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优势怎么写: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来源：中国报业网 作者：俞祖华 赵慧峰 2011-9-13 13:58:00【查看评论】

2011年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现场

    曾国藩与严复都曾经站在时代的前列，分别是洋务思潮与运动、维新思潮与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均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精英与文化精英，其言行在其生前身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久远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言行有相似的地方，如都有“求富”、“求强”的民族主义关怀；均关心国事民瘼、关注经济世务，是实学思潮的传承者、“理学”实践品格的践履者；均具有开放意识，是西方现代性的移植者、传播者，都是中国现代化思想与运动的推动者、实践者；都有与时俱进的变革意识，分别以变易观与进化论呼唤社会变革、近代化转型；都尤其关注军事领域的变革，关注西方军事技术的引进，尤其是海军的建设；等。然而，曾国藩与严复毕竟是两代人，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毕竟是不同历史时期聚合的社会思潮，严复的成长、维新思潮的高涨虽然仰赖于洋务派的培养、洋务思潮的培育，但严复、维新思潮最终摆脱了洋务思潮的窠臼、摆脱了“中体西用”的藩篱，成了洋务派、洋务思潮的批判者、替代物。
   
    梁启超曾言：“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正是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思潮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落潮、曾国藩成为过气人物之时，维新思潮、维新运动汹涌如潮，严复也成为晚清思想界的明星。
   
    （一）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誉为传统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境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道德完人、儒林楷模，世人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似乎截然有别，似乎是一个卫道，一个离经；一个守旧，一个趋新；一个固守“中体”，一个讲求西学。但其实，曾国藩也曾经是时代的前驱，面对西学东渐、面对工业文明大潮、面对现代性扩张、面对全球化趋势，他选择了顺应与接纳，以其远见卓识奏请“师夷智以制船造炮”， 提出引进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可以说是领一时之风骚。而严复在以西学猛烈抨击传统的背后，也有对传统的眷顾，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他与曾国藩虽无直接的师承，但前后相续、薪火相传的发展脉络依然依稀可见，依然有迹可循。
   
    曾国藩、严复都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他们均不满于汉学支离琐碎、宋学（理学）空腐无实，强调理学的实践品格，传承了传统儒学经邦济世的情怀与传统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都主张学术要面向现实，关注国计民生。曾国藩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并一生“致力程朱理学”，但他讲理学，重点在强调理学经世致用，凸现理学的实践品格，着力发挥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强调：“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不满于“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的两派互相攻讦的状况，认为汉学家标榜的“实事求是”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宗旨是相通的，因此“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为实现理学经世，曾国藩将关注点放在“礼学”上，他将“礼”称为“治世之术”、“经济之学”，曾说：“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又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将“礼”视为于内加强个人修养，于外整军治国、序化社会的灵丹妙药，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还把经济之学从传统学术门类中独立出来，把姚鼐等人的分传统学术为三门的说法发展为“圣人为学之术有四”，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严复对汉学宋学的“无用”、“无实”予以了猛烈抨击，但他传承了国学中的实用理性因素、经世致用传统，推崇讲究实效的格物致知精神。宋明理学有以下重要的两支：一是以北宋的“二程”为先驱、由在福建讲学的朱熹与其弟子开创的“闽学”，明清之际的传人有严复所推崇的乡贤陈文龙，其重要命题有“格物致知”论；一是起源于北宋的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由南宋胡安国及其子胡宏、张栻等创立的湖湘学派，明代崛起了王夫之，在晚清的传人有唐鉴、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其突出的特点是提倡理学经世，引导学人走向实政、实用、实行，躬行实践。洋务运动兴起后，左宗棠主政福建，又举荐沈葆桢出掌马尾船政局，严复于1866年被录取为马尾船政学堂首届学生，闽学与湖湘学中的实践因素共同涵养了他的务实精神与经世情怀。作为湖湘文化精英的曾国藩和闽学传人的严复都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世精神，体现了理学的实践品格。不过，与曾国藩以礼释理、理学经世的思想有别，严复以西学诠释格致，强调以西学经世。他在《主客平议》所引的“旧者”之言论与曾国藩的说法如出一辙：“旧者曰：中国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治礼而已。而先王之宰制天下，也无所谓经世者也，明礼焉而已。”又以“新者”的口吻强调：“洋务西学，诚经世者所不可不讲也。”不难看出，这里的“旧者”与“新者”之间的讨论，其原型是曾国藩与严复的观点。
   
