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投诉电话:试论镜钮的演变过程与镜体几何形状的制约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22:46:17

试论镜钮的演变过程与镜体几何形状的制约关系

董亚巍 (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

 摘要:

    古代铜镜背纹中心的钮各式各样,而三弦钮在铜镜上的应用从春秋(公元前770年)至西汉(公元前206年)初之间经历了560年之久没有变化,其主要原因是直接受到镜背纹饰艺术创作水平的制约。

    金属液在浇注工序完成以后,收缩、补缩及凝固阶段都是由外向内按秩序进行,原则上按照薄处先、厚处后、外围先、中间后的自然规律进行,设计镜体的几何形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西汉开始在镜背上出现了比较小的半圆钮是因为西汉镜背上出现了加厚的几何造型,东汉镜背半圆钮体积的逐渐增大是因为东汉镜背纹中出现了浮雕,隋代大钮薄镜体的铸造成功是因为隋镜在镜钮与镜缘之间增加了三角形凸棱,唐镜为保持大钮而增高了浮雕、凸棱与镜缘。

    自春秋的三弦钮至唐代的各种兽钮的大小,无不受到镜背纹饰的制约,而各种纹饰的设置,又都是遵循了铜液在浇注后的收缩、补缩及凝固的自然法则,这一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键词;        镜钮      铜液收缩     补缩

   中国青铜镜起源于齐家文化期①,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从出土的三件该时期的铜镜形制来看,应属于我国铜镜的起始阶段。从图一至图四可以看出,春秋以前铜镜的铸制技术虽经历了千余年,但并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然而进入战国以后,铜镜的铸制技术却得到空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有文明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各种旧的制度土崩瓦解,诸子百家诞生;新的政治思潮、学术流派都源于这个时代,出现了百家争呜的政治局面;推动了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的空前发展,铜镜铸制技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大踏步的前进。从图五至图七中可以看出,战国镜的背面纹饰一改商代、西周以前铜镜那种背纹杂乱无章、毫无艺术可言的局面,而是形成了有战国时代特色的纹饰图案。从艺术上讲,已完全从原始状态下脱胎换骨出来;从技术上讲,铜镜合金有了成份配比规范,熔炼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文主要论述的是镜钮在历代铜镜制造技术中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以及镜钮对历代铜镜几何形状的制约关系。

从全国各大馆藏的战国镜上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不论战国镜大小,不论其背纹千变万化,背纹中心的钮全是三弦钮。虽然两湖地区多出战国镜,北方的燕国也铸造过大量的战国镜。(河北易县曾出土一批战国四山镜范)各诸侯国文化的发展不尽相同,各地出土战国镜的背面纹饰也不相同,但南北方各诸侯国的铸镜师都在战国镜背上采用了三弦钮。这是为什么呢?从战国镜的剖面几何形状来看,除三弦钮以外的任何一种几何形状的钮都不能适用于战国这种几何形状的铜镜。从国内外的一些科研单位对数千枚中国古代青铜镜作的化学成份分析表明,战国至晚唐,我国古代铜镜的合金普遍采用了高锡青铜,含锡量平均在23%左右,其金相组织为α固溶体、(α+δ)共析体及铅相组成,②凝固阶段的体收缩率大约为2·5%,浇注工序完成后的铜液结晶是以树枝状晶方式顺着陶范壁向镜体中心很快生长;用通俗的话讲,任何一种金属液在浇注工序完成以后,收缩、补缩、凝固阶段一般都是由外向内按秩序进行,原则上按薄处先凝固,厚处后凝固,外围先凝固,中心后凝固的自然法则,金属液收缩、凝固的这一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在一个铸件上需要达到某一部位先凝固,其它部位后凝固的目的,就必根据金属液的这一自然法则来调整铸件的剖面几何形状。

战国镜的剖面几何形状普遍采用了较高的外缘,中间的平面线雕部份都比较浅,花纹起浮很小,从剖面看基本属于平板,要适应这种凝固秩序,只能用三弦钮了(图八)。从各地出土的镜范可以看出,古人铸镜时一直采用立式浇铸工艺。高锡青铜合金在高温状态下氧化速度极快,铜液表面凡与空气接触的部分随时都在不停地氧化,所以,要求在浇注的过程中铜液进入范腔后不能有翻溅现象,不能有丝毫铜液瞬间离开整体铜液的现象发生。否则,将在铜镜的基体中存在一些黑色氧化物,造成铜镜磨光以后镜面出现一些黑色杂质,影响质量;如果按现代常规砂型平式浇注,就很容易产生上述铸造缺陷。                                  

