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智慧式增长、智慧式国家：欧洲、中国与创新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3:15:48
智慧式增长、智慧式国家：欧洲、中国与创新发展
发表期数：2011年第11期 所在版块：海外论文 作者：尚 进 张 浩 编译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智慧式增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经济转型已经日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而相对于多样化的技术及其应用发展而言，创新对于技术变革中社会关系转型的影响同等重要。在这一大背景下，本文将会对与“智慧式增长”相关的政策和必要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展开探讨。此外，还会进一步广泛探讨这些联系与全球政治经济历史性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存在的挑战，包括这些挑战所引发的各种紧张状态。本文的理论分析方法结合了全球化和社会、科技两种视角，这对于我们审视政治与经济空间，以及科技与科技进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
这种理论方法源自于本人已经从事了多年的一些关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请参考Youngs 2007 and 2009；Kofman and Youngs 2008）。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套仅仅跨越（如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以及跨国公司结构扩张等相关的）物理边界的进程（Strange 1994 and 1996）。事实上，全球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全面高科技化介导的发展现象，而互联网作为一个全新的基础设施也因此正在不断扩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与转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以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形式来重新思考或审视全球政治经济在新时代下的深刻内涵。
1 空间性、科技与经济价值
目前“空间性”的理论意义正在被重新审视，因为它不仅仅需要折射我们所熟识的物理状态，也要折射出其在新的科技条件下的存在状态。因此全球政治经济既存在于“地理空间”也存在于“社会空间”（Youngs,2007）。换句话说，由技术介导的互联网在线环境正在日益成为商务﹑政府﹑非政府组织﹑正式与非正式社团群体及个人存在﹑经营﹑关系维护和社区建设的重要的场所。因此转变现有社会实体（如传统机构和企业）与创造全新实体和商业模式（如搜索引擎和各类网站）的意义同等重要。这些新模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了一些经济价值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也同时反映了这种新模式在技术驱使下的知识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
近一段时间同时出现于纽约各大报纸头条的美国最大社交网络之一LinkedIn和中国最大社交网络之一的人人网恰恰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正如BBC新闻网站（BBC News Website, 2011）引用了一位天使投资人兼市场评论员的话：“我们看到的LinkedIn的股价与这个公司的实际价值并无关联，它只不过体现了一种当前社会对于这类社会媒体股票的巨大欲望和兴趣而已。由于LinkedIn是该类股票中唯一的交易载体，因此它的股价如此之高这就好比让数千人同时挤入一个小门的效果是一样的。”
其实，人们之所以青睐LinkedIn和谷歌这种股价早已远远超过市值的股票，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体现了人们对于虚拟经济或者一种全新商业牟利形式的莫名兴奋感。但在新经济中的其他驱动因素也同样正面临着挑战和新形式的竞争，而这里想说的是数字时代的（除去技术之外的）各种内容的重要性。正如新闻集团的鲁伯特·默多克（2010）曾表示：
“如果不能阅读书籍、报纸和杂志，那电子阅读器阅读还有什么价值？如果不能收发邮件、不能看你孩子们的照片、不能上你最喜欢的网站，那手机成了什么？如果不能看戏剧和喜剧﹑新闻和体育，那最先进的高清晰度电视还有什么用？答案是：如果没有创造性的内容，这些电子设备就仅仅不过是昂贵的玩具而已。”
尽管数字经济是一个新旧经济模式的融合体，但是整个过程中，科技及其介导作用对于传统经济模式的创造性改造效果更能突出这一价值特点。比如说，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设置间的差别之一就是：社会空间的虚拟与互动特性导致了社会空间横向传播的规模﹑强度﹑即时性和多样化程度都要远超过对于地理空间的作用。而横向网络的繁衍式扩张能够进而点燃了社会网络革命及其必然附带的经济价值。这种虚拟的横向型扩张必然影响着传统经济的创造性，尽管这一过程必须是在知识产权得以保护和信息无障碍流动的前提下才能够有效得以实现。
事实上这些围绕着知识产权（也包括专利权）的问题对于智慧的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但尽管如此，如何在保证知识价值的同时找到一个不会破坏创新积极性的平衡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创新性是否可以得到很好的延续。正如伊恩哈格里夫斯（Ian Hargreaves，2011:3）近期为英国政府做的一项独立调查中指出：
“在像英国这样的先进经济体系中，创新是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对于促成这样的竞争力更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十年中，每年由英国企业投资的无形资产已超过有形资产的投资总量：如在2008年有形资产投资总量是1040亿英镑，而当年无形资产的投资总量已达1370亿英镑。而全球就知识产权交易所创造的价值已超过6000亿英镑，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还要多。与此同时，尽管中小型创新类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不断增加的知识产权费用无疑还是会拉高这些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为其进入市场制造麻烦。”