    曾国藩与严复均文宗桐城派。桐城派在方苞、刘大櫆与姚鼐三祖开山之后，“姚门四弟子”方东树（1772-1851）、管同（1780-1831）、姚莹（1785-1853）、梅曾亮（1786-1856）继其余绪，但仍未能挽救古文于衰微，到曾国藩以“中兴名臣”的强大政治与文化资源推动桐城古文的中兴，改变了古文一蹶不振的局面，使桐城古文一时独霸晚清文坛。曾国藩极力推崇桐城古文，尤其推尊作为桐城派领袖之一的姚鼐与其所提出的分传统学术为义理、词章和考据三途的说法，他在《圣哲画像纪》中指出：“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他把姚鼐作为三十二圣哲之一，可见他对姚鼐的尊崇。
   
    作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对桐城古文情有独钟，与曾国藩对晚清文坛的主导作用是分不开的。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8）、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有曾氏“四大弟子”之称，其中之一的吴汝纶与严复有着师承与较为密切的关系。严复早年留学英伦，住英公使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对其古文水平颇有微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 严复意识到自己的古文水平之不足，回国后即拜曾国藩之弟子、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有记载称严复、林纾等四人曾“执贽请业，愿居门下”，吴“谢不敢当”。严复曾向吴汝纶了解桐城派所推崇的古籍，吴汝纶列了曾国藩所举的“六经”与“七书”，又特别推荐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选的《十八家诗钞》：“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皆通，则闲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数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  严复在致吴汝伦书中还与其讨论了曾国藩的古文文选：“ 文正公《古文四彖》已为里耳之大声，集资印之，自为寡和之曲。然子云虽明知之覆瓿，尚终为之。先生勉为其难，未必无同志也。文正集见者惟黎刻及鸣原堂。前种以桐城之严洁，运□出文选之详瞻高华，于宋以来之文章，益叹观止。独其议论，则每有不能仰止者。如《书扁鹊仓公传后》，辄谓无关史氏宏旨，致讥子长。此独不知医药之有关治道。此理得今，西国群学而益明。且忘太史氏所职者之为何事矣。且不讥其日者龟策，独讥扁鹊、仓公，又何说耶？书来尚望有以开之。”                                                                                                                                                                                                                                                                                             吴汝纶旧学深湛，乐闻新知，严复对他非常尊敬，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复翻译《天演论》，吴汝纶一直予以关注，在译书之初即致信严复，表示“欲先睹为快”。在阅完该书的译文初稿后，他赞叹不已，认为“得惠书并大着《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1898年４月，《天演论》正式出版，吴氏为该译作写序，称此译作“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认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1903年，吴汝纶去世，严复悲伤不已，写成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
   
    由曾国藩强力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过严复等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实际上开启了现代文化载体转型的先声，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过渡与前驱，而桐城古文则最终落为了“桐城谬种”。周作人揭示了桐城古文--严氏以古文体传播新思想的话语系统--现代新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说：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以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藩则将经书的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了，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想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已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二）
   
    洋务思潮、维新思潮与共和思潮是晚清进步思潮中三个拾级而上的阶梯。维新思潮虽然是作为洋务思潮的对立物与批判者出现的，维新思潮的兴起、高涨却有赖于洋务思潮的铺垫与培育。具体到严复与曾国藩也是如此，严复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成长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洋务派思想的涵养、与洋务运动所提供的平台是分不开的。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的洋务思想基础上成长、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妨看看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得以在保守氛围浓重的士大夫阶层、在社会各阶层中快速传播，有多种原因，如上面提及的严复运用了以桐城古文为现代传媒的策略，还有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前期的变易观的铺垫。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发生沧桑巨变，时人称其为“变动”、“变端”、“创事”、“创局”、“变局”等。面对走出中世纪、走向全球化的大变局，曾国藩主张以通达权变、与时变易应对变局。变易思想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又以《易传》中最为集中、最为典型。曾国藩以《易传》的思想观察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大变革。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后又说：“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浸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已不久矣。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他主张根据随时变易的观点探讨治国之术，采取治国之策，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他之推行洋务新政是“可以自我更之”、“可以自我创之”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那断然不可能有“师夷长技”、“西学为用”。
   