    铜镜的质量要求远远大于古代其它青铜器,镜面需磨光照人,要求镜面不能有气孔、夹渣,甚至连显微缩松都不能出现在镜面上。所以,古人用立式浇注工艺就避免了上述铸造缺陷。立浇时,铜液顺着水口从底部进入范腔后水平上升,直至充满范腔,这样的浇注过程铜液上升很平稳,不会发生翻溅现象,有秩序地进行收缩、凝固。一般中、小形铜镜如直径在14cm左右的铜镜连镜体带浇、冒口重量大约为1·5kg左右,当铜水充满范腔时,至少有1kg的压力压在以镜钮为中心的以下部位,这一部位在凝固期内得到了充分补缩;镜钮以上的补缩需求则由冒口来完成,使整个浇注、收缩、补缩、凝固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三弦钮在镜体中是最薄处,体积最小,铜液充满范腔时,由于铜液与范腔之间的温差很大,三弦钮理所当然最先进行收缩、凝固;镜面比钮厚,凝固时间自然晚于钮。当钮收缩时,镜体可以起到补缩功能,镜体外缘上方的冒口是最厚的部位,凝固期最晚,可以起到给镜体充分补缩的功能。正是这种合理的工艺安排,才使得大量的战国镜被顺利地制造了出来。图九是河北易县出土的战国四山镜范,它完整的体现了战国时代先民们设计的浇铸、收缩、补缩、凝固秩序,这种工艺安排又被汉代所继承。(图十)

三弦钮在铜镜上的应用从春秋一直沿用至西汉初,这之间经历了560年之久而没有变化,其原因是直接受到镜背纹饰艺术创作水平的限制。如果在战国镜上设置汉代的半圆钮,钮座上将会出现缩孔,同时,镜面正中心还会出现缩松现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铜镜是古人的生活日用品,受各朝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影 响,秦代战争频繁,民不聊生,铜镜铸造业在这个时代里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以致今天能够确认为秦镜者全国不足五件。汉高祖统一天下后,随着与民生息政策的实施,奖励生育,鼓励农桑,天下逐渐富强起来。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以后,作为人们生活日用品的铜镜也逐渐得到了普及而进入寻常百姓家,其铸制技术水平在战

                           国镜的基础上开始变化。

西汉铜镜结束了战国镜背上那种千篇一律的三弦钮,首先在日光连弧纹镜和昭明连弧纹镜背上出现了比较小的半圆钮。(图十一至图十二)从这两种铜镜的剖面可以看出,除镜缘加厚加宽了许多外,圆钮座与镜缘之间又增加了一圈高浮起来的内向连孤纹;这样的剖面几何形状完全可以满足铜液收缩、补缩、凝固的正常秩序,铸制出的半圆钮铜镜不                                                       会在凝固期因收缩安排不合理而造成钮部产生以晶间缩松为特征的铸造缺陷。(图十三)至此,西汉的铸镜师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镜背增加浮雕纹饰可以在铜液收缩凝固时起到补缩作用。于是,汉代开始了各种浮雕纹饰在铜镜背纹上的应用,同时,镜钮也随着镜缘的加宽与加厚,浮雕的增多与增高而同时增大。    

从剖面看同样直径的铜镜,半圆钮的体积致少大于三弦钮体积的二十至三十倍。汉代镜半圆钮体积的增大,铸造后收缩凝固时就得有相应的铜液来补缩,如果镜体的几何形状还处于战国平板式的镜体就不具备给镜钮进行补缩的功能;高浮起来的内向连弧纹正好可以给半圆钮进行补缩,加宽加厚了的镜缘又可以给镜面补缩,最后由冒口给镜缘补缩,由此,达到了缩、补的平衡。

    需要强调提出的是从战国至明清所有铜镜钮中间都有孔,这个孔并不光具备系带子的功能,如果钮上不设孔,镜钮铜液的体积就增大了,增加了体积等于增加了热量,延迟了收缩凝固的时间,其收缩量将大于镜体对钮的补缩量,使得凝固后的镜背钮座上缩出孔洞来,正面中心出现一片缩松。设了钮孔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钮孔大都设在钮最下端紧靠花纹面处。这个孔占去了一部分铜液的体积,对钮来说,减少了体积等于减少了热量,同时也减少了铜的收缩量;缩短了收缩凝固时间,同时也减少了补缩的需求量,钮孔越大,补缩的需求量越小。所以,钮孔设置的大小、位置的高低,都与铜镜的铸造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汉代的铸镜师们清楚地认识了以上规律以后,汉镜的浮雕纹饰在不断地增高。(图十四)致东汉、三国、南北朝时期镜钮的体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例如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里藏有很多当地发掘出土的各种大钮镜如各种神兽镜、四叶八凤镜等,其镜钮都远大于西汉的一些线雕背纹的镜钮如四神规矩镜、草叶纹镜、位至三公镜等的镜钮;如六朝的神人鸟兽画像(图十五)直径二十厘米,半圆钮直径竟达四厘米之多。之所以能铸造出这么大钮的镜子而没有产生铸造缺陷,是由于此时镜背的浮雕远远高于西汉镜背上的纹饰,镜缘的剖面变成了加高的三角形,工艺设计上达到了缩、补平衡之功效。                                  