因此如何从不同的维度来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压力之间的平衡，包括如何确保经济活力和创新机遇不被破坏的同时，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已然成为了目前智慧式增长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正如哈格里夫斯（2011:10）强调的，现如今的发达经济体生存或者死亡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以更加智慧的方式处理问题。现在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劳动力成本和获取原材料或资本方面的竞争。现在的竞争优势更多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在一个高层次上进行知识密集型创新。而这种趋势目前在英国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中已经普遍存在了。在一定程度上，尽管我们对一些挑战还不甚了解，但至少我们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而这些都与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拥有一个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能够成功发展出一个繁荣的知识密集型经济体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
2 数字经济与创新
伴随着知识产权类问题引导下的经济价值核心重点转移的同时，数字经济正在作为一种智慧式增长的范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去，而社会、科技的重要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欧盟关于整合教育、研究、创新和数字社会的方法的影响甚为深远。出于对数字经济的重视，欧盟2020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施新的转型措施，并希望把欧盟从过去的传统“单一市场”历史性地发展成一个新的“单一数字市场”。因此我们把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看作是整合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高速宽带正是这一建设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环，这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超过50%的欧盟家庭在2020年前使用上超过100Mbps的宽带网络（EC
事实上，伴随着可能被美国等传统势力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数字全球化时代边缘化的风险，当前的金融危机其实更进一步推动了欧盟的数字化进程。
“数字议程的总体目标是从正在接入高速且功能完善的互联网的单一数字市场中获得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近期的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因为其将欧洲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暴露的一览无余，因此欧洲现在的主要目标必须要放在如何促使欧洲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如果想要获得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得更远。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我们面临三种选择：更加努力地工作，更长时间的工作，或者更加智慧地工作。以上三点，也许我们都应该做到，但只有第三点才能保证欧洲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EC
就欧洲而言，明智的应对措施可以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展开，而其中或许最重要的地方是如何在长期的创新竞赛中保持领先优势，这一举措在数字经济时代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信息通信技术（ICTs)领域的创新开发，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型商业模式的产生，而其自身也成为现有商业模式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手段。创新领域的财政赤字曾广泛出现在各种体制下，而且不拘泥于特定形式。因此，这类财政赤字的出现不仅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产生显而易见的威胁，更对整个经济形势有着非常普遍的影响。“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直接承担着欧洲GDP总值的5%（其年市场价值为6600亿欧元）。但它对生产率增长的实际贡献要远大于此（20%直接来自信息通信技术行业，30%来自信息通信技术投资）。这跟其固有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和创新热情，以及它在其他行业的商业革新中所扮演的联动角色密切相关”（EC
“欧洲一直以来没有在信息通信技术(ICTs)相关领域进行足够的投资。就此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相比，欧洲在信息通信技术研发上的花费，不仅在总研发投资比例中相对小很多（17%：29%)，在绝对数值上也仅占美国研发开支的40%（2007年数据是：370亿：880亿欧元）。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在欧洲工业实力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如汽车制造（25%）、家用电器（41%）或健康医疗（33%），对于相关领域研发的投资缺乏会对整个欧洲制造和服务业造成威胁（EC
