备为报结义兄弟被杀之仇，用倾国之兵讨伐东吴。夷陵一败，又丧失了蜀汉的核心人物刘备和近6万精兵，使得新建立的蜀汉政权遭受重创，基本上已经无力实现“隆中对策”的第二个层次的战略目标。但是，有没有能力实现目标是一回事，朝不朝着目标奋勇前进又是一回事。作为当时三国中实力最弱且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必须共同努力来实现的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敌国带来的重大压力，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就会因此逐渐迷失方向，失去凝聚力和发展力，加速它的灭亡。而将北上伐魏、兴复汉室作为蜀汉的最高战略目标，时时牢记，不断进取，就有可能让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奋发有为，保持发展的强大活力。
　　一个国家单单靠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不行的，富国还必须强兵，没有强大的国防，同样难逃灭亡的命运。在冷兵器时代，保家卫国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军队，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军队致胜的关键却是强大的战斗力。军队的战斗力是怎样来的呢？自然是来源于经常的、科学的训练和演习。然而最好的训练和演习则是实战。让军队经常地置身于战争状态，而且根据一定的胜算跟敌人作战，军队就会时刻绷紧战争这根弦，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战斗的准备，并在个人的作战实力上不断提高。诸葛亮深谙这一取胜之道。因此，他常常通过与魏国作战训练自己的部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强大、战争的真实存在和残酷，从而培养出部队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武德，和同样重要的物质力量——武技，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蜀国是三国当中最为弱小的国家，与魏国相比，各方面都要相差悬殊，国土面积只有魏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只有魏国的六分之一不到，军队只有魏国的五分之一。一个这样弱小的国家，一旦魏国得到喘息之机，就会受到魏国的攻击而灭亡。因此，诸葛亮直至他的接班人姜维，一直都是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联合盟国吴国，不失时机地进攻魏国，让其长期处于两面夹攻的处境中，并消灭其一部分有生力量，让其无力组织进攻，从而使自己能够从进攻中求发展，求生存。事实上，蜀国也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攻当中获得安定和发展的。“六出祁山”实在是弱国通过积极防御救亡图存的典范。后来，蜀国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纷争和分裂，姜维被排挤，国家失去了积极有效的进攻的能力，使魏国获得喘息之机，腾出了手脚。强大的魏国一进攻，蜀国便顷刻瓦解了。
　　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六出祁山”还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动人魅力，闪耀着人文的光辉。
　　第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就把“立德，立功，立言”统称为“太上三立”，也叫做“不朽三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三立”观应该属儒家思想体系，代表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因此，这几乎成了古人特别是士大夫为人处世的终极目标。诸葛亮作为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优秀代表，自然是对此身体力行的。于是，不断地建功立业就成为了他虽无大的建树，仍然“六出祁山”的人文基础。
　　第二，充分体现了“知恩图报”的感恩的处世观。当诸葛亮还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年仅26岁的山民的时候，还是“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未之许也”的时候，却被当时名满天下的“帝室之胄”、当朝天子的“皇叔”“三顾茅庐”邀请出山辅助自己，这种从古到今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君臣际遇，是足以让一个师法圣贤、君子的士“为知己者死”，为知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但如此，诸葛亮从出山辅佐刘备，直到刘备死，君臣相处达18年，他们名虽君臣，实则友情深厚，胜过兄弟。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临死的时候，却把统一大业、蜀国安危以及后主阿斗托付给他的原因。当时刘备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邦定国，成就“恢复汉室”的大业。如果后主值得辅佐，就辅佐他；不值得辅佐，就代替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君臣间胜似朋友般的信任，是十分难得和少见的。因此，诸葛亮用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和“托孤”的信任，成功塑造了一个优秀传统文化造就的贤人和君子的形象。
　　第三，充分体现了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诸葛亮贵为一国的丞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完全有享受荣华富贵的资格，而且平定了南方，结盟了东吴，革新了制度，发展了经济，蜀国基本上国泰民安，他也完全有享受荣华富贵的条件。然而，他不这么做，却在人生的最后六年里，“六出祁山”，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在伐魏前线五丈原，临死还谋划好蜀军全身而退的办法。有时候我想，诸葛亮纵使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毫无建树，仅仅凭着他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足以感天动地，激励后人。何况他还两袖清风地充分发挥他的大智大勇帮助一个卖草鞋的、靠寄人篱下生存的刘备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呢？而且还努力让这个弱小的国家及其无能的皇帝维持到了强大的魏国灭亡的前夜呢？
　　奇怪战争：蜀汉北伐的军事分析诸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虽然在魏、吴、蜀三国并立中，魏国最强，蜀国最弱，但在这场战争中，诸葛亮指挥的蜀军曾给魏国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和震惊，却又因失误和客观条件限制而撤军，这里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又有谋略的运用问题，其间的诸多经验和教训，仍有借鉴的价值。
　　北伐曹魏，统一中原，统一全国，是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提出的最终目标。当时诸葛亮设想兵分二路，一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宛城）、洛（洛阳）”，一路由“将军（指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直趋长安。但在诸葛亮北伐之时，荆州已为东吴所有，所以剩下的进军路线就只有出秦川一条了。
　　诸葛亮北伐曹魏，先后五次，另有一次是曹军南下，属防御战。蜀后主（刘禅）建兴四年（226年），曹魏的文帝曹丕病死，子曹睿继位，称魏明帝。诸葛亮认为，曹魏政权的更迭，新君刚立，是北伐的一个有利机会，于是在建兴五年（227年），率蜀军北驻汉中。临出发时，上疏后主，以时局艰难，劝诫和提醒刘禅，并对治国理政，作了安排，史称这个上疏为《前出师表》。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伐。为了迷惑魏大将军曹真的主力部队，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南）取郿城（今陕西眉县北），并遣赵云、邓芝率一支人马为疑兵，据箕谷（今陕西堡城北），佯作进攻郿城，自己则率主力突然向西北攻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由于多年努力训练，蜀军士气旺盛，阵容整齐，北伐进展顺利，曹魏所属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天水（今甘肃甘谷东南）、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三郡都叛魏响应诸葛亮，魏天水将领姜维也投向诸葛亮。这一方面是诸葛亮战略的作用，也说明魏对蜀的进犯估计不足，没有充分准备。
　　诸葛亮的进攻和得手，一时震动关中，使曹魏政权十分惊恐，魏明帝急忙亲自率军西镇长安，派大将张郃率军阻止诸葛亮。
　　诸葛亮出祁山，屯兵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命马谡为前锋，王平为副将，督诸军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附近）。马谡平素好发高论，也提过一些好建议，如“攻心为上”即是，但他不精兵法。刘备曾对诸葛亮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然而诸葛亮并没有注意刘备的提醒，在关键时刻，用了他。结果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拒听王平的劝止，弃城不守，上山扎营。张郃乘机把蜀军围困于山上，断其水源。蜀军缺水，军心动摇，在曹军的进攻下溃败，马谡逃走，街亭失守。诸葛亮被迫退兵，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被魏军夺回，第一次北伐失败。这次出征前期马到成功，说明诸葛亮战术上是正确的，但最终的失败和诸葛亮用人的失误是分不开的，大兵团作战胜败强弱在一瞬间就有可能逆转，诸葛亮没能亲临战阵，还派马谡守咽喉，不能不说是他的失误。
　　为了严肃纲纪，以利再战，诸葛亮忍痛依法处死了马谡，自己又以统帅身份，主动承担责任，上疏后主，自降三级。随即在这年冬天，诸葛亮又率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曹魏之战。
　　蜀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时曹魏已有准备，魏将郝昭凭险据守，历时二十多天。由于蜀国多山，蜀道艰险，这时军粮供应不上，诸葛亮再次被迫退军，并于归途中设伏杀跟后追击的魏将王双，第二次北伐仅以此结束。此次退兵主要是受客观环境的限制，蜀地易守难攻，却也造成军需运输的困难，诸葛亮攻陈仓20天，就已经没有了出奇制胜的可能，但他在退兵时调度得当，有条不紊，虽退不乱，斩杀王双，说明诸葛亮在用兵调度上的高明，堪称战术典范，很值得后人借鉴。
　　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领兵欲击陈式，诸葛亮即亲自出兵建威（今甘肃西北）。郭淮退兵，蜀军遂取武都、阴平二郡。第三次北伐以取得局部胜利结束。这次的规模称不上战役，主要是诸葛亮以巩固蜀地，为以后出兵作铺垫。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采取主动行动，发兵进攻汉中。诸葛亮急调两万援军阻击。后因雨路阻，魏军退回。这次属于防守反击，魏军的失利一方面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说明有诸葛亮的蜀军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不输于魏国，魏伐蜀的时机还不成熟。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的重要程度。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出师，再围祁山。鉴于蜀道山多路险，以前的北伐多因军粮运送困难而受严重影响，诸葛亮为解决这个难题，发明了一种适合山道的叫“木牛”的运粮车，向前方运粮。魏明帝闻祁山被围，忙派足智善算的司马懿迎击。诸葛亮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包围祁山，自率主力东上寻找司马懿决战。两军相遇于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司马懿深知蜀军的粮食供应仍很困难，有意避免决战，扎营坚守，拖延时日。诸葛亮随即改变策略，佯装退兵，诱敌出战。司马懿谨慎尾随，但不主动出击。魏军中一些将领多次请战，均遭司马懿拒绝。于是魏军中有人讥笑司马懿“畏蜀如虎”。司马懿无奈，只好派大将张郃出战，结果被早有准备的蜀军击败，损失三千多人。魏军上当吃亏后再也不敢恋战，而诸葛亮也因此无法消灭司马懿的魏军主力。双方相持月余，蜀军粮食供应日益困难，负责运粮的蜀国大臣李严，既疏于职守，又怕承当罪责，就假传后主旨意，要诸葛亮退兵。诸葛亮只好再次退兵。司马懿料定蜀军因粮尽撤退，不是计策，就派大将张郃追赶。诸葛亮抓住时机，于回军途中，在木门谷（今甘肃天水西南）设伏射杀了张郃，迫使魏军退去。第四次北伐结束。此次北伐，展现出诸葛亮作为军事统帅的才能，在兵力较弱，粮草不济的情况下仍能斩将略地，一度使魏军不敢“正视蜀旗”。魏国方面司马懿的策略也不可谓不精明，在不能保证自己在作战指挥上胜过诸葛亮的情况下，采取最稳妥的“坚壁清野”，以消耗战拖垮蜀军，也是很值得后世研究和借鉴的！但在临机指挥上，张郃受命追敌，死于木门，司马懿作为军团最高指挥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再一次显示了诸葛亮在用兵指挥上的高明之处，歼敌于“己败之中”。
　　此后，诸葛亮暂时停止北伐行动，“休士劝农”，让士兵歇息练武；同时加强农业生产，积蓄粮食。建兴十二年（234年），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北伐。这年春天，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口。此前，派使赴东吴，约孙权在东面呼应，出兵攻魏。不久，蜀军攻占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与魏大将司马懿对峙于渭水。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因军粮不继而造成中途退兵的情况，诸葛亮又发明了“流马”车运送粮食，同时抽出一部分士卒分杂在渭水沿岸百姓中，进行屯田。魏军方面，则仍坚守不战，以待蜀军粮尽疲惫。
　　这年五月，孙权应蜀国之约，发兵分三路攻魏，但主力在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失利，导致全线撤退。蜀、吴夹击的计划落空。
　　蜀魏在渭水对峙了一百多日。八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临终前，诸葛亮决定撤军，并对撤军作了部署。诸葛亮死后，蜀军依嘱，整军从容而退。司马懿不知诸葛亮已死，只紧追而不敢战，蜀军故作回军反击，受前几次的影响，司马懿怕中计，不敢再追。
　　及蜀军安全撤退毕，蜀国才宣告诸葛亮病死。时民间百姓流传笑话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一般认为第五次北伐是诸葛亮的军事战略的最高体现，但同时也是诸葛亮的无奈之举。前几次失败使诸葛亮看出以蜀国一国之力是很难击败魏国的，于是他想到与吴国夹击的战略，在北伐之前的准备一方面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对本国国力的认识，也说明诸葛亮对这次北伐的看重。但其过程和结果也说明诸葛亮在面对司马懿的“避免决战，扎营坚守，拖延时日”的战略时，没有更好的对策。
　　在北伐之始，有部将建议诸葛亮“奇袭长安”，诸葛亮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否决了这一提议。对于这一决策，后世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一般是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影响太过看重，导致未能实施这一方案，是其战略思想决定的。在对司马懿的坚守上，诸葛亮虽也屡次诱敌，也一度取得局部的胜利，但一直没能与魏军主力战略决战，消灭魏军主力，最后无功而返。这一般被认为是魏蜀军事实力上的差距造成的，司马懿以多于诸葛亮的兵力而坚守不战，诸葛亮在其对策上就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可施，本来对魏国就占劣势的兵力，自己又是攻坚一方，如果绕过渭水分兵袭敌后方就更加分散自己的兵力，对原本已经紧张的补给线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诸葛亮面对司马懿有“不是不为，实是不可为”的苦衷，同时这一局面也是司马懿熟谙兵法，严谨防守，使蜀军无隙可乘造成的。在选用军事将领上，诸葛亮也不可谓不煞费苦心，但由于蜀国人才的匮乏和本身在选用上的问题，造成了一些失败，不能不说是可惜的。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以蜀国地小人寡的有限力量，能够对当时实力最雄厚的曹魏主动发起攻击，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虽然这也不单靠诸葛亮一个人的力量，但他的足智多谋，他的治蜀方略，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诸葛亮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很多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思想还是值得后世兵家借鉴和学习的。
　　祁山开发与“六出祁山”
　　一千七百多年前，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蜀、魏战争，但在战争还未开始，蜀丞相诸葛亮就把战略重点放在天水西南的秦地西垂的祁山之上，后演义为“六出祁山”。为什么诸葛亮要把目光盯向祁山呢？因为这里是秦国的发祥之地。但在探索诸葛亮注目之地祁山时，这里与秦地西垂历史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一、祁山乃长安之首《三国演义》中说：“众将曰：‘取长安之地，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长安之首也。”
　　为什么诸葛亮要把祁山视为长安的首脑位置呢？在此有二种含义：一是，祁山是秦国的发祥之地，曾是秦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史载：秦襄公始建秦国于西垂。祁山是秦人东向统一全国的始发地，所以要取长安，按照古典历史经验必须先攻下祁山。二是，长安为魏明帝所据守，要取长安必须先取陇西诸郡的必经之地祁山。
　　祁山是秦人东向取得全国统一的“根据地”，诸葛亮是吸取了秦人在祁山东向统一全国的历史经验，必须用百折不挠的志向和毅力，往返率军迂回北上祁山，其目的是踏着秦人东向路线，过渭河进入冀县（甘谷），经秦安街亭，再向张川迂回迈进，越陇山顺陕西千河而下，取曹魏所据长安之地，最终达到“尽忠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三国一统大业的战略目的。由此看来，这就是诸葛亮声东击西“六出祁山”的实质。但是曹魏也把陇西重要防线祁山作为陇西重要关隘，派重兵把守，故诸葛亮数攻祁山城堡不下，首出祁山又遭街亭之失，只得拔西县千余家返回汉中，但并没改变他拿下祁山的决心和信心，时隔二年，诸葛亮又率大军再取祁山，故《三国演义》一百回，孔明曰：“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
　　祁山不仅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更重要的是秦人东向始发之地。秦人自从大禹导漾（西汉水）以来，和戎保西垂，西垂大夫秦仲为保西垂以身殉职，秦文公东猎至淠渭，经三十二代历八百多年后，在长安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强大秦王朝。不能说历代兵家不以史为鉴。
　　20世纪90年代初在离祁山堡以西13公里的大堡子山上的秦公大墓被挖掘，文物流失于国内外，从出土文物看秦公大墓可以说是铺玉盖金的，故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并写出十篇考证文章评论礼县是秦国的发祥之地。根据调查，礼县祁山一带（包括大堡子山在内）为秦西垂陵区，宝鸡为秦西陵区，咸阳为秦东陵区，临潼为始皇陵区；在秦人西大陵区中，秦西垂陵为其首。秦人掘起西垂。几经危亡，几经浮沉，前仆后继，跃马西垂，为记舜帝之恩，作太牢以祀，先后历十二公，烈烈铁骑刚直勇猛，皇皇文臣、人才辈出，蓄士纳贤以牧为业，终于走出西垂，迈向中原，广纳中原文明与巴蜀文化，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富国强兵，定都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大秦帝国，“车同轨，书同文”。如果说陕西临潼为秦文化的末端，那么礼县的西垂陵祁山一带就是秦文化的开始。祁山，故乃长安之首。
　　其二、祁山乃用武之地及其历史地位祁山作为昔日秦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秦国的发祥地，“人口密集，十分富庶”之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资料多有记载。
　　诸葛亮博览群书，当看到这些祁山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时，怎不为之惊叹，故流连于巴蜀鸟道和暮雨风尘之中，为祁山的古老历史文化所陶醉，为这千古名山而呐喊。诸葛亮首出祁山上表言，“祁山去沮县（陕西勉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的论断，也是他对祁山古老文化考证所得出的结论。经近年考古发现，在西汉水上游文化层有五十多处，其中有伏羲文化，寺洼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三国文化等，文化层次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的历朝历代，尤其近年在祁山附近的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在全国和世界学术界引起震动，并引起全国和世界专家的高度关注。事实证明，诸葛亮曰：“瞩其丘墟，信为殷矣”的正确性。也反映了祁山的深刻文化底蕴和昔日历代交兵的古战场的悠久文化历史。
　　其三、诸葛亮开发秦人西垂祁山之地实施的几项改革措施诸葛亮在出祁山期间，对人才培养、人口双向交流、交通工具改革、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等方面实施了好多改革措施和发展谋略。
　　1.祁山木牛运。《三国志·后主传》说：“九年（公元231年）春，三月亮复出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
　　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兵临祁山之后，首先遇到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交通不便，军饷后勤保障难以解决的问题。《水经注》引《开山图》云：“汉阳（天水）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严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在这“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之中，要想解决交通运输以保障军需谈何容易，他首先发动全军将士，献计献策，搞交通工具改革，发明了一种适应高山地区的车具，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祁山木牛运”。
　　从近年在秦早期出土的四轮车模具和秦墓附近的两个秦车马坑中可以看出，这里很早就是十分繁华之地，而且交通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利用战车的先例，要不然周穆王巡“西”时，怎样驾驷，让造父驭车饮酒于漾水（西汉水）之上呢？秦始皇西巡，怎样驭车在这里“望九以祀”祭祀祖陵的呢？这说明在秦代就是交通十分发达的地区。到汉代何以颓丧到这种地步呢？诸葛亮在祁山肯定是看到了秦代的战车和辇道，要不然从何基础上进行祁山的“木牛运”呢？在这高山黄土丘陵区的西汉水两岸，当时是如何行驶车的呢？
　　在考察中不难发现，沿西汉水两岸的高山梁峁之颠，亘山荦道通冲，蜿蜒迂回，通达无阻。所以，车马坑也葬在半山顶或河谷阶地。
　　2.诸葛亮对人才重用和对冀县、西县的人口异地交流《诸葛武侯集·卷三》郭冲回事曰：“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县（甘谷）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诸葛亮甲兵出祁山，先取下了陇西、南安（甘肃陇西县渭水东岸）二郡后，及时攻占天水，诸葛亮在天水关（今天水镇）俘获姜维后，委以重任，先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侯、后迁中监军、征西大将军。这实质上是诸葛亮对人才的珍爱和对魏部势力的一种削弱，在此期间实施他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驱赶虏夺未婚男子、社会阶层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习武之人或有技艺之人、掌刑狱的官吏和未婚女子、掌握技艺的妇女等数千人还蜀。从褒义上讲，是诸葛亮对年轻有为的人才进行的一次祁山与巴蜀人才交流大调动。从战争的角度讲，是采用军事行动迁移的一种强制措施，一是有力地削弱了曹魏在冀县的有生力量，二是为蜀国争得了技术、军事人才，故“人皆贺，亮颜色愀然”。亮并言：“国家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色，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
　　按《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建兴六年（公元223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可知，拔冀县数千家还蜀和亮拔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是同年之事。据《汉书·地理志第八》载，“天水郡，汉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曹睿）改曰汉阳（郡）户60370，人口261348，县十六”。天水郡辖冀县，平均每县只有1．6万人，户均4·3人。按郭冲回忆，诸葛亮就迁走五千人还于蜀国。无疑是对曹魏的—种有生力量的削弱。
　　按《汉书·地理·第八》载，当时“西”（西县）属陇西郡：“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户53964，人口236824，有铁官、盐官，县十一。”平均每县不足2．2万人，户均4．4人，冀县和西县每户人口不足5人。诸葛亮拔西具千余家还汉中，就迁走四五千人。按现在每县最少40—50万人，汉代每县仅有二十多万人，仅占现有人口的一半。我认为这是对密集人口的一种疏导，有利地增进了祁山与巴蜀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但在一次礼县秦人西垂文化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从文物考古发现，从汉代之后，至元代之前，包括南北朝，五代十国，唐代之前这一段时期，礼县文物出土很少，且与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返还汉中有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待于商榷。
