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百年黄房子的“记忆重构”

几十年淹没在一片破败中的“黄房子”终将重见天日。

百年黄房子

在中俄历史上，刘泽荣都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十月革命前后3次见到列宁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他曾带着中国议员，在被白俄控制的哈尔滨公议会上集体绝尘而去；也曾在建国后担任外交顾问，并编写出新中国第一本《俄汉大字典》。

这位传奇人物落脚的地方，在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联发街64号的一幢俄式“黄房子”里。这片全市仅存的中东铁路百年民居屋群落中，一个个因铁路而写就的人生与一段段因铁路而缘起的传奇，也整整上演了百年。从早期殷富移民的独院式居住、中期的租赁式群居，到晚期的高密度杂居，百年老屋成为城市复杂历史变迁中的一个活样本。

发生在老屋里的喜怒哀乐，是一座城市里最真实的记忆。随着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的启动，几十年未见天日的68幢“黄房子”从一片灰土中被剥离开来，等待人们的重新触碰———这既是一次百年老街区的内涵重建，也是一份寻找城市记忆的纪念。

“神秘”的纪录片

一部名为《中东铁路》的历史文化大型纪录片，拍摄过程似乎充满各种“神秘”。对历史追溯的继续进行，正是一个还原“黄房子”内涵的历程。

今年6月在哈尔滨开机的历史文化大型纪录片《中东铁路》，拍摄过程似乎充满各种“神秘”。有内部人士透露，CCTV-9的摄制组工作人员尚在哈尔滨，只是回避接受采访，并拒绝了众多哈尔滨影视爱好者的热情“探班”。

这部全面反映中东铁路历史文化的纪录片共6集，每集50分钟。目前，纪录片已经完成了情景再现的全部拍摄。南岗区联发街附近的“黄房子”是纪录片最为关键的场景之一。拍摄结束数月后，这里拉满了“哈尔滨·1898-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改造项目”的醒目条幅。房屋征收工作开始后，很多原住民迅速办了手续，却久久伫立在老屋前，面对斑驳的门牌凝视良久。穿梭于老屋前前后后的，还有举着相机拍个不停的摄影爱好者。

在纪录片每一集的被访者中，哈尔滨最早研究犹太人的学者之一、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述笑的名字始终位列第一。作为该片的历史总顾问，李述笑认为，很多人对“黄房子”的历史重燃兴趣，对我们的城市来说非常有意义。“追溯历史的过程，也是对‘黄房子’意义的再认识。”

李述笑手中的资料这样显示：1898年6月9日是沙皇俄国修建中东铁路的技术人员下船的这一天。而早在19世纪中期，黑龙江将军衙门就记录有“哈尔滨”这个地名。

关于南岗一带建筑的建成时间有许多说法。李述笑提供的资料显示，哈尔滨的现代城市规划审批在1899年末正式通过，南岗的建设也始于1899年末。这一带留存下来最早的俄式建筑是建于1900年的一幢二层小楼，现位于火车站斜对面、哈医大四院对面。“黄房子”作为当时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时所盖的民居房，最早的房屋建于1904年。

另外，俄国人开工修筑的中东铁路将管理机构设在秦家岗地区(现哈尔滨市南岗区)的时间是在1903年；当时拟建地区的名字叫作“新市街”。在李述笑看来，“哈尔滨直至上世纪20年代才逐渐形成了‘哈尔滨范儿’，即中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城市文化特质。”

仅存的百年铁路民居样本

这里曾住着俄国铁路建设的“高层”，也住过国外设计师与艺术家；曾住过公报总编辑与革命者，也住过李少庚、蔡运升等大汉奸。

在这片仅存的百年铁路民居建筑群里，比原汁原味的俄式建筑更深刻的，是不可复制的历史氛围与人文价值。

“这一片的老房子和大院儿都是我们家的。”搬离老屋后，石福春坐在寄居的大房子里，床头摆放的老照片中，有一幢爬满牵牛花的黄色老宅。只有看到老照片的一刻，始终难以落地的心才放回某个安稳的角落，石福春恍若重新回到“黄房子”的主人，像极了58年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喜得大房子的父亲。

被四周小土房严实包裹的老宅里，隐约可见当年正宗俄式房屋典型的土黄色。一院两户的独立式房屋，每户门前自带门斗、大门和小栅栏，这里的房屋普遍采用砖木结构，墙体足有两砖半之厚，双坡式屋顶与天棚之间放有锯末，防寒防暑，冬暖夏凉。石福春清晰记得，儿时和小伙伴一同玩耍，大家的房子里都有壁炉、厨房、阳台、花窖和菜窖，还有踩上去发出“笃笃笃”发出闷响的红色木地板。在当时几乎所有哈尔滨人看来，“黄房子”是绝对货真价实的。直至现在，在这片“黄房子”大量聚集的民居屋群落中，包括现用于南岗区展览馆的联发街1号老房，绝大多数老宅里依然保有“原装”的“二五线”窗框、刻有俄式花纹的大铁拉环木门与屋檐。只不过，夜半时分，还能清晰感觉到地板下“吱吱”怪叫、来回奔跑的老鼠。

