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和华为的关系:做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为学德育思想研究

做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为学德育思想研究

2011年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现场

    曾国藩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是曾国藩为学之道的核心，是其为学德育思想的基本理念。这种思想与传统的“读书做官论”是背道而驰的，这是曾氏特有的教育方针。分析其思想内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读书明理，志在圣贤
   
    读书是为了什么？曾国藩认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明理”，这个“理”，远一点说，是天理，是人的本性，明白了这个理，就是圣贤了。近一点说，就是道德伦理，也就是儒家的“礼”。要在生活实践中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要求自己，克己复礼，那么先要读圣贤书，这样才能按照圣贤的教导去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才能渐渐趋于圣贤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成为圣贤并非遥不可及，只要立志，就可为圣贤，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毫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但是，仅有志向，却不发奋读书，那也不能成为圣贤。只有天天以圣贤书为伴，在生活中行圣贤所说之理，那才是真正立志。所以曾国藩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2]
   
    读书明理，志在圣贤，这是曾国藩为学的目的所在，而志在圣贤，那么读书明理实际就是一种圣贤的道德教育，这就构成了曾国藩为学德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曾国藩的读书是知行统一的道德实践，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圣贤，至于科举考试不是读书的目的。曾国藩说：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曾国藩家信说侄儿考试得了第一名，我高兴，那是因为我家出了秀才，就有读书的种子，并非而企望富贵。读书就能明理，礼义就能代代相传。所谓为学与为人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故曾国藩说“为人与为学并进”。
   
    正因为读书是为了明白做圣贤的道理，那么科举考试或成或败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那么急切地取得考试的名次呢？如果天天读书，道理懂得越来越多，那么即使名落孙山也不要紧。曾国藩说：
   
    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其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允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迟，而遂谓无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分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
    
    曾国藩在这里例举霞仙即是刘蓉，自少怀大志，“尤务通知古今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其风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于三代，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但刘蓉“不事科举”，只是一名诸生。对于这样一位不热衷于科举的读书人，曾国藩称赞他超过秀才，并且因为他立志读书，日日长进，他认为即使最高学位的进士也比不上他。因此曾国藩曾经还写信给弟弟要以他为师，说“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曾国藩确实很有眼力，他的事业得到了刘蓉的大力帮助，而刘蓉也德才兼备，远胜那些考中的读书人。太平天国起事后，刘蓉帮助曾国藩在湘乡办团练，并随曾氏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年（1860年），随骆秉璋入川，在骆氏幕内参赞军务，2年后出任四川布政使。在任期间，整饬吏治，倡办厘捐，政绩卓着。同治元年（1862年），奉命率部追剿石达开，在大渡河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刘蓉大获全胜，石达开兵败被俘。第二年，刘蓉调任陕西巡抚，督办全陕军务。晚年，刘蓉在家乡 “筑玩易阁，读书其中，足不出庭七年”，着有《思辨录疑义》2卷、《养晦堂诗文集》14卷等行于世。
   
    很显然，曾国藩自己虽然考上了进士，但他从不以学历看人，而以学识看人。科班出身的人并非一定会有成就，如果他就此止步，不再努力读书，那么其结局也将是一事无成。相反，如果发奋读书，有志，有恒，有识，必然成为道德君子，这样的人远远胜过那些读书做官的人。刘蓉是这样的榜样，还有汪双池也是这样的人。曾国藩说：
   
    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以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着收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汪双池先生灿系雍正年间人，着有《理学逢源》等书。曾国藩认为他虽然没有任何文凭，却能够自学成才，写下了百多卷发挥圣贤学说的书，这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虽然他一生不离山野，其见识却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企及的。曾国藩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希望诸弟为他为楷模。
   
    要做真正的读书人，曾国藩认为就不能把精力放在科举考试上，不要把精力放在写八股文上。清朝以八股取仕，所以读书人拼命钻研八股文，为了个人前途而读书，曾国藩是反感的。他经常在家书中教育儿子不要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说八股文、试贴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 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
   