　　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返还汉中，可能是一种人口双向交流，也可能有一部分迁移后又返回来了，要不然，礼县人都说祖先是四川大槐树下迁来的，四川是否有大槐树这个地名，且疑。在三国时，汉代陕西兴平东南的槐亘也在蜀国地域之内，故有这种传说。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双向人口交流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促进祁山各业兴旺和经济的发展。
　　3.诸葛亮倡导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云：“祁山在蟠冢（今天水齐寿山）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西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今指何台村背后的观阵堡），垒之左右犹有丰茂蓿草，盖亮所植也。”诸葛亮率十万军兵出祁山，首先遇到至关重要的是粮草问题，军士带粮有限，第一次出兵祁山，攻祁山堡不下，就在汉水南岸现“观阵堡”驻军半年之余。如果粮从汉中运送，路途遥远，又遇名隘高山之隔，唯靠当地供给，但对祁山久攻不下，只得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来补充军饷。就是靠当地解决，西县当地仅2万人口，按张澍《方舆记要》：“武侯出祁山，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十万大军兵临祁山，怎样供给军饷，也是可想而知的。按《三国演义》一百一回中载：建兴九年二月，孔明复出祁山伐魏中，孔明降卤城（盐官），在陇上与司马懿抢收熟麦之事，诸葛亮采取先下手为强，抢收了熟麦，以解日下军饷供应之难。
　　在祁山发展畜牧，早在西周晚期非子时，就在这一带养马，马大繁息，得周孝王之召至陕西千河流域为周室牧马，有着悠久的光荣历史传统。这里有卤城（盐官）水盐饲喂，当然是个有利条件下的天然的大牧场。至今仍流传着“盐官骡马名州县”的民谣，故盐官仍保留了“盐关骡马交易市场”，横跨西北五省。为此，诸葛亮倡导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也是一种长远之计。在今红河之东曾有个西苑之名，曾是大禹佐舜帝训马的场所，故言：“西苑多马，大秦多宝。十国多人。”
　　诸葛亮为开发西陲祁山，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在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上是下了工夫的，史歌民谣一直唱到今，经考查当年诸葛亮种草之地，位于祁山城堡南三里的何台村，现观阵堡下，这里仍四季如春，柏荫森森，郁郁葱葱一片。入其间，看见有三棵大柏树，使人吃惊。最粗一棵有六人之围，至少有千余年，相传为诸葛亮所种。现观阵堡右侧，为圈马沟，传说是诸葛亮圈养军马和种草的地方。今日变农田，可想在17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牧养军马的好地方。且闻祁山的苜蓿子都是诸葛亮从四川带来的。
　　综前述，诸葛亮对兵出祁山，开发秦人西陲边塞，然后达到踏着秦人东迁路线取长安，这是他多次出兵祁山的实质。按照这里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正确估量祁山的历史地位，在秦人的发祥地上，诸葛亮实行大胆的技术革新，进行人口疏导，解决高山交通不便，鼓励种草种树，饲养家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利地促进了祁山的开发，增进了祁山巴蜀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第六讲 “但悲不见九州同”：屡屡失败的统一计划
　　诸葛亮有一个很大的理想，他并不想困守蜀汉政权的益州之地，而是想东进江南，北略关陇，而后逐鹿中原。只可惜，他实现这个理想的计划——北伐，却一次次失败。究竟北伐是怎样的计划，又为何会一次次失败？
　　诸葛亮用兵模式：揭秘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率领蜀汉军队首次北伐，拉开了其六出祁山的序幕。第一次北伐的无功收场，似乎为之后一系列的出征，打下了同样命运的烙印。其实从军事角度推演，仍然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军事战略上的独到眼光和才华。有时候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在命运的安排之下，人纵然是使尽千般努力，运道不在，总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北伐其实分为四个阶段，准备期、转折期、得势期、退兵期，各自有侧重。分别推演如下：一、准备期时机：这时期经过蜀汉内部的整顿，诸葛亮基本安定了内部秩序，并且积蓄起相当的军事后备实力。从外部看，重新和东吴建立良好关系，孙、刘联盟重新建成，并约定灭魏后平分天下。而魏国曹丕去世，新主继任不久，政权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
　　根据这一时机的判断，诸葛亮觉得能够北伐。而且蜀汉仅有一州之力，很难抵挡日后实力过于强大的魏国进攻，所以必须扩大根据地，增强实力。即主动出击，以攻代守。
　　所以从动机上看，诸葛亮至少在短期目标中，并不是灭魏，而是希望增强实力，等待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联合东吴与魏决战。
　　如此，才可以完全理解，诸葛亮在北伐中所作出的一系列举措真正的意图，反击历史以来的一些误识，还历史以真面目。
　　策略：从地理位置上看，蜀汉拥有汉中，汉中之东北出秦岭，即为魏国的关中、长安，再是魏国都城洛阳。汉中之西为祁山，往北为陇山、六盘山，再顺东为凉州，长安位于凉州之南。这样，形成一个回环的地理特征。
　　诸葛亮出兵汉中，驻扎阳平关。从地理位置的绝对长度来看，出阳平关进攻关中地区，攻占长安这一自古以来的中心地区，行军距离最近，即内圈。诸葛亮的主力部队正驻扎在汉中，所以以态势看起来非常明显，即从汉中出兵关中地区。
　　但是现实最致命的问题是，关中地区作为护卫长安甚至首都洛阳的重要地区，魏国必定派驻重兵把守。而且诸葛亮出秦岭，地势险要，需要修筑专门的行军栈道才能通行，攻势相当浩大。因此难度也极其巨大，不慎便全军覆没。当时诸葛亮倾蜀汉之有生力量，也只有5万兵力。内圈距离近，而难度最大。
　　因此，必须继续等待最佳时机。
　　从诸葛亮坐守汉中时起到真正出兵，历史上有一年的时间。鉴于实际情况，诸葛亮驻扎汉中的策略只是疑兵，吸引对方主力。其中真正目的是出祁山，夺取凉州，扩大蜀汉实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符合诸葛亮北伐的真正目的的。如果冒险出兵秦岭，进攻长安，就算打了下来，也是伤亡惨重，日后也难免不被重新夺回去，造成前功尽弃。外圈的进攻，虽然距离远，但是难度相对较小。
　　而诸葛亮等待的时机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如果这个目的完成了，那么诸葛亮有可能快速夺取凉州后，便可立即南下，攻占长安，历史就可能改写了。这个时机的关键人物就是孟达。
　　因为关羽事件，从蜀汉投降魏国的孟达，驻守在新城郡，同为守卫长安的战略要地。而且这一地区，距离洛阳只有六百里。当时孟达已经向诸葛亮表示愿意重新归蜀，而诸葛亮也得到这一情报。甚至可以大胆假设，一但孟达归降成功，诸葛亮也可能冒险一次，进攻关中，与孟达会合，进攻长安、洛阳。
　　因此孟达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战略地位极其关键。
　　二、转折期历史上说由于孟达过于急切的心理，缺乏大将才华，导致计划泄露，被司马懿破坏。其实这也应该归功于魏国在军事驻防上的成功。
　　作为实力范围广阔的魏国，在军区分布上，必然应该形成一环扣一环，相互牵制的军事力量布防。即一方沦陷或受到威胁，那么邻近区域的军事力量可以有效地予以支持，而在平时，相互之间也起到了牵制和监视的作用。
　　孟达作为降将，非魏国嫡系出身，而驻守相当重要的地区，肯定会受到周边其他军区的牵制和监视。东边的司马懿在名义上防卫东吴，实际上多少也有牵扯孟达的作用。
　　孟达在军事行动上过于急切，重大军事调动必然引起情报人员的注意。而且当时已经有孟达的政敌向魏主告密。这反而让孟达更加紧张。越是紧张，调动越是急切，又越是引起注意，走漏风声，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很快，司马懿围攻孟达，消灭了这一潜在的反叛力量。
　　诸葛亮也已经察觉，孟达这一奇兵有失。幸好他按照稳扎稳打的方式进行布置，并非意在关中，才不至于过多地依赖孟达一方。否则孟达有失，导致满盘皆输。
　　在孟达失败之后，诸葛亮立刻正式展开了军事行动。为什么要在孟达失败的时候开始行动呢？难道这一时机非常恰当？从后世推测，应该是由于孟达事变，诸葛亮的出兵意图遭到魏国洞晓，如继续驻扎原地，主动权有可能旁落到魏国手上。军事上最为忌讳丧失主动。最好的是自己主动出击，把决战地点安排在对自己有利益的地方，则会占有胜算。官渡、赤壁以弱胜强的战例，充分证明这一观点。
　　从历史资料上显示，魏延在这个时候提出过子午谷偷袭长安的战术，遭到诸葛亮坚决否决。古书云“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偷袭子午谷完全可能被魏国料到，只要派出少许兵力，便可稳守子午谷。任何一个可能导致成功的方法，一旦被人料到，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因为对方很快就能找到应对的方法。
　　魏延在主观上认为长安守将不堪一击，战之即胜，就犯了骄兵的错误。长安背后有魏国的大军，而且一马平川，魏国的军事调动将非常迅速。即使魏延攻占下来，很快，最长不过20天，就将遭到魏军猛烈反扑。魏延手上只有先军5000人，后军5000人，总共万人的兵力，而且还没有计算在路途中和攻城时损失的兵力。而诸葛亮的主力部队，从子午谷很难全数快速补充上来，修建栈道出秦岭，步伐又太慢，很难给魏延形成支持。到时候魏延将遭受孤军奋战的态势。
　　而且这还是乐观的估计，能够顺利拿下长安。一旦对方坚守顶住20天，魏军增援部队又来到。魏延缺乏后勤补给，很快就将被歼灭。无论怎么看，这一战术都将导致失败。
　　因此，诸葛亮在这一时机，果断出兵，不再依赖孟达的投诚，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独自出兵祁山。只是缺乏互为掎角的响应，导致魏军无所顾忌地可以全力反扑，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从整个战略上看，虽然诸葛亮规划得很正确，但是算盘打空，就丧失响应，为西征制造出了过大的压力。但是，这仍然不是最为致命的。
　　三、得势期虽然在一出兵之机，诸葛亮就遭受孟达事变的重大打击，等于丧失一臂。但他依然相当冷静，显示出了相当高的战略思想。
　　任何一项进攻均不是单独行为，特别是己方实力明显偏弱的时候，更要借助多个渠道，造成对方错误判断，无法预知自己的主要目的，导致无法出击，力量分散，从而被其各个击破。
　　因此，诸葛亮兵分三路，一路兵力最少，由经验最丰富的赵云领头，出阳平关，形成要进攻关中的疑兵，这很像田忌赛马的计策，以最弱对对方最强。而赵云部队也是选择易守难攻的箕谷驻扎。由于兵力不足，又要牵引对方主力，地形的选择自然大有学问。另一路由魏延领军，进攻最远的凉州的安定郡。而诸葛亮自己带领主力4万人，为魏延殿后，进攻陇山东北的南安、天水。
　　这一计划很快就被事实证明相当成功。先是赵云牵制魏军主力部队——大司马曹真部队，然后魏延在基本没有遭受多大阻抗的情况下，顺利攻下最远的安定郡，并威胁凉州全境，并从西北方虎视关中地区。诸葛亮也顺利强占兵力偏弱的天水、南安。并在这里收下了日后成为其军事继承人的姜维。
　　四、退兵期实力毕竟是决定双方胜负的最关键因素。而计谋，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一种手段的尝试，虽然有可能成功，并不能保证最后的成败，一步走错，全盘皆输，非得小心翼翼，不出差错不可，这也是人力无法回天的悲哀。
　　诸葛亮这次北伐仍然证明这个观点。如果计策、用人正确，其实也有可能获得第一次北伐的成功。只是胜面较小，但不至于没有希望。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岂能事事如意，但求问心无愧，已是莫大幸运了。
　　这次战争，因为多个军事成果的实现，自然完全暴露了诸葛亮的军事意图。而这个也是最危险的征兆，即魏军可以得出正确判断，依据事实合理调动兵力。据史料，魏帝亲自出兵，坐镇长安，更在洛阳编组30万军队待命。命令曹真出击赵云的少量疑兵，截断诸葛亮后路。然后派出名将张郃率领5万人，追击蜀汉主力，以消除凉州的威胁。
　　从实力上判断，魏国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三条线的兵力均强过诸葛亮不说，后方更有超强的兵力作为补充，随时待命。因此，这更证明诸葛亮放弃魏延的冒险战术偷袭长安的正确。毕竟长安地位太为敏感，蜀汉实力过于弱小，即使进攻下来也很难防守，加上退兵路线多险阻，无法保证全身而退。
　　当年关羽也是冒险北伐，虽然有水淹七军的胜绩，但是后方空虚，被东吴乘虚进攻，曹军再行反扑，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导致全军覆灭。魏延和关羽均属于冒进型将领，虽然自身才华、能力出众，但是过于骄傲，提出的方案冒进而难免没有不切实际的地方。
　　诸葛亮本身就没有准备攻占长安，而选魏国实力最弱小的凉州，以在日后实力巩固的基础上，对长安形成钳击。因此，如果击败张郃部队，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仍然具有成功的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虽然在《出师表》里面表明了重振汉室的远大目标，但并非妄言。任何远大的目标都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努力实现的。诸葛亮放弃冒进的策略，选择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方法，本身在难度上已经减少了许多，确实值得后人学习。
　　因此，只要诸葛亮击败张郃部队，那么这次北伐就能够圆满完成，难度其实已经相当小了。可惜用人失误，连这点儿小小的目标都未能达成。
　　张郃确实是一代名将。他并没有因为凉州、长安告急，而阻击前锋军魏延。放弃眼下看起来最危急的地方，头脑相当冷静。他选择的是切断诸葛亮和魏延的通道，使双方无法得到联系。魏延没有后方支援，孤军奋战，自然就走向末路，同时阻击诸葛亮，击破其北伐意图。张郃这一战术，具有一石两鸟的效果，确实精彩。犹如两人对决，一人直击对方要害——咽喉，一招致命。
　　而这个咽喉之地——街亭的战略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守住街亭，满盘皆活，既能抗拒张郃的进攻，拖住对方兵力，前锋魏延部队由于继续保持后方补给，又能有所作为。双方确实都是一些博弈高手，一部《三国演义》，因为这些精彩绝伦的素材，才能写得如此不朽。
　　可惜，最为关键的街亭守卫将领，诸葛亮错误选择了马谡担当。
　　渭水在祁山和陇山之间。其中，街亭在祁山之北，又北邻渭水。渭水之北则为张郃部队来袭之所。诸葛亮本是安排马谡凭渭水之险与北面越陇山而来的张郃周旋。待到从北面退回来的魏延之后，双方对张郃形成南北夹击。本来张郃既然要从中间切断诸葛亮和魏延，虽然一石两鸟，但从辩证角度看，其用兵本身就面临着反被对方夹击的危险。
　　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安排，居然异想天开，放弃坚守渭水，让出渭水和祁山之间的大片平地，退守在后面的祁山上。这样，张郃只要强渡渭水，扎营在渭水与祁山之间的空地，切断祁山上马谡部队的供水线路，形成对峙，则就成功地走出了险被夹击的困境，很快就折了对手一个手臂。
　　这样，街亭失守，诸葛亮不得不重新集结部队，放弃此次北伐的所有成果，退回汉中，重新等待时机。
　　从这一次北伐来看，诸葛亮的最大失误在于用错了两个人，一为孟达，一为马谡。因为孟达失算，诸葛亮出祁山没有照应，在魏军发现其进攻动向后，立刻无顾忌地进行反扑，造成蜀军势单力薄。因为马谡，造成街亭这一咽喉失守，连本是谨慎谋划的北伐成功也丧失殆尽。
　　历史往往也是由很多偶然性组合而成的，偶然中似乎又暗含着必然。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从弱势出发，步步为营，小心盘算，精心设计，谋略非不薄也，然用人失误，运道不佳，终无功而返。
　　第五次北伐失败的内情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失败得十分蹊跷，究竟是什么因素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一、役前的局势蜀国自231年6月第四次北伐撤兵后，已经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了。因此蜀军此时不仅已经补充了第四次北伐的作战消耗，估计实力还有所增强。其中233年进行了平定南夷豪帅刘胄反叛的小规模作战。诸葛亮又使用木牛、流马将粮草运输至斜谷口一带，并沿斜谷建立粮仓，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作好了准备。
　　魏国在西线一直采取守势，没有与蜀国发生大的冲突。但是在东线，这两年连续与吴国有中等规模的作战。
　　吴国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不断向魏国发动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233年吴主曾亲自出动进攻合肥新城，没有获胜。
　　鉴于以前吴蜀双方对魏军事行动的不统一，此次专门进行了协调工作，约定双方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使魏军东西不能兼顾。
　　二、战前双方部署由于此前蜀军连续多次进攻魏关陇地区，魏国已经逐步在该地区建立了稳定的防线。当时双方在关陇地区的兵力部署大致是：魏军：大将军司马懿、扬武将军郭淮率西线主力兵团屯于长安一带，5万人左右；征蜀护军秦朗（由魏明帝派来增援）率2万人随后赶到战区；另外在陇右的天水郡、祁山等地大约还有防御部队一至二万人，由于距离远，没有参战。
　　故魏军在西线的总兵力约9万左右。其中参加本次战役的兵力为7万人左右。
　　由于近三年西线没有什么军事活动，所以魏军在西线保持的基本兵力属于中等水平。考虑到魏军利用秦岭有利地形作防御作战，这些兵力已经足够了。《中国军事史》则估计魏军兵力不少于7万人。但是准确数字无记载。根据魏明帝严令司马懿在西线坚守不战，估计在西线是蜀军兵力占有一定的优势。
　　蜀军：蜀汉丞相诸葛亮、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护军杨仪、征西将军姜维、讨寇将军何平、将军马岱等统大军出斜谷进军关中，总兵力号称10万人，实际估计八至九万人。（根据《资治通鉴卷七十二》的记载）由于吴蜀建立了同盟关系，蜀军可以集中所有兵力于北线，除去汉中的少量留守、成都和南方的一些部队外，其余应都在这里了。由于蜀军前面恢复了近三年的时间，总兵力应当在11万左右。
　　蜀军战役企图：考虑到陈仓已经成为坚固的要塞，而远出陇右难于及时形成对魏国的威胁和与吴国的协同进攻，加上魏军两线作战兵力不足，因此本次战役，诸葛亮冒险出斜谷直接进攻关中的中部地区。
　　魏军战役企图：由于东、南线吴军的三路进攻对魏国威胁更大，因此魏明帝集中主力先迎战吴军对合肥、襄阳、广陵的进攻，以部分兵力增援西线，在西线依托有利地形坚守，以尽量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三、战役实际进程在第一、二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从第三次北伐开始，改变了基本战略——不以夺占魏国城市为重点，而是以围困魏国战略要点，诱使魏军来援，自己控制强大的机动兵团以求在野战中歼灭魏军的主力。本次战役诸葛亮依然采取这一战略，希望寻求魏军主力决战。
　　公元234年2月，蜀军开始自汉中沿斜谷向关中地区进兵。由于秦岭谷道崎岖难行，直到4月蜀军才到达关中的郿县一带。
　　此时，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河，在渭河南背水筑垒坚守。
　　司马懿认为，如果蜀军依山东出武功，魏军的形势将比较困难；若蜀军西上五丈原，则魏军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诸葛亮率军出谷后，看到魏军已经沿河筑垒坚守，于是西上五丈原。
　　魏将军郭淮认为蜀军下一步将自五丈原北进，占领北原，以切断陇道，威胁魏国的陇右与关中之联系，迫使魏军与其决战。因此建议抢先占领该地。司马懿于是派郭淮率部进占北原。
　　当郭淮占领北原后正在修筑堡垒时，蜀军前军已经开始向北原进攻了。在郭淮发起反击后，蜀军的这一计划没有成功。
　　接着，诸葛亮率大军假装向西前进，许多魏将均认为蜀军将进攻西面的防区。郭淮判断蜀军如此明显地西进，必定是声东击西，希望魏军主力西援，好趁机向东进攻阳遂。果然后来蜀军趁夜猛攻阳遂，由于魏军已有准备而没能成功。
　　这时的形势是：蜀军在五丈原一带的渭河南岸地区占据了一块阵地，其东面是司马懿的主力沿渭河一线筑垒坚守，其北面是郭淮军依托北原的地势筑垒防御，其西面是坚固的陈仓要塞。只有南面是通往汉中的斜谷。
　　从5月到8月，诸葛亮多次向魏军挑战，但是魏军坚守不出，这样度过了一百多天。其间诸葛亮考虑到魏军希望等蜀军粮尽自动撤兵，于是在当地进行屯田。
　　8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开始撤退。司马懿得到消息，开始准备发起追击，结果被蜀军打出的诸葛亮旗号所欺骗，担心这是蜀军的诱敌之计，又放弃了追击。等到得知确实情报后，蜀军已经安全撤走了。
　　整个战役到此全部结束。自公元234年2月到8月共历时7个月。
　　四、全盘分析实际上，本次战役基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交战。由于魏军采取了坚守战术，使蜀军求战不能。从战役企图的实现来看，应当说魏军完全达到了战役企图，而蜀军完全没有达到战役企图。所以说本次战役蜀军的行动是不成功的。虽然在最后的撤退阶段有一些表现，也只能是保证蜀军不受大的损失而已。
　　那么，为什么蜀军的作战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呢？
　　在总体方面，有许多文章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大致上是在政治战略、经济和整体军事力量方面蜀国已经明显处于下风，使其每次作战都必须全力以赴，投入绝大部分的主力，因此不敢冒险。
　　在军事方面，有以下战术上的问题：1.由于蜀军是远隔秦岭到关中地区作战，应当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而如果一旦形成相持的局面，最后失败的必然是蜀军。
　　2.如果要想速战速决则必须出奇谋，进行一些冒险的行动，这样才能调动魏军，从中寻找战机。而只采取一些平稳的作战行动，是无法打破平衡的。
　　3.蜀军在战区的行动均被敌人预料到，是蜀军无法取得战役主动权的关键。其中两次战术进攻均被郭淮识破了真实企图。
　　五、几个特别的问题1.诸葛亮为什么不向东出武功，而要西上五丈原？
　　司马懿也认为蜀军向东出武功对魏军威胁较大，西上五丈原则上对魏军没有什么威胁。诸葛亮之所以未选择东出武功，主要是他一生谨慎，不敢冒险。我们知道战区的地形是，渭河与秦岭山脉之间有一条狭长的平坦河谷地区，蜀军可以沿这个狭长地区向东进兵。但是由于司马懿的大军是沿河筑垒，如果蜀军沿这个走廊向东运动，就要冒侧敌行军的危险，大军在狭长地带侧敌行军的危害是很明显的（举个现代的战例：辽沈战役中，廖耀湘兵团12万精锐大军在黑山、大虎山一带侧敌行军，向营口撤退，结果遭到解放军的拦腰攻击，结果全面崩溃，仅两天时间12万人就全部被干掉了。如果不是侧敌行军，这样的主力兵团即使被包围，至少也能打上20天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懿的渡河背水列阵是很厉害的部署，他在无形中使蜀军最有威胁的进攻路线消失了。诸葛亮不敢拿大军冒险，只能西上五丈原了。
　　不过如果诸葛亮敢于冒险，那司马懿敢不敢出击也不好说。因为司马懿得到魏明帝的明确指令坚守不战。可是如果不出击，蜀军通过了这个狭长地带就可以切断司马懿军与后方长安的联系，还可威胁长安城（那里估计兵力很少）的安全。战局恐怕难以预料了。
　　2.诸葛亮为何没能占领北原的要地？
　　有两个错误，第一，没有估计到魏军先抢占了北原，所派去的部队不多，结果被郭淮的反击所击溃，使魏军赢得了时间，加固了北原的防御阵地。第二，没有马上增派主力去争夺北原。如果司马懿增援北原，就可以调动其离开堡垒在机动作战中加以攻击，如果司马懿不增援，那么消灭郭淮后还是可以切断陇道，或者沿渭河北岸东进，威胁司马懿的后方。
　　总之，是诸葛亮用兵比较犹豫，且计划被对手所预料到（也就是不够奇）才导致蜀军没能占领北原的要点。
　　3.诸葛亮给司马懿送巾帼妇人服饰了吗？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诸葛亮给司马懿送巾帼妇人服饰的事情。但是在《三国志》的有关传记中均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能有人以为这个事情对司马懿不利，所以《三国志》故意不记载。
　　此事的记载见于《魏氏春秋》：“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
　　那么真有此事吗？我以为没有此事。分析如下：第一，相信以诸葛亮的修养和气质，根本不屑干这样低等的事情；第二，诸葛亮应当比较了解对手司马懿的性格，这样的激将法根本是没有作用的，换做张飞之类脾气暴躁的大将，或许会使用一下；第三，《汉晋春秋》记载：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说明诸葛亮早已判断司马懿根本不会出战，还会用这等方法吗？
　　第四，大约是《魏氏春秋》想贬低诸葛亮，才有这样的内容。或许是前线的部将以诸葛亮的名义送去的也未可知。
　　第五，如果激将成功，写写也还可以，如果失败，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
　　我以为，《三国志》的记载是很准确的，通常不太可靠的记载它均将其舍弃。所以，诸葛亮根本没有送妇人服饰给司马懿，只是进行了许多次的挑战（诸如士兵在营垒前骂战等）。
　　4.诸葛亮真的在战区进行屯田吗？
　　此事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应当是确有其事。不过，诸葛亮的真实意图，可能并不是利用屯田来增加军粮。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屯田一般是在自己的后方，或者在敌我之间的无人区，还没有千里迢迢向敌人发动进攻而在战场上进行屯田的，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人的骑兵很容易就可以把屯田所种的麦粮践踏毁掉。
　　第二，诸葛亮三面受敌，中间的地盘并不大，屯田所收的粮食对于近十万大军来说是太少了，而实际上诸葛亮近三年来在斜谷已经囤积了很多粮草，根本不用依靠这一点儿粮食。
　　第三，诸葛亮4月才出谷，又进兵五丈原，接着争夺北原，最后相持下来到8月有一百多天，那么屯田应在相持阶段进行，也就是5月开始。通常关中地区6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收割了，5月才开始屯田，不知种什么作物能够在一个多月里就长成？
　　所以，我的结论是，诸葛亮屯田是假，以屯田引诱魏军前来进攻是真。蜀军和当地的百姓一起假装种田（自然是百姓在3月份就已经种下去的），同时部署了精锐部队在附近，等待魏军中计。不过这些计策和蜀军的挑战一样没有成功，魏军根本不理。不过史书的记载也没有错，因为它们只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和现象，至于真实的动机还需要后人来分析、判断。
　　5.司马懿坚守不出是胆小怯战吗？
　　当然不是。司马懿采取了正确的战术，既达成了战役企图，又没有什么风险，还不损失什么兵力。实际上，以司马懿的兵力在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基本是平原，有少量山）是完全可以和蜀军一战的。但是决战就有失败的危险，就会有重大伤亡。
　　所以司马懿采取的是刘备219年在汉中对付曹操的战术，只是正好掉了个——以前是曹操远隔秦岭向汉中运送粮草，现在是诸葛亮从汉中向关中运送粮草。好像没有人批评刘备如何胆小怯战吧。还都夸赞刘备战术对头呢。
　　司马懿也是很狡猾的，他也在等待诸葛亮出现错误。不过诸葛亮非常谨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冒险行动，所以司马懿也只好一直坚守下去了。
　　最后总结一下。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这是吴蜀两国配合最好的一次联合行动。两军相隔千里，与魏军的实际开战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这在交通、通信很落后的古代，是很不错的了。唯一的损失是蜀军在本次战役里失去了统帅诸葛亮和最能打仗的魏延。蜀国以后也就不再有成功的希望了。
　　北伐为何屡战屡败诸葛亮北伐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有人归结为皇帝刘禅身边奸臣的干扰，但这根本就不是主要问题。北方失败，最终原因在于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北伐的时机，北伐的方向，北伐的要点所在等等。从中寻找失败原因，能够看出诸葛亮“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的个中缘由了。
　　现在，我们可以量化地为北伐的成败定下若干标准：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北伐的几种结果，我们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种：1.大胜，即围歼对方主力或斩杀敌军统帅，如关羽水淹七军，如击毙司马懿。得5分。
