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外拓是什么意思: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09

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09

历史百家争鸣

中国和日本三大文化差异 导致北洋海军的覆灭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02.html' ); 阅读原文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中华帝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但是，当一支拥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后，人们开始长久地反思。除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政治腐败等诸多原因外，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能不说是晚清北洋海军覆灭的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军事发展产生复杂与极其微妙的影响。 文化上的差异是深层次的差异。从文化的视角看晚清北洋海军的失败，似乎更能解释那些常被人忽略的深层内涵，给人以新的昭示。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北洋政府在...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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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9 09:24:30 |extendActions("0","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中国和日本三大文化差异 导致北洋海军的覆灭", summary :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中华帝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但是，当一支拥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后，人们开始长久地反思。除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政治腐败等诸多原因外，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能不说是晚清北洋海军覆灭的重要原因。\x0a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军事发展产生复杂与极其微妙的影响。\x0a 文化上的差异是深层次的差异。从文化的视角看晚清北洋海军的失败，似乎更能解释那些常被人忽略的深层内涵，给人以新的昭示。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北洋政府在...",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02.html"});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中华帝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但是，当一支拥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后，人们开始长久地反思。除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政治腐败等诸多原因外，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能不说是晚清北洋海军覆灭的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军事发展产生复杂与极其微妙的影响。

文化上的差异是深层次的差异。从文化的视角看晚清北洋海军的失败，似乎更能解释那些常被人忽略的深层内涵，给人以新的昭示。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北洋政府在海军建设上所花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比日本多，而结果却是“中不如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其原因有人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有人归咎于海军发展战略错误，有人归咎于海军管理水平低下。这些说法都自有道理，但探究其深层原因，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导致上述诸多问题出现的核心因素，是文化上的落后或缺失导致观念淡薄、思路陈旧、管理弱化、体制积弊、权益丧失，而这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的根本症结。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一般应包含三个层面：即实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就通过文化形态的三个方面，来探究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失败的具体原因和深层次原因。

一、物质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翻开世界近代海军史，比较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海军建设，应该说清海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投资多。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费用，仅舰船的构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费用，清政府以海军海防建设名义所征的费用约7000万两白银。甲午战前20年间，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白银约60000万两，平均约占其年财政收入的3.5％左右。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投入。而日本当时并不强大，实际筹集的海军经费并不很多。据统计，从1868年~1894年，日本政府向海军的投入约为9480万日元，比清政府的投入少。二是规模大。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海军总共拥有78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8万余吨。而日本海军共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武装商船4艘，总排水量59898吨。显然，清海军的规模要大于日本海军。此外，在基地设施、官兵训练时间等方面，清海军都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这种明显的优势在战前和战斗过程中展现的却是一种低效能。首先，清海军战前虽有舰艇上百艘，但并未占据兵力兵器优势。实际上，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清海军军舰仅有25艘，鱼雷艇只有13艘，排水量只有4.4万余吨。清海军的其他军舰为什么没有参加战斗？这一问题令人深思。而日本海军有26艘军舰，24艘鱼雷艇参战，在参战的舰艇总数和总排水量上却优于清海军。其次，清海军虽然投资多，但其装备却并不比日本海军先进。相反，日本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均超出了中国。第三，清海军虽有设施齐全的基地，可是到战时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军舰船，反而资敌害己，受制于敌。第四，清海军虽然有较长的训练时间，但却将帅不和，官兵矛盾大，部队纪律不严，而且缺乏战术应变能力，火炮命中率低。造成以上诸多劣势的原因，表面上是在军事上，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在文化上。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制定了落后消极的海防战略；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运用了落后的装备和技术，所以，舰船的数量虽优于日本，但质量却劣于日本，在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政府和军队腐败落后、能力低下，以至于军队外强中干、战斗力不强。

二、制度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军事制度文化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不是追求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使军队如何俯首听命和效忠皇上。晚清时期，这一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仍然是当时盛行的主流文化。“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先进装备比较积极，但却是只引“装”不引“制”，使军事改革基本上限定在军事技术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还停留在“器物”改革的层面上。对于国家和军队的安全体制，却因触及到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思想，甚至关系到上层封建官吏的切身利益而无法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海军的情况而论，由于清政府缺乏对高层军事领导体制的彻底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的问题始终未能得以理顺，致使海军建设分散、规划短视且弊端丛生，顽疾长期存在，海军的内耗、低效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这种体制，使“山头”军、“家”字号军各自为政，从而导致军队的领导体制不顺，指挥不灵，海军舰队之间，陆军、海军之间均未形成密切协同的作战体系，单打独斗，最终被敌军各个击破。

面对海军建设存在的各种问题，清政府于1885年设立总理海军衙门，试图对之有所改动。但在不得触动“中体”这个根本前提下，总理海军衙门不但不能使海军建设走上正轨，相反，它本身也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衙门，参与对近代海军的腐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之“体”不变，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观念不变，近代海军的发展终究走向失败。这一推理和结论，在甲午海战中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而反观日本，他们在海军建设中，不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对西方近代海军的先进制度、组织管理方式都较早地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如明治政府对海军人才的严格正规教育制度、对海军经费的预算制度，都是从西方学习来的。明治政府为了对海军实施有效的管理，特别注重调整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从1868年明治元年到甲午战争时的27年间，日本海军领导管理机构做过23次大变动，其体制不断得到完善。此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很快便领悟到了西方军事法规的价值，并积极认真地加以学习借鉴。因此，在明治军事改革中，健全法制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从1868年~1895年，共计颁布实施了100多项法规，几乎每年都有数项新的军事法规生效，或者有数项修订后的法规颁行。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这就使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从法规上得到了保障。日军能在军费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装备的统一标准化，能在人口总数少的情况下使大量的义务兵应征入伍，日军士兵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一种精忠勇猛的精神，皆源于这些法规制度文化。

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昭示我们：清军和日军同样装备洋枪洋炮，可是中国人却惨败在日本人手下，其原因之一就是两军制度文化的差异使然。

三、精神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甲午海战的失败，表面上看是一次战争的失败，但从深层原因来看，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短板和缺陷。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和显著特点是和平主义、消极防御的传统文化心理。翻开明、清两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前期的海上武装力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明朝后期实行“重防其入”的消极海防观念。清王朝前期，实行禁海和“重防其出”的海防战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舰船技术水平的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期，清军的舰船技术性能和武器装备与英军相比，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几乎没有任何抗衡能力，致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完全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其海军基地开始组建北洋海军，重修环渤海地区的大沽、旅大、威海等三角形的要塞炮台体系。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在“避战保船”的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不敢主动寻机歼敌，且指挥混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在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完全丧失后，以炮台式要塞为主体的海岸防御完全置于敌海上火力的打击之下，陷入了孤立状态，最终以海岸炮台的全部失陷，海岸防御体系的崩溃，并最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

再从两个朝代的军事战略文化观来看，明王朝北方长城防线的机动作战力量不足，特别是骑兵机动作战力量的严重缺口，导致北方长城防线多次出现溃口，这种长线式防御作战已经挡不住机动式的重点式进攻了，宣告这种“消极防御”思想的失败。清王朝前期海防水师与欧洲海上力量本身就有实力差距，还把传统的筑城防御思想由北方移到了东南沿海的岸边，尽管组建了相当实力的北洋水师，但其作战思想不是夺控制海权，而是控守自己的港口和海岸，结果在晚清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由于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缺口，所以最终难逃海岸防线的崩溃和战争失败的厄运。

明、清这两个封建王朝，由于消极防御而带来的大溃败，特别是晚清海上防御的屡屡失败，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我们农耕民族长期奉行“陆主海从”、“消极防御”军事文化观念和战略，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我们国家海洋战略的缺位，使我们海上权益受累，长期未能走出这来自海上屈辱的阴影，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

文化是一个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必须先有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要想有强大的海防，必须有先进的海防文化支撑，这是我们回顾晚清海防历史、思考北洋海军失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刘保铭 高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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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北洋时期中国军阀不用害怕洋人？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200.html' ); 阅读原文