    不只于此，他还认为，孜孜于八股文之中，终会使一个人学业无成，误了终身。他对六弟温甫说：“年过二十，已非年少，如果再挖空心思，耗费精力于八股文考试之中，将来时过学业仍不精，必有悔恨的一天，不可不早图谋改变。”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说实话，我从前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科举早得功名，没受到损害。假如现在还没中举，花几十年的时间去研摩写八股文，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让人羞惭？八股取仕误人终身不胜枚举。”
    
    读书是为了明理，是为了成为圣贤，不是为了做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如果不好好读书，不明白圣贤书中的道理，又怎么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做好一个人呢？做好了人，不求做官，官运自然而来；不求发财，财运亦自然而来。这就是曾国藩的长远眼光。
   
    二 读书二事，进德修业
   
    曾国藩认为，读书只是为了两件事，即进德和修业。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
    
    什么是进德？那就是《大学》所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什么是修业？那就是看读写作，提高自己的本事。再具体一点，曾国藩说：“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7]
   
    曾国藩认为进德和修业是我们最靠得住的，“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涂了一文钱。”[7]至于追求名利富贵并非靠得住，曾国藩说“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7]
   
    功名富贵，是命中所定，你没有考中的命，再拼命备考，也是徒劳。反过来，若你不图功名富贵，发奋读书，不求功名富贵，其结局不求自得。曾国藩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尽人事”而“听天命”。“尽人事”就是靠读书去改变自己的气质，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调立志即丹也。
   
    曾国藩告诉儿子们先要立志读书，改变自己的气质。显然曾国藩所说追求这种气质，就是追求圣贤的气质，就是通过明白书中的道理，进行道德实践，然后成为圣贤。曾国藩说：
   
    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因此，“尽人事”是指把圣贤书中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践，在生活中修身，自强不息，断恶修善，不要去计较回报，即“计天命”，你努力了，天命就会改变，你就在你的善行中不知不觉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正如俗话说“修心一听命 天地自相保。”
   
    然而，修行的君子仅仅断恶修善还不行，所以曾国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所说读书二事，进德修业，他始终把进德摆在第一位，道德上进了，学业才能真正上进。他给弟弟们写信说“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 。曾国藩认为真正的尽孝就是让家人道德提升，而不是名利富贵，而要进德，就必须立志读书明理，所以他接着在信中说“九弟之无所进，是我之大不教也！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不罪，幸甚幸甚！

    “进德”是曾氏“为学之道”的核心之一，今天我们所说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德居于第一位，与曾国藩的读书目的可谓异曲同工。因此，曾国藩为学之道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正如曾国藩所说：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三 绝大学问，即在日用
   
    曾国藩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大儒，他的读书志向不在纸上谈兵，而在于经世致用，因此他认为读书不是做那些无用的学问，而是要把书中圣贤的话落实在家庭日用之间。若能够在家行孝悌，那才是真正读书。所谓学问，不在纸上，而在生活和工作之中。曾国藩说：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耸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工时所代圣贤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用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时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则听此语否？科名之气以可贵者，诈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亦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梯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自古以来，读书人中伪君子很多，虽然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可是日常行为上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读书人，即使能够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曾国藩看透了这一点，写信告诫弟弟，读书要做言行一致的真君子，要把圣贤的教导落实在日常生活之间。如果弟弟们按照《论语》、《礼记》所说去做，日日在孝悌上用工，那么即使文章写得不好，又有什么要紧呢？文章写好了得了科名，也是为更好地养亲，承堂上之欢，若为了个人名利，就不是读书的君子了。所以，曾国藩要弟弟们不要在意科名。因为就科名来说，我已经是进士了，这已经是最高学位了，怎么能够让一家人都得到呢？我得了进士，弟弟们不得，也足以承欢，为什么还要致力于科名呢？
   
    曾国藩语重心长，从另外一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学问。即学问不在纸上，而在经世致用，这个致用即是道德实践。所以，曾国藩要弟弟们好好学习《论语》“贤贤易色”这一章。因为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段话告诉我们，敬重贤人，一看见他们就要肃然起敬，改变平时对人随随便便的态度。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服务国君，能够鞠躬尽瘁。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如果这一切都做到了，即使他从来没有入学读书，我也一定认为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了。
   