　　2.小胜，即击溃或歼灭敌方一部，取得物质上的收获，或者斩杀对方大将，取得士气上的收获。得1分。
　　3.无功，即双方战果基本一样。得0分。
　　4.小败，部队受到小的损失，伤亡数千人。得－1分。
　　5.大败，部队损失超过数万人。得－5分。
　　6.完胜，即攻取长安并站住脚，大大改善蜀汉的战略态势。得20分。
　　7.完败，即主力覆没，甚至于丢失汉中等重要据点，大大伤及蜀汉的元气，得－20分。
　　再来看看诸葛亮六次北伐的战果：第一次：先胜而后败，折了马谡，失了孟达，但收了姜维，双方扯平，0分。
　　第二次：由于魏将郝昭筑城固守，蜀军粮尽退兵。但魏延斩了敌大将王双。还是0分。
　　第三次：攻下武都、阴平，胜郭淮。算小胜，＋1分。
　　第四次：战退司马懿、曹真等。应为小胜，＋1分。
　　第五次：射杀张郃，小胜，＋1分。
　　第六次：小胜数场，但自己积劳成疾，死于五丈原，1－5＝－4分。
　　这样，诸葛亮六次北伐的总战果是－1分，平均每次－0.16分，总体上是失败的。
　　诸葛亮在前四次北伐时，是采取西出阳平关，走平坦大道，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来蚕食魏国。这样虽然易于用兵，加上诸葛亮在战术水平方面要高于对方，每次都能取得局部战役的小胜。但不能否认的是，魏与蜀的综合国力相差甚远，而战线太长，旷日持久，粮草供应不继。其结果就是次次因粮草不济而退兵，胜利成果又拱手相让。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终于想通了，直接出斜谷进入陇东，效果大为改观，但由于诸葛亮之前已多次北伐，魏国处于高度警惕状态之中，再加上诸葛亮阳寿将尽，只能留下遗憾了。
　　诸葛亮北伐的时机和方向到底是否正确？
　　先来看看诸葛亮北伐的魏国的军力部署，公元227年（北伐的前一年），魏军从国势图上，兵力分布为三个主要方向：西部长安（关中，陇右）一线；中部宛（南阳，襄阳，豫）一线；东部扬州（合肥，皖）。
　　西部的统军为曹真，中部为司马懿（227年6月，以司马懿都督荆、豫州诸军事，率所领镇宛），东部为曹休（曹休为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
　　三路的防守重点不同，中路司马懿认为夏口和上庸为防守要点，东路以东关、合肥为防守要点，西路以陈仓、散关、长安为防守要点。
　　再来看227年到228年的几件连续的事情：公元227年3月诸葛亮决定出师北伐；公元227年年底孟达在上庸反叛；公元228年初司马懿灭孟达；公元228年，诸葛亮开始正式第一次北伐。
　　228年4月，诸葛亮兵退汉中；228年4月到8月，吴国陆逊兵出皖，石亭克曹休。
　　228年11月，诸葛亮闻听吴国在皖的胜利，引得魏军东调，于是再出汉中北伐。
　　228年12月，诸葛亮对陈仓用兵未果导致第二次北伐失败。
　　从上述的魏国的军力分布和第一和第二次北伐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吴蜀的交替北伐，但是却交替后退。而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下面几点：1．诸葛亮的北伐并没有跟吴国同步。
　　2．诸葛亮北伐的时机并不好，因为从第一次北伐开始到第一次北伐结束，魏国一直是一面（西部）受敌。
　　3．而当诸葛亮北伐失利后，吴国的北进也是单面（东部）进攻，让魏国从容从西部调兵东向。
　　4．而当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吴军北进的胜果并没有被诸葛亮所利用，而仔细思考其原因，在于信息交流缓慢，当吴军胜利的消息传到诸葛亮那里的时候，吴军已经后退，而诸葛亮才仓促准备第二次北伐，结果在陈仓受阻。
　　所以，总结上述要点，我们可以得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一些大胆推论。
　　在说这个推论前，首先还要补充一下对《隆中对》的一些看法，从《隆中对》战略观点来看，东和吴，而从荆州、汉中北上的思路并无大碍，这样可以从容调动魏军于东、中、西三路，而正因为东和吴，吴国可以从东翼佯攻以牵制魏军东翼，而中路和西路则可以选择主攻方向，这样魏军就难以判断蜀军的主攻方向，从而主动权在蜀汉手中。而且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并没有详细指出到底哪里是主攻方向，其用兵于机动之中可见其间。
　　而当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的时候，根据《隆中对》所阐述的军事原理——即多点出击，一点主攻，应该调动魏军于东、中、西各点，而不应该选择在其中一点进行北伐，而从诸葛亮北伐的结果看，恰恰失败在战略态势上单点主攻，而让魏军从容对付。
　　好啦，基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和第一次北伐前的形势，那可以大胆推论北伐的实际时机和方向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向呢？
　　我认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如果要弥补上述的一些缺点，应该按如下的方略去进行：1．依据诸葛亮《隆中对》所言，东和东吴，那则在北伐前应该与吴国协作，如果做到并力北进，则不会出现有吴蜀交替北伐的情况。
　　2．如果北伐与吴国协作，那才能达到多点出击，主攻一点的战略行为，也就是说吴国在东、中，而蜀汉在西、中可以协作进攻。而这一点到底有没有可行性，从当年的历史上可以看出来，吴国一直在令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知者，准备北进事宜，如果诸葛亮利用得当，足以令吴军同期在东部牵制，甚至大胜魏军，因为如果多路进军，魏军西部大军将难以东向。所以吴国当年本来就有东进的行为，不过也是同蜀诸葛亮一样，双方并没有协作。
　　3．而如果要协作就牵扯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通信联络的延迟，而这一点又是诸葛亮选择主攻方向的关键要点，如果真的选择魏国的西翼的话，那与东翼的吴国的协作必然难以同步，而选择哪里为主攻的方向为宜呢？我认为是选择中部，即从襄阳、南阳一线北进，直捣宛、洛，直捣魏国的心脏，而以斜谷先发，为疑兵，牵制魏军西翼，而中路诸葛亮出汉中，捣上庸，而后沿汉水东下，定襄阳。而吴军则在东翼配合出皖、合肥，并从夏口出疑兵配合蜀军的东下，夺取襄阳。
　　所以关于诸葛亮北伐总结如下：外交上：诸葛亮东和吴国，力求通力协作。
　　军事上：蜀汉军队协同吴国多点并出，主攻方向是中路，这样同吴国的协同便利，而东路、西路互为策应，这样既符合诸葛亮的《隆中对》，也符合军事原理，调动魏军主力于多点间。
　　但其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于：与吴国的关系。
　　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看，吴蜀两国在同一年分别出兵北进，而毫无协作，可以看出双方都无诚意，并无并力北进之心，所以双方各自无果。而诸葛亮在吴国大胜后北伐，因为信息时间差的因素，丧失了第二次北伐，求其原因，依然是吴蜀的协作不利所导致。
　　后期诸葛亮几次北伐意识到与吴国的协作，但终因为主攻方向太偏，让处于内线的魏军从容调度，而丧失了北进的时机，而其关键在于北伐的方向选择不利，吴蜀双方通信的协调太差。
　　所以由此反观诸葛亮的北伐的方向和时机都违背了诸葛亮自己提出的《隆中对》所阐述的军事原理，而求其深层原因，在于吴蜀两国相互不信任，相互缺少协作关系，所以诸葛亮北伐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也是必然的。
　　其实从中路北进，仔细思考，从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而恰恰是吴国断送了蜀汉的北进之路，所以诸葛亮不从中路北进也有其考虑，因为如果吴军在蜀汉从中路北伐的时候再重演关羽故事，那诸葛亮将陷入不归之地。
　　结论其实，诸葛亮北伐的最大失败要点在于单点进攻强大的魏国，而魏国处于内线作战，无论是补给、兵力调动、指挥协作都有巨大的优势，所以诸葛亮几次失败在其外线单点的进攻，而且缺少战略上多点对魏军的牵制。而且这样大大违背了诸葛亮自己提出的《隆中对》的思路。而吴国同样，几次北进也遭遇与诸葛亮类似的情况，所以魏国如果不是同时面对吴蜀两国的并力北伐，则安泰无忧。
　　所以两国合则魏国忧，两国分则魏国喜，吴国为争荆襄小利而断送两国之运，实则吴人见识短浅。
　　失败不是他的责任读三国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的北伐。众所周知，当时魏占据中原，无论人力、物力都远胜偏安一隅的蜀国，伐魏从表面上看来，应该是一个极不明智的举动，那么诸葛亮是不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呢？还是真像《出师表》说的那样要继承先帝遗志，强不能以为能？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北伐的背景开始入手，事实上诸葛亮北伐是遭到大多数蜀人的反对的，在三国时代，君主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有着很大决策权的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举个例子来说，赤壁之战时，东吴之所以在战与和之间举棋不定，就因为江南的世家大族是主张投降的，对他们来讲，江东姓曹还是姓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谁都要依靠他们统治江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北伐前的蜀，此时的蜀国自刘备兵败之后，虽经诸葛亮努力振作，但实力与中原差距是在逐步增大。西川的大地主们并不愿得罪中原的魏政权。可想而知，此时提出北伐，将要面对多么大的阻力。更何况，当初在《隆中对》时，诸葛亮提出的战略“钳式攻略，东西策应”，在大军出兵关中的同时，“使一上将以攻宛、洛”。显然，此时荆州已经易手，此时的北伐是不是已经失去意义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此北伐非彼北伐，虽然旗号一致但其实质已经截然不同，今日北伐之目的，主要在于震烁中原，打破魏政权固有战略部署，希望使魏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相机夺取关中、凉州地区，延长蜀汉的生命线。而当时北伐无疑是最佳时机。从外部因素来说，魏国承平已久，对蜀汉已经疏于防范，这点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关中震动，天水、南安、西平三郡太守闻风而降，魏国大军屡遭败绩，国君曹睿不得不亲临长安以安军心民心，同时紧急起用司马懿。可见，此时北伐有很大的突然性。第二，与吴国的关系良好，完全修复了刘备东征以前的友好关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魏国虽然已经开始恢复但远没达到最高峰，若不乘时北伐，魏国就会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从蜀国内部因素来看，已经具备了北伐的条件。
　　首先，虽然刘备兵败造成很大的损失，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军队方面，蜀国方面可以说是精锐尽失，无论是在将领还是兵员，但是火种还在，赵云、马超等虎将尚在，如果再过几年，蜀国的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就真的沦落到“廖化做先锋”的地步了。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培养出优秀将领，做到江山代有良将出呢？并将之归咎于诸葛亮的压抑人才。需要说明的是蜀中缺乏产生将才的土壤，刘备入川时蜀中也不过只有张任和严颜两个名将，一个年已七旬，一个死不投降，此时的蜀中，远不如魏国拥有世出名将的慷慨燕赵，铁血雍凉。所以要早出川，夺取西凉，用剽悍的西北人强化蜀军的骨干。
　　其次，诸葛亮已经平定南中，解除后顾之忧，并建立了一支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职业化部队（十万左右），他的优良装备和纪律可以弥补其数量的不足和四川人在体质上与北方人相比的先天缺陷。以后的战役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五万的蜀军常常围困十几万的魏军，可见其战斗力是很强的。
　　再次，经济稳定，由于诸葛亮致力于南部地区的开发，蜀中的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中，各方面物资比较充足，国内形势处于刘备战败后最好的时期。
　　但问题不是没有，蜀中同样存在着人心思安、不愿北伐的畏难情绪和实力不如中原的客观现实，这样的问题不是可以简单克服的，所以造成一个很直接的后果——蜀军不能败。即使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或是一次运输上的延误都能关系整个北伐大业的功败垂成。所以诸葛亮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的战略，而不像部将魏延建议的那样“出子午谷，径取长安”，这样虽然具有突然性，但冒险的成分太大，要知道那可是人才辈出的三国呀，堂堂大魏，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看透这种战术的？这是一次赌博，或胜或死，胜则占据关中，败则蜀国迅速灭亡，三国时代早早结束，魏国君临天下。诸葛亮选择了不赌。这就有了“诸葛一生唯谨慎”的诟病。问题在对抗中，谁可以赌博？谁有资格赌博？我认为只有曹操那样的强者才可以赌博，他赤壁之战赌输了，但没关系，孙刘并不能奈他何，他还是霸主，还是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诸葛亮是没有权力的，因为代价是他不能承受的。
　　我们最熟悉的历史莫过于三国，我们最陌生的历史也莫过于三国，熟悉与陌生的原因都缘于那一部巨著——《三国演义》，我们因为它犯了太多认识上的错误，因为纠正它的错误而犯了更多的错误。诸葛亮的北伐是其一。我们大多认为这次北伐是失败的，因为没得到一寸土地。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战争的目的不一定是土地的争夺，而是我方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只看到司马懿用固守不出使蜀军不战自退，却忽视了魏国因为蜀的进攻在空耗国力。是的，我不相信诸葛亮“空城计”的传奇，也不相信“死诸葛吓退活仲达”的鬼话。但我知道，当后来魏国对东北的公孙政权用兵时，司马懿用兵四万，结果大臣们都以为靡费过甚，请召司马还，让地方部队去解决。看吧，中国最强大的政权居然没有四万部队的开销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言自明吧。诸葛亮用少量的军力和物力就造成了中原的巨大耗费，他们常常要用几十万部队来对付诸葛亮的四万部队，蜀国的北伐成为了魏国的心腹大患。以至于在诸葛亮死去之后，魏国根本没有能力对蜀用兵。否则诸葛亮死之日就是蜀汉灭亡之时。史料中颇为有趣的一个事件是，魏国皇帝曹睿本来是一个明主，但在诸葛亮死后却变得贪图享乐，原因何在？因为心腹大患终于消除了，以后魏国贵族享乐之风的形成以及司马氏的崛起，与这位皇帝的得意忘形有莫大关系。
　　很多人对诸葛亮的能力表示怀疑，主要原因来自于对演义中诸葛亮的怀疑，可以肯定，呼风唤雨之类的绝对没有。但能否定诸葛亮的能力吗？即使是正史，对诸葛亮也不无溢美之词，看过《三国志》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其实，任何史料都有其缺陷和失误，不管是正史也好，演义也罢，关键要去分析。就我看来，诸葛亮绝不会像演义中所说的那样温文尔雅，鞠躬尽瘁，真实的诸葛亮一定是一个刚强有决断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在与东吴关系未定时出使东吴的人，一个敢于与先帝不共戴天的敌人迅速结盟的人，会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白面书生，我认为与其说罗贯中对诸葛亮进行了美化，不如说是对其进行了人格上的弱化。事实上，罗贯中也流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如在诸葛亮治理西川时就说到他严刑峻法，压抑豪强，这就显示了诸葛亮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一味地靠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的，而是像曹操一样是利用法家申韩之术来整顿乱世的，诸葛亮和曹操一南一北，不约而同用法术治国，也说明汉末形势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非用战国盛行的法家之术不足以救乱世。
　　另一种说法认为，诸葛亮其实是名过于实，认为既然是“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那么刘备就应该统一天下，没有统一就说明孔明和庞统能力不足，说这话的人大概忘记了，二人只是“得其人，不得其时”，不错，刘备是一代雄主，如陈寿所说：“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绝不像演义上是一个只会一味行仁义的窝囊废，但刘备的宿命在于他遇到这二位贤人时太晚了，曹氏据中原，孙吴占江东，基业都已不可动摇，刘备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更何况，刘备对二人并不是言听计从，要知道，直到刘备占据西川，诸葛亮也不过是个军师中郎将，相当于一个参谋，当时真正的谋臣是法正，“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而当时地位比诸葛亮高的不止一人，关羽等暂且不表，单文臣方面，就有糜竺、孙乾、黄权等人，这是为何呢，是诸葛亮能力不够吗？还是刘备不相信诸葛亮呢？都不是，而在于刘备是一个很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他要想在西川立足，就要依靠黄权等刘璋旧部，所以不敢怠慢这些人，前面说过地方世家大族的势力是不可小视的，刘备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所以得“民”心的关键，其实他不是得民心，是得士心，得到了士大夫的心，所以在徐州有陶谦让位，在荆州有人主张让刘备做刘表的继承人，其原因就在于此。这里就可以看到刘备这个人是很不寻常的，他在智谋方面也许不如曹操，但在这方面要远远强于曹操。当然，刘备的失败也在于此，当地的世家也许会支持他，但当外力强大时，他们绝不能帮刘备去对抗这个强大的外力，这个情况直到攻占西川才有所好转，这个不是我们所要说的重点，暂且不表。刘备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看重感情，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少见的重感情的君主，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何会在关公死后做出种种非理性举动，他的手下，糜竺出身徐州有名的望族，但破家随他流浪，所以他给其在政府中的地位是仅次于他的，而魏延在他还式微时投奔他，所以说在攻下汉中时，让魏延做到汉中太守，其地位是相当高，当然魏延也算个人才，而且忠于刘备，可以说他对刘备是感恩戴德的，后来之所以要反，只是因为与杨仪有矛盾，当然诸葛亮也有责任，这个也暂且不说。
　　我们看到刘备的用人方针以后，就知道诸葛亮其实在早期是不太受重用的，虽然接受了他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但并不把他看成是这一构想的执行者，诸葛亮真正掌权还是在攻打汉中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但不受重用并不是说他没才华，也不是说不受重视，而只是说当时不能重用他，因为这不符合刘备的方针，也不利于内部团结。但在刘备入川时，把后方交给关羽和诸葛亮，而随军带上庞统，可见在他心目中，这二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关羽自不必说，历来刘备都把自己最重要的据点交给他，最重要的行动也会交给他，并将他视为将来实现“隆中对”战略中的最核心的人物，可以说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事实上，后期蜀汉的走向也与关羽有莫大关系。
　　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刘备其实最初的部署是让诸葛亮辅佐关羽来实现钳式攻略的最重要一环，进军宛、洛，直袭许昌。这才是他留下诸葛亮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让诸葛亮留在荆州的话，以小诸葛的外交能力和智慧头脑，绝不会出现后来的错误。但不幸的是庞统死了，刘备身边显然不能缺少一个谋臣，而法正尚未投诚，诸葛亮只得入川。
　　我们有句话，叫“诸葛一生事业，尽在荆襄九郡”，这句话成为很多人诟病诸葛亮的例证，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因为当时要想北伐中原，荆州实在是最为可行之路，这里离敌人心脏最近，能直接威胁到敌人的中枢，而另一条出兵路线远且不说，还面临着缺粮的危险。但刘备和诸葛亮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江东对荆州的野心，或是说他们低估了这种野心，他们在占据西川之后，自以为割让了江夏等三郡之后，孙吴就会罢手，所以他们选择了收取汉中，接着让刘封、孟达取上庸，关羽取襄阳，显然诸葛亮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被魏国很好地利用了。
　　我为什么说是被魏国很好地利用了，而不是说被吴国利用了呢，因为事实上受益者是魏政权。取得荆州对江东来说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负担，后来也是如此，江东并没有因此增加称霸的实力，反而要担心昔日的盟友随时的报复行为，蜀吴虽然后来修好，但两者都要拿出相当的兵力来进行提防。从战略角度来看，其实孙吴应该攻下淮河流域这个战略要地，要守卫江东，就一定要有淮河流域，所谓“守江必守淮”原因就在于此。拥有淮水，才有战略纵深，一旦来袭，敌人的力量就会消耗在淮水流域，这时坚壁清野，敌人就算能来到长江一线，船只和各方面的物资都会有很大不足，必然不战而溃。后来的宋齐梁陈，南宋等政权，之所以能对抗北方政权，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皆因为占有淮水。而南明迅速灭亡就因为不能据有淮水（明的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南方强大时还不是很突出，尚可以利用长江天险和水战之利，可一旦南北力量失衡，淮水的缓冲作用就相当明显，后来的灭吴之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蜀亡之后，吴就面临着三面受敌的危险，不但天险不可守，而且京都直接暴露在敌打击之下，吴的灭亡之迅速实为罕见。其实三国的开始在于赤壁之战，三国的结束终于吴的灭亡，而肇始于吕蒙袭取荆州。问题在于，孙权是一代雄主，但其志向只在于守业，而且缺乏必要的军事头脑，他不像他的父兄，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他的理想在于江东的治理，守住父兄基业，从一个儿子和弟弟的角度来讲，他没有错，但从一个领袖的角度来讲，他错了，但孙权始终是人杰。而他的都督也缺乏他的前任们的战略头脑，他也没有错，他只不过是完成一个将军应该完成的事业。但江东就在此时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了盟友的迅速削弱和自身的战略方向的全盘转向。
　　当然有人认为荆州的失落是因为关羽的骄傲，所谓“大意失荆州”，我认为大意失荆州说法没错，不过大意的不是关羽，而是刘备，要知道当时的荆州只有不到7万兵，而后来刘备伐东吴发动70万大军，当然这是虚数，但半数肯定是有的。试想如果在关羽出兵襄阳前给他十几万部队，那么形势如何，尚未可知。事实上关羽是很能打仗的，他用不到7万的部队，既要完成守卫荆州的任务，又要攻取襄阳，震动华夏的这个“impossible mission”（不可完成的任务），而他竟然几乎做到了，他不愧是当时最出色的名将，也无愧于刘备对于他的信任，可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真男儿，我们今天不应以成败论英雄来抹杀他的功勋。而当时的刘备却把他的兄弟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们前面说了，主要是由于对东吴夺取荆州的估计不足，当然也有人认为是诸葛亮排除异己的行为，但我认为这是把诸葛亮想俗了，想低了，要知道，此事关系到他的“隆中对战略”的成败，也就是他一生事业的成败，就算他对关羽有千般不满，他不会拿自己一生的事业做赌注，而我们说过，诸葛亮并不是一个喜欢赌博的人，他也没有足够的本钱赌博，刘备也决不会允许别人拿他的兄弟的性命和自己的革命前途来赌博。那唯一解释只有是刘备在当上汉中王之后得意忘形了，事后他的极端非理性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一向很有分寸的领袖愤怒了，他相信他已经具有吞并仇人的实力，更加上他陷入对于亲人死亡的深深自责和愧疚之中，这个一向胸怀大志的人眼中只有一个目标——报仇。如果不是当初犯下了错误，刘备不会如此自责，就算他会为关羽报仇，但决不会一定要除孙权而后快，已经占据荆州一部分还要强行进攻，甚至于他最重要的谋臣和最重要的将领的劝阻都全然没有用。当然，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必能令主公罢兵”，可这只不过是一个猜想，就像曹操说郭嘉若在，自己决不会有赤壁之败，其实当时没人劝过他吗？程昱就劝过，只不过那时的统帅是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没错，曹操和刘备都是“人杰”，但他们毕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犯错误时与常人无异，只不过后果比常人更严重。
　　由于刘备的第一个错误，关羽走向了他人生的悲剧的顶峰，同时也是他辉煌的顶峰。未必关羽不知道他所面临的形势，从他在荆州等地设立烽火台就可以看出来，他作为一名前线将领，对各种情况是有充分估计的，他肯定也知道，他的兵力与他要完成的任务相比似乎过于单薄，但有一种人的性格是他过于骄傲，即使知道不行他也从不说不，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超人的胆略吧。总之，他奉命西征了。从战役的进程来看，关羽不愧名将的称号，我们知道汉军是从南郡出兵的，但很快就抵达襄樊地区，史书上对此竟然没有一次战斗的记载，可见，蜀汉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可见在刘备入川之后，他的这位二弟一直在苦心经营，而且成效非凡。这里宕开一笔，说一下网上一些人对关二哥的看法，很多朋友认为刘备用关羽守荆州是个错误，认为用马超、赵云等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马超在关中杀得曹操几次大败而回，用马来攻略襄樊，比关羽要强许多。好，就说马超，有能力不假，与关羽能力孰高孰低我也不评论，只说一点，马超是什么人，累世王侯，在当时士族中的地位可比刘备要高得多，他降刘备，事实上是不得已而降，这样的人让他独当一面能放心吗？刘备再怎么“仁义”也不会犯这种白痴般的错误。其实他招降马超只不过是不想让马超为人所用，就算他不用也不让人用，这跟曹操扣押徐庶是同一个道理，观蜀汉历史发现马超投降后再无大的功劳可言，其道理就在于此，刘备不放心，马超也不敢太冒尖，三次灭门的“锦马超”终于学会韬光养晦了，可惜了一条好汉呀！再说赵云，其实他的名声是罗贯中给他的，他的格斗要远胜于他的将略，他的战斗也多是小规模的，我想刘备也不会让一个优秀的侍卫队长来做一个军区司令。当然，赵云是一个好同志，从刘备成都赐田给他，他却不要，并劝刘备首先要稳定蜀中人心，而不是大肆封赏，以及在后来劝说刘备不要伐吴来看，赵云是识大体的，他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但在当时让他留守荆州，显然不可能。