    严复也感受到了近代发生的巨大的历史变化，他还以“运会”一词解释变化的原因：“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他还希望通过进化论探寻“天演规律”，探讨因应之策。他通过《原强》等论文与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也与传统文化的变易思想、与《易传》的思想作了嫁接。他提到：“后二百年，有斯宾赛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着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糅杂’。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辞。’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
   
    严复翻译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与“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伦多有磋商，并最后由其作序，是变易论递进到进化论的一个注脚。吴汝伦固然推崇严译“雄于文”，也显然认同严复“做”《天演论》所传达的“自强保种”、“与天争胜”的核心思想。
   
    第二，以曾国藩为先导的洋务派“求强”思想与实践，把严复带入了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进程，并促使其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对军事近代化的挫折作了深刻的反思。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思想上开启了军事近代化变革，但将这种“师夷长技”的军事变革付之于操作层面乃始于曾国藩。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领教了“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促使其考量购置、仿制洋枪洋炮。1860年12月，曾国藩在《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在得到朝廷答复后，他于1861年1月在安庆建立一家名曰安庆内军械所的工厂，后制造了第一艘轮船。咸丰十一年七月在《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深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习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他不满足于购买洋船洋炮，而希望自行制造武器。后来他一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如1862年，他在答复奕欣的信中说：“顷又接劳辛阶总制咨到折稿，其意欲全用外国人，不欲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后来他又派容闳“前派西洋购办制器之器”，还于1865年与李鸿章倡导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并附设译书局。
   
    由于洋务派实行“自强”新政，严复得以投身晚清近代化的军事变革。1866年，14岁的严复进入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5年受派赴英，1876年进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深造。1879年学成回国，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后被李鸿章调到设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洋务派在不突破“中体西用”藩篱的“师夷长技”的军事变革没有收到“自强”之效，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更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军事近代化的破产。亲历洋务派“求强”过程的严复对洋务运动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对曾国藩开启的近代化军事变革作了深刻的反思。他批评洋务派的“求强”只学了点皮毛、是治标之举，批评洋务派只看到外国的“形下之粗迹”的“汽机兵械”、 非“命脉之所在”的“天算格致”，而不了解作为学命脉的科学与民主，即“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认为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只有技术层面的变革而没有相应的制度层面、文化心理层面、价值层面的变革，其失败的结局是可以预期的、是必然的。然而，“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
   
    第三，从曾国藩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经由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以“求富”的过渡，导向严复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与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
   
    曾国藩将“经济之学”独立作为传统学术的一个门类，显示了他对吏治、财政、练兵等方面的问问题的重视。他屡次提及自己阅读了魏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随着西方现代机器生产、现代商业文明的引入，曾国藩提出“官督商办”，关心起“商战”。1863年，曾国藩在答复奕欣的信中说：“国藩于洋务素未谙究，然体察情形，参之众论，大抵如：卫鞅治秦，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不过，曾国藩提出的“经济之学”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笼统的概念，但其所包含的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指向，对向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的引进与建构，无疑是一个过渡的环节、联接的桥梁。
   
    相对于曾国藩提出的经邦济世、经国利民意义上的“经济之学”，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更为专门、专业。严复有感于“经济”一词过于宽泛，他在翻译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时使用了“计学”一词，并在“译事例言”作了说明：“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严复成为将西方经济学系统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从曾国藩将较为宽泛的“经济之学”列为传统学术的一个独立学科，到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将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从一个侧面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领域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第四，从曾国藩倡导理学“格致之学”，到后来他和其他洋务派人士提倡、重视西方格致之学，提倡西方“长技”与自然科学，为戊戌时期严复等人全面介绍、提倡现代科技，奠定了基础。
   
