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给员工过生日方案:一位农民的船山情结

一位农民的船山情结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打出了“反清复明”的大旗，阻击清军南下。兵败后归隐衡阳石船山，蓄发明志，筑土室曰观生居，杜门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达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学者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船山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

　　船山先生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他擅詩文，也工词曲。著述达100余种、400余卷、800万字之多，经后人收集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王船山不但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论家和爱国主义者。他论史的一大特点，是论历代兴亡得失之所在，见解颇深，故后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王船山论史后人无可非议”。

　　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伟气魄和“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科学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审定，不仅在哲学上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且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研究领域都开拓了新的局面。

　　他襟怀正义，挚爱祖国，反对民族压迫；他勇于探索，勤恳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然而，我国历史上这样一位大学者竟然有两部史论手稿《读通鑑论》和《宋论》共17本，35卷被一户农家珍藏了10代300多年。这户农家为此历尽磨劫，几经战火，将这两部手稿秘藏，代代相传，“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两部手稿才终于得见天日，成为了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和船山精神的珍贵文物和历史见证。

　　日前，我们有幸采访了珍藏、保护这两部手稿的第十代传人、现为衡阳县“船山学校”校长的莫尔雅先生。

照片中右为莫尔雅

　　莫校长原名运松，尔雅是他的字，早年号田夫野人，1941年农历6月出生于衡阳县西渡镇（现衡阳县政府所在地）百福村树德堂。

　　莫家世代为书香门第，远祖世居河南开封府，先祖友泽公第六子明诚公于明初迁任衡阳指挥籍，遂为定居衡阳之始，称为第一代，至莫校长已是第二十二代。自十一代祖世祚公于清初移居衡阳西乡油溪村莫家大屋，以下12代均以教书为业。

　　莫尔雅父亲犹人公自17岁起就在县内各地设帐授业，到解放初已从教20余载。“生活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清平”。

为伊消得人憔悴

　　莫校长今年正值花甲之年，中等身材，穿件藏兰色中山装，显得有些消瘦。刻着沧桑的前额下，深陷的眼窝里一对眸子炯炯有神。

　　据莫校长介绍：他家珍藏的王船山这两部史论手稿源于第13代祖、王船山的学生可京公。据《莫氏五修族谱》记载：“可京，郡文庠，字天如。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甲午九月初十日午时生，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5年）甲午十一月十六日午时歿，寿六十一岁。品学端粹，德懋行芳”。

莫家珍藏了三百多年的《船山史论》手稿

　　油溪村“与王船山晚年在别峰庵著书立说处近在咫尺，（可京公）且师事焉，故藏有王船山史论清稿本”。

　　据史载：船山晚年因“贫无书籍纸笔”，多借故旧门生的旧帐簿之类写作，“书成因授之”。所以遗稿散落民间各处，后经收集整理才编成《船山遗书》。

　　从莫家第十三代祖可京公收藏王船山这两部史论手稿算起，传到莫尔雅父親犹人公手上时，已经是第九代了。由于他父亲在土改划成份时，因一直教书没有种过田被定为“游民”。后又因借屋作高级社办公室未同意，得罪了乡干部而被诬“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干事”，“屈打成招”宣佈为“历史反革命份子”。“每当政治运动一来，先父和慈母即为活靶子，经常遭批斗、戴高帽子遊垅等等，还时来我家抄没”。因此，如何珍藏好这两部先祖传下的王船山史论手稿，就成了莫尔雅父亲犹人公的一块心病。

　　据莫尔雅介绍，由于疏忽，历史上莫家第十七代叔祖光燕公曾私下以一千八百两白银的价格，将手稿出卖给过本县九里渡洪家，其兄光帱（宏宇）公获悉后深感痛惜，想方设法又以二千两白银赎回。抗战爆发后，衡阳沦陷，犹人公“将一切家资置之度外，只带了这两部视为生命的船山手稿逃离战乱，”珍藏至今。

　　因为不愿受到家庭的连累，莫校长二哥莫尔康于1957年夏离家外出谋生，为免手稿遭抄没、毁坏，尔康奉父亲之命，将王船山的史论手稿带出保存。

　　然而，长期带着这么珍贵的手稿在外工作，既怕被人发现又恐遗失毁损有负父亲重托，于是，二哥莫尔康担惊受怕地将手稿保存了几年后，于1961年冬又将这两部手稿带回家，交给了父親。