当前欧洲在研发和创新竞争上的滞后，也提醒我们数字经济原本就是从产业经济演变而来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继承了其实力不均衡的特点。美国作为最强大的（独立）经济体，起到的主导作用尤为引人瞩目，但它最有意义的举措是创立了“国家创新科技体系”模式（Strange，1994)，也就是政府政策，大学研究和企业部门互相协作，共同支持新知识的产生，及其快速向创新产品和应用的转化。这些举措的推行得益于美国市场的大规模和一体化的特点，这样的市场无论在数字经济时代还是工业时代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单凭统计数字就足以看出欧洲若想复制这样一种“国家/市场”的协同模式，其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经济一直以来从很多重要角度来看都被认为是知识经济，这一看法的出现甚至远早于“知识经济”这一被大众通用的概念出现之前，而“知识经济”这一字眼早期曾一度作为从“肮脏的”工业技术到“清洁的”后工业技术的阐释。此外，正如长期为人所争议的所谓军事工业集团所指出的那样（参见，如Kaldor 1999), 国家创新科技体系除了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以外，一直以来都在迎合如国家政治、国防和发动战争等方面能力的需要。美国在20和21世纪的霸权特色，恰恰已经证实了其自身强大技术实力带来的多元化影响 (Strange 1994; Chari 2007)。
国家创新科技体系模式在欧洲当前正在相当戏剧性地朝着一种“创新联盟”方向发展，而这条发展道路其实也是存在一定隐患的。
“或许欧盟及其成员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正在采取一个比之前更具有策略性的方式进行创新发展。而这将是一条将创新发展作为总体政策目标的道路，可做出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道路，政策执行所采用的工具、方法和资金都将围绕创新而设计的道路，欧盟与国家区域政策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道路，以及由最高政治级别单位制定策略性的执行计、定期监测进程并应对延误的道路（EC 2010b:2)。”
尽管还不甚清楚，但这有可能是欧洲为了避免在与中国等新兴国家之间日益严峻的创新竞争中落败而做的拼死挣扎。“中国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正在创新领域快速追赶上来，从模仿者向领导者进行转变。与欧盟有所不同，它们追求的是以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来创造一种创新友好型的发展环境”（EC 2010b: 7)。引文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挑战其实是政治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和政策这两种手段并不仅仅关乎经济范畴内的可能性，其对支持和强化成功创新的潜力和可能性也会产生格外重要的影响。
“创新联盟”的理念可能会被看作在全球变革大环境中，欧盟对自己作出的某种重新定位，在这一环境下中国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实力有目共睹。现在欧盟不仅无法逃避美国和日本技术上的阴影，还要同时面临新出现并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创新实力的竞争。其实下面这番话就恰恰能够明确地表现出一些人的某种绝望的心态：“创新联盟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一体化的策略性的方针，以新颖而富有成效的方式开发和推动我们实力的发展……我们在旧的商业模式上逐步失去竞争优势，因而不得不接受欧洲逐渐衰落的事实（EC 2010b:2)。”
3 中国、创新和全球化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局势：欧洲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既要面对来自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既有模式的创新，又要应付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以亚洲，尤其是中国为驱动的新创新模式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不容低估，尤其是当我们在强调创新经济文化要素的嵌入式发展重要性的时候。反观美国，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工业经济霸主地位是如何无声无息地在数字经济中被巩固的。最重要的显然是互联网的发明，因为其毫无疑问地引领了美国经济发展及其随后的技术经济转型（Agnew and Corbridge 1995；Schiller 2000；Youngs 2007）。
简单而言，当前的创新竞赛正在开始以全球经济为核心的创新中变得异常复杂，究其原因，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政治经济体间的巨大差异也不无关系。最明显的对比，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同，当然，他们在技术发展历史的差异也同等重要。美国经济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线性技术模式，从工业向后工业（数字）技术发展转变，从较低形式（材料和地理空间）的技术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产品（如公路和汽车、铁路和火车、以及航空运输）过渡到较高（虚拟和社会空间）形式（如互联网和信息交流技术的软硬件）。而中国的工业和后工业经济发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种情况以前并无先例，因此也没有简单易得的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