    子夏这一段话告诉人们读书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进德，就是更好地做人，这个观点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平易近人，做事谨慎，诚实守信，博爱众生，亲近仁者。这一切都做好了，还有余力的话，才是读书。
   
    四 吾人为学 最要虚心
   
    真做学问的人，总是虚心的，即使圣人如孔子，也是入太庙，每事问。可见，学问越到家的人就越虚心。倒是那读书不多，学问不深，半桶水的人，越是趟得很。曾国藩说：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朱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以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丛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丛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会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就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因为读书的学问实际就是自身道德水平的象征。曾国藩强调读书要虚心，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孔子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问。有人说：“谁说鄹邑之子懂得礼啊？他进了太庙，什么事都要问别人。”孔子听到此话后说：“这就是礼呀！”孔子在当时是以懂“礼”而闻名于世的，现在别人看见他到了太庙还要向人问“礼”，就让人怀疑了。这怀疑的人不知道虚心请教本身就是一种“礼”。不懂的就问，这正是礼啊! 说明孔子所说的“礼”表现在生活实践中的方方面面。而虚心请教，这正是表现在生活中“礼”。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而知识是无限的，如果学到一点东西，就自以为什么都懂了，随便评价别人，毫不虚心，那是最愚蠢的人。曾国藩说：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于。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能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曾国藩反对读书人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圣人追溯到了真理的源头，才可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你还没看懂，就随便评价，那么你的评价必然是坐井观天。
   
    一些追求名利的读书人，读书只是一知半解，却想要着书立说，想要突出自己。想要突出自己，那么就要打到别人，于是古人的议论他就拿来妄加评论，别立异端邪说。要想着书立说，先需要读尽诸子百家的书，有深厚的积累，才能真正去理解和发挥圣贤的学说。曾国藩说：
   
    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古人作《大学衍义》《衍义补》诸书，乃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非翻书而偏抄之也。然后知着开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曾国藩遍读诸子百家，犹不敢着书立说，这是一种极其虚心的态度，因此他虽然未写《曾氏家训》，但他留修来的家书以及千万文字就是最好的着述。
   
    五 读书进德，贵在有恒
   
    曾国藩为学之道，常常提到三有，即“有志、有识、有恒”。有志，那是读书要有大志向，不要停留在应付科举考试上，而应当读圣贤书志在成为圣贤，这在前文已经论述。有识是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亦已经论述。至于有恒，是曾国藩经常强调的事情。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就是有恒的问题。读书有恒，天天与圣贤为伴，虽然小恶仍旧不断，但不至于有大恶，因为有圣贤之语在督促自己。所以进德离不开读书，读书有恒，即可成为明理之君子。曾国藩说：
   
    何子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书，三百六十日，除作诗文时，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有恒者矣。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卖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炉，至于有志不恒，则诸弟勉之而已[16]。
   
    曾国藩认为读书进德，一开始不要贪多求全，应当对照书中圣贤语能落实一段就读一段，那才是真正读书。天天以圣贤书为伴，天天慎独反省，不断磨砺自己，那就可变化自己的气质。曾国藩说“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14]读书有恒，日新又新，就可以超凡入圣了。
   
    曾国藩自己经常反省自己无恒，给弟弟们做榜样。他说：“我九年以来，痛下决心改掉没有恒心的毛病，看书写字，从不间断。选将练兵，也当留心，这都是自强自立的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没有一句过头的话，没有一个自夸的词，这都是圆熟到能达的工夫。至于说到怨天，本来就不敢；尤人还不可隆免，也随时强制自己尽量克服。”[17]
   
    从曾国藩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读书有恒，道理愈来愈明白，自强自立功夫就越来越强，那么有识和有志也能够实现了。可见做到了有恒，有志和有识，都随之而来。因为曾国藩读书一生，慎独反省，真正做好了有恒，也就成为了真正的道德君子。
   
