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个意识心得体会:[转贴]中国市场经济存在半途而废的危险-李炜光2009-12-3

    今年前三季度以来，伴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也再次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伴随着这轮国进民退的趋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方向将往何处去？  

　　提问：因为做媒体特别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就是今天来参会的专家们，没有专家给出我们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论据，就是政府为什么参与“国进民退”这样的举措呢？是不是真正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  

　　宪政经济学家李炜光：其实在历史上，只要不打仗、不折腾，维持个二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不足为奇，跟统治者的政策多好没太大的关系。可是这种繁荣缺乏可持续性，到了一定时候必然会出现问题，也就会出现“国进民退”这样的东西，比如西汉从高祖刘邦到武帝这70年就是一个繁荣期，与匈奴作战后开始走下坡路，出现财政危机，于是任用桑弘羊搞“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剥夺商人利益以充实国家财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国进民退”；宋朝初期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即国家不限制民间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大商人，贫富差距拉大，后来就出现了强化国家经济力量的王安石变法。这种情况成了一个规律，在历史上循环往复地起作用，每一次都带来民间经济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国进民退”的再次出现说明，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促动着中国的进步，但几十年过去了，真正的、规范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到来，我们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现在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缺，外国人用什么，我们这里也用什么，硬件上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还好，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我们不过是在享受现成的物质文明而已，自己原创的技术和产品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能给别的民族国家带去智慧的东西就更少了。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巨大的和无所不能的政府，而民间一般都是非常弱小的，而法律也不是能够保障民间权利和利益的法律。每当民间经济比较活跃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最为繁荣发展的时候，却也往往是政府之手要伸将出来的时候。所以一旦民间经济发展起来了的时候，就得小心着，接下来国进民退的事儿就该发生了。说起来，中国只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延续着自己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历史而已。中国现在又一次走到了河中央，再往前走就可以安全上岸，现在正犹豫着往前走还是退回去的问题。无论往前还是往后都有危险，但相比较而言，前进才是生路所在，后退则无生。此时此刻，分析一个政府的所做多为，不必看他都说过些什么，关键是看他做过什么和将要怎么做。  

　　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有一种预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不会很顺利，有可能出现一个挫折，甚至存在半途而废的危险，而规范的、宪政的和法治的体制却可能很难建立起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政府把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掌握起来，如果他能做到公平分配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恐怕不会那么乐观。我这有一个数据，1978年到2006年，这个期间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下降的趋势而不是上升的趋势。30年以前，中国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大致上可以占到89%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把政府应该承担的服务换算成可比的数据加以计算的话，那时还可以把基本上的公共服务承担起来，而现在全部公共服务能尽到职责的，也就50%多一点。如果这样的分配结构不加以改变的话，它占有了更多的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表现有可能不是更好，而是更差。  

　　我个人比悲观，觉得在中国，要建立起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适应需要的公民社会希望不是很大，或者说路还很漫长，我们只是希望尽量多做一点事情，在体制内外有一些良性的互动，毕竟现在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不是过去的皇帝和地方官僚了，怎么说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经过大学教育的，一些现代民主、宪政、自由的理论他们是学过的，是弄得懂的。他现在不这么做，一个是体制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所在；一个是他觉得有风险，不合算。能不能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把更多的把这些官员争取过来让他们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的试验很说明问题，比如公民参与式预算、预算公开等，都属于学者、市民和官员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就是希望还在，我们能做的，能推动的就是这些。星星之火，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有燎原的希望。  

    危机下财政收入暴增 民间消费投资在压缩

　　我给大家汇报一些关于目前“国进民退”的想法。刚才几位教授都谈到了如何理解“国进民退”，我想补充一点，对“国进民退”，一般的理解是国有经济、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占的地盘越来越大，对民有、民营经济企业形成挤压，而我的另一种理解是国家的财政力量在“进”，而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在“退”。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趋势，而且与美国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关系，早几年这个趋势就一直在持续。这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反倒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进程，产、学、官以及舆论各界大家应该注意观察这个趋势，势头很凶猛。  

　　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确实是比较严重的，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民间经济，像是遭遇了一场巨灾，所以2008年四季度一直到09年前期出台了一系列密集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有一个现象有点令人不可思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只持续了短短的4个月，从5月份就开始转成上升了，而且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份的同比增长还只是转亏为盈，只增长了4.8%，6月份一下子就涨到了10%以上，到8月份一下子爆增了36.1%，9月份33%，看这趋势，第四季度的速度也绝对慢不了，已经恢复到去年以前财政繁荣期的水平，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经济危机阴影下的财政增长水平。看来今年财政收入完成8%的目标毫无问题了，据说已经从原先说的8%调整到10%了。  

