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有气势的团队口号:汉学家夏志清令人生疑的地位

装可爱的夏志清

关于夏志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勒口上写着：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这基本上 就是我以前对他的了解，可能也是大多数知道夏志清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对他的了解。2007年1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有篇夏志清的访谈，我拿到便看，看了便想：为保留对夏先生的尊崇计，真希望我没有看到这篇访谈。这是一个典型的“见光死”，或曰“口开神气破”。

从这篇访谈中可以知道，夏志清是一个说话经常需要问号和惊叹号的人：“哎哟！你的个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国人高，现在中国人也这样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头发这么长多久了？现在允许的吗？”“这个相机要多少钱？这么贵！要小心，纽约会有人抢的。”“不用闪光灯吗？还可以拍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起！”

这些问句和惊叹句可以反映出，夏志清对于当下中国极端无知，对于夏志清这样一个老者，所有的落伍我们当然都可以当“不知者不怪罪”来加以原谅，可是，这样一来，他的学术判断的准确性，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了。他根本就没有好好了解过中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什么发言权？断裂的文学研究只能导致片面的判断。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夏志清知道，但他愿意模仿一种年少无知、好奇心重的样子，因为他觉得这样可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不能不让人对他的学术判断的严肃性产生怀疑了。

夏志清可爱处还不仅如此，他对记者说：“夏济安死了以后，我给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没有少。不像张爱玲把我的信丢了一大半。他的日记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个月的日记写的是他如何爱女学生的事情。鲁迅、郁达夫的日记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济安日记》重版以后，销路很好。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

这话实在太孩子气。八十有六的夏老先生放纵和撒娇，诸如跟儿孙打牌时耍耍赖什么的，都是无伤大雅的，只是那末两句，委实让人替他难为情：“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您以为这话从您老人家嘴里出来，就不是庸俗了吗？一样。原来他贬低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都是为了帮乃兄夏济安的“生意”捧场。谈论中国文学时，夏先生那么高蹈，可是，高蹈了一顿，落到私事上，却恁般低俗，落差恁般大，自己不怕跌坏吗？

强烈的流芳千古意识

记者问张爱玲晚年不再写作是不是跟创造能力衰退有关系，夏回答：“……她一方面身体不好，没有钱，靠稿费，靠版税，而且她不肯写，名气太大了——我的身价不同。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有的人名气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些文章用不着我写的。……她其实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闲一点的工作，做设计师她也可以的。这个事情她真的喜欢做的，那时美国还没有很流行中国人做的衣服，做起来不得了。”对于张爱玲的不肯从俗和随喜，夏先生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本人非常乐于从俗和随喜，他把“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贯彻到自己身上，就成了随便说说话给老兄捧捧场，“没有关系的嘛”。

对于张爱玲把他的信丢了大半，夏老先生似乎也有点孩子似的懊恼，懊恼的原因，当然是书信集出不全了。只是不知张爱玲对此是否感到遗憾，因为到底怎么丢的并不清楚。在后面的访谈中，夏志清自己倒是说道：“她没什么朋友，她只感激胡适，别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这样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我请她吃饭，她不来。”

有个作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最恶心张爱玲晚年写封信还要煞有介事地保留底稿，处心积虑地为书信集的身后出版作准备。说得真是痛快。张爱玲那些信件，除了证明她生命的枯槁之外，实在并没什么价值。偶尔有一两句对某人某事的小牢骚小刻薄，因为写时就想着要留给后世去出版的，想也是对着历史而发的了，那尖刻便近乎发嗲，想想不免令人发笑。不过，张爱玲的聪明，的确是预支到死后了，今人不是果然把那些书信捧得跟什么似的了吗？

对于流芳千古，夏先生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访谈所配的照片上，夏先生笑容可掬，把“集夏志清学术成果大成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论集》”双手捧在前面，俨然劳模的大红花。夏先生似乎设计好了要以这样的pose在历史中定格，照片上夏先生那煞是自得的意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夏老先生流芳千古的意识似乎特别强烈，后面的访谈中，他说：“最好像乔伊斯一样一生只有几本书，最占便宜呀。”夏先生所说的“占便宜”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流芳千古了。可是，作家若是老想着流芳千古，就难免会举轻若重，乃至于把自己压死了。

三大令人生疑的学术问题

在学术问题上，夏先生访谈中令人生疑处有三：一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评价，二是对于鲁迅的评价，三是对于自身的评价。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弄不起来”的原因在于作品太长。

夏先生说：“中国的白话诗，中国人都不承认。这个最吃亏了。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中国的戏剧只有曹禺出名，别的人都没有啊。中国电影大家捧场，给大家一点希望。但是像张艺谋这种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国人的批评不严的，所以很难讲，美国人讲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后讲好坏，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决定的，自己的良心决定的，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现在要讲研究世界文学，只讲中国就没有意思。”

此话漏洞百出。

“中国的白话诗，中国人都不承认”——这一判断是根据什么作出的？

“这个最吃亏了”——谁或者什么吃亏？

“中国的戏剧只有曹禺出名，别的人都没有啊”——不多说，单说一个老舍的《茶馆》，您读过吗？“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您以为您是谁啊？敢情中国文学全靠您罩着呀！“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西游记》翻译一点点，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看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横竖都是他的理，中国文学洋人看得少，他说不出名；看得多了，他又嫌滥，令人厌烦。厌烦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是长，其次是人名差不多。据此，又得出了“中国文学弄不起来、要起来早起来了”的丧气结论。

要说长，难道西方作品不长吗？要说人名差不多，西方译作中那些冗长复杂且面目相似的人名难道不一样折磨着中国人吗？

原来夏先生还在替西方对中国实施着文学殖民主义呢。作品不被接受，可能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可能是读者的问题。洋人不喜欢，就一定说明我们的作品不好吗？因为名字的麻烦就不去看，这只能说明读者有问题。