    近代初期，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还是朦胧的、肤浅的，洋务运动兴起之初人们使用传统色彩浓厚的“格致学”、“格物学”等词指称自然科学。“格致”一词，是从儒家经典《大学》中“格物致知”而来，愿意是指一种道德修养工夫。这样，洋务时期的“格致”一词就有了两层含义，时人指出中国重道轻艺，格致以义理为重，是“义理之格致”，所悟的是“形上之道”；西方重艺轻道，格致以物理为重，是“物理之格致”， 所悟的是“形下之器”。曾国藩信奉程朱，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所重自然是道德修养意义上的“义理之格致”，“格致”首先指是求得仁义之道的手段与途径。但曾国藩一面讲求义理，一面提倡经世致用。他以“务实”为基点调合汉宋，链接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格物致知”，强调理学要面向现实、服务现实，为理学的应变求新，也为“格致”从“义理之格致”到“物理之格致”的调适拓展，打开了通道。他在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了“经济之学”，还在“经济之学”中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兴办洋务后，曾国藩由“师夷技”到“师夷智”，由买船到主张造船、到主张仿制“制器之器”、再到希望了解机器原理的技术理论、自然科学，体现出其见识高出一般封建士大夫。他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容闳称当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严复早期使用的也是“格致”一词。如《论世变之亟》中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原强》中指出：“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戊戌变法前后，严复在其早期译着《国计学甲部》残稿的按语中使用了“科学”一词：“故即使治此学者，祈问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未）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事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有的学者据此称严复是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不过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使用的还都是“格致”一词。到1901～1902年出版的《原富》中，是“格致”、“格物”与“科学”并用，其中“科学”一词使用了３次，大体以“格致”、“格物”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自然科学学科，而以“科学”指代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科学，如:“科学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今夫格物者，治宗教妄诞尚鬼之蔽之圣药也，假使通国之士夫于科学名理之类多所究心，吾未见宗教鬼神之说能为厉也。”
   
    严复所说的“科学”：一是指狭义的自然科学。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批驳“西政为本，西艺为末”时指出：“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这里说的科学即指自然科学。一是指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按照“西学通例”把“西国诸科学”分为三科：“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统挈科学”包括“名数两大宗”，即逻辑学和数学；“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及事科学”指“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具体学科多被包罗其中，从从中可窥见严复广义科学概念之大概。
   
    从曾国藩的“格致”到严复的“科学”，表明国人突破了对科学的狭窄认识，表明了中国近代科技近代化的不断深入，并从科技现代性的引进进一步拓展到人文现代性的移植。
   
    第五，曾国藩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启者，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至为关键的推动者，而严复成为受惠、受益于早期留学教育的留学生，回国后为推进教育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68年6月，曾国藩到上海检阅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陪同视察的容闳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容闳后来回忆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1872年，30名赴美留学的幼童自上海启航，成为近代中国近代派出的首批留学生。曾国藩对首批留美幼童的派遣起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作用。他曾多次上书说明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如同治十年七月，他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子弟出洋学艺；同治十一年（1872 ）正月十九日，他与李鸿章又联衔上了《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开列。
   
    严复从１８６７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五年间“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后到英国留学，成为第一批官派赴欧留学生中的一员。1879年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等大学任职。他还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救国主张，明确主张废除八股，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其教育实践与思想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从曾国藩到严复，从最后一位大儒到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的思想有共性，有后者在前者基础上的发展，但也有差异，有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与扬弃。这种差异是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的落差形成的，同样的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是先进的，但到了90年代就落伍了。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有个评价：总起来说，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他的功；他的以政带工延迟了中国近代化，这是他的过。他的思想是一贯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其主要内容是纲
   
    常名教，即所谓“礼”。但因形势变了，所应付处理的问题不同，所以功过各异。在“同治维新时期”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就是洋务派思想。所谓同治维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思想支配的，那种维新表面上看似乎是把中国的近代化推进了一步，其实是延迟了中国的近代化。
   