中美两国作为竞争者，仅是这两方面重要差异便给欧洲需要面对的竞争局势带来了足够的复杂性。欧洲所需要面临的还远不仅于此，其往往还伴随着单独政治经济体间由于不同创新经济文化的嵌入给发展带来的大相径庭且独特的历史路径，而这往往体现在政策、教育、研究、企业和商业文化等方面。就创新而言，它不仅仅是关乎我们正在做什么，还涵盖了我们要如何做，甚至包括了我们首先应该如何来思考这一问题。事实上，鼓励创新环境应该贯穿于前面所提到的五种文化领域，当然也可能涉及经济活动中的许多其他领域。因此，智慧式增长并不是一个可以适应所有条件的模式。在政治经济条件下，它一定是具有高度多样性的，正如当前不同经济体正在尝试的那样，包含多种不同国家经济体的欧洲当然具备其自身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与美国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中美这两个经济体出于迥异的发展基础和历史原因，都是独立的大规模经济体，而欧洲并非如此。此外，如同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篇关于中国和创新的报告中所阐述的，中国的发展过程非常迅速。
“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国通过向世界银行寻求技术援助来帮助其引入基础经济改革经验、现代工程管理方法和新技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伙伴关系越来越多地侧重于体制强化和知识转让方面。由于中国已成功采用新举措，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余下的发展挑战已经不适于用标准方法去解决。相反，中国以一种双向交流的方式为世界银行量身定做了一套独特方法路径，从而使其既可以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又有能力适应全球的发展经验。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开始不断鼓励中国向全世界分享它的重要发展经验与知识（World Bank 2007:xiv-xv）。”
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人们预测中国在创新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渐向一种全球化扩散的方式转变。基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巨大比重和重要性，它在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方面对全球经济整合的影响，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发展走向（OECD 2008）。
然而纽约时报在近期的一篇文章（Lohr 2011）中引用了一系列专家和评论员的说法，告诫人们不要对这一过程将会保持怎样的速度和确切方式过早做出结论。这篇文章强调了“中国专利浪潮”多年以来一直相当抓人眼球，它深入探讨了中国政府当前在申请专利方面有着“惊人”的野心和目标，并列举了以长期增长繁荣的驱动力作为创新核心目标的实例。文章引用了某位创新咨询专家的论点，并指出就中国和日本做对比，中国的惊人成就不仅因为中国自身比日本庞大得多，也因其拥有“一个更加个性化的企业型社会”。但这篇文章的评论员也从创新经济文化的多重影响角度对上述观点作出对照，更加强调美国作为“对创新最为开明的国家”所拥有的更加锐利竞争优势。“美国文化与其他任何文化相比，更容易原谅失败、承担风险、乐观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美国在未来将扮演创新发展中管弦乐队指挥，系统积分器的角色。让我们看看硅谷吧。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操各种语言的、各个民族精英的聚集地，是创新群体之都。
无论你是否赞成这一观点，它确实触及到一些与未来全球化智慧式增长和创新相关的有趣议题。尽管我们可以预测到全球经济在面对来自中国新鲜而强大的竞争时可能出现的角色转换，我认为现在就这些情势做出确切的预测还言之过早。无论如何，一切迹象正在表明，现在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强化和深化各级创新和竞争力相关的政策。而这将进一步加强人们对个体经济中创新推动力和制约力的关注。这些都是十分深刻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培训和技术、研究和商业等文化领域，也同时密切关系到各国应对风险和失败的态度，以及企业家们将创意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魄力和能力。
现在再来看看这位纽约时报评论员就美国所谓的创新优势发表的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其实是存有很多问题的。首先是其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最为戏剧性的例子，但它涉及了“美国梦”这种神话的一些基础元素，诸如“一切皆有可能”和“即使最初不会一帆风顺，但终将飞向蓝天”等这样一些理念。二是美国是开放的多元文化的大熔炉，这与其广泛吸引人才紧密关联的。我没有特别反对这些观点，也不想抹杀其重要性。然而，我想知道，这样持续关注美国的过去和现状究竟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化创新平衡局势有多大益处，也许旧有的认识根本无法充分用于解决新形势下的各类问题。
4 “数字融合”议程
其实数字经济的全新特性从很多方面可以被理解成对于创新潜力的一种极大延展，而其本质也正是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之一。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想方设法来考虑如何才能满足数字社会开发所需的综合潜能。因此欧洲的高端化数字融合议程把数字时代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都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实现“智慧式增长”整体化进程的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数字融合”尽管通常主要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但也与其他很多领域息息相关。因此，尽管这些政策主要是制定在经济框架内的，但它对社会几乎所有层面的影响，正如对经济领域的巨大影响一样不可小觑。那些对数字融合政策方面持批评态度的观点，因此应该考虑到对这样一个涉猎广泛的政策进行修订，以应对其所涉及的来自经济参与、转化以及增长等方面的问题和压力。