夏先生为中国文学“弄不起来”所找到的症结也太简单，如果真如夏先生所言，那中国文学要“弄起来”就太容易了：一是往短里写，二是模仿张资平，用英文字母为人物命名。两样都很简单易行。

只是夏先生在访谈中就中国唐诗的短也发过话的：“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中国文学，你到底该长还是该短？夏先生是长了挑长、短了挑短，长短都不行，总之，没有他所认可的长短合度的作品。

夏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最可笑的是这一句：“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吗？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吗？“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可是，世界上有哪一本书是大家必须看的呢？

对鲁迅的评价——鲁迅的可怜之处在于洋文没有学好。

夏志清说：“鲁迅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说起来最可怜，他是洋文没有学好。”夏志清为鲁迅“学问并不好”所给出的理由是“洋文没有学好”，国内现在考研考博实际上就等于考外语的白痴做法，倒是可以从夏先生这里获得舆论支持了。这个推论实在低级而又武断，如果夏先生前番是倚老卖老，此处就是倚洋卖洋了，因为很显然，夏先生洋文是很好的，那么，思维稍微延伸一点，他关于自身学问的暗示我们就不难领会得到了。

这个“说起来最可怜”，尤让人听着刺耳。怜悯别人需要先衡量一下自己，夏志清有余裕去可怜鲁迅吗？夏志清是非常注重流芳千古的问题的，那么，就按他的价值标准来看，在名扬四海流芳千古方面，99个夏志清叠罗汉都无法望鲁迅项背，所以，鲁迅用不着夏先生可怜。而得不到夏先生的垂青，鲁迅也没有丝毫的不幸。

鲁迅的缺陷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这都是应该直面的，但无论如何，鲁迅是伟大的，没有人可以对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此轻慢和不在话下，包括八十六岁的夏志清先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于信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中国文人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夏志清在访谈中还说：“《伤逝》写的是许广平之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没有人提过。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讲。他们研究了半天，不敢去问他，真是的。没什么难为情，他又没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没有人提，真是奇怪。开始看《伤逝》，就觉得很有真实性，你感觉到了吗？他的经验就是靠自己嘛，《肥皂》里的老头就是他自己。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的。”

夏志清断定“《伤逝》写的是许广平之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并“奇怪”没人敢说实话，意思是只有他夏志清敢说实话。可是，您既然敢说，何不把那个人的名字直接说出来呢？这不还是等于没说吗？这不还是让人“奇怪”吗？所谓“奇怪”，实际上是夏志清自己在装怪象而已。

夏志清对于鲁迅的评价过低，许多人以为体现在对《阿Q正传》的贬低上，这次访谈中夏志清也提到了《阿Q正传》，认为它“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惟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他在这段话中对于《阿Q正传》的艺术性的批评，我倒觉得并无不当。《阿Q正传》整个叙述的根基的确不稳，忽东忽西，时庄时噱，飘摇不定，给人一种不太谨严的感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说：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媚俗。我想说：我不是反对夏志清的学问，我是反对他的倚老卖老的姿态。

对自己的评价———人家跟我走的。

体现在夏志清对于记者的一些回答之中。记者问夏当年对作家的评价现在有没有改动，夏回答：“没有改变。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如此自负！

记者指出夏对一些作家的评价和正统的评价总是有很大出入，夏说：“学问方面讲起来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见，要有智商，不要跟着人家走。所以你要学我的话就要这样。”您以为您是谁？还真拿自个当回事了。既然号召“不要跟着人家走”，干吗还希望别人学您呢？记者王寅当时的心情，大概也如我差不多吧？他说了一句：“学是学不像的，学就是听别人的。”出于一个访谈者的分寸，王寅这话回得已经不能再好了。夏志清只好含糊应对：“好坏自己决定。”

再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一句，夏志清的自我评价就非常明白了：我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火车头，我是不可逾越的，中国文学要获得世界的承认就靠我夏志清了。

是的，夏志清的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出过贡献，是他最先给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以重新评价，但是因此，他就成了祖师爷了吗？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而不是假定：没有夏志清的推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依然能起来。

夏志清的研究在领域内的确具有历史性意义，夏先生的学问，说无独到之处是冤枉他，但也实在没有达到如此自诩的程度。那么，他哪来这份自信呢？答案是：给国人惯的。

汉学家打个喷嚏，文坛就感冒

近几年，中国什么都要“入世”，什么都要全球化，经济“入世”了，足球冲击世界杯了，文学当然也要冲击世界杯，可是，诺奖迟迟不颁给中国，使中国人嘴上总短了点什么，于是，每一个从国外来的与华文圈有关的会说话会写字的人都成了全球化的代表，都成了虚拟的“世界文学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国内不时掀起“某委员回来了”的亢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似乎就靠这几个人了，所以，他们一到中国，都能代表世界，都是站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都特敢说话。

惯于对内妄自尊大对外谦恭有加的中国人，一向是越敢藐视自己的人，他们越买账的。偏有那会长眼的，“有智商”的，中国人给个鼻子，他就真的蹬着上脸了，越发要以自己的巍峨来衬出中国人的渺小。奴性的形成不仅在于奴隶主培养了奴隶，而且在于奴隶培养了奴隶主。汉学家打个喷嚏，中国文坛就要感冒一阵子。

中国作家总觉得仅有中国读者是不够的，充其量只是个窝里横，逞强一定要到外面去才行，于是才来了这些吊胃口的人。欲速则不达，超越一点，悠远一点，结果可能还好一些。中国作家要警惕所谓汉学家，不听他们的，或许还能有点长进，越听他们的，反倒不知道怎么写了。

（winzi／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