公司街53-6号，石福春生于斯长于斯整整55年。老宅里曾住过石家5代人，4代人曾同期居住在一起。家族中包括石福春在内的5个孩子就诞生在这幢老宅。1980年，从生产建设兵团回来后，石福春工作没几年便接了父亲的班，在铁路部门工作。当年中东铁路的俄式民居，之后依然住着“铁路上的人”。

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花园街“黄房子”与哈尔滨其他棚户区的本质不同。

“当时这里就相当于现在的高档别墅区和富人区，绝大多数住户是当官的。这里位于市中心，交通购物都十分方便……我家的老宅虽然不大，但住得舒服。窗外到处是大树和丁香花，白天在院子里玩，饿了随手摘一把臭李子；晚上就躺在竹椅上赏花看月亮……听说我家那幢房子以前住的是俄国铁路技术人员，都是‘高层’……”讲起这些，原本面对记者有些拘谨的石福春，神色开始骄傲起来。

依照李述笑提供的哈尔滨历史文献，当年“黄房子”的修建场景是这样的：房屋当初是用于中东铁路修建时的俄国铁路人员民居，因此房屋都是俄国人设计的；房屋采用的钢材和水泥是俄国的；石头运自老少沟(中东铁路沿线的一站)；砖最初由当地人烧制，后来取自中东铁路砖厂(现顾乡砖厂)；其他建筑材料都是中国产；1000多名建筑工人当初都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瓦匠、木匠和石匠。

三十六棚等一大批铁路民居相继消失。在中央大街、靖宇街等哈尔滨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范畴里，“黄房子”是现存的唯一一片成规模的、拥有百年历史的中东铁路特色民居建筑群。在李述笑看来，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留存下来原汁原味的老房子，还有原汁原味的外来文化融合印记。

早期居住在这片住宅区的，是中东铁路的俄国管理“高层”，包括铁路局副局长、理事会成员，还有工务段和机务段的领导。这里也聚集了中俄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中，著名建筑设计师C.A。维萨恩就住在现北京街与联发街的交角处。他是马迭尔旅馆的设计师。

有趣的是，这里同样前后聚集过很多中国近现代史的正面与反面人物。“黄房子”里曾住过当时公报的总编辑及张冲、彭真、高岗、林彪等革命者，也住过李少庚、蔡运升等上世纪20年代末的“知名”汉奸。

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刘泽荣，当时就住在联发街64号。他曾活跃在俄国，是十月革命前后3次见到列宁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当时，中国人若想见列宁，都要由他从中帮助联系。他曾任中东铁路理事，并任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当时公议会大部分是俄国人，一个中国城市的会议，开会却要使用俄语，所有中国议员常常一脸茫然、一言不发言地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心怀民族气节的刘泽荣说：“这是中国的土地，我们要求使用中国的语言！”提议被否决后，刘泽荣毫不犹豫地起身，带领其他中国议员绝尘而去。在哈尔滨市政权的收回过程中，刘泽荣做出过不懈斗争与努力。建国后，他担任我国外交顾问，并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俄汉大字典》。除了这些政治人物，很多文艺界传奇人物也从“黄房子”起家，包括对我国早期爵士乐具有影响力、上世纪30年代成为上海百乐门当家表演乐队的灵魂人物、苏联人民演员隆德斯特列姆。

没落的“贵族”

早期的殷富移民的独院式居住、中期的租赁居住，以及晚期的高密度杂居——“黄房子”同样经历了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等所有历史文化街区的生存轨迹。

石福春清晰记得，1976年的一个春天，他第一次在“黄房子”里听说了动迁的消息。彼时，仅不到20平米的住屋已难以容下不断添丁的家族。石福春第一次对住进楼房的新式生活有了憧憬。

上世纪50年代，“黄房子”的所有权交由哈尔滨的铁路部门。这也许是“黄房子”得以留存至今的一个关键，因为在石福春的记忆里，不断有提着工具的工人进进出出，对他们的老房子进行保养，每5年一小修、每10年一大修。1985年之前，老宅子还是保养得很好的。“如果按照这个修法，老宅子住到现在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石福春记忆中最为美好的一段生活，还包括那时只花一毛钱的公费医疗，以及一年一次的免火车票探亲等“高级待遇”。1985年之后，待遇没了，老宅也开始面临失修，衰败加速。事实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住进这片民宅区的人已越来越多。“大部分都是铁路职工及家属，很显然，房子肯定不够住了，后来就在我们的院子里见缝插针地盖起许多平房，但住这种房子的人，拿的房照跟我们不一样，属于白皮照，房子产权归铁路。”在石福春的印象里，这些拥挤的平房，从此彻底打破了这里原本平和、幽雅、充满贵族感的生活气质。他们往往一夜间就搭靠在“黄房子”身边“变”出一个棚子，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造出一团团“垃圾山”。