隋代铜镜的铸制技术在六朝镜的基础上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随着时代艺术发展的需求,隋镜淘汰了东汉至六朝镜三角形的外缘;为了达到缩、补平衡,同时又为了体现隋代艺术,隋镜背纹开始分出了内区与外区;在内外区之间增加了一圈剖面为高起、呈三角形的凸棱,这圈凸棱的位置较之东汉、三国、六朝的三角形镜缘更加接近镜钮。(图十六)隋镜中凸棱的出现与当时的艺木需求有关,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不断

渗透,中原对西方的交往日趋频繁。西方艺术与东方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溶合,汉代镜背中的鬼神形象在隋镜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活泼轻快的狻猊、(图十七)花鸟、十二支、以及佛教崇尚的宝相花等。浮雕

并不太高,但镜钮却并没有减小,镜面尺寸却普 遍大于汉镜;在镜钮               

与镜缘之间增加一圈高出镜背许多的三角形凸棱,着实给镜体的铸造 解决了缩、补问题。这圈凸棱弥补了镜背铜液收缩、凝固时的不足,使趋于平缓的隋镜得到了缩补平衡。隋镜这种将六朝镜的三角形外缘设置在离镜钮更近的地方,而外缘的缩、补需求直接从冒口得到的方法,从铸造角度来看,较之前朝镜的工艺更趋合理。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文化空前发达,唐朝对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远盛于前朝;各国派往唐朝的使节络译不绝,都城长安的街市上到处可见到成群的外国商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唐代的铸镜师们创造出象海兽葡萄镜(国十八)这样的高浮雕镜种是历史的必然。该镜的内外区浮雕都高出隋镜许多,致使唐代的铸镜师们除需要继续保持隋镜内外区之间的凸棱外,还必须增加镜缘的厚度与高度才能保证唐镜浇注后收缩、补缩、凝固时的缩、补平衡而那些菱花镜、(图十九)葵花镜(图二十)等镜背浮雕少没有高厚外缘设置凸棱又影响艺术效果的镜种,就只有用加厚镜面的办法来维持镜钮的缩、补平衡,所以,唐代的菱花镜、葵花镜、宝相花镜、万字镜、盘龙镜、以及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这些镜种都没有高厚的外缘,而这些镜种的镜体厚度都厚于隋镜和汉镜五倍左右。                

唐代以后,中国青铜镜的制造技术水平直线下降,不论镜背的艺术风格,还是铜镜的范铸技术都不及唐代之前了。宋代至明代,铜镜背纹的浮雕越来越简单,最后只剩下生产作坊的名号了,(图二十一)宋、元、明铜镜背面纹饰的减少,造成了镜钮同时缩小;如果在没有浮雕纹饰的镜背上设置汉、唐时代的镜钮,如同在战国镜上设置汉、唐镜钮一样,扰乱了铜液收缩、补缩的秩序,就会出现上述铸造缺陷。所以,镜钮的大小,与镜体纹饰的浮雕高度、以及镜缘的厚度是有直接的制约关系的。

纵观中国历代青铜镜的剖面几何形状,用上述观点不能进行解释的铜镜似乎还有两个镜种。一个是东汉晚期南北方同时流行的兽首镜,(图二十二)一个为六朝时代在湖北鄂州地区流行的柿蒂八凤镜,(图二十三)包括鄂州与日本都有出土的四叶八凤佛兽镜在内;因这几种镜的剖面几何形状完全一致,所以,当作一种几何形态的镜种来论述。这两种镜有很多共同点,镜背都没有浮雕,没有凸起的三角形凸棱,也没有加厚的边缘,阴刻的背面纹饰其深度都不足半毫米;而且背纹线条都很细,基体与战国镜一样属于平板。其中兽首镜的半圆钮稍小于柿蒂八凤镜的大平钮,两种镜的镜面全部为凸面,形成一个球体的切面。(图二十四)                    