　　好了，我终于论证了关羽的不可替代，但还有人对关羽的能力有所怀疑，让关羽自己来说话吧。关羽直趋襄阳地区，给曹军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在几次战斗中，曹军也接连战败，当时襄阳的指挥官是曹仁，也是一员猛将，但于此时也想弃守襄樊，以避刘军锐气，这时一个谋士满宠的坚决反对，才坚定了曹仁的决心。但襄樊的形势十分危急，所以曹操迅速组织了救援部队，由于禁率领，于禁当时是曹操“五虎将”之一，在《魏书》中有明确记载，看过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想引用了。事实上，曹操帐下，他大概是最可倚重的将军之一了，要不然不会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但这时于禁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关羽果断运用了秋水上涨的时机，水淹七军，攻下樊城，斩庞德，降于禁，襄阳形势更加危急，而中原也为之震动，甚至在许昌附近的陆浑地区也出现了暴动，曹操甚至有了迁都以避关羽之锋的想法。而关羽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兵力不足，所以，他迅速与陆浑地区的起义的农民军取得联系，封以封号，给以军器等一些方面的援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举动，这些农民军也许作战一无是处，但只要有他们在，魏的形势就会更乱，各方面也会受到牵制，更重要的是，如果放任这些农民军壮大，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曹操毕竟是曹操，他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用徐晃带领第二支救援部队前去襄阳，自己随后率大队出兵，同时联合孙，以袭其后。当徐晃到达之后，与关羽交战，形成相持局面，在了解到曹操大军即将到来之后，关羽决定撤退以保全实力。战役进行到此，我们看到，关羽在此次战役中，率领大约五万部队（两万左右留守），前后与曹操约30万大军（襄阳方面有七八万，于禁大约有十万，徐晃军约有十二万，曹操尚在集结大军，暂且不算）交战，围困襄阳，占领战略要地樊城，俘敌上将一名，斩敌上将一名，吸引了敌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除张辽，夏侯敦以外的所有将军都有参与），可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可是，就在这时，吴袭取荆州的消息传来了。
　　这时的关羽可以带着部队直接进入蜀中，避免腹背受敌的危险（当时上庸已经被刘备占领，入蜀的道路并未切断）。
　　在可以逃跑的时候，关羽选择了夺回荆州；在可以逃跑的时候，关羽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在可以逃跑的时候，关羽依然记起了隆中战略；在可以逃跑的时候，关羽依然想着的是刘备对他的期望；在可以逃跑的时候，关羽依然想着的是大哥一生的追求与事业。
　　是的，我们可以指责他，也可以不喜欢他，但一个男人难道不正是要在失败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吗？今天，有的是逃避失败的懦夫，不正缺少这种输也输得光棍的精神吗？我们可以说他刚愎自用，但谁又能说作为一个将军的关羽的选择是错误的呢？至少他在死前想到的是一个将军的责任，一个男人的尊严，这样的人我想我们应该称之为英雄。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关羽死了，他的死亡使刘备紧接着犯了第二个错误——伐吴。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曹氏还在虎视眈眈，而吴的实力已经增强，就算在自己全盛时都无法消灭的对手，其失败就可想而知了。
　　刘备败了，他的失败是他的宿命，正如赤壁之战是曹操的宿命一样。英雄也是凡人，也有自己逃脱不了的宿命。三国也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三国的宿命在于英雄太多，本来乱世只要一个英雄就够了，众多的英雄在三国演出了各自人生的一场大戏，这些大戏都在三国这个大舞台上演，造成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分裂。
　　然而英雄终究是英雄，人杰终究是人杰。夷陵之败造成蜀国全面的衰退，军队精锐丧失殆尽，南方少数民族开始骚动，敌国开始进逼，国内经济开始衰退，士族也开始心生异志，蜀国面临危机。而一代枭雄昭烈帝刘备已经不能支持多久，这时他把他的事业托付给另一个人杰——诸葛亮，与世长辞。在内忧外患面前，诸葛亮以不可思议的才华，重建军队，修复外交，压抑豪强，安抚人心，平定南中，选拔人才（人多言诸葛亮压抑人才，事实上不是如此，如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只不过蜀国位于当时的地理位置，蜀中尚未大规模开发，根本不如中原和江东人才鼎盛，又先天缺乏将才），最终北伐，造成了中原的疲弊，蜀国的安定。
  第七讲 接班人培养的误区
　　诸葛亮是三国时代最著名的智者之一，他在世的时候，蜀汉政权视他为顶梁柱，所有的军政大权都由他掌控。可是，如果他不在了，又将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呢？诸葛亮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不过，他对接班人的选择，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人才匮乏，次中选“优”。
　　参差不齐的十位接班人蒋琬第一位介绍的，是诸葛亮遗命中指定的治国继承人蒋琬。诸葛亮连年用兵，但蒋琬总能够足食足兵地供给诸葛亮的需要。难怪诸葛亮每与人语，便称赞道：“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病重时，诸葛亮更秘密奏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付蒋琬。”充分显示，诸葛亮已视蒋琬为排名第一的接班人了。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几乎掌握了蜀汉军政大权。总帅诸葛亮新逝，蜀汉朝廷内外呈现严重不稳状态。承担最高责任的蒋琬，冷静如昔，既无威容，也无喜色，一切行止和平日无异逐渐获得群臣的信任。蒋琬个性温和，思考冷峻，从不情绪化，协调能力极佳，是一流的弱势时期的领导者。其审慎、温良、谦恭的一面，比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驻扎汉中期间，他数度派遣姜维北伐，但均无功而返。蒋仔细评估诸葛亮以来的北伐战事，认为之所以没有进展，主要在于道路险恶、运输很困难。因此认为不如由水路东下，进行水战，由汉江、沔水袭击魏兴及上庸。却因宿疾复发，无法全力工作，乃派遣姜维为凉州刺史，负责西北区战事，自己到达东方的涪城附近，认真评估东向的可能性，不幸病情转剧，逝于涪城富乐山。
　　费祎承续蒋琬的是诸葛亮指派的第二接班人费祎。这时候，诸葛亮已去世11年。而后主刘禅及蜀汉重臣们仍依诸葛亮生前相命，任命费祎为蒋之继承人，由此可见蜀汉君臣对诸葛亮的敬重程度。在和东吴的谈判上，他所建立的功绩，更超越邓芝，连孙权都颇为折服，当场表示：“先生真是天下淑德，日后必成为蜀国朝廷肱股。恐怕以后不能常来我国。”并以手中常持的宝剑赠之。随诸葛亮北征，魏延和杨仪交恶，连诸葛亮都束手无策，专靠费祎从中协调，使不致影响军机大事。诸葛亮死后，费祎任后军，不久便代替蒋出任尚书令。蒋病重时，推荐费祎升任大将军，并录尚书事，作好接棒的准备。费祎记忆力甚强，能过目不忘，因此工作效率极佳。军事大事虽多，但费祎却应付得很轻松，仍有空闲和宾客饮酒，从不耽误公事。有阵子，费祎公事出差，由董允代为尚书令，欲学费祎作风，十日内，竟然公事堆积如山，董允不禁感叹：“人的能力相差竟然如此悬殊，费公的能力实在远非我所及，三天拼着命工作，也得不到半日清闲呢！”费祎性谦恭朴素，家无余财，两袖清风，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常不跟随军骑，和一般小官员无异。延熙十一年，驻扎汉中前线，但他仍能有效控制成都军政大事。延熙十五年，正式开府，成为众臣之首，想不到正要发挥其才华、为国尽力之际，竟在一次宴会中酒醉，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而死。
　　董允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写道：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咎，以彰其慢。这位诸葛亮眼中贤臣的董允，也是蜀汉后期的主要重臣之一。诸葛亮北伐时，后主刘禅还过分年轻，判断力不成熟，使以做事一向公正严明的董允，协助后主摒除奸邪、并升迁为传中，领虎贲中郎将，统率亲卫兵。郭攸之和费祎，性格较温和，故进谏纳言的工作，几乎全由董允负责，连后主刘禅都畏惧他三分。蒋琬进驻汉中后，成都军政大事由费祎负责，董允成为费祎最好的助手。刘禅宠爱宦官黄皓，黄皓聪慧反应灵敏常会卖弄小聪明，唯一治得了他的便是董允。终董允之世，黄皓之地位不过黄门丞，发挥不了影响力。
　　杨仪诸葛亮病逝前线，对于驻守五丈原的蜀汉大军而言，是个空前危机。主将去世全军士气势必低落，是否能安全地从敌军的监视下，脱险而退，便是诸葛亮临死前最为忧虑担心的事了。魏延气盖三军，姜维智勇双全，王平经验老到，费祎协调力佳，但诸葛亮认为他们可能都无力掌握大局撤兵的规划，需要审慎缜密的思考及行政能力，诸葛亮左思右想，最后仍然选定备受争议、人缘不佳的行政高手——首席参谋杨仪。在北伐前线中，诸葛亮最需要的两个人，便是杨仪和魏延了。这一文一武之才几乎是蜀汉北征军之宝，偏偏这两个人都恃才傲物，彼此争执得非常厉害。五丈原病重时，诸葛亮在衡量各方面得失利害后，仍派杨仪指挥并监督撤军工作，果然杨仪发挥了过人天才，领导蜀汉大军迅速脱离险境。不过，也因而发生魏延不服命令，兵败被杀的悲剧。但诸葛亮生前，对杨仪个性猖狭、与人不和的毛病深为头痛。他深知这种人只是高明的幕僚，但绝非优秀的领导人。因此他遗命中安排的继承人，是个性豁达的蒋琬。当他知道诸葛亮同意的继承人是蒋琬时，大为不悦，不但公开蔑视蒋琬，更为自己未拥实权，强烈地表达对诸葛亮的不满。杨仪的激烈反弹，立刻造成蜀汉新政权的不稳，蒋琬在无可奈何下，只好派遣和杨仪交情较好的费祎前往安慰。想不到杨仪见到费祎，感触更多，甚至口出恶言，略带威胁和埋怨地表示：“当时丞相（诸葛亮）去世时，我如果举军投降曹魏，反而将会得到大功劳，绝不会像现在一般的落寞，真是让人悔恨的结果呀！费祎大惊，不敢隐瞒，立刻向朝廷密告。蒋琬惜杨仪功劳，免其死罪于建兴十三年，废为庶人，流放汉嘉郡。想不到杨仪却认为是奇耻大辱，决心赴死，他变本加厉，上书公然指责朝廷不公平，词意相当强悍而不驯，蒋琬不得已之下，命郡令逮捕杨仪，杨仪在狱中自杀而死。
　　姜维蒋琬和费祎虽前后出任大将军、大司马，但这两个人均为文官出身，又不像诸葛亮那样有第一线作战经验，所以严格来讲，他们仅是蜀汉大军的名义统帅而已。因此，真正在后诸葛亮时代统领军队和曹魏大军拼战的，是和诸葛亮有正式师生之谊、也是诸葛亮兵法上继承人的姜维。在和诸葛亮深谈后，姜维大为感动，决心为光复汉室的大业而努力。诸葛亮北征期间，姜维是地位仅次于杨仪的要员，由于他文武兼备，在战术规模上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诸葛亮病逝后的撤军行动中，负责抵挡司马懿追兵断后重任的便是姜维。返回成都后，姜维受任右监军辅汉将军，实际统领诸军，进封为平襄侯。
　　延熙元年，大将军蒋琬进驻汉中，姜维随行在侧，实际指挥军事作战，不久，蒋琬升迁大司马，姜维也以司马职衔，参与军政决策，并数度由祁山西战线，领军北伐。延熙六年，姜维任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俨然成为蜀汉北伐军团的总军头。这段期间，蒋琬和姜维配合甚佳，也是姜维最得心应手的时刻。蒋琬去世后，姜维迁升卫将军，和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姜维连败波山平原夷人，沈大将军郭淮军团。但费祎却以连年征战，蜀汉国力大损，反对大规模用军。姜维虽数度计划由凉州大军北伐，费祎只批准一万以下的兵员而已，让姜维无法发挥实力。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刺逝世，鹰派立刻掌有实权。连续三年，姜维三次对曹魏用兵，虽有小胜，但都因粮食运输困难，不得不撤军。十九年，姜维升为大将军，和镇西大将军胡济会师于上邽，共同北伐。不幸胡济迟至，致使姜维大军为魏将邓艾所败，死伤惨重，这是姜维北方用兵，首度严重挫折。隔年，姜维趁曹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叛，由秦川率军北征响应，曹魏大将军司马望和邓艾联手对抗，姜维力战无效，后闻诸葛诞败亡，乃领军退回成都。景耀元年，宦官黄皓专政，朝风败坏，人人自危。加上姜维经年出战，功绩不立。黄皓煽动后主刘禅，有意以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姜维。姜维乃长期驻扎汉中，坚守剑阁，对付曹魏南征军团的主力邓艾及钟会军团。不久，邓艾果然为钟会所害，姜维更煽动钟会以益州牧名义，据守蜀中发动叛变，但曹魏南征军团将领不支持，双方在成都发生争战，钟会和姜维双双遇害。据说姜维为乱兵所杀，对方剖解其尸体，见其胆大如“斗”，皆甚奇之。姜维之妻子家人，也同时遇害。
　　王平街亭之役，是诸葛亮平生最大的一次疏忽，除了主将马谡处死以谢罪外，所有相关将领，包括诸葛亮、赵云、魏延等都受到贬职处分。只有一名偏将，却因特殊战功而受到重用，那便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十个的王平。街亭大战，王平率领千余人马，鸣鼓自持，制造疑兵，张郃不敢逼近，让蜀汉大军得以安全撤退汉中。王平以特殊军功，在一片贬职声中，加拜为参军；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建兴九年，诸葛亮四次北伐，令王平以副帅围祁山。司马懿派张郃领大军攻打王平孤军，但王平率领南方少数民族组成的无敌飞军，个个视死如归，张郃猛攻不下，无功而返。诸葛亮能在和司马懿第一次对阵时，取得相当优势，王平以少数军力，牵制住曹魏猛将张郃的军团，居功厥伟。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在撤军行动中魏延作乱，奉命击败魏延军团的便是王平。王平以此功劳，迁升为后典军、安汉将军，不久又领汉中太守。建兴十五年进封安汉侯，代替原驻守汉中的副车骑将军吴壹，成为蜀汉前线军团的总指挥蒋琬进驻汉中时，以王平为北征的前锋军团。延熙六年，蒋琬率军退回港城时，拜王平前监军、镇北大将军，成为蜀汉汉中驻守军团的总司令。延熙七年，曹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混合组成十万大军，攻击汉中。蜀汉前线军团各将领陷入恐慌，只有王平镇静如常，指挥若定。费祎也由成都率大军来援，曹魏无功而退。当时，王平在北方，邓芝在东方，马忠在南方，同时成为蜀汉政权的“铁卫”。王平是士伍出身，不会写字，识字不超过十个，但口述作书时，却思维敏捷，颇有条理。他常令幕僚为他诵读《史记》和《汉书》，和别人讨论时，也能知其大意。王平个性严谨，不苟言笑，经常从明到夕，彻日端坐，颇有耐性，而没有一般行伍出身将领的浮躁。只是为人小心眼，缺乏达然大度的大将之风，可能与其学识不足有关。王平于延熙十一年，病逝于军旅中。
　　马忠承续诸葛亮南中远征的战果，驻扎南方最有效、成为蜀汉南方国防铁卫的便是当年南征军团的统帅之—马忠。马忠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使南中的稳定有了很大的进展、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再也没有重大的叛乱事件。延熙五年，奉命还朝，和众将军共议军国大事，并加封为镇南大将军。延熙七年，大将军费祎北征，马忠以尚书事，留守成都，费祎回朝后，马忠再度回南中。十二年，病死于驻守营区内。马忠为人宽厚而有度量，喜欢讲笑话，喜怒不形于色，处事上却果决能断。他恩威并立，南中少数民族无不畏而爱之。马忠去世后，少数民族自动各依习俗为之家眷流涕尽哀并为之建大庙奉祀。
　　邓芝诸葛亮执政后，蜀汉政权和东吴长期保持稳定性的和平，可谓东线无战事。不过，这个“无为而治”的功劳，应属蜀汉东战线驻防军团总司令邓芝。刘备去世后，奉命和孙和谈的第一个外交使节便是邓芝。由于他的诚意和机敏，很快地解除了吴蜀间的敌意。孙权写信给诸葛亮表示：“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诸葛亮数度北伐期间，邓芝是个重要的军团领导之一，受任为中监军、扬武将军。诸葛亮去世后，邓芝迁开前军师前将军，领克州刺史。并接续李丰督守江州，和孙权有相当亲密的交往。延熙六年，升为车骑将军，十四年病逝于东方前线。邓芝为将领前后二十余年，赏罚明晰，善恤卒伍，生活非常俭朴。一身之衣食均由官方薪给供用，终生不治私产，妻子有时都不免于饥寒，死时家中全无余财。邓芝性刚直，不摆排场，很少主动和同僚来往，因此在官场上明显孤单，朋友不多，但他一点儿也不在意，我行我素，尽其职责，在蜀汉官员中，只和姜维豪气相投，相互敬重。
　　张嶷在王平、马忠、邓芝等第二代战将纷纷去世之后，和姜维共同撑持蜀汉局面的，主要是张嶷和张翼。张嶷协助南方少数民族耕种、畜牧、经营盐铁，改善其生活，对南中地区的进步和开发贡献良多，后主刘禅加封张嶷为抚戎将军。张嶷思虑周密，颇具见识，他曾劝大将军费祎，勿疏忽身边防卫，费祎不听，日后果然遇刺殒命。东吴太傅诸葛恪（诸葛瑾之子）北伐曹魏，声势浩大，张嶷劝他谨慎，切勿骄纵，诸葛恪不听，不久便遭到夷族的惨祸。张嶷在南中长达15年，调回成都时，夷人依依不舍，夹谷泣涕，邑民率领随张嶷朝贡者百余人，朝廷加封为落寇将军。跟随卫将军姜维北征，以少数兵力，和魏将徐质交锋，虽歼灭了不少魏军，张嶷自己却因重伤死于沙场上。南方越属郡夷人，闻张嶷死讯，无不悲泣，并为之立庙祭祀。
　　张翼张翼生性严峻，一板一眼，因此不得少数民族欢心，刘胄叛乱时，张翼虽有心严加惩罚，由于得不到地方长老支持，反而使乱事扩大。诸葛亮不得已，只好调马忠前来替换。马忠尚未到任时，情况日益恶化，部属劝张翼放弃职守，直接返回成都。但张翼正色表示：“翼今天被调职，是因为自己缺才乏力，怎能怨恨朝廷？如今代替者未至，更应严加守备、加强粮草供应才对！怎可因个人情绪耽误国家大事？”马忠日后能轻易击溃刘胄，张翼作充分的准备，也是主要原因。诸葛亮去世后，张翼更拜封前将军，爵关内侯。延熙元年，升为尚书，进封都亭侯、征西大将军。张翼和姜维在军中看法上，有很大差异。姜维主张进取，急着率大军深入敌境；张翼较重稳健战术，反对轻进。双方还有争执，但姜维仍非常倚重张翼，常让其同往，张翼亦不得已而跟随之。蜀汉灭亡时张翼和姜维同在剑阁。不久，参与策反钟会之阴谋，却死于乱军之中。
　　破格选拔：接班人选择的唯一亮点擢进人才不能不讲究资历，因为资历不光联系着事业者的功绩、劳绩，而且也是人才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正确地铨叙擢拔，才能很好地调动下属积极性。但是重资历绝不等于唯资历，一个有作为的领导者一定要善于从实际出发，不拘成规地拔擢优秀的人才，把他们放到适当的位置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唯资历论，往往意味着暮气沉沉；破格用人，常常是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国的创业者都善于破格用人，不墨守成规。曹操起家时的将领不过是诸夏侯、曹氏兄弟、李典、乐进等，谋臣则为二荀、程昱、郭嘉等，在南征北战、扫灭群雄的过程中，他的骨干队伍逐步扩大，人才济济，遂蔚为大观。其后来者，大多死于敌手。曹操手下最出色的四名将领中，除于禁外，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张郃原是袁绍的部下，紧急情况下投降过来的，而张辽还是消灭吕布战争中的战俘，归曹后命拥重兵坐镇东南，防御东吴，为国家的屏障。他以少胜多，逍遥津大败孙权，威名远扬，曾使小儿闻名不敢夜哭。许褚是曹操的侍卫长，虎卫军的首领，也是来自敌方的俘虏。文官中，著名谋士贾诩原先为张绣献计大败曹兵，几乎使曹操丢了性命。治国名臣如崔琰、辛毗、袁涣、王修以及文士陈琳、王粲等，都来自袁绍、刘表等敌手，钟繇、华歆、王朗等也是半路出家罗致来的人才，后来都成了公辅大臣。曹魏人才之盛非刘孙两家可比，这与曹操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不无关系。
　　不拘资历任用年轻人才担当重任是孙权的突出特长。江东四杰中周瑜论年龄和资格都不及程普、黄盖等三朝元老，他受命为督时，程普还不服气，就是他指挥赤壁大战大败曹操的。鲁肃和吕蒙都是孙权这一代招募的人才，初任职时只是二三十岁。张昭就说过鲁肃“年少粗疏”。陆逊21岁才参加孙权幕下工作，临危受命时不过是个白面书生。
　　刘备的下属以资历论分三个阶段：涿郡起家，牧守徐、豫阶段，如关、张、二糜、孙乾；荆州阶段，如诸葛亮、庞统、马氏兄弟、黄忠、魏延等；取巴蜀阶段，法正、孟达、许靖、刘巴、黄权等。诸葛亮初出茅庐才28岁，更无资历战功可言，可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聘为军师，指挥全军，一开始连关羽、张飞都十分不服气。巴蜀人士，归于刘备最晚，可在蜀汉政权中，他们却占有近一半的比例。许靖是降臣，不过有点名望，为了罗致人才，刘备称汉中王时，任命他为太傅，称帝后封他为司徒，职位还在诸葛亮之上呢。
　　诸葛亮一生谨慎，在用人方面也以稳健、重德著称，但这并不意味他墨守成规，唯资唯历。蜀汉后期政权的稳定，特别是诸葛亮身后依然能够取一定攻势地维持了二十余年，这与诸葛亮能不拘常规选拔了杰出人才来接替自己主持国政有直接关系。诸葛亮暮年，刘备起家时老人依然还有，可他毅然选拔了蒋琬和费祎给以精心培养，付以大任。
　　蒋琬在荆州参加刘备集团时不过是州的书佐小吏，入蜀后才担任县级长官。一次刘备偶然下去巡视，发现他众事不理还差点遭到诛戮。幸亏诸葛亮说情，说他非百里之才，无为而治，才未予重办，只是撤职了事。诸葛亮开府辟他为东曹掾，后来逐渐升为参军、相府长史、抚军将军等。诸葛亮北伐，他留守府事，常常足兵足食，保证了后勤和兵员的补充。诸葛亮逝世前推荐他担任自己的接班人主持国政。当时蜀汉新失元帅，远近危悚，政治上还未形成一个新的核心，人心惶惶。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一如平日，于是众望渐服。蒋琬按照诸葛亮的既定方针治理国家，使蜀汉得以在稳定中继续发展。
　　费祎，江夏人，游学入蜀，刘备定蜀后入幕，先为太子舍人，迁中庶子，后主践位后才为黄门侍郎，奉命使吴，表现突出。费祎是诸葛亮亲自选拔培养的第三梯队接班人，蒋琬故后，他主持国政，继承诸葛亮的成规，使边境无虞，邦家和一。
　　姜维是继承诸葛亮的遗志统率军队坚持北伐的统帅，蜀汉后期的军事支柱。小说写他九伐中原，虽未成功，但以蕞尔小国，能对庞然大国取进攻态势且互有胜负，这也就很了不起了。姜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从敌方招降的人才，他居然能把系一国安危的重任交付给他，而姜维也没有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在破格用人方面，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知遇之恩的压力：姜维败局姜维，字伯约。他本是魏国的将领，是被诸葛亮招降过来的。往明白里说，姜维是魏国的叛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就是借用别人的力量。弃暗投明，自古就是叛徒们一个下台阶的好说词儿。其实，什么弃暗投明了，翻然醒悟了，回头是岸了，都是欺世盗名的遮羞布，叛徒就是叛徒。就没有什么好掩盖的了，这是实质。如果我们再从技术上去分析，从古至今，叛徒这一个行当，可真是不好干。会干的，叛徒一回，能得许多好处，还能当大官儿。可是你的叛徒得当的是时候。双方对阵，正在胶着状态，饺子全上来了，就差你这一葫芦醋了，就差你这一头蒜了，你这个时候当叛徒，肯定能得到好处。要个位置，要套房子，要辆汽车，都能解决。只要许可，你就张着大嘴提条件吧。好，你要是等着人家全国都解放了，你再想去当叛徒，谁要你啊？门儿都没有哇！如果再从时机上去分析，这里边还有一说。你得看人家喜欢不喜欢你当叛徒。如果人家喜欢，你当叛徒就不叫叛徒了，那叫吸收“人才”。那叫“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那叫“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如果人家不喜欢你，那你可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乱当叛徒，瞎当叛徒肯定不行。就真有不长眼的，举个例子：刘邦上台之初，有个叫丁公的家伙，过去是项羽手下的，看着项羽已经死了，就主动送上门来当叛徒，他自认为心里有底，他当年对刘皇帝有恩啊。可是丁公万没想到，他让刘邦给杀了。这个丁公真是个傻蛋，你来当叛徒之前就没调查调查，人家刘邦到底喜欢不喜欢你这个叛徒啊？脑子让驴踢了？这叫自投罗网，属于乱当叛徒，瞎当叛徒的例子。
　　用上边的说法作为参考，姜维当叛徒的时间、地点、技术、时机等等条件，都对，都合适。天水关一战，诸葛亮晓得了对方阵里这个青年才俊的本领，立刻眼睛一亮，盯上了。天水关战役的战果大小，既定的作战方针如何实施，都已经被诸葛亮放到了其次，如何能把姜维挖到蜀国来，为蜀国所用，倒成了诸葛亮的主要科研课题。这时的姜维，如果能来投降，已经不是叛徒这个层次上的意义了，姜维是人才啊。而且是特殊人才，诸葛亮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从对手的“公司”里挖来。说千方百计也不为过，为收降这一个姜维，诸葛亮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应该算是一次诸葛亮对人才的重大的猎头行动。您瞧哇，姜维刚刚叛变过来，气还没喘匀呢，屁股还没坐稳呢，诸葛亮就给了他一个大官儿当上了。说句嫉妒人的话，你看看，啧啧！人家姜维这个叛徒当的，直是让古今中外的叛徒们红了眼睛哟！
　　为了收服姜维，诸葛亮的确付出了重大代价。如果按照《三国演义》上所讲述的，其实诸葛亮完全可以长驱直入攻进魏国（历史上有无这回事，且不论，作家只是按小说本身的情节来推断分析）。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司马懿被免职了，魏军也失了元气，不乘胜前进还愣着干什么呢？可是诸葛亮放弃了这么一个破魏的大好时机。诸葛亮想什么呢？得了一个姜维便喜气洋洋地回师了？连逃跑的夏侯懋他也不缉拿了？用诸葛亮的话讲：“我放走了一只鸭子，却得到了一只凤凰（指姜维）。”
　　凤凰是什么？是百鸟之王啊。当然珍贵了。鸭子算什么啊？菜市场有的是。就算你夏侯懋是“全聚德”的烤鸭，你才值多少钱一斤啊。
　　可见姜维的倒戈，对诸葛亮的意义重大。有人读《三国演义》到此处，心里总有些疑问，为了一个人才，而放弃了整个攻魏的计划，至少是在天水关的战役中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失去了作战的最佳时机，值得吗？姜维是个什么人才呀，值得诸葛亮这般心向往之？姜维要是个女的也罢，你诸葛亮一见之，爱慕之，倾心之。可是姜维是一个大小伙子啊，莫非你诸葛亮是想跟姜维搞同性恋？被人类的第二种爱情驱使着？
　　别乱猜，诸葛亮绝对没有以上乱七八糟的想法。那诸葛亮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姜维呢？这里边有诸葛亮的难言之隐，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了蜀国“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刘禅，只是一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蜀国的一切事务，采取了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一边晒着，养尊处优了。诸葛亮在西蜀治理多少年，他有一个致命的失误：即没有注意培养后备干部。简单地说，他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即一个“常务副总经理”。我们可以分析，从诸葛亮出山之后，他身边的人才很多，他却一个也没有看中。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合他的心意。诸葛亮大概在晚年的时候，也真是急眼了。不行啊，眼看着自己一天天上岁数了，三天两头闹毛病，总是吃药打针输液，动不动就得住院，我得赶快找一个接班儿的啊。谁合适呢？诸葛亮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不可能将就。这个人一定得完全合乎他的心思。差一点儿都不行。如果换一个马大哈的脾气，这事就不叫事儿了。接班人还不容易找吗？省事儿的办法也有，找刘禅问问，皇上啊，我年纪一天天老了，我得找个接班儿的了，您看谁合适啊？这“企业”可是您老刘家的，您说了算，您看着给掂对一个？您满意就行。还有更省事儿的办法，召开选举会议，民主推荐候选人。大伙给我诸葛亮选一个接班人出来。选完了，定下一个得票最高的人选，再找“董事长”刘禅批复一下，下任命书就是了。
　　可是诸葛亮不会这么干。如果这么干，诸葛亮就不是诸葛亮了。在这个问题上，他采取了宁缺毋滥的态度。
　　诸葛亮要认真选择，这个人必须在思想上、策略上跟他保持一致，而且在性格脾气上，还必须达到诸葛亮的满意。众里寻觅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魏国处。好啊，这人就是姜维啊。好容易遇到了，诸葛亮不得急了眼啊。一定得把他收降过来。因此说，天水关一战，没有扩大战果，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定是诸葛亮收了姜维之后，高兴蒙了，什么也顾不上了。
　　在日常工作中，不注意培养后备干部，这似乎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犯的错误，纵观历史，一些大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临到自己身体快不行了的时候，才急急慌慌地找接班儿的。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们和企业家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找过接班人，他们开始也有意识地培养一个半个的，可都不如意。接班人刚一上来时，看着都不错，可是干着干着，总得换掉。讲句闲话，未必都是候选的接班人，都经不住考验吧，是不是领导人都审美疲劳了呢？中国的古代、近代、当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写到这里，得感慨一句：接班人啊，自古就难选，还常常闹出人命来。在此不必多说。
