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班级运动会加油口号:浮生多忧--国王的烦恼与文化人的焦虑

转载自:学者 袁阳 先生的《红尘觉悟--佛法与人生》
有一则寓言故事讲: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他权柄在握、妻妾成群、珠宝满屋，臣民们都向他俯首膜拜，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他却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快活，绝世美女难博其一笑，珍奇异玩激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大臣们想尽了各种娱乐办法想便他开心，但他却总是终日烦恼，郁闷不已。有一天这位国王外出，看到一位农夫在犁田，一边劳动，一边嘴里唱着欢乐的歌。国王十分好奇，向农夫打听怎样才能快活。农夫告诉国王，自己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身上穿着破旧的布衫。于是国王使用自己华丽昂贵的服饰来向农夫交换破布衫，以换取自己觅之不得的欢乐。
记得笔者小时候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想不通。在笔者当时处于物质贫困，充满童年的欲求而又无法满足，以每个星期能吃到一次回锅内为最大欢乐的幼稚心灵想来，国王要啥有啥的生活着实够让人羡慕眼热的了，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的时候，都还争着当国王呢，这可想而不可即的国王，为什么还会感到烦恼不乐呢?间大人，大人说:"这叫做吃饱了饭没事干。"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精神空虚。因而笔者进入少年时期后，需求层次从食欲提升到了精神层次，开始崇拜起精神贵族。那些千古留名的墨客骚人，他们留传下来的诗词华章，读起来令人心驰神往，情难自禁，真恨不能那一篇篇百代留芳，满载美誉的作品就是出自自己的笔下。人生能写出如此美妙的佳作，该是别无所求，感受到最大的满足和欢乐了吧?要知道，当时对那些偶尔能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一块豆腐干文章的业余通讯员，笔者也是仰慕得很呢。
然而，同那位整日烦恼的国王一样，我们所崇拜的那些古代文化人却并未因拥有别人所不及的精神财富而充满欢乐，不仅如此，他们内心的忧患与痛苦似乎比国王的烦恼更多更深:"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居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枪然而涕下。"(陈子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落，恨别鸟惊心。"(杜甫）"死去原知万广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忧患与焦虑是出了名的，且不说上引诗句中所包含的那种博大的忧国、优民、忧时的忧患意识，就是作为个人，他们对自身也往往是充满焦虑与痛苦之感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这是因为怀才不遇，深感世态炎凉而磋叹。"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是因为迷失了人生进取的方而焦虑迷茫。"朝扣富儿门，暮坠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这是衣食无着，屈膝求人的苦难怨述。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这是对生命短促。死亡压迫的感慨。
这些名满天下，令人仰上的杰出文化人，竟然也会有如此多的人生烦恼和焦虑，难道文章傲世，还不足以抬然自乐吗?难道文名远播、还不足以洗尽愁肠吗?难道世人尽颂，还不足以聊慰平生吗?笔者当时曾为此而百思不得其解。"在笔者看来，国王的烦恼虽是无病呻吟，尚属可以理解，那是人生追求停止后于富贵荣华中的一种精神空虚;但文化人的文以载道，歌以咏志，难道不是可以终身追求，永无止境吗?拥有精神财富。创造精神财富的文化人怎么还会有精神的痛苦?还有什么人生价值更大于名的流传而让人不开心颜呢?现在想来，"笔者当时对文化人焦虑心态的不理解，是因为笔者当时正值少年: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太过偏执、绝对和过于理想主义的缘故。但也正是缘于当时对文化人的崇拜和对文人价值的理想主义向往，使笔者在选择人生道路时，滥竽充数地吃起了文化饭，因而也多多少少地滋生出了一些文化人的焦虑，明白了一些文化人的焦虑。
记得在世俗化、商品化大潮掀起之前，笔者的许多同道。是颇以精神贵族自居而沾沾自傲的。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中，文化人群体是知识的象征、文化的代表、世人的导师。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写性灵，描摹世态，穷究义理，演绎思想。当著述付诸铅字在报刊上受人拜读之际，当收到社会上好学的业余作者或文学青年谦恭恳切的请教信件之时，当接待并当面点拨远道而来的慕名访问者的时候，当还只是讲师或助研却被不知情者尊称为教授的时候，内心确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快感和文化事业的神圣感。但即使如此，笔者也观察和切身体会到，文化人无法因拥有精神财富而进入无忧或忘忧的境界，那种中国古代文化人传统的忧国、忧民、忧时的忧患意识，在当代文化人群体中照样有充分的传承。文化人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文艺创作还是搞文化新闻宣传，都无法完全脱离现实的内容和影响而进行，文以载道是文化人的核心追求，深重的历史使命感是文化人群体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因此，当文不能载道，或现实状况与所载之道相背离时，文化人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烈的忧患之心。他们为民族的封闭落后而忧，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重重而虑，为社会生活的贫乏单调而悲，为社会精神氛围的压抑沉重而愁。为此他们呼唤改革、呼吁开放、呼唤多彩的人生。中国当前商品化、世俗化大潮的兴起，从某种程度和侧面上讲，正是深具忧患之心的当代文化人群体精神追求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中国历史的转化和社会生活的进步，正是文化人群体所希望和所追求的那种转化和进步，因而随着这种转化和进步，文化人群体的传统忧患意识，相应地较之过去也是由强烈而趋于淡化。然而奇怪的是，文化人群体的精神痛苦却并未因希望结果的到来而随之消除，相反我们看到，文化人群体性的忧患之心正日益具体化和转化为对个人命运的焦虑，产生出更切身的精神痛苦棗
