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文学选择

日期：2010-02-10 作者：雷达 来源：文汇报                      
    ■雷达
    
    回眸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文学之路，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构造过程：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自身对时代最敏感问题的认知与回应；这是一种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繁盛；这种选择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焕发出活力和无限的可能。当然，这是就总体趋势而言的，文学史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归纳模式可以穷尽。60多年来的文学历程，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验或教训，其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因此，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随之产生：每一个时代，文学在怎样选择？而这种选择的得与失该如何判断？
    
一
    
    十七年时期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表现对象及题材范畴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生成原因。这在当时几乎是惟一的选择——写什么和怎样写，哪些作家受欢迎，哪些作家不受欢迎，都有一定之规，任何离开这一选择的旁逸斜出，都会遭到批判。所以，我还是赞同胡乔木说过的：长期实践证明，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对于建国以来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但我同时想探究的是，作家们固然有如戴着镣铐的跳舞，虽然知道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选择余地很小，但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空隙呢？艺术还有没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当然有。不少作家受新生活的促动，探索和寻找到艺术地表现生活的某种方式，仍然能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和创作个性发射到极为可观的高度，有的作品至今放射着夺目的精神之光，不能不令人惊叹。我可以开列出一个包括《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苦菜花》《三家巷》《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艾青的诗》《复仇的火焰》《贺敬之的诗》《李自成》等等在内的长长的、豪华的名单，我认为它们虽然充满内在矛盾，有的有明显硬伤，有的局限性突出，但大体上在时间的河流中挺立住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和奇观啊！这样一些文学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关系？它们到底选择了什么才站住了脚？
    
    不难看出，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都与当时的主流精神和阶级意志相吻合。在那个战歌与颂歌交响，理想与激情交汇，且不无乌托邦色彩，常常以光明——黑暗；英雄——敌人的二极对位面貌出现的时代，人们崇拜英雄，呼唤英雄，于是创造了一系列阶级的政治所需要的英雄形象。他们不再是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也不再是像阿Q、闰土、祥林嫂一类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愚弱的“国民”，而是翻身做了主人的自为的农民（朱老忠，梁生宝，肖长春）、在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杨子荣、李向阳、周大勇，少剑波等）、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得到嘉许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林道静，周柄，江姐等）。这些形象既是作家创作的文学形象，也是时代需要的精神象征。只有这些形象才能与那个时代的主导精神相呼应。他们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那个时代能给出的理想。于是，尽管这些形象和整部作品都有时代的局限和被过滤后的单一性，但作家为之创作的精神仍是难能可贵的，创作出现了不受外在意志左右的情景。柳青为了写《创业史》，辞去官职，曾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之久，长期地深入生活。这种精神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历史的角度判断，那一时期的作品受当时政治的影响巨大，其真实性受到限定甚至扭曲，但是，由于真正熟悉了生活，而生活有自净能力，生活性会无形中抑制观念化，这是一些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形象至今还能深深地打动人心的秘密，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翻身做主人之后的灵魂的写照和其精神价值得到肯定的证明。比如《创业史》，怎样评价互助合作化运动更多的是历史家的事，作为文学，你却无法否认梁三老汉，姚士杰，素芳，王二直杠们的生命存在。《青春之歌》在那个时代的卓然而起，并不偶然，乃是因为它来自那个时代的左翼思想传统和知识分子摸索前行的实践，它甚至稍稍超越了时代，于是林道静的激情、理想和行动感染了那时的一代青年。
    
    所以，我认为，文学史现象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相形之下，我们曾经做出的判断往往过于简单。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惟写工农兵和惟以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为指归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在今天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仍然活着，有一些还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对此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限制了又无意中成全了作品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常常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质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基因、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过激做法，但这做法的不妥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前提。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也是片面的，有形而上学成分。但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以《艳阳天》为例，浩然既有俯就政治观念的一面，同时又有坚持画出灵魂的一面，他笔下的人在当时尚未从“人化”走向“神化”或“鬼化”，《艳阳天》之所以至今藏着动人的光彩，奥秘乃在作家写出了许多华北平原农村的活人。从整体上看，《艳阳天》是一部具有相当认识价值，也不乏艺术价值的宏大建筑。从主要方面看，它是我们曾经那样生活过的形象历史；同样，政治观念钳制过它，生硬的观念偷偷混进人物的血液，但是，正像我们的生命曾被“钳制”，我们的血液里也混进过悖谬观念一样。后来，浩然的“战歌阶段”延续到“文革”，就向恶性发展了，终至出现了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作品。
    