　　实事求是地说，诸葛亮也培养过接班人，马谡算不算？应该算是一个。至少我们可以说，诸葛亮开始是十分器重马谡的，把他放在身边当贴身参谋，军情大事都跟他商量，够重视的了，够感情的了。可是这位马参谋理论上有一套，实践经验差得太多。他自己主动要求实践一回吧，还经不住实践考验。把街亭弄丢了，自己的脑袋也弄丢了。其实马谡太傻，你急着立什么功啊。这叫邀宠。或许马谡把请战当做了为国争光的事儿。这为国争光或许自古就有，什么叫争光，其实就那点儿虚荣心罢了。一个国家都有虚荣心，何况个人呢。说到底，马谡是想为自己争光，想压压姜维，结果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这都是虚荣心惹的祸。
　　除了马谡，还有谁被诸葛亮培养过？似乎没有了。翻遍《三国演义》，诸葛亮似乎没有再对谁有过培养之心，动过培养的念头。看起来，姜维真是幸运儿哟。
　　有了姜维，诸葛亮就很放心地死了，也很放心地把班儿交给了姜维。姜维的确不负诸葛亮多年的栽培，诸葛亮身后，他又对魏国发动了几次大动作的进攻。当然，不管效果如何，反正姜维的意思到了。什么叫意思到了？就是说，你诸葛亮作为我姜维的前任领导，你留下的大政方针，我姜维可都是不折不扣地继续执行了，这是形象工程。我不干不行。至于执行得好不好，到位不到位，效果显著不显著，那就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了。
　　说到这里，谈歌总感觉姜维对魏国采取的几次军事行动，都有点儿敷衍了事，往脸上搽粉的感觉。北伐中原是个脑子活，更是个力气活，蜀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如何？你姜维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硬干呢？就因为诸葛亮对你有知遇之恩，你就拿一个国家的命运穷折腾？凡是诸葛亮交代的就要执行，凡是诸葛亮说过的话就不能更改？如此说，姜维是个守旧派、凡是派。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守旧派、凡是派，注定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由此说，姜维的失败是必然的了。
　　还可以猜测一下，姜维从骨子里未必就完全同意诸葛亮的既定方针，可是诸葛亮对他姜维有知遇之恩啊，姜维心里想，如果不是诸葛亮，我姜维现在是什么？大概屁也不是，顶多还是魏国里的一个普通将领，工资也不会太高，出息也不会太大。就算我当年投降过来，如果诸葛亮渐渐看不上我了，也不再重用我，我也不可能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蜀国的大将军啊。没有诸葛亮先生，就没有我姜维的今天啊。我姜维要是改变了诸葛亮留下的方针政策，那世人会怎么讲我呢？算了吧，诸葛亮先生怎么说的，我姜维就怎么办吧。办好办不好的，反正我是严格执行了，效果显著不显著的，那就另说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姜维就是把工作与个人情感掺杂在一起了。
　　也别怪姜维，自古接班人这个角色，都是不好演啊。你或者当改革派，或者当凡是派。可不管什么派，你都得被人指责。如果你是改革派，人家会说你是修正主义。如果你是凡是派，人家会说你没有创新，是保守主义。
　　姜维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杆儿凡是派，凡是诸葛亮先生既定的方针，他坚决执行。也不管形势变化不变化。也不管诸葛亮生前没有完成的尾巴工程是不是合理，也要继续把这尾巴工程搞完，劳民伤财，也在所不惜。他姜维倒是省事儿了，萧规曹随。可是整个蜀国真是费事儿了，诸葛亮死后，蜀国的物力、财力都已经捉襟见肘，姜维还是一个劲儿地伐魏。这不是穷兵黩武吗？姜维伐魏，实在是有点儿“乏味”。真有点儿应付差事的味道了。
　　姜维的命运还不济，他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打了多少年，后来还遇到了两个劲敌：邓艾与钟会。这二人出道儿虽然比姜维晚些，可名气却与姜维在伯仲之间。
　　邓艾口吃，所以叫邓艾，书上这样讲，我们只能这样听。是不是还有它解。书上没有讲，我们只能猜。邓艾是从士卒一步一个台阶爬上来的。是一个从士兵到将军的典范。
　　钟会是名门之后，他父亲还是有名的书法家。他上来不会像邓艾那样辛苦。他很早就受到司马昭的赏识。他还办过一件事情，即嵇康就是他建议司马昭杀掉的。这件事另有别论，这里不提。
　　这两个人不负司马昭的期望，攻破了蜀国。邓艾受降了刘禅，钟会困住了姜维。邓艾大概用枪顶着刘禅的后腰，让刘禅给姜维下命令：让姜维投降。刘禅就下命令了：姜维啊，我都投降了，你还撑着个什么劲儿啊？快投降吧，咱们打不过人家。邓艾大概想得很轻松，刘禅都下命令了，你姜维敢不听吗？敢不降吗？
　　姜维降不降呢？这又成了一个问题。降，对不起当年诸葛亮一片刻意栽培之心。不降，就有了违抗命令的难度。但这又不是问题。姜维肯定不降啊。我投降？笑话！我来蜀国是冲着诸葛亮先生的知遇之恩来的。我得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啊。说实话，我还真不大承认你刘禅呢，我是诸葛亮先生的人。我就这样贪生怕死地投降了，后人怎么议论我呢？不降！古人似乎比今天的人要脸，那时好像还没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流行。姜维偷偷地给刘禅写了密信，意思是说，主子啊，您再忍忍，我这里再想想办法。咱们这么大的“企业”不能说破产就破产啊。我们得想办法咸鱼翻身啊。
　　姜维能想什么办法呢？他先是口干舌燥地说服了钟会：哥们儿啊，说你别傻了吧叽地再给司马昭卖命了。就算是你立了功，你也得不了什么好儿。司马昭也不会给你提高年薪。现在这天下的事儿，谁拳头硬就算谁的了。怎么样？咱们哥俩儿合伙干吧。先把邓艾解决了，咱们再解决司马昭，这天下不就是咱们哥们儿的了。
　　按说，姜维这套话儿不应该说动钟会。钟会是个聪明人啊，书读得多，脑子像转轴。可是聪明人往往昏了头，比傻子还笨。无论古代或者当代，利令智昏多数是发生在聪明人身上。钟会真让姜维说动了：老姜啊，你的话我想了一夜，你说得有理啊。司马昭这个人靠不住。这天下又不是他们家的。皇帝轮流坐，今年或许就到我家了。干！
　　可是姜维和钟会都忘记了他们的对手是司马昭，这人可不是个“雏儿”，钟会临出兵的时候，司马昭就料到了这一步。钟会的变化，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事儿。他稍稍动了动心思，就让邓艾和钟会自相残杀起来。姜维也死于乱军之中，也让乱军剖了腹。乱军看到他的胆跟鸡蛋那么大，吓人。《三国演义》有两个胆大的，除了姜维，还有一个赵云。可赵云稳当，没姜维这么邪乎。
　　胆大妄为的姜维啊，真是尽心尽力了，由此说，诸葛亮算是找对了接班人。可如果我们联想一下，如果诸葛亮没有看上姜维，姜先生继续在魏国工作，保不准将来也能提拔起来，是金子总要发光嘛。你一个有本事的人，怕什么？急什么？你就在魏国先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就算当不到大将军这份儿上，也不至于最后惨死在乱军之中啊。
　　如此说，是诸葛亮把姜维给害了。历史上这种知遇之恩，确乎害人不浅啊。
　　接班人之死：意料之外的败局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又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延熙十五年的时候，姜维进攻西平，虽然西平没打下来，但抓获了时任魏中郎的郭循。后来这郭循大概表现良好，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宠曾经坐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心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最后虽然刘禅没被杀掉，但他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魏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但是这起刺杀事件仔细推究的话，疑点非常之多。就动机来说，这不可能是魏国朝廷策划的阴谋。费祎是出了名的保守派大鸽子，他在任期间是蜀魏两国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几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魏国正乐不得，不可能刺杀掉他而让鹰派姜维上台，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就算郭循跟费祎再怎么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打西平，自己会不会被俘，被俘以后是直接砍了还是受到重用，费祎喝醉了是否会凑到自己身边。
　　而这两个可能都排除掉的话，剩下的最有动机杀费祎的人，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张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得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的。
　　而姜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像《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愣头青，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
　　而郭循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祎，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是标准的死士作风。
　　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西平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捉住郭循的是姜维，把他抓住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实际上这些偶然却是完全可以被姜维所控制——姜维有能力决定发动战役的时间、地点以及对俘虏的处置，这一连串偶然只有姜维能将其变成必然。
　　这几条证据综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很难不叫人怀疑姜维在这起刺杀事件里是清白的。
　　我们这些生活在后世的人，凭借残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断出姜维的嫌疑，当时的蜀国肯定也有人能看出来。但是史书上的记载似乎姜维是完全无辜的，和这事丝毫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有这样一件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一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是郭循上寿时想刺杀后主而“为左右所遏”的话，那他早就该被抓起来，蜀国怎么可能还会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参加宴会？所以这一条记载不大可能是真的，倒像是事后为了充分证明其邪恶而后加进去的补叙。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如果一个人做了什么坏事，那么很多人就会说：“我早看出这小子不是好东西了，前天他在我家门口转悠我看他就像是要偷东西，我就是没说。”郭循这件事也一样，后主听说他刺杀了自己的重臣，大怒之下号召群臣揭批其反革命行径，于是肯定就会墙倒众人推，说：“郭循早就怀有二心，打算刺杀陛下，幸亏我们左右给您拦下来。”反正郭循死了，死无对证。后主智力低，也没想问问：“你早看出来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哇？”
　　总之，这条记载应该是刺杀事后往郭循身上泼的脏水。
　　但是，这盆脏水还是有它的用处。它给人一个暗示：郭循是打算刺杀后主，因为太难下手，所以才找了个相对比较软的柿子来捏，结果捏掉了费祎，因此这起刺杀最开始的目标是刘禅，费祎只是次要目标。
　　只要大家都相信了那条记载，那姜维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是啊，郭循原来是打算刺杀我朝皇帝，找不到机会才转来杀其他目标，费老爷是运气不好被他撞见了。我总没动机杀我朝皇帝吧。如果进一步推论的话，这段记载很可能就是姜维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而在事后说的。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可能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作为自己的死士（或者郭循根本就死了，姜维拿自己豢养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西平战役就是姜维为了创造出郭循“被俘魏将，归顺我朝”这么一个令人信服的身份背景而发动的。接着郭循“被俘”，押解到成都，归顺蜀国，得了左将军之位。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策划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于是在事后对皇帝刘禅和其他同僚说：这家伙脑后有反骨，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然后大家“哦”地一声恍然大悟，再不去怀疑姜维杀费祎的动机，纷纷谴责魏国的恐怖主义行为云云。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八讲 反思诸葛亮：现代管理的反面借鉴
　　诸葛亮是一位名相，他的管理才能是世人所认可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诸葛亮的管理经验作为一种智力资源，是现代人反思、借鉴的经验。从对诸葛亮管理智慧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人应有的管理素质与理念。
　　管理资源：诸葛亮的现代借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在这首诗中，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敬仰与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诸葛亮是作为智慧与道德双重象征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他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他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赚荆州，取成都，夺汉中，七擒孟获，形成三分天下中的蜀汉基业，他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为官的最高准则。
　　然而，诸葛亮不仅没能实现匡复汉室的理想，而且蜀汉集团还是三国中最先破产的一个。诸葛亮是个有得有失的人物，他的“得”在于他的“小我”，是作为个人的诸葛亮，他的“失”在于他的“大我”，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借用西汉初年的一句话，蜀汉的霸业真是“成也孔明，败也孔明”。
　　诸葛亮之败，败在错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明确领导者的定位。
　　领导者的定位，就相当于把握着梯子，要确定靠到哪一面墙才是对的，还要让别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愿意沿着梯子向上，直到“手可摘星辰”。除了需要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的眼光外，用好人才，充分授权，选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在用人、授权和接班人选择这三个方面做得如何。
　　用人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比如马谡，才气过人，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是个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为其献计：“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采纳马谡的计策，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使南方多年不敢复反。马谡还曾献计离间魏帝与司马懿，为蜀汉暂时除却一心腹大患。
　　但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也有言过其实的缺点，刘备向诸葛亮指出过这点，说马谡“不可大用”。然而，由于诸葛亮与马谡有着深厚的个人交情，诸葛亮不仅对刘备之言不以为然，而且一意孤行，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诸葛亮力排众议，令马谡为先锋，统军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诸葛亮如果能接受大家的意见，令魏延等为先锋，可能不至于会有街亭惨败。街亭之败，不仅使蜀汉遭到重创，断送了首次北伐，也断送了一位良好的参谋人才。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而且他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授权在团队协作中，时常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领导者看到员工做工作不如自己，总是忍不住要加以指点，甚至越俎代庖。殊不知，这种指点在团队成员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干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领导者过多地干涉会挤压这种空间，员工有可能变得消极、怠惰、唯命是从，失去主观能动性，团队更不会有战斗力可言。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而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皇帝刘恒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能力。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因此，领导者不妨暂时把自己比员工多出的那些能力束之高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拓展员工的发挥空间，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赋予下属充分的职权，同时创造出每一个人都能恪尽职守的环境。
　　当企业处在起步期，往往呈现出一个三角形的状态，领导人就像站在顶端上的将军，发号施令、呼风唤雨，强有力地推动企业朝前发展；但当公司趋向成熟，组织就应该变为一个同心圆，领导人隐含在这个圆中，成为“主心骨”，宛如灵魂一般，虽然弱化了自己，但组织更强大了。如此，以个人的“弱治”实现一个组织的“强治”。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精神可嘉，其法则不足取。毕竟，没有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只有一个诸葛亮是很难实现“天下计”的。管理层如果能施行黄老之术，让团队达到“无为胜有为”的状态，那么他们收获的将不仅是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整个团队的和谐及坚强的战斗力。
　　育人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说：“松下首先是生产人，其次才是生产电器。”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有利于加强下属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
　　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然而，由于诸葛亮长期的亲历亲为，蜀汉的人才梯队最终没有形成，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但并没有引起对诸葛亮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
　　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蒋琬、费祎“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其次，不给人才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送，加上天雨，李严运粮不济，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并撤销李严一切职务。
　　再次，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捉摸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蔑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最后，公开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嫉妒别人才能，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即使有这种心思，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像李严、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结局。
　　与之相反的是清代的曾国藩，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是：发现优秀人才，用人所长加以重点长期培养，因势利导，四处开花。
　　左宗棠这个人不懂礼貌，见谁损谁。也不知天高地厚，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小亮”，自作多情，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但曾国藩看中了左宗棠的才气，有意纳入接班人体系，使左宗棠有机会发展，在浙江、福建从平头百姓做到了闽浙总督。
　　李鸿章最初是曾府里的幕僚，可曾国藩发现了李鸿章所具有的超常洞察力，于是将其纳入重点培养对象。在重大事情上，曾国藩常常找李鸿章过来出谋划策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正是曾国藩竭尽心思地发现、培养，李鸿章才有机会走到大清王朝的高层管理岗位。
　　诸葛亮之败，败在定位。《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能够成为领导者的人，往往都是能人，是能人往往就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一试身手的念头，然而，成功的领导者都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定位的人，都是把握梯子方向的人，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强的人。正如汉高祖所说，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但是遗憾的是，项羽至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项羽是公认的英雄，而刘邦则是公认的成功者。
　　因此，为领导者应该牢记：不需要做最强者，而要让最强者为自己工作，不要成为英雄，而要成为成功者。
　　北伐动机：内部管理失败的突破口对诸葛亮多次的无功北伐，长久以来习惯的看法一直是诸葛亮为了先主的重托，明知不可为而为，是他为国为民的忠心表现。
　　但有一点很奇怪，诸葛亮是个性格谨慎的人，正因为如此的性格临战往往不能出奇制胜而无功，如此谨小慎微的人，为何会非常不谨慎地不断发动准备不足没有胜算的战争呢？还有，按理诸葛亮也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他在刘备在世时一直从事在后方筹备兵粮的工作，应该非常清楚策划一次进攻战和战役计划中后勤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诸葛亮后来指挥的多次北伐，却往往因为组织仓促，粮食不足而劳民伤财，无功而返，而且往往仅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根本没有完整的战役目标和计划步骤，这一切奇怪矛盾的地方，发生在独掌大权，不断北伐的诸葛亮身上，不得不让人燃起想探讨他北伐动机的兴趣。
　　当然，谈到“动机”这个词，不管对古人还是现在的人，除了本人自我表述外，旁的人谈及其人动机，都只能是主观分析。现在法院有时也有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和得利结果来分析动机的。对诸葛亮的北伐，同样也可以用他的相关行动和得利结果，来分析他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口号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我认为诸葛亮不断地北伐，不管口号叫得怎样，从结果和具体实施的过程看，他一次次北伐的最大动机是为了个人集权，只有处于北伐的战时状态，诸葛亮才有借口提调政治对手李严，并借机除去他；且只有在北伐的名义下，才能上那样的《出师表》对皇帝颐指气使，并安排自己的亲信向宠等人掌管宫廷。同时，北伐集权的过程，是诸葛亮享受特权，并牢牢抓住军队以维持自身地位的必要保证。
　　先大体回顾一下诸葛亮的北伐进程：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作了比较精心的准备，刘备托孤时并未让诸葛亮主管军事，但他通过第一次北伐的组织过程，巧妙地排挤了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第一次成为全权的军事统帅，北伐之于诸葛亮，确实是一个获得个人集权和名望的良好途径，但不可否认，当时的他确也有为国立功，“帝还故居”的一片公心，同时也存在让不知诸葛亮是谁的魏国人，见识一下自己的个人想法。
　　但是在第一次北伐大败后，为堵众人之口，诸葛亮自贬了职，只有再发动下一次战争，哪怕捞一点儿小功，才能恢复自己的官职和威信。于是一次次仓促的所谓北伐就这样不断开始了，只有在这种北伐的组织状态下，诸葛亮才能集军权、政权、人权、物权于一身，所以才会不管北伐的结果胜负，以及是否劳民伤财，一次次发动北伐，对统治者集权来讲，北伐的结果倒在其次了，因为是那样的出发点，诸葛亮的北伐往往不在意整个战略上的布局，不在于怎样或何时或是否能北伐成功，而仅在争取保证少冒险的前提下（不同意魏延之计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以便能在诸葛丞相的“功劳”簿上有点儿可记的东西。
　　诸葛亮北伐的表现，基本上是劳师劳民而无功，但最后的结果也不是他能完全控制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纯用北伐的结果来孤立分析诸葛亮的行为和动机。北伐“事后”劳师无功的结果，虽可作为一方面，却不是问题的关键点。探讨诸葛亮北伐的动机，最关键的可以通过分析他在北伐进程中的行动，是不是都是北伐的军事部署所必须的，都是有利北伐还是和北伐无关，有利个人集权的情况来看问题。
　　下面就诸葛亮，“借机提调除去政治对手李严”“换上亲信卫戍宫廷”“对皇帝颐指气使”，“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这几点行为，看一下是否都是和北伐的真正目的很无关，同时却是对他个人集权大得其利的行动。
　　1.提调李严夺其兵权：难道诸葛亮的北伐，就一定必须调动“与孔明俱受寄讬”受遗嘱“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并夺去他的兵权，才有利于北伐的目的吗？
　　早在第一次发动北伐前，诸葛亮就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要他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当时的诸葛亮根本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的理由，因此最后只能暂时作罢。
　　后来，经过几次北伐的集权后，李严最后还是在威逼和儿子升官的利诱下，于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被夺兵权，成为诸葛亮属下的“中都护署府事”（诸葛亮之府），不久就因罪被废为庶人。