    严复对曾国藩思想的突破性、超越性发展体现在：
   
    第一，从曾国藩到严复，其思想在“西学为用”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后者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全新模式批判、否定了前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严复批判“中体西用”针对的是张之洞，但这一思想的前驱是冯桂芬、曾国藩等人。曾国藩对“中体西用”思想虽没有经典性的表述，也不是理论的总结者、阐释者，但在某些场合仍有论列，如他在同治元年壬戌五月日记中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又如他在谈及“义理”与“经济”之关系时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强调“义理为先”，道德为体，经济为用，经世之学不能摆脱“义理”，义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更重要的是，他一面卫道，一面“师夷”；一面讲理学、礼教，一面办夷务、洋务，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发明者、先导者与先行先试者。
   
    严复对“中体西用”的洋务纲领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中体西用”论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终结者，显示了“西学第一人”的智慧、见识与理论勇气。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以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等说法进行了抨击，认为这些说法“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则十年，多则数纪”。针对“中体西用”说，他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 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 乎？”针对“主以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之说，他指出：“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说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者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者矣。”“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
   
    第二，从曾国藩到严复，一个卫道，一个离经；一个以“忠君勤王”自守，一个倡导“尊民叛君”，他们对纲常名教、对封建道德、对君主专制的态度从坚决悍卫、一意卫护到激烈抨击、全面颠覆，体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天壤之别。
   
    曾国藩被视为是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末世完人”，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绝代名儒，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自己按《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设计走完一生，又以“勤俭立身”、“耕读保家”的家风要求子女，创建湘军则以“勤王卫道”相号召，以“仁”、“礼”为治军之旨归。其卫护纲常名教的思想在《讨粤匪檄》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在该檄文中提出：“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虽讲求洋务，但从未动摇过对儒学的信仰，从未移易对纲常名教的坚守。他尤其是恪守君臣之道，其所强调的“忠恕”、“孝悌”、“智勇”、上下名分、尊卑贵贱等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最终均指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并多次拒绝称帝。
   
    严复以“新民德”相号召，以自由、民主为武器，对封建旧道德、对纲常名教尤其是“君为臣纲”、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对中西方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作了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王，而西人隆民”。他在《辟韩》中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来批判唐代思想家韩愈所着《原道》宣传的君主专制理论，批判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宣传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指出： “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第三，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的局限，对科举八股与传统学术的弊端进行了揭露与批评，为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曾国藩对理学与宋学有所批评，对传统学术有所改造，对西学有所吸收，如提出打破汉宋门户之见，增加“经济之学”门类，强调经世致用等。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理学家，是“最后一位大儒”，他对传统学术之革新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因应时代大潮冲击下儒学所面临的危机，挽救传统学术所面临的衰势、颓势，提振、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他承继程朱道统，将“义理之学”推向儒学学术的首位，是理学在晚清最有代表性的传承者。他对汉学、宋学有所批评，展示出以“务实”为基点调和汉、宋的取向，但其用以贯通两者的是“礼治”，“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他提出经世致用、“经济之学”，又称“治世之术”、“经济之学”不过是“礼”而已；强调“格物致知”，其所说的“格致”也主要是“义理之格致”，西学格致被置于从属地位。
   
    严复则痛陈传统学术与治学方法的弊端，大力提倡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推动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他在《救亡决论》中认为中国“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循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抨击汉学崇古信古，学风繁琐，“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 “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批评宋学“牢笼天地”、“师心自用”，“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他大胆宣布：“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亦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又宣称：“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他对科举八股尤其深恶痛绝，抨击道：“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把八股之害归纳为三点：“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害之中，“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
   
    严复大力提倡现代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他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着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悮，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他指出从逻辑的角度，科学方法分内导和外导，也就是归纳和演绎。指出：“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内导包括了考订和贯通两层，外导就是“试验印证之事”。严复尤其强调了在“实测”基础上的求真求实精神。他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

俞祖华教授在2011年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演讲

    
    严译名着涉及到哲学伦理学（《天演论》）、经济学（《原富》）、法学（《法意》）、社会学（《群学肄言》）、政治学（《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逻辑学（《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史学（《欧战缘起》、《支那教案论》）、教育学（《中国教育议》，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国际视野的现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