    当然，我们要特别珍视的还是那些在封闭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稀少的，珍贵的，它们对现实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的命运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密切关注，对社会问题颇为敏感，为此它能够勇敢的面对，真实大胆的抒写，以至发出了怀疑和批判的声音。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被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着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无论是所谓写家务事儿女情的思潮，写中间人物的思潮，还是所谓“现实主义深化论”，都是作家们对当时惟政治化，惟阶级化，非人性化的一次次的叛逆。由于一些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时代）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仅从当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来看，就有《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等等，它们都有突出的、鲜明的逆向思维的特点。
    
    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向着真正现实主义靠拢的声音，在当时的理论批评方面同样突出存在。《人民文学》1956年5月号，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用笔名何直）一文，立即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争论。该文的中心议题是维护原初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主义文学有自身的尺度、法则，不应该受一些外在附加值的限制和箝制。他说“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是普通，但在当时却是直指问题实质的惊人之论，是说得很深刻到位的，需要极大勇气的啊。此观点立即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最终作者被打成右派。我们知道，在那之前，就有过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在1956年这同一年，又有过巴人的《论人情》。这是一篇以杂文样式发表，却从根本上对“阶级性”提出质疑，大胆呼唤人情味，实际是呼唤人性回归的重要文章，它力图回归和扩充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和人性人道的深度。他公然——在当时只能被认为是公然说，“人有阶级的特性，但还有人类的本性。”他还公然把阶级性与人性扭在一起：“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了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艺”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他干脆认为，”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了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左一个人类本性，右一个人道主义，甚至认为当时天天讲的阶级性，竟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这简直大逆不道，怎能不引来猛烈的批判和声讨呢？现在看来，巴人的观点虽不系统，却触碰到了问题的根本性，真理性。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则以极大的理论勇气，通过有说服力的例证，缜密的思辩，描绘了深化的现实主义应有的境界，发人深省。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重估现实主义的坚守者们，同时看到，现实主义一直潜在地发展着。
    
    文革十年是疯狂运动的十年，是样板戏独唱的十年，也是文学艺术空白的十年。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大都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被改造，被批斗，有些被迫害致死。作家们没有了写作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许多新发现的资料证明，他们仍然在选择文学，而且比起十七年时期更为深沉清醒。这是一种潜在的，地下状态的选择。他们不仅认清了更多的社会真相，而且对自身也有了真切的反思。没有这个特殊时代的选择，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天安门诗抄中的诗歌，就不可能出现七十年代末的朦胧诗派，就不可能出现巴金的说真话精神，张贤亮的对人性在面对政治性时的严峻思考，也不可能出现后来的人性、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这是一个能量的蓄积期，也是春雷爆响前的预备期。
    
二
    
    正是从那样一种沉重的背景下走出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开始控诉文革的倒行逆施。开始了文学的拨乱反正，展开了一场新启蒙。这种选择，不仅是作家们对人性、对存在、对荒谬现实的自觉思考，也是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的前奏。文学，特别是诗歌，仍是时代的号角，成为了当时的文学先锋。在朦胧诗大规模上阵之前，已经有了涛声阵阵的天安门诗抄，在政治气氛甫一开放之际，像哗啦一声拉开闸门，闯出来那么多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发出了愤怒与呐喊，作出了他们对前一时代的判断，也显示了他们的文学选择。
    
    八十年代，是作家诗人们最为亢奋的时期。那个时期被称为文学的时代，也被称为理想的时代。人人都在思考，人人都想发出声音，文学事件此起彼伏，浪涛迭起。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1978年前后，《班主任》《伤痕》等一大批小说发表，《文艺报》等报刊为其呐喊助威，开启了对前一个时代的深刻反思潮。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的《祝词》具有纲领性，从此，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之后，朦胧诗大规模崛起，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文学开始渐渐地从对政治的批判走向对人的整个主题的解读。这是文学的启蒙精神所在。这种精神与政治的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了同步共进的关系；文学以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为核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重新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文学反对瞒和骗，呼唤真实、大胆、深入地看取生活并写出它的血和肉。
    