文章摘自《历史的空白处》 作者：张鸣 出版：珠海出版社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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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9 09:23:22 |extendActions("1","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为何北洋时期中国军阀不用害怕洋人？", summary : "文章摘自《历史的空白处》 作者：张鸣 出版：珠海出版社\x0a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orgUrl : "http://www.hxory.net/1200.html"});

文章摘自《历史的空白处》 作者：张鸣 出版：珠海出版社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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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曾接受招安 进京拜爵？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98.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作者：向飞，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部《水浒传》，把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推向社会，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他们是否在水泊梁山安营扎... 全文↓

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曾接受招安 进京拜爵？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98.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9 09:22:58 |extendActions("2","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曾接受招安 进京拜爵？", summary : "本文摘自：《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作者：向飞，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x0a 一部《水浒传》，把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推向社会，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他们是否在水泊梁山安营扎...",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98.html"});

本文摘自：《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作者：向飞，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部《水浒传》，把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推向社会，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他们是否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他们的真实结局到底如何？不只备受学者们的关注，而且是广大社会群众茶余饭后极有兴趣的话题。

水泊梁山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959），“复汴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可见，那时的梁山泊不过是连通青、郓漕运的一片水域，并不以汪洋浩瀚著称。

大约在后晋开运和北宋天禧、熙宁年间，黄河先后三次大决口，滔滔的河水倾泻到汴、曹、单、濮、郓、澶、齐、徐等州，淹没的田野与零散的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水域达八百里的大湖，统称为梁山泊。

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岸边有垂杨绿柳，湖上有鸥鹭翔集，荷花满望，渔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途经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之一）中写道：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

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不过，梁山泊的广阔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邵博《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

别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苏辙在另一首《梁山泊》诗中自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可见，北宋的改革家们确实在怎样利用梁山泊的问题上做过文章。

徽宗政和年间，朝廷成立了一个掌管公田的机构，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为名，把民间地契不全的、地契与实地方位或面积有异的，以及当权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为公田。然后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当然，梁山泊也在劫难逃。

《宋史·杨戬传》载：“梁山泺（泊）……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杨戬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根据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自此之后，水泊梁山开始不得安宁。

梁山泊本来就港汊交错，芦苇纵横，湖中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遂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抢劫过往客商营生。后来，人数愈聚愈多，实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与官府对抗的武装势力。宋江起义军大约就是其中的一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广济河是京东通往汴京的重要漕道，梁山泊扼守着广济河中段，距京城仅百公里，对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威胁可想而知。所以，朝廷不得不时时议论是剿是抚的问题。

宋江在梁山泊聚义了吗？

从北宋神宗后期起，梁山泊就有了盗匪的记载。《宋史·许几传》载：许几知郓州时，“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宋史·任谅传》也载：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时，“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以上所记，大约是一批打扮成渔民的小股匪盗，或者本身就是当地的贫苦渔民，渔而兼匪，根本就不是宋江。

有关宋江的记载在《宋史》中仅见三条。

其一是《徽宗本纪》记：“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

其二是《侯蒙传》记：“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其三是《张叔夜传》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根据这三条记载以及宋人留下的零星资料，学者们为宋江起义勾画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

大约在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渔民，在京东东路所管辖的黄河以北地区揭竿而起，攻州占县，杀富济贫，引起统治者的恐慌。徽宗赵佶诏令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提刑督捕。在官军的征剿中，宋江并没有像《水浒传》等文艺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在八百里的水泊梁山建立根据地，以与宋军抗衡，而是“横行齐魏”，马不停蹄地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先是攻打河朔、京东东路（今山东一带），后又转战于青、齐、濮州，一连攻陷十余郡城池。数万官军表面上在围追堵截，实则闻风色变，“莫敢撄其锋”，一时间声威大震，朝野震惊。

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徽宗采纳亳州知州侯蒙“招降”之策，并任侯蒙知东平府，以便办理招安事宜，但侯蒙没上任就一命呜呼，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宋徽宗又派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讨伐。宋江为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宣和三年初，起义军在攻打沂州的战斗中被知州蒋园击败。二月，起义军继续南下，攻打淮阳军，接着，占据楚州，进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境内。徽宗连忙下诏给刚刚以徽猷阁待制出任海州知州的张叔夜，令其设法招降宋江。

宋江和起义军副将吴加亮等人根据海州滨海的特点，决定先在海上建立一个流动根据地，于是直奔海滨，抢夺了大型船只十余艘，把掳获的财物都搬到船上，以便胜则可进，败则可逃。然而这一切，都被张叔夜所派的侦探窥视到了。张叔夜招募敢死队员一千余人，在近城设伏；然后，再派出小股士卒前往海滨诱战，同时又将精兵埋伏在海边。双方开战后，伏兵蜂拥而上，举火烧毁了宋江的船只。宋江虽率部勇猛拼杀，给敌人以重创，但见船只着火、退路已断，不免有些慌乱。这时，张叔夜又乘势发动全面进攻，俘虏了吴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围之下，痛感大势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宋江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大略是以今山东为中心，北至河北，西至河南北部和东部，南至江苏、安徽。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根据地，因此，他们属于“流寇”性质。

第二，从他们在海州“劫巨舟十余”的情节看，他们有水上生活和水上作战的经验，也可能以浩瀚的梁山泊为背景与宋军交锋过，但这不能作为他们“聚义梁山”的根据。

第三，在他们南北转战期间，肯定会多次经过梁山泊，洗劫梁山泊周边州县，但没有资料表明他们曾在梁山泊安营扎寨，聚义梁山。

宋江接受招安了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江被列为农民起义领袖，尽管《宋史》已记录在案，但许多人认为，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居然接受“招安”，当了投降派，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其一，北宋朝的记载全无宋江受招安之说，此说是南宋期内编造出来的。

其二，《宋史》是元朝人写的，其根据也就是南宋人的一些胡编乱造，不能以元朝人编写的《宋史》来作为宋江是否接受招安的根据。

其三，续写《水浒》的俞万春在《荡寇志·自序》中也十分肯定地下结论，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只有被张叔夜擒拿一节。

其四，即使宋江为保存实力诈降，或者被迫投降，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招安，出生于北宋的洪迈在《夷坚志·蔡侍郎》条载，蔡居厚“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考蔡居厚卸任郓州的时间是政和八年（1118），早于宋江起义两年（按：《夷坚志》所记杀降为宣和六年（1124），迟于宋江受降三年）。但不管怎样，朝廷的态度是斩草除根，容不得他们死灰复燃。而宋江有此前车之鉴，也不会重蹈覆辙。

但是，这些看似有理的说法遭到了严重的狙击，在1981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美籍学者马泰来披露了李若水《忠愍集》中的《捕盗偶成》一诗，为宋江接受招安找到了确切的根据。其诗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这首诗所写的宋江招安后入城的场景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一、考李若水早年在太学读书，政和八年敕赐同上舍出身。宣和四年（1122）任元城（今大名）尉，此诗言“去年”、“今年”，又自称“小臣无路扪高天”，可见，这首诗写在宣和四年或五年，他正在元城尉任上。因为在此之前，他并无官职。

宋江等人入京拜爵大略是“去年”，即宣和三年，当时他尚在京城候选，应该也在围观者之列，所以，他能把宋江三十六人骑马入城，“狞卒肥骖”，气宇轩昂，叫“骈观”的士女“骇愕”不已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当时李若水刚入仕途，正值忠直为国之时，又是写自己的经历，胡说八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他不是刻意为文的写作者，也绝不愿意为宋江立传。这首诗写作的起因是因为“今年”又有一个叫“杨江”的在河北起事，“战阵规绳”都同宋江一样，而老百姓又叫嚷着要朝廷招安，元城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当冀、鲁、豫三省要冲，此事与他职责有关，所以他才有感而发。

三、他写诗的主要目的是借题发挥，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反对招安；主张官职应当“与贤”，而不能“啗贼”；而消除盗贼的根本办法是“省科繇”以安民；等等。正因为他不是为写宋江而写了宋江，这个与宋江有关的场景才真实可信。