“数字时代应着眼于赋权和释权这两方面。任何背景或技巧行为都不应该成为阻碍其释放潜能的壁垒。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开始通过在线完成，从申请职位到缴税，甚至订票，使用互联网已经成为许多欧洲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仍有1.5亿欧洲人，约占总人口的30%，还从未接触过互联网。他们给出的普遍理由是不需要互联网，或使用费用过于昂贵。这一人群主要集中在65-74岁之间，低收入、无业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在大多数研究案例中，限制人们使用的重要原因被归结为对数字或媒体语言运用的能力较低。这不仅体现在就业能力上，也同样表现在学习、创新及对数字媒体的参与、熟悉和辨别力上（EC
事实上我们可以就“赋权”（empowerment）和“释权”(emancipation)这两方面对首要的经济问题的广大适配度进行发问。“赋权”和“释权”这样的用词本身就充分地表明了其在广泛民主议程和伦理方面的政策雄心，传达了机遇平等及其基础的重要性。
能够对可能的机遇赋予更多的包容和延展往往被视作开放型自由社会的一个核心目标，而数字融合只不过是这一趋势的延伸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融合的逻辑性必须是完整的或者在其当前存在形态中有效。正如下面这段评估性文字所明确指出的，智慧式增长的方式在治理数字经济过程中更加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特点，这在用于帮助妥善处理其他社会经济重要领域中出现的，如老龄化社会、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等方面的问题十分有益。
“对于科技的巧妙应用和对信息的灵活开发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从容地去面对如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这些社会挑战。数字社会必须被设想为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更为出色的社会。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正在成为传递政策目标，如支持老龄化社会、气候变化、降低能耗、改进交通运输效率、帮助患者以及确保残疾人收益率的重要元素（EC
作为“智慧式增长”方式的一部分，其实政策圈子里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属于数字融合的范畴。数字融合议程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自身所面对的基本挑战，如与行政基础设施相关的各类在线评估包括提高宽带网速，与教育和职业发展相关的必要的技术和数字语言的有效应用，也在于其所致力于的包括医疗在内的广义的政府和公众服务领域。此外，它还对其他主要政策领域起到强化作用。这就使得我们需要不得不去反思我们是否已经对数字融合的进程赋予过多包袱，应该考虑数字融合议程是否正处在巨大压力之下乃至崩溃的边缘。当然我们也更应该反思我们是否过分地将数字融合与智慧式增长以及创新议程相互绑定起来。
但无论如何，我们依旧处在数字融合政策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多新政策和视角尚有待挖掘。公众、志愿者、社区和商业部门间的相互协作一直以来都在引起越来越多地得以加强（Martha Lane Fox 2011；WAG 2011）。这将无疑会有助于形成缓解数字融合议程压力，增加创新机遇的新机制，可以并且必定会被视为与智慧式增长相关的创新蓝图的整合部分。但这也反映了具有广泛经济创新考量的数字融合领域各种内容的密切交织，而非仅仅就事论事。以后可能还会在融合--创新政策纽带上出现更为综合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智慧式增长思路和方式上更进一步彰显成效。
5 结论
本文对于当代多元政治环境下的智慧经济增长做了一些实质性说明。在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发展中，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扭转竞争结构的明显驱动力，而中国作为创新竞赛中最主要的新兴参与者已经普遍到了世界的认可。对于欧洲来说，与美日之间本来就已十分激烈的竞争环境，由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变得更加激烈。我曾经提到，欧盟现在急需开展关于是否需要对“创新联盟”迈进的政策评估。因为如果欧盟在此次创新浪潮中失去机会的话，那它可能永远都无法再次重新扭转全球权利转移中自身的地位了。
因此，从现在开始，欧盟的政治家们必须像关注西方一样，把目光紧紧地固定在东方和那里不同的创新文化上。显而易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中，各个层级的政策都将对东方文化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特点表现出更强关注。而中国日益融入到全球知识生产﹑分配和应用体系的进程更加使得这种关注变得十分迫切。在此分析基础上，很难说未来占统治地位的创新文化是什么，因为最强的创新文化要素也许将会源自于多种要素融合的结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内部存在释放新的创新能量和潜力的压力，甚至目前已建立创新模式的领先国家，如美国，也需要在未来开拓全新的方式从而面对变化万千的全球竞争形势。
数字融合政策在欧洲的普遍实施表明，通过整体的方法进行智慧式增长不仅把自由政治和道德的平等结合起来，也使得数字经济的识别成为了加强其他主要政策领域的手段。我认为数字融合议程或许是政策条款过度繁杂带来的结果，并可能在紧急状态下承担一定风险。但我同时也指出通过伙伴关系的手段去开展数字融合，将会无疑揭示新的创新可能性，并因此成为数字融合与数字创新议程间最为紧密相连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Agnew, J. and S. Corbridge. 1995. 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BBC News Website (2011). ‘LinkedIn shares double on debut’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451057). Last accessed May 28 2011
〔3〕Chari, C. (ed.) 2007.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4〕European Commission (EC).
