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听课后的收获满满:不愿告别的司徒雷登

        2008年11月17日，已经逝去了46年的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安贤园。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中国整整几代人都是从毛选四卷里的《别了，司徒雷登》认识他的，这篇檄文播发的时间是1949年8月18日——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刚刚离开中国不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篇檄文发表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司徒雷登开始同美国进行和谈，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希望可以早日建交，这比尼克松访华早了整整23年。
  　　他幼时会讲杭州话，不会讲英语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曾任美国驻华大使，会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因为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国土。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快60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以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决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至爱。1926年，就在着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教育家、宗教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晃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丝，他留下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我只知道内心对他怀抱深深的敬意。
  　　试探性的握手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他曾多次说，他在中国度过了40年，有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
  　　从1919年开始，司徒雷登便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直到1946年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似风中残烛，岌岌可危。中共的广播开始批评司徒雷登，把他当做美帝国主义的代表，同时要求李宗仁、何应钦与蒋介石和司徒雷登断绝关系，与人民站在一起。这都使司徒雷登心情郁闷，但司徒雷登却没有因此而离开中国，因为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审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留守南京的只是苏联大使馆的参赞。对于这一反常现象，司徒雷登给出的解释是：在南京故宫机场留下的那架双引擎小型运输机虽是司徒雷登的专机，但是已经坏了，需要四个星期时间修理。其实按当时的情况，即使飞机发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从陆路或海路离开，而这位美国大使宁肯坐等四周以待专机“修复”也不肯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离开南京。其中必有内情。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这一举动，内中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较劲”。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花几十亿美元援助扶植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后悔不迭。早在1948年美国国务院就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美国随后确定了“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2月份，这一政策即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执行，美国政界称之为摆脱蒋政权的“脱身”政策。美国政府也批准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高层接近的计划，于是司徒雷登莅蒋政权垮台前就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由于同中共没有官方的联系，司徒雷登决定首先从中国入城部队打开突破口。解放军解放南京的第二天，当华东野战军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行进到山西路时，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鸿毅还没分出究竟，就被请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沈鸿毅想，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与外国人联络的使命，于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开车的美国人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来，悻悻离去。
  　　早在林彪的部队进入沈阳时，毛泽东就得到前线部队的汇报：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人员大多没有撤走。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美国可能改变反对中共的政策。
  　　5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文，强调：“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毛泽东为各地入城部队制订了保护外侨、处理外交事宜等的12条纪律，显示了对美友好的外交思想。
  　　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直到50年后，黄华在接受采访时才一语道破了天机一周恩来在其南下时便有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司徒雷登对黄华很熟悉，司徒雷登从1919年到1946年间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黄华正是他的学生。
  　　5月5日下午，黄华突然接到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一个电话。几句寒暄之后，傅泾波问；“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呀？”“明天上午吧。”黄华答道。次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谈话中，傅首先替司徒雷登申辩说：“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乃铸成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谈话中，傅泾波“不经意间”对黄华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这次国民党撤退前，国民党方面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这点已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直到谈话的最后，傅泾波才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啊。”
  　　是否面见司徒雷登，黄华致电北平请示。毛泽东回电表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毛泽东还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黄华在几天后以拜访他的老校长为名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进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谈话。在这次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交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6月初，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与此同时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司徒雷登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向黄华表示自己愿意北上借访问燕京大学之际，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
  　　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司徒雷登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请民主派人士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
  　　抱憾终生
  　　不料，就在司徒雷登感到建交有望的时候，美国政界两派正激烈争斗，最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到了7月2日，司徒雷登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随后，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述职。终于，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这样，一次历史上难得的“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司徒雷登登机向中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垒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着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司徒雷登后来批判说，美国在整个中国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本质上是失败主义。杜鲁门政府从来就没有过一个首尾一致的对华政策。美国采取的杂乱无章和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民党的政权，而他本人，则成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有历史学家曾分析道：假如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则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即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美和解提前22年，或者像《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认为的那样，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然而，历史终究不存在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