四、李若水最后的官职是吏部侍郎。靖康之难中同徽、钦二帝一道被俘，他见二帝备受羞辱，仗义执言，先怒斥敌酋，后骂敌不止，被敌酋金太子粘罕割舌、挖目、断手，最后壮烈殉难，年仅三十五岁。言以人重。这样的节烈之士，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同日拜爵，是当时颇为轰动的一桩大事。宋江肯定是很辉煌地接受招安了，至于招安之后的结局，李若水没有写到。

宋江“征方腊”了吗？

根据《宋史·侯蒙传》，招安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本来就是大宋王朝的既定方针。许多宋代史籍，也留下了宋江参与征讨方腊的记载，

如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奸邪录》载：“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兴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

他的《三朝北盟会编》又引《林泉野记》载：“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又如，南宋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贼金像等三十余洞。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姚平仲破贼石峡口。贼将吕师囊弃石城遁走，擒其伪太宰吕助等。”

又如，南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宣和三年四月……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而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贼数万据之。刘镇等率劲兵从间道掩击，夺门岭，斩贼六百余级……”

据此则知，宋江不只参加了征讨方腊，而且在最后的战斗中，直捣洞穴，擒获其将相，立下了大功。

但是，许多后世学者对这些记载提出了异议。

其一，清末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提出：“宋江降后，无使讨方腊事……擒方腊者韩世忠也。”《宋史·韩世忠传》载：“……世忠穷追至睦州青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后来，他的功被辛兴宗掠为己有，有别帅杨惟忠返京后直言其事，韩世忠升转承节郎。

其二，《宋史》中的征方腊主帅童贯所率将领中没有宋江。《童贯传》载：宣和三年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

其三、宋江接受招安是宣和三年二月，擒方腊是宣和三年四月，中间只有两个月时间。即使想让宋江参加征讨方腊，首先还得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往返需要时间；其次，为防止这支犯上作乱的队伍与方腊合流，还必须进行整编、掺沙子等一系列工作，这也需要时间；第三，从海州行军到江浙，也至少需要十日。即便如此，朝廷对这支刚刚降顺的队伍，一定还心存猜忌和防范，只可能列入预备队，不可能把他列入前锋和主力，参与直捣方腊巢穴的战斗。

其四，南宋王偁《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该资料标时、记事都清清楚楚，如果宋江二月接受招安，随后又参与征讨方腊，怎么五月又会被擒呢？

其五，问题还在于宋江在方腊之后被擒并非孤证，1939年在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华阳范圭书撰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可存）公墓志铭》载：“宣和初元，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升壑门宣赞舍人。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方腊就擒是宣和三年四月，“捕草寇宋江，不逾月”，应该就是五月了。与王偁《东都事略》所载，正好吻合。

可见，宋江无论接受招安与否，都不可能参与征讨方腊。

“两个宋江”说

但是，也有人对上述异议进行了反击。

一、招安宋江，用于征讨方腊，本在朝廷计划之列，在时间上无须周转，因此。二月招安，就可以赶上出征的童贯大军，参与四月追剿方腊的决战，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能的。

二、折可存其人，不见于任何史籍，他的墓志铭出自其女婿范圭之手，洪迈有云：“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容斋三笔》卷一）其中牵强附会的溢美之词，不应作为论史的依据。

三、那么，为什么出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呢？有人推论，宋江二月接受招安后，参与了四月讨平方腊的战斗，但也可能因为封赏不公，再次起事，然后，才有五月又被平定之说。这种推论，也算得合情合理。

问题是，有一道坎不能跳过，这道坎就是，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所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宋江又在攻打方腊的余部了。

南宋之于北宋，算不上改朝换代；南宋文人，大多是从汴京等地逃窜而来，对北宋旧事非常熟悉，怎么可能在记载上出现如此混乱：二月，宋江降；四月，宋江讨方腊；五月，宋江被擒；六月，宋江又征讨方腊余部，“破贼上苑洞”。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此宋江非彼宋江，两个宋江而已！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颇负盛名的东洋史学家，也是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巨匠。他在《宫崎市定说水浒》中提出，梁山泊的宋江和征方腊的宋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一开始便是盗贼，而朝廷大将宋江一开始便是官军”。因此，“五月就擒的宋江乃草寇宋江，而四月到六月平定方腊起义的却是大将宋江”。这样，在时间周转上就没有矛盾，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落实了。

但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也不一定。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仅缺乏，而且来源驳杂而又互相抵牾，大多数专家还是认为以存疑为妥。

宋江的结局到底如何？

海州城南有一座小山，遍山磊磊青石，像一只白虎蹲伏在那里，人们叫它白虎山。“虎峰夕照”，历来就是八景之一。白虎山北有座坟墓，人称“好汉茔”。海州人历代相传，宋江并没有投降，他同梁山好汉一起被张叔夜杀害，埋在这座坟墓里。当地还流传着一首诗：“白壁虎山阴，坟冢草木青。问是谁家墓？梁山好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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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在主犯已被处死十年后才罗织第一大狱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96.html' ); 阅读原文

文章摘自《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主编：王家声等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两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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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9 09:21:36 |extendActions("3","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朱元璋为何在主犯已被处死十年后才罗织第一大狱", summary : "文章摘自《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主编：王家声等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x0a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两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96.html"});

文章摘自《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主编：王家声等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两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杀黥布，囚樊哙，走卢绾，将汉初分封的异姓王赶尽杀绝——仅余偏处一隅的长沙王吴芮能够善终。这是汉代屠戮功臣的大概，不赘言；唯要说明一点，那就是被杀被逐诸人都有点冤。

将明与汉试作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杀规模，远迈汉代；二是朱元璋的杀人手段，远较刘邦高明。然而，规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为什么要杀人？杀人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非杀人不可？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屠杀功臣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才能从笼罩着杀气的“相斫书”中发现传统政治的真相。不能离事而言理，先简略介绍有关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来，朱元璋对宰相制度并无成见，乐以沿用。

但是，惟庸这个人或许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据《明史》本传，惟庸于官吏之“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也许有点过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统领，偶有过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错。让元璋恼火的，则是他隐瞒不利于己的报告，不让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贿赂，提拔私人，与此相较还算小过。惟庸终至乎惹上杀身之祸，则因他与仕途受挫的陆仲亨、费聚等人深相结纳，耸使李善长、陈宁、毛骧、李存义、林贤、涂节等文官武将，在国内组成反帝集团，对外则联络蒙古、日本，意图不轨；孰料明太祖“天纵英明”，洞烛其奸，乃先发制人，将“胡党”一网打尽。因牵及此案被杀者共计三万余人，其中，封侯者二十余人，五品以上大员不胜其数，为两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见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叙“胡惟庸案”。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刘基（伯温）暴毙于洪武八年，《明史》说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诛已在四年之后。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说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惟庸成为“独相”），至其被诛则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元璋不知惟庸是个“奸臣”，难以置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20年的时间才认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则，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那么，此处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10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才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莫非现实中的帝王将相，真跟戏台上的生旦净丑一样，唱的是“同一首歌”？

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作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括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余，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元璋无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并，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帝座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难道等这个人主动现身再对付他？然而一旦这个人明昭大号起而造反，元璋大半已经对付不了他。于是，为了不致出现被动局面，只好“有杀错，冇放过”，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但是，也不能对着功臣簿一通乱杀，要讲次序；讲次序，自然先杀“名列前茅”的。刘基与徐达，一文一武，功勋卓著，名次最前，杀之必不谬。只是，这两人根正苗红，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绝不可能找到理由杀他们。怎么办？借刀杀人。

且读《明史》。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刘基病，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元璋追究，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以威胁帝座，可以说，以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语，可说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荠，一拨割不干净。12年后，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回过头，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吾人或可从容作答。但是，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天命之谓性，无善无恶，不必也不能用后天的道德条例去评价。若仅作为读史者，仅作为戏院的观众，益智开心以外，似毋庸牵动别样的情绪。痛恨他，怜惜他，为之哭笑，为之赞詈，都只应了那句俗谚：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不疯不傻，老实做人，这才是吾人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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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如何解决违章建筑问题：皇帝缩小出行规模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94.html' ); 阅读原文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11月7日 作者：佚名 原题为《官民街道战》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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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9 09:20:53 |extendActions("4","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宋代如何解决违章建筑问题：皇帝缩小出行规模", summary :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11月7日 作者：佚名 原题为《官民街道战》\x0a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94.html"});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11月7日 作者：佚名 原题为《官民街道战》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大戏。总的来说，官府对街市的管理渐趋宽松。