　　试问，李严被调诸葛亮手下，真的对北伐的这个原始目的很重要吗？还是纯粹地借了北伐的名义，除掉一起被托孤的政治对手呢？曾经看见有段时间讨论李严地位以及本人是非的问题很热烈，我认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李严本身确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最后在诸葛亮手下犯错被抓，是诸葛亮违背先主遗愿，用威逼和利诱调动原“俱受寄讬”“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做自己手下，并夺其兵权。后面的事，不是因为李严先犯了错被夺兵权，而是反之，诸葛亮借了北伐的借口先那样干的，所以后来李严的错误和本文无关，如果谁有本事证明调动李严，夺他兵权是北伐必须的，并产生了有利北伐和国家的结果，那样才能洗脱诸葛亮有借北伐除异己来集权的嫌疑。
　　2.树植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像《出师表》里说的那样好听，要贯彻先主的遗志，先主明明有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因为马氏兄弟是自己荆楚集团的亲信，“违众拔谡”，让他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人选。如果这件事还是和北伐有关而且诸葛亮当时不知道后果的话，那请问，借了北伐出师名义，要后主“宫中之事，事无大小”，对自己罗列名字的几个荆楚集团（没有一个东州和益州人士）亲信“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使后主完全丧失了一个君主应有的权利，这些和北伐的目的又有何干？是必须的军事行动吗？还是借了北伐的名义，在后主身边安置亲信的罗网呢？
　　有人会说：“让荆楚人贵重完全正确，皇帝刘备还是靠荆楚发的家呢。作为外来政权，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层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这话不是很妥当，诸葛亮本身是绝对地靠荆楚发的家，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东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劳，从国家利益和唯才是举考虑，刘备也曾对这些人士很倚重。而诸葛亮不顾先主的遗言“违众拔谡”，只重用自己的亲信荆楚集团，首先是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很明显地存在着自己的私心。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后来证明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何宗、费观、王谋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全为国家利益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3.对皇帝颐指气使：诸葛亮借了继承先主遗命北伐的借口，竟说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来，把自己所开之“府”等同于皇帝的宫廷，这是一个臣子应守的本分和礼仪吗？不管有无不臣不忠之心，至少诸葛亮在北伐的出师表里，动不动借先主“兴复汉室”的遗命，一副老子训儿子的样子，完全有违臣子之道。这样对君主的态度，是北伐的臣子要办好事所必须的吗？
　　还有，曹操说他平了天下，自己的愿望最多称侯称个将军（不管真心假心，至少这么公开说了），而所谓“忠心”的诸葛丞相呢，还没打过什么胜仗呢，就公开宣称，如北伐成功，他能使皇帝回归旧都，“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九指加九锡），诸葛亮明着说出来的要官的野心，至少比曹操都大。如此狂妄的态度，实在有违一个臣子的本分之道，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伐的口号和借口下才能实施的。
　　有人会说，诸葛亮一向是被后人如朱熹、岳飞所推崇，已经成为了后世不少人的偶像，因此他对君主的态度和语气没有问题，是封建时代一个臣子应该对皇帝的态度，我只能无言。我们应该看原始的史料，客观地分析，而不应该用一些后人出于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来分析问题。诸葛亮出身低微，又位极人臣，是中国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后都享有完名的权臣，如果用对偶像推崇的态度来说事，那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被推崇的关羽也伟大得丝毫说不得喽？所以我认为，还是客观冷静地看待《三国志》等史料的原始记载，不要用后人的一些说法和习惯思维做论据。
　　4.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如果诸葛亮首次大败是真心的忏悔和贬职，为何还“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这件事姑且算诸葛亮自认除了他自己，他人均无能北伐，而为北伐才不放权的话（“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那么试问，在首次遭受失败后，不认真吸取失败教训，不注重战争后国家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需求，没有好的战前准备以及明确的作战计划，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地发动第二次北伐，这又不是乘胜追击，古往今来，实在是少见这样大败后急迫频繁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事例。
　　如果不用为捞取功劳、以堵众人之口尽快恢复自己的职位，这样的动机来解释如此行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能解释这样匆忙地发动下一次战争的动机吗？最后这次北伐因粮尽无功而返，说明准备不足，正是因为作战准备的时间仓促，动机不纯才造成如此劳民伤财的结果。
　　北伐还于旧都的口号和所谓气魄，是需要发动每一次战争时，详细的战略计划支持的，诸葛亮在这之前倒有很像样子的《隆中对》，可到自己真的带兵时（刘备在时除了一次进益州，诸葛亮基本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机会），除了第一次稍微像点儿样，后来的所谓“北伐”却从未见分兵几路，先攻哪里后攻哪里，准备多少天攻下（准备粮食），这样最基本的作战计划，纯粹是骚扰式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有人会说弱小的蜀国如果不持续主动进攻，就会马上被魏国消灭，但史实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北伐曾经中断，蜀国还是完好地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见诸葛亮骚扰式北伐，是立国必须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军权是权力之本，诸葛亮虽已执行政大权，在北伐的过程中却可以全集刘备本没全授的军权，而有了完全的军权（剥夺李严等其他政治对手的独立带兵权）才能保证权力巅峰的稳固。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除了意图调李严，想集军权外，其他的确实还有为国立功之心，那后来多次没有明确战略谋划的“骚扰”式北伐，则大都是他为了集权和树立威信的意图捞功，不论国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与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绩工程”，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他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因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经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通过上面对诸葛亮相关行为的分析，诸葛亮这样谨慎的人，为何会如此不顾国家实际的利弊和承受力，这么不谨慎地一次次发动战略目的不明确的战争，原因恐怕只有用他希望在战时状态中保持和享受集权，并希冀获取和他地位相当的功名，这样完全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纯个人出发点，才能解释得通。虽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权中，他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但却始终没能安心。同时，他需要不断行使权力维护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说服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老干那些“劳师动众，伤民伤财”，对国家来说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释得通了，诸葛亮北伐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是他要那样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会问，诸葛亮在刘备刚死后，就已经开府治事，“事无巨细，先决于亮”，已经有了大权，他还有必要通过一次次的北伐来集权吗？
　　其实不然，诸葛亮掌权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时未必完全具备，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地掌握了刘备并未全授的军权，才有了对皇帝颐指气使的特权。而且行使权力本来就是一种享受，那些曾有权的有几个想得开愿意歇下来。而且军权是保持政权的根本，诸葛亮只有通过一次次北伐，牢牢抓住军队，才能保持他权力巅峰的地位。
　　当一种过度的集权失去制约，就会出现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绩工程”的普遍情况。作为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后来劳师动众，攻打新城，也是出于差不多的目的，正因如此，他才会炮制出《后出师表》（已有历史专家考证）来，因为他和诸葛亮一样，把战争不是作为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个人权利上的砝码，只是诸葛恪的运气不好，或水平不及老叔，大败不算还搞不定内部的反对者，要是他也学学老叔，用向宠这样类似的手下，取代掌管宫廷的孙氏警卫军，还有失败后需要假装自贬几级，这些方面，如果他能像老叔好好学学，最后未必会身败名裂。这方面讲诸葛亮确实是伟大的政治家，无人能及。
　　同样，后来的姜维也有类似倾向，如果不搞个“九伐中原”，他的大将军的职权和作用价值又如何体现？类似的，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为了所谓表面的“政绩”不顾实际的情况，甚至不顾伤害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事到我们现代社会还在发生，这是集权下的必然产物，不见前几年，一些地方搞的“数字工程”、“政绩工程”最后弄得财伤民怨，从深层次而言，不都是接了诸葛亮和姜维的衣钵了吗？
　　我们现在反思诸葛亮的行为和结果，分析他潜在的动机，可以让后世的人，更明确地认识到集权的危害，只有以诸葛亮、诸葛恪等人为戒，对决策者行为作好利弊评估，才能更好地减少“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数字工程，多一些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
　　治国方略：现代管理的反面典型在《三国演义》里，水镜先生曾对刘备曰：“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卧龙正是诸葛孔明，凤雏乃襄阳庞统也。而刘备得了他们两个人，却最终也未得天下，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孔明有关。孔明虽然绝世聪明，如他发明创造的木牛流马，时至科学高度发达的今日仍未有人能够真正仿制出来。但是，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只相信他自己一个人，不相信别人，事无大小巨细，凡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他为了事业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却不懂得养生之道，以至于才54岁正值中年就夭亡，而与他同年代的名医华陀则不然，他懂得健康是生命的第一要素，懂得生命在于运动，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得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华陀自创五禽术，由观察五种飞禽的运动方法来锻炼自己，以使身轻体健，精神爽快，所以，他能够活到99岁仍然耳目不衰，齿牙不坏。而诸葛亮身体那么虚弱了，还要硬撑着亲自挂帅六出祁山，结果吐血而亡，殒命五丈原。诸葛亮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失败，就是战术上也注定要失败的，实际上，他是被司马懿拖垮、累倒的，难道他会比司马懿命长吗？还有，孔明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对人才的培养、造就，蜀国位于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为什么偏偏在诸葛亮的治下却不能人才辈出呢？甚至于会出现“蜀国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呢。
　　我查了一下，好像我国古代对诚信的言论当数孔子为多。《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本。”《礼记》曰：“不宝金玉，而忠信为宝。”还有“言必信，行必果”、“车无辕而不行，人无信而不立”。这些话都是孔子说的。不过，古人不讲诚信、讲诈术、骗术的人也大有人在，而诸葛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我国国人为什么不讲诚信的人那么多，恐怕在潜意识中都受诸葛亮的影响。诸葛亮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宰相不讲诚信，明明答应东吴，日后要把荆州归还东吴，可却三番五次拖延耍赖，还三气周瑜，致使盟军统帅一命呜呼，这才有后来关羽荆州失守、败走麦城的悲剧发生。在荆州失守之后，诸葛亮又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关羽的身上，而他作为最高统帅，按照今日“问责制”的说法，难道他不应该要负主要的责任吗？
　　现在，再来说一说CEO，有不少人提倡要用CEO的模式来治理国家，所谓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即首席执行官，是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创新时的产物。虽然，CEO与总经理，形式上都是企业的“一把手”，而CEO既是行政一把手，又是股东权益代言人——在大多数情况下，CEO是作为董事会成员出现的，总经理则不一定是董事会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CEO代表着企业，并对企业经营负责。由于国外没有类似的上级主管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牵制，CEO的权威比国内的总经理们更绝对，但他们绝不会像总经理那样过多介入公司的具体事务。在CEO作出总体决策后，具体执行权力就会下放。所以有人说，CEO就像我国50%的董事长加上50%的总经理。一般来讲，CEO的主要职责有三方面：1.对公司所有重大事务和人事任免进行决策，决策后，权力就下放给具体主管，CEO具体干预较少；2.营造一种促使员工愿意为公司服务的企业文化；3.把公司的整体形象推销出去。我想，用CEO的模式来管理国家，难道不会比用诸葛亮的模式来管理国家要强得多吗？
　　而CEO提倡的是讲诚信。卡耐基说：“我的座右铭是：第一是诚实，第二是勤勉，第三是专心工作。”卡耐基还说：“与人订约，你等于已取得他人的信任，如果你不能守信，你就等于从对方那儿不告而取——倒不是偷取他荷包里的钱财，而是窃取他的时间，一种他失去后永不能复得的东西。”而像诸葛亮那样不讲诚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世界跨国公司纷纷把总部迁至中国大陆，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运营成本比较低，而现代跨国大公司靠的是用软件来进行系统化管理，所以，在中国一样可以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子公司。据《俄罗斯新闻》报道，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一天是这样工作的：他守在3台电脑前，监控着自己庞大的帝国。在他左边一台电脑显示的全是电子信息列表，中间一台显示的其中一条信息的全文，右边一台是浏览器窗口。这样，他就能很快将看过的某段内容输入浏览器的相应地址栏，而且信息文本一直展示在眼前。他每年都安排一次“思考周”，在这一周他不上班，专门研究公司员工寄给他的上百份文件。这些文件所提的问题一般是关于微软公司未来发展和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前景的问题。
　　我以为要实现国家管理的科学化，靠软件来进行系统化管理将是必由之路。首先，观念的改变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公司还是国家，成功的管理有五个基本要素，那就是：计划、组织、引导、协调、控制。卡耐基说：“假如乐团中的每一位音乐家都正确无误地弹出自己部分的音符，整个乐曲还不一定会悦耳动听。这时，假如有一个指挥出来调和每一个音乐家的演出，则效果一定与先前大不相同。”而优秀的领导正是乐团的指挥。
　　当然，在诸葛亮的年代还没有什么电脑，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只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才极端重视他公司员工给他提出的各种建议，他每天通过电脑把全世界的智慧都吸收到他那聪慧的头脑里，这就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聪慧，他的事业更蒸蒸日上。而诸葛亮则不然，他想用他一个人的思想来取代全蜀国人的思想，总是给这个人一只锦囊，那个人一只锦囊，他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他的最终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创新型的国家，要走的应该是比尔·盖茨的道路，而不是诸葛亮的道路。
  第九讲 污点：不为人知的诸葛亮
　　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一是因为他是智慧的化身，能够“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其二则是因为他忠于刘备，忠于“兴复汉室”的事业。但事实上，诸葛亮是否就是如此完美无瑕的忠臣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谁塑造了一个忠肝义胆的诸葛亮呢？
　　诸葛亮的另一面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是忠臣的楷模，是历代人臣学习的榜样。他与刘备的“隆中对”显示了他的才华智慧，他的《出师表》表达了他的忠心。
　　诚然，诸葛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民间简直是被神化了的人物，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个完人，他的伟大形象简直是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心田上，无疑不管作为小说形象或是历史人物都是正面的。然而，诸葛亮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他的另一面似乎被一些历史学家以及《三国演义》研究者所忽略了。
　　诸葛亮的出山，改变了刘备的命运，改写了三国的历史，调整了国家的割据势力。但是诸葛亮的智慧没有把民众引向和平，而把老百姓带进无休止的战争，没有把父老乡亲引向安居乐业的悠闲生活，而把人民群众推进不间断的战乱时代，历史学家们如果把三国时期国内战争的战犯排名次的话，诸葛亮当排在甲级——诸葛亮的这一面不也值得记一笔吗？
　　诸葛亮在“躬耕南阳”时是怀有大志的，并不甘心只当个农民知识分子，把满腹经纶付诸东流。刻苦功读为的啥？还不是为着有朝一日施展才华飞黄腾达吗？
　　诸葛亮“尝好《梁父吟》，每尝自比管仲、乐毅”，自称“卧龙先生”，其实这就是自我肯定、自我宣传、自我推荐，因而，好多人都知“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诸葛亮的确非等闲之辈，断不肯自找工作，自谋官职，自投权贵，而坐等求贤。诸葛亮也是很自信的，在这乱世，诸侯割据之时，实是人才大战之日，谁得人才谁得天下，自己已名扬天下，不怕无用武之地，不怕无慧眼识珠，不怕无人相请相求。不过这名人的架子也实在大了些，非得人家三顾茅庐方才相见，这也算诸葛亮考察刘备的诚心、耐心和决心吧，良臣事主可要有所选择！
　　诸葛亮辅佐了刘备，扶起了一个新的军阀，如果诸葛亮被曹操聘请了去，那结果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能有人会说，诸葛亮仁人志士、君子贤人怎么会辅佐奸贼曹操之辈呢？话不能这样说，魏蜀吴三国，曹操处文武人才最多，而无人把曹操当奸贼，唯诸葛亮这样想？诸葛亮之所以骂曹贼，是各为其主之故——也许真能帮成一统，结束战乱，救老百姓于水火，至于皇帝姓刘还是姓曹倒无关紧要了，反正老百姓爱的是和平，拥护的是圣君，只要能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诸葛亮出山后，还有另外的路可走，“隆中对”的内容改变一下，不是帮助刘备谋划如何夺取政权，成就霸业，而是劝说刘备以人民利益为重，以社会的安宁为念，以息战安民为己任，结束这你争我夺的战争，放弃称霸野心，向曹操投降，或曰谈和，共同治理国家，救百姓摆脱战争灾难；去东吴“舌战群儒”，不是说服孙权周瑜坚持抗战曹操，而是劝说其投降，也或曰讲和，这天下和平不是唾手可得了？
　　如若真的讲和，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做个朝里大官不好说的话，做一个地方长官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然而这四位都野心很大，这仗非打不可。也许命该如此，也许天意，周瑜与诸葛亮偏偏打赢了赤壁战役这一仗，这以后的战争就没完没了了，吃苦的受罪的遭难的还是老百姓！
　　诸葛亮帮助刘备得了荆州，又去取西川东川，还要平定南蛮，七擒孟获，更要征伐中原，六出祁山，诸葛亮真可以说为了刘备的江山呕心沥血处心积虑兢兢业业披肝沥胆操劳一生，然而最终没有成功，带着终生遗憾而去。
　　其实诸葛亮也是个十足的专权独裁之人，听不进别人只言片语。刘、关、张等相继去世后，他是实质上的蜀主了，这一点儿上与曹操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诸葛亮时刻行着名义上的君臣之礼罢了，一切大权均掌握在手中。
　　有一点儿他比曹操要差得远，曹操虽把汉帝视如摆设，但曹操极善采纳众谋士之言，遇事聚众商议，而诸葛亮就做不到这一点，似乎别人都如同虚设，对任何人都不放心，不敢放手起用人才，不能给别人独立完成任务的机会，大小战役只自己传授作战方案，使得人人均有依赖心理，致使蜀国后继无人。这是蜀国的悲剧所在，也是诸葛亮的悲剧所在。
　　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诸葛亮六出祁山，发起与魏的战争，实在找不到正义的词义，匡扶汉室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汉室在哪里？汉朝早在历史上被画上了句号，北征中原，无非是为着自己称霸世界，完成自己的夙愿，充分表现自己的才华而已。
　　总而言之，诸葛亮上不听后主刘禅的旨意，下不听众官谏劝，生性好斗，南征北战，劳民伤财，黎民百姓常年遭受战争之苦，不得休养生息，官恨民怨，蜀国最先灭亡当属情理之中。
　　战略分歧与志趣矛盾：关羽之死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个襄樊之战，首尾长达半年之久，从开始的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到后来的曹操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等率兵增援樊城。
　　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全军覆没之际，蜀军援兵也还是迟迟不至，这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疑。
　　最近，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专业期刊《史学集刊》上撰文指出，关羽之败，败在吴魏联盟绞杀，但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却可能是自家人诸葛亮。
　　襄樊之战，前后半年之久，蜀汉为何不派一兵一卒？对此，学者多有议论。早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提出独特见解，他认为，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屏障而摄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太炎的这个观点很是大胆，但仅仅只是猜测。而朱子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则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朱子彦在文中指出，当时诸葛亮虽不能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不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
　　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十二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
　　朱子彦认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小结契”、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
　　所以，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关羽呢？这还要从诸葛亮的抱负，以及关羽的为人中寻找答案。
　　诸葛亮胸怀天下，关羽无疑是他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
　　朱子彦指出，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实则“藏器在身”，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吴主，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
　　然而，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
　　在刘备称帝前后，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比之于诸葛亮显然要更进一层。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关羽一直瞧不上士大夫，赤壁之战后对诸葛亮很是嫉妒。
　　朱子彦接着指出，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到他喜出望外，即封他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