　　另外再看一下这么大收入的利润，1到9月份民间经济和消费情况相关的数字太多了，至少从税收上可以看出来企业所得税同比只下降了0.4%，这么大的危机，企业的所得税基本上没有下降，只能说明企业的利润有很大一块当成税收交了。另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1%。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消费情况都不好，中国同样如此，可是中国企业和居民交的所得税却在逆势增长，且增长的比率不低。这只能说明财政收入的增长并未市场的恢复，而是征收力度极大增强了。  

　　第三，经济危机降临的时刻，最应防止政府财政性为出现某种“异动”，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的“异动”：一是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看财政收入的结构可以发现，前三个季度，税收只增长了2.2%，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 33.1%。非税收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呢？5月，增长了130%。非税收入就是各级政府预算外的征收，包括各种行政性收费、经营性收费、土地出让金等，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规范，政府早就说要逐步纳入预算内，但是这个进程是很慢，好像还很困难，几年过去还只是纳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还留在外面，这就给预算外的再次增加提供了空间，借着这次危机的“东风”，预算外征收再次迎来一个高潮，新的收费又层出不穷地出现。这是第一个“异动”。  

　　第二个异动是税费征管被认为地“强化”。为什么非税收入增长飞快呢？就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税务部门大概都接到了上级交给他们的财政增收任务，而且这任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跟他的政绩，跟乌纱帽有联系。某些省份已经这样做了，有非常清楚的报道。税收征管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稽查局进行的。稽查局的任务是：全年查税一千亿元，完成这样一个“光荣任务”，不在很大程度上加大执行力度怎么可能办得到？所以这一千亿是没有悬念的，保证能完成。前7个月，税务部门共查补税款431亿元，这431亿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因为国家税务总局下达的通知是4月底，5月到7月就收上来400亿，按这个趋势分析，全年完成一千亿毫无问题。在征收过程中，各种手段用到了极致，而且基本的征收手法，与历朝历代的税吏征税没有什么两样，即下政治任务式的征收，另一个是登门强行索取。前几年曾经出现过这的笑话：某税务局长亲自带队查税到一个企业，进了门儿直奔财务部，里面的财会人员正在工作，增值税发票放在手边，局长说他们没按增值税发票妥善保管的规定执行，“罚款！”这类荒唐事现在有没有？我们不妨到企业调查一下，写个报告。  

　　分析一下刚才的情况，有三点：一是财政收入的暴增不是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经济好转所导致的，而是给人家“生掏”出来的。现在“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生掏”就不会停止，企业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内需”的提振就是一张画出来的饼。第二，政府是以公共服务分配为天职的，而非税收入的增长对目前还很不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损害是相当大的，可是现在的财政分配走的并不是这样一条路，所以公共财政的进程是十分艰难和曲折的，是在走弯路。第三是 “结构性减税”未必得到了认真执行。说今年已减税5000亿，我有点疑惑。之前曾说因增值税转型，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国家财政共减收1200亿元，财政吃了大亏，后来宣布说真实的减收数字是1230亿，预测得可真准啊！可是别忘了，增值税转型是什么情况下企业才可以少交税呢？它购买固定资产的时候。可是现在正处于经济危机期间，不是技术、设备更新的好时候，企业投资置办固定资产应该是比较少的。为什么怀疑，还因为我们国家的预算还没有做到公开、透明，还处于秘密财政的体制下，税怎么征，怎么用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公开。前几天广东作了预算公开的事情，是个先行者，值得赞扬，但我认为，只是公开还不够，还要看透明不透明。如果他只是选择性的告诉你一部分，隐瞒了其他部分，即使公开了也没多大用，不是真正的预算民主。  

　　这一轮“国进民退”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或者是力度会减下来？应该看到，目前大型国企们的行动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至少看上去不像，我的感觉是后边还有戏唱。未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大致上政府占有总收入的40%，目前是40%到45%，城市居民占40%左右，农民 15%左右，这个格局可能在2012年前后定型。一旦这个格局形成，就会稳定很长很长时间，很难再发生大的变化。那时候，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得在这个格局下进行。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趋势，但在我看来，它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多年来苦苦追求的那种理想的分配格局。  

　　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模式”可言，只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问题不断出现。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问题”的核心将是分配问题。现在看来，我们不仅缺乏能力，也缺乏智慧和勇气解决好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