焦虑之一:价值的失落。在汹涌的商品化、世俗化大潮中;与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目标相伴随，金钱第一的观念成为一般世俗公众的主导观念，发财致富成为芸芸众生最大的人生追求。在紧张的经济活动中，精神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能否挣到钱，在世俗眼光中，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本事，亦即是否有价值的首要标准。而绝大多数的文化人，首先由于所从事的是精神创造或精神传播活动、长于务虚而不长于务实，因而在全民淘金的大竞赛中就难免显得笨拙，生财无术。其次，文化活动不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许多精神产品并不一定适合于转化为受大众消费市场所欢迎的大众通俗消费品，因而也无法转化为代表新的时代价值的载体 财富，大多数文化人，一时还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观念，使之适应市场经济酌需要。再次，文化人所供职的单位一般都是靠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或所谓"清水衙门"，无物无权，创收乏术，以致文化人的工薪极为菲薄，甚至不及一般商店售货员收入高，所以在商品化大潮中，清贫的文化人只能显得没本事。"而文化人聊以自慰和维护自己价值尊严的精神产品，在一般追求实际的人眼里是不屑一顾的，时下一些人问起你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回答是在某清水衙门，从事某项文化工作，他们都会以貌似尊敬，实则居高临下或怜悯的口气说:"你们单位现在没什么事可千吧？社会环境和时代价值的演变，使文化人产生一种落伍干时代，不被重视，价值湮灭的痛苦感受，一位当今颇具知名度的青年作家在弃虚务实、南下海南后不无酸涩地说:"尽管还有人在呕心沥血地写作，尽管还有人心怀虔诚地研读，但是，过去时代那种神圣的作品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文化人的价值失落不仅使文化人在社会生活中处境窘迫，而且使文化人在家庭生活中也处境世枪。笔者所熟悉的许多文化人朋友;过去常以精神贵族自居，在家庭中是颇具权威而举足轻重的。在低工资的年代，偶尔收到一次稿费，那是足以让妻子惊喜并温柔许久的。但如今，收入比妻子短一大截，便渐渐失去了往昔在妻子面前的光辉形象，在发财第一的世界，他们过去借以引起妻子们的崇拜的精神成果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些曾燃起妻子们热情的文字变得乏味而毫无意义，妻子们总是以某人发了的传闻来刺激丈夫，抱怨丈夫没本事。在这种经济上阴盛阳衰的情况下，文化人丈夫只能心虚地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免受到妻子更多的抱怨和指责。
焦虑之二:参与力的失落、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和精神，是中国文化人的一大突出特点。在文化人的意识深处，他们是社会的精英，肩负着推动历史进步、改造社会和救治人世的神圣使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就曾经宣称:"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是非常自负，极具政治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大多自恃才情.，希望参与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成为量引人注目的社会中坚和国家栋梁。如唐代大诗人杜甫，便是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政治抱负，渴望受到帝王的重用。另一位唐代诗人王勃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宋朝文学家苏轼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期盼，则表露出迟迟不能参与的焦虑。受这一传统影响，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也正是当代文化人群体的群体代表意识。在物质贫乏，精神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尚未被金钱和物质的浓云所遮盖的时代，虽然知识和文化也常遭扭曲，但文化人可以怀才而待时，对自身参与能力的自信是存在的。同时，在呼吁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也是异常巨大的，尽管文化人不一定参政，但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影响社会，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群体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但如今，与文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的失落相应，文化人的参与精神和参与愿望也受到阻碍。社会和时代的中心活动是经济，新的时代骄子是有业绩的企业家、商业家，他们已成为社会活动中最耀眼的人物，成为推动社会变革进一步向前的实力人物。而文化人则因为缺少实业而变得没有实力，他们的作品如果不降格为大众消闲品，便无人问津，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大大降低。因此，对参与力失落的焦虑，便成为文化人独有的焦虑。