禁街与侵街，是自唐朝以来官府与百姓在大都市争夺空间、反复博弈的重要内容。

唐朝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和顶峰。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办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区域，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等建筑区。外郭城的主干街道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最宽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宽155米；最窄的顺城街，约20米；与外郭城各城门相通的街道宽都在50米以上，将外郭城分隔成一百多个坊区和两个市区。坊有坊墙，市有市墙，出入各有坊门和市门。除官署、寺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外，坊内住宅一律不得临街开门，商业活动也必须在指定的市场进行。

每到晚上，鼓声响过后，城门、坊门、市门按规定都要关闭，全城实行宵禁，没有官府的特殊证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违者将受到拘捕和处罚。街道也不允许私搭乱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陈仪仗，沿途静街，禁止行人，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更不允许普通百姓居高临下观望。由于长安城比较大，有的居民从城外回家，进了城门后，晚鼓擂动，城门、坊门、市门都纷纷关闭，不敢违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桥下蜷缩一夜，待天明晨鼓擂响后，再上街返回家中。

这种封闭的管理体制，给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动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唐朝中叶，随着都城人口的膨胀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各种“侵街”之举。

有的居民违反不得临街开门的规定，住宅大门朝街开；有的居民凿墙破洞，将屋舍扩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军将占用原来警卫部队在街道执勤的房舍，并且大肆修造和扩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贩日益活跃，卖胡饼的、卖鲜鱼的，都出现了。更有甚者，晨鼓未响，坊门已经先开；晚鼓已擂，坊门、市门仍不关闭，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还有的居民，置禁令于不顾，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当时负责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员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台。有关官员曾经多次上书，反映情况，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达了多次拆迁令，强行拆除私搭乱建的房舍，对涉案官吏予以处罚，违法向街开启的门一律填塞。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难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现象更为严重。如扬州，地处水陆交通冲要，各地工商业者云集于此，侵街造舍极为普遍，以致街衢拥堵，难以行车。

在禁街与侵街的博弈中，北宋的开封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禁街的条令已经大为宽松。

《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东京（开封）的画卷，生动展示了从封闭的坊市演变为开放的街市后，帝都的繁华与勃勃生机。从画面上看，因临街不得开门的禁令已经废止，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场，街旁、桥上、巷内，都可以经商和交易。街鼓制度和宵禁制度也都被废除，夜市、早市接踵，商品品种丰富多样，尤其是食品种类繁多，少男少女沿着大街一路走一路吃，从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样，夜市才撤，早市又开。正如在北宋开封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街道的管理宽松后，侵街的现象也日益加剧。与唐朝长安的宽阔街道相比，北宋开封的街道狭促了许多。按规定，主要街道大约宽三十米，道路两旁还有排水沟和绿化树木。街道两边林立的店铺，因招徕顾客和商业经营的需求，常常将经营范围向道路中间“挺进”，加上市民、游人如织，道路的拥堵可想而知。皇帝出行，因不再禁街，从而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随行的上至侍从百司官属下至厮役都“杂行道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

“侵街”的日趋严重，给城市的管理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引起交通拥堵，给出行带来不便；二是临街店铺侵占街道，也侵占了排水沟、绿化带，造成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违章建筑多为木构材料，容易引发火灾，开封城多次大火，临街店铺往往一烧就连成片，损失惨重；四是侵街的违章建筑不易管理，人员混杂，导致治安案件增加。

面对着日益加剧的“侵街”现象，北宋朝廷采取了分别酌情的处理办法。首先是皇帝的出行仪仗队主动减少随行人员，缩小规模；其次谨慎对待违章建筑，关系到基本民生则不强行拆除；而对贵族、官吏、商人非法侵街的行为，或强行拆撤，或对商人因“侵街”而增加的商业利润征税。

城市在扩大，人口在增加，“侵街”屡禁不止。对城管和流动摊贩之间的博弈如何评价、如何协调，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目前面临的问题。

extendActions("4","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宋代如何解决违章建筑问题：皇帝缩小出行规模", summary :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11月7日 作者：佚名 原题为《官民街道战》\x0a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94.html"});

秦始皇的异母弟弟为何临阵叛变投降敌国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92.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秦始皇的秘密》，作者：李开元，出版社：中华书局 弟弟为什么叛变投敌？ 弟弟临阵倒戈关于秦始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就是他从出生以后，一直到二十二岁亲政掌权以前的事情，史书上几乎完全没有... 全文↓

秦始皇的异母弟弟为何临阵叛变投降敌国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92.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9 09:19:48 |extendActions("5","20111","390000000213208281051609168200","",{title : "秦始皇的异母弟弟为何临阵叛变投降敌国", summary : "本文摘自：《秦始皇的秘密》，作者：李开元，出版社：中华书局\x0a 弟弟为什么叛变投敌？\x0a 弟弟临阵倒戈关于秦始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就是他从出生以后，一直到二十二岁亲政掌权以前的事情，史书上几乎完全没有...",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92.html"});

本文摘自：《秦始皇的秘密》，作者：李开元，出版社：中华书局

弟弟为什么叛变投敌？

弟弟临阵倒戈关于秦始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就是他从出生以后，一直到二十二岁亲政掌权以前的事情，史书上几乎完全没有记载。正是因为如此，现有的各种秦始皇传记，近年来流行的各种讲座，无一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搜寻所能找到的所有史料，我们仅仅找到了有关秦始皇青少年时代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姬丹，一条是他少年时代的弟弟成，这些极为有限的友情和亲情，都折射出秦始皇人生中的片断影踪。

《史记·刺客列传》提到，秦始皇童年时代有一位朋友，叫做姬丹，是燕国的王子，他们都曾经在赵国首都邯郸做过人质，曾经一起游玩打闹，相亲相爱。秦始皇当政以后，姬丹又来到秦国做人质。这个时候，已经大权在握、一心要吞并六国的秦始皇甚为傲慢，大不礼遇姬丹，姬丹怨恨逃亡，招来刺客荆轲暗杀嬴政，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戏。这件事情，传颂千古，不仅见于各类史书，更改编为戏剧小说、电影电视，永远地映照着秦始皇人性中不厚道的阴冷面。人性因为权势而扭曲，扭曲的人性又加剧了权势的异化，几乎成了集权体制的宿命。关于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国内国外，议论很多，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一一细说澄清。

有关秦始皇的青少年时代，我们还找到另一条线索，这就是他的弟弟长安君成。成是嬴政的异母弟，他们年龄相近，在父亲庄襄王子异的呵护下，一起在咸阳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嬴政即位以后，成也顺利成长，后来成了一位政治人物，颇有一定的势力和能力。

在秦王政八年的时候，成领兵进攻赵国，突然在前线投敌叛国。从此以后，他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宛若流星划过夜空。这件事情，史称“成之乱”，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八年条：

王弟长安君成将军击赵，反死(按，“死”为衍字)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这件事情，也见于《汉书五行志》：

王弟长安君成，将军击赵，反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上述记载说，秦王政八年，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领军进攻赵国，在屯留(今山西屯留)反叛。叛乱平定后，参与叛乱的军吏都被斩首，参与叛乱的民众被迁徙到临洮(今甘肃临洮)。

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在这次事件后，成亡命到赵国，被授予封地饶(今河北饶阳)。

以上的叙述，是史书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成之乱的全部直接信息。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比如成的身世，他的母亲是谁，他何时出生，生于何地，他为什么在前线反叛，他以后的命运如何等等，就完全没有消息了。

秦始皇的秘密成是嬴政的异母弟弟，成之乱，表面上发生于兄弟之间，背后则有两位母亲的影子。这件事情，首先牵连着嬴政家族内部的亲情，兄弟之间的关系，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不可不谓是家族危机的爆发。在家天下世袭王政体制下，王族内的亲情就是政情。成之乱，也牵连着秦国的政情，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兵刃相见的地步，不可不谓是政治危机的爆发。