    前文提到镜背纹饰的变化直接受到镜钮大小的制约,那么,东汉至六朝期间有些镜面的凸起也同样是受到了镜钮大小的制约;三弦钮因其体积特别小、剖面薄、安在平、薄的战国镜中心不致出问题,所以,铜镜不论大小,也不论战国镜、秦镜甚至西汉镜,凡三弦钮的铜镜,其正面必然是平直的,不会有凸起的镜面出现。原因很简单,因三弦钮的镜体在铸后收缩凝固时补缩的需求量微不足道,不容易造成铸造缺陷;制模时,平坦的模最容易作,制成铸坯后,平面镜又最容易加工,而且平面镜照人不变形,以致战国的平面镜能够流行近三百年之久。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镜背纹饰艺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西汉的日光连弧纹镜、昭明连弧纹镜以及一些内向连弧纹镜;西汉早期这些镜种的背纹明显没有比较高的艺术内函,只是一些简单机械的几何图纹而已;随着人们对艺术不断提高的需求,在这些简单纹饰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线雕。如四神规矩镜、草叶纹镜、四乳画纹带镜等,这些镜种的钮都是半圆钮,为了满足半圆钮在铸后收缩凝固时的补缩需求,加宽、加厚了的镜缘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因为这些镜种的镜背没有高起的浮雕,镜缘离镜钮太远;镜缘只能给镜面补缩,而镜钮却厚于镜面,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对镜体增加厚度,而镜钮处的厚度则一点也不能增加;既然钮处不能加厚,就只能在镜背花纹面以钮为中心往下沉,形成了镜背花纹面以钮为中心凹下去的实际效果,这样就解决了镜面与镜钮之间的缩补矛盾。                                                                 

    古人铸镜时用的是单合范,即一片镜背的花纹范与一片镜面的平板范。两个制范的模是分开的两个单独体,是分模制范,并非用一个象铜镜样的模。铜镜制模时只需作出镜背花纹一面包括镜钮、镜缘厚度的模具,各种花纹不一、大小各异的铜镜都只需作出各种背纹面的模就行了,至于作镜面的平面模,一个铜镜作坊只需作出一个尺寸较大一些的平板模具供公用,大、小镜的平面范都可在这一个模上完成。夯制花纹范时,面料要求很细,要求夯得很紧实,目的是要十分清析地复印出镜背微妙微俏的纹饰图案,镜面的平板范则无此要求;一者镜面本来就得刮磨加工,③二者要求陶范要有足够的透气性,所以,平面范的土料粒度相对粗一些。铸镜后开范取坯时花纹范除镜缘与钮孔的芯座有破损外其余部份一般还能保持大体完整,而平板范因其本身的范料粗造强度差,一般开范时都破碎了,这就是造成今天考古发掘遗址时只见到镜范的花纹面而见不到平面范的原因。       

    东汉至六朝期间的一些现在看来是凸面的铜镜,镜背大多数是大钮,没有宽厚的外缘,也没有三角形凸棱;特别是兽首镜与柿蒂八凤镜,镜背除大钮外别无他物。象这种几何形状的镜子再高明的铸镜师也难以保证质量。如果把镜面铸成平面,而镜背以钮为中心凹下去,镜背钮座处就成为整个镜体的最薄处了,浇注后的收缩、补缩就没有问题存在了,完全达到了充分给镜钮补缩的条件,铸件才不会出问题。                                                                             

    1997年5月4日,笔者曾陪同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铜范铸专家李京华两位先生一起在鄂州市博物馆对东汉、三国至六朝的几百枚铜镜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用眼睛就可以看到一些神兽镜的镜面中心有手指甲盖大小的缩松,这些镜的镜面凸起都并不十分明显;而那些具有大钮、镜面凸起十分明显的镜如四叶八凤镜却并无缩松现象存在,用30倍的放大镜观察,也未发现铸造缺陷,根据高锡青铜液收缩时的自然规律来判断,古人是不可能达到直接铸造成大钮、凸面、薄镜体的铸件而不出问题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古人在铸造凸面镜时,铜镜的毛坯并非现在见到的凸面镜,而是先铸成了镜心薄、外缘厚、以钮为中心凹下去的平面镜坯,然后再刮磨加工成为凸面镜的。如果不加工成凸面,高锡青铜镜的应力太大,很容易破碎,且重量也太大,不便使用;将边缘磨薄以后,既释放了相当一部份应力,又减轻了重量,便于使用。只是凸面镜照人变形严重;虽可以把完整的人脸容纳于镜中,但并不如平面镜照人真实。所以,古代铜镜中还是以平面镜占大多数。由此看来,古人在东汉至六朝期间为求大钮而迫使镜面凸起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

   

本文曾于1998年10月16日在合肥召开的全国第五届科学技术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注释: ①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12月。

      ②孙淑云、N.F.Kennon《中国古代铜镜显微组织的研究》〈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二集第62页结论条·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增刊。

③何堂坤《关于透光镜机理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2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