焦虑之三:与时代的疏离。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文化意识的进步为先导;因而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出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对 外开放，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文化专制转向百花齐放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的进步局面，文也人群体功不可没，是在文化人群体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进步观念影响下，社会才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巨变。那么，是否当今的商品化、世俗化社会就最契合文化人的理想和愿望，与文化人最融洽无间呢?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文化人从思想意识上呼唤新的社会进步时，体现的是文化人群体作为社会文化精英阶层超越于大众意识和传统观念的觉醒，文化人即使是在提倡和宣传商品化、世俗化的社会时，也是以精英文化的价值模式来规划和展望的。但实际的社会变化和现状，却并不完全依循精英文化所给出的理想模式来表现，商品化、世俗化的潮流一经形成，自发的大众俗文化便会迅猛倔起，脱离精英文化的规范而自行扩张，便会社会浸透来自世俗大众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品化、世俗化社会的文化构造者的文化人，便反而会因为一时难以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融入实际的商品化、世俗化社会而感到外部价值世界、文化世界乃至整个现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陌生，感到与现实社会的疏离，感觉难以进入这个新的世界，投入这个新的环境，由此而产生焦虑。这说明，文化人的世俗化愿望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俗化愿望，与实际的世俗化现实存在相当的距离，因而当作为世俗化社会的宣扬者而感到与世俗化社会疏离时。这种焦虑和痛苦是非常深刻的。
焦虑之四:感性欲望的受挫。社会生活商品化、世俗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自然需求大解放的过程，是人的生命意志由低沉而昂扬、情感由封闭而开放、物欲由压抑而奔放的过程。人的感性欲望的因笼一旦被打开，尘封已久的欲望一旦被启迪;被诱发、被招引，便具有不可遏止的渴望满足的冲动，从一定角度看，商品化、世俗化的世界正是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大款"阶层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围绕."大款"们的享乐而存在的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 别墅、轿车、"高级餐馆、高档家具、高档时装、酒吧包间;三陪女郎"……“大款”们鲜衣美食，轻车代步，歌舞买笑，一掷千金，在物欲世界中如鱼得水。这种物欲世界的呈现，不能不对文化人的感性要求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在汹涌的商品化大潮中，他们也悄然滋生起发财的愿望，面对目迷五色，充满诱惑的物欲世界，他们愈来愈难于稳定心性，独守书斋，咀嚼清贫，满足于精神食粮的播种和滋养。然而很不幸，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只拥有精神财富而不拥有物质财富，只能成为物欲世界和"大款"们享乐人生的痛苦旁观者，于是物欲受阻的焦虑便产生了。'就笔者所在的单位而言，文化色彩日渐淡薄，.物欲气氛日趋浓厚。文化人聚在一起，已绝不讨论学术或精神追求，而是专注于探寻生财之道，坐在书桌前已很难独特一份精神遨游的满足和不染世俗的宁静。很多人或为了发人财而下海经商，或为了拥抱外面世界的精采而孔雀东南飞，奔往深圳、海南，或为了改善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出外兼职的，以往视为神圣的精神创造事业变得无关紧要而不惜舍弃，成为只是一份缺少乐趣的工作。但是，财神爷却并不好请，他只是惠顾极少数幸运儿，绝大多数文化人在下海遨游一番后，不是被水所呛，就是得不偿失，又不得不怀着矛盾的心理瓣然重返精神的伊甸园，重新坠入物欲的诱惑和物欲的难以满足的焦虑之中。
文化人群体的焦虑现象是社会众生忧患痛苦的一个代表现象，但绝不是唯一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其他社会群体和阶层的人同样也有各自的焦虑和痛苦。例如，经商是赚钱的象征，但商人们在充沸算计的生意场中交际应酬，.忙忙碌碌、劳心竭力，也时常感叹生意不好做，也时常为竞争的激烈而焦虑。从政是权力的象征，但机关干部同样为机关工作的枯燥乏味、官场角逐的风险危殆、权力地位的升降沉浮而烦恼不堪。而广大的工人阶层，则更是随时担忧着企业的破产，为住房的拥挤、物价的上涨而焦虑。可见，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群体，其实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都感受着无法摆脱的人生困扰和焦虑。但是"，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的绝大多数人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烦恼和忧虑，却并未认识到这种人生痛苦的普遍性，不了解烦恼和忧虑的痛苦是无处不在、无时没有的。因而产生攀比心理，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以为自己的痛苦和烦恼是源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不理想，只要达到另一所向往的目标，获得新的社会位置，烦恼就会顿消，幸福就会来临。但如果真是这样，个人目标的实现可获无忧，那么浮生多忧的说法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因此下面再从个人追求的角度来谈谈浮生多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