然而，奇怪的是，史书上对于这件事情，只有上述短短的记载，至于这件事情的原因结果，来龙去脉，竟然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不但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也成为一桩千古疑案。邯郸脱逃路追查疑案，首先要追查与疑案相关的嫌疑人。成之乱的主角是成，自然是追查的第一嫌疑人。关于成其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份简单的材料如下：

成履历表

名字 成

生年 秦昭王五十一年？

父亲 庄襄王嬴异

母亲 韩夫人？

爵位 长安君

官职 将军

大事 秦王政五年，出使韩国，迫使韩国献出大片土地。

秦王政八年，领军反叛，投降赵国。

根据这张表，我们首先对成作一个简短的介绍。成与嬴政同父，都是庄襄王嬴异的儿子。关于成的出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这个曲折的故事，因为嬴异的颠沛流离而发生，也与秦始皇的身世密切相关。

为了便于考察这件事情，下面，我将嬴异一生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比较详细的年表，提供给大家，同时，为了便于考察嬴异与两位儿子间的关系，我在这份材料的旁边，注上了嬴政和成的年龄。

秦庄襄王嬴异履历表

年代年龄身世嬴政年龄成年龄秦昭王二十六年1岁嬴异生。秦昭王四十二年17岁到邯郸做人质。秦昭王四十五年20岁结识吕不韦秦昭王四十七年22岁与赵姬同居。赵姬有孕。长平之战赵军惨败。秦昭王四十八年23岁长子嬴政出生。1岁秦军进入赵国。秦昭王四十九年24岁秦军围困邯郸。2岁秦昭王五十年25岁嬴异和吕不韦脱逃回到秦国。3岁赵姬与嬴政留在邯郸。秦昭王五十一年26岁次子成出生?4岁1岁秦昭王五十六年31岁嬴政与赵姬回到秦国。9岁6岁秦国与赵国和解。孝文王元年32岁嬴异立为王太子。10岁7岁三日后，孝文王死，赢异立。庄襄王元年33岁嬴异即位。11岁8岁嬴政为王太子。庄襄王三年35岁嬴异死。13岁10岁嬴政立。

请大家浏览这张表，由我根据这张表对嬴异的一生和他与两个儿子间的关系作一简单的介绍。

嬴异出生于他的祖父秦昭王在位的第二十六年，相当于公元前281年。他十七岁到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不久结识了吕不韦，共同开始争取王太子继承权的活动。子异从吕不韦那里得到赵姬并与之同居，是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子异二十三岁的时候，赵姬生下了嬴政。子异二十五岁的时候，回到秦国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子异三十二岁继承王位，他做了三年秦王，三十五岁死去，死后谥号为庄襄王，王位由嬴政继承。

在子异的这份材料中，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子异曾经与妻子赵姬和长子嬴政分开了整整六年。这件事情，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的一生，而且直接关系到成的出生，我们必须做特别的考察。

请大家顺着这张表，找到秦昭王四十七年这一栏。这一年，子异与赵姬同居，赵姬怀了嬴政。也就在这一年，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了有名的长平之战。长平之战的结果，赵国大败，四十多万赵国军队投降，被秦将白起活埋。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长平之战，决定了未来统一中国的是秦国而不是赵国。长平之战的消息，子异是在哪里得到的呢？

是在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消息，对他的祖国秦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对他妻子赵姬的祖国赵国来说，是立国以来的大惨败。子异一家，为此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付出何等的代价呢？

长平战败，赵国震动，邯郸城内，悲愤恐慌。次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秦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在邯郸出生，他是生于兵荒马乱当中。秦昭王四十九年，秦军兵临城下，开始长期围困邯郸。身在邯郸的子异一家，陷入赵人仇恨的汪洋大海中，随时有不测的危险。

秦昭王五十年，秦军猛烈攻击邯郸，战事日益惨烈。邯郸城内，兵员减少，粮食短缺，妇女老弱都到军中出力，烧人骨吃人肉的情况也时有所闻。为了表示誓死抗秦的决心，赵国决定处死秦国人质子异及其全家。在情况万分紧急之下，吕不韦用重金收买赵国的看守官吏，与子异二人逃出邯郸城，进入秦军军营，被护送回到咸阳。

赵姬和年仅三岁的嬴政呢？他们留在了邯郸城内，九死一生，多次面临被杀的危险。万幸的是，赵姬是邯郸人，家中是邯郸有名的豪门大户，在赵国颇有势力，在赵姬家人的拼死保护下，赵姬和嬴政被转移隐藏，免于一死。成的身世回到咸阳的子异，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他由吕不韦陪同，特意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养母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她对子异说，我是楚国人，过继你做我的儿子，你就用“楚”作你的字号吧。子异后来被称为子楚，就是由这里来的。

子异回到咸阳，除了华阳夫人以外，父亲安国君、祖父秦昭王自然是一定要见的了。不过，我请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子异还必须去见一个人。这位子异一定要去见的人是谁呢？她就是夏姬。我们前面已经作过介绍，夏姬是子异的生母，她生下子异以后，多年冷落无宠，她与子异相依为命，二人之间有浓厚的母子亲情。子异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而成为王太子继承人，夏姬也沾光，有了出头的日子，如今儿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自己身边，自然是万分高兴。夏姬为儿子高兴，她感谢吕不韦，感谢华阳夫人，感谢上天保佑，她与子异之间，自然少不了劫后重逢后的喜悦。

关于夏姬其人，史书上记载得很少，只是说她是安国君众多夫人当中的一位，生下子异以后，“无宠”，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是一位在后宫郁郁寡欢的女人。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各国王室通婚，王女出嫁到外国，王子娶外国的王女为妻。各国王族间的婚姻，多有国际的背景。以这种常情而论，夏姬也应当是出身于某国王族的夫人。

夏姬的“姬”，是妇人的美称；姬前的“夏”，或者是姓氏，或者是与出生国相关的某种称谓。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的母亲被称为赵姬。赵，不是她的姓氏，而是表示她的出生国–赵国的一种称谓。以此类推，夏姬的“夏”可能也是如此。

夏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的活动区域，以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和河南西部的阳城(今河南洛阳)为中心，战国时代都属于韩国的领土，基于这种地域观念而言，称韩为夏，称韩国出身的韩夫人为夏夫人，写作夏姬，应当是合于情理的。

历史侦探的这个推测，至少有两个间接的旁证。第一，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成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出使韩国，不费一兵一卒，迫使韩国献出大片土地，回来后封爵受赏。这件事情的背后，显示出夏太后与韩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末代秦王嬴婴是成的儿子，他被立为秦王以后，与两个儿子和一个叫做韩谈的亲信一道密谋，刺杀了大权在握的赵高。这位韩谈，由姓氏推断，应当出身于韩国的王族，他与嬴婴之间的密切关系，应当根源于他们共同的出身。我另有专文讨论嬴婴的身份。简要说来，有秦二世兄（扶苏）之子、秦二世兄、秦始皇弟、始皇弟（成）之子等数说，前三说都与已知史料矛盾，如嬴婴与其子密谋诛赵高，其子年龄应不小–仅五十岁寿命的秦始皇很难有这样大的曾孙、二世曾大杀对自己继位有潜在威胁的兄弟姐妹、秦始皇三个弟弟成等人的下落史载分明，只有后一说才能合理解释有关嬴婴的种种细节。

所以我们说，“夏姬”出身于韩国王族，是韩国系的夫人。

回到咸阳的子异，年仅二十五岁。他与吕不韦一道脱出邯郸时，由于事情紧急，夫人赵姬和年仅三岁的长子嬴政都被留在围城邯郸，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人情的考虑，也依据秦国的制度，马上为她物色侧室夫人成了紧迫的事情。

按照当时的惯例，王子的婚姻多由母后决定。夏姬是嬴异的生母，在儿子的政治前途上她插不上话，得听华阳夫人的；在儿子的第二次婚姻上，她则是当仁不让的关键人物，子异的新夫人，当由她选定。也依据当时的惯例，母后为儿子娶妻，多会在自己的近亲中选取，熟悉的娘家，自然成为首选。比如说，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出身于魏国，她为秦武王选取的夫人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出身于楚国，她为秦昭王选定的夫人是楚夫人。以此推断，夏姬为子异选取的侧室夫人，应当是韩国王族出身的韩夫人。