　　父亲叹了口气，说道：“个人已矣，藏书事大”，遂将珍藏船山史论稿的大事交给了莫尔雅。后来莫尔雅父亲去世，弥留之际仍紧紧拉住莫尔雅的双手叮嘱道：“老夫再不能为你兄弟效力，望尔等自爱之，自勉之。吾莫氏十几代书香门第至此尽矣！但王船山史论稿为王夫之手录，乃吾氏传家宝，你若能妥加珍藏，老夫定于九泉中庇佑你！别无遗言，死而闭目矣”。

　　此后，莫尔雅就正式成了莫家珍藏王船山这两部史论手稿的第十代传人。

　　1963年冬，莫尔雅遵照父亲的嘱咐，为避难而赘于距家几十里地的方工乡清泉村艾家堂仇家，改姓換名叫仇琳。

　　入赘新婚的前夕，莫尔雅用一担箩筐将船山史论稿和其他古籍书装好，上面盖些杂物挑着，半夜三更在小道中摸黑独行几十里。一路上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唯恐被人发现将书稿收去。待到一脚高一脚低地将书稿等物挑到仇家时，由于紧张和劳累，全身上下早已湿透。但此时的莫尔雅如釋重負，完全沉浸在了船山书稿终于安全转移的欣慰之中。

　　然而，由于户口迟迟不能在女方落户，几个月后，出于无奈莫尔雅又将船山史论稿等古籍书担回了树德堂老家。

　　回家不久就遭抄家，当查到锁着的藏有船山史论稿和古籍书的箱子时，“幸亏慈母托言为余内子衣箱，方未被掠去。余归而知之，震惊不己，是夜三更又将其担到仇家，辗转往复如是者数”。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到处抄家，“破四旧、立四新”。惶恐中，莫尔雅为保全这两部船山史论稿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丢卒保车”的方法：主动将一些近现代书籍当众在坪上焚毁，以掩人耳目，再将船山史论稿埋入地下。后来，莫尔雅又将这两部手稿“化整为零”分别转移到多位亲友家中代为保管，才躲过了这场浩劫。

　　这场旷日持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莫尔雅“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十几年提心吊胆、心力交瘁的日子。

　　这十几年里，莫尔雅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两部珍贵的手稿耽心，怕被抄出焚毁掉。因此夜晚常常做恶梦，不是梦见船山手稿被查获烧毁而痛哭；就是梦见自己突遭政法机关逮捕，吓得大汗淋漓而惊醒。“如是者一年又一年，不知几年矣”！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莫尔雅感慨万端，他借用柳永这后一句词作题目，写了篇介绍珍藏船山史论稿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文化》报上。于娓娓道出的艰辛中凸现出一股更加强烈的执著。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莫尔雅头上的阴云驱散了，他不再为这两部船山史论稿而担惊受怕、提心吊胆。

　　莫尔雅的眉头舒展了。

　　而莫家珍藏有王船山两部史论稿的消息也逐渐地为人所知。

　　一家最早得知这一消息的博物馆在翻看了手稿后，对莫尔雅说：“你所保存的船山史论稿並非王夫之手迹，只是一种抄本”，并提出用200元人民币来收购这“两部抄本”，遭到莫尔雅的拒绝。

　　1981年夏天，这家博物馆又将收购价提高到5500元，并对莫尔雅说：“如果其他地方出的价格比我们高，我们还可以超过他”，再次遭到莫尔雅的拒绝。

　　这次，莫尔雅向这家博物馆提了个要求：“如果召开王船山学术研讨会，希望能通知我参加，以便请求专家学者对家藏的船山史论稿真伪进行鉴定”。

　　但是，随后不久召开的“紀念王船山29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未通知莫尔雅参加。

　　1982年秋，莫尔雅自费携船山史论稿到北京鉴定。经中国社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席泽宗先生考证，确认“此稿是王船山手迹无疑”。而且指出，莫尔雅家收藏的这套《读通鉴论》手稿成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比史料记载的1691年提前了三年。

王船山手书《读通鑑论》

　　《宋论》手稿，目前故官博物院仅藏有手稿残卷。而莫尔雅家藏的《宋论》手稿乃完整的15卷4本。“理宗部分与发现过的王船山原稿略有异同，从中可以看出船山在著书其间仍经过数次修改”。

　　后来，莫尔雅曾将家藏的这两部船山手稿与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进行过校核，发现家藏的船山手稿《读通鑑论》比出版的《船山全书·读通鑑论》多1092处；《宋论》手稿也比出版的《船山全书·宋论》多194处。多出的内容均为指斥清廷，疾呼反清复明之语。如：“头不顶满清天，脚不踏满清地”，将清廷斥为“禽兽之类”、“土匪之性”、“夷狄之风”、“盗贼之心” 等等。可见原有的历代刻本囿于清朝统治阶级淫威，在出版时都删去了这些犯忌的内容。这也是莫家收藏船山这两部史论稿独有的史料价值。