南岗区政协常委、侨联副主席陈超，自2008年下社区走访工作开始密切关注“黄房子”的生存现状。在大量走访与踏查中，他发现，“黄房子”的加速破败是从“文革”开始的。“那时候私建开始严重，‘黄房子’已经不同程度的破坏。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老铁路职工走了不少了，‘黄房子’租住给了附近的打工者。这些人不爱惜房子，那些老式的门窗坏掉后被仍掉，换上了铁门窗。大量的果树在这里绝迹。”

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黄房子”附近形成了著名的海城装饰大市场。大量来自南方的手工业者和小作坊仿佛一夜间涌入，装饰材料商店、废品收购站、食杂店在临街的“黄房子”里遍地“开花”。上世纪90年代起，这片民居区的卫生污染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整片昔日“富人区”里难以找到一条平整的路，只有冬天靠雪冻住，才勉强能够顺畅通行。

消防安全，像是埋在这里的一颗不定时炸弹。由于没有集中供热，冬季房屋的取暖全部靠烧火。破败的“黄房子”不再冬暖夏凉，因为太潮，被子能拧出水来。石福春的爱人得了糖尿病、风湿和皮肤病。电网像蜘蛛网一样交错暴露在连片的房屋上空，这里平均两年发生3次严重火警和6至7次普通火警。

作为一名老南岗人，昔日“黄房子”散发出的高贵曾深深吸引着陈超。现在，内心的美好演变成破败与落后的城中村，残忍地戳痛了老人的心。“哈尔滨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如此生动完整地保留‘俄味道’。”陈超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每晚都是被“黄房子”消失的噩梦惊醒的。

每年，“黄房子”外都会传来动迁的消息。石福春每次都兴冲冲地去复印房产证和户口，而美梦往往无果而终。“这里人太多了，他们可能一算计觉得太不划算，就再也没了消息。”石福春一家始终守在他们的老房子里。善良的这一大家人，面对那些闯进他们的生活，又“亲手毁掉”他们生活的外来务工者，并不烦躁，更没有什么怨恨。和其他哈尔滨市民一样，上世纪90年代，他们家安装了电话；2005年又为19岁的女儿买了电脑、安了宽带。安心生活在“黄房子”里的一家人，平日上班、上学，一到周末就到附近的商场逛街。除了住在平房里，优越的地段和特殊的生活经历，让这家人的生活态度与这座城市中的其他家庭无异。

保护的渐变式路径

历史建筑是不容复制的。如何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需要一个谨慎思路。

石福春一家，将祖辈厮守的“黄房子”保存得完好。交出房子那一天，石福春亲手摘下锈迹斑斑的门牌，将大门上的老锁揣进怀里。“如果说真能留下68幢俄式老房子，我希望我的老屋子可以给咱哈尔滨人留一个念想。”石福春说。

关于“黄房子”的保护，身为区政协委员的陈超数次作出提案：挖掘与开发“黄房子”的历史保护价值。如今，这份提案已经实现。第二份提案正在酝酿中。“我想，应该尽快恢复昔日原貌，包括旁道树和花草的种类，还要开辟出院落。”

2005年，由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北京新都市整体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哈尔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份关于《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文本中，对花园街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功能要求如下：“重点保护好风貌区的整体环境，恢复风貌区的居住形态，保护好近代优秀建筑，加强市政及其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适当调整用地功能，使传统风貌区能满足现代生活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新天地的商业运作成功，映射出现代城市发展中对旧时代的回顾和眷恋。对外国人是猎奇，对中国人更多的则是怀旧。然而，结合哈尔滨的实际情况，“黄房子”能否成功复制“新天地模式”，操作起来还需谨慎考虑。毕竟，哈尔滨尚没有庞大的白领人群和外国人，照搬新天地的方法恐怕未必行的通。

“希望可以重点保护好当年中东铁路的居住形态。”李述笑说，“但要想还原成北京王府井那样的程度，恐怕不太可能的。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来说，保护与商业开发本身存在一个矛盾。”去年开馆的联发街1号南岗区展览馆，是李述笑和另一位学者共同设计的。“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想以展览馆为中心，保护一整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文化氛围。但究竟如何保护与开发，始终是个问题。历史建筑是不容复制的，更不能复建。要保证它的原汁原味、修旧如旧。而光有房子还不行的，房子与文脉并存，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1986户居民正陆续搬离旧屋。住在南岗区大半辈子的石福春即将在道里区的爱建高层里开始另一种生活。“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家庭，要是没有这次搬迁，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住高楼的机会了。得赶紧搬进新家啊！搬进自己的房子，心就静了。”石福春响应政策，搬得很快。尽管在他心里，老屋是一生的记忆。

在李述笑看来，哈尔滨的城市灵魂就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特质。或许，石福春的心，早已给了那幢“黄房子”，如同哈尔滨的灵魂，也在那片走过百年的“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