子异是秦昭王五十年初回到秦国的，我们推算他回到咸阳的当年娶妻，第二年生下成，成大概比嬴政小三岁左右，是子异的次子，嬴政的异母弟。韩夫人是夏姬从自己的娘家选定的儿媳，她生下的成，自然得到夏姬的喜爱和关照。如此一来，内以夏姬、韩夫人和成为中心，外以韩国为支援，在秦国的王室里面，自然形成一种新的韩系外戚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赵姬和嬴政不能从赵国归来，成就将取代嬴政成为子异的第一继承人，韩夫人就将取代赵姬成为第一夫人，秦国的政局将会变动，秦始皇的一生，将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三种外戚势力的博弈幸运的是，赵姬和嬴政劫后余生。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嬴政的曾祖父秦昭王死去，祖父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父亲子异正式做了王太子。以新王即位为契机，敌对的秦赵关系和解，作为表示和解的行动，赵国政府将赵姬和嬴政送回秦国。这个时候，距离子异逃出邯郸整整六年，嬴政已经九岁，而成呢，大概是六岁。

孝文王即位时已经五十多岁，身体衰弱，正式即位三天就死去，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以后，养母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两宫太后的局面正式形成。在咸阳的秦国宫廷中，以庄襄王嬴异为中心，以两位太后为双翼，形成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网。为了明了起见，我将这种关系网列表如下：

庄襄王时代秦宫廷政治关系

首先看这张表上的华阳太后与夏太后，我用并立来概括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所说的并立关系，是有分有合即有合作也有对抗的关系。华阳太后是子异的养母，政治上的母亲，她出身于楚国，是势力强大的楚系外戚势力的中心人物。夏太后是子异的生母，出身于韩国，是韩系外戚势力的中心人物。两位太后，在支持庄襄王子异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待赵姬和韩夫人的态度上，两位太后就有所不同了。华阳夫人通过吕不韦的沟通，接受了身在邯郸的子异和他的家庭，赵姬的正夫人地位，嬴政的嫡长子地位，都是她认可的，她自然对赵姬和嬴政有亲近感。夏太后就不同了，她与吕不韦、赵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嬴政也是九岁以后才回到咸阳来的，关系相对疏远。另一方面，韩夫人是她选定的儿媳，与她关系亲密，成从小就在她的身边成长，更多得到她的喜爱和呵护，自然也是人之常情。

对于赵姬、嬴政与韩夫人、成，我用对立来概括他们之间的关系。赵姬出身于赵国的豪门，与她有关的人物多是赵国人，比如他后来的面首兼权臣嫪毐，或者是从赵国来到秦国的人，比如吕不韦，她自己和嬴政也是由赵国政府送回到秦国来的，所以，以赵姬为中心的政治势力，与赵国关系密切，不妨称为赵系外戚势力。赵系外戚势力发达以前，赵姬依附于华阳夫人，受到楚系外戚的庇护。

另一方面，韩夫人出身于韩国的王族，她是夏太后的亲属，她与赵姬分属于不同的外戚势力。子异娶韩夫人，是在从邯郸回到咸阳以后，当时，赵姬和嬴政生死不明，新婚的韩夫人有夏姬的支持，当然是可能取代正夫人赵姬的第一人选，成出生以后，立成为继承人取代生死不明的嬴政，在秦国政权和王室内部，想来曾经成为现实的议题。从这种历史背景上看，韩夫人与赵姬，始终是对立的后宫；至于成，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是嬴政的潜在政敌。

毫无疑问，以韩夫人取代赵姬，以成取代嬴政，符合夏姬和韩系外戚的利益，却不符合以华阳夫人为中心的楚系外戚的利益。赵姬和嬴政，虽然不是楚系的血亲，却是楚系认可的养亲，楚系必须坚决地支持他们，防止夏姬和韩系的势力过度扩张。想来，正是在以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的坚决支持之下，有吕不韦的协助，子异才能抗拒生母夏姬和韩系外戚的压力，坚持等待赵姬和嬴政六年之久。六年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和暗地里的激烈争斗，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大体上还是可以联想得到的。

子异即位以后，赵姬被立为王后，嬴政被立为王太子，在庄襄王居中的平衡之下，诸种名分确定，老臣们受到尊重，亲族们受到厚遇，百姓也得到恩惠，政情安定。两位太后在上，也一时相安无事。依照秦国王室的惯例，王后一般不参与政治。在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之下，王后赵姬与侧室韩夫人，大体上风平浪静，嬴政与成，在子异的爱护下，长兄幼弟一同成长。可以说，回到咸阳的嬴政，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少年时光。

嬴政幸福的少年时代，是以父亲庄襄王在世为前提的。庄襄王在位只有三年，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做了秦王。秦国的政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嬴政也结束了他幸福的少年时代，进入了风云不定、暗流涌动的幼王时代。在诸位太后的庇护下，他与弟弟成之间的暗斗和明争，也一步一步趋于明显和激烈。嬴政委政于谁？嬴政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三岁，尚未成年，不能亲政，只能委政于太后和大臣。嬴政委政于太后和大臣，从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整整十年，那么，在这十年之间，被委以大政，真正掌管秦国政权的是谁呢？

历代学者的解释认为，嬴政年幼期间，被委政的太后是母亲帝太后，被委政的大臣是相国吕不韦，他们二人，是这十年间真正掌管秦国政权的主要人物。然而，这个说法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是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历史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见解，忽视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实。第一：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除了嬴政的生母帝太后赵姬之外，还有两位太后，一位是嬴政的养祖母华阳太后，另一位是嬴政的亲祖母夏太后。

三位太后，不管是从名分辈分来看，还是从根基权势来看，华阳太后都有绝对的优势，是第一位的。华阳太后之后是夏太后，最后才是帝太后。这个顺序，我们不仅有文献的依据，也得到了新近出土的秦汉法律的支持。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秦汉时代，对于男子死后的继承者权益的顺序有明确的规定：第一位是儿子，第二位是父母，第三位是妻子，第四位是女儿。依据这种原则，子异死后，第一位的继承者是儿子嬴政，第二位是两位在世的母亲，也就是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第三位才是子异的妻子帝太后。

所以，嬴政年幼，委政于太后，应当是委政于三位太后，三位太后当中，真正主事的人，是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的正妻，是嬴政的父亲子异名分上的母亲，她不仅权高位重，而且在她的周围，有一大批亲族亲信，比如在收养子异为养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华阳大姐和弟弟阳泉君等人，这个时候都聚集在华阳太后身边。多年以来，以华阳太后为首的亲族亲信，形成了一个控制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势力强大，如日中天。可以肯定地说，嬴政亲政前的十年间，真正掌管着秦国政权的人，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第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

第二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是：嬴政即位之初的大臣，除了相国吕不韦外，秦昭王以来的一大批老臣都健在，比如将军蒙骜、王等人，他们一直受到尊宠重用，统领军队。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与吕不韦共同执掌国政的，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大臣，一位是昌平君，一位是昌文君。他们三人，是嫪毐之乱爆发时，同时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巨头（稍后细讲）。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活跃在秦国政坛的楚国公子，同属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

所以说，嬴政年幼，委政于大臣，决非仅仅指吕不韦一人，而是指秦昭王以来的一批老臣，其中，在政权中枢主持国政的主要有三位：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三人当中，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华阳太后的亲属亲信，至于吕不韦，他是促成华阳太后收养子异的牵线人，得到华阳太后和子异双方的信任，也可算是华阳太后的人。庄襄王子异过世以后，他继续得到华阳太后的信任，也得到帝太后的信任，得以继续执掌国政。夏太后之死引起的震动由此可见，嬴政十三岁即位的时候，成只有十岁，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受三位太后之间关系的左右。史书中有关成的记载非常之少，只有两件事情，一件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的叛秦降赵，还有一件事情，是出使韩国。

根据《战国策·秦策》、《新序·善谋》和《史记·春申君列传》等文献的记载，秦王政五年，成出使韩国，不费一兵一卒，使秦国得到韩国献出的“百里之地”。这件事情，是作为战国故事流传下来的，仅仅在外国使者与秦王的谈话中偶然提到，对于事情的详细，没有作具体的交代，难免又成为一桩历史之谜。