　　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马超“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当与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阅信后，扬扬自得，将信“以示宾客”。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关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恐关羽不悦，派人往关羽处，同时拜关羽为前将军。但关羽听了此事后，大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关羽如此狂妄，诸葛亮为何不加以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朱子彦认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
　　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就不悦”。
　　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瞧他。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襄樊之战，不失为诸葛亮除掉关羽的一个好机会。
　　朱子彦认为，诸葛亮为何想除掉关羽，这和关羽的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史书上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意思是说，张飞虽然不善待士卒，但对有才能的士大夫非常敬佩尊重，而关羽虽然爱抚士卒，但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
　　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的情况十分清楚，然顾虑其与刘备“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
　　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等待时机除掉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冒然发动襄樊战役，诸葛亮在这样的大好机会来临之时当然不会去提醒对战局“疏慢”的刘备了。
　　莫名其妙的举动：急于入川发生在公元222年的吴蜀彝陵之战是三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如果说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夷陵之战就是完全确立了这种局面的形成。
　　而且，从夷陵之战引发的对诸葛亮的“隆中对”的认识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试图通过个人的一点儿粗陋的见解为这方面的话题抛砖引玉。
　　网上对这点争论颇多，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谁比较适合镇守荆州，或者说谁应该来镇守荆州。
　　刘备入川之前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以及留营司马赵云一起镇守荆州各处，和法正、庞统、刘封等人一起进军益州。
　　在攻打雒城时庞统战死，这时，刘备调诸葛亮、张飞等人入川。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三国史学者对到底值得不值得调诸葛亮入川有了不同的声音，而且，关于诸葛亮入川的深刻背景早在王夫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质疑。
　　我们知道，刘备进川后最艰苦的一战就是雒城之战，大约一年的时间，损失也比较大，折了副军中郎将庞统。不过，即使是这样，刘备仍然能够兵围成都，说明刘备那时候已经是羽翼已就。再有，诸葛亮并没有像《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直接参与雒城之战的，相反，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当刘备围困成都时，诸葛亮才会同张飞等人与刘备会师。
　　考诸历史，得知诸葛亮起身荆州大约是在刘备围攻雒城的前后或者是刘备和庞统一起擒斩蜀中名将张任的前后，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霍峻给刘备带信，提醒刘备东州军进攻葭萌关的背后可能是刘璋意图切断刘备的后路，这样刘备才决定让诸葛亮入川。
　　而王夫之等人的观点是刘备当时足以攻克全川，诸葛亮固然一定要入川，但是，没有必要这么急急地进川。这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蜀中当时的名将首推张任，而张任在雒城之战中就被刘备、庞统擒杀（见裴松之《三国志·先主传》引《益部耆旧杂记》），刘循等人见张任被杀，立刻龟缩不出。
　　在诸葛亮和刘备会师之前，刘备已经攻克雒城，进逼成都，益州可谓是基本在掌握之中了，所以，后来史家说攻取益州出力最大的是庞统、法正和张松，不是没有来由的。再者，即令是庞统死掉，法正尚在，以法正的智略足以辅佐刘备，没有必要那么急于调诸葛亮进川。
　　除了我们上边列举的那个事实外，王夫之还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指出，刘备之所以调诸葛亮入川，是对诸葛亮“交吴之深”的担忧。诸葛亮兄弟在吴蜀的阵营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刘备这边，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比较有力度的材料来证明刘备的这一担心，不过，在东吴，这种想法却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孙权所说的那番被认为是用人不疑的话“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就是针对这种思想有感而发的，《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就记载了孙权的这段感慨的背景“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汉主相闻者”。
　　刘备阵营中对于诸葛亮有没有这种猜忌，史料上没有明说，但是，也不能说没有，我们一直以来称颂刘、诸葛的君臣鱼水际合的融洽关系，并且引以为古今之盛轨，这是不错，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刘、诸葛君臣关系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背景是蜀汉政权一直处于复杂多变的情况中，不仅大敌未除，而且险情时有发生。刘备托孤之时也正值蜀汉政权危急存亡之秋。
　　刘、诸葛的关系事实上只经过了共患难的考验，还没有到达共富贵的阶段，从我国历史上看，可以共患难的君臣例子很多，然而一旦同富贵时就难以相处，君臣反目的则不胜枚举，这也是人们对唐太宗、汉光武、宋太祖等少数皇帝加以称赞的缘由，这也就是人们对刘、诸葛关系的后续发展有些存疑的缘由。
　　按着这个逻辑推理下来，诸葛亮诚然一定要入川主理国政，只是不应该急于入川，至少在刘备收复益州之后，汉中等地的略定，后来也不是诸葛亮亲手完成的，有法正等人在，刘备足以安顿益州，况且收复益州后，又有大量的人才被罗致在刘备的门下，一时文武会集。
　　诸葛亮继续镇守荆州，以诸葛亮的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即使东吴有取荆州的打算，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得手，三国的局面很有可能在建安二十四年左右有一个全新的变化。
　　谁“塑造”了诸葛亮看过《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此书乃西晋陈寿所作。《晋书》陈寿传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其实不然，熟悉陈寿之人皆知，陈寿本乃亮迷，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已尽最大限度褒美诸葛亮，“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纵观诸葛亮五次北伐本就如此。而且《晋书》所言寿父乃马谡参军本身就令人质疑，马谡本为诸葛亮参军，参军本乃幕僚，既为参军为何能置参军？
　　我们再看《诸葛亮传》，全传并无贬低诸葛亮，而是尽量地褒扬，甚至不顾本末倒置，而把别人之功转换到诸葛亮身上。
　　众所周知，诸葛亮因其“隆中对”而千古留名，而“隆中对”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结好孙权而实现其三分天下，我们暂且不论诸葛亮有无能力实现拥荆连蜀的战略，我们来看《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於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照这样看，诸葛亮被称为战略家，外交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再来看《三国志·鲁肃传》：“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坂，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刘备在当阳被曹军五千精骑追上后，大败，张飞断后，拒水断桥挡住了曹军。江陵自然是去不得了，刘备、诸葛亮等便准备南渡长江，投奔苍梧太守吴巨。但这时鲁肃出现了，劝刘备和孙权结盟抗曹，这胜过天上掉馅饼，刘备马上便向东赴汉津，与关羽会合。
　　如果不是鲁肃“晨夜兼道”，恐怕这位被称为战略家的诸葛亮已随刘备八易其主了。我们再看一个细节，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说明鲁肃和诸葛亮根本就不认识，鲁肃是何人？鲁肃和周瑜、张昭乃孙权重臣中的重臣。
　　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谓的结盟孙权只是自己的想法而已，是否能说服孙权，他自己根本没有底，靠其江东的哥哥？根本说不上话，而且还可能也是个投降派。
　　有人疑问，是不是鲁肃传有误？我们再看《三国志·吴主传》：“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唯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还有史据《三国志·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
　　曹操南下，孙权召集众将商议计策，当时包括托孤之臣的张昭都劝孙权投降于曹操，但孙氏据江东已三世，孙权怎么肯轻易把江东送给曹操？
　　众将中只有鲁肃没发言。后孙权去更衣，鲁肃跟随，孙权知其意，乃问：“卿欲何言？”鲁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孙权叹息说：“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后孙权用鲁肃言，召周瑜还，周瑜也主张抗操，瑜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国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孙权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至此，历史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其赴江东，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也并非是诸葛亮请命去的，而是奉刘备之命去的。
　　一个请命，一个奉命，一字之差，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成了夸夸其谈的士大夫之作。而后的赤壁之战，也是黄盖献计火攻，更重要的是曹操军染上疾疫。
　　荆州所得并非诸葛亮运筹帷幄，首功乃为鲁肃，鲁肃乃孙刘联盟的鼻祖。
　　而鲁肃又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
　　刘备本免了庞统官职，但闻鲁肃之言，马上就重用庞统。由史而论，鲁肃其功远高于诸葛亮，刘备得荆州，非为自将所谋，却是鲁肃的佳作。《三国志·诸葛亮》传也本末倒置，误导读者。
  第十讲 扑朔迷离：诸葛亮的人生谜局
　　诸葛亮是个神秘的人物。这个说法，并不是来自将诸葛亮“神化”的《三国演义》，而是来自笔者对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的认识。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若干扑朔迷离的不解之谜，让人难寻真相。
　　大才为何“躬耕南阳”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就其生平事迹、活动地域、政治经济与军事措施等是非得失，往往随着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价值标准以及不同人的主观倾向，而随之毁誉不同，是非难定，甚至某些史迹莫衷一是。这类现象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诸葛亮的情况，正如上述一样，从晋人陈寿撰著《三国志》到现代，在不少问题上均有较大分歧。如说诸葛亮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说诸葛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参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或说诸葛亮“有逸群之才”，为“英霸之器”，“公诚之心，形于文墨”。但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见上引书）；祝秀侠甚至著书认为诸葛亮过于相信自己，未能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为何要隐居？论者意见亦不一致，或说诸葛亮“不求闻达”，因而是“躬耕于野”；或就由于上代仇杀，诸葛亮不得不“苟全性命”，避徙他乡，隐居于田野山林之中。
　　至于“躬耕地”之在南阳或襄阳的争论，正如众所周知，已有千年以上的不同意见。其他不少史迹与具体事件的评议有别，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许多历史问题决非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能够得出公认的结论；随着新资料、新理论的不断出现，往往推陈出新，创见层出不穷。过去常说“盖棺论定”，而实际上，有时“盖棺”也未必能够“论定”。毫无疑问，我们坚持贯彻“双百”方针，通过谨严的扎实的劳动，总会不断接近历史的实际，日益接近于真理的。
　　诸葛亮在入蜀前的身世，陈寿撰写传记时只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定论，而同时又都有所纷争或保留。如《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叔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照陈寿所记，诸葛亮从叔父玄当为善终。但同传刘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则与此相持：“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197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二者记述的差别十分明显，一非善终，一为被杀。如按《献帝春秋》所说，诸葛亮从叔父玄之死，对其家属实为一极大打击，有严峻的政治背景，且危及家属；涉及曹操挟持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政权刘表的重大矛盾，涉及袁术、刘表、孙坚等地方政权之间的重大矛盾。此种情况，似与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率军屯汉中，大举北伐，临发上书所说，较为切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段自述中的“卑鄙”、“苟全性命”诸意，与从叔父玄之被追杀，当更易窥见其中的契机；若与从叔父玄往依旧刘表而逝世，刘表拥有荆州南阳、南郡等七八个郡，为坚强后盾，“卑鄙”、“苟全性命”等语似觉不好理解。
　　仅仅据上述分析，陈寿对此问题记载的真实性，似不如《献帝春秋》，或许有所避讳，故意含糊其词。陈寿本为蜀人，又为谯周门生，对诸葛亮甚为钦佩，入晋后亦基本肯定。此点除见于本传外，他辑编《诸葛氏集》24篇，有104112字；并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所上的“表”中也有同样思想感情：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按《后汉书·刘表传》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李贤注引《汉官仪》：“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但《后汉书·郡国志》荆州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血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敬仰之词，溢于言表，“为尊者讳”当属古代传统美德。
　　毫无疑问，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检验，诸葛亮确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扶百姓，示仪轨，用心平，劝诫明；军事上，赏罚严明，整军经武，战略战术，时代之冠；经济上，身死之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应当说，诸葛亮确为勤政廉政的典范，是德才兼备的伟人。长期受到人们敬仰怀念，自属必然之事。“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应以成败评论历史人物，应当全面地考虑当时客观条件。
　　诸葛亮从山东经豫章到了荆州，陈寿只记述他“躬耕陇亩”或“躬耕于野”，并未说明是在荆州的南阳郡或是襄阳郡，因此引起了千年以上的争论，直到如今。很可能陈寿在当时已经难于定出确切地点。但是，陈寿却记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大举北伐前上书：“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既然诸葛亮自己明白提到躬耕地是在南阳，似当无庸多议。可是，时过境迁，历史问题不在直线上行进，而是曲折复杂地反映出来。《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最早提到隆中具体地址的记录，早在此前约五六十年的《蜀记》虽已提到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并未言及所属郡县地望。习凿齿以后，不少史籍均沿用习氏此说，并引起先秦邓国、秦汉后的邓县、邓州、邓城地望的争论。如治乱丝，如堕烟雾，确有进行认真过细清理探索的必要。
　　武汉大学石泉教授曾经专门对上举问题作过研究，写成《古邓国、邓县考》，认为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有不同解释，一说在今河南南阳邓州市（旧邓州），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市北汉水北岸，但具体记述又有分歧，有襄樊市西北、东北、北面等三说，在邓城附近。相同之处均距此三方约20里的襄樊市。该文对此诸说进行详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仅就宏观角度看习氏之说的可信程度。
　　《汉书·地理志》记南阳郡36县，其中宛，颜师古注为古申伯国，有屈申城；穰，颜师古注曰农穰，即邓州穰县是也；邓，颜师古注故国，都尉治，应邵曰：邓侯国。在南郡中并无邓县、邓城，只有襄阳县等18县。《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白无误指出先秦古邓国、邓县在南阳郡，不在南郡或襄阳。正如石泉同志所说，襄阳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楚国一个“津戍”，到西汉时才设县，到东汉末，樊城始见于史传，三国以下至东晋、南北朝渐成一方重镇。我以为南阳盆地自西周开始即得到大的发展，日趋繁荣，是黄河文明南向发展的重要桥头堡，其西淅川应为楚都丹阳，楚向东、北、南拓展，均以南阳为基地，“巴、濮、楚、邓”本为周之南土，楚北上争霸必须并服“汉阳诸姬”；楚文王灭邓后，申、息、吕先后改为楚县（均在南阳），疆城拓至汝水流域。“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山在古方城县东北50里，北连叶县、平顶山、鲁山、舞阳一带，因山为固，筑连城以抗中原，齐、晋与楚争霸均于此交锋，已据有逐鹿中原地理优势。楚出师，申息为之先驱；守御则申吕为之屏藩，古人谓申为南阳，天下之膂，亦汉光武发迹之处。故楚国在春秋战国时的强大，实与南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近年来田野考古在南阳及河南其他一些地区发现不少重要楚墓及楚文化，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上已提及汉代无邓城县，至晋代，襄阳郡有邓城县，晋代义阳郡（为从南阳郡分出一部分）有邓县；显然，邓县与邓城不能混同。至隋代，襄阳郡无邓城县，至唐代又置邓县城，为古樊邑。据唐人杜佑《通典·州郡七》：邓州（古理穰县）本夏禹之国，春秋时申伯、邓侯二国之地，战国属韩，后没于秦，封魏冉为穰侯，寻而属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阳郡，两汉因之，晋为南阳国及顺阳、义阳二郡之境，宋、齐并为南阳郡，后魏置荆州，西魏为重镇（置兵以备齐），隋初改为邓州，炀帝初为南阳、育阳二郡之地，唐为邓州或南阳郡。不少史册忽略这些史实。将邓县、邓城与古邓国混淆不别，习凿齿可能属于其中最早的一位。由于并无确凿史证，所以虽说邓县与邓城为一，邓城约距襄阳20里，而东、西、北却有异说。
　　衡阳王夫之《春秋稗疏》、沈钦韩《左氏地名补注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王存等《元丰九域志》、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不少重要史书、地志书均论定先秦邓国即在南阳邓州邓县。至于襄阳县东北20里之邓城，正如江永所说：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巴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邓城南八里有鄾城，为鄾子国。《左传》桓公九年谓之“邓南鄙鄾人”。杜预认为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地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舍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氏此说，见解精审，颇有根据，与历史实际符合。
　　习凿齿由于忽略上述周代史实，撰写《汉晋春秋》时，误以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并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裴松之为了全面搜集史料，将此一家之释录入注文，从而不断扩散，造成长期以来许多争论。这里，我无意排除诸葛亮一度居住在今襄樊市附近的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南阳”史实亦应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当时，刘表曾经较实际领有今南阳、襄阳等地约10年之久。中经战乱，加上刘表猜忌，名彦附集，诸葛亮少年不得志，移地“躬耕于南阳”，当在情理之中；亦有不少史料，可以论证此问题，故亦不宜排除此说，不宜加以否认。据《三国志·蜀·先主传》述刘备曾屯兵新野及博望（今在南阳东北），“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诸葛亮居南阳应在此时。
　　应当看到，所谓“躬耕”仅仅是从事农业经营为生而已，或者是既不为官，也不从事工商业的表白；古人以农为本，重本抑末，好行高洁，以“躬耕”为荣，故有此提法。如果历史上的地道农民，成为一个典型的“劳动者”，终年从事长期的农业生产，在早孤“卑鄙”的情况下，耽误了从十六七岁到廿六七岁共10年期间的宝贵年华，很难得到不断学习、博览群书、结交名士的机会；很可能成为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在此种情况下，要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本领，谈何容易！
　　刘表为何不用孔明陈寿在评价袁绍、刘表时，将其二人相提并论：“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三国志·刘表传》）这里“有才而不能用”定有所指，就刘表而言，似乎应指诸葛亮、庞统、王粲等人。这些人物被历史证明，都是经天纬地超一流人才，为何就在刘表眼皮子下面而未能被启用？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问题主要出在刘表身上。但史料有限，我们只能分析如下：首先，刘表拥地自保，不求进取的心态决定了他“有才而不能用”。刘表自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为荆州刺史、荆州牧，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3年），统治荆州18年之久。史称他“招诱四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王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他还妥善安置了因战乱而流入荆州的十余万家关中百姓，组织他们开发地广人稀的南方丘陵山区。在东汉未年社会大动荡时期，荆州“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刘表作为一方诸侯，当时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但是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他的部下献策：“袁、曹并争，两雄相持之时，天下安危全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可乘其破弊起兵。若不然，亦应支持一方。”但刘表狐疑不决，错过战机。以至于曹操平定北方后，扭头挥师南下，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荆州首府襄阳。刘表拥地自保，是出于平庸，还是出于维护一方平安，不得而知，但问题是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拥地自保是极不现实的。你不吃他，他就吃你，是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刘表的拥地自保政策是他“有才而不能用”的决定因素。拥地自保与唯才是用并不矛盾。这里应该看到刘表不思进取的心态，才是导致他“有才而不能用”的根源。
　　其次，刘表心胸狭窄，多有疑忌的品质，决定了他“有才而不能用”。刘表政权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为荆楚的大族豪强，如蒯良、蒯越、蔡瑁、庞季、张允、黄祖、文聘等，他们是荆州政权的核心，是刘表依靠的主要力量；二是荆楚名士，如韩嵩、宋忠、刘先、邓羲等，他们是刘表争取团结的对象；三为外来流移人士，如傅巽、王粲、弥衡等，他们只是点缀，量少而不受重用。从人才总量上讲，刘表治下的人才甚至没有益州的多，更不用说和曹操、孙权比。从人才质量上看，刘表手下几乎没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刘表心胸狭窄有很大关系。
　　《三国志·刘表传》中说：“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刘备当时虽为丧家之犬，但刘备是何等人物，刘表未必不知，连曹操也不得喟叹刘备：“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可是，刘表对刘备猜忌过多，甚至不敢让刘备住在襄阳城中，把他派驻在前线新野，当做一般将领使用。后来事实证明，刘备并没有对荆州政权有什么野心。刘表对韩嵩的态度亦是如此。韩嵩等人审时度势，以为刘表应投靠曹操。刘表在蒯越等心腹的劝说下，勉强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韩嵩联络曹操。韩嵩认真履行使命，回来复命时，被刘表怀疑得了曹操什么好处，险遭杀身之祸，若不是刘表之妻蔡夫人劝谏，韩嵩就成了刘表的刀下之鬼。《英雄记》关于张羡的一段记载，也充分说明了刘表不能容人：“张羨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湘间心，然性倔强不顺，表薄为其人，不甚礼也。羨由是怀恨，遂叛表焉。”王粲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三国志·王粲传》）所以，陈寿在给刘表作传时评价说：“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实在不为过也。