　　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次来函并寄来路费邀请莫尔雅再次进京，为船山史论稿作科学鉴定。4月28日由社科院纸张墨汁鉴定专家潘光星先生用仪器测量，得出“书稿系清初纸张墨汁”的结论 。随后，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请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鉴定，再次确认“船山史论稿为王夫之清稿，非草稿”。并说：“这是我国的一项国宝，我越看越有味。马上在报上发一个消息”。

　　史树青先生对莫尔雅历尽艰辛，矢志不移地保存船山史论清稿的执著精神赞不绝口。

　　4月29日莫尔雅在社科院同志的陪同下，又到了故宫博物馆要求鉴定，这次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位老先生将清稿翻阅了很久，最后说'此稿如不贡献本馆，我们就不为你鉴定'” ！

　　后来，又有北京图书馆的人要求将此稿贡献给他们，并对莫尔雅讲，“此稿不是王船山手迹，只是乾隆以前的抄本”。他们的要求同样也被莫尔雅拒绝了。

　　这段日子里，莫尔雅的眉头真的是皺了又开，开了又皺。

　　但是，真正让莫尔雅呕心沥血、伤神犯难的事还远未开始。

　　船山史论稿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得到肯定后，莫尔雅萌生了宣传船山爱国主义思想，弘扬船山精神和船山文化的宏大心愿，并在心中绘起了蓝图。

　　首先，他想以家藏的这两部船山手稿为依托，再收集一些有关船山的书籍、文物，办一个“船山书院”。

　　莫尔雅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只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几十年来一直在家务农，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他要跻身文化领域“办船山书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讥讽挖苦纷至沓来。也有的人是不相信，认为不可能。一个只读了几年小学、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资金的贫苦农民想办“船山书院”，可能吗？

　　但是，莫尔雅骨子里有股与生俱来的执拗劲，认准了的路，就要坚决地走下去。

　　没有资金来源，莫尔雅想法筹措，节衣缩食，积攒下每一分钱。

　　为着船山书院的创办，他先后共积攒了5万元，1992年底，最初的船山书院（图书館）终于建成了。

　　莫尔雅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自奉节俭的生活方式，他外出办事估计中午如果不能回家吃饭的话，就预先带两个苹果放口袋里当中餐，不在外乱花一分钱；在衡阳县城范围里办事，不论多远都是走路，从不坐车；如果出远门，总是坐最便宜的车，同样是两个苹果当中餐。

　　而当时境外已有人闻风并托人找到了莫尔雅，愿出100万元人民币收购这两部清稿。

　　生活上的艰苦莫尔雅能安之于素，毁誉也可以听之于人，但真要办船山书院，莫尔雅一没学历、二没文凭、三没职称，能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站得住脚吗？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吗？这才是莫尔雅真正的心病。

　　正当莫尔雅为此一筹莫展，“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省社科院的一位学者力排众议、拍案而起，给了莫尔雅“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有力地支持了莫尔雅正为之努力的事业。

莫尔雅的壮举

　　1989年，莫尔雅奉邀到省里参加王船山学术研讨会，携船山史论清稿找到湖南省社科院现任文学所所长、研究员陈书良先生，向他倾吐了自己心中蕴含已久的这份船山情结，诉说了筹办船山书院的各种艰难和渴望得到文化学术界支持的殷切心情。莫尔雅对船山精神和船山文化的景仰之情以及他历尽艰辛珍藏保护船山手稿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了陈书良先生。于是写了《莫尔雅的壮举》一文，发表在《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

　　陈书良先生在文中写道：“莫家世代珍藏的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两部书是王船山重要的历史著作，历代虽有多种版本，但莫家所藏仍极具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得晤莫尔雅并拜识两部手稿，有壮哉农民之感。

　　境外曾愿出高价收买这两部书稿，但莫尔雅不为所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此壮哉一也。

　　为保存船山文物，弘扬船山爱国精神，莫尔雅自筹资金5万元动工兴建船山书院。目下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莫氏此举，难能可贵。此壮哉二也。