我在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年龄问题，这件事情发生在秦王政五年，当时，嬴政十八岁，还没有亲政，成呢，最多只有十五岁(本书人物的年龄，一律按照古代成例用虚岁)，年纪轻轻的他，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韩国的大片土地，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古史上很多不可思议的纪事，往往有隐秘的背景。这种情况，不但历史上屡见不鲜，现实中也不难碰见。对于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顺着成-韩夫人-夏太后-韩系外戚的脉络，我们可以作一种合理的推测。年轻的王子成，无功无爵禄，母亲韩夫人忧心，祖母夏太后也觉得不妥。根据秦国的法律，身为王子的成如果没有功劳，是不能得到爵位官职的。成出头发达的事情，不仅牵动着母亲韩夫人的心，也成了祖母夏太后的心病。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夏太后与韩夫人都出身于韩国，与韩国王室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她们动用自己的关系网，派遣成出使韩国，通过军事压力和外交活动，迫使韩国献出百里的土地，成归来后，因功受封，成为拥有封土和封号的封君，他的封号“长安君”的由来，或许就在这里。由此看来，成在对韩国的扩张活动中立功的事情，很可能是夏太后和韩夫人为了封赏成而特意安排的活动。

一句话，夏太后是成的保护者，她生前为自己所钟爱的孙子做了尽可能的安排。不过，保护者的精心安排，管得了生前，保不住死后。秦王政七年，夏太后死去，成失去保护伞，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不幸结果，就是成之乱。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七年“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将军击赵，反死屯留”。韩系的祖母与孙子之间，两件不幸的事件，先后相继，背后不会没有关联。这种关联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史书完全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根据近年来考古的发掘，作一点可能的推测。

夏太后是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的侧室，还在世的华阳夫人才是正妻，所以，她死后不能与孝文王合葬。孝文王的墓地在秦东陵(今西安临潼区)，华阳太后死后与孝文王合葬在这里。夏太后死以前，为自己另外选定了葬地“杜东”，在今天西安市南部的长安区。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她有一句谈及为什么选中杜东作为自己葬地的话：“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意思是说，我选杜东做我的葬地，由此往东，可以望见我的儿子的墓地，由此往西，可以望见我的夫君的墓地。一百年以后，这个地方会发达兴旺，成为有万家住户的城市。如果这句话真的是夏太后生前所言的话，就成了这位老太后在历史上唯一的一句留言。

关于夏太后，由于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似乎只是一位被冷落的后宫夫人，她在历史上的存在，似乎只是被安排来用作华阳夫人的陪衬，以她的黯然失落，映照华阳夫人的光辉显赫。然而，历史的真相真是这样的吗？或者，这一切只是残缺史书挂一漏万的记载所导致的误会？

2006年，我得到夏太后的墓葬被发掘的消息。2007年3月，专程前往考察。雨天泥泞，步履艰难，当我来到西安南部的长安区神禾塬，进入发掘现场时，我感到惊奇，我感到震撼，旧日读史书所留下的夏太后的印象，瞬间一扫而空。当时当地，出现在我眼前的墓葬，规模宏大，气势辉煌，一座亚字形的帝王级规模的大墓，东西长一百三十米，南北宽一百一十米，墓室在地下十五米深处，周围有十三座陪葬墓。整个陵园占地约二百六十亩，南北长五百五十米，东西宽三百一十米，原本有各种地面建筑。

如果这座墓葬真的是夏太后的墓的话，可以想像得到，如此规模的一座大墓，决非短时间能够修建。夏姬被尊为太后，是在庄襄王元年，夏太后之死，是在秦王政七年，其间的十年，应当就是这座大墓的修筑时间。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此一座大墓的主人，生前必有高贵的地位，显赫的权势。在儿子庄襄王子异的时代，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分据两宫，共同辅助秦王。在孙子秦王嬴政的时代，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共同监理政权，看守先王留下的基业，她在秦国政局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母后干政，外戚当权，是秦汉政治的通例，可以说是制度性的产物。秦国早年的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太清楚，不过，在史籍的只言片语和出土的铭文上，强大的母后和外戚的活动，仍然是可以看到痕迹的，到了秦昭王即位以后，情况就非常明显了。以宣太后为中心的楚系外戚集团，完全主导了秦国政权。伴随着这种情况，当权的太后去世时，政治上往往出现重大的变动。宣太后死，当权的楚系外戚权贵们，包括华阳夫人的祖父，都被放逐出京，解除了政治权力。与此类似，夏太后死去，秦国政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动。

伴随夏太后的死，韩系外戚失去了中心人物，不可避免地衰落。分据两宫的两位祖母级的太后，只剩华阳太后，而以赵姬为中心的赵系外戚，力量日益强大起来，秦国宫廷的政治势力将重新洗牌组合。夏太后在世时，韩夫人可以援引夏太后与赵姬分庭抗礼，两位庄襄王的遗孀间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如今韩夫人失去后盾，自然是孤立失势。相反，赵姬没有了夏太后的节制，自恃是秦王的生母，又有相国吕不韦和面首嫪毐的支持，行情看涨，甚至一步步走向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在这种背景之下，她利用夏太后之死的机会，趁势排挤韩夫人和成，可以说是当然的事情。

从以后一连串的事情来看，以帝太后赵姬为首的赵系外戚打击韩夫人和成的结果，就是成之乱。替帝太后充当打手的人，就是面首嫪毐。寡居的帝太后嫪毐是何许人，他为什么会在成之乱中替帝太后充当打手？为了便于案情的调查，我首先提供有关嫪毐的个人材料如下：

嫪档案

姓名嫪毐

性别男

出生国赵国

出生地邯郸

爵位长信侯

职业倡优

案发地咸阳

与案情的关系帝太后赵姬的面首。成之乱的打手？

嫪毐是赵国邯郸人，与帝太后赵姬是同乡。有人说他本来就与赵姬相识有染，后来随同赵姬一道来到秦国，一直默默地侍候赵姬，等赵姬做了太后以后，他才张扬红火了起来。不过，《史记·
吕不韦列传》说，嫪毐本来是吕不韦的舍人，就是家臣，后来被吕不韦介绍给帝太后，得到帝太后的宠爱，方才发达起来，被授予秦国的最高爵位，封为长信侯，权倾一时。

嫪毐这个人，本是倡优一类的人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超强的性功能。据说，在酒席宴会的乐舞演出中，他可以用勃起的阳具套上桐木小车轮作精彩的表演，被称为大阴人。那么，这样一个古怪特异的人物，为什么会被吕不韦看中，并且将他介绍给帝太后呢？帝太后又为什么会宠爱他？他为什么能够在秦国政坛上红极一时呢？这就必须从吕不韦与帝太后赵姬的关系说起了。

赵姬是邯郸人，出身于赵国的豪家。所谓“豪家”，就是有势力的大户人家。赵姬天资绝色，能歌善舞，在邯郸的佳丽名媛当中，堪称引领时尚的先锋。

我们都知道一句成语，叫作“邯郸学步”，讲的是一位燕国人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邯郸的一切是那样新潮繁华，连邯郸人走路的姿势都是那样好看，于是这位燕国人就学邯郸人走路，结果不但没有学会，反而连自己原来的走法都忘记了，没有办法，只好爬着回去。

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出于《庄子》，固然是一种比喻，比喻盲目模仿人，不但没有学会新东西，反而把自己原来的东西给丢掉了。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邯郸学步的历史背景，与赵姬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相当接近。在当时，邯郸是天下闻名的大都市，以引领天下时尚著称。邯郸时尚，一是公子养士行侠，一是美女多情善舞。从赵姬以后的行事为人来看，她确是一位迷人多情的美人，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少在政治而多在生活。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赵姬怀上嬴政的这一年，遇上长平之战。生下嬴政的第二年，秦军围困邯郸。第三年，子异与吕不韦逃出邯郸，她带着三岁的嬴政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整整六年以后，秦国和赵国和解，她才带着九岁的嬴政，被赵国送还，回到咸阳。可以想像，在这一段时期中，作为母亲的赵姬，为了保护和抚育嬴政，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母子二人，可谓患难与共，情深似海。