    与此相辅，进入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被大量译介进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碰撞激荡，使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寻根小说、现代主义、口语诗、先锋小说、新生代写作、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词汇在评论中被大量使用，人们试图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感到很难。文学从过去的“写什么”开始转换为“怎么写”。也就是说，这些喧哗一时的文学实验使文学从原来的泛社会化角色进入了思考文学自身的状态。文学强烈地要求自由，无论是内容和形式，这叫回到文学本位。在诗歌界，从朦胧诗到口语诗，不仅抛弃精英主义立场，要求回到平凡和日常中，而且抛弃了传统诗歌形式中的韵律，要求回到语言本身。在小说界，作家拒绝传统的以直白的形式忠于现实的写实主义，模仿和创造了种种变形的主观化的现代主义的真实，以此来表现存在与荒谬，揭示存在的本质；内容上也以更为日常化世俗化的人作为表现的对象，从外部的行为描写进入内心的直接描述；在语言上，寻求各式各样的新奇的写法，谁写得新，谁就被关注，被簇拥，仿佛一个气氛热烈的语言运动会；在故事情节上，作家们一反常态，淡化故事以至不要故事；在叙述视角上，多种手法并用，使人目不暇接；在写作立场上，“为文学史而写作”、“为后世而写作”、“为自己而写作”、“为少数人写作”等口号不断闪现，成为一部分前卫作家的宣言。在评论界，各种新的文学样式一出现立刻会得到年轻评论家的追捧，评论家们还介绍国外的各种批评流派，扩大方法，评论界的争议确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这些都显示了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向着独立、自由的审美和自身规律的发展。
    
    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分子从前几次的政治运动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开始变得沉静。之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使知识分子的精神角色变得尴尬，一大批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市场，开始了掘金之旅。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不仅知识分子先前的集体信仰开始解体，而且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趋向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和诗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这一时期的作家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一些作家们不愿意放弃精英立场，仍然幻想文学像80年代那样能够成为时代情绪的代言者，所以不间断地发出对文学失落的婉叹之声，并且就文学的启蒙精神、人道主义立场等进行了广泛、深入且为时很长的讨论，力图使跌入世俗化的文学重新高蹈精英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图书市场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干预，使文学面临艰难的生存困境，不少文学刊物改弦更张，或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作家，包括风头正健的先锋作家，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写作立场、方法、对象，受众，开始大幅度地向传统的现实主义靠近，向中国传统的阅读经验回归。文学在艰难地选择中。
    
    大众文化的高涨和冲击是纯文学更大的竞争者。大众文化以其世俗化、“人性化”、功利化、实用化、消遣化的特点和解压功能，很快占领了原来是纯文学地盘的书摊、报刊、图书馆和私人空间。大学图书馆里文学期刊读者锐减、大学生对大众文化期刊的钟情以及知识分子私人空间里也充斥着大众文化读物等现象，正是这一时期文学受到冷遇的明显表征。对人的欲望化的关注，对文学的功利化的需求，使这一时期的文学终于迈出商业化写作的脚步。这一时期，作家们很少再像80年代时抱怨读者的水平差，而读者反过来抱怨文学离时代太远、离生活太远，读者有抛弃文学的义愤。如果说80年代是文学引导大众的时代，那么90年代开始，就是大众和文学双向选择的时代。很多作家在写作时，打起了具有明显市场标签的内容，如那时人们对性和身体充满了好奇，于是作家们一窝蜂地写性，不但年轻作家大胆地写，传统的老作家也耐不住性子赤膊上阵，稍后的美女作家集体亮相，更如火上加油。现在看来，1993年的陕军东征和此后的长篇竞写潮，与性革命，新历史叙述，女性主义写作都有密切关系。《废都》、《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上海宝贝》在整个90年代都极具争议性，《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也为很多人津津乐道。不可否认，《白鹿原》开篇性描写有吸引读者的市场写作心理，但并不能就此断定这部大著是迎合市场的写作。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女性主义作家群的崛起，她们大多以写泛化意义上的性、展示性别意识，身体意识，私人空间为特征。出版商动辄以某女性作家“袒露残酷青春”的宣传语撼动读者。但是，必须看到，在市场的磁力场中，作家们不得不改变写作策略，但许多作家走曲线的路，却并没有迷失方向。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选择比前几个时期都要复杂、矛盾，真正了不起的文学并没有放弃其精英立场，但其表现方法却向大众文化倾斜。
    
三
    
    2000年前后至今，被称为新世纪文学，它是中国文学进一步面临新的选择和被选择的时期，这一时期与前几个时期相比，外延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复杂。
    