　　再其次，刘表的人才观有问题，重视有名分的人，忽视青年人，从而导致“有才不能用”。批评刘表一点也不尊重人才，似乎有点怨屈他。比如刘表对庞德公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庞德公是襄阳名士，德高望重，刘表仰慕已久，数次延请庞德公出仕，均遭拒绝。刘表对祢衡的态度亦是如此。祢衡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狂士，连曹操也奈何不得。曹操像扔垃圾一样，把祢衡送与刘表。刘表喜欢祢衡的文才，以之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然而不久，祢衡故态复萌，刘表这才知道祢衡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子，只好将祢衡送给了黄祖。可见，刘表并不是不尊重人才，亦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有名望的人，以至于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人才。这就导致了人才群就在他眼皮子之下，他视而不见的情况。比如王粲，少年出名，客居襄阳十余年，刘表却以王粲相貌不佳而不重用。除王粲外，当时在襄阳的有一大批杰出青年：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公威、崔州平、石广元等，这些人当时都年轻，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根本就不在刘表视野之中。
　　以上所说，是以刘表不善用人的角度，说明刘表未用诸葛亮。但是，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思考，即诸葛亮不愿效力刘表，那么，刘表未用诸葛亮的问题就更好理解了。诸葛亮少年时随叔父投靠刘表，17岁时叔父去世，诸葛亮随即脱离刘表，躬耕隆中，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诸葛亮对刘表没有过多的直接评论。他在“隆中对”中曾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应指刘表，这里即蕴含着诸葛亮对刘表的评价。诸葛亮对刘表的看法，当然应是他自己多年观察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庞德公、司马徽等人对他的影响。前文已表述庞德公对刘表的态度，在此故略之。那么，司马徽是如何评价刘表的呢？在《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司马徽别传》中说：“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除庞德公，司马徽之外，裴潜、杜袭、和洽对刘表也有贬辞：“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裴潜语）“昏世之主，不可渎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间其中者。”（和洽语）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在择主的问题上，他有着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审势度势，礼贤下士，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一代英主。刘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个据守一方的军阀而已，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给这样一个人呢？
　　历史注定刘表不会用诸葛亮，诸葛亮也不会选择刘表。
　　他为何要归葬定军山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率军出斜谷北伐曹魏，驻军于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隔渭水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忧劳成疾，病逝于此。临终遗言：“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因其生前被封“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后人尊其墓为“武侯墓”。武侯墓在今陕西勉县城南定军山下。诸葛亮即未就地安葬，亦未魂归故里，更未还葬成都，而遗言葬汉中定军山下，其原因何在？笔者作了以下考证和分析，同诸位商榷。
　　其一、客观上，就地安葬，归葬桑梓和还葬成都无法实现诸葛亮逝于三国鼎立时期，蜀魏边境以秦岭为界，岭北为魏地，五丈原属敌国疆土，亮自不可就地安葬。而诸葛亮的家乡山东沂南当时也属魏土，作为蜀汉丞相，“叶落归根”，还葬故乡也绝无可能。
　　就地安葬和还葬故里无法实现，那么成都呢？作为蜀汉都城，又是亮因感知遇之恩而誓死为之效忠的刘备葬地，身为丞相，生前效忠先主，死后亦尽忠伴备于地下，葬于成都。然亮卒时值秋八月，气候尚热，尸骨不宜久存，况五丈原至成都，路程有一千多公里，须翻越秦、巴，多为崎岖山路，归葬成都，受到了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更何况这不是诸葛亮最理想的安息之地。
　　其二、主观上，葬于汉中定军山是诸葛亮心之所愿笔者认为，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与汉中在蜀汉的重要地位和他以汉中为根据地的八年北伐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1.汉中是蜀汉的北方屏障。汉中处于秦巴汉水之间，秦岭和巴山两山脉像天然屏障一样包围着汉中，关隘重重，易守难攻。在豪杰并起的战乱时代，张鲁据汉中“雄居巴、汉垂三十年”盖仗秦、巴二山屏障之作用；为占领汉中，曹操两次亲临，欲据汉中而“以图巴、蜀”；刘备因定军山之战大获全胜而称“汉中王”，最后建立蜀汉政权。在三国时期，汉中是魏、蜀争夺的军事重镇。蜀据汉中“上可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固守要塞，为持久之计”。得汉中，蜀可稳定北方防线，伺机北伐，完成统一大业；蜀以汉中为根据地，可向北扩展疆土；汉中北有秦岭之险，可坚守关隘御敌于境外。对蜀汉，据有汉中，攻、守、防皆宜。魏若得汉中，则可由汉中出兵伐蜀，则蜀汉政权就岌岌可危了。“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汉中乃益州咽喉之地，是蜀汉的北门户，与蜀汉政权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汉中在蜀汉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葛亮把北伐根据地选在汉中，死后归葬于此。
　　2.汉中是蜀汉的北伐基地。在“隆中对”中，亮与刘备分析天下形势，就提出“天下有变……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出兵秦川就是从汉中出兵北伐，汉中距成都五百多公里，所以汉中即是北伐的军事前哨，同时也是北伐的军事基地。诸葛亮初出山时，就确立了以汉中为根据地出兵北伐的战略主张。
　　夷陵之败后，亮受“托孤”之任，率众南征，采用“和”、“抚”的外交政策，稳定了东、南、西三面边境，建兴五年，上表出师，率军北驻沔阳，开始了北伐壮举。诸葛亮以汉中为根据地五次北伐，每失利，皆退还汉中，为下次北伐作准备，共历时八年。对蜀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设相府于汉中，随行文臣武将颇多，在北伐和建设北伐基地汉中的实践工作中，为蜀汉政权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如蒋琬、费祎、姜维等；在经济上，休士劝农，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发展汉中经济，缓解了蜀汉的经济困难；在军事上影响最大，蜀亡时，带甲将士仅十万二千人，亮北伐时，最多时率兵十万，虽是北伐之初，这也是蜀汉大部分的兵力，可见，蜀汉的军事中心已由成都移至汉中。“筑汉、乐二城”、“治斜谷邸阁”，在定军山一带推演八阵图、教兵演武；改革“十矢具发”的连弩，铸造扎马钉。这一系列军事措施，对巩固汉中的防御和北伐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皆尊亮制，坐镇汉中，伺机北伐。诸葛亮北伐，呕心沥血，创立了汉中北伐根据地，为蜀汉后期的北方防线的稳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葬定军山最能表达他与蜀汉共存亡的坚定信念。诸葛亮在汉中八年，即是战斗的八年，同时也是建设汉中的八年，在汉中这片土地上，他运筹帷幄，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汉中是他深深热爱和眷恋的地方，归葬汉中定军山是他忠于蜀汉王朝，至死不忘“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帝还旧都”的宏图壮志的最高体现。尽管诸葛亮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五次北伐，鞠躬尽瘁，但终未成功，留下了千古遗憾。故他死后，遗命葬于对蜀汉江山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对他本人的宏图壮志有着深远意义的北伐根据地。
　　汉中定军山下，激励国人继续完成其北伐大业，体现了他与蜀汉江山生死与共、至死不忘北伐的坚定信念。“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军山”，正是诸葛亮一生政治军事生涯及其归葬汉中定军山的最好诠释。
　　开发西南为哪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推动了并继续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他们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风俗习惯、语言、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感情以及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地域等的不同，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客观条件。
　　历史上，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曾面临过这个十分敏感的民族问题，并力图处理好。各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概括起来两个字：“和”（民族和睦团结，共同发展）与“讨”（民族压迫、讨伐、镇压、征战），或兼而有之，各有侧重。对于少数民族，不能只“拿”（赋税、徭役和贡献等）不“给”（给其带来好处），或者拿多给少，而应拿得适度，给得实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的成功了或基本成功了，各民族就团结和睦，友好相处；有的失败了或基本失败了，民族矛盾就加剧，激化，甚至兵戎相见。
　　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南中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夷、濮、僚、羌、昆等多种民族。自秦开辟五尺道入南以后，秦始皇在南中置吏，是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汉武帝时，在那里设置了越隽、益州、朱提等郡，即南中四郡。司马相如、司马迁先后奉使去南中，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与治理，又移民实边，修筑道路，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南中逐渐开发起来，各族人民都得到好处。东汉初期，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封建王朝又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如东汉后期视少数民族为化外之民，用所谓“刑以威四海”的镇压手段，“殄尽遗类，以除后患”。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拼命搜刮，“侵犯蛮夷”的贪官污吏，“赋钦烦数”，“皆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均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这样便毒化了民族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和矛盾，对立、对抗以至战争。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对诸葛亮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深刻的。他反复思考比较，汲取前代尤其是东汉的教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和好思想，提出了体现其思想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并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人选。
　　刘备定蜀后，诸葛亮雷厉风行地实施和贯彻了和抚的民族政策。首先，利用马超同西北戎羌氐的良好关系，马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戎羌氐的信赖，任命马超为平西将军，凉州牧。马超果不负所望，很好地执行了和抚政策，得到诸戎的拥戴，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收复武都、阴平二郡时，又对那里的羌氐等少数民族做了一番安抚工作，改善了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基本达到“西和诸戎”的目的。与此同时，以更大精力注意“南抚夷越”的问题。
　　南中，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少数民族种族既多，同汉人的联系又广泛，犬牙相交，声息相通，物产相资，有悠久的传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蜀汉的后方。它的稳定，不但关系到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也对蜀汉政权的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诸葛亮坚定地实施其民族和好政策——和抚政策的同时，在总摄南中的“徕降都督”人选上，予以充分注意，先后任命“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华阳国志·南中志》）的邓方和胆识过人、清廉刚正的李恢为都督。他们按和抚政策办事，实行廉洁政治，调和了南中民族矛盾，改善了相互关系，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然而，一些蓄意制造分裂、妄图称王自雄的野心家，豪强地主与奴隶主贵族，趁夷陵战败，刘备新亡，蜀汉元气大伤之际，明目张胆地拉起大旗，“举郡称王以叛”（同上引），制造谣言，迷惑和煽动群众，致使下少人参加反叛；除永昌郡外，南中四郡并皆叛乱。一时间狼烟滚滚，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对此，诸葛亮没有立即征讨，采取抚而不战的策略，让李严书六纸，写信给反叛头子雍闿，晓以大义争取和平解决。岂知雍阁仅答一纸，傲慢地说：“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之，远人惶惑，不知所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割据称王之心暴露无遗。如果任其反叛势力继续猖獗下去，不仅和抚政策无法执行，更谈不上北伐曹魏，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决定亲征，他的思想很明确：按马谡的“攻心为上”的策略，不单纯靠军事征讨，而靠智力和政策取胜，“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唐·裴度《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和抚思想，《三国演义》有精彩的描写，传为家喻户晓的千秋佳话。致使这位夷汉咸服的蛮王孟获感激涕零，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遂同兄弟妻子宗族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平南以后，诸葛亮从改善民族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方便夷汉交往，实施和贯彻和抚政策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推行民族自治，“即其渠帅而用之”。尽量任用南中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只要拥护蜀汉朝廷，就用他们为各级地方官，县级县以下官职基本上全由他们担任，让南中各兄弟民族自己治理自己。形成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稳定局面。
　　二、削弱大姓、夷帅的势力，消除他们赖以坐大，分裂割据甚至称王自雄的基础。1.调整郡县。把反叛已久、为害最烈的孟获的根据地益州郡改名建宁郡，分出建宁郡、永昌郡各一部分设置了云南郡；又分出建宁、永昌郡各一部分设置了兴古郡；加上朱提郡，南中由蜀汉初年的四郡55县，增至七郡68县。大姓、夷帅的势力地盘被分割缩小了（见谭良啸主编《访古话孔明》），有利朝廷的控制。2.“徙其豪帅于成都”（《三国志·李恢传》），使之远离南中，无法干预南中地方事务。3.“牧其俊杰建宁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增强了民族团结和相互信任，体现了诸葛亮夷汉一家的和好民族思想。4.“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同上引）的同时，推行了纳入地方军建制的大姓部曲家兵和夷汉部曲制，平时生产，战时当兵。既削弱了大姓豪强的势力，还起到不留兵而有兵可用的作用，有利于民族融和。
　　三、对南中地方高级官吏的人选，诸葛亮特别重视注意。如前所述，在总摄南中的都督的人选上，先后任命能员邓方和李恢为都督，李恢卒后，以蜀汉后期名将，诸葛亮北伐屡立战功的张翼为都督。翼为人刚直，持法严峻，原则性强，缺乏灵活性，未能顺其“殊俗”，夷帅刘胄趁机反叛，朝廷立即以马忠代之。马忠任职17年，忠实地执行了和抚政策，因地制宜，颐其“殊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爱戴，“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华阳国志·南中志》）。
　　四、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帮助他们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带去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铁犁牛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那儿的刀耕火种。还带去稻种，教民种稻。2.兴修水利，相传保山城南曾修筑过三个大堰，称诸葛堰，至今还灌溉着千万亩稻田。3.屯田，李恢、马忠先后在建宁郡昧县（今曲靖）屯田，“南人谓之屯下”。4.教授百工技艺，发展煮盐冶铁，传授织锦技艺，使南中手工业得到发展。5.对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仍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上方夷”，帮助他们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他们走出山林，变成“下方夷”。“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语）所有这些，促进了南中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夷民的生活，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物资基础。
　　五、在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加强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蜀国的织锦、盐铁、农具运往南中，南中的金、银、漆、朱砂、牛马、犀革、麝香等运往内地。蜀国的货币，“直百石铢，今黔地多有出土者，有钱背左有直书为字”（《贵州通志·金石志》），可作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交往频繁的佐证。越隽太守张又重开山邛都经牦牛至成都的既平且近的“牦牛道”，修复古亭驿站，方便商旅往来，密切了南中与内地的联系。
　　六、尊重南中少数民族的习俗，因势利导革除陋习。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歧视；平等待之，从不侮辱他们。无怪乎他们亲切地呼诸葛亮为“慈父”、“孔明老爹”，表达了他们无限敬仰、崇拜的感情。
　　七、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大规模的伤亡，使汉族兵源逐渐枯竭。魏、吴均征少数民族青壮年入伍，蜀汉也不例外，把南中少数民族看做重要的兵源，“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王平为参军，统五部。少数民族军队成为蜀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骁勇善战的劲旅。重用少数民族将领，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少数民族，高级将领中如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及其族弟马岱，诸葛亮的接班人，蜀汉后期的统帅姜维等，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忠心耿耿，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蜀汉征战终生。这样，会使少数民族很自然地感到他们同汉族兄弟是一家人，增强了民族团结。
　　诸葛亮的民族和好思想，他的民族政策和措施，符合南中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进步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像他那样在南中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受到的敬仰、崇拜和爱戴，可以说前无古人，历史上没有那一个可以相比。当他逝世噩耗传来时，人们如丧考妣，西南少数民族，纷纷为之建祠祭祀，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怀念。至今那里流传许多有关他的美好故事与传说，寄托了人民的深情厚意与缅怀纪念。
　　虽然，诸葛亮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但比起前代尤其是东汉末年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和不把夷民当人看待的政治压迫，要好多了，不但拿了，而且给了，给得实在。
　　三国时期，魏、蜀、吴境内均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策，如果说曹魏实行的是民族“强制同化”政策，孙吴实行的是民族“高压掠夺政策”（见谭良啸主编的《诸葛亮与三国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麻烦的话，那么蜀汉实行的诸葛亮民族和好政策是成功的。蜀汉人少地小兵微将寡，居然能同拥有九倍于己的土地和七倍于己的强大曹魏相抗而无后顾之忧，并多次北伐，打得曹魏疲于奔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后方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民族政策的成功。
　　后记诸葛亮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更是一个让人高山仰止而又为之叹息的人物。他的忠诚，他的勤奋，他的亲民，都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而他的个人修养与道德风采，更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事家，甚至不能算一个成功的宰相。他的缺陷十分明显：谋略与实际存在脱节、用兵过于谨慎，是他在军事上的弱点；事必躬亲、操劳过度，而又没有可靠的、合适的助手与接班人，是他在治国上的短处。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有什么样的具体举措，往往比发表什么样的言论要重要得多。诸葛亮是一个忠臣、一个贤臣，这是通过他说过的话和对他一生的观察得出的结论；然而，从他的执政风格、军事和政治举措，我们却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看法，认为他短视、专权、独裁，甚至对皇帝不尊重，有“不忠”的表现。
　　为什么在诸葛亮这个人的身上，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论？这就是“言”、“行”之间的差异，以及因为这种差异引起的后人对这个人物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后人对诸葛亮的理解，都是基于后人自身的立场，所以才会出现互相冲突、截然对立的不同看法。
　　因此，我们对诸葛亮、对有关诸葛亮的各种评论，都应该持辩证的观点，认识他的全面特征，也要认识到他在细节上的表现，将这些对诸葛亮的不同看法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诸葛亮形象。
　　正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非常明显，每个人都能看得到，因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是君子，是贤臣，是智者，所以我们才会对他的不足之处都了如指掌。他的缺陷，与他的伟大又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正因为他是一个功过、长短都十分突出的人物，所以他才会成为一个“话题人物”，才会被争论不休。求全责备也好，文过饰非也好，都是在后人出于对他一生成就的肯定这一前提下的。不过，简单地讨论他成功或者失败、出色或者平庸，对现代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完全是看三国落泪，为古人担忧。今天我们关注诸葛亮，更多地是要解释为什么他会有如此鲜明而独特的功过，有如此令人费解的长短。
　　这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因此，本书对诸葛亮的一些“过人表现”，比如“三顾茅庐”、“借东风”、“舌战群儒”、“七擒孟获”、“卧龙吊孝”的情节没有涉及，因为那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内容，我们所关心的，是他“隆中对”、“六出祁山”、“挥泪斩马谡”、“收姜维”这一类与人、与实干有关的内容。
　　在品读诸葛亮为人、处世、为政、用兵等方面的行为时，笔者希望与读者就这些突出他个人能力与智慧的问题交流。其实，这个解读与反思诸葛亮的过程，也就是笔者感受诸葛亮的智慧、转化其智慧成为现代资源的努力。读者如果能从中有所领悟，或者从中产生更高明的见解，也许会是一笔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