由邯郸回到咸阳，可谓是由地狱到了天堂。久别重逢之后，子异对发妻赵姬和长子嬴政作了不忘旧情的补偿，赵姬正式成了太子夫人，嬴政也被立为太子继承人。子异即位以后，赵姬成了王后，十一岁的嬴政成了王太子。对于赵姬来说，来到秦国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她在咸阳度过了人生中美满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她的人生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公元前247年，仅仅作了三年秦王的庄襄王子异死去，嬴政十三岁即位，赵姬成了王太后。新寡的赵姬，不过三十多岁，她那多情的心思，再次投向旧日情人吕不韦。据说，他们之间旧情复发，成了隐秘的情人，有了一段激情的岁月，仿佛是回到了当年。

《史记·吕不韦列传》叙述这件事情说：“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这就是说，赵姬和吕不韦二人之间，旧情复燃，重新成为情人。这个说法，很有一些传奇故事的色彩，有人认为是不可信的，是诬陷吕不韦而抹黑秦国王室的编造。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吕不韦与赵姬的关系呢？

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合理地联想到，赵姬本是邯郸的舞姬，嫁给子异做了秦国的王太孙夫人，她后来孤身一人带着嬴政来到咸阳，随着子异地位的变化，先做太子夫人，后做王太后，成为秦国的第一夫人，高贵的政治人物。不过，身在秦国的赵姬，她是外国人，她在秦国既没有政治根基，也缺少人脉关系，她在秦国能够依靠的只有三个人，丈夫子异，旧情人吕不韦，儿子嬴政。子异去世以后，儿子嬴政年幼不能亲政，赵姬在政治上能够信任和依赖的人，只有吕不韦了。赵姬是多情善舞的人，年轻守寡，孤单失助，她在情感上唯一能够依托的男人，也只有吕不韦了。所以，吕不韦不得不充当帝太后赵姬的情人和政治顾问的双重角色。

古今中外，充当幼王母太后情人的政治人物都面临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首先，难免遭到政敌的攻击；其次，一旦幼王长大成人亲政，也将遭到新王的追究。赵姬与吕不韦的情人关系，更还有第三层危险，这就是赵姬的两位婆婆，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的威慑和监督。我们已经讲过，秦王嬴政委政于太后，第一位是华阳太后，第二位是夏太后，第三位才是帝太后。庄襄王子异过世时，华阳太后和夏太后都还健在，做了权高位重的太王太后，是秦王室的老佛爷老祖宗。可以联想得到，一旦她们知情后发难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赵姬其人，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她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宫中，承担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离不开吕不韦。吕不韦是商人兼政治家，他精明睿智，身为相国，身边既不缺女人，手上也不缺权力，他深知与赵姬的私情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自己必须尽早脱身出来。

吕不韦经过深思熟虑，周密计划以后，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脱身之计。这个脱身之计就是献“面首嫪毐”。献面首嫪为了避祸，吕不韦决定，政治上一如既往地支持帝太后赵姬和幼王嬴政，生活上坚决切断与帝太后的情人关系。吕不韦毕竟是吕不韦，他深通人情世故，处世圆滑，担心突然断绝与帝太后的情人关系可能引起不测，便考虑找一位可以取代自己充当帝太后情人的替身。他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嫪毐。

吕不韦看中嫪毐有两大理由：第一，嫪毐是赵国人，赵姬也是赵国人，同乡音同习俗，易于亲近，可解帝太后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忧愁；第二，嫪毐是具有超强性功能的男子，而且可以作性表演，对成熟妇人有吸引力。吕不韦不时在帝太后面前提起嫪毐，引起了帝太后的兴趣，于是让吕不韦将嫪毐送到自己的身边来。

太后宫中，戒备森严，不相干的男人岂能随便进入。还是吕不韦足智多谋，他设法将嫪毐定罪，罚受宫刑送进太后宫中作太监。他又教唆帝太后买通主持刑罚的官吏，仅仅拔去嫪毐的胡须，就把他当作太监送进宫中。帝太后得到嫪毐，受用后大为兴奋喜爱。史书上说帝太后对嫪毐是“绝爱之”，就是爱得不得了，几乎忘掉了一切。自然，帝太后因为宠爱嫪毐而忘掉了的一切当中，也包括了旧日情人吕不韦。吕不韦乐见其成，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回避了情感上的纠缠和政治上的危险。

帝太后沉浸在与嫪毐的情爱之中，不久就怀了孕。为了避开世人的耳目，帝太后以身体不适占卜，得到应当回避现在居所的结果，于是离开咸阳，迁居到雍城的离宫中去居住。雍城在现在的宝鸡，远离咸阳数百里，是秦国的旧都，不但是秦国先君先王的祖墓、祖庙所在地，也修筑有不少的离宫别馆。带着嫪毐一道迁居到雍城的帝太后，在这里构筑起世外桃源般的爱巢。她的私生活，不但自由放任，几乎是肆无忌惮，忘乎其形，她与嫪毐之间，一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受到帝太后宠爱的嫪毐，与帝太后形影不离。他得到帝太后的赏赐，家产万贯，家奴数千，成为秦国数一数二的巨富。不仅如此，嫪毐还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权倾一时的宠臣。

对于嫪毐这个历史人物，千百年来都被视为不齿的性怪物，作妖魔化的丑化和谩骂，这些年来，电影电视更是将他处理为隐藏在宫中的阴类恶物，不仅见不得天日，而且从形象到行为都遭人厌恶。从历史来看，这种处理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是经过后人臆想的添加和歪曲，形成的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实际上，战国秦汉时代，寡居的太后公主养面首，公开持有性伙伴的事情多的是，并不以为丑而隐瞒，甚至受到支持和鼓励。秦始皇的曾曾祖母宣太后与西北的义渠王私通，生有两位儿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宣太后死时，要另一位面首魏丑夫陪葬，经过谋士巧妙的劝说，方才打消了这个主意。汉昭帝的姐姐养有面首，称作丁外人，汉昭帝专门下诏令提供方便。这些是古风古俗，其中的人情人性，反倒是真实自然的。所以说，赵姬养面首嫪毐，当时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等同于男人养小妾一般。嫪毐的真正问题，是在政治上。他的真实形象，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在政治上是有相当的作为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嫪毐，他的真实形象被隐瞒和篡改了。嫪为什么封侯？关于嫪毐受到帝太后宠爱后的情况，《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说的：“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这是说，嫪毐日常跟随帝太后，得到的赏赐甚为丰厚，帝太后将各种事情都交由嫪毐处理。嫪毐家有奴仆数千人，各国游士投靠到嫪毐府上做舍人的有一千多人。

解读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嫪毐不是隐藏在帝太后宫中，他是堂堂正正地住在自己的豪宅府邸中，使唤着数千下人奴仆。他决非自卑见不得人，而是广开府邸大门，公开招揽各国游士，那种情况，宛若战国四大公子，也就是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名扬天下，也完全同当时的吕不韦一样，宾客满门，张扬得很。

关于嫪毐发迹的盛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更为正确而且具体：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这是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他的领地在山阳这个地方(今河南获嘉、沁阳一带)。在帝太后的纵容下，嫪毐可以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和猎场。帝太后的事情，不管大小，皆交由嫪毐处理决定。进而，又将太原郡的汾河以西地区赏给嫪毐作为封国。

嫪毐，作为帝太后的面首和宠臣，得到财富的赏赐，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和猎场。帝太后也将自己的家事政事，通通交由嫪毐处理决定。这些事情，在帝太后的私人恩宠之下，都是不难办到的。然而，嫪毐封长信侯，建立封国的事情，可就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载入典籍史册，关系国法的大事了，那么，嫪毐为什么会被封侯呢？

关于嫪毐为什么封侯，史书上没有记载，历来学者的理解，以为他是帝太后宠爱的面首，封侯也是出于帝太后的私恩。我最初也随大流这样理解，然而，当我仔细整理了这一段历史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解。不但误会了两千多年，也直接影响到《史记》的标点分段。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分段，就是活生生地将同年发生的两件相关事情，分段列在秦王政八年和九年以前。这种基于错误理解的分段，反过来又加固了错误理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