    一是文学的世界化色彩越来越浓，中国文学在慢慢地向世界文学靠近，融汇。事实上，中国文学的这种选择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我看来，80年代是向世界文化和文学学习的时期，而且这种学习是比较全面的，影响是重大的，从哲学观念到艺术技巧，从把握世界的方式到精神价值取向，中国作家无一放过。说中国文学只是学习借鉴其技巧，并不接受其世界观和哲学基础，这说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之谈。就文本来看，它突出表现在先锋文学中。鲁迅先生的“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在先锋作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实践。有人说，没有开放，没有向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学习，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学，不是没有道理；还有些外国文学翻译家骄傲地说，正是他们在实际上引领着文学的新潮，翻译家的语言甚至已经严重地融化和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风，部分的事实也确乎如此。我们会在不止一部中国作品的开头，读到对《百年孤独》那段著名开头的模仿和改写。所以，不夸张地说，近100年来西方文学的思潮在新时期30年文学中被中国作家一一模仿或借鉴过了。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这近30年一样，组成了一个光辉闪耀的星群。中国的文学再也不是独自一统的文学江湖，再也不可能用一种文学的传统来搞大一统了，它已融入了世界文学之林。然而，细究一下，我们发现2000年之后，中国作家已基本从模仿和自我迷失中挣脱出来，变得冷静，变得自信。中国作家在国际舞台上开始活跃了起来。尽管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的作家离我们公认的那些伟大作家还有一些距离，但是，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忽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二是文学在市场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正在进行艰难的选择与蜕变，它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俯就一些东西，这也许将影响到它未来的文学史评价。市场往往与城市相联，而市场化和城市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欲望化的别名。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市场和出版业进一步放开，文学再次面临被市场挑选的尴尬局面。如果说90年代作家们面临市场化还有所坚守的话，现在坚守变得越来越难。每一个成名作家的新作品面世，伴随的必然是大量非文学因素的掺和，而每一个新作家的突现，必然会有让人惊讶的市场运作方式。我们似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从容地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是因为一些骇人听闻的噱头促使人们去看某部作品。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加速滚动的时代，由于外力的催促，作家们似乎已经来不及深思就匆匆起笔了，由使我们看到，虽然每年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数字让人惊愕，但能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大作品实不多见。这也是我们承认在文明程度上，在全民文化素质上，在文化软实力上，在作品的规模，数量，影响力上，现在确乎是历史上最强的时期，但在文学的审美高度上我们却不得不保持谨慎评价的根本原因。
    
    三是信息化、网络化、影视热对传统文学样式的冲击，使文学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迫使作家们重新认识文学的性质和功能，考虑自身的适应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网络和影视媒体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很多作家已从过去熟悉的传统纸媒体渐渐向新型网络媒体过渡。过去，作家对影视不屑一顾，现在，凡作家大都渴望“触电”，以扩大影响。网络兴起后，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大量的草根和文学爱好者都通过网络实现着自己的作家梦，而他们本来是忠实的读者。网络实现了人人可以成为作家的梦想，于是，很多新人在网络上崛起，其吸引力并不比职业作家差，原来的作家处于矛盾、犹豫和尴尬中，他们既不愿与不可计数的网民混在一起，与之一起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并被淹没，又不能不重视这一目前最为快捷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力。前几年，作家们拒绝网络，拒绝博客，现在，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博客，都不敢轻视网络。特别要指出的是，70后和80后作家群几乎都是网络捧出来的红人，他们与网络已经难舍难分。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他们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文学方式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习惯方式，同样也会变为传统。但这显见的未来，却使许多传统的作家不能不感到告别昨天的痛苦，幸好纯文学还有一片虽然日见边缘却依然存在的天地。
    
    四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思想道德文化价值的选择问题，同样为这一时期文学选择的最大难点之一。也许我最后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最重大的。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转型时代，不仅作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使得中国的道德文化生活正处在碰撞、解构、重构的历史性构造运动中。作为表现人的文学，面临一系列文化难题。比如，什么是信仰？中国人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信仰？传统的以儒家精神为中心的价值观还能存在多久？什么是女权？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应该怎样书写？怎样看待中国的历史？中国当下存在的本质是什么？作家还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立场吗？如此等等。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些不光是中国人的难题，而且是世界性的难题。不管多么困难，文学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些价值立场上作出选择。近些年来，不断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在国家大是大非面前失语的状况。一些作家辩解，沉默也是一种发言。还有一些作家，在写作中过多地宣扬恶、冷血、仇恨、暴力，从中看出，有的作家在价值立场上还没有站在人类的正面，这是需要警惕的。
    
    总之，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不足，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在拓广，文学的功能在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变得多种多样，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越来越解放，作家队伍的构成层次也丰富起来，这些皆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这30年，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
    
    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有一种精神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自由和独立的存在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守持。
    
    但我一直在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形态或隐或显，时有遮蔽和干扰，但不失其主潮的地位。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是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那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也是我一贯的观点。