    曾国藩一生读圣贤之书，日日有恒。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会试以后，暂留京师，开始涉猎更多古诗和古文。第二年会试结束，他借钱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加上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12年，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国藩都在读圣贤书，写日记检查自己。可见曾国藩一生都在读书进德，如果人人都能像曾国藩这样读书进德，那么和谐社会就会早日来到。
   
    六  作文之道，悟在机神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往往以文章好坏来定名次，因此读书人就拼命钻研写文章，却不知好文章首先要有读书和生活的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可以靠雕琢修饰就可写出好文章。古人说，文以载道，说到底文章是作者的一种境界，当作者有了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积累，才能写出情真意切的好文章。曾国藩深明作文之道，他说：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苦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14]。
   
    曾国藩认为“修辞以立诚”，就必须反对“巧言雕饰”，换之以“情真意诚”。要实现这种“情真意诚”，需要读书和生活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如果读书不多，积累不深，即使真情流露时，也因为理不明，而辞不达意。在这个时候，如果拼命去追求华丽的辞藻，也难以表达深刻的道理。
   
    曾国藩认为，因为没有读书和生活的积累，不明义理，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是一种拙劣手段，修辞立诚的宗旨，早已荡然无存。
   
    今天我们认为好文章必须先有灵感，曾国藩把这种灵感视为叫做“机神”， 他认为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因为长期的读书和生活积累，心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急需要用文字表达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灵感来到，这时才可写成好文章。曾国藩的观点，我们写文章，不是为完成任务而去写文章，而是为了进德才写文章。生活中有了感动，或者见景生情，或者睹物思人，遇到这种“机会”，才可写文章。这种文章才有意境，才有悟境。因此，曾国藩把文章分为四类，又增加一种“机神”，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高境界的文章，他说：
   
    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钞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黎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钞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18]。
    
    曾国藩说，他当年抄写古文时，分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类，打算再抄写古近体诗，也分成四类，另外增加“机神”一类。机，就是无意间遇到，偶然间感触。姚鼐说：“文王周公写《易》、《彖辞》、《爻辞》，采取的物象也是偶然触动了天机。如果让他们改换一天去写，天机的感触稍稍改变，那么卦辞的取象也稍有不同了。”曾国藩叹服姚鼐是“知言”，是《周易》的知音。曾国藩所说的“神”，就是人功和天机相结合，像卜筮的卦辞，像《左传》等史书中的童谣，像佛书中的偈语，意思都在能明白和不明白之间。古人有所顿悟，触发灵感，就想要通过文字托物寄意，像阮籍那样，故意写成神语来混淆视听。唐朝人像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雄，王昌龄的飘逸，韩愈的奇崛，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乐府，也往往有很多“神到机到”的话。就是宋代名家的诗，也都是人心技巧加上天工，思路受阻而顿悟天机。因此，曾国藩强调，一定要有特定的“机”，他才能有特定的“神”，然后才能写出好诗来。所以曾国藩说，我抄诗，打算增加这一种，和古文稍有不同。
   
    曾国藩的“机神”说，这种说法近似于禅宗的顿悟，但这种顿悟并非凭空产生，它要通过长期的修行实践和生活积累，于是某一天睹空花而有所感，见流水而有所悟，以前疑问顿除，今天豁然开朗，这就是不可言说的顿悟。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说，这就是通过深厚的生活积累，遇到特定的时间和机会，从而产生艺术的灵感，于是就出现了伟大的作品。曾国藩强调，一定要有特定的“机”，他才能有特定的“神”，然后才能写出好诗来。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作者刘铁铭

    
    总之，曾国藩为学的唯一宗旨就是做读书明理的君子，他号召天下读书人不要把时间花费在科举考试上，而应当竖立为圣贤的大志向，只要持之以恒，必定见识卓越，个人的气质一天天在改观，读书真正落实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上，这就是曾国藩为学之道核心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5月13日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一是领导干部要爱读书，二是领导干部要读好书，三是领导干部要善读书。”这与曾国藩为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像曾国藩那样，少去搞点应酬，多去读一本好书，那么我们干部的素质必将大大提高，腐败问题亦将不复存在。曾国藩为学之道在今天仍旧具有生命力，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