〔5〕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10b. Europe 2020 Flagship Initiative Innovation Union. COM(2010) 546 final. 6.10.2010.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novation-union/pdf/innovation-union-communication_en.pdf#view=fit&pagemode=none. Last accessed May 28 2011.
〔6〕Hargreaves, I. 2011. Digital Opportunity: 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owth. Independent Report for UK Government. http://www.ipo.gov.uk/ipreview-finalreport.pdf. Last accessed May 28 2011
〔7〕Kaldor, M. 1999.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Kofman, E. and Youngs, G. (eds) 2008.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Continuum
〔9〕Lane Fox, Martha. 2011. UK Digital Champion. http://www.marthalanefox.com/digital-inclusion-task-force. Last accessed May 30 2011
〔10〕Lohr, K. 2011. ‘When innovation, too, is made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1/02/business/02unboxed.html?_r=1. Last accessed May 30 2011
〔11〕Murdoch, R. 2010. ‘The greatest resource of all’. Speech to Abu Dhabi Media Summit March 9 2010. News Corporation Press Release. http://www.newscorp.com/news/news_445.html. Last accessed May 28 2011
〔12〕Organization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8.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China.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13〕Schiller, D. 2000.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4〕Strange, S. 1994. States and Markets 2nd ed. London: Pinter
〔15〕Strange, S.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Welsh Assembly Government (WAG). 2011. Digital Wales: Delivery Plan. Delivering a Digital Wales. http://wales.gov.uk/docs/det/publications/110330deliveryplan.pdf. Last accessed May 30 2011
〔17〕World Bank. 2007.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A Partnership for Innovation.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CHINA/Resources/318862-1121421293578/cn_bank_partnershp_innovation.pdf. Last accessed May 29 2011
〔18〕Youngs, G. 2007.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ower and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Youngs, G. ‘Blogging and Globalization: the Blurring of the Public/Private Spheres.’ Aslib Proceedings: New Information Perspectives 2009 61(2):127-138
作者简介：
吉利安?扬（Gillian Youngs），数字经济学教授，学术界、商界和新闻界知名学者，欧盟-中国学术研究委员会专家。目前担任英国威尔士大学联盟调研主席，兼威尔士大学高级广播研究所学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研究的学科包括国际关系、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她目前正在带领一个ESRC研究小组进行“数字政治：连接、创造和权力”的研究，并在为Routledge出版社做一个“虚拟全球化”的专题论文。吉利安?扬的著作包括《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一个概念性的挑战》（Polity，1999）、《信息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强权与不平等》（Routhledge，2007）、编辑成册的《政治经济，权力与团体：世界观点》（Palgrave Macmillan，2000），还有合作编辑成册的《全球化：理论与实践》第三版（Continuum，2008）。吉利安?扬教授曾经在英国、美国、中国、韩国、土耳其、匈牙利、德国、荷兰、西班牙、坦桑尼亚做过演讲以及发表论文。她还出席过超过60次国家级和国际级会议或研讨会。除了在UNESCO和一些NGO的工作外，她的研究曾经发表在很多重大国际期刊上，如International Affairs,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吉利安?扬教授目前就职于多个国际期刊董事会，且曾于2008-2009年间担任美国国际研究协会的副主席。
译者简介：
尚 进，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及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SDP项目，系吉利安?扬（Gillian Youngs）就任英国莱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调研主任期间所带博士生。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首都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神州数码工程院高级咨询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信息传播科技政治经济学，数字经济与智能城市发展战略，信息科技与环境保护，新媒体与高等教育发展，社会媒体与数字公民，互联网管理与领土主权等。
张 浩，英国莱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二届欧盟互联网管理学校调研伙伴，系吉利安?扬（Gillian Youngs）就任英国莱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调研主任期间所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学，新媒体研究与政治社会化，社会网络与数字公民等。
中国信息界杂志社 版权所有
京ICP备0909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