　　莫氏以一文化不高、家资不丰裕的普通农民，秉着服膺船山爱国精神之丹忱，筚路蓝缕，作出这样的贡献，此壮哉三也”。

　　最后，陈书良先生认为：“有此三端，莫尔雅可以跻身任何藏书家之列而无愧色”。

　　《莫尔雅的壮举》给予了困顿中的莫尔雅很高的评价和极大的鼓舞。

　　在学术界和舆论界里，陈书良先生是第一个在莫尔雅创办船山书院的艰难历程中，最先站出来表示支持的学者。

　　今天，莫尔雅的事业有了一定的规模，他创办的船山书院已经从最初的图书馆性质扩展到了现有400多名学生，设有学前班、小学全部和初中两个班，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的衡阳县第一所民办全日制学校。我们去采访时校舍又在扩建，莫尔雅带我们在脚手架下穿梭，告诉我们：此次工程扩建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学校操场、改善办学条件，适应新时期办学的需要。工程将于今年8月初完成并交付使用。届时学校将扩增到近3000平方米，面貌也将煥然一新。

　　当我们正在对他私人办学的规模赞叹不己时，莫尔雅又向我们道出了他心中更大的抱负：他要办一所船山大学！发展壯大民间私人办学的公益事业。总投资两个亿。也因此，莫尔雅希望社会各界以及海外的有识之士能捐资、入股；也期望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共同完成这艰巨而又光荣的事业。

　　下午，莫尔雅兴致勃勃地叫上笔者，从不坐车的他特地为笔者叫了一辆满县城跑的“小面的”，去看他为兴办船山大学已经买下的100多亩土地。

　　这是一片丘陵山地，环境幽美，位置很好，靠近县城开发区，而且就在新修的1814省级公路旁，交通十分方便。是办学院最理想的地方。

　　走在这片未来的船山大学校园的土地上，莫尔雅显得特别的兴奋，他向笔者指点着远近的山地水圹，不时抚摸着路旁的青松香樟，滔滔不绝地向笔者描绘他心中对未来校园的规划蓝图。言谈中，笔者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莫尔雅胸臆中始终萦系着的、那团挥之不去的船山情结。不由地发出了陈书良先生同样的感叹：壮哉，莫尔雅！

　　现在，莫尔雅已是湖南省和衡阳市两级船山学会中唯一的农民会员。他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没有文凭职称，但是，因着他心中的那份船山情结，因着他的那股与生俱来的执拗，他硬是钻进了船山的著述中去遨游了一番。

　　还是在文革时期，莫尔雅就开始偷偷地学习家藏的这两部船山史论稿。他躲在儲物柜和床架之间的屋角里，用大木板挡住外面的视线，用竹筐遮住油灯学习。生字、古字不认识，又不敢请教别人，他就每天往返30多里去砍柴卖。一担柴当时市价可卖八角六分钱，就这样，莫尔雅靠挑柴卖积攒下了15元钱，托人到城里买了一本《康熙字典》，学习时就对着字典反复翻查不认识的字。如《钢鑑总论》刚开始学习时有5000多个生字，硬是让莫尔雅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方法，一点一点地“啃”了下来。

　　1979年以后，莫尔雅花了三年时间，抗严寒、顶酷暑，常常深夜不眠，将家藏的这两部船山史论稿17本35卷，计1800余页，100万余字用毛笔工工整整照抄了一遍。所以，莫尔雅家现藏的是两套四部船山史论稿，其中的一套两部是莫尔雅自己的抄本。当你翻开这两种手稿，光看字体，你很难分清哪是船山原稿。莫尔雅那手漂亮的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实在好，你很难想象它是出自一个只读了小学的农民之手。

莫尔雅手书《读通鑑论》

　　莫尔雅前后花费了十几年时间，通读、抄写和破解王船山的这两部书稿，颇有心得。为此，他先后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其中像《浅谈王船山的人口论思想》一文，被《湖南人口报》认定“是中国古代人口史的一个新补遗”，王船山的人口论比洪亮吉的“治平”说要早106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了111年。这是莫尔雅在研究船山史论稿中发现的。

　　为了发展壮大民间私人办学的公益事业，也为了弘扬船山文化和船山精神，更是为了莫尔雅那理不清、拂不去的船山情结，莫氏第二十三代、莫尔雅的儿子和儿媳、大女儿都在船山学校执起了教鞭。儿子莫崇船现任船山学校副校长，明摆着一副接班的态势。

　　莫尔雅父亲犹人公临终前曾经叹息：“吾莫氏十几代书香门第至此尽矣”！“家祭无忘告乃翁”，犹人公泉下有知，不知又会生出一番怎样的感慨了！

2001年5月30日《三湘都市报》11版（特别报道）将本文刊出。因受版面限